内蒙“揭批查运动”实录——《内蒙文革风雷》节选

内蒙“揭批查运动”实录——《内蒙文革风雷》节选

整理者按：本文节选自高树华、程铁军合著《内蒙文革风雷》（明镜出版社2007年出版）“揭批查运动”相关章节，现以《内蒙“揭批查运动”实录》为标题集中发表。【注：……】为原书所附注释。整理时对与本主题或史实无关的相关内容略有删节。

第一章、走出牢狱大门

1993年8月4日，我乘坐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班机，俯冲过云层，颤抖地降落在蒙古国的乌兰巴托机场。当我独自提着行李，跨出机场大门时，发现一头奶牛正在门口悠闲地吃草。异国风情令我新奇，也让我伤感，阵阵酸楚涌上心头。十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刻骨铭心。那也是这样一个酷热的夏日，我，一个文革政治犯，结束了近六年与世隔绝的囚禁生活，步履蹒跚地跨出监狱大门，等待另一种惩罚。

十年后的今天，我走出国门，渴望在别样的环境里，在较为自由的空间，得以从不同角度去思索人生价值。激动之下，我习惯地拿出日记本，写下“1983年7月25日”几个字。

一、免于起诉
1983年7月25日，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简称“呼市”)看守所，一个拘审未决犯人的地方。
　　
三筒三号的九名犯人刚刚睡醒午觉。号内闷热无比，我和两名年轻刑事犯光着上身，坐在地板上，往一本旧杂志上粘贴报纸上剪下的资料。当我们刚把一张马克思威严的印刷像贴好，号道里传来犯人最敏感的钥匙链的撞击声，今天不知打开哪间号门。
　　
脚步声在我们的号门前停住，小门打开，一张熟悉的脸从小门闪进号内，是看守员小谢。他呲着牙对我说：“真稀罕，提审你啦!”小谢是土默特左旗兵州亥公社的下乡知青。1979年秋，我被拉到那个公社批斗时，他站在会场一角把全过程尽收眼底。“你那天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没把主持批斗会那些人放在眼里。老乡们说，看人家高树华，真是条汉子，不稀正眼瞧公社那群土鳌。”我成了他管辖的犯人后，他常向我提起当年的事。

我心里明白将发生什么，一个多月前，6月15日，内蒙党委常委会决定释放我，因为我的事惊动了胡耀邦、邓颖超两位大人物，否则我终将会成为狱中之鬼。
　　
久居幽暗潮湿的牢房，乍见阳光感到十分刺眼，双腿沉甸甸的。看守所围墙边的灰色大门，愈来愈近了，我心里默读着提审要通过的程序。我记不清有多少次被勒令站在灰色大门内三米线上。满脸敌意的武警会冷面怒问：“多少号?”
　　“99号。”
　　“大声点，你是不是没吃饭?”
　　“99号。”我加大声音。
　　“站好!”几秒钟后放话：“走吧!”此时，我才能跨过白色油漆涂的警戒线。
　　今天，守门战士满脸笑容，没问囚号，挥手让我出门。走出大门，便是看守所外院——人间自由天地。
　　灿烂的阳光下停着几辆闪光的小轿车。员警们停下手中工作，坐在荫凉处像乘凉又像等待着什么，我看到一片充满笑意的热脸。五位市检察官陪我进入一间审讯室，开始宣读呼市中级人民检察院判决书。判决书中列举了我在文革中曾写过若干张大字报等轻微“犯罪”事实，笔锋一转说因认罪态度好，免于起诉云云。
　　
原本，我的案件经检察院反复调查后认定为“不予起诉”，但当政者为了“平衡”，大笔一挥把我的级别高抬一格为“免于起诉”。我在以往数次提审中，由于拒不认罪被指责为态度最恶劣，今天反以认罪好而被释放。我实难接受如此露骨的文字游戏，我还是我，我没有罪，我不能签字。五位检察官中有几位与我打过交道，其中一位较年轻的，似乎看出我的心思。他直率地对我说，眼下最重要的是先去治病，接着他指了一下窗外。
　　
透过打开的窗户，我看见一个穿着白色短衫的十四、五岁的少年正把篮球架横档当作单杠，上下翻卷，那正是我五年多未见的已长大的儿子。球架旁小块遮荫下站着我的妻子。她太瘦弱了，随时可能被风吹倒，她凝视着我这个方向。我无法看清她那企盼的目光，却能感到她此时此刻的心情。我的心立刻充满了泪水，全身热血沸腾。当我已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时，我的人格犹存，正如我当初拒绝在逮捕证上签字一样，我同样不愿在这样的判决书上签字。但是，当我看见妻子、儿子后，我的身心瘫软了，与亲人尽快见面的强烈愿望催动我违心地在“免于起诉”的判决书上签了字。签字时，心里掠过一个意念——向人们讲述真实的一切。放下签字笔，我直奔篮球架，在蓝天白云下，我双手紧紧搂住亲人。身后响起鼓掌声，那是关心我命运的员警们发自内心的人性关怀。他们的职业是对我们秉公办案，他们是些好心人。

人们拥过来和我握手，其中一位不穿警服的人抢着拉住我的手说：“快走，那边云书记正等着和你谈话。”我认出他是呼和浩特市委副秘书长王林。

　　二、市委书记一挥手
从宣读判决书到签字，仅瞬间，我从敌人回到了人民的行列。在树阴掩映的一间办公室，我有幸被市委书记云治安接见。

1975年我任市委书记时，云治安为市委副书记。今天，云治安已升任市委书记，成为内蒙古首府命运的主宰。我俩勉强碰了一下手，他单刀直入地说：“这次审查时间长了些，但搞清楚了还是好事。组织上没给你刑事处分，决定给你行政处分——开除留用一年。这算是正式通知你。”
　　
他望了一眼窗外，稍停几秒后接着说：“当然，这个开除留用的本意不是要开除你公职，而是要留用，总要给你一碗饭吃，当然啦，你的党籍就……那个了。”说着，他的右手从桌面上抬起，向下一挥，我的23年党籍便结束了。
　　
我至今不知，把我清除出党的手续是谁为我办理的，又是谁代我在开除党籍的文件上签的字。此时，我还没料到，当局对我惩罚后，仍把我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出狱后20年，我一直在公安机关的监视中，这是20年中，我听到、看到、感觉到的事实。当然这是后话。
　　
云治安接着以安慰的口吻说：“你有学问，又年轻，能干好多事，当官也没球意思。球，你已经当过大官了，还不是那么回事。我马上要退休了，该回家了，和你一样没官职了。干了几十年，最后还得回家，球!”
我感到他谈自己退离官职的几句话还是真实的。像他这种靠资格，熬年头当了共产党大官，一旦失去官位和权力是非常痛苦的，他不断用“球”字来宣泄无奈和遗憾。“球”是中国北方农民常用之词，意指男性生殖器。在云治安这代官吏中，该词可用来表达多种情绪，可骂人，亦可抒情，有万能之用。我们的谈话就是以这个内涵极广的感叹词结束的。

三、员警在我家上班
下午五时，我乘着市委的一辆北京吉普回到阔别五年八个月的家——呼市新城南街，内蒙教育学院内的三间平房。迎接我的是长我9岁的大哥和9岁的小儿子。
　　
这五年多的最大痛苦不是自己的遭遇，市委书记的一挥手也在预料之中我并不太在意，我最大的痛苦是失去了母亲。1981年1月8日，她永远离开了我。全家人清楚，我的遭遇让母亲长期心郁不舒，最终引发亚急性肝坏死而早逝。我跪在母亲遗像前，除了自责，还能怨谁呢?我对正义和公正早已失去信心，但愿今后能平安过日子，让老父颐养天年，让年幼的儿子长大成人。
　　
由于长期监禁，很少见阳光，我的身体十分虚弱，一时无法适应外面的生活。出监后第二天，我病倒了。被捕以来，全家靠妻子微薄的工资勉强维生。有时要靠岳母和朋友周济。眼下囊中羞涩，医院是去不得的。幸亏几位医生朋友诊断我是一般性的肠胃感冒，给几副小药也渐渐好了。
　　
两天后，一位自称姓苏的派出所员警开始在我家“上班”。早八时刚过，他必来；下午二时刚过，来值下午班，准时到晚上六时下班。苏坐在墙边的椅子上看我小儿子的连环画册，一本接一本，看过一遍后，再翻第二遍、第三遍……。苏员警显然是上门“钓鱼”的。妻子第二天上班后，立即电话告知朋友，家中有“情况”，大家勿来探望，并让朋友互相转告。此举起到立竿见影效果，苏在我家上班三天，未钓到一条鱼，沉不住气了，自言自语：“哎，怎么没人来看你?”我装作没听到，不予理睬。
　　
第四天下午，苏有了第一次收获，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在看守所时，认识了原呼市交通局政治部主任田明(化名)。他因“内人党”案件被捕，关押一年多释放。这天，他头戴草帽，顶着烈日，满脸通红地突然进了屋。田的来访，让我惊愕片刻，之后，迅速想好应急方案。我请他坐下，自己有意背对苏，先入为主地对田明说：“老李，这么热天，你来做什么?”老田一听我这样称呼他，十分诧异，我忙用眼光示意身后，田立刻反应过来。我又问：“你们建筑公司现在有活干吗?你身体好吗?家里人还好?”我连珠炮地问话，为的是堵住田的嘴。田连连说好，并解释：“我是跟着拉水泥的车出来的，顺便看看你。外面车还等着，过后再谈吧，今天看你还好，我放心了。”田说完，快步离去。
　　
田刚出门，苏便问我：“他是哪个建筑公司的?叫什么?你和他什么关系?他住在什么地方?”　　我与苏周旋：“是华建的，还是市建的记不清了，叫李什么也忘了。我从来没去过他家，不知住在哪儿。我和他好像在朋友家认识的，这个朋友是谁，忘了。”
　　
苏问几遍，我就如此回答几遍。我暗暗告诫自己，需要小心，更要耐心，决不能殃及池鱼。为此事，苏所在的派出所、新城公安分局及呼市公安局，不知投入了多少警力，查了多少天，仍无答案。当苏再次盘问我时，我拒绝回答。
　　
顶牛这天，我初中一位同学，在回民区公安局任职的宛清来看我。他和苏很熟，看到苏正在座，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宛和我寒暄几句，就拉苏站在院内嘀咕了几分钟，随后一同离去。
　　
从此，苏员警不再来家“上班”。我们全家仍很小心，对公安机关的现代侦察手段有防不胜防的感觉。
　　
八月中旬，我的大儿子因病住进内蒙医学院附属医院。那时，我妻子上班，我担负全部家务，除买菜、做饭，还要给儿子送饭。一天中午，我骑车去医院送饭，路经新华广场时，遇到呼市二中教师杨永俊。杨原是内蒙师院(现在的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文革时是四年级，井冈山兵团负责人之一。毕业后分配到二中任教，1976年清查中，被列入呼市教育界重点人物。杨对我以老师相称。我怕饭凉了，只和他简单聊了两三分钟话，便匆匆告辞。当晚十点，一位有资格参加呼市常委会的朋友，急慌慌敲开我家的门问我：“你今天一共出去两次，有两次路过新华广场，还和二中杨永俊说话，对不对?”
　　
我一算，很准确，急忙问他：“怎么啦?”
“市委那帮人认为你出监后很活跃，市委书记发脾气了，说准备再把你送回看守所。你要好好安排一下，尽量少出门，避避风头。”朋友走后，全家人商量，只能让儿子出院，回家治疗。今后外出买东西之类的事，由父亲代劳。平时，老父亲在门口挡驾一切来访者，我缩在家中，尽量不出院。
　　
几天后，那位朋友电话告诉我妻子：“有人天天向市委报告你的情况，说这几天不活动了。看来危险过去了。”
至今，对现代监视技术一无所知的我，仍在愚钝中，当局如此准确记录一个已被释放的人的日常起居，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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