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

19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拉斯克和格林认为语言是了解民族起源及其远古历史和亲缘关系最重要的工具。

格林：“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他又认为语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证明民族的历史，语言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碑铭。

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库恩利用语言的历史比较重建原始印欧人的神话和宗教。

皮克特从印欧语的证据中找到雅利安文化的基本特征。

希尔特通过原始印欧语中的同源词推断印欧人的原始故乡及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

在整个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把语言当作使用它的民族及其史前史研究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料。

自觉吸收并充分运用语言学理论、观点、方法、材料进行民族研究，是现代民族学的重要特征。

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史学家摩尔根在其划时代的民族学巨著《古代社会》中就运用了大量语言学资源。

美国民族学之父博厄斯和他的学生萨丕尔及同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既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又是极有造诣的语言学家。

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学家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和分析方法应用于民族学研究，从而创立了本世纪中期风靡西欧的民族学结构主义学派。继之而起的认识人类学仍以雅可布逊的理论为基础，着重于对不同民族语言中色彩词之研究，使结构主义学派向更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而人类学中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更是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论和雅可布逊的音位结构理论为模式，把一切文化现象作为符号蓝本来理解，使符号论从语言学理论扩大为适用于一切文化领域的共同理论。至于象征人类学的建立，也主要是移植语言学中象征和隐喻语义分析理论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