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内蒙古“造反派”与内蒙古军区的冲突

——“文革”中军队向学生开的第一枪 -- 吴迪/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1967年初在内蒙古军区大院门口军队与“造反派”发生了冲突，一名军官奉命开枪打死了一个学生。这是“文革”中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的第一枪。分析这一事件的真相有助于了解“文革”中军队奉毛泽东的命令“支持革命左派”、镇压群众的经过。“文革”并非由“四人帮”一手遮天、操纵始终，军队介入地方政治的严重负面效果也不是“林彪集团”的独自作为。本文所记述的这个事件是了解“文革”史当中长期以来被刻意遮盖的部份的一个重要“窗口”。几乎可以说，由于缺乏对这类真相的了解，中国人对30多年前的历史其实所知甚少，即令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也往往如此。

　　一、1967年2月5日发生在呼和浩特市的“韩桐事件”

　　1967年2月5日中午，数百名内蒙古学生“造反派”“呼三司”的成员以及工人“造反”组织“河西公司8.18”的成员聚集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军区大院的南门外静坐，抗议奉命以“支左”的名义介入、控制地方政治的内蒙古军区镇压“造反派”组织，当时周围还有上千的围观者。一个20多岁的学生拿着扩音器带领大家呼口号：“强烈要求军区检查错误！”“刘昌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军区大院里一片沉寂，原来堵在门口的军用卡车已撤离，卫兵居然也无影无踪了。在军区办公大楼前筑起了临时工事，持枪荷弹的士兵无声无息地蜷缩其后，主楼顶上还架起了机枪，对准门外静坐的“造反派”。大院外“河西公司8.18”的工人中有不少人当过兵，凭经验觉得军区很可能要采取行动了。

　　中午12时15分，一名军官右手插在裤兜里，径直从军区办公楼里出来，到大门口朝那个带头喊口号的学生喝道：“不许胡喊，这是军区！”学生回答：“就喊！”军官威胁道：“再喊就毙了你！”学生的回应是：“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此时，那军官突然从裤兜里抽出手枪，对着这名学生连开两枪，学生应声倒地，鲜血从前胸泊泊涌出。那个开枪的军官将枪放回裤兜里，若无其事地回到主楼里。

　　军区大院门外顿时乱成了一团，“军区开枪了！”“打死人了！”“呼三司”的学生们奋臂挺胸要往里冲。而在军区大院的主楼里，内蒙古军区负责人向埋伏在临时工事里的士兵们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士兵们精神振奋、摩拳擦掌，准备在镇压学生中立功受奖。但是，大院门外“河西公司”的工人“造反派”站到了第一线，一面高喊：“不要上当，这是阴谋！”一面拉起手来一齐向后退，阻拦住背后向前涌动的人群。最后军区门外愤怒的人们止住了脚步，而军区主楼里却传出了一阵失望沮丧的咒骂声。

　　这就是1967年初震动内蒙、影响全国、甚至引起外蒙关注的“二·五韩桐事件”。3个小时以后，那位学生伤重死亡。他的名字叫韩桐，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四年级学生，托克托县人，学生组织“呼三司”的成员。医生从他的肺部取出一颗手枪子弹，诊断结果是，子弹打穿肺动脉，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开枪杀人者是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

　　这是“文革”中军队向学生开的第一枪。这一枪标志着军队奉命介入“文革”的恶果初次暴露；这一枪也显示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在他们制造的“文革”混乱中的左右失据。毛既想通过煽动“造反派”达到打倒政敌刘少奇及其支持者的目的，又怕“造反派”因争夺政治权力而互斗、造成局势失控，只好动用军队介入“文革”中的地方政治，依靠军队来收拾乱局；然而这又陷入了新的两难局面，让军队去控制局势相当于把军队当作“消防队”来用，但让军队在“支左”中介入“文革”中群众组织之间极其复杂的派系冲突，则无异于放手让军队在这样的冲突中“纵火”添乱。中国社会经过了“文革”前17年的意识形态高压和“阶级斗争”鼓动之后，积蓄了巨大的反体制、反秩序的能量，这些能量的形成是社会心理长期被扭曲压抑、群体情绪极度紧张化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能量当时只能通过迎合政治气候的形式（忠于毛、忠于毛的“革命”路线）变相地释放出来，于是彼此对立的群众组织以及准备镇压“造反派”组织的军队，都喊着相同的“忠于毛主席”的口号，彼此却怒目相对，甚至刀枪相向。

　　二、军队该支持哪派组织“夺权”？

　　1967年1月上海市“造反派”在“一月革命”中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大为赞赏：“《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都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月9日和16日，毛通过《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向全国的“造反派”发出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毛泽东号召的这股“夺权”之风立即刮到了内蒙古，“造反派”组织纷纷闻风而动。1月6日，《乌兰察布报》社被造反派夺权，报纸更名为《重要新闻》。1月11日，《内蒙古日报》社也被夺权，报名暂定为《东方红电讯》；夺权者是报社内部的“造反派”，他们与学生“造反派”组织“呼三司”、工人“造反派”组织“8·18”、机关干部“造反派”组织“党委红旗”声气相通。“造反派”控制的《内蒙古日报》新版准备于1月23日问世。然而，就在1月22日下午，千余名立场保守的“红卫军”组织、“工农兵”组织成员在报社内的“保守派”接应下，冲进《内蒙古日报》社准备接管，要把报社的权力从“造反派”手里夺回来。这些人破坏了印刷设备，甚至动手殴打报社的工人。呼和浩特市的“造反派”组织闻讯赶来，由工学院的“井冈山”组织一马当先，围住“保守派”，先是舌战，继而打人、砸车。“保守派”因寡不敌众，不得不撤退。正当“造反派”们庆贺胜利之际，军队也介入进来了。

　　1月23日凌晨，一连全副武装的军人闯进报社印刷厂，带队的内蒙古军区群众工作部副部长高碧当即宣布对报社实行军事接管，报社的所有门口全站上了士兵，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只许进不许出。报社内部的“保守派”组织立即挂出巨幅标语：“坚决拥护解放军接管报社！”。而“造反派”则怒不可遏地上前质问：“为什么军管？”“奉谁的命令？”高碧的答复是：“我们奉军区的命令而来，军事接管就是军事占领，一切听从军区的指挥。”内蒙古军区是根据“保守派”的消息决定采取行动的。22日晚6时，从报社逃离的“红卫军”和“工农兵”组织的“头头”到军区求援，晚11时军区黄厚副司令员接见了他们。军区党委认为情况严重，决定请示中央军委。“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回电指示：“一定要调查清楚情况，情况不明，不宜轻易表态。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军队不得动武，可以出面调解。”根据这一指示，军区党委命令高碧先去“工农兵”组织的总部了解情况，“反夺权”失败的“工农兵”组织向高碧提供的自然是一面之辞。高碧随后带着部队来到报社，现场当然是一片混乱，根本不可能“调查清楚”，事实上也不可能识别谁是“真正”的“革命左派”。

　　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希望把中国变成一个军营式的“大学校”。但事实上军队心目中的“左派”与毛心目中的“左派”往往是两回事。无论是从观念、出身还是从社会地位的角度去看，军队都很容易与“保守派”组织结成天然的盟友。军队是党的工具，当然支持那些主张维护现存秩序的“保守派”组织；那些主要来自农村、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军人，显然也比较容易接受“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教条和对领袖及执政党的愚忠思想，更习惯用成份、出身、政治面貌以及对党和军队的态度来衡量群众组织的“好”、“坏”。恰恰是“保守派”组织的成员、理念、行为，最接近军队的信念，因此，军队很容易把“保守派”组织认定为“真正”的“革命左派”。于是，介入“文革”中地方政治的军队就成了“造反派”组织批判的对象。在《内蒙古日报》“夺权”事件中，“造反派”的批判矛头首先指向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刘昌。

　　1月23日晨6时，“造反派”组织把刘昌请到《内蒙古日报》社，与之辩论。刘昌再三对“造反派”解释：这次行动是“来保卫工厂”、“怕发生冲突”。由于报社内的“造反派”群情汹汹，刘昌不得不下令部队撤离报社。但“造反派”仍然与他继续辩论。这场辩论从《内蒙古日报》社转移到了内蒙古师院“造反派”组织“东纵”的会议室，13个内蒙古的“造反派”组织和北京清华大学著名的学生“造反派”组织“井冈山”的代表，要求刘昌承认“三点结论”：第一，军管名为“保护机器”，其实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如此做；第二，军区支持“保守派”，打击了“造反派”；第三，这次错误的性质是军区与“保守”势力相勾结，镇压“革命群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过长达数小时的辩论和争执后，刘昌不得不承认：此次行动没有调查研究，没有依靠报社内部的革命同志，没有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办事，犯了错误，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批判。刘昌表示：“这次派军队，在客观上，实际上是从精神上镇压了革命造反派，犯了政治立场错误。”刘昌认错之后，“造反派”组织决定：要成立调查组，弄清事件真相；同时责令内蒙古军区的负责人于1月24日下午2时到《内蒙古日报》社做检查。

　　三、军民冲突的升级

　　从《内蒙古日报》社撤兵以及刘昌认错并不意味着此事件的结束，军队既已介入地方政治，卷入了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就把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转化成了军民对抗，于是一系列事件接踵而来。内蒙古军区先出兵后撤兵，于是“造反派”组织抓住此事逼迫军区正式公开认错；而手握重兵的内蒙古军区则刀枪相向，严阵以待，以强压弱，拒不让步。面对军队对民众的武力高压，“造反派”起先是请愿求见，然后又静坐抗议，同时大举哀兵，争取舆论和中央的支持。从1月25日开始直到2月5日韩桐被军队杀害，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冲突发生。

　　虽然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刘昌1月23日在“造反派”的压力下被迫承认了上述“错误”，但内蒙古军区党委立即推翻了这一说法。1月24日下午内蒙古军区党委开会，与会的军区党委会成员黄厚、王良太、刘昌、张德贵、王勇成、蒋文奇等人统一了认识，做了两项决定：第一，暂不检查，因为真相不明；第二，出兵、军管、撤兵都是正确的，是为了保护报社和工厂，并没有支持哪一派。因此，军区拒绝按照“造反派”的要求到报社作检查。

　　随后，内蒙古军区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采取了一系列激化军民矛盾的措施：军区各单位人员严守岗位、昼夜值班，进入战备状态；将集体收存的枪支弹药全部发还个人，没有武装的工兵、测绘队员、退休干部也一律武装起来；军区作战部增派2个连，加强后勤部和司令部的保卫工作；下令4931、4925、4754等部队的5个连向呼市秘密集结；动用驻呼市部队的5个连，接管重点单位（如呼和浩特铁路局、电厂、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等地）；出动11辆宣传车上街宣传，组织军区政治部人员到待命的部队中进行反对“造反派”组织“呼三司”的宣传工作；向下属各军分区发文，进行形势教育，并大量印发宣传品，介绍“呼三司”“反党乱军”的“罪行”；指示“保守派”组织派人到全国各地说明“真相”；由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赴京向中央军委汇报。

　　内蒙古军区党委向中央军委的汇报材料说：“呼三司”、“8·18”等“造反派”组织“反党乱军”，“死保”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负责人高锦明、权星垣、李质等人，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造反派”组织成员的政治成份“复杂”，混入了各种“阶级异己分子”，其成员的60%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受高锦明、权星垣、李质等人操纵，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组织”；而“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等群众组织则多由工人、农民、复员转业军人、下层干部组成，“出身好”、服从领导，是“革命左派”组织。

　　就在1月23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出笼源于毛泽东对安徽两派群众组织冲突问题的批示。毛指示林彪：“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但是，谁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呢？他们的对立面属于什么性质？如果“革命左派”冲击了军队，又该怎么办呢？毛泽东对此似乎也不甚了了。

　　1月28日，中央军委又下发了由林彪口授的“军委八条”，其中包括一系列“不许”、“不准”、“不得”等严令。这个文件第1条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第5条则规定：即使是左派，今后也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内蒙古军区得此“令箭”，大受鼓舞，对“造反派”组织的态度更加强硬了，军民冲突也随之升级。一旦军队介入地方政治并被授权镇压民众，就必然会以对敌作战的姿态，将手无寸铁的民众视为“敌人”而大打出手，直至酿成军队杀人的血案。

　　内蒙古“造反派”组织从2月2日凌晨开始，在内蒙古军区大院外连续静坐64小时，到2月4日晚6时仍得不到军区的答复，于是组成了“见刘昌百人代表团”求见刘昌，要求军区于10分钟内答复。军区置之不理，于是该“代表团”举旗列队进入军区大院，刚进门20多米，便有数百名武装军人将队伍冲成几段，对“造反派”组织的代表施暴。这些军人数人对付1个请愿代表，拳打脚踢，挥舞皮带，用枪托猛击；有的军人抓住女性代表的头发往地上按，有的拉着倒地者的手脚往外拖；一位女学生被几个军人追打，打倒3次直至昏死过去；一男学生被反扭双手，边抽耳光边拉入室内拷打，拍照后又被推出门外；连军区干部的家属小孩也上前助威，扬沙土、扔石头。面对军队的以强凌弱，“造反派”成员只能高声斥骂，“反革命”、“不拿枪的敌人”、“中国人民的败类”、“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呼喊此起彼伏。

　　求见刘昌的第二、三、四批“造反派”代表被押到军区大楼内，楼门口和每层楼的楼梯上都站着全副武装的官兵，“代表”们每进一道门、每上一层楼都受到拳打脚踢，最后被关进了军队临时设置的“审讯室”。军人们反复喝斥：交出头头来！谁是你们的黑后台？而自认为奉毛泽东“造反有理”号召的“代表们”则个个大义凛然，以高唱《国际歌》、高呼“毛主席万岁”来回答军人的审问。恼羞成怒的军人们对着“代表们”架起了机枪。这种场景与中国民众在以往充满了意识形态宣传色彩的电影中非常熟悉的镜头极为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大义凛然的不是“中共地下党员”或“抗日游击队员”，而咆哮威胁的也不是国民党特务或日寇；相反，对抗中的双方是同“为毛主席而战”的“革命造反派”和“人民子弟兵”解放军。据不完全统计，从2月4日晚6时至2月5日凌晨2时，从军区大院抬到医院的“造反派”重伤者达20人之多。

　　在此期间，架着机枪的军方摩托车在呼和浩特市的街道上巡逻，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彻夜不停，“保守派”组织则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军队枕戈待旦，重要机关的门口都设立了武装岗哨，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笼罩在恐怖和疯狂之中。

　　2月5日清晨，受到重创的“造反派”重整队伍又在军区大院的门口聚集，而小露锋芒的军区则森严壁垒，一片死寂。上午10时，军区向“造反派”颁布了3条命令，要求其撤离军区大院的门口，否则后果自负。而“造反派”则继续在门口静坐。中午12时许，发生了本文开头描写的军队杀人事件。韩桐中弹倒下后，虽然“呼三司”的学生们要往里冲，但“河西公司8·18”的工人造反派拼死拦住，这才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流血惨案。

　　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开枪射杀学生韩桐一事并非偶然，而是内蒙古军区的阴谋，目的是通过无端杀人而激怒学生，一旦愤怒的学生冲击军区，就让军区有了大规模开枪镇压的口实，从而可一举剿灭与军区对抗的“造反派”组织的成员。这已为军区官兵私下的言论所证实。例如，看守被军区拘压的“呼三司”学生的一名军人对被捕者说：“我们真佩服你们的策略，打死韩桐那天，你们不冲，如果冲的话，机关枪一突突，两千个也死了。”另一个军人纠正道：“甭说两千，就是三千也玩儿完。”又如，内蒙古军区副司令黄厚半个月后在北京谈判时曾表示：“当初呼三司冲军区时，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是没机会动手，如果把他们干掉了，现在省了多少麻烦！”显然，内蒙古军区的负责人认为，开枪杀死一名学生后，“呼三司”的其他学生肯定会冲击军区大院，这样军区就可以用“军委八条”为理由，将“造反派”组织的成员杀一批、抓一批。但工人“造反”组织成员的冷静应对使内蒙古军区制造大规模血案的阴谋破产了。

　　四、中央调查内蒙古军区制造的血案

　　内蒙古军区大院门口杀害学生的两声枪响惊动了北京。1967年2月6日，即柳青开枪的第二天，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了特急明码电报。全文如下：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均请军区转）：

　　在内蒙古军区发生的事件，应该立即停止，事态不要扩大。请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四方面各派3-5名代表来北京商谈解决。我们于2月6日派飞机来呼市接你们的代表。据悉，军区周围有一师范学院同学中弹致死，如确，应严追凶手和指挥者，查出后应予法办，并向死者家属致唁和予以抚恤。

　　该电报发出的第二天，“呼三司”的小报将其全文转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电台立即播出消息：内蒙古军民冲突，一学生中弹致死。这一事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

　　2月10下午，周恩来、萧华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召开了内蒙古“四方”（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三司”、“红卫军”）代表的会议。当周恩来追查开枪杀人事件时，内蒙古军区矢口否认自己的责任，于是周恩来决定立即派内务部部长曾山带法医赴呼和浩特市调查。2月12日，内务部部长曾山率调查组抵呼和浩特市验尸，查明死者乃被军队的手枪子弹射杀。

　　当中央开始追查杀人的责任者时，内蒙古军区主使柳青开枪杀人的将军们害怕了。他们一方面在铁证面前坚不认罪，一方面试图消灭证据、搜集伪证、制造假相、嫁祸于人。军区下令由柳青的下属（一位营职军官）另行组织一个调查组调查此案。内蒙古军区给调查组布置的任务是：一，提供证人，证明军区没人开枪；二，设法证明此案是“呼三司”或“8·18”自己制造的；三，证明那些可能提供案件真相的人是“反革命”、“坏份子”。

　　内蒙古军区准备制造血案之前曾命令军区管理局临时组织了一支担架队，他们中的两个人曾亲眼看见柳青开枪。为了“消灭”证人，在柳青杀人的当晚12时，这支担架队的12名成员被内蒙古军区逮捕，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和笔记本。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他们被秘密审讯多次，每次都伴以毒打。当这些曾参与痛殴“造反派”的军人秘密写信向周恩来求救后，遭到了更残酷的拷打。然后，内蒙古军区以“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将这些军人关入大牢。此外，内蒙古军区还毁坏了柳青作案用的手枪，逮捕了抢救过死者韩桐的医生田光、将韩桐送到医院的司机高交云，甚至监禁了曾传播真实消息的军官家属侯凤英。

　　与此同时，内蒙古军区与“保守派”相配合，全面夺取当地党政机构的权力，继续镇压“造反派”，试图巩固自己的地位。军区参谋长王良太曾私下表示过，当时内蒙古军区为了逃避责任而不得不“全力对付北京”。2月9日，内蒙古军区机关和直属分队的干部、战士数百人在军区门外痛打一百余名“8·18”“造反派”和三军院校的学生。参谋长王良太亲自指挥，将70余人拉进军区大院毒打，然后关进大牢。当天，军区以“机关联总”的名义出动了60余辆卡车，满载持枪荷弹的士兵，在全市武装游行。

　　枪杀事件发生后的2个多月里，周恩来先后8次接见内蒙古各方的代表，厘清事实，调解纠纷。196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当时被内蒙古当地称为“红八条”）。虽然周恩来早在3月13日就下令拘留柳青，可是直到“红八条”下达后，柳青才在内蒙古军区负责人歉疚的目光中迈进“监狱”的大门。然而，在拘留场所的“牢房”里，柳青不但可享用烟酒、糖果，而奉派看守他的战士们则时常陪他下棋、打牌。

　　内蒙古军区主要负责人制造了枪杀案件，事后又千方百计地抗拒对真相的追查，最后，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军区参谋长王良太、军区副政委刘昌、军区党委成员张德贵被中央定性为“反党集团”。然而，“文革”时期军队介入内蒙古地方政治的后遗症并未因此而消失，此后内蒙古的局势一直非常混乱，摩擦冲突不断。这种局面的出现显然与毛泽东利用军队控制局面的决策有直接关系。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3期（总第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