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序

徐友渔
启之著《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内蒙古的大悲剧的真实说明。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对中国人民而言是大悲剧、大惨剧，而内蒙古地区的人民，尤其是蒙古族人民，其悲惨尤为为深重。因为这里除了全国普遍发生的批判斗争“阶级敌人”、“黑帮分子”，不同派别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1967年“二月逆流”中的镇压之外，还发生了所谓“挖肃”运动即清查“内人党”运动。仅据官方公布的数字，这场运动导致“在全自治区共挖所谓‘内人党’三十四万六千二百二十人，刑讯武斗致死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致严重伤残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八人”。虽然后来官方的正式立场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但由于当局不愿意面对历史，特别不愿意承认迫害少数民族的事实，所以关于内蒙古的文革历程，存在许多含混不请、扑朔迷离之处，对于文革中发生的惨剧，存在严重的隐瞒和歪曲的说明。

本书的价值首先在于对内蒙古的文革历史作了忠实的、全面的描述。通过此书，读者不但可以看到文革烈火迅速燃烧到内蒙草原，工作组短暂的领导一切，群众组织的兴起及其派别斗争，1967年二月军区对造反派的镇压等等文革中全国各地普遍发生的现象，而且还能了解到军人公然抗命，周恩来和其他中央大员多次在集会上被起哄攻击，中央下令对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以及把内蒙古肢解成五部分勉强维持领导和控制等不同寻常的情况。中国区域辽阔，民族成分复杂，文革中既有政令高度统一的一面，也有不同地区——尤其是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呈现独特性的一面，启之依靠大量翔实的材料——包括很多一般人无法接触的内部材料、自己亲自采访作的记录——复原了内蒙文革的曲折、复杂、惨烈的历史。看得出来，作者在内蒙的生活经历，他与蒙族各阶层人士的密切关系，对于他的写作，对于他有能力对历史事件的性质做出正确判断，起了重大作用。

本书不但对内蒙文革作了迄今为止最客观和全面的描述，而且为理解内蒙文革提供了相当有深度的历史和背景材料，这包括近代以来内蒙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内蒙民主力量和共产党力量的崛起，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前和之后对内蒙政策的变化，还包括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蒙族共产党首领乌兰夫的态度和处理，尤其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与文革发动同步的“前门饭店会议”——在此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判了乌兰夫的政治死刑——这一切使得读者有可能对内蒙文革作一种透视。本书对于蒙族学生在1981年发动学潮的记载既提供了难得的信息，也为理解内蒙文革的后果与影响提供了线索。

如实地反映悲剧很难，而正确地认识悲剧发生的原因则更难。这种难度的表现之一是，哪怕是那些有亲身经历的受害者，也人云亦云地把悲剧的发生完全归咎于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作者尖锐、明确地指出，扯上林彪纯属胡说八道，“四人帮”和康生固然有责任，但他们都不是悲剧首要的、直接的制造者，真正的元凶是毛泽东，是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本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是毛和中央对以乌兰夫为首的蒙古族干部和群众加上的“民族分裂”的罪名，造成了草原上巨大的惨剧。

根据本书的描写，内蒙文革充分说明，毛泽东和最高统治集团使中国的政治生活活像绞肉机——这也是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说法，除了毛本人，任何人都没有逃脱覆灭的命运。整乌兰夫的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很快垮台，附和华北局整乌兰夫的内蒙党委和军区的干部没有逃脱被整肃的命令，对军人郑维山下令以“征服者”身份入主内蒙的陈伯达和郑维山本人成了“反党集团”成员，“挖肃”运动的直接指挥者滕海清最后落得备受煎熬，甚至在“前门饭店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处理乌兰夫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文革刚开始不久就被列为中国头号和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面对这无可逃遁的大悲剧，作者还是清醒和悲愤地指出：“文革使一切都变成权力祭坛上的牺牲，然而，滕海清等人失去的只是封爵受赏，造反派失去的是青春年华，‘挖肃’的受难者失去的则是生命。”

作者在描写和反思内蒙古的文革悲剧时，彻底摆脱了大汉族主义情绪，他把发生在一些蒙汉族杂居区的暴力事件直截了当地称为“民族迫害事件”，本书不但揭露了内蒙古人民在文革中遭受的政治迫害，而且揭露了蒙古族人民受到的民族迫害。可以看出，民族不幸源于政治的不幸。

人们容易轻率地使用“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我们从未听到对内蒙惨剧有公开忏悔，从未见到公开道歉的情况下，我们怎么相信历史翻到了新的一页？
2007年11月2日
于北京寓所
转自《记忆》第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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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迈克

启之先生的无比详尽的内蒙古文革史终于要问世了，从我首次有幸去阅读那一大捆沉甸甸的手稿的那一刻——那时个人电脑在中国还十分罕见——我就一直默默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这本书的初稿就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你，亲爱的读者，看到的则是一部经过修改、重写以及知性升级的必读的大部头。作者的学识是如此地令人敬畏，以至于我当年不能不选取其中的一部分，竭尽所能将其译成一部未定稿的小册子——《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选于一部尚未发表的历史著作》。作者属名W. Woody。拙译出版后，西方研究现代中国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中国季刊》发表了一篇书评，对拙译做了较高的评价。迄今为止，该书评仍是唯一一篇针对一部“未定稿小册子”而不是正经的“书”登载在《中国季刊》上的文章。这一事实充分地说明了将这一被期待的史书付梓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启之的著作不仅在文革文献上填补了对一个特殊的政治、社会以及民族复杂性地区的空白，而且在中央与地方、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的学术研究方面也具有令人瞩目的贡献。

在中国内外，人们常说，最好的文革研究在海外，因为那里的中外学者都生活在一个很特殊的智力环境——即所谓“西方”。我从来不相信这种说法，启之关于内蒙古文革的著作，以及他对文革与中国电影的关系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欧洲的学者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对“发生了什么”有那样全局性的认知，并像他那样敏锐地分析出“这些都意味着什么”。

毛泽东曾说过，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中瑞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愿望。我想说，回顾历史，我们同样享有另一种共同的渴望：忠实地记录历史，并将其传给后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相信这本书具有难以夸大的价值：它是最具权威的历史，它有经过严谨研究后写出的引人入胜的生动故事，它的实证根据重比泰山。

瑞典 隆德大学 语言与文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