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内蒙古革命委员会

——《内蒙文革风雷》节选
整理者按：本文节选自高树华、程铁军合著《内蒙文革风雷》（明镜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二十六章《筹备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注：……】为原书所附注释。

第二十六章、筹备内蒙古革命委员会
八条下达后，按中央部署，开始筹备成立革委会的工作。中央先让我们去天津学习经验。学习团由权星垣领队，团员有李树德、康修民、我、邵仲康、霍道余。我们一行，在天津受到革委会主任解学恭的接待。乌兰夫停职后，中央原意由解接任内蒙党委第一书记，因他对内蒙的情况比较了解，但他始终没到任。

一，清理废墟
我们下榻原河北大厦，与解学恭一起同我们谈经验的还有胡昭衡的夫人。胡昭衡曾任内蒙党委书记，文革前被调到天津，担任一段天津市长，后任国家药品管理局局长。在津期间，我去过天津大学。天大的红卫兵懒懒散散，毫无生气，看不出文革的情况，只知道这里正打派仗，一派支持李雪峰，一派打倒李雪峰。

回内蒙前，初步拟定了内蒙革委会筹备小组的名单。几位老同志曾找我谈话，让我提提对下一步的看法。我讲了四点意见：

第一，我们的策略是不接受对立派的挑衅。红卫兵不准上街，呼三司要维护大局。第二，要整顿师院，首先从造反派内部开始整顿。第三，要尽快把各地驻内蒙联络站撤走。他们都问为什么，我说根据天津经验，这些红卫兵热情高，但对各单位了解不深，常常各支持一派，引起当地混乱。当然策略要慎重，让客人高高兴兴走。第四，召开造反派政治工作会议，加强纪律件。

对上面诸条意见，几位老同志都非常赞赏。
1967年4月18日，我回到师院。东纵几名勤务员，在宿舍楼挨房间对外单位的同志一个个讯问，把需要继续留在师院的登记在册，经批准发放通行证。本单位已恢复正常的，就劝说他们返回。这本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却引来不少非议。有人认为，造反派胜利了，师院东纵却翻脸不认人，要赶走老朋友。
　　
师院墙外，每天有对立面的汽车游行，用大喇叭不停地护骂。我们的策略是以静制动，广播站只读毛主席语录，院内人员禁止出院。对方看无人理睬，转几圈，骂一顿，就无趣地开走了。
　　
最后一次冲突发生在深夜。对方出动几十辆车围攻师院，学生们忍无可忍，冲出去和他们辩论，有人干脆把他们的气门芯拔了，让围攻的汽车动不了，车胎修到天亮。第二天早晨，师院一位老师在现场拾到一把手枪，我转交给滕办(滕海清在新城宾馆的办公室)，滕办人员判断，军区的干部到过现场。
　　
各项事务中最棘手的，是欢送各地造反派驻内蒙联络站的人员。这些人曾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和我们同甘共苦，给予我们很大支持。我通过个人关系，首先说服了清华、北大和首都三司。我和他们探讨说：“你们毕竟对内蒙各单位不了解。如果你们支持一方，其它联络站支持另一方，就不好办了。”上海二医大【注：全称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隶属于解放军总后勤部，其学员均为现役军人。】的朋友们，在二月逆流中每人几乎都被打、被关过，所以他们不理解，是最晚一批离开呼和浩特的。

造反派政治工作会议，在5月底如期召开。很多组织的负责人，对此大为不解，把政工会称作“鸟会”。【注：“乌”字，等同或者接近于骂人的“吊”字，在章回小说《水浒传》中，黑旋风李逵，是最爱骂这个字的人物之一。】会议上的牢骚很多，什么“现在根本轮不到整自己”，“应该出口气，整整对方”。滕海清、吴涛抓军队，忙得焦头烂额；内蒙党委的领导们，抓各地党政工作，无暇顾及这种会议，所以会议的效果并不显著。

二，可爱的骑五师官兵
五月初的一天，滕海清司令员告诉我，集宁地区驻扎着一个骑兵五师，如果部队出现骚动，对整个局势不利。我明白，集宁处于反修最前线，是战略要地。司令员说，该师师长和参谋长来了，他们说很难做部下的工作，请求派一个了解文革的人去讲一讲。滕办的人问我：“去是有风险的，你敢不敢去?”我说：“为啥不敢去?我随时待命。”
　　
第二天，我带着两位红卫兵，简单准备一下就出发了。按照师部安排，我先给团以上干部讲。这些干部很不客气，提了很多问题。我预先有准备，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几次交谈后，态度趋于平和。接着给排以上干部和战士讲。那一天，我正给战士讲课，从大门外突然冲进一辆汽车，车上是乌盟军分区警卫连的战士。他们在院里大吵大闹，说我做反动宣传，要把我揪出去，我被迫停止宣讲。参谋长虎日乐巴根上台，命令警卫排战士出列，把军分区的人一个个扔回车上，逼他们离开会场。半路杀出程咬金，教育了在场战士。战士们说：“人家是来讲理的，你们还不让听，你们本来就没道理。”经过宣传，骑五师的情绪稳定下来。
　　
意想不到的效果增强了滕办的信心，他们便派我继续讲下去。这一做法启发了造反派师生，他们分成多个宣传小组，到巴盟、伊盟甚至更远的赤峰、通辽和海拉尔地区，宣传文化大革命，宣讲八条，对稳定内蒙局势起了一定作用。

四月底五月初，内蒙频频发生武斗和伤亡现象，社会秩序极度混乱。据此，中央发布整顿内蒙军区的命令，派北京军区69军28师进驻内蒙。手拿新式武器，戴着臂章的28师战士治街巡逻，待人和气，有事先立正敬礼，呼市地区变得秩序井然了。

三，拒绝批判李立三
随着八条下达，呼三司身价陡然上升，几乎每天都有外地人来找总部。一天，华北局局机关东方红造反派负责人元一民(化名)找我。他是包头人，对内蒙很关心，北京四方谈判期间，我们凡有事打电话去，一般都能得到他的帮助。因此，他来师院后，我热情接待，用自己的饭票在教工食堂打饭，和他边吃边谈。
　　
他让我们看在他面子上，参加一个“揪斗李立三叛徒集团”的大型组织。我说：“李立三不就是有历史问题吗?”他说：“不对，我们发现他有现行活动，怀疑他是隐藏最深的苏修间谍。”
　　
我和总部商量后，拒绝他说：“我们的事情太多，不可能派人参加，能否让我们缓一缓?”元大发脾气：“你们胜利后，忘恩负义。”尽管我们再三解释，他还是悻悻地去了包头。
　　
没想到，元几天后又从包头返回，神色慌张，请求我们允许他在师院住几天。我安排他住下，并派专人陪他。不久得知，李立三被那个大型组织揪走后死了，中央要追查责任。我找到元一民，问他怎么办。他以为我会送他去公安局，我对他说：“你千万别误解，你究竟做了什么，我不想知道。你只要在我们这里呆一天，就是我们的客人。我们不会撵你，更不允许抓你。”元是聪明人，几天后想通了，早晚要面对现实，躲也躲不过，决定回京。我和几位朋友为他办了欢送会，把他送到火车上。

1967年7月20日，武汉事件发生，周恩来亲自去武汉处理。不久武汉又吹来“打倒陈再道”和“揪军内一小撮”之风。林学院、工学院红卫兵闻风而动，要揪内蒙军区副司令员萧应棠。那时，萧正协助滕海清主持内蒙军区的工作。
　　
红军长征时，萧应棠是团长，给红军征集物资，打先锋，是一员战将，令我佩服。他让我有什么事，打电话找他。我只是偶尔想要套军衣穿，萧总能满足我。林学院的人和我串联，拿出材料给我看，说萧应该打倒。我看到没有新问题，便说：“二月逆流的事萧应棠检查过，中央也知道，不能老揪着不放。”
　　
不久，中央决定，“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毛领袖点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名字，三人即刻从中央文革的领袖沦为阶下囚。幸亏内蒙没掀起大风浪，林学院、工学院只是开着车在街上喊了几声口号。听说“揪军内一小撮”错了，他们又沉不住气，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也没干什么，不必心虚。
　　
七月底八月初，北京传来中南海批斗刘少奇的小道消息。很多红卫兵跑回来，要求总部带队去中南海。我主张动脑筋想想：中南海住着刘少奇，还住着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揪斗刘少奇，很可能被误认为冲击中南海，怎么说得清?为此，十几个人在师院给我刷大字报，“高树华已成为新任务的绊脚石”。我说：“这样吧，谁愿意去，可以先去看看。”几个红卫兵去了北京，过几天又灰溜溜地回来了。多年后，项目组审查时，坚持“东纵有人去就等于你去了”的荒唐推理，几乎置我于死地。

回首往事，当时的许多突兀事件犹如过眼云烟，我仅凭着个人理智和无私心境去应对世态炎凉。八十年代初，清查办把我第一张大宇报之后的每件事，都翻出来查个彻底。虽然上述几例都在其中，但却无人提及。

四，受到中央领导的赞扬
五月中旬，中央来电报，要接见15名造反派头头。中央点名要见的除了我，还有王志有、郝广德、霍道余、刘立堂、陈晓林、石磊、贾国泰、周文孝、李枫等。我们到了北京，住在崇文门一座灰色的旧建筑内，对外称解放饭店，实际是北京军区招待所。饭店大门紧闭，院内有岗哨。
　　
我们等了大约一星期，这是我文革以来最清闲的日子。我约了清华、北大等院校的造反派朋友聊天，讨论各地文革情况，还拜访了原驻呼联络站的红卫兵。空闲时，我还光顾北大附近一个旧书店。一天，我在书店发现了黑格尔的《美学》，还找到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在等待接见的几天中，众人难得清闲，逛颐和园，逛北海，我独自坐在院内一棵大树下读黑格尔和康德。有人发现我埋头读书，十分奇怪，拿起书翻了翻，连说看不懂。王志有、霍道余戏称我为“教授”，“教授”名号由此传开。
　　
五月下旬，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中央领导接见我们。康生、周总理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不知道大学解放军究竟应该学什么?”在场的人一下子被问住了，叫了两位均回答不出来。总理说：“问问高树华，看看知道不知道。”我有每天读报的习惯，如实回答了。康老高兴地说：“你怎么知道的，背得这样熟?”我说：“昨天刚看过报，记得清楚。”在场的中央首长都笑了，总理说：“你真是个老实人，很实在。”
　　
周恩来又问我：“听说你们把各地联络站的人都请走了，怎么回事，这里有反映。”我坦率地说：“这是我的主意。由于内蒙本身很乱，各单位有不同情况，政治问题夹杂民族关系和历史旧帐。尤其八条下达后，派斗尤为激烈，如留下联络站，可能河南的支一派，北京的又支另一派，会引起混乱，影响八条的落实。”
　　
周恩来说：“你这招挺高明，是很有道理的。”其它首长也认为我们的做法是一条好经验，鼓励大家不要骄傲自满。总理说：“看来内蒙这些苗子很好，就是嫩了点。”突然总理又问：“好像有人去你们那儿串联揪斗李立三，你们接待过没有?”我赶忙回答：“这件事其它人不清楚，是我接待的，我们拒绝参加。”
　　
听说在揪去批斗的路上，李立三心脏病发作死亡。这事惊动了毛主席，毛和周很生气。我庆幸没参与这件事。总理听我解释后点点头：“没参加就好，这种事要谨慎。”

八条下达后，保守派中的极少数人购买武器，准备长期据守工会大楼，反对中央决定。为此，滕海清和吴涛下令用军事手段，把工会大楼攻下，把盘踞在大楼内的少数人押到师院，逮捕了打死欧阳儒忱的凶手。5月3l日，我回到内蒙时，工会大楼已被收复，保守组织红卫军、无产者都已瓦解。

五，东纵内部的嫌隙
内蒙地区的明争暂时谢幕，但师范学院的暗斗又粉墨登场。
东纵内部的嫌隙，早已在成立初期，就因我是什么人以及总部的分歧而埋下伏笔。八条下达后，首先一个敏感问题是，如何对待站错队的师生。不外乎两种态度：和平恳谈还是以牙还牙。师院文革中，有一部分师生紧跟工作组，批斗造反派同学，有一定民愤。八条下达后，有些被整过的师生要求批斗他们，把他们定为坏头头，加以审判。师院外语系是造反派最集中的系。可抗大兵团的中坚也多出自外语系。1967年6月，我回到外语系与其中五、六位交谈，记得有英三王玉敏、李秀，俄四王清良、王举高，俄三刘文俊等。尽管我态度真诚，他们只是沉默，后来骂我是黑帮分子。

21年后的1988年，我在包头任课期间，包头的学生去看我，包括以上几位。此时，同学之间已无嫌隙，好像我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过。是时光泯灭了这一切，还是我们的心胸坦荡，怎么解释都不为怪，毕竟大家都近花甲之年了。
　　
然而当时，我的主张终归未被接受。一些受害很深的师生，把抗大的头头关起来武斗，我们曾制止过，但未能全部禁绝。

【注：“从外语系英三的情况看，当时抗大头头王玉敏的民愤确实很大。班上几位造反派骨干，也曾想教训她一顿。但看到她失魂落魄、狼狈不堪的模样，大家的火气顷刻顿消。看在同学面上，人性的怜悯占了上风，谁也无法下手整她。至于其它班级的情况，个别体罚行为，肯定有过。然而，此处应该说明，造反派“胜利”之后，针对保守派头头的报复性过火行为，固然野蛮，究其根源，与毛泽东的“阶级仇恨”论一脉相承，值得反思。然而，同保守派在文革初期对造反派的整肃和打击相比，它们毕竟有许多不同之处，不可简单模拟。第一，从性质看，它只是个别人的非法行为，只能偷偷摸摸，难以理直气壮。而保守派之打击造反派，则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官方行为，明目张胆，大张旗鼓；第二，从人数看，挨整的造反派，成百上千，人数众多。而遭到报复的保守派，充其量数以十计。无论同造反派挨整的数量相比，还是同保守派的总数相比，所占比例都微乎其微；第三，从后果看，对造反派的整肃要入档案，要做结论，最后造成受害者人前途上的灾难。而对保守派的个别报复，就师院的情况来看，并未造成他们个人前途上的任何障碍，有的或许成为日后升官进爵的资本。】
　　
东纵面临的另一问题是：谁是叛徒。在造反派压力最大时，传闻有人暗中与军区联系准备倒戈。八条一下达，有人主张“调查叛徒问题”。我的看法是：反对打内战，不同意调查什么“叛徒”问题。我建议大家学曹孟德的大度，把“告密信”之类的材料当众毁掉。我的提议被大会通过，并当场产生新总部名单。原勤务员中，主张派斗方落选者较多。叛徒问题虽被暂时压下，但双方裂痕愈演愈大，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至1968年春，东纵终于分裂为高(树华)派和秦(维宪)派或称郝(广德)派。

1967年6月初，发生了一件震惊全院的事：20多位老造反事先策划，把十几个原抗大兵团的头头拉到文史楼六楼审讯，几位骨干被绑起来，遭到毒打。待驻师院的军训团发现时，打人的老造反们拒绝开门。卢政委找到我，我叫开门，武斗才停下。我吩咐把被打的人送到医务室医治，宣布参与此事的人做出检查，等待处理。

我提议此事在全院公开讨论，反对军训的总部成员秦维宪等人不同意，认为老造反们内部检查就行了，要给他们面子。最后并没有具体处理哪一个人，但东纵内部的老造反们，对我主张严办的态度，很有意见，由此他们开始疏远我。秦维宪、郝广德趁此机会，拉他们充当反对高树华的急先锋，不料被他们断然拒绝。拒绝的方式也很特殊：他们把秦、郝派去的说客狠揍一顿，警告他们不许再搞这一套。从此，老造反们消沉下来，“不再死保高树华，但也不反高”，直至毕业离校。

六，筹备小组诞生
6月18日下午5时，在新华广场召开内蒙革委会筹备小组成立大会。筹备小组成员有：组长滕海清，副组长吴涛，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李树德等领导干部：造反派包括郝广德、高树华、霍道余、刘立堂、周文孝、王志有、杨万祥、那顺巴雅尔、邵仲康等，共19人。
　　
原来内蒙党委和政府两大摊子几千人的办事机构，由现在的几百人承担，运转却有条不紊。办事人员的组成是按照军(队)、干(部)、群(众代表)三结合原则。那时候，不讲请客送礼，也没人敢把上访群众拒之门外。
　　
筹备小组成立不久，滕、吴、高找我谈话。他们说，现在来往电文很多，原办事组人员都上了年纪，准备让我兼任办事组副组长。“你年轻，黑夜的公文你处理，把你安排在乌兰夫小院，【注：“乌兰夫小院”，是指乌兰夫文革前的官邸，修建在内蒙党委大院最深处，靠近原新城城墙的一个角落。记得在批判乌兰夫运动初期，师院学生还被组织到这里参观，其建筑风格为中西合璧的两层小楼，门前有花坛和喷水池。1966年“前门饭店”会议之后，乌兰夫一家被毛泽东软禁在北京海军大院，其在内蒙的官邸长期闲置不用。直到革委会建立，才陆续有单位在这里办公。】保密室旁边，每夜来电报后你可签发。规矩不懂，找张鲁【注：”张鲁原来是内蒙党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一年前，我们列队去内蒙党委索要王铎录音带时，曾经同他打过交道。】同志学习，张鲁也是办事组副组长。”张鲁随即告诉我工作原则和保密重要性，又动员我把关系转到筹备小组。
　　
之后，我便把工作关系从师院办出来，以为可以一走了之。实际上，我从未摘掉一派头头的帽子。

上任之初，我对办事组的工作非常陌生，很难分清中央电文应该送给谁审批，筹备组内部的分工也不明确。若给滕、吴，不给高、权、李也不行，所以干脆每一份电报上都签上“速转滕、吴、高、权、李”。老同志很快发现了这一点，但也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