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和内蒙古之行——我度过青春的地方》 - 欧文•拉铁摩尔（美）

日本《每日新闻》一月一日、四日、六日和九日连载美国拉铁摩尔教授的文章，题目是《西域和内蒙之行——我度过青春的地方》(1973年)。
　　
《每日新闻》按称：“中国、蒙古问题的权威欧文•拉铁摩尔教授应重庆时代的好友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从去年八月到十月在中国的内地、新疆和内蒙古作了一次旅行。新中国诞生以来，外国的专家学者是第一次访问这些地方。每日新闻社在亚洲调查会的协助下，获得了独家刊登这篇宝贵的游记《西域和内蒙之行——我度过青春的地方》的权利。”
　　
现将拉铁摩尔的文章摘要连载如下：
对西欧人来说，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传奇的地方，是马哥孛罗乘坐带篷马车横穿西域到过的地方。
　　
对我个人来说，这个传奇的地方带有特别优美的情调。因为这个西域是我在遥远的一九二七年和我妻子作蜜月旅行的地方。当时，我们还横越沙漠，翻过陡峭的山口，到了克什米尔和印度。这次新疆之行期间，我心潮起伏，往事又一幕一幕地浮现在脑海之际。
　　
我这次在中国的旅行，其实是相隔二十七年以后的第一次。上次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圣诞节和一九四六年元旦之间这段时间里进行的短期旅行。当时我作为美国调查日本支付赔偿能力的调查团的一员，在日本逗留几个月的期间。
　　
这次，在中国方面既不要求日本赔偿，也不进行报复，又不推行超级大国的霸权政治，这样子地同田中首相就一项探索有无可能树立新型的和平的建设性的关系的协定进行谈判时，我偏巧又在场。
　　
想起这件事，我就感到真是一次有讽刺意味的巧遇。
我在接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时，要求重访从新疆经内蒙到东北地方（旧满洲）的广大北方边境地区。这是因为，从一九二六年初到三八年底，这个地区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不断追忆往事在从北京乘飞机去西北的旅行过程中，往昔的回忆相继浮现出来。在延安没有空闲时间走出机场，但是看到河流转弯处山岗上耸立着的宝塔时，我清清楚楚地回忆起了一九三七年访问这里时的情景。
　　
我看到毛泽东主席就是在延安，他和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次接见美国作家的地方也是这里。那是在芦沟桥事件只不过两三个星期以前的事。如果是军事思想狭隘的人，恐怕会认为需要对我“保持军事机密”，但是尽管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些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主席，却以最坦率的态度谈了。他们具有惊人地明晰的头脑，预言了战争的爆发、演变和结果，以及战争对国共两党围绕着爱国抗战的领导权进行的斗争的影响。我现在想起这件事，意思是要再次唤起注意，中国的政治和外交作风决不是“权谋术数”性质的，而是极其坦率的，是好事。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也是那个时候。后来，从一九四一年到四二年，当时他是驻重庆的正式党代表，我是罗斯福总统指定的蒋介石总统的政治顾问，那时，我和他成了知己朋友。我想，当时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们是互相理解的。当时我向蒋总统提的建议，毫无疑问，是“资产阶级”的建议，但是我真诚地努力去优先做了自认为符合蒋总统和中国利益的事情。　　

四个小时到新疆　　
我们在西安的停留也是短暂的。在汉朝、唐朝统治下的中华帝国的伟大传说的时代，西安不止一次成为首都。西安雄伟的古代城墙一部分依然耸立着。北京的城墙和我访问过的其他中国城市的城墙一样，几乎全都拆掉了，我觉得很可惜。如果完整地保存城墙，就阻碍现代的交通，这虽是事实，但是城墙毕竟是历史遗迹，即使是封建帝国过去的遗迹，也还是保存到足以推测其实体的侧面的程度就好了。
　　
黄昏时分，我们到达了甘肃省的省会兰州，第二天飞到了中国伟大的中亚的新疆省（现在称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省会乌鲁木齐。
　　
时间这个因素说明遥远的内陆亚洲的新疆和中国其他部分的关系的变化。“解放以前”（中国人这样称呼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从内蒙的呼和浩特到新疆，商队骑骆驼要走四个多月。今天，从北京到新疆这样更远得多的距离，乘火车走四天，而快速的中途不停的班机，只要四个小时。
　　
我们乘坐的是慢的班机，中途停了几次（因此更增添了旅行的兴趣），在兰州住了一夜，所以用了两天。兰州是“长城里边的中国”的最后一座大城市，位于世界最古的车辆交通要道之一的、通往内陆亚洲的有名的丝绸之路上。　　

传奇的土地　　
在丝绸之路的上空飞行时，我们亲眼看到了万里长城最西端的残迹。禁止从飞机上照相的规定使我们感到恼火。
　　
在这个荒凉地区的酒泉、嘉峪关、玉门等前哨地的名称，除了在干燥无味的历史纪录中有记载外，还留在几个世纪的诗和史书的浪漫的故事中。就说嘉峪关吧，在这样的亚洲大陆中心，气温变化急剧，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早晨穿皮袄，中午穿薄纱”的说法。
　　
我们的飞机降落在哈密机场。要看那美丽的绿洲却有点太远了。哈密，用维吾尔话来说是科尔，是以哈密瓜闻名的地方。在中国，关于各地的“三宝”，有数不清的押韵的俏皮话。新疆的“三宝”就是，“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车的姑娘美如花。”　　

新工厂的烟囱　　
我在一九二六年常常听到内蒙古的中国人商队的男人们谈论把哈密瓜当作给满清皇帝的贡品，由特快的骆驼商队跋山涉水远道运往北京的情况。哈密瓜要用冰镇着，还要用稻草厚厚地包上。
　　
再往前走一点，我们就通过了奇台附近。　　
到达乌鲁木齐的时候，我能够认出来的唯一标记就是有名的红山，山顶上有一座宝塔和优雅的亭子。这座山的颜色和名称都是革命前早就有的。这个标记恰如其分地是新的新疆的象征。避开新工厂的烟囱而把红山的景色拍摄下来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自从我第一次访问新疆，作了广泛的旅行以来，已将近半个世纪了。这次新的访问中，使我受到最强烈触动的是，许多旧的东西一扫而光，发生了象雪崩一样的变化，同时也使我感到变化无论多么迅速多么剧烈，过去和现在总是有什么东西联结着的，而这种东西就是过去遗留下来的遗物。历史是不可割断的。　　

它的民族　　
新疆的人口，在一九四○年到四一年，据省警察当局的调查，推算是将近三百七十五万人。这次人们坦率地告诉我，现在的估算是八百万人，因为变化过于迅速，所以这个数字也不能说是准确的。
　　
据说五十年前，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是绿洲的农民和城镇的居民维吾尔族，大约百分之五是“汉族”人。其他百分之五是回族，其余百分之五的人口是由许多种族构成的。
　　
按照今天的统计，维吾尔族在全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下降到大约百分之五十了。尽管如此，汉族仍然是少数民族，和前述其他少数民族等同看待。所有这些少数民族由于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的改善，人口都有了相当大的增加。
　　
逗留期间虽然短暂，但是在今天的新疆，这种新的互相融合的社会有什么样的机能呢？探讨这个问题是深有趣味的。
　　
一九二七年，我和妻子骑马从乌鲁木齐出发旅行，第三天到达玛纳斯。这一条路，旱季积着厚厚的沙土，在潮湿的雨季就变成泥沼，到冬天就冻得象冰一样坚硬。旅程大约是一百五十公里。今天坐汽车在坚固的柏油路上奔驰，大约三个小时就到了。在玛纳斯附近的石河子，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填埋工程；中心有军队的兵营。
　　
不过，这个兵营的工作包括农业、饲养家畜，并经营许多工厂。
　　
居民提供常驻军事兵力，同时自给自足——这种屯垦边疆的概念，在中国是和万里长城同样古老的。要理解这个传统的概念和今天在石河子成功地发展着的局面之间的差别，就需要或多或少的数字。
　　
新疆的面积大约是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体上相等，相当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两倍。
　　
在称为解放年的一九四九年，经济大概百分之八十是农业和畜牧业，百分之十九是手工业。比较近代化的企业只有十三家，雇用人数只占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　　

二千二百家企业　　
到一九七○年为止的变化真是有革命意义的。大小企业有二千二百家（粗算），雇用人口占了百分之五十九。农业、畜牧业的雇用比率降低到了百分之四十一。
　　
工业与农业、机械力与人力之间的新关系就说明，一个部门的经济活动不是在牺牲其他部门的基础上发展的，农业、畜牧业、工业互相支援了其他领域的发展。过去在国民党和边境地方军阀统治下的汉族中国人的农业移民，通常都强制夺取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的牧羊地。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国民党统治下，为了把土地分给汉族中国人难民的迁移者，“用了安装在卡车上的机关枪来扫射哈萨克人的帐篷”（见拉铁摩尔著《亚洲的焦点》，一九五○年波斯顿出版，第一百五十页）。
　　
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立即彻底改变了这样的政策。英国记者巴兹尔•德维特在他一九五八年伦敦出版的著作《活着的土耳其斯坦》中写道：“汉族中国人的移民们已经不再做挤掉维吾尔族和其他非汉族人的事情了，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把沙漠和半沙漠开垦为耕地，进行耕种。”
　　
石河子的开垦计划表明开垦是怎样进行的。最初的移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生产建设兵团（中国人不喜欢有帝国主义味道的殖民者这个词，而喜欢移民这个说法）。这些军人移民一直遵守着对中国军队来说至今还是极为重要的传统。“这棉花长得怎么样？”
　　
中国人喜欢讲样板。军垦区的样板有南泥湾。当年南泥湾的一名老将，现在就是石河子领导干部之一。
　　
主要的工业用农产品是短纤维棉花。可能这是移民最引为自豪的品种。他们以杂种棉花进行了七、八次试验才取得了成功，现在他们这样说：
　　
“俄国专家说，这里绝对不能种棉花。怎么样，你看这块棉花地？”
　　
今天的中国的特点，就是农业改进和工业化同时迸行。我还记得当年骆驼队载着吐鲁番的长纤维棉花，通过内蒙古运到呼和浩特，再从呼和浩特改装火车到天津，再从天津换海轮运到上海，以致价钱同美国长纤维棉花相同。当然，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和美棉竞争，意味着的是吐鲁番的棉农只能获得非常低廉的代价，结果只有极其有限的购买力。新制度纠正了这种贸易不平等的情况。石河子不仅生产棉花，而且还在自己开设的纺织工厂内纺纱织布。这些工厂有四千多工人和职工。现在，这些工厂已向意大利和加拿大出口“灰色毛毡”，又出口长纤维棉花种籽，运到阿尔巴尼亚。
　　
这个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综合组织在防御上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是不应该神经质地强调这一点。在新疆，人们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全动员起来进行防御，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但是它和为了进攻而作的动员完全不同。而且，我们见到的标语、听到的口号全都是强调要“保卫祖先的土地”，并不是要求扩大领土或收复现已成为苏联领土的“失地”。　　

绿洲城市　　
一九二七年我和妻子在乌鲁木齐准备出门，在新疆作一千英里（一千六百公里）的骑马旅行。我们买来了马，先作短距离的旅行，试试我们的马和我们自己。
　　
那时只要找到水，到处都挖了运河和水渠，开辟非常肥沃的绿洲。绿洲是不靠雨而完全靠灌溉才存在的。从东边的哈密到西边的喀什，在沙漠中，绿洲就象用线串起来的念珠那样地一块连着一块。连结绿洲的线绕过莎车、和田折向东边，经过罗布泊，通往甘肃，形成环状。这个巨大的“环”的两边就是把汉帝国和罗马帝国沟通的古代“丝绸之路”。　　

内地的“上海”　　
吐鲁番是位于哈密西边的第一块这样的绿洲。一九二七年我和妻子骑马来到这里时，这里是一座正在崩溃的乡间小镇，好象沉睡了似的。由于十八、十九世纪连续不绝的战争和叛乱，灌溉地区已经不如过去那样广阔了。虽然是春季，街道两边的住家却户户都用细小白杨树作成的凉棚遮盖着。
　　
这里非常炎热，不下雨，连一片挡住太阳的云彩也没有，因此，夏季的气温连日都达到摄氏四十六度。居民全是说土耳其语的维吾尔族。
　　
美国的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思•亨廷顿主要根据新疆旅行的经验，提倡“地理唯物论”而出名了。因而也成了议论的目标。他说在六十多年前，向维吾尔人就农业以外的工作，例如开矿和五金加工等工作提出问题，得到的回答是：“这种事情只有汉人才知道。”
　　
然而新疆在过去任何期间都同中国的其他内地边区一样，对知识决不是漠不关心的。直到十九世纪近代帝国主义进行扩张为止，中国从来没有遭受过来自海洋方面的严重侵略。强有力的侵略都来自长城的另一边。每次侵略都伴随着文化的影响和思想的交流。几个世纪以来，吐鲁番这样的绿洲（绿洲不只是吐鲁番）是一种内地的“上海”。而且它不是由外国的征服者统治的“上海”，而是在任何时代都由中国的无比巨大的文化和政治的威信统治着的“上海”。在这里，中国人遇到许多来自远方的人，和他们通商、谈判。　　

接待我的维吾尔人　　
如今，吐鲁番这样的绿洲不能称为“新上海”了。把它称为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新活力的表现才是适当的。我乘坐中国造的汽车在设计得很好的公路上舒适地行驶，只用一个小时就走完了从前骑马到吐鲁番要走一天的路程。这座城市是县的中心地，在一九四九年的“解放年”，人口是六万九千人。现在有人口十二万，其中维吾尔族九万四千人，汉族一万六千人，说中国话的伊斯兰教徒回族一万人。这个数字说明人口的增加是由于维吾尔族人的增加，而不是由于汉族人的迁入。
　　
从前象吐鲁番这样的绿洲是由汉族的官吏以“殖民”方法统治的。这次访问时，主要接待我们的人是维吾尔族人。他比任何统计数字都雄辩地说明在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是真正重要的——不是陈列橱窗性质的重要。　　

一个统计　　
但是，他给我们看的一系列统计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高级行政机关中的干部，就是说受过政治训练的人中，维吾尔族、回族等汉族以外的民族占百分之六十一。直到农业生产队的干部一级，维吾尔族占绝对多数，达到百分之九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在高级干部中，汉族人多（汉族人在全体干部中占百分之十，而在高级干部中却占百分之三十九）。这样的数字使人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中国在不仅同苏联交界而且同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的重要边境地区的做法。
　　
我们到吐鲁番的当天晚上，在葡萄架下进餐，业余舞蹈家为我们表演了歌舞。中国的文化影响正在无限地扩大到所有的方面。但是唯独音乐，从历史上看，却不是中国向外扩展，而是从印度、伊朗经过中亚的十字路来到中国的。这一点值得注意。　　

古物的大收集家　　
一九二七年，当古代的城墙和废墟在晨曦中象影子一般地映照出来的时刻，我和妻子就上马启程了。当时，我们虽然知道自己正在通过唐代的吐鲁番盆地的“上海”高昌，但因为不是考古学家，没有到废墟去看一看。这次，我们一行分乘三辆汽车，舒适迅速地驶行，在步行登上废墟以前，有时间吃了美味可口的冰镇甜瓜。废墟的大小和规模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些遗迹反映了这座利用商行商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城市所获得的财富及其发展情况。
　　
应该说是考古学之宝的这种废墟，是只有靠发掘才能发现的。在世界上也是历史观念最强的中国人经常是古物的大收集家，农民也是大规模的发掘家。　　

火焰山的洞窟　　
我们还访问了火焰山中贝泽克里克（音）洞的山谷。火焰山这个名称只不过是说褐色的不毛之山的颜色而已，但是在很长时间里成了新疆有火山这种谣传的根源。在这个山谷里的洞窟庙宇、神殿、修行人的庵等等，曾经饰有美丽的壁画。其中最杰出的壁画已经被人运到外国的美术馆里去了。当我们看到从墙壁上挖去壁画的痕迹——鲜明的长方形空白时，我们就充分地理解了他们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者”的不愉快的议论。　　

它的巨大变革　　
从吐鲁番回来的路上，在乌鲁木齐附近，我们参观了一处纪念公园。那里有三座高高的纪念碑，上面用这个自治区的公用语维吾尔语、汉语、哈萨克语和蒙古语写着新疆的三位革命烈士的姓名和事迹。这三个人的姓名是毛泽民、林基路、陈潭秋。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弟弟。人们大概会为这个事实而吃惊，但是我想不可以过分夸张这个事实。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中，“同族的政治”只起极小的作用。更重要的事实是，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及其他族加在一起的总和相比，汉族在数量上是绝对少数，因而新疆不能称为省，而称自治区，而这三位革命烈士都不是出生于新疆的汉族。
　　
深深扎根于中国边界史的故事构成了这些纪念碑的背景。二十多年以前，我同好几位美国的和中国的作家一道撰写并出版了《亚洲的焦点》一书。在这本书中，我的结论是，新疆未来的统治者，不管是什么人，都十分需要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
　　
今天，这样的评价，看来完全是不现实的。新疆改变了。它同长城里边的中国在历史上结合得空前地紧密。一条铁路从北京一直修建到了乌鲁木齐。但是铁路没有从乌鲁木齐再向前延伸，同苏联的铁路网不相连接。
　　
看了新的新疆，把它和一九二七年、一九四四年时的新疆相比，的确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变化是和中国的一切地方一样，维吾尔族在整个自治区和地区、工厂、人民公社、学校等单位管理一切的“革命委员会”中所占的数字。他们是真正负责管理的，还是只不过是汉族体制的傀儡呢？我的回答是：看人们的行动和谈话的态度就知道了。在旧时代，我看惯了“驯服的奴仆型”的人，而新的男子——妇女也一样——都不是这种类型的了。他们在行动时似乎都了解自己的任务，有自己的意见。　　

中学的印象　　
我在乌鲁木齐访问了中学，在那里也得到了同样的印象。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是维吾尔族。学生的大多数是汉族，而教政治的女教师却是塔塔尔族，陪同我们的译员是维吾尔族。教师中，五十八人是汉族，三十一人属于少数民族（几乎全都是维吾尔族）。
　　
教育的内容是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这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已成了全中国的教育的标准内容了。但是他们也并没有忘记过去。我已经叙述了他们对于曾经从中国掳走了考古学上的珍贵物品的“外国文化侵略”的愤怒。　　

蒙古族和汉族是一家
我们乘飞机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飞往内蒙古自治区，到达了首府呼和浩特。
在内蒙古。汉族比蒙古族多得多，据说同一九四九年当时比较，人口增加了一倍多。
新的内蒙古是在“人民解放年”一九四九年以后组织起来的。
往昔的民族主义概念是以蒙古人和汉族“对立的平衡”为基础的，而新的共产主义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是以“统一的平衡”这种想法为基础的。这就是“全体中国人”的利益的真正统一。所谓全体中国人，意味着包括蒙古人、西藏人及其他居住在中国的一切“民族”的中国人。在中国今天的政治术语，内蒙古的蒙古人就是有蒙古籍的中国人。　　

人人都象是幸福的　　
从前，从呼和浩特去内蒙古的草原，首先要经过汉族移民的一个宽阔的农耕地带。在那里，见不到一个蒙古人，而且，中国人把更多的蒙古人往北边驱赶，建立起中国人的村落，使这个中国人地带迅速地向北扩展。从前有一个原则，在种庄稼的地方，牧畜所需的牧草一根也没有；而在牧畜的地方，又根本不种庄稼。但是，如今中国人和蒙古人都在亦牧亦农的人民公社里劳动。而若干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则分别从事牧畜和农耕等特定的活动。蒙古人干畜牧劳动的多，汉族人干农业劳动的多，这是自古以来极自然地形成的习惯。
　　
从前，在游牧时代的“饥饿期”即冬季到初春期间，牲畜总要大批地死亡，而现在已经大为减少了。但是也产生了新的矛盾：耕地越种越大，牧草地则越来越缩小，而牲畜（尤其是牛和羊）的数目增加了。
　　
要使经济现代化，使社会进步，就需要进行更好的教育。所以，在内蒙古，当我看到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都以蒙古语教学时，我特别深感兴趣。
　　
无论是在家里，在蒙古包里，儿童们首先应该用他们自己家里使用的语言接受最初的教育，这是原则。我觉得这个原则是有教育意义的，同时在心理上也是非常有效的。
　　
还是回过头来谈谈在社会心理学上占重要地位的生活物质方面吧。内蒙古的一般生活条件已经得到了不可估量的改善。在哈萨克人或蒙古人的毡包中，只要同上了年岁的男人，特别是妇女一谈话，就可以察觉到，他们感到人身是安全的，生活是幸福的，对将来抱有信心。而这些东西，在我所熟悉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确是看不到的。
　　
这就是目前我对于自己度过青春的地方和这次对我说来成了出色的新发现的地方——中国进行观察和评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