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的觀點 -- 巴赫

-- 巴赫 --
(作者蒙古人，現在紐約從事內蒙獨立運動。)
　中國人認為，他們的農業文明比遊牧文明要先進，而且遊牧民族是落後的。其實遊牧民族開放式的“流動性”，比古代農業民族保守的“安土重遷”，有其進步性。遊牧文化植根於廣闊無邊的大草原之中，人們的視野棰其廣闊，多以流動、變化的角度去觀察自然界，所以人們的思考方式，也就越具有辯証的思維方式。
　當年蒙古民族征服歐亞的勇武、驃悍、進取的精神，如今已被喇嘛教思想所腐蝕。一個叱吒風雲、所向披靡的民族變得昏昏沉沉、麻木不仁。曾經建立世界最強大國家的蒙古民族，就這樣被喇嘛教所俘虜。
　未來世界仍然是處於地球村和小社區 (民族或國家等) 間的衝突中，大家都努力朝地球村邁進。然而，“小社區”之所以蜂起，亦不外乎是尋求一個更公道的地球村而已。
　二十世紀初，孫中山再一次提出五百多年前朱元璋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他與朱元璋不認同蒙古人是中國人一樣，並不把滿族視為中國人。中國政府一方面講各民族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另一方面又大肆鼓吹岳飛、文天祥、蘇武等人是中華民族的英雄。從這種自相矛盾的宣傳中，可看出其並不認同漢族以外的其它民族的心理。

　中國人喜歡以“中華民族”的概念來講國家統一，此一提法大有商榷之處。通常所謂“中華民族”，即炎黃子孫，指漢族而言。蒙古民族，為匈奴後裔，有獨特的文化體系，與漢人心目中的中國傳統文化 (儒、道) 有著根本的區別。蒙古人不但沒有“大中華一統”的情結，而且在精神上從未認同於“中華民族”。蒙古人的理想是：統一的“大蒙古國”，蒙古人心目中的英雄是成吉思汗。今日的內、外蒙古，同是一個血緣民族，具有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以蒙古民族的統一和領土完整為理由，要求成吉思汗的子孫們統一，重建國家。這一要求是正當的，因為任何一個民族都不希望長期分裂。可見蒙古人的“大蒙古一統”情結比漢人的“大中華一統”情結有過之而無不及。

蒙古傳統文化的特色

　史載，蒙古人大約於公元七世紀登上歷史舞台。然而，在此很早以前，蒙古人的先民就活躍於蒙古草原。《敕勒歌》說：「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它質樸地描寫了他們對大自然的認識，是遊牧民族文化寫照的一個側影。從地理環境來看，南抵中國長城，東達大興安嶺，北與西伯利亞草原連成一片，向西與廣大中亞草原相通。在這地域極其遼闊的草原上，從匈奴、鮮卑、突厥到契丹、女真諸族，其社會發展都已達到了一定的水平，有的還建立了顯赫一時的帝國。雖然做為統治者的民族成分不同，文化也各異，但這些文化彼此是有一定繼承性的。蒙古文化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在上述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多元文化。同時，也可以說遊牧文化發展到蒙古民族也臻於完善和成熟。

　中國人認為，他們的農業文明比遊牧文明要先進，而且遊牧民族是落後的；從來很少有人表示懷疑。其實遊牧民族開放式的“流動性”，比古代農業民族保守的“安土重遷”，有其進步性。遊牧文化植根於廣闊無邊的大草原之中，人們的視野棰其廣闊，加之“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春夏秋冬輾轉於不同的牧場與營地，因而多以流動、變化的角度去觀察自然界，所以人們的思考方式，也就越具有辯証的思維方式。遊牧民族長期同大自然搏鬥，生活於艱苦的環境之中，使得他們具有充分的冒險精神和勇敢進取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由於遊牧經濟的脆弱性，以及對生活用品的需求，迫切需要與農業民族進行交易，有時甚至以戰爭的方式進行掠奪；所以說遊牧文化還具有一定的開放性。蒙古民族的文化具有鮮明的草原特色，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遊牧文化。

　公元 1206 年大蒙古國建立後，在蒙古人的歷史上，曾發生過兩件大事：其一是西征中亞東歐；其二是南下入侵中國。這兩件事對蒙古民族的傳統文化產生了不可估量的意義。西征和南下，使蒙古人開闊了眼界，廣泛接觸和吸收了東西方各民族的文化，尤其是與突厥民族和中國文化的接觸。如西征中，蒙古軍隊就俘獲了大批中亞工匠，並將他們帶回蒙古，隨著這些人的到來，一些中亞伊斯蘭文明也相繼傳入蒙古地區，使蒙古文化增添了新的內容。又如元朝的建立，使蒙古人與當時高度發展的中國文明產生了密切的關係。其版圖有所謂“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元朝實為遊牧民族文化衝突與融合的結果。一時間出現了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薩滿教五教並存的局面，頗有相互影響，兼收各家所長之勢，溝通了東西文化的交流和各民族間的聯繫。蒙古民族遊牧生產方式與中國農業生產方式，這兩種文化的衝突與融合之後，使蒙古民族傳統的文化產生了飛越，顯示出新的更強活力。

蒙古傳統文化的反思

　蒙古文化思想史表明，一個封閉的民族是難有出路的。每一種文明都包含它獨有的智慧和知識，多種文明對一個民族的啟迪作用，不是相加，而是相乘。異質文化衝撞的結果，是成倍的增長。公元 1368 年，蒙古統治階級被趕出北京，退居長城以北之後，直至近代，蒙古文化一直在走下坡路，呈衰微勢態；期間，雖有幾次“振興”，卻是短暫的。這是由於他們從多元文化退到單一文化的結果。唯一的，至高無上的喇嘛教思想籠罩著蒙古草原意識形態的上空。當年蒙古民族征服歐亞的勇武、驃悍、進取的精神，已被喇嘛教思想所腐蝕。一個叱吒風雲、所向披靡的民族變得昏昏沉沉、麻木不仁。曾經建立世界最強大國家的蒙古民族，就這樣被喇嘛教所俘虜。一方面是一喇嘛寺廟林立，呈現出喇嘛教文化的虛假繁榮景象；另一方面是人口驟減，意志消沉，生產力的發展停滯不前。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清國統治階級扶持喇嘛教把它定為國策，他們以喇嘛教來駕御蒙古人，是以整個民族為目標的。所謂“以黃教 (喇嘛教) 柔馴蒙古”，以“神異降服其心”，即是明證。

　喇嘛教不僅獲得二百萬蒙古人的信仰，而且社會上產生了一批不事生產的喇嘛，至清國末年，蒙古人口中喇嘛的數量幾乎佔蒙古男人的一半。經過清國二百多年的發展，清國全國人口從乾隆初年的一億多人，到清末的 1900 年增長為四億以上，增加了四倍多。而蒙古人口還不到二百萬，不增反減。喇嘛教以其特殊的社會功能，使蒙古民族最終墜入了萎糜不振的毀滅性深淵。日本學者稱喇嘛教為“蒙古之癌”，不無道理。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喇嘛教對蒙古社會曾起過積極作用，但比起它為蒙古人所造成的危害，是極為次要的。

　蒙古文化從蒙古帝國時期的昌盛，到近代的衰微表明；從吸收多元各民族文化轉向崇尚單一的喇嘛文化，即從開放走向封閉，這是導致上述情況的內在原因。成吉思汗偉大的一面，是他對異族文化的學習、借鑒乃至包容並蓄。正因為如此，蒙古傳統文化才在中世紀世界文化史上顯示出頑強的生命力，並佔有一定的地位。然而，喇嘛教的束縛，使得蒙古民族傳統文化中那種善於吸收與融合外來文化的進取精神被壓抑了，文化的發展失去了活力。草原人民帶著喇嘛教的思想的枷鎖掙扎著，有如中世紀黑暗時期的歐洲。

　因此，在對蒙古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反思中，我們主張文化發展的多元化，強調多樣性。

落後的“大中華一統”觀念

　冷戰結束後，國際上民族問題已成為新的衝突熱點，正在取代意識形態和政治的衝突。二十世紀末的民族衝突和文化衝突，使得民族主義思潮迅速蔓延成為全球性的大問題。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垮台後，原被壓制的民族主義力量釋放出來，促使民族運動的進一步高漲。許多歐亞國家遇到了新的挑戰，民族主義運動改變著當今世界格局，世界正處於更大的分化中。中國現代化也遇到強有力的挑戰。由於受到國際社會的影響，近年來中國週邊所出現的獨立運動，說明了他們與中國統治階級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從而使他們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訴求更為強烈。同時，也說明了在中共大漢族主義民族壓迫政策下，只會產生分離主義，不會有內聚的向心力。蘇聯共產黨的崩潰，使中亞各共和國的獨立成為現實。一旦中共崩潰，將會為中國週邊民族成立獨立自主的國家提供機會和可能性。

　面對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這種又一次文化衝突，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則不以為然。他們認為中國絕對不能容忍分離主義。經過中國統治者多少年“洗腦”的結果，使“中國”一詞早已成為一個新的“圖騰”，中國人心目中的聖物。“富國強兵”，以宏揚大漢民族的聲威，與“列強”分庭抗禮，進而一統天下，建立全球霸主地位，恢復“漢唐盛世”，一洗百年恥辱，才會有中國或大漢民族揚眉吐氣的一日。這種中國歷史上“成者王，敗者賊”的心態，在中國人心中根深蒂固。因此，為“中國”而犧牲，已成為他們的義務，哪怕中國的背後是不自由、不民主、不正義的；哪怕中國只是少數領導人手中的“牌”，也所在不辭。長期以來，在中國統治者仇外式的民族主義教育下，中國當然要“統一”第一步台灣；行有餘力，蒙古；再有餘力，中亞、中南半島都一一“回歸”。在這種大漢族主義的思想支配下，創造出又一個“中華民族”圖騰，為了強化本身政權的合法性，一再鼓吹“中華民族”的神話。那麼，被劃入“中華民族”之後，就一定要漢族為老大哥，而以漢族馬首是瞻？就得甘願做二等公民，凡事回老大哥作主？納入“中國”後，就必須乖乖成為地方政府，接受漢族中央的領導，作漢人的兒皇帝或傀儡？

　西方的文明，從“文藝復興”採取人道主義，掙脫神學的控制以來，歷經啟蒙時期和自由主義時代，個人主義及理性主義之後取得現代文明的主導地位；伴隨著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生產力的解放和經濟發展及政治上民主多元議會憲政主義的施行，人類社會才真正經歷了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的革命。所謂現代化，是指的國民主義，憲政法制主義。也就是指西方發展的理性主義、人道主義和法制主義等。然而，“大中華一統”，走的正是反多元主義，反國民主義的路，強調的是大漢族主義的一統天下。這與多元和民主是格格不入的。多元，是指不同人種、不同文化之相互尊重與合作；民主，簡單講指的是以數人頭的方式，定期以民意為依歸，而依一套議會和公正選舉規則而運作。

　可喜的是，海外的民運中也有一些開明人士。如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先生所提倡的多元聯合的邦聯式的聯邦，就是對“大中華一統”的否定。前一任民陣主席萬潤南先生曾說：「目前，在台灣、香港、西藏、新彊、蒙古等地都已經有分離主義傾向，地方也發生深刻變化的情勢下，分離主義問題將成為中國必須面對的現實。」他並且希望中國能做到分而不亂，和而能平，多而有序。著名作家《河殤》作者蘇曉康強調說：「我們要超越大中國情結，要有前蘇聯各共和國棄帝國如敝屣的精神。」如能有更多的像他們這樣高瞻遠矚的中國人站出來的話，“大中華一統”的情結，就有希望能解開。

蒙漢衝突何時了？

　中國人在中國當局長期的“大中華一統”教育下，無法想像內蒙古不是中國自古以來固有領土的一部份，也從來不去思考這個問題到底錯在哪裡。中國人昧於中亞史、民族史，不想理解他們身邊被壓迫民族的歷史發展過程，才接受中國當局的洗腦。蔣介石承襲了清國的“理藩政策”，硬把內蒙古、新彊和西藏納入中華民國版圖之內，他的導師孫中山發明了一個“中華民族”，將中國週邊地區和民族統統變成“炎黃子孫”、“龍的傳人”。讓蒙古人、維吾爾人、藏人、滿州人、哈薩克人、塔塔爾人、烏茲別克人等五十多個民族的人民改變祖宗，強迫他們學習漢字、講漢語，還強調漢族的文化是世界最先進的，別人都是落後的，故“唯我獨尊”。這是一種智力和智慧的倒退，是對人類文明的破壞。

　當前，絕大多數中國人認為：民主可以優先，聯邦制可以討論，但是“大中華一統”必須是前提。例如有的中國民運人士說：「如果民主化會導至國家分裂，我寧願投降共產黨。」由此可見，他們的“大中華一統”情結勝過民主理念。

　在人權意識覺醒的今天，民族自決訴求是被壓迫民族爭取人權的第一訴求，壓制這個訴求就會中斷民主化進程，甚至導致戰爭。所以說，只有民主倒退為專制，企圖以暴力來制止分離時，戰爭才會發生。因為，懷有大中華一統情結者認為：中國的問題只能有一個統一的聲音，而不能容忍不同政見的異端聲音。這與共產黨的“唯我獨尊”的思維方式，並無區別。他們為了大一統，發動“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的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戰爭的可能性極大。

　面對今日中國的蠻橫無理，加上其龐大的人口與軍力，世人不知如何是好。某些在海外的中國人高唱“大中華一統”卻又不肯回到那個“大一統的中國”去奮鬥；而在“大一統中國”的掌權者對拿“洋護照”的中國人笑臉相迎，對身邊的人卻大聲叱喝。媚洋心態，昭然若揭。筆者認為，槍桿子出政權的“大一統中國”，皇朝仍為一姓、一家、一黨所有，百姓是沒有份的。故“大中華一統”遲早要灰飛煙滅，多元聯合才是出路。未來世界仍然是處於地球村和小社區 (民族或國家等) 間的衝突中，大家都努力朝地球村邁進。然而，“小社區”之所以蜂起，亦不外乎是尋求一個更公道的地球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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