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谈判——《内蒙文革风雷》节选
整理者按：本文节选自高树华、程铁军合著《内蒙文革风雷》（明镜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二十三章《中央召唤迷途的羔羊》，【注：……】为原书所附注释。现标题为整理者自拟。
第二十三章、中央召唤迷途的羔羊
1967年2月7日下午，师院值班人员向我报告，门口来了三名全副武装的军人，说有中央通知向东纵和呼三司送达。我在师院办公楼下的会议室接待了他们，三人拒绝落座。站在中间的一位是军官打扮，头戴伞兵帽，皮带上插着手枪，还别着手榴弹。两边各有一名战士，均头戴钢盔，一个端着冲锋枪，一个怀抱机关枪。看着他们三人几乎武装到牙齿，我暗自好笑。我说：“请不必紧张，你们是我们的客人，我们不会亏待你们。”
一、四方代表进京
军官向我宣读中共中央决定：让各方组织各派5人，其中包括呼三司，到北京参加谈判。我要求留一份书面通知，他当即交给我一份复印件，我在他出示的正文上签了字。他认真地问我是谁，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师院东纵的勤务员，可以代表东纵，也可以代表呼三司接受这个通知。他说，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他放下通知书便匆匆告辞。我让红卫兵把他们客气地送走。
事后数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和那个军官相遇，他主动和我打招呼，问我还认不认识他。我一时僵在那里。他说：“你忘了，有三个全副武装的人给你们送一份中央通知?”我说：“这件事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是中间那位。”他哈哈大笑，说军区安排他来时，首长一再嘱咐注意安全，派两个特等射手保护他，他也带了手榴弹和自动手枪防身。“没想到你们那么客气，那么讲理。红卫兵把我们送上车后，还说，谢谢你们送来消息。我感到你们很文明，根本不像宣传的巨齿獠牙，是杀人放火的强盗。”
呼三司接到通知后，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中央这份通知。参加会议的有河西818、铁路火车头、呼三司、林学院、内大、农牧学院、党委“红旗”等。会议决定，呼三司派郝广德；师院东纵是焦点之一，所以高树华也必须去。我和郝广德又推荐了刘文研。刘当时是政教系教师，熟读马列，对社会问题的见解比我们厚实。工学院内部商定陈永华、周建民参加。
中央接见内蒙各方代表，是件重大事情。我作为呼三司首席代表，意识到责任重大，所以去北京之前，昼夜加班，准备各种材料，走访各方人士，许多老干部也是我讨教的目标。
韩桐的死对我影响很大。我派红卫兵四方打探，到底谁是开枪杀害韩桐的凶手，始终找不到答案。直到临上飞机前，终于从军区内部得到消息，杀害韩桐的是个叫柳青的军官。
出发当天，中央派专机来呼和浩特接我们。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在蓝天上，看到飞机在白云中穿行，心情反而十分沉重，到底前途怎样，中央怎么决定全是未知数。我们有信心向中央反映情况，我们相信中央对内蒙问题会做出正确判断，但几方代表都有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都有胜算的可能。随着飞机的颠簸，忐忑中感到自己正要去完成一项重大使命。
接我们出机场的是总理办公室的两个秘书——赵刚和朱光明。他们把我们安排在西直门附近的建工部招待所，后来这里改为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到达当晚，在食堂吃饭时，发现人很多，饭菜十分丰富，我问工学院陈永华为什么，他说：“今天是除夕，明天就过春节了。”我竟然忘了这个最传统、最重要的节日。
晚饭后，在京的造反派不约而同聚在我的房间，双人标准间一下子挤了十几个人。大家一起悼念韩桐，为韩桐的死流下眼泪。有人透露，内蒙军区准备私下成立革委会，准备结合王逸伦几个领导干部，群众代表由无产者、红卫军组成。打算用几个人头进行庆祝。说话人指着我说：“你的人头是少不了的。”【注：几个月后，中央在解决内蒙军区内部问题时，这位消息灵通人士的话得到证实，军区拟定的镇压名单中，我排在第一号。】
到京当天，总理秘书赵刚打来电话，问我怎么能找到高锦明同志。原来高锦明被列为内蒙党委一方首席代表，至今仍被无产者、红卫军扣留。赵刚说他已问过无产者、红卫军多次，都说不知道。我说：“你不要找他们，找内蒙军区代表，要严厉些。军区和他们是一家人，如果军区下命令让他们交出高锦明，说是中央意图，他们不敢扣留。”赵刚无奈地说：“试试吧!”果不其然，赵刚采用我的方法促成高锦明获释，由军区负责送到北京。
为此，中央首长接见一直拖到2月10日。
二、中央首长接见四方代表
那天下午，大轿车把我们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内，第一排坐着几位很胖的穿军装的老者，原来他们是内蒙军区的负责人萧应棠、吴涛、黄厚、刘昌等。第二排坐着高锦明、王铎、李树德、郭以青等内蒙党委代表。我们几乎和红卫军同时到达。
中央首长进来了，他们是周总理、康生、陈伯达、叶群、杨成武、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两个旁座上坐着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和内蒙军区副司令员刘华香。
总理穿一身军衣，显得非常精神。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见中央领导，见总理，自然很兴奋。这时，周总理开始点名，他先从军区点起，当点到刘昌、萧应棠时，周总理问：“有人说你们开的枪。”
二人矢口否认：“没开枪。”
问：“前面有人带枪没有?”
答：“带着枪呢。”
“事后检查枪管没有?开枪没开枪枪膛是不一样的。”
“没检查。”
周总理说：“你们工作做得不细，你们可能就有漏洞。”
在周总理与军区代表交谈时，我已知道凶手是谁。因此，我事前写好一封信，内容是：据我们了解，开枪的人名叫柳青，是军区司令部的二级部长。但我们无法找到本人核实，又无法获得更多的旁证，如实汇报，请中央首长参考。我举起手，总理旁边一位工作人员过来问我有什么事，我请他把信交给周总理。我坐在后面看到他把信交给了总理。总理看了一下，继续问内蒙电区领导：“你们是不是打过一个报告，让中央批准你们成立革委会。你们知道不知道，各省市成立革委会的批准权是在谁手里吗?是在毛主席手里，是要经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意的。你们未得到中央任何指示，不经中央批准，擅自成立革委会，这是违反纪律的大事。”
周总理还质问：“你们不经过批准，有什么权力把内蒙军区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反革命，暗中关押起来这么长时间。这件事我们是得到《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反映，才知道的。”
康生插话指出：“要注意军队的传统，我军的传统中，历来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这样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对于这些批评，在座的黄厚、萧应棠都想不通。后来，当我和萧应棠将军成为好朋友后，我曾经问他：“当时周总理、康生批评你们时，你们服不服气?”萧大方地说：“我在红军当过断后团的团长，那时总理就认识我。心里是不服，嘴上还得执行命令啊。”他说其它人的情绪还要大一些。
总理接着问第二排的党委书记高锦明和王铎。当问到高锦明时，周总理说：“你被群众抓走，他们打你没有?”高锦明说：“群众无非是提了很多问题，我应该实事求是地回答，不管哪派，他们没打过我。”之后，周总理开始点群众组织代表的名。第一个点的是呼三司的高树华。我站起来回答总理的问题。总理问：“你们为什么叫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叫三司，是否套北京的三司?”我说不是。我告诉总理：“内蒙原来有两个红卫兵司令部，第一个是1966年8月成立的，叫第一司令部。因为人员复杂，观点分歧大，后来很快就名存实亡。于是，内蒙军区和党委一些干部子女成立了革命造反第二司令部，设在二中，不久自动解散。我们是1966年9月酝酿，10月成立的，我们也叫革命造反司令部，因为属于第三号，人们叫做呼三司。”
总理笑了笑说：“你说清楚了。”接着他又问我哪年入的党。得知我是60年的党员时，总理一点头：“啊，当时你正读大学二年级，看来你在大学表现不错。”我说：“是党的培养。”总理笑了。接着康生(当时叫康老)问我：“你了解韩桐的情况吗?”我说：“韩桐是内蒙托县格尔图营村人，是内蒙师院英语四年级学生，家庭出身贫农。他家有父亲、母亲、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弟弟正在部队服役，叫韩梓。”康老问：“韩桐平时在学校表现怎么样?”我说：“他在学校表现很好。我以党性保证，韩桐是位老实、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在大学四年中，韩桐曾被评为学毛著积极分子，系三好学生。”他又接着问：“你怎么了解这么多情况?”我说：“我和韩桐一个系，韩桐一入学，我就是他的班主任，又当过他的辅导员，教过他课，所以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之后，中央首长又——问了郝广德、刘文研、陈永华和周建民的情况。
另一边群众代表有张三林、漠南、杜凡、张启生，还有一位包头铁路的代表曹文生。点完名，他们五位也反映了自己的观点和对文革的看法。中心一点，呼三司是反军的，谁反对解放军，我们就反对谁。五个人反复讲这个观点，几次被张春桥、关锋、戚本禹打断，说讲你们自己的观点，不要说别人如何。看来他们准备不充分，没有讲出多少自己的东西来。
最后总理宣布：“你们要打回电话去，劝告各方冷静沉着，要劝你们的部下，保持现状，脱离接触。中央准备派人下去调查，由内务部长曾山同志带队组成调查团，直接到内蒙去看看，考察你们汇报的情况，希望予以配合。”第一次接见到此结束。
三、周总理派曾山到内蒙
曾山到呼市后，和内蒙军区、党委、红卫军、无产者几方面都进行了接触，还到内蒙师院了解情况。因为部队日夜巡逻，时有任意捕人的现象，造反派群众很多集中在师院大楼内，曾山受到被围困群众的欢迎【注：据目击者介绍，曾山一行到达师院东纵大楼(即文史楼)那天，挤住在楼内的几百名造反派流亡者，情绪激动，欣喜若狂。虽因长期被封锁在楼内(守卫东纵大楼)，无法洗浴，显得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见到中央调查组，就像见到了大救星。无论男女老少，个个热泪盈眶，口号震天，使调查人员颇为动容。】。曾山此行带着法医，由师院化二学生、东纵总部成员董玉华陪同，对韩桐的尸体进行检验，证实了我方的汇报。曾山把董玉华带到北京，由董直接向总理汇报。
在内蒙，曾山专门看望了韩桐的父母和家人。接见时，韩桐的父亲介绍了他们的出身，韩桐的品德，并向曾山同志提出一个请求：韩桐有个弟弟韩梓，现正在内蒙一个部队当汽车兵，因哥哥的问题被团里关押起来审查，受到很大刺激，精神有些失常。要求军队领导把儿子交给他们照顾。曾山就此事出面干预，不久韩梓回到父母身边。
曾山从内蒙回京后，专门请我、郝广德、董玉华到中南海核实问题。那是一天下午，天黑后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把我们三人带进中南海。中南海肃穆、堂皇，因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住的地方，他好像就在我们身边。
工作人员把我们领到内务部，提醒我们不要乱动，这里是分区办公，我们不懂他的意思，趁曾山还没来，在大厅里坐了几分钟，便走到院门外，冬日里，树叶已经雕零，花池留着残草。我们沿一条栽着松树的小路信步前行，后来便高兴地跑起来，以为小路可以通到很远的地方。不料，跑出不远，胡同旁两个卫兵喊住我们，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明来意，两个卫兵很客气：“你们第一次来中南海吧，内务部的位置到此为止，没有通行证不能出去。”原来在中南海，到其它部门必须有通行证。
接见中，曾山很和气地与我们核对事实，问我们整个组织的成立和活动情况。其间，主要跟我们核对1967年2月4日那天下午，见刘昌代表团进军区大院的过程。我如实把那天情况讲完后，对曾山说：“军区是派人正式通知我们，组成代表团去会见的。事情发生后，反诬告红卫兵抢劫了值班室，打伤了卫兵。”曾山和蔼可亲，他安慰我们要听中央的话，他会把了解的情况真实地反映给中央领导。他一再嘱咐我们，多做团结工作，要教育自己，不要把错误都推给别人，要协助中央把内蒙局势稳定下来。他特别强调，内蒙处于反修前线，要提高警阳，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和国防安全。我们对这些意见都接受了。
四、内蒙军区到北京捕人
1967年2月中旬，内蒙军区参谋长王良太，以中央军委命令和加强军队纪律为名，针对军区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开展整顿。
那时，内蒙军区内已把一些同情或支持呼三司观点的干部停职关押，有十几人受不了折磨，逃离呼市地区。王良太、张德贵让军区保卫部组织人。在北京卫戍区秘密侦察。王良太下命令说：“要把外逃人员全抓回，即便逃到广州也抓，一个不留。”
一天下午，我送上访同志走出建工部招待所大门，被站在门口的两个持枪士兵拦住，一位军官生硬地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为什么住在这里?”我举目望去，停着三辆军车，从车牌看出是内蒙军区的车辆。我没好气地回答：“你管我是哪个单位的!我是周总理的客人，是中央指示来京参加会谈的。你是哪个单位的?竟敢堵在门口盘查，难道还想在首都抓人吗?”
军官毫不示弱：“我们就是要抓人，就抓你这样的坏人!”我和军官争吵起来，惊动了楼内人。我方代表出来帮我，红卫军代表帮军人。有经验的内蒙党委书记，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报告内蒙军区到代表驻地抓人一事。
内蒙军区人多势大，很快冲进楼内，挨门搜查。他们搜查时，我方代表跟在后面大声抗议，院内、楼内一片混乱。正在此时，赵刚、朱光明到了，随后，北京卫戍区执勤人员，把内蒙军区的人领走。内蒙工会一名摄影爱好者，及时把现场情况摄入镜头，第二天，我们按赵刚的布置写好材料，附上照片送交总理办公室。
在一次接见中，周总理气愤地质问萧应棠、黄厚、刘昌：“你们是部队的高级干部，应该知道，地方部队进入首都是要经北京卫戍区同意的。你们开着车，带着枪，在北京随便抓人，这是什么问题?如果各军区都这么做，北京人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安全还有没有保证?”
康生和其它中央领导人非常生气：“你们不是一般的无组织无纪律，你们眼里根本就没有党中央，没有中央军委。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们到首都尚且如此，在内蒙，你们会更加无法无天。”那天，我和内蒙军区的人争执时，明白他们是来搜谁的。贴在军区内的《我的审判》的大字报作者，此时住在清华大学，是他们无法搜到的。而另一位军区政治部干部，当时正在楼内写一份要送交总理办公室的材料。他们全是从呼市逃出来的，我们必须保护他们。混乱中，我们把这位干部藏在三楼一个角落。三楼住着红卫军方面的人，估计内蒙军区不会搜查他们的楼层。果然，当张三林、杜凡等人向带队军官解释三层是他们的住处后，军人即刻撤离三楼。此时，赵刚、朱光明已赶到。
五、军人指挥围攻师院
内蒙军区派往外地的军人战果辉煌。外逃干部被抓回后，挂牌示众近三个小时，均遭到毒打，连女兵也不得幸免。
尽管中央对军区个别领导人一再批评，耐心帮助，却收效甚微。67年3月2日，王良太在军区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我们正准备大夺权，夺大的，呼市市委也准备夺权。现在牵涉到北京谈判，我们认为这与夺权不相干，该夺的，条件成熟就夺，谈判仅仅是缓和一下矛盾，便于中央了解内蒙形势和党委情况。”
在军区支持下，呼市地区的白色恐怖越演越烈。3月5日，铁路局的保守派“红铁战士”，追捕造反派，参加火车头的工人被迫到铁路沿线躲避。火车司机张孝遭到毒打，双臂脱臼。
公安厅大院内，支左部队对东方红造反组织的人员进行清理，连同情者也不放过。有一半干部被强令在大院内罚站，对造反骨干惩罚更甚，逼他们站在一个用木棍画的圈内，画地为牢，不准动弹。三月初，独立二师在工学院北视察地形，准备时机到时，对700多名造反师生动手。这一期间，师院、工学院、内大、林学院的墙外，每夜都有爆炸声，军区毫不隐讳进行军事演习的事实，试图以武力威胁。周围居民区的老百姓十分反感。红卫军、无产者、工农兵的宣传车配合军车行动，不停地广播，叫骂挑衅。
3月11日，军区政治部公开发布《致师院东方红战斗纵队的一封信》，信中宣布：师院东纵是牛鬼蛇神的大本营，是一贯作恶多端的反革命组织。这封信发布后，红卫军上千人堂而皇之涌进师院大院。东纵总部决定撤出办公楼及文史楼第一层，进入文史楼二楼以上，去往二楼的信道，用钢筋铁门封锁。从此，师院东纵成了一座孤岛。
冲进师院办公楼及文史楼一楼的红卫军人员，肆无忌惮地破坏学校器材，不少物品被抢掠一空。武装军车把守大门，车上的军官，随时准备指挥攻楼。
六、枪要指挥党
此时，内蒙军区处于压倒优势，他们开始组织党政干部，筹划成立呼市革委会(不报中央批准)，准备于1967年3月18日宣布市革委成立的消息，同时枪杀一批造反者，以示庆贺。
军区的重要同盟者，是党委书记兼人委副主席王逸伦。1964年，王在中央党校进修期间，与天津某工厂会计有暧昧关系。因这个女人和多个外国使馆有联系，引起中央注意。乌兰夫把王的问题带回内蒙，让王坐了一段冷板凳。1966年初，在北京前门饭店会议上，王逸伦以受害者身份得到一个左派书记头衔。
1967年，王逸伦支持成立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及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等组织【注：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是于1967年在呼市成立的保守组织，组成人员主要是自治区机关干部及高校教师，其中有120总部、红联总会、银锄纵队、内蒙古大学红野鹤、内蒙古日报社职工造反总部等等。】，与内蒙军区领导人黄厚、刘昌、张德贵、王良太一起，共同对呼三司实施围剿。
中央第一次和第二次接见时，王铎曾明确表示支持呼三司，批评内蒙军区的武力政策。3月16日，王铎避开众人，突然搬到王逸伦在京的住所，并于3月15日写信给中央表示改变观点，反对呼三司，与军区站在一起。1967年3月18日，中央接见四方代表时，周总理批评王铎：“你的信我们收到了。我很惊讶你的态度改变得这么快。你把革命原则视同儿戏，你的事先放放。”
4月13日中央下达对内蒙的决定后，内蒙军区领导人离京时，把王铎一人丢弃在招待所内，陪伴他的是满地纸灰。
内蒙军区和王逸伦等人成立革委会一事，被中央发现后，周总理严厉批评他们说：“只有毛主席有权批准成立革委会。你们好大胆子，竟然不把毛主席、林副主席放在眼里，你们想干什么?你们要立刻下令停止一切活动，会后写一份详细检查交来，要写清事情的经过，中央必须追查当事人责任。”
我当时在场，没见过周总理如此气愤和动容。
在中央的干预下，内蒙军区一些人苦苦筹划的“登基大典”成了一场黄粱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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