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蒙古族将军孔飞

1966年初内蒙古党委开会之后，内蒙古军区派出很多人去地方参加“四清”。内蒙古军区的三名蒙古族副司令员、副政委，都被派出去搞四清。廷懋在赤峰，孔飞在哲里木盟。副政委吴涛当时也在参加“四清”。
　　5月，通知吴涛去北京参加华北局会议。在华北局会议上，吴涛虽然并不知道乌兰夫有什么问题，可他脑子转得很快，在会上猛烈地批判乌兰夫，成了革命“左派”的典型人物。
　　6月20日，黄厚打电话通知内蒙古军区参加“四清”的人回军区。奇怪的是，就是没有通知时任副司令员的孔飞和副政委廷懋。
　　7月初，廷懋从“四清”点赤峰回到呼和浩特。在他回呼和浩特之前，军区有人给他传递了乌兰夫在北京挨批判的消息。廷懋多少有些心理准备。
　　父亲埋头在哲里木盟的苏木里搞“四清”，路途遥远，消息闭塞。对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虽有耳闻，具体的情况他一点也不清楚，满脑子还是怎么搞好当地“四清”，怎么发展当地的生产和经济。

　　7月中旬，父亲被内蒙古军区召回。路过北京时，他去看了参加华北局会议的吴涛。正在华北局会议上的吴涛，很清楚乌兰夫被批判的情况，但他什么情况也没对父亲说。1959年吴涛到内蒙古军区工作后，和父亲的私人关系很不错。父亲和吴涛两人都是30年代老大学生，两家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常有来往。去北京开会时，经常一起吃吃饭，逛逛书店，会会朋友。可是这次，父亲邀请吴涛一起去吃饭，吴涛不去。善良的父亲对这些反常的情况一点也没多想。
　　父亲去总政治部见了刘志坚副主任。刘志坚副主任和父亲谈了乌兰夫在华北局会议上受批判的事，告诉他在会上批判乌兰夫“宫廷政变”等情况。
　　父亲这才知道发生了大事情。一切突如其来，来不及思考。
　　刘志坚副主任一再强调：“乌兰夫是乌兰夫的事，不能因为你们是亲戚就会怎么样，我们共产党历来不搞株连。你回去后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加强学习。”
　　在农村已经半年的父亲，什么情况都不清楚。他不知道乌兰夫究竟是不是搞“宫廷政变”。只是感到，这么多年没有感到乌兰夫有什么问题，更从没听说什么“宫廷政变”。自己一直认为乌兰夫是一个很好的党的领导人。刘志坚副主任的这番话，使父亲减少了心理压力，父亲简单地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回军区无非是学习、认识。父亲，一个军事领导，他没有去深入思考近几年来出现的那些政治现象到底是什么问题。
　　然而，事态的发展谁也无法预料，父亲一回到内蒙古军区就陷入无休止的批判中，不久被停职。从此，他离开了自己为之奋斗几十年的人民军队。
　　时间不长，刘志坚副主任也受到“文革”浪潮的猛烈冲击。

　　父亲回到内蒙古军区时，人们已经不怎么上班了。办公大楼里贴满了大字报。父亲每天到大楼里看大字报。一开始，大字报的内容比较集中，主要是批判刘华香和吴涛。刘华香是第一副司令员，吴涛是第一副政委，大字报主要是对他们工作中的一些意见。开始时大家贴大字报是哪里有空地方就在哪里贴，这很自然。
　　几天后，大字报的内容突然转了，转向吴涛、孔飞和廷懋。这三个人都是军区一级的领导，都是少将。在军区少将一级领导中，只有他们三个是蒙古族。副司令员肖应棠组织人们集中写他们三人的大字报，还要把三个人的大字报分人贴。这样贴出来的大字报，使人感觉吴涛、孔飞、廷懋他们三个人大字报特别多，问题当然也显得比别人多。
　　1966年8月6日，军区领导开大会批判吴涛和孔飞。军区刘副司令、肖副司令主持批判会。批判会上大帽子满天飞，说吴涛紧跟乌兰夫，包庇孔飞。说孔飞和乌兰夫关系密切；说孔飞是地方民族主义；还说孔飞不懂军事，单纯军事观点。甚至有人说孔飞什么坏事都敢干。大军区一级的领导干部，如此信口开河、不负责任到极点。
　　由于军委有人出面为吴涛说话，很快，中央军委来通知，不允许批吴涛。于是，内蒙古军区批斗的力量全部集中在孔飞身上。后来又加上廷懋和军区参谋长塔拉。
　　塔拉在《平凡的一生》一书中写到：“大字报的矛头直接指向乌兰夫、孔飞、廷懋、我及其他一些人。攻击我们的大字报是有组织有秩序地张贴。”
　　父亲是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又是乌兰夫的亲妹夫。于是，那些人开始杜撰出什么“左右丞相”、“军事大臣”等等说法。他们的推论是：乌兰夫要搞“民族分裂”、“宫廷政变”。要搞“民族分裂”、“宫廷政变”，肯定要网罗一批人。既然是“宫廷政变”，那么就有“宰相”，就有“大臣”。于是，父亲被冠以“军事大臣”的头衔。这种建立在无中生有基础上的推论，竟然被当成事实来批判。
——奥伊庆摘自阿木兰著《新中国开国蒙古族将军孔飞传记——风雨坎坷六十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