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内人党事件”的存疑

目前执政当局认可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关于内蒙古“内人党”事件的有关细节。真相到底是什么，至今无从知晓。从下面的文字叙述来看，中央文革和康生、江青是制造蒙古“内人党”事件的幕后推手，滕海青是在中央文革和康生、江青等人授意下的直接策划者，是内蒙古人民的历史罪人。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如果蒙古“内人党”事件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行，毫无疑问，滕海青必定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帮派体系”中的“骨干分子”。那么，为什么在叛徒华、汪、和走资派叶、李等人勾结，并串通一气非法“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后”滕海青没有受到牵连和追究？尤其是在“世纪大审判”中，早在1975年就已经被推选为四届人大代表的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滕海青不仅安然无恙，而且还在其离职休养的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呢？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说，制造蒙古“内人党”事件的幕后推手是华国锋之后执掌政权的那帮人。把制造蒙古“内人党”事件的罪魁祸首强行安在中央文革和康生、江青等人头上是非常牵强的。
那么，具体情况究竟如何，还望知情者进一步澄清。

内蒙古“内人党事件”的存疑
内人党事件与肃反运动2010-01-14 11:34内人党事件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内人党事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滕海清在中共中央授意下，于内蒙古发起的肃反运动，通过刑讯逼供，将数十万人打成内蒙古人民党（简称内人党），其中有数以万计的人遭迫害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蒙古族。

经过
1966年5月16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20日，华北局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会议，内蒙古主要党政领导人、四清工作团负责人共计146人参加，6月7日到7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人乌兰夫在会上被揭发批判。内蒙古党委副书记奎璧、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等人受株连。会议最后认为“乌兰夫的错误是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实质是内蒙古党组织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后乌兰夫等人被打成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8月初，改组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市委第一书记李贵被批判。成立内蒙古党委文革领导小组、四清领导小组和生产领导小组，取代原有的党政领导机构。196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指内蒙古领导人王铎、王逸伦等为保守派的后台予以批判。[1]

1967年5月，滕海清调任内蒙古军区代理司令员。6月18日，成立了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1月1日，成立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滕海清任主任，李树德任副主任。11月9日、12日，江青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称：“建国十七年来，贯穿着一条黑线，文艺界必须大乱。”该讲话录音由滕海清于11月17日在内蒙古革委会上播放。

1968年2月4日，滕海清和李树德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江青称“我在北京文艺界作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内蒙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的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康生表示“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活动，开始可能楸的宽点，不要怕！”[2] 2月13日，成立中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2月18日内蒙古革命委员会召集各盟市革委会领导人，举行部署会议。4月13日，藤海清在群众大会上发布命令向“新内人党”总攻。4月14日-26日，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巴图在酷刑之下，指认鲍荫扎布等16名领导干部是内人党骨干。这些人随即被逮捕，并在受到酷刑逼供后又指认新的内人党成员。[3]4月23日，《内蒙古日报》发表《发动全面总攻，夺取决战决胜》社论。王再天、哈丰阿、朋斯克、特木尔巴根等领导干部被打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

4月26日，李德臣起草、高锦明签发的《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报送中共中央。康生向滕海清指示“你们内蒙古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古有这么大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7月5日，内蒙古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

7月20日通过了《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意见认为1947年自治区政府成立后，以乌兰夫为总头目的“老内人党”转入了地下，对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下的骨干分子按反革命分子处理，一般成员限期自首，抗拒从严。该处理意见随后以“内革发351号文件”的形式传达全区，对内人党的迫害自上而下的开展起来了。藤海清发布《敦促内人党登记》一号、二号通告，并发表《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标语口号》，通过威吓、暴力的手法，将许多人揪出来，而被揪出来的人若不承认自己是内人党，则受到拘禁、刑讯；而承认了，又要供出新的内人党成员。滕海清在内蒙古军区政治部200人中，就揪出180个内人党，其中10个人被迫害致死。11月24日，《内蒙古日报》发表题为《狠为基础》的社论，文中称“经过一年的扫荡战，斗争进入深挖深批打硬阶段，不狠是不行的。稳、准、狠三个字狠是个基础。”12月2日，内蒙古公安厅军管会主任称，其公安厅内有内人党指挥部、保卫部、苏修情报部，挖出十二个内人党党支部，68名骨干，200余名党徒。[2]

1969年2月，滕海清将各种口供汇编，拟报告给中央，并举办内人党罪证展览。而受到迫害的人，则试图向中共中央呈情，如原在沈阳军区司令部当警卫营长的齐宝荣，被调入内蒙古军区，任步兵30师一团副团长，在内人党批斗中被踢致死，其妻子即赴沈阳军区通过陈锡联报告中央。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在锡林郭勒草原插队，全大队除了三户，其余人家都是内人党黑户，她将情况写信告诉了周恩来。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5月13日－19日，在政治局成员接见内蒙古领导人时，滕海清受到批评。5月22日，中共中央针对内蒙古发出了24号文件（5•22指示），毛泽东在文件中批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文件要求对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关押者除了重大嫌疑的，其他立即释放。随着文件的传达，内蒙古又出现混乱，被关押者没有马上获释，其支持者又试图批判滕海清。康生进而认为“内蒙古平反一风吹了”、“犯了第二个扩大化错误”，黄永胜则称“内蒙古批判滕海清，以错反错，搞乱了局势”。7月5日，改变内蒙古行政区划，将内蒙古分割，分别划入周围省份。[4][5]另在内蒙古实施分区全面军管，并将党政军领导人送往河北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2月19日，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率部前来执行军管，郑维山与副司令员杜文达、副政委黄振棠、张正光组成内蒙前线指挥所（简称“前指”），统一领导内蒙古工作。[4]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四人帮下台，文革结束。

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报请华国锋，决定彻底平反所谓内人党，认为属于一大错案，而滕海清等内蒙古领导人并未受到刑事指控。

影响
以内人党为借口的这场肃反运动，在内蒙古产生了灾难性后果。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监察厅起诉林彪、四人帮的起诉书，“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冤案，有三十四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康生、谢富治等挖所谓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造成惨重后果，大批干部和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危害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治权，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而内蒙古党委后来在总结这场运动的报告中称：“滕海清等人采取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凭空捏造手段，用尽骇人听闻的极其野蛮、残酷的各种刑罚，大搞逼供信，造成特大冤案，共打成四十八万多人为新内人党分子。”[2]前内蒙古党委第二书记廷懋于1981年8月1日致信黄克诚，信中称“内蒙在‘文革’中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挖‘新内人党’，死两万多人，伤残十七万，被株连的上百万人。”而民间的统计数字是：致死4万多人；伤残人数为14万多人；被抓、被挖、被迫害的人数大约有70万。[3]

受难者
遇难者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自治区副主席哈丰阿、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特木尔巴根、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达理扎雅、自治区副秘书长嘎如布僧格、内蒙古师范学院院长左智、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主任何志、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勇夫等。

人员分部
以下为内蒙古部分地区的伤亡人数统计，尚不包括阿拉善盟，昭乌达盟、兴安盟、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以及军区的伤亡情况。[3]

地区 牵涉 死亡
锡林郭勒盟  1863人
锡林郭勒盟 挖15万，伤5016人，残2322人，完全丧失工作能力739人 1260人
乌兰察布盟 伤8628人，残4650人 1686人
巴彦淖尔盟 挖8415人，重残3608人 363人
哲里木盟 挖48500人，伤残14000人 3900人
呼伦贝尔盟 挖47500人，关押14329人 2307人

滕海清（1909年3月2日- 1997年10月26日），安徽省金寨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
1929年参加游击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任红四方面军班长、副连长、连长、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委员等职。1935年3月，随红军开始长征，担任红十一师三十三团一营政委。1936年底，任红四军第十师二十八团政委。1937年，滕海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团一营副营长，后改任三八五旅教导大队大队长。1938年3月，滕海清就读于延安抗日大学。8月中旬，滕海清经武汉，来到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任命其为第二大队大队长兼政委。1941年，任新四军第四师十一旅旅长，1944年11月，调任第九旅旅长。1946年1月，第四、第五、第九旅组建成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滕海清仍任第九旅旅长。1947年1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为陈毅，第九旅改称第六师，滕海清任师长。10月，滕海清调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副司令员。1948年2月，滕海清回调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康志强任政委。9月，参加淮海战役。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军，滕海清任军长，康志强任政委。后二十一军渡江，占领杭州，5月6日，率军进浙东。

1950年11月，滕海清作为首批学员，就读于解放军军事学院。1952年8月，滕海清毕业，并留校任高级系一班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1954年6月，滕海清任高级系副主任。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并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1年10月，调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5月，调任内蒙古军区代理司令员，并任新成立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主任，随后在其主导下的内蒙古肃反运动，以文革名义搞种族清洗，导致灾难性后果，数十万计的人死亡、数百万人受迫害，但其后未收到处分或刑事指控，一直受到中共包庇。1975年-1980年，任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滕海清还曾任第四届全国人大（1975年-1978年）代表、中共八大（1956年）代表、中共第九届（1969年）中央委员。1997年10月26日，在北京死亡。

军区招待所，伪证大展
1969年2月，内蒙古军区招待所。一次全自治区范围的“内人党”罪证展览揭开了帷幕。这是一次伪证大展览。其中，数以千百计的“内人党”罪证全部是伪证。
　　
在展览中，除“内人党”外，还有所谓“内人党”变种组织的“罪证”，比如统一党、独立党、自由党、团结党、呼和浩特蒙古党、真理党、哈拉哈高勒党、蒙古联合党、成吉思汗党、沙窝子党等等。

之所以冒出这么多变种组织，是因为在严刑逼供下，受害人常常因不知道“内人党”这一名称而乱说一气，各级革委会和群专指挥部无奈，只得将之统统归为“内人党”的所谓变种组织。

在这次展览会之后，内蒙古革委会第二专案办公室将部分图片编辑成册，作为“内人党”反革命集团罪证，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层层下发，配合正值高潮的揭挖运动，有着很大的蒙蔽性。

据事后统计，因“内人党”等冤案，内蒙古地区受到迫害的干部群众竟多达34．6万人，致死者达16222人。

滕海清调整步子
1969年3月9日，在北京，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召开了“九大”预备会议，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其他各方的头面人物共128人，都到会参加了。

滕海清和吴涛早早赶到北京。这一次，他俩身居“九大”代表之列，并且很有可能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还在2月26日，内蒙古革委会又通过了一个《关于对待“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若干规定（草案）》，同以往的同类文件相比，没有增添什么内容。
　　
3月，内蒙古革委会起草《关于“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几个问题的报告》，正式上报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这份《报告》与此前起草的《汇报提纲》相比大同小异，也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一切迹象都表明，迁延时日的挖“内人党”运动又到了一个关口，面临着新的可能性。它需要新的刺激，需要新的爆炸性新闻，方能产生新的一轮轰动效应。
　　
权星垣回忆说，1969年3月，在滕、吴赴京之前，他的妻子突然被审查，白天接受批判，夜晚放回家，勒令其揭发权星垣的“问题”。专案人员对权的妻子诱供说，权星垣介绍了两名“内人党”徒加入共产党，而这两个人同时把权拉人“内人党”，以便互相包庇，狼狈为奸。
　　
权星垣坐不住了。在一次核心小组会上，他自动要求停止工作，说“免得组织上被动”。有人拍桌子说：“怎么，清队清到你老婆头上，你不干了！”
　　
吴涛淡淡地说：“要正确对待嘛。”其实，此时吴涛的周围也是险象环生，自身难保。
　　
在2月4日，滕海清向中央文革碰头会汇报内蒙情况时，曾经说过“吴涛已经不可靠了，他是乌兰夫反党集团的人。”周恩来当即批判了滕海清。但事后证明，伸向吴涛的手仍在幕后悄悄动作看。
　　
有几个专案组在审讯时暗地里追逼他的黑材料。内蒙古军区政治部的挖“内人党”骨干马殿元，在宣传部副部长海山和教育科长赛希的专案组里，就要他们交待吴涛的“内人党”问题，他们屈打成招，按照专案组的口径说了。
　　
同时，社会上也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纷纷传说不久就要挖出一个更大的“内人党”来，这个人比乌兰夫小，但比迄今挖出来的还大。造反派的小报更加露骨，说是有一个掌权的“内人党”党魁，代号叫“口央”。“口央”组合不正是繁体“吴”字吗？
　　
当时内蒙古主要负责人的策略是：先集中打高锦明，稳住权星垣，而吴涛，则是最后的攻击目标。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腾海清一行来京参加了“九大”预备会议，他们意外地发现：北京的风向似乎正在悄悄地转变。原来，自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落下帷幕以后，毛泽东就三令五申地指出：要缩小运动的打击面。
　　
1968年12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将一份《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批转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同时附了一封信。此后，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起草了《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12月26日，毛泽东又在《通知》中添加了重要内容。
　　
正是在此期间，毛泽东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已经扩大化了。”
当时，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持续了两年多，领导干部被打倒一大片，破坏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毛泽东正在考虑重新建设的问题。因此才有了上述的一系列批示和讲话。毛泽东的这些批示和讲话，在肯定“文革”成果的前提下，对解放被打倒的干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中央文革召开的“九大”预备会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3月9日，就在滕、吴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康生就先向滕海清打了招呼：内蒙古清队有扩大化和逼供信错误。这期间，周恩来也委托谢富治和温玉成找滕海清谈话，更全面地指出了其错误的严重性。
　　
这样，3、4月间，滕海清和吴涛频频从北京向内蒙古来电来函，口气调子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滕海清在不动声色地调整自己的步子，以便跟上北京目前已经逐渐和缓下来的运动节拍。
　　
康生吹风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4月4日，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人打电话给权星垣及其他留在呼市的革委会常委，对内蒙古工作又做了一番指示，其重点是“落实政策”问题。
　　
4月11日，毛泽东接见了各大组召集人，又一次就纠“左”问题作了指示。
　　
此间，滕海清接到康生的一个电话。康生说：“滕海清同志，我问你：高锦明为什么不能当‘九大’代表？我问过谢富治同志，高锦明是个很好的同志。”
　　 滕海清急得大声说：“康老，高锦明不当‘九大’代表，不是当面请示过您吗？！”谁知康生大怒，在电话里喊：“怎么，你连中央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吗？！”
在这之后，身为“九大”主席团成员的康生，又参加了内蒙古组的小组会议。
　　
康生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内蒙形势的批评。同时，他本人对内蒙古清队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急转弯。
　　
当时，中苏珍宝岛事件刚刚发生，全国上下弥漫着临战的气氛。作为北部边防的内蒙古，自然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
　　
因此，在“九大”期间，对于这样一个地区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总体评价，决不是康生一人能够拍板定论的。
　　
事实上，内蒙古问题一定经过了政治局常委会桌上的讨论，并经过毛泽东主席的认可。至于让康生正式出面把问题挑明——这不过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为顾全大局而对康生本人的一种爱护和挽救。
　　
谁都知道，康生一直对内蒙古挖“内人党”大力支持，并经常出谋划策。假如由另一个人——比如周恩来——直接出面，指明内蒙古的扩大化错误，那么实际上就等于向外界表明，中央已经正式认为康生在内蒙古问题上犯了错误，这，在当时将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政治事件。
　　
因此，解铃还需系铃人，由康生本人出面，也意在向人们表明，党中央内部没有意见分歧，是团结一体的。结果，康生乘机把错误推得干干净净。
　　
来自草原深处的家信
今天看来，党中央包括周恩来本人，对内蒙古的运动真相，也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
　　
实际上，内蒙古与北京近在咫尺，逼供信和清队严重扩大化的消息，冲破层层封锁和阻挠，不断上达中南海。
　　
祁宝荣原是沈阳军区司令部的警卫营长。当时，陈锡联是沈阳军区司令员。
　　
祁宝荣在挖“内人党”之前，奉调到内蒙古刚刚组建的步兵30师任副团长。挖“内人党”的运动袭来时，祁宝荣未能幸免，严刑之下，被毒打致死。
　　
祸从天降，祁宝荣的遗孀在内蒙古哀告无门，便直奔沈阳，找到陈锡联，并通过他上告中央。
　　
周恩来忧心如焚，对内蒙古日渐恶化的局势早就有所察觉。那时，他除去其他渠道的消息来源之外，还有一条“内线”——
　　
周恩来的亲侄女周秉健　　
1968年夏，周秉健初中毕业，和同学们一起，报名到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落户。行前，她与邓颖超联系，说临走想见见伯伯。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周秉健来到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了邓颖超。
　　
直到吃晚饭时，周恩来才跨出办公室的门，亲热地招呼小秉健，问她什么时候走？思想准备得怎么样？
　　
那时，周秉健只有15岁，是个十分文静的小姑娘，在伯父面前，还有些拘束。饭后，周恩来领着周秉健来到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面前，给她指点锡林郭勒盟的位置，又交代了几句话，就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周秉健下来的当天晚上，一位懂汉语的大队革委会副主任给知青们讲了形势。
　　
那时，内蒙古革委会第三次全委会刚刚结束，挖“内人党”的决议文件下发到了各基层单位。周秉健所在大队的这位革委会副主任正好是“挖肃”骨干，他向北京来的学生们大讲“内人党”的“滔天罪行”，说乌兰夫要“叛国投修”，草原上到处都是他的“黑线”，全大队只有三户牧民是红的，其余的都是黑户。
　　
周秉健住在阿妈这，邻居都是反革命，紧张得她心怦怦直跳。
　　
10月1日，草原忽然紧张起来，纷纷传说苏蒙修可能趁国庆期间打进来。周秉健所在的阿巴嘎旗靠近边境，那几天，她和伙伴们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夜里和衣而睡，小蒙古刀就搁在枕头下面。
　　
下到草原后，周秉健每隔半个月就往北京写—封家信，通过周恩来身边一位姓赵的秘书转收。在信中，她把自己下来以后的经历和感受，一五一十地向伯父和邓颖超娓娓道来，根本没意识到它们有什么价值。然而，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却通过侄女的普通的家信获得了宝贵的信息。他意识到：北京和内蒙古都有人在向他封锁消息，并由此发现，内蒙古清理阶级队伍的错误十分严重。
　　
后来，周恩来召集内蒙古领导干部开会时，曾提到“内蒙有个女知青写信反映情况”，草原上便轰地传开了。
　　
周秉健也听到了上述传闻，但她浑然不知这个“女知青”就是她自己。

转折点　　
“九大”开到一半的时候，内蒙古代表团秘书李德臣通过李雪峰找到周恩来，向他反映了内蒙古清队“扩大化”的严重情况，周恩来当即作了指示。
　　
从周恩来处回来后，李德臣去找滕海清，说：“我们应当向中央认个错。”当时，吴涛、李树德也在坐。滕海清闷声不响，吴、李表示，同意向中央写检查。
　　
旷日持久的挖“内人党”运动终于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于是，李德臣立刻起草了一份检讨报告，以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人名义，呈送给中央。这时，是1969年4月19日。
　　
这份《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同志的检查》写道——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有扩大化的错误，对高锦明同志的批评是错误的，对我们教育很大。我们衷心接受，认为这是对我们的爱护，对内蒙的关怀。
　　
检查书的最后一段写道：“以上检查还是肤浅的，认识是不够的。”但是，平心而论，这份《检查》写得相当有条理，同时还辅以各种数字材料，比如说“在革委会四次全会以前，内蒙就挖出了13万多人”。“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15日又挖出了25万多人……”在中央打招呼之后，仅几天时间，内蒙古革委会领导人就交出了这样的检查报告，这说明，起草人对内蒙古的“挖肃”错误早就心中有数。
　　
对于中央来说，不采取公开批评内蒙古革委会负责人，而是把主动权交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检查认错——这无疑是出于对滕海清等人的爱护。同时，这种积极稳妥的处理方式也有助于内蒙古大局的稳定。
　　
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在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落实政策问题。毛泽东的讲话迅速传达下去，全国各地释放和解放了一大批人。也正是在此时，中央对于内蒙古问题下了决心，在5月初，将内蒙古的两套班子——内蒙古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内蒙古军区党委常委，召到北京。
　　
5月13日和16日，京西宾馆，周恩来、康生等人接见了内蒙古党政军领导人。
　　
周恩来对滕海清说：“你是老同志、老红军，咱们以前在苏区打改组派，在鄂豫皖打AB团，你怎么不接受教训呢？”责备之中含着关心和爱护。
　　
康生则一反常态，对这位内蒙古的第一把手严加训斥。
　　
滕海清消极对抗，一言不发。
　　
话题集中在滕海清擅自将高锦明撤职批判一事上。周恩来问滕海清：“你把高锦明同志停职，向中央报告了吗？经过中央的批准吗？”
　　
高锦明事后回忆，当时老滕埋着头一声不吭，态度很不恭敬。
　　
康生转向高锦明，旧话重提说：“高锦明同志，我原来就感觉你有点右。”
　　
周恩来在一旁没有搭话，继续对滕海清说：“滕海清同志，你要是听了高锦明同志的话，犯的错误可能要小一些。”
　　
然后，他又对高说：“你发不了电报，为什么不写封信反映情况？”
周恩来接着对权星垣说：“权星垣同志为什么也不反映？”
康生应声说：“权星垣你是不是有些滑头呀？”
周恩来接着说：“可能吴涛同志更正确一些？”
接见临结束时，滕海清思想仍然没有通。周恩来向吴、高、权等人说：“你们帮助帮助他！”
　　
第一次接见后，在京的内蒙古革委会领导人立刻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名义发了一份文件：《关于认真传达贯彻“九大”精神坚决落实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特别是在挖‘新内人党’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伤害了一些基本群众，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影响了斗、批、改的顺利发展……”在《通知》之后，还附有一份《关于被误打成“新内人党”分子平反及其有关问题的几点意见（草案）》。
　　
16日的第二次接见结束后，由李德臣执笔，以内蒙古核心小组滕、吴、高、权、李（树德）、李（质）六人的名义，在5月19日又起草完毕一份文件：《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
　　
这份意见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精神是周恩来接见党的核心小组和军区党委成员时的讲话内容，有些字句甚至就是周恩来的原话。“内人党”冤案曲折艰难的平反工作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