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宝山牧场的“挖肃”斗争

原志久　刘凤歧
在文化大革命中，内蒙古昭盟（现为赤峰市）元宝山牧场是个重灾区，四十八天的“挖肃”斗争，90%的人受到伤害（领导干部100%，原场职工90%，原场家属50%）在全场总人口400多人里，致伤、致残的就有40多人，自杀与因伤致死的6人。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无辜的，“挖肃”斗争给大人孩子身心造成的重创久久不能平复。

1966年冬，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展开，大草原上的元宝山牧场虽然地处偏僻，但也紧跟形势，职工家属学生纷纷成立“革命群众组织”，举起“造反有理”“破四旧”的大旗，打破了牧场的平静。在夺权斗争中形成两派，分歧的焦点是：牧场主要领导人以前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当时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牧场的工人尚能坚守工作岗位，农牧业生产没受大影响。

在成立牧场革命委员会时，对结合领导干部问题，两派产生分歧，各不相让，最后，原来的场领导无一被结合，场的革委会正副主任全由上级派，他们对牧场的情况了解不深，群众组织代表进场革委会的（即委员）也是老好人、中间人。

“挖肃”斗争，即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简称，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内蒙古版，由于牧场新班子的主任经常外出，场革委会的工作无形中由强势的副主任孙天祥主持，他是“四十八天”悲剧的导演，牧场的人说到四十八天都会提到他。

场革委会开会，全由孙副主任一锤定音（因为没有不同意见）。久之，造成孙的独揽大权，给他胡作非为创造了条件。此时从旗里分配来一批新毕业的初、高中学生，当时叫“知识青年”，孙副主任通过培训将这批青年中的一部分打造成一支“攻无不克的劲旅”、“挖肃”斗争中的打人凶手。

孙天祥以前是旗里的机动干部，一派群众组织的造反派的头头，他这一派是胜利者，因此被安排到元宝山牧场当二把手，分工专抓“运动”。他编造假案，动用酷刑逼人承认。他利用无社会经验的小青年充当打手。对牧场的职工、家属、学生、老干部、老领导残酷迫害。在逼供中即使将人致伤、致残、致死，孙天祥以“群众运动”为借口而无所顾忌。对本旗外的人，不管职务高低，对革命贡献大小，他毫不手软的迫害，但对旗境内的人他一边打一边拉，个别人竟成了他的心腹干将，也成了戕害人的帮凶。

此时的元宝山牧场暗无天日，受审者在“审讯室”里备受折磨，施刑者声似狼嚎的威逼（“你说不说！”），受审者惨叫呻吟，此情景使人怀疑：这还是社会主义的国营牧场吗？简直就是日本宪兵队。

陈辉民是牧场卫生所的医生，曾经在邻近的红山子公社医院工作过。1968年冬，孙天祥得知邻近的红山子公社医院挖出了“国民党”（都是假的），他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不能落在人家后边，要在元宝山牧场挖出“反动组织”，名扬天下。经过策划，将陈辉民作为突破口，先给陈安上罪名再逼他承认。就在他衣服后背的白布上贴上“国民党员”四个字，在审讯之前例行自报“罪名”时，陈没有自报出“我是国民党员”的罪名，被行刑者狠揍一顿。
开始，陈大呼冤枉，说：“我有错误，可我不是那玩艺啊！”折腾了好一阵，陈承认在距离本场较远的牧区“达里诺尔公社”医院入的国民党，审讯人员说：“你都干了哪些坏事？”陈说：“我不给贫下中牧治病。”又说：“我看不起院长。”审讯者说：“还有！”陈接着说：“我故意骑死过一匹好马。”

此时，督阵的孙天祥插话说：“他还有个发展任务呢，叫他说说他都发展了谁？”接着陈说了四五个蒙族人名。

这时候已经快到半夜了，斗争会将要结束，审讯者中有人说：“他交代的几个蒙族名字，就像汉人的张三李四一样普遍……”

陈辉民屈打成招，但他并未攀咬元宝山牧场的人。但以后就由不得他了，孙天祥让他咬谁，他不咬不行。审讯人员对陈说：“红山医院的康国玺大夫是地下国民党反动组织的头头，他已经把你供出来了，你是赖不掉的。”

陈辉民说：“我二人确实在红山医院工作过，个人关系并不好，他不可能发展我，我真的不是！”

审讯人员说“你不老实！”打手说“欠揍！”话到手到，各种刑法轮番用到陈的身上，把陈辉民折腾得不像人样，青年们也累了，怕陈死了（因还没有完整的口供呢）就将陈押回临时牢房，严加看管。

牧场因工作时间的原因，历来冬天吃两顿饭，晚饭后无事。但那天例外，晚饭后又提出陈辉民“过堂”，陈身上白天的伤痛还没过去，再添新伤，实在挺不住就“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是红山医院的国民党。知青们露出胜利的笑容，让陈辉民写文字材料，他们急急忙忙地向孙副主任汇报“战果”。并表扬陈“回头是岸”，前途光明。孙副主任指示青年要乘胜追击……

青年们向陈辉民指出“你要彻底交代你们的组织机构、行动纲领、人员名单——元宝山牧场内还有谁是你发展的？”

陈辉民挺不住刑瞎编了名单和组织机构。但他想到这样害了别人。

他说“我根本就不是国民党员，不知道组织机构，人员名单和行动纲领。”

青年们一听大怒，说他是“翻案”。因为已经向孙天祥汇报过，并受到表扬，他翻供，成绩全都泡汤了。于是就对陈用了大刑：四个人把陈按倒，在腿肚子上压上杠子（这是19世纪的刑罚，不知他们从哪学来的）。

压完杠子又把炉子升旺，对陈烘烤，当时陈大汗淋漓。在压杠子时陈发出阵阵惨叫，让审讯室外面过路的人听到了，都觉得毛骨悚然。陈辉民想：我这样被折腾死了，以后谁给我申冤？我死后妻子儿女谁管？此时他求生的欲望占了上风，先保住命再说吧。他跟青年要了碗水喝，说“我彻底交代”。就这样他写了些编造的材料，过后又一想这样不对，就又否认。
青年们给他用了一种新的刑罚：把拖拉机上传动用的三角带箍住他的前额至后脑一圈，然后用小木棍上劲，箍得头像要崩裂似的，双睛外凸痛苦难当，陈辉民只得又一次承认是国民党，并且列出名单，审讯者暗示他“咬”谁，他就“咬”谁，他咬了不少人。在他的笔下反动组织就无中生有的出现了。

在当天的大会上，孙天祥手举假材料，声音提高八度，神采飞扬地说：“大家看，元宝山牧场不是一片净土，是藏污纳垢的地方，这就是证明，我们坚决肃清。我劝失足者赶快惊醒，党的政策……”孙天祥的讲话拉开了四十八天的序幕。

陈辉民供出的反动组织名单里有副场长卢汉林。这可乐坏了孙天祥，他可抓住了反动组织在牧场的大人物啦。此时，内蒙古挖“内人党”的斗争在步步深入扩大，区内报纸、广播也大力宣传。在这样的形势下孙大主任在牧场挖国民党的信心更足。

卢汉林同志此时已年过半百，身体虽不错也禁不住精神压力和身体摧残，青年们对他用刑狠、辣，三角带勒在头上（脑箍）几度用力，老人昏厥几次。实在挺刑不过，在审讯人员的诱导下承认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青年们向孙天祥报捷时，孙要青年们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卢副场长的家人就遭了殃。

卢汉林同志的老伴是全场有名的忠厚善良勤劳的农村老太太，子女多，过日子勤俭，从没和邻居红过脸，身体瘦弱。此时，那些凶恶的打手将老太太抓去不到半个小时就打成了“胖官”，连吓带打，老人已无法活动，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终生未愈。

卢的长女卢凤云，被抓时正在经期，被打得昏厥数次，经血不住地顺裤筒流下。身心受到的摧残至今仍未完全恢复。

卢的女婿赵贵是牧场的会计，身体单薄，知青们将他带进审讯室开打，衣服打开了花，背部、头部皮带伤累累，一个小时就昏过去三次，被青年用冰水激醒，浑身水淋淋地扔在地上。

此时场革委会主任（一把手）看见了，找人把赵贵抬到炕上，换了衣服，叫人饮了点水。见赵贵的头部肿得厉害，只能看到嘴和眼成三条小缝。主任找到孙副主任说“不能再这样用刑了，如打死了人怎么交代？”

孙天祥不以为然地说“对敌人就是要狠，你现在同情他们，如果他们翻了天，他们对你就不客气啦，我看咱们班子应当反右……”

此话把主任吓了回去，再不管挖肃的事，任由孙天祥去折腾。

赵贵连连受刑，身体已经垮了，在审讯人员诱导下把“入国民党”的事勉强说对了茬口。再找他，他对各种刑法确实惧怕，想：怎样能够把这里的情况让上级知道？躺在炕上忍着伤痛苦思冥想，最后找青年说：“我有重要罪行交代，给我一点时间”。青年们向孙天祥汇报，得到批准。赵贵说：“我要交代重大罪恶。”青年们大喜，三个人作笔录，恐怕漏掉赵贵所说的一句话，赵接着说：“我不是才入的国民党，我是在国民党退却时就被发展成国民党了，后来又入了特务组织，在文革前又给我配备了电台。近来牧场挖敌人风声紧，我偷偷地把电台砸碎烧掉……”（当时赵贵26岁，国民党退却时他才多大啊？）

青年们听后大喜，让赵贵回牢房休息，再好好想一想还有什么交代的。就去找孙天祥汇报，孙听后高兴极了，让青年赶快抄赵贵的家。

这些青年到赵家翻箱倒柜，顶棚上、地下找了个遍，结果只找到一片烧黑的铝质薄片，约有36开白纸大小，（实际是一个破印台的底座）他们双手捧着交给孙天祥，孙如获至宝，立刻收藏在柜里，写成材料速报旗公安局。

第二天孙副主任在群众大会上手举黑铝片，高声对大家说“你们看，这是敌特用‘袖珍电台’的残骸，元宝山牧场的阶级敌人隐藏的太深了，他想销毁罪证，结果也被革命小将挖了出来，这是真凭实据，再狡猾的敌人也逃不出人民的法网，我已经叫人上报公安局了。”
赵贵用自己的智慧将元宝山惨案致死人命的信息报给了旗公安局。

在此之前，已“靠边站”的牧场原书记常水站出来，向主持挖肃的孙天祥进言并写一纸条，内容是“……以前牧场工作的错误都是我的责任，但我们场职工、家属除一名新调来的我不了解之外，没有一个国民党，没有一个内人党，我敢保证”。

此话一出口，常水就招来猛烈的批判，六十来岁的他还被迫弯腰请罪，胳膊被拧伤。同时他也被怀疑是“内人党”，说他长得像蒙族，为何报汉族？其实常书记是冀东人，抗日干部。从口音与行为举止都能看出来，怎么“像蒙族”？

刘凤岐在受刑人群里算是挺刑最久的。元宝山牧场挖国民党的斗争步步深入，刘凤岐在农业组被叫到场部受审，一开始他还与知青辩论呢，说本场没有国民党，后来知青给他用刑，刘宁死不承认，知青们叫他低头弯腰，拧胳膊，用皮带抽他，他挺过去了。

此时，黄分场也把怀疑对象调到场部。让他们看一看“国民党”们怎样受刑，起杀鸡给猴看的恐吓作用。有一名职工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他曾参加过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一开始他对审讯人员说：“国民党叫我们追击到海南岛，消灭了，这里没有国民党。”

审讯者说：“你是从部队复员后入国民党的！有人揭发你。”让他观看行刑情况，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不吃眼前亏”改口说：“我再想想。”第二天他的背后就缝上了国民党的牌子。

另一名共青团员看到别人的受刑惨状，夜里不能睡觉，一闭眼就出现施刑者们打人那种凶神恶煞的样子。次日一大早就去“自首”说自己是国民党员。

孙天祥在“宽严大会”上“宽”了这两位，说：“你们看，还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觉悟，知错必改嘛，早日回头我们欢迎！有些人顽固不化，我看你能抗拒多久。”

在刘凤岐受刑的第四天，卢汉林老人挺刑不过又按照审讯者的提示写出“反动组织”的名单。其中就有刘凤岐，另外还有王天泉、孙良山、杨山、王发、籍文等人。刘凤岐因不承认继续受刑，有的人头脑灵活，抓进审讯室一打就招。孙良山受刑三天咬牙挺过，白天知青给他缝上牌子，夜晚他自己将“国民党员”的字样撕掉，他连撕三次最后也没挺住，屈认了国民党的罪名。杨山被上“头箍”昏迷过去，青年用脚踢他腰（让他站起）踢坏了腰、肾，也被迫承认是“国民党员”。籍文搞“曲线自救”仅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狗腿子”不承认是“正式的国民党”。牧工戴子斌难抵酷刑，夜间溜出宿舍，自缢身亡。元宝山牧场的“挖肃”踩着群众的鲜血步步深入，以残害人命为代价向前发展。

刘凤岐受刑已经七天七夜，他以《红灯记》中李玉和为榜样坚持挺刑。此时元场挖肃已入白热化，刘宁死不招，青年们也不示弱，变着花样用刑，除了日常的喷气式以外又增加了“白鹤亮翅”“金鸡独立”“苏秦背剑”以及脸朝炉火等等刑法。由于刑伤，胳臂肿得穿不上衣服只好披着，两腿肿得脱不下裤子，昼夜穿着。疼痛使他有时以头撞墙，把牙咬得咯咯响。
他挺刑到第10天，知青们感到对他“强攻”不能奏效，他们把目光注视到牧工卜玉明的身上，卜是个老实人，已被迫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青年们导演了一出戏剧：让卜当场“检举”刘凤岐，卜怕挨打就同意了，经青年们导演了一下午一晚上，到了半夜才学会。但是到会场见到刘凤岐时，卜玉明干张嘴，吭叽了半天也没说出检举的话，最后说“在羊圈你跟我说来……”刘凤岐问“说啥来？”卜说“就是那个。”刘又问“哪个啊？”此时青年过来拍拍卜的肩说“好啦，你立功啦，回去吧”。于是收场。

刘凤岐受审到第11天。刘明白了：他们执意要整自己，不管真假，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如果被他们整死，谁来申冤？同时他也看到牧场的老职工几乎全被“专政”。经反复思考他对青年说：我承认，但已写不了字，你们写吧，我签字就是。

再说卜玉明与刘俊发二人被释放，孙天祥以“送回”羊组为名，实则是派青年监视他俩。到羊组后那位青年再次套问他俩，他俩说了实话：“我们都是老工人，哪能入什么国民党？我们是怕挨打才暂时承认的。”

这番话被青年汇报给孙天祥，孙立即吩咐：将卜、刘二人抓回，晚间开大会批斗。会上孙宣布：卜、刘两人是破坏挖肃斗争的反动分子，要把他俩打倒、批臭！

一部分“跟风”的家属一哄而上，骑到刘俊发的身上连压带打，刘俊发口吐鲜血，连血带汗流到地上。卜玉明原来怕挨打，现在被打得嗷嗷叫唤。他二人又被关押起来。

孙天祥为扩大战果，向各分场也派了得力干将，天天有捷报报到他面前。郭宝臣的胳膊被拧断，胡景山的肩关节脱位，家属杨怀荣胳膊被青年拧成两截，黄分场大师傅刘选的老伴被收审，不甘受辱服毒自杀。孙天祥得知也有些顾忌，给被“专”的“一小撮”开会，大讲“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运动后期……如何如何”，但他对被审人员用刑的力度不减反而加强，他此时的“成就感”正浓、升官梦作得正香，不顾人民死活，不管政策，一味地强调对敌人要狠，把耕地用的犁铧子烧红，叫受刑人背上——不怕他不招。

打手们用刑的花样翻新，王发的妻子怀孕，他们不打她就薅她头发，顶部的头发几乎薅光。籍文也被薅，头顶也几乎秃了。王发的岳父留长胡须，青年们先是一根一根的薅，后来一撮一撮的薅，疼的老人直哆嗦。

王发被打得不能走路了，躺在炕上。知青劝他，叫他咬刘凤岐，说刘曾发展他入国民党，王发没咬，因此他们将卧床的王发又暴打一顿。

小学生和家属也是挖肃的突破口，卢汉林、闫学洙、郭义、王发、罗树迁、李宗广、王峻山……都是“反革命家庭”。连10岁的孩子也不放过，身后背着白布牌子劳动。革委会监视这些“反动家庭”，夜间站岗、趴在门缝里偷听。不时地抄家，没收人家的钟表、银元……整个牧场人人自危。

赵贵的“台湾特务案”报到克旗，惊动了旗“公检法军管”，及时组织调查组开进牧场。
此前，杜春景等几位赶大车的工人赶车去赤峰。出发前对场内的恐怖局面曾发表不满言论（被知青们听到）自知回场后也将被“专政”，在途中商量：到赤峰向业务主管部门（昭盟食品公司）反映场内的情况。那时牧场的王久辉在赤峰帮公司修理汽车，王久辉对牧场的挖肃早就不满，他们会合后就向公司领导李德永反映牧场的恐怖情况。

李德永率领王久辉与几位赶车工人到昭盟革委会，那里接访的马俊祥（军人）听汇报后深感事态严重，立即给下乡的盟革委会主任（周明，当时在巴林右旗）作了电话汇报。周听后回电话：一、揪出在清队工作中肆意践踏党的政策的幕后主使人。二、给致伤、致残的人员安排治疗。三、抓革命、促生产。四、把暗藏的阶级敌人挖出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

此四项指示令克什克腾旗革委会执行，而克旗也接到了派赴牧场调查组的报告。即由旗革委会主任（军人，刘国仁）赴牧场，先找牧场原来的书记常水了解，综合三方面的情况，确知元场前段“挖肃”中的问题严重。当晚即召开大会。

在会上刘主任代表盟革委会、旗革委会向受害人致歉（行军礼）此时，在场的群众都哭了。
刘又宣布盟、旗两级革委会的决定：

一、撤销孙天祥一切职务，交给群众审查、批斗。
二、安排受伤、致残人员就医，轻伤在场治疗，重的可到外地诊治。
三、抓革命促生产，把牧场的生产搞好。
四、将李堂（制刑具者）以及陈辉民带往克旗。

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把孙天祥揪到台前时，群众拍手称快，纷纷发言控诉孙的罪行，（知青们也揭露孙授计害人的阴谋手段）此时的孙天祥低头弯腰，向群众请罪。

此人在“挖肃”斗争后期被上级革委会决定“撤销一切职务，交群众审查、批斗”，最后刎颈自杀（当时被抢救送医院，以后死在医院）

元宝山牧场的惨案从开始到结束，整整四十八天。
《炎黄春秋》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