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条前后的内蒙古

——《内蒙文革风雷》节选

整理者按：本文节选自高树华、程铁军合著《内蒙文革风雷》（明镜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二十五章《中共中央处理内蒙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注：……】为原书所附注释，现标题为整理者自拟。
　　第二次接见时，中央批准我方增加代表名额。为了全面反映内蒙文革情况，增加的人员有农民代表周文孝，呼市郊区查汉板公社(现改为乡)人；工人代表杨万祥，呼市糖厂工人，属工人公社；华建井冈山霍道余。霍道余曾带领华建井冈山参加报社夺权，被打伤，是带伤进京。还有那顺巴雅尔，内蒙文委教育厅干部；邵仲康，内蒙军区政治部干部。
四月初，我方代表又陆续增多，有近60人。其中一些人比较有名气：如河西公司818负责人王志有、内蒙林学院红旗负责人陈晓林、农牧学院井冈山学生石磊、呼市机床厂工人刘树立、火车司机刘立堂(属火车头组织)等。

　　一、叶群斥骂“子孙辈”
1967年3月18日，是党中央处理内蒙文化大革命问题最关键的一次接见。郝广德刚从内蒙返回，他目睹了内蒙军区个别人，组织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师院大院、东纵大楼，制造紧张局势的实况。他听到的多为断水．断电、抓人、关人，一片白色恐怖的消息。尽管军区首长否认是他们在背后指使，但郝出示的照片中有内蒙军区的军官，乘坐架着机枪的摩托车，在指挥士兵围攻的镜头。照片是实证，军区一方很被动。
　　郝广德汇报完后，一位内蒙军区干部家属，控诉内蒙军区在部队家属内，搞政治观点清理的情况。她说，她是小学教师，参加了革命造反组织，支持呼三司观点。为此，由军区直接出面，组织家属批判她和另外一些支持呼三司观点的家属。她和丈夫同时被关押，孩于没人管。谈到最痛处，她痛哭流涕。这时，叶群下来安慰她：“你不要哭’慢慢说，中央会给你做主的。”
　　农民周文孝汇报了呼市郊区农村文革情况。他讲道，凡是呼三司观点的人不仅被关押，还不让出门。有的军代表，把全村干部、群众集合在一起，地上画一个圈，令呼三司观点的站在圈内，不准出圈一步，谁出圈一步就痛打谁。也不允许家属探望，不允许送食物，不允许大小便。有的女同志实在熬不住，又不愿出丑，当场昏倒在地上，军队代表见此，仍是不允许上厕所。内蒙冬天很冷，这种刑法是极不人道的。

　　听到这儿，康生火了，说中国古代有种刑法叫“画地为牢”，这种刑法很多年没见了，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内蒙军区的领导人把它搬出来对待农民群众。我们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为什么把封建帝王那套搬出来?他说得很气愤，周总理也很气愤。
　　关锋质问内蒙军区代表，究竟是中央听内蒙军区的，还是内蒙军区听中央的，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王力也讲了话。最后叶群发言：“内蒙军区走得很远了，前几次会议的情况，我已向林副主席汇报了，林副主席很生气。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一般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问题，而是无视中央，想搞独立王国的严重军阀作风。你们已走到叛党叛军的边缘。”我在现场观察，几位军区老将并不把陈伯达、关锋、王力、戚本禹几个文人看在眼里，但对叶群的发言却很重视。叶群发言后，他们软了。
　　我报告说，七机部在内蒙有个河西公司，河西公司造反派组织818的负责人叫王志有。军队进入河西公司后，王志有和所有的负责人被关进办公大楼，对他们进行长时间捆绑、毒打。我请求总理把他们放出来。听完后，总理让军区放人。四月份中央接见时，王志有终于来到北京向总理亲口报告了自己被关押的情况。军区内被关押的人也很多，比较突出的是军区文工团文艺战士王建平。她不仅被斗，还遭到人身侮辱，精神有些失常。这次接见她也参加了。她哭诉自己的遭遇：她仅是在一般性讨论时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不要轻易否定呼三司。就因这些言论，军区没有放过她。听到这儿，王力气愤地说：“你们内蒙军区这些人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们比军阀还糟糕，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你们走得太远了。”
　　这次接见中，红卫军、无产者也扔出了重磅“炸弹”，说呼三司保护牛鬼蛇神。他们报告，在内蒙到北京的公路上，截获了几辆小轿车，是呼三司把被打倒的乌兰夫黑帮分子送往北京。其中有奎壁、吉雅泰、潮洛蒙等几十个人。总理问我们，对他们讲的怎么看。我代表造反派组织回答，对这些隋况，我们不知道，故他们反映的情况和我们无关。康生同志问：“你们有证据没有，这些黑帮到北京后，授意呼三司代表和指挥呼三司代表的行动。”对方拿不出证据。
3月18日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军委派出副总参谋长李天佑上将，组成以李天佑为团长，内蒙军区副政委吴涛为副团长的中央调查组再到内蒙，解决问题。李天佑到内蒙后，首先找内蒙军区调查，让他们立即解除对师院大院的包围’撤回散布于街上的武装游行，停止呼市地区、全区各盟市的白色恐怖，释放全部被关押的人。
3月20日，师院东纵召开大会，热烈欢迎被无理扣押的领导干部权星垣、康修民、雷代夫，欢迎被内蒙军区释放的同志。李天佑在新城宾馆召开各派代表大会，造反派代表汇报了被关押、被揪打的情况。李天佑带着调查结果回到北京，奠定了4月13日中共中央处理内蒙问题决定的基础。

　　二、“红八条”下达，海运仓接王铎
1967年4月6日、4月8日、4月13日，周总理为首的中央首长又连续三次接见内蒙四方代表。会上，中央核对各项事实。鉴于内蒙军区部队在呼铁局管段的错误做法不利于铁路畅通，影响生产和战备，4月13日，周总理下令由北京军区直接派部队军管呼铁局全程路段，下令呼铁局公安处释放非法逮捕的几十个人。
4月1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向内蒙四方代表宣读了经毛主席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又称4.13决定，造反派亲切地称之为“红八条”(决定共有八项条款)。【注：“中央八条”的全文，收集于1967年9月由内蒙造反派群众组织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选编》(内部文件)(二)(1967年3月——1967年9月)。】“红八条”的主要内容，包括肯定了呼三司等群众组织是革命的，指出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决定王逸伦隔离反省，王铎停职检查，交给群众斗争批判，等等。
　　陈伯达、康生、萧华讲了话。萧华警告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要认清自己的错误，“不能把中央对你们个人的宽容和给予的改正错误机会视为软弱。”康生讲话谈到王逸伦，说此人历史不清，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恶劣，中央决定对他隔离审查。
　　中央的决定，再次解放了内蒙古广大革命群众，受到各族民众的热烈欢迎。
　　这时，我的压力也减轻了许多。趁在京的空余，我再次去清华、北大会见蒯大富和聂元梓。谈话问，我发现他们对内蒙的事情很了解，尤其是蒯大富，我俩接触的次数较多，交谈起来更能直言不讳。他向我透露了发生在怀仁堂几位老帅顶撞周总理的事件。虽然寥寥数语，已让我如五雷轰顶，震惊异常。他还告诉我，内蒙军区发生的枪击事件有老帅在后面撑腰，否则军区态度不会那样强硬。后来，在党的“九大”期间，我从大会演示文稿上，证实了蒯的小道消息。内蒙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有两位老帅的签字。
　　聂元梓告诫我，今后还是要小心，事情还没完，不定还会出什么事，要和中央保持一致。我暗暗佩服聂元梓的远见卓识，她说得对，红八条解救了内蒙的造反派，承认呼三司是革命的，但怀仁堂事件的阴影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结果会怎样，仍是个未知数。事情确实没有完，原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铎的两难处境，是政治变量的真实写照。
　　初来北京，王铎与我们一起住在建工部招待所。不久王铎悄悄离开了，原因在王铎的夫人周吉。周吉文革前担任内蒙人事局局长，她是典型的保守派观点。她多次劝说王铎站在无产者一边，王摇摆不定。高锦明对王铎的动摇性有过判断，主张拉拉王书记。我与王铎谈过两、三次，王铎对运动初期把我打成反革命很内疚，说他有责任，希望我谅解。我说：“运动初期主要问题不在你们身上，主要是工作组。我一点也不怪你，红卫兵也未必会对你怎么样，而是要看发展，现在更重要。”我希望他不要动摇，希望他和我们站在一起。当时王铎很愉快。
　　有时我们也帮助他，比如洗澡的时候，总是我们过去搀扶他。没想到，他还是动摇了，走时只留下一张字条：“我去海运仓（整理者注：解放军总参谋部招待所的地址，谈判期间，支持保守派的几位内蒙军区领导人曾住在那里。）住了，对不起!”
　　八条下达后第二天，我从内蒙党委得知，内蒙军区的头头已离开海运仓，临走时烧掉大批文件，并把王铎独自留在那里。我和杨万祥等人，找了一辆吉普车去了海运仓，进了内蒙军区代表住的几个房间。果然满地是纸屑和纸灰，有些人好奇地翻看纸灰，我去寻找王铎。
　　王铎孤零零地坐在一间房的板凳上，脸色灰暗，眼光凄然。他看到我没说话，我说：“王书记，怎么样，你是跟我们走呢，还是待在这里?”他答应跟我们一块走，我让他把东西收拾好，搀扶他上了吉普车，回到代表驻地——西苑旅社。
　　造反派一看王铎到了，都很气愤，一定让他在外面亮相，对此我无法阻拦。我把王铎带到一棵树下，站在那里，让群众有什么意见，和他当面说，但不准侮辱人格，不准谩骂和讽刺，更不准武斗。我安排两个人守卫着他。一个多小时的对话结束，我让人给他搬个凳子坐在大树下。

就王铎的安置问题，内蒙党委的人和参加谈判的代表，一致同意我提出的意见，尽快把他送回内蒙，在这里是不妥当的。

　　三、反八条闹剧系列展
　　内蒙军区领导人中，军区党委副书记、副司令员萧应棠将军，以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回到内蒙立即按中央指示整顿军区内部。4月16日，萧应棠在师院东纵组织的庆祝中央决定大会上发言，表示坚决支持中央决定，支持呼三司，承认自己有错误。当场，东纵红卫兵把袖章戴在他胳膊上，表示对他的谅解。由于他和新到内蒙工作的滕海清将军是老战友，他对滕的工作很支持。萧还配合吴涛政委，在内蒙军区干部中进行教育工作，使司、政、后机关渐渐恢复正常。
　　刘昌、张德贵则对八条持消极态度，对抗情绪最大的是黄厚和王良太。黄厚拍着胸脯说：“内蒙五个第一也罢，十个第一也罢，说我是无产者后台老板也罢，让他们去说吧。”他表示，还要“上大青山打游击”。王良太暗中支持受蒙蔽的部分群众、战士，大闹内蒙、大闹北京，直至在人民大会堂大打出手。
　　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的代表，对中央的决定也不服气，他们认为是呼三司能说会道欺骗了中央，是中央听了呼三司的一面之词。一时间，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上访的人逐渐增多。曾参加过中央接见的无产者代表杜凡，跟我关系很熟，多少年后他回忆说：“内蒙军区那些将军骄傲蛮横，还十分愚蠢。他们拍着胸脯对我们说，你们什么也别管，我们会把问题解决的。我们相信枪杆子是最好用的，全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既没组织群众，也没准备多少材料。中央接见时，就是去听听，去看看。没想到，你们组织得那么好，来的人和反映的情况那么丰富，终于把上帝感动了，使天平倾向于你们那方面。”
　　我说：“不是天平倾向哪一方面，事实就是事实。如果哪个国家的军队失去准则，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把老百姓的生命视若草芥，这个国家肯定治理不好，老百姓的生活不会安定。”
4月13日后，鉴于中央要求解散跨行业组织，按单位归口的规则，红卫军、无产者、工农兵改头换面，成立了红色工人、红色战士和无产者。
4月15、16日，红色工人数万人在呼市大街游行，高呼“与高锦明血战到底”，“坚决打倒呼三司”的口号，公开反对中央八条，并沿路拦截轿车，准备到中南海去闹事。
4月17日，中央文革、全军文革给呼市各群众组织及驻军下达一封公开信，劝阻群众和战士要相信中央，遵守中央决定。无产者和红字号负责人在呼和浩特宾馆开会，共同忆苦思甜，发誓“与呼三司的牛鬼蛇神血战到底”。
4月18日，无产者组织上万名郊区农民进城，与红色工人汇成游行大军，动用汽车130辆。
　　这天，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和呼三司部分谈判代表乘飞机回呼。我本人同机到达，参加在师院组织的全市造反派欢迎大会。
4月19日，红色工人(原红卫军)组织负责人张三林，在呼和浩特橡胶厂做秘密报告，提出要最广泛地动员群众参加游行示威，到北京请愿，到中南海静坐，迫使中央改变八条决定。
4月20日，萧应棠副司令员对内蒙部队发布两条命令：干部战士一律归队；不得自行外出。
4月21日、22日，红色工人继续在市内游行。22日那天，内蒙军区步兵学校造反派的宣传车，在市内和红色工人游行队伍相遇，步校的宣传车被砸，车上的师生被打并遭绑架。
4月23日，红色工人等出动上百辆汽车围攻内蒙党委，绑架了党委红旗总部工作人员两名。
4月25日，呼市地区5万余名造反派，召开批判王铎大会。同时被批的还有“伪革委会”拟名结合的厅局级干部20余人。红色工人等百余辆卡车在内蒙师院、农牧学院墙外游行谩骂，抓走79名学生，毒打后放回。
4月27日，红色工人万余人包围并非法占据内蒙工会大楼，开始构筑据点。前去与之辩论的造反派被打伤百余人。
4月28日，解放军总政对内蒙军区各部队发布了《关于坚决彻底执行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的指示》，首都各大专院校红卫兵，配合北京卫戍区执勤部队，找出分散在京城各处的红色工人、红色战士、无产者的人，强制其离京。
5月6日，红色工人等组织的呼市夜袭队，开始在夜间进行袭击活动。第一次行动得手，袭击了滕海清将军的汽车，其中两位秘书伤势较重，送进医院治疗。
5月7日，上万名红色工人、红色战士强占呼和浩特新华书店大楼，呼市居民人心惶惶。当天，红色工人围攻内蒙党委，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改变中央八条。同时有几百人在呼市火车站卧轨拦车，开往北京的第90次列车，为此延误8个小时。
5月10日，在红色工人头头张三林、曹文生带领下，数千人围攻内蒙党委大院。他们手持凶器，冲进办公大楼，砸烂门窗’窃走档案，焚烧文件，打伤工作人员100名，其中重伤20余人。5月11日下午，在内蒙军区副司令员刘华香指挥下，军区派出部队，用武力收回了内蒙党委大院，活捉了张三林和曹文生等人。
　　同日，由呼市公安局军管小组收审了非法占据新华书店大楼、严重破坏设施和楼内财产的40多名保守派成员。
5月12日，中央军委下令内蒙军区暂停四大，转入正面教育。之后不久，中央军委批准调动内蒙军区警卫营【注：该部是当时内蒙军区各部队中，曾经坚决支持保守派的主要力量之一。】，离开内蒙进行整训。王良太却打电话给警卫营“要坚守岗位”。
5月12日，呼和浩特糖厂井冈山造反组织工人许克灯，在呼市工会楼下，遭到楼内扔下的乱石袭击，身受重伤，次日死亡。
5月21日，内蒙师范学院东纵红卫兵，外语系俄语四年级学生欧阳儒忱，在工会大楼外对围观群众讲解中央八条决定时，几名红色工人成员冲到楼外，强力劫持欧阳到工会楼内，将他毒打数日，断水断食，逼迫他承认呼三司是反革命。欧阳断然拒绝，致死不屈。

　　四、哄闹大会堂，殴打两将军
　　进入1967年5月份，反对八条的闹剧持续上演。5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北京召开内蒙军区干部会议，通过思想工作教育一批干部。王良太借机对违反纪律到北京上访的干部、战士给予鼓励，支持他们在北京开会时闹事。他说：“要给中央施加压力，如果吴涛也参加，就把他撵出会场。”
5月16日，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内蒙军区干部、战士和来京上访人员，其中有一部分人无理取闹，不听周总理讲话，并高呼打倒中央的口号。
5月19日，周总理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接见在京的部分内蒙军区干部战士，教育他们认清真理，按中央八条办事。
5月25日，总政治部在政协礼堂举行欢送内蒙军区赴京人员回呼大会。在王良太策划下，少数干部战士在会场上拍桌子、跺脚、抢夺扩音器，冲上主席台，毒打在主席台就座的吴涛将军，殴打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陆杨将军，并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反对中央的五条要求。当晚王良太回到住处，边喝茅台酒，边喊：“好，好!”
5月26日，中央终于对内蒙军区个别人采取了断然措施。中央军委决定对黄厚、王良太隔离反省，刘昌、张德贵停职检查。从此，军人上街闹事、殴打将军等罕见行为结束了。内蒙地区反八条的活动也随之得以平息。
　　进入六月，内蒙古地区一片葱绿，是花香鸟语的季节。从4月13日中央八条下达，内蒙造反派当时最醒目的口号是“打倒地下黑司令部，揪出黑司令官”。被定为黄、王、刘、张反党集团的四个人在内蒙军区被批斗时，他们所交待的问题远比外界知道的还可怕，诸如准备上山打游击，武装对抗中央等。多亏党中央英明，多亏广大干部、战士有良知，最终也没有几个人跟着他们走绝路。
　　内蒙师院抗大兵团比较识时务，在校内贴出大字报宣布解散，东纵红卫兵大为欢迎，称为“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早晚。”“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除个别人外，原抗大成员均表态，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在毛主席身后的邓小平年代，对于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掀起的这场闹剧，作为内蒙“三大冤案”之一宣布平反。已被判处徒刑的杀人犯柳青，从监狱中被迎接出来，恢复党籍、军籍和原职，送到河北军人高级干部休养所颐养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