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31日星期六
南蒙古西部的“百里污染带”
内蒙古、宁夏交界处的“百里污染带”
在我们的印象中,内蒙古西部,本应是一片净土。然而,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这里的一些地区迅速工业化,随之而来的,就是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内蒙古、宁夏交界处的一块狭长区域,就是这样一块地方。在数百公里的范围内,假借发展之名而开设的上千家“
高污染、高耗能”工厂,让这里成为中国西部的“百里污染带”,再也找不到曾经的纯净。近几年来,摄影师子民及记者喻尘一直关注着这个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本文就是他们用镜头和文字所做的真实记录。
近年来,黄河中上游的内蒙古、宁夏、山西、陕西等部分地区,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许多高载能、高污染的工业园区相继建立,林立的烟囱占据了原来的村庄,浓烟遮蔽了天空,污水流入黄河,废渣倒入草原。不少居民还仍然生活在被严重污染的环境中,
疾病时常爆发。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近20年来,黄河排污量增加了一倍,十几条重要支流成为“排污沟”,干流近40%的河段丧失水体功能。
近年来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电石、焦化、硅铁等企业相继在当地建立,所产生的“三废”污染正在深刻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
据介绍,从2001年始,内蒙古近两万亩草原被工业园区占用。随着工业园区的建设,上百个炉子开始冒出黑烟,污浊的空气弥漫着整个小村庄。空气污染给当地的农作物带来了最直接危害:西红柿、茄子等瓜果出现了黑点和腐烂现象,蔬菜也销售不出去了。“但我们并没有拿到补偿,直到前不久才与区上达成一个补偿协议。”袁广深说,乡亲们搬出了厂区,但离开了世代耕种的土地,大家都无事可做。
以前,这个深处沙漠和草原边缘的苏木,与绝症没有什么联系。从2003年开始,陆续有人患上癌症等疾病死去。“如果赶上刮风天,还好些,否则满屋子都是呛鼻子的味道。”袁广生望着那些正在开工的工厂摇了摇头说,“如今我们大都患有呼吸道疾病。
一位牧民跪在工地前请求不要再建工厂,还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原。
棋盘井工业园区占用的土地原是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鄂尔图克嘎巴的牧场,著名的阿尔巴斯羊就产自这里。“2004年开始,家里的羊一年要死十几只,羊绒也变黑了。”蒙古族牧民王吉拉一边赶着羊一边说。200多只羊在20多根吐着黑烟的烟囱附近艰难觅食,一条黑色长龙从公路边上延伸过来,足有一公里。“这原本是一个河床,从去年开始,附近的电石厂把废料和炉渣倒在这里。”他说。向东不到两公里远,是一个被铁丝网围着的自然保护区。王吉拉是坚守在工厂污染区域里所剩不多的几户牧民之一,更多的阿尔巴斯牧民放弃了羊群,迁移到了几十公里外的小镇上谋生。“以后也许就没有阿尔巴斯羊了。”王吉拉感叹道。
-- 内蒙古乌海市某工业园,滚滚的浓烟遮蔽了整个天空。
-- 民工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每天吸入大量粉尘。
曾经蓝天白云的碧空变成而今的浓烟滚滚的阴霾,再也回复不了晴朗;曾经青山绿水的村庄变成而今满目疮痍的荒原,再也长不出庄稼;
抚育华夏儿女的母亲河承受着巨大的伤痛!无数的重工业污水流入黄河!
西部的开发,不应以丧失曾经的蓝天白云,草原牧歌为代价!不应以丧失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和福祉为代价!
从2001年始,内蒙古西部牧区18883亩草原被工业园区占用。一个因开发而诞生的村庄,却将因开发而消亡。
北山村是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公乌素镇唯一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子,在无边无际的阿拉善沙漠东部边缘上,西枕黄河。400多人口的小小村庄生产的蔬菜和粮食供养了公乌素镇周边的厂矿。村子往东不远即是鄂尔多斯草原,种植和放牧是村庄里的两大主业。
“我们是1974年过来的,我的老家是鄂托克旗巴音浩特乡。”村里的副支书说,全村大都是从鄂尔多斯各旗迁移来的,刚来时是220人,现在则是420多人了。“我们将面临着再次迁移,公乌素镇上这唯一的村子将没了。”袁广生指着自家的房子,“这些,将在今年的11月被拆掉。”
北山村是一个因开发而诞生的村庄。上世纪70年代初期,内蒙古对乌海一带的煤田进行开发,一些来自呼和浩特、包头等地的青年人应征投身到原本为荒漠一片的沿黄河的狭长乌海谷地,开辟了大量的优质煤田。为了使这些从内蒙古各大城市来的开发者吃上新鲜的粮食和蔬菜,一些巴彦淖尔和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农民应征来到了这里,引来了黄河水,开发了矿区之间上万亩的农田。
如今,这个因开发而诞生的村庄,却将因开发而消亡。
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西来峰工业园区已经开发到了村子的边上。从2001年始,北山村18883亩草原被工业园区占用。“但我们并没有拿到补偿,直到前不久才与区上达成一个补偿协议。”随着工业园区的建设,上百家焦化、铁合金厂、电石、硅铁厂的炉子冒烟了,黑烟和污浊的空气开始弥漫了北山村的四周。大气的污染给北山村的农作物带来了最直接的危害,西红柿、茄子等果实出现了黑点和腐烂现象,蔬菜便因此不能销售出去。
“庄稼的收成一年比一年少,羊也不能养了。”袁广生说,从2003年开始,村里陆续有人患上癌等病症死去,在以往,这个深处沙漠和草原边上的村庄,与绝症没有什么联系。更多的是村民大都有呼吸道疾病。“如果赶上刮风天,还好些,否则满屋子都是呛鼻子的味道,从2003年开始,这里就很少看到蓝天了。”袁广生望着那些正在开工的厂子,摇了摇头。
今年4月,一位来自北京的摄影师发现了这里的境况,曾来到村子里,将袁广生等人写的反映北山村遭遇的材料带到了北京,并寄给了中共国家环保总局。
抗争的结果是海南区与北山村签署了一份赔偿协议。根据这份协议,北山村被占用的每亩草场将获得333元的赔偿,全村已经被占用的土地将获赔630万元,但这些钱将分15年付清。按照这份协议,村里的房子也将被拆除。“我们必须搬迁到政府建好的安置房里,但是我们拿不出买房子的钱。”袁广生每天都在为此事奔走,“我们村子有600多亩农耕地,公乌素镇也只有这些农耕地,以后一点也不会有了。”
“周围的厂子包围了过来,如果温棚不能住,我们就不住了。这里也住不成了,我们走就走吧。”袁广生望着远处的一片工地,那里是神华集团投资10亿元兴建的100万吨大型焦化厂,北山村所有的土地将埋葬在此厂的厂房之下。
高污染厂“开满”黄河岸
如果近千家重污染企业一起冒烟,方圆几十公里之内,中午就像是刚落日的黄昏
西来峰工业园区只是内蒙古的乌海市、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交界处众多工业园区中的一个。三地像是比赛似的,从2000年左右开始,争相在沿黄河两岸数十公里的狭长地带开设工业园区,而这些园区,无一例外都是以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为主要的引进对象。公乌素镇开发区、乌达工业园区、乌斯太工业园区、阿拉善左旗工业园区、棋盘井工业园区都挤在内蒙古西南部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交界不大的空间里。如果近千家重污染企业一起冒烟,方圆几十公里之内,中午就像是刚落日的黄昏。
乌斯太工业园区是1996年被内蒙古自治区确定的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区,2002年又升格为自治区级开发区,规划面积为16平方公里。区内的企业主要为盐化工、染料化工、冶金、建材、煤炭深加工等工厂。目前,已有上百家企业进驻到这个属于阿拉善盟的开发区内。虽然在行政上乌斯太属于阿拉善盟,但距离乌海市乌达工业园区却只是一路之隔。在早晨的时候,两边的工厂同时开工,两个园区之间的道路目所能及的不到10米。
棋盘井工业园属于鄂尔多斯市蒙西经济开发区的一部分,仅一个高载能工业园的面积就达到了60平方公里。根据一份由棋盘井工业园区管委会提供的资料,到2007年,园区的全部项目建成后,高载能产品生产能力将达到每年100万吨,原煤产量每年1200万吨,机焦600万吨,水泥200万吨,GDP达到100亿元。棋盘井与西来峰之间隔着一座山,两区工厂冒出的黑烟交织在山顶之上。
为鼓励“高载能、高耗能”工厂的投资,内蒙古和宁夏各地纷纷出台了优惠政策。以乌海为例,在乌海市发展改革委和对外开放办最新合编的“乌海投资指南”上,明文规定“硅铁、电石等高载能产品生产及深加工”、“煤焦油的深加工”、“大型发电厂”等为乌海市鼓励发展的产业,在乌海工业园区“高耗能企业享受含税用户实缴0.29元/千瓦时的优惠电价”,并且入区企业免征土地出让金,减半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和城市建设附加费,土地使用税5年内先征后返,企业所得税前三年先征后返,后两年征后返还50%。
内蒙古西部的这一片规模巨大的工业园区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工建设的,相邻的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和阿拉善盟立足于当地丰富的煤炭、电力和矿产资源优势,纷纷制定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在三地交界处的乌海市周边9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雨后春笋般地建起了乌海市乌达工业园区、鄂尔多斯棋盘井工业园区及阿拉善盟乌斯太工业园区等5处高载能工业园区,累计引进各类工业企业近千家。仅2002年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些园区的工业产值达到40亿元,上缴税金5978万元。2003年,园区内企业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前10个月就完成工业产值58.77亿元,而2004年,更是突飞猛进到了百亿元。
从公乌素镇向西南走十公里左右是一个叫拉僧庙的小镇,站在一个化工厂的废料堆砌起来的“土地”上向西南望去,隔着弯曲的黄河是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的河滨工业园区。沿着从惠农区穿过的109国道向西南方向延伸,直到石嘴山大武口区,则分布着红果子、泰山、兰山等工业园区,而从大武口区向东,连接平罗县,更是一条规模更大的工业园带,站在包兰铁路上的立交桥望出去,密密麻麻的烟囱望不到边际。
如果从平罗的工业园区开始算起,到乌海市北面的一个冒着大片黑烟的小镇,乘坐火车有3个多小时的车程,经过平罗、惠农、乌海西、乌海等主要的车站。在这个狭长地带内,究竟有多少家正在开工生产的焦化厂、电石厂、铁合金厂,目前,两自治区则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
阿尔巴斯羊成了“黑羊”
蔓延的工业园区使阿尔巴斯苏木的大草场正面临着灭顶之灾,而那著名的羊群也将随之消失
40岁的蒙古族牧人王吉拉坚持在棋盘井工业园东面的草场上,他的一些同一个嘎查(村庄)的牧羊人已经迁走了。“我家里养了300多只羊,原来有400多只。以前,羊毛能卖100多块钱1斤,现在都变成了黑毛,卖不上价了。”他在一条河床前,指挥着吃草的羊,“从前年开始,一年要死10多个羊。”羊群在几十根吐着黑烟的烟囱附近艰难地觅食,一条从公路边延伸过来的黑色长龙铺满了多日没有来水的河床,直到羊啃食沙葱的嘴边。
鄂托克旗棋盘井工业园区就在109国道的侧旁,与西来峰和公乌素工业园区相连,其规模之大要超过海南区的西来峰工业园区。一条从东胜到乌海的公路正在修建,草原被拦腰截为两半。
王吉拉用手指着109国道的方向说,那“黑龙”足有1公里长。他说这话的时候,一辆卡车正好过来倾倒废料,几个从废电料中拣拾废铁块的拾荒者在废料堆上坐着,等着车倒完,“每半个小时来一次车,我们一天能拣到几十斤废铁。”他们其中的一位说,他们在这里拣废铁已经1年多了,“黑龙”最早从公路边上开始,逐渐占用了整条河床。
“马上就倒到草原上了,我找过嘎查的和苏木的领导,但没有阻止他们。”王吉拉说,开始时,那些倒废料的人答应倒满了河床就不倒了,“但你现在看,河床填满了,他们还没有罢手,再这样下去,我只有把羊全部卖掉了。”羊在啃食沙葱,可那沙葱的上面沾满了灰尘。“我怀疑羊就是吃这有毒的沙葱死的,还有,从工厂里飘出了很多废弃的塑料到草原上来,羊吃了也会死。”
阿尔巴斯苏木出产的羊叫“阿尔巴斯山羊”,是鄂尔多斯草原上享有盛名的一个羊的种类,它的羊绒特别受欧洲人的喜爱,在国际市场上一直价格不菲,但从乌海市海南区蔓延过来的工业园区,已经侵蚀到了鄂尔多斯草原上的西部,阿尔巴斯苏木的大草场正面临着灭顶之灾,而那著名的羊群也将随之消失。王吉拉是坚守在工厂污染的范围内所剩不多的几户牧民之一,更多的阿尔巴斯牧民放弃了羊群,迁移到了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上谋生,阿尔巴斯羊将逐渐成为历史。
化工废渣上的拉僧庙镇
“大部分的拉僧庙镇原来都是一个大坑,废渣把大坑慢慢填了起来,盖上了房子,住上了人”
乌海市海南区拉僧庙镇在黄河拐的一个不大的弯处,对岸就是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的河滨工业园区。镇子是由一个化工厂发展起来的,现在这个化工厂卖给了一个广东的老板,装备了一个火电厂。化工厂处理废水的池子一级级自上而下排下来,在一个与黄河相连的深沟处被最后处理。化工厂的废料被卡车装载着倾倒在低洼的大坑里,足有十多米深,然后被压实,再往前推进,方向是不远处的黄河。化工厂自备的火车站站台上,停靠着几列等待装货的货车,车皮上醒目地标示着:“危险品,剧毒。”
小镇上几乎没有一间新盖的房子,低矮的房屋是以前化工厂职工的宿舍。“许多当地人已经搬离了住处,房子租给了来打工的外地人。”一位在街道上站着的大妈说,“这里没法住了,每天都是黑烟滚滚的,工厂的废渣堆得快没处放了。”一个人家的房子开着窗,几个人正在炕上喝酒,他们说话的声音是不同的方言。在化工厂的大门口,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从进入这个小镇开始,难闻的气味是逐渐加剧的。
从一条小小的街道向下走去,是一些由化工厂带动起来的烧碱小作坊,它们就建在废渣堆上,污水处理池的边上。“这些污水处理后分配给那些小作坊。”一位叫李桂英的值班女工在污水处理池旁的一个小屋内,她说,这些作坊利用被处理的废水,生产的烧碱捎带着卖给化工厂的客户,生意一样很好。
沿着污水处理池向黄河的方向走去,几辆大卡车正穿梭不息拉着废渣,朝黄河的方向倾倒着,还有一些四轮拖拉机,也载着废渣往黄河的边缘倾倒。“大部分的拉僧庙镇原来都是一个大坑,有几平方公里大小,废渣把大坑慢慢填了起来,盖上了房子,住上了人。”站在拉僧庙最高处的小山上,一位在庙里修行的喇嘛说,他每天站在山上往下看,但滚滚浓烟挡住视线,他看不到下面的景象。
废渣堆的前方,黄河的边上,一个叫“向阳X队”的小村庄在那里,农民低矮的庄稼明显缺水缺肥。站在他们的圆形打麦场上向四周瞭望,发现村庄是被一圈高耸的烟囱包围的,近在身旁的黄河流着混浊的水,低声流淌着,像是在哀怨地呜咽。
被污染改变的生活
越来越多的肺病和癌困扰着附近的居民们:“果树每年都在成片地死去”
“生活在我们这里的人要少活10年以上。”公乌素镇上一位出租车司机对那些近在眼前的黑烟发着无可奈何的牢骚,他很多次要经过109、108国道去宁夏的石嘴山市或者内蒙古的东胜等地,“大白天从公路上走,都要开着车灯。”太阳和蓝天被遮住了,厚厚如乌云般的却是有毒的黑烟。公乌素镇是因一个煤矿而发展起来的,所以,街道上的煤灰不一会儿就沾满了鞋子,从随便哪条街上走过,就感觉鼻孔被堵住了,呼吸不甚顺畅。
在公乌素镇医院里,几个肺矽病人正在接受治疗。这些病人,并不是附近厂矿的工人,只是住在镇上的居民,那些厂矿的工人有多少人患上肺矽病,不易统计,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千里之外的乡下来此打工的,即便得了病,也就被老板辞退,转回老家治疗了。越来越多的肺病和癌不仅困扰着公乌素镇居民,也困扰着海南区、乌达区更多的居民,甚至在七八十公里之外的石嘴山市红果子工业园区,附近的西河桥村和聚宝新村等几个村庄里的村民也同样被越来越多的疾病困扰着。
“用渠水浇田,庄稼就会死,第二年也种不成庄稼。”一位扛着农具骑自行车从田里回家的农民在第三排水渠边停下来说。第三排水渠是从宁夏省会银川北面不远的贺兰县开始,由人工开挖的一条分流黄河水给两侧的农田的人工渠,在石嘴山市惠农区流入黄河,有百多公里长。现今,这条曾承载了农田浇灌多年任务的水渠变成了一条巨大的排污沟。“许多村民得了皮肤病,几乎每家都有这样的病人,得癌症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在以往是很少的。”
“夜里开着窗户不能睡觉。”聚宝新村的一位在路边聊天的妇女说,“一是噪音,二是难闻的气味。别看这些厂子白天都没冒烟生产,可一到晚上就都开动了。”附近的一个农场果园全面绝收,一个焦化厂赔了这个农场3万元了事。
“我们石嘴山人喝的可都是这黄河水啊。”在惠农区河滨工业园区黄河西岸,一位在河边草地牧羊的老人用羊鞭指着一条热气腾腾的排污沟说,“现在看到的是黄色的,每周要有两次是白色的,这些水就直接排进了黄河。”老人指了指排污沟的方向,距离河岸20多米处,污水与自南向北流动的黄河水交汇在一起,像是黄河一个细小的支流。沿着排污沟向上走,发现污水是从“西部聚氯乙烯公司”厂里流出的。“这个厂是上海人投资的,规模很大,现在投产的才只是一期工程。”牧羊老人在附近住了多年,他是从工业园区最早的工厂恒力钢厂退休的。
“我们的果树每年都成片地死去。”石嘴山园林场职工田富岭承包的果树在4年之内死了60来棵,正在收获的果实上落了一层灰尘,手一碰就脏了。田家的果树每年要灌溉6次黄河水,他怀疑果树的死亡与水有关,而那水则是受到了那家“西部聚氯乙烯公司”排出的污水污染了的。“三四月份,树刚吐花时死了一片,我怀疑是被围墙外的电厂熏死的。”田富岭说,河滨工业园区的配套电厂就在果园隔壁,每天排放的粉尘和烟雾,像厚厚的被子盖在果树上面。按果树的产量和苹果市价估算,田家每年的直接经济损失在2000元左右。一位在摘枸杞的妇女摊开双手说:“你看,这枸杞我们自己是不吃的。”她的双手上是一层油脂样发黏的黑色污物,那是摘枸杞时染下的。
在内蒙古一方与乌海乌达区交界的是阿拉善左旗乌斯太工业园区。9月14日上午,“大河之旅”采访与考察团途经此处,乌斯太小学在几个焦化厂的包围中,靡靡细雨中,两百多小学生在操场上做广播体操,两柱黑烟就在他们的身后,7个没有冒烟的烟囱张着大口。学校升起的国旗在黑烟之间被风吹得飒飒响。
铁腕治污与“聋子的耳朵”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装备了环保设备,但大都是在应付检查时才开”
高速、畸形发展的宁蒙交界处的各类工业园区已经引起了国家高层的高度重视。早在2003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对“晋陕蒙宁交界区域的环境污染问题”做出批示后,引起了国家环保总局的高度重视。环保总局共7次累计出动执法人员一百多人对该区域的环境问题进行明察暗访,并召开了4次有关地方政府领导参加的现场会或协调会议。
2003年11月下旬,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乌海市召开了乌海市周边地区污染防治现场会,要求各地严把新上工业项目审批关,将可能带来污染的企业拒之门外,对现存违法排污的企业限时整改,在限期内达不到排污标准的企业,将依法实行关停。一些环保专家曾对这次会议给予热切期望:受地方保护等因素的制约,环保执法一直举步维艰的局面尽快得以彻底改变。
2005年5月30日,是宁蒙晋陕交界区电石铁合金焦炭行业治理整顿达标的最后期限,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国家发改委、监察部、电监会等部门进行的现场督查发现:乌海市政府仅与47家焦炭行业签订了责任书,与污染严重的西来峰、乌达工业园区铁合金和电石企业没有签订责任书,西来峰的小炼铁炉正在违法生产;部分企业除尘设施营运不正常,如乌海市蒙金冶炼有限公司、乌海市新世纪铁合金有限公司在检查中仍停运治污设施,超标排放,一些工厂的布袋式除尘器出口被封死,成为应付检查的摆设。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装备了环保设备,但大都是在应付检查时才开。”乌海市一位了解各污染企业内情的人士说,“如果他们在生产中开动环保设备,是要亏本的。他们没有能力负担环保设备运行时巨大的电力支出,而且,这一地区的电力供应已经远远不够。”从远处看去,每家工厂锅炉的旁边都装配有一巨型的绿色方型机器,上写有“XX环保制造”等字样,但那只是“聋子的耳朵”而已。
2008年8月19日、20日两天,由国家监察部监察专员杨春玲、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副局长熊跃辉及内蒙古自治区环保局副局长高震风带队的内蒙古电石、铁合金、焦炭清理整顿检查小组对乌海市三行业清理整顿情况又一次进行了检查。
西来峰工业园区和乌达工业园区成为检查组查看的重点。检查结果表明一些企业的排污环保设备比上次检查时有所达标,冒出了清烟,20万吨以下的小焦化厂仍然在被关闭取缔之列,这些厂子的一些设备开始被拆除。
在这次检查后,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一位副局长表示,清理整顿工作力度大、信心足、措施有力,成绩也很明显。但以后的查处、监督管理力度将更大,防止一些被关掉的企业死灰复燃。
谁为“畸形繁荣”埋单?
这些“高载能、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在赐与所在地区“畸形繁荣”及投资者“短期暴富”的同时,不仅加重了能源紧张局面,还使脆弱的西部生态环境雪上加霜
“工业园区在家门口开起来有利有弊。一开始是利大于弊,给富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可现在是弊大于利了,我们受不了了。”北山村的那位村支部副书记袁广生说,“工厂建得多了,我们的房子租给了来打工的外地人,增加了收入,可这环境却无法再让我们呆下去了。”
谈及生活、环境和未来,几个在石嘴山红果子工业园区附近的聚宝新村聊天的当地人与袁广生有着同样的感想。“如果真的一下子把这些厂都关掉了,我们从哪里挣钱呢?”“厂子关了,你给我们找地方挣钱啊?”可面对四邻乡亲增加着的肺病和癌等病症的病人,他们也表示深受污染其害,“10年挣的钱也不够一场病花的。”
2008年岁末,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检查组曾经对乌海市及周边地区进行过一次环保执法检查。检查组发现高载能工业园区在快速壮大的过程中喜中有忧。喜的是:这些园区的兴建加速了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为发挥资源优势、拉长产业链条、增加财政收入、拓宽就业渠道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发展的同时存在着担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心切,在招商引资中降低了企业入园的门槛,一些被引进的污染企业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记者在西来峰工业园区采访时发现,一些规模小的厂子被贴上了封条,上面写着“乌海市海南区电石铁合金焦炭行业清理小组”的字样,表明查封的日期是“2005年7月10日”,在海南区,有五六十家企业是这样封掉的。
环境治理对小规模企业的查封,引起了工厂老板的强烈不满。“我们来的时候,他们怎么没有说这些限制?而是拉着我们非得要进他们的工业园区。”一位厂子被封的老板说,出了问题就来找他们的麻烦,以前干什么去了?在西来峰工业园区一个电石厂的围墙上挂着一个几十米长的标语条幅:“数千股东血汗钱付之东流,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在记者采访的前几天,几名工厂老板组织了几千工人,把银川通往乌海、包头的公路堵住了,更有一名刘姓老板,因为自己的20万吨的小焦化厂被查封,跑到了北京去告状。
受多方因素推动,这些“高载能、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它们在赐与所在地区“畸形繁荣”及投资者“短期暴富”的同时,不仅加重了能源紧张局面,还使脆弱的西部生态环境雪上加霜,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恶果。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宁蒙交界处的高耗能产业都是面向国际市场生产,生产的产品不少都是出口国外,实际上是把其他国家限制发展的高耗能产业向我国转移。
一些能源专家分析,近年来,发达国家普遍从能耗、环保、税收等方面对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化等高耗能项目进行限制,迫使这些产业向境外转移。而我国由于缺乏严格的产业准入限制,正在成为世界高耗能产业转移的中心。现在国内在建和已经建成的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等生产线,已经超出国内需求的一倍以上,不少新上项目的主要市场在国外,这是一些地区正在不惜资源、环境代价,不顾国内能源紧张的形势,努力为别人提供高耗能产品,实在是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