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人党”冤案四十周年祭

巴雅古特 2009年1月29日

一、从一份《提纲》说起
我手头有一份“文革”材料，是在半年前搜集到的。材料名称是《呼和浩特铁路局被挖“新内人党”各族受害者向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领导汇报提纲》（下简称《提纲》），全文共14页，B5纸、油印。
《提纲》的落款为：“1974年5月5日草稿，5月10日定稿。19日向内蒙党委尤太忠等领导汇报。6月15日打印”。
本《提纲》日期署写甚为详细，然而没有执笔者的署名。当时撰写类此材料，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不署私人名，是可以料想到的。
这是一份申诉书，是由内蒙古呼和浩特铁路局“内人党”案受害者们提出的申诉。
在没有法制和法律程序的中国，冤案罪案得不到解决时，只好向中共各级领导人申诉。“内人党”案受害者们也不例外，他们在滕海清掌管蒙古时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滕海清走后，就向内蒙古最高领导人尤太忠提出申诉了。
尤太忠，时任内蒙古革委会主任，是滕海清将军的后任。而滕海清是乌兰夫的后任，他被中共中央派来内蒙古搞所谓的“挖出‘内人党’黑线、肃清乌兰夫流毒”的运动，对蒙古族施行了种族灭绝政策。

二、惊人的数字
《汇报提纲》中写道：“1968年内蒙古全区挖‘新内人党’，在呼铁局4万名职工中，挖了3700多名各族职工，446名蒙（古）族职工中有444名被打成‘新内人党’。这些人中死亡的11名（另有家属2名），病残的347名（另有家属12名），早产流产的3名（另有家属2名）”。（见第2页）
呼铁局即呼和浩特铁路局，是一个即是公司又是行政的机构。在这个拥有4万多人的机构中，蒙古人当时约占10%左右。不幸的是他们这些“百分之十”，在挖“内人党”运动中几乎全部受到了打击，只有2人幸免于难，可谓是“全军覆没”。其中，被害致死者竟达13人，伤残者高达364人，死伤人员合计为377人！

三、“死亡档案”之一角
统计数字再惊人也是抽象的。看了下面的申诉，人们方可窥见本案的无与伦比的残酷性和野蛮性之一二。《提纲》中写道：
“为了搞出人造（人为编造的——笔者按）的‘新内人党’，赛汉机务段将专业军人、共产党员、战斗英雄、西苏旗供销社主任阿民不和同志由地方强行揪到该段进行非法逼、供、信武斗，要他供认该段有所谓‘新内人党’，当本人拒绝诬害时，裴正杉、高继重等人在场，不到六小时用机车检点锤敲起脑瓜致死。”
“赛汉机务段司机白音乌力吉，正在住院治病，但不顾其死活，揪回段里隔离批斗。同时，将其70岁高龄的母亲（家庭妇女）也进行了隔离批斗，还在火红的炉子上烤老人头，称曰‘烤羊头’，当时白妻离婚回家，家里只剩三[岁和]五岁的两个子女过非人生活。”
“赛汉机务段司机曹道被隔离批斗的同时，将其怀孕四个月的妻（家庭妇女）[子]也进行了隔离批斗，并把胎儿用铁丝勾下来弄死。参与者还说什么：‘生下来还是个‘内人党’，留他做什么用？！’”
“对有的女同志强行脱光衣服，把荫（阴）毛一根根拔光，男看管人往荫（阴）道里捅进手指头乱抓狠剐，还问什么‘好受不好受？’。”（以上见第2、3页）
“革命者”们的兽行已经到了如此的地步！对此，任何谴责的语言反而都失去了意义！

三、伤口上的伤口
内蒙古的“内人党”冤案顶峰造级的炽热时期是在1968年1月至1969年5月间。
196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下发1969年24号文件（后称之为“5·22批示”），认为此案已经犯了“扩大化错误”。文件的下达，在当时情况下确实起到了控制事态的作用，防止了其进一步的恶化和发酵。
但是直到1974年，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还在申诉着。
《提纲》中说：
“对这些无辜受害的各族革命职工，为什么从政治上不予彻底平反，从政策上不予彻底落实？！死的不予抚恤，其家属子弟不给安排正当生活出路，病残的得不到及时而有利（力）的医疗，因病残坚持不了正常工作的还要扣罚工资……。”
“更为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68年挖了‘新内人党’，69年有了中发5·22指示，到了70年又挖‘新内人党’、抓工人？今年3月，正当批林批孔运动轰轰烈烈深入之际，在一次掀起一股还要挖‘新内人党’的妖风？？？现在仍有人大喊大叫说：‘新内人党’是有的。这是从什么人嘴里吹出来的妖风邪气？根子在哪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宝铁林场孙树涵，大地主出身……。该孙（氏）乘挖‘新内人党’之际……，大打出手，当了骨干分子……。对这样的人竟让他荣座（坐）林场主任的宝位不加处理，是何道理？”
“包头客车段张俊科……，是在包铁地区公安系统大挖‘新内人党’的总头头，而且经常给党委书记柴高升等领导送礼而得到加倍重用，书记私自上报，由普工提升为保卫干事。”
“阿吉拉车辆段王保录，对所谓‘新内人党’被隔离批斗的达瓦妻进行武斗（脚踢），使怀胎六个月的婴儿流产死亡。现已把该王（氏）由工人提升为团委书记。”
“白音敖包站，纳新的四名党员，全是挖‘内人党’的所谓积极分子。”（以上见第3-5页）
俗曰“不平则鸣”。“内人党”案件事过已经几年，然而加害者不仅没有得到惩罚，反而受到重用和提拔了；而被害者没有赢得公正待遇，仍在贫病交加中含冤吟呻。
然而，不平之事，不仅此而已。
《提纲》还说：
“白音敖包站的军管武国柱说什么：‘你想翻案吗？除非乌兰夫回来你才能翻案吧！别高兴得太早了，‘内人党’问题还没有完’。”
“该站群专头头吴龙祥说：‘内人党’过去打，现在打，将来还要打’。”（以上见第7页）
在人家旧伤口上再捅一刀，再撒一把盐，那隐隐作痛的感觉是肯定很难忍受的。

四、竟有冒名顶替的
更奇怪的是，其中竟有人出来冒充“内人党”的受害者，为的是要顶名领取那一点点为“内人党”受害者们发的经济补偿金。
《提纲》记曰：
“付（副）局长（革委会付主任、党委常委）孟宪章的所谓侄儿孟祥林……，因派性作怪被列入了‘新内人党’黑名单，然而根本没动他一根毫毛。可是……还给补助了1375元损失费。”
“阿吉拉车辆段党委委员、车间支部书记李进武，冒充被打‘内人党’，骗取300元损失费。因群众用大字报及时揭露，未能如愿以偿。”（以上见第8页）
结果，真正的受害人自然就得不到这个补偿金了。

五、仍然是“非我族类”
“文革”是中国各民族所经历的空前的大灾难，汉族当然也是首当其冲的。但是，对各民族而言，其所承受的文化摧残和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蒙古族施行的“内人党”冤案，为什这样残酷和如此灭绝人性呢？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深层的文化原因之一，乃是所谓的“大中华”思想，即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也异”是也。共产党把它发扬得已经到了顶峰遭际的地步。
《提纲》中说：“集宁机务段原政工组负责人、现为分局干部科干部王相才……说：‘你们这些老蒙古，参加铁路工作虽然二十年了，所以没有提升司机，是因为集二线（集宁至二连）离苏蒙修近，提升司机还了得？把车开到蒙修去了怎么办？！过去你们这些人工作干的（得）都还不错，那是为了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以便搞你们的反革命勾当’。”（12页）
这种民族歧视和文化不信任感在“文革”环境下发酵，加剧了悲剧的深度，为蒙古族带来了很多残酷的恶性伤害案件。

六、结语
“内人党”冤案自发至今已经过了40年了。但对内蒙古的蒙古人来说，“内人党”冤案是永远不能忘记的，不管它经过了多少年，总会有人记着它。何况，受害者当事人今天还健在，他们怎么能够那么容易地忘记呢？
何况，冤案在今日内蒙古照样还在发生着！它可能不叫做“内人党”案了，而是叫做“牧民失地案”、“放牧被罚案”、“蒙古语言被歧视案”等等、等等。这些大小轻重案件每天都在发生着，而且处理的还是那样，还是得不到不公正。
这是因为内蒙古照样没有法制，照样没有自治，冤案照样发生。内蒙古的最高领导人照样也是派任的，他们就是继滕海清和尤太忠之后的“封疆大吏”、“节度使”、“总督”或“安板大臣”。
人们现在照样也在写着类似《提纲》之类，然后想找领导人解决问题，但照样也得不到解决。
在这种意义上说，在内蒙古，“内人党”冤案远没有结束，它还在继发着，“文革”还在延续着，不堪回首的历史还没有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