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马英九关注拉萨事件。
2008年6月初，国民党新政府蒙藏委员会，在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举办“台湾心，蒙藏情——台湾美术联展”。新任委员长高思博照例观展。上任一月的高思博，是国民党大老高育仁之子，也是桃园县长朱立伦的妻舅。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后又攻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博士。马营人士表示，高的法学背景，适合政务推动。
但是，蒙藏委员会实在没有多少政务可以推动。3月西藏事件发生后，长期存在于台湾行政体系之内，最应该对西藏事件提出立场、有所行动的蒙藏委员会，反而在这次的纷争中，除了一纸声明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动作。
西藏事件发生后，一度成为民进党操作的议题，让国民党及马英九陷入危机，也引发台湾政坛的口水之争。高思博的任命，使得蒙藏委员会在此刻又成焦点，其实，围绕这个机构的存废之争，长达数十年。
蒙藏会的渊源
这个如今已被台湾民众视为冷衙门的蒙藏委员会，其实有其悠远的历史。早在17世纪的清代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清军尚未入关之际，清廷即设置“蒙古衙门”，专司与蒙古各大部族联系。康熙时，清廷将蒙古衙门扩大为“理藩院”，专责处理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一直到光绪年间才改为“理藩部”。
清朝灭亡后，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也没有忽略这个偏远的地区，先是于1912年4月在内务部设置“蒙藏事务处”，同年7月改制为“蒙藏事务局”，隶属于国务院，又在1914年升格为“蒙藏院”，直属总统府。1929年，国府再依据国民政府组织法正式成立“蒙藏委员会”，正式成为行政院八部二会之一，其位阶与其他各部相同，都是中央的一级单位。
当时，蒙藏委员会的行政管理范围极为广大，包括外蒙古、察哈尔省、绥远省、热河省、西康省、青海省、甘肃省及西藏地方，统管这些地区的行政及宗教事务。当时蒙古事务管理对国府而言，尚称平顺。但是藏人数百年来与汉人在宗教与风俗习惯上，相异甚巨，尽管臣服于清廷及国府，但始终是面服心不服。
1940年第十四代达赖喇嘛坐床大典时的认定风波，更将藏人与中央政府的长期矛盾，拉向对立的边缘。
1940年，单增嘉措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这一职位是普渡众生的佛陀轮回转世神秘现象的具体体现，也是西藏精神和世俗的领袖。西藏解放之后，他策划了叛乱，失败后逃到印度。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为十三世达赖举行追悼会。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依据藏人宗教规定，派人分别在青海、西康及西藏南部等地寻找转世灵童。经多年努力终于寻得，西藏地方便致电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希望中央派员参加转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大典。
国府当时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但就是这个“主持”二字，触动了藏人对宗教自主立场的敏感神经，让坐床大典过程一路充满藏汉究竟是“从属”还是“对等”的论战。
当时国府的报纸，还刊登了一张吴忠信与达赖的合影，作为吴忠信“主持”大典的证据。对于这一点，日后出走印度的达赖及其支持者，始终否认吴忠信当年的身份是“主持者”，强调吴只是“参与者”，双方各说各话争论不休，也让达赖与国府间从此在互不信任的关系中纠缠。
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前，西藏地方政府还将当初参加坐床大典后留下来的代表团成员予以驱逐，显示出西藏与国府间的裂痕之大，已经难以弥补。
除了藏汉长期对立的问题之外，外国势力积极介入西藏、鼓动西藏独立，也是造成西藏问题至今难解的主要原因之一。早在1913年，英国就积极策动西藏独立，当时双方代表还曾在印度的西姆拉举行会议。1942年初，西藏在英国的支持下，突然宣布要自行成立“外交局”，摆明西藏已有独立打算，国府于是倾注全力施压，逼得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暂时改变计划。
英国眼看计划并未成功，再度于1942年3月策划在新德里举行“泛亚洲会议”，密邀西藏代表参加，还试图在大会会场上将西藏旗帜与各国国旗并列。此事立即遭到中国代表团的强力反对。凡此种种，都暴露出英国对于扶植西藏独立的野心与企图。当时正值中国抗日的艰难时期，可谓内交外困，但国府及蒙藏会一直都在警惕西藏部分人的分裂行动。
蒙藏会立场强硬
1949年，蒋介石兵败退居台湾，尽管失掉大半江山，国民党政府在台湾仍然维持着大陆时期的庞大编制，这也是蒙藏委员会至今仍存在于行政院部会组织之内的主要原因。同时，国民党政府也设置了“新疆省政府在台办事处”，长年发行《天山》杂志，直到1980年代末期才结束这个编制。
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外仍自称是“唯一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包括藏人）的合法政权”，也引发西藏人民的震惊与不满。1959年，达赖出走印度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曾经发表公开声明，称“西藏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中华民国政府若光复大陆，一定会尊重藏人自决的权利”。
对于这样的说法，藏人仍抱着存疑的态度。在1950年至1990年间，台湾虽与西藏中断往来，但却与在印度的达赖及流亡组织，在台面下保持着联系。双方多次派出密使互访，希望能在有限的空间中，提升台藏关系。
1967年至1995年间曾服务于达赖组织，并且担任过“噶厦内阁”的首席部长5年，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亚洲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他指出，达赖流亡组织曾于19601970年代多次派遣特使前往台湾，这些特使不乏知名人士，包括达赖喇嘛的妹夫彭措札西、“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功德林等人，他们到了台湾之后，都试图要求台湾改变其西藏政策，却都无功而返。因为台湾政府的蒙藏委员会，不愿改变或调整既有的西藏政策，立场非常强硬。
表示，到了1970年代晚期，达赖索性跳过蒙藏委员会，再次派出特使到台湾，在瞒着蒙藏委员会的情形下，数度与行政院长及国安会的高层官员会面。他说：“根据当时双方共识，蒙藏委员会将不再负责西藏事务。然而蒙藏委员会毕竟是依宪法设置的政府机关，不可能马上废除，功能也无法立刻缩减，因此双方决定保密，不对外透露共识与部分互动内容。”
不过，台湾与达赖流亡组织间的秘密往来，出人意料地在欧洲曝光。
消息曝光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台藏双边的合作计划宣告结束，参与台藏合作的达赖组织内部官员也被逼表态与台湾撇清关系。更重要的是，“台湾在西藏内部搜集情报的活动也只能停止。”但时国民党政府究竟当如何利用流亡组织进行情报工作，
N.Tethong则不愿透露。
2008年3月14日西藏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籍立委廖婉如在立法院质询时，质疑西藏事件是台湾军情局透过蒙藏委员会在幕后操控的结果，目的就是要影响台湾大选。
在台藏人为数不多
现在看来，台藏关系在1990年以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李登辉的态度是一大关键。李登辉上台后，有计划地改善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其中，在1997年邀请达赖喇嘛首次到台湾弘法，可说是台湾与达赖流亡组织关系的重大突破。
1997年3月，达赖喇嘛首度到台湾访问，立刻引发一阵风潮。后来达赖甚至决定在台湾设立一个足可代表流亡组织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作为与台湾之间的对口单位，而这个基金会也是西藏流亡组织的第12个驻外单位。
李登辉与达赖共有3次会面，达赖在1997年、2001年两度到台湾访问，都曾与李登辉见面。2000年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二千年论坛”时，李登辉与达赖共同参会，因此双方在国际场合中自然晤面。因为李登辉对于西藏问题的态度有别于两蒋时代，达赖还曾公开称赞李登辉对于促进台藏交流有莫大贡献。
达赖访问台湾，也曾为台湾内部带来另一次风波。因为台湾政府内部的不同单位，对达赖到台湾的身份问题争执不休。达赖当时是持印度政府核发的国际难民证到台湾，但时任陆委会主委的张京育，却一再声称达赖是“中华民国国民”。内政部入出境管理局却认定达赖是华侨，要求他持华侨证件到台湾。
双方为了达赖证件的问题吵了许久，最后达成共识。达赖完全不持任何证件，而是由他人代持。就像现在海基、海协两会人员互访，在证件上均采取代办代持的模式入境，所以达赖身份的争论，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随着达赖来台访问，蒙藏委员会的合法性，也多次成为台湾朝野辩论的焦点。达赖在启程来台访问之前，就发出声明说：“在1912年至1950年中共进入西藏前，西藏完全以一个独立的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
民进党上台后认为，“中华民国政府”亦承认其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实无理由对非领土地区设立治权机关性质的蒙藏委员会。台湾的绿党当时也声援达赖，要求台湾政府以国宾礼仪对待达赖。
在台湾的藏族人仅有500人左右，不管是外蒙还是西藏，距离台湾的地理位置实在太遥远，加上台湾与印度并没有邦交关系，台湾对于藏人的吸引力不高，所以数十年来，到台湾的藏人屈指可数。
在台北市的青田街有一处风格独特的建筑物，就是蒙藏委员会所属的蒙藏文化中心。这栋建筑物原为喇嘛章嘉呼图克图所有，章嘉呼图克图与蒋介石过从甚密。他1957年过世后，故居就被改成文化中心使用，他当年自中国大陆带到台湾的重要佛教文物，也收藏在文化中心内。
除了章嘉呼图克图外，另一位较为知名的在台藏人是有将军之称的贾玛桑佩。他曾经长期参与西藏反共运动，1960年代初期，他在台湾的协助下到台湾定居，当时也有几户藏族人家与贾玛桑佩一同来台，这几家藏族人士经过这几十年的繁衍，已形成一个小的藏族社区。
此外，西藏流亡组织也有两位知名的政治人物迁到台湾生活。这二人都是曾经担任过流亡组织部长级职务的人士，一位是宇托，另一位是苏康。二人都带着家人到台湾定居，并且不断建议台湾政府要调整西藏政策。只不过，台湾政府不动如山，宇托因此对台湾失望，于1970年代离开台湾，移居加拿大，而苏康则在1977年在台过世。
在这两位较具分量的藏族领袖离去之后，台湾再无具领袖地位的藏族人士，取而代之的则是单纯的藏传佛教宗教人士。藏人在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上，与绝大多数的台湾人都不同，因此他们自成一个生活圈子，也让台湾人产生一种神秘感，即使已经到台湾数十年之久，还是难以融入台湾本土社会中。
蒙藏会裁撤危机
细数蒙藏委员会的历任委员长：郭寄峤、崔垂言、薛人仰、董树藩、吴化鹏、张骏逸、李厚高、高孔廉，具有蒙藏族人身份的，只有吴化鹏一人（蒙古昭乌达盟敖汗右旗），其他多为党政军首长背景出身。2000年台湾政权轮替后，民进党政府对蒙藏会委员长的任命，则改为由有学者背景者出任，如徐正光、许志雄。
几乎没什么功能的蒙藏委员会，每年仍要耗费预算上亿的台币。以2008年台湾“中央政府”总预算来说，蒙藏会共编列了150029000元台币，其中光是人员薪资、日常行政支出，就占去一半以上，真正用在蒙藏业务工作的经费不到一半。而蒙藏业务也多半是交流活动，或是对在台蒙、藏胞的教育补助，甚至是直接补助来台弘法藏僧及在台藏传佛教团体。
正因为蒙藏委员会已无政治性任务，且萎缩为台蒙、台藏文化交流补助的单位，因此蒙藏会长期遭到民意代表的批评，不仅国民党执政时期有自家立委炮轰，民进党执政时期也有人多次提出裁撤建议。扁政府一度有意修正两岸条例，要将外蒙排除在大陆地区之外，由“中华民国”外交部设立驻蒙古办事处。
对此，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高孔廉，不断撰文捍卫蒙藏会存在的价值，强调维持蒙藏会的必要性。高孔廉说，如果删除外蒙，反而可能在两岸关系敏感的时刻，触动双方更为敏感的神经。他还称，这等于以行动来变更“中华民国”领土范围，将外蒙视为外国，这已形成违宪之举。不过，高孔廉还补充说，外蒙在国际间存在为一个国家，亦是事实。
当然，蒙藏委员会也因为欠缺对蒙古及西藏的实际行政管理权，使得它的存在显得突兀。达赖及其支持者对台湾蒙藏委员会的误会并未化解，台湾的政局也因为本土势力的兴起，非国民党的民意代表，甚或是国民党内以本土形象起家的民意代表，也屡屡要求裁撤蒙藏委员会，这些内外情势的转变，都使得蒙藏委员会的地位尴尬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