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2日星期日

蒙古和中国要走向崛起,成熟的历史观必不可少

对于中国人来说,蒙古是一个特殊的国度。因为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蒙古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于中国人来说,蒙古又是一个陌生的国度。我们对这个与中国有4000多公里边境线的邻国,是那么无知,以至于国内有些人还在一厢情愿地谈论“回归”的可能。

“回归,是100%没有可能的。”无论是蒙古人,还是在蒙古的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容置喙。关于蒙古大呼拉尔第43次讨论回归中国的议题,也纯粹是好事之徒的画饼充饥。现实情形是,蒙古人拒中国千里之外尚且不及,又何谈投怀送抱呢?

“想知道中国人在蒙古人的心里是什么位置吗?日本人在中国人心里是什么样,中国人在蒙古人心里就是什么样。”一位在蒙古生活了多年的朋友这样跟我说。

中国人在蒙古的真实境遇

到过蒙古的中国人,多多少少都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我去蒙古之前,朋友就告诫我说,自己一个人要小心,特别是晚上的时候,要离街上的醉鬼远一点儿。

Idre’s Guest House酒吧的老板曾经对我说:“我从不接待中国人,因为你分不清谁是生意人,谁是旅行者。”他很坦诚地当着我的面表达自己对中国商人的厌恶感。

中国在蒙企业是这种抵触情绪的最大受害者。山东正元公司相关负责人曾向我提及,2003~2005年间,正元公司在苏赫巴托省开发金矿时,当地的环保警察与县长经常会来找麻烦。2006年在公司另外一个项目场地,地方环保警察让所有中国工人站成一排,在太阳底下站着,自己则坐到蒙古包里喝起酒来。“这是一种侮辱,但我们又不得不忍气吞声,其他的外资企业便不会受到这样的对待。”正元公司负责人李德亮对此表示无奈。

在乌兰巴托,曾有多名中国劳工向我倾诉自己在蒙古被打被抓的遭遇。我在二连浩特的一个朋友也曾亲口告诉我,前几年他曾在苏赫巴托广场被小偷偷去手机,谁知追到小偷后却被当地警察带到警察局,小偷被放走,自己反而挨了打。

在蒙古的中蒙混血儿,一般不会主动对别人谈及自己的中国血统,特别是有中国血统的蒙古官员对此更是讳莫如深,因为这是断送政治前途的危险举动。

我在蒙古时值奥运,现任侨协会长李有生对我说,中蒙选手争夺射击金牌时,蒙古选手手枪出现问题,当时电视台主持人脱口而出,是不是中国人搞得鬼?一家大众媒体的主持人在毫无调查的情况下,口无遮拦,无疑是不负责任的。然而这“脱口秀”的背后,却有着更深层次的动因。

蒙古人对中国人的种种不友好,蒙古媒体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往往将集于一点的事情渲染成一个面,以至于中国大使馆不得不做一些公关工作来维持中国在蒙古的形象。然而,如果当地报纸做了关于中国的正面报道以后,往往不久就要再做对应的负面报道进行中和,由此可见其国内读者的社情民意。蒙古的政党同样如此,在议会选举中,反华往往成为选举的政治筹码。在一个民主国家,这至少反映了当地民众的好恶。

在蒙古如此的舆情之下,中国民间要求蒙古回归的民族主义者们,无疑缺少更深层面的思考。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只顾自己在网上自说自话,有时只能帮倒忙。

2006年,是对中蒙关系颇具考验的一年。只因这一年是大蒙古国建立800周年。前中国驻蒙大使高树茂出于淡化历史、搁置争议、共同发展的考虑,说出了“成吉思汗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既然我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就要共同发展”的话,结果依然被蒙古媒体列为最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之一,说这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高大使这样说过:中国的崛起,历史观必须走向成熟,坦率地说,历史问题不正视,很多周边国家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国家发展是有阶段的,有一个大的长远的战略利益在其中,国家一再强调尊重蒙古主权,但是我们民间却有不同看法,不能说这些人是不爱国的,但要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驻蒙使馆工作的多位朋友在谈及中蒙当前的主要问题时,都不约而同提到“增信释疑”这四个字。的确,如果做一下换位思考,小泉去靖国神社参拜,中国人尚且暴跳如雷。当蒙古懂中文的人打开中国网站,看到的都是要求收回蒙古的言论时,蒙古人会怎么想?这个问题绕不过去,中蒙民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友好往来。

博物馆反映的历史观

中国人对蒙古特殊的情感,全因我们的“海棠叶”情节。而蒙古人对中国人的种种不友好,也起源于这片“海棠叶”。不同的是,中国人对这片海棠叶充满向往,蒙古则充满厌恶。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中国将蒙古建国看作国家分裂与领土缺失,蒙古则看作是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看成自己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彻底摆脱了中国将近300年的“殖民统治”。

我的蒙古朋友孟和在跟我聊历史的过程中,曾反复用到“征服王朝”这一概念。“蒙古在元代也曾征服过中国,为什么不说现在中国是蒙古的一部分呢?”

蒙古人这种史观的叙事范本,全部躺在它的国家博物馆里。位于首都乌兰巴托市中心苏赫巴托广场西北的国家博物馆共由10个分馆组成,记录了从匈奴王朝到蒙古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通过展品的内容、陈列样式与展馆大小等细节,我们可以了解蒙古人对自己的历史究竟是持怎样一种态度。

与中国民族大一统史观不同,蒙古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蒙古国家博物馆的墙上,这一点被特别强调出来。蒙古国家博物馆在不同展厅里是这样叙述自己国家历史的:匈奴帝国,鲜卑帝国,柔然帝国,突厥人建立的突厥帝国、蓝突厥帝国、维吾尔帝国及最后的蒙古帝国、满族统治之下的蒙古、革命前夜的蒙古、共产主义时期的蒙古与民主化后的蒙古。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博物馆,在看似千奇百怪种类繁多的展品背后,实际上都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即向参观者证明自己国家民族的正统性与唯一性,蒙古国家博物馆也不例外。蒙古国家博物馆展厅的历史排序,无疑是想告诉参观者,蒙古国是自古以来中亚各个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历史上各个帝国的统治者或是蒙古人的直接祖先,或与蒙古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千多年来,中亚的居住者、建国者与统治者的后代,便是现在的蒙古人。蒙古国家博物馆告诉人们的,并不只是蒙古人对国家正统的申述,还有他们对外来统治者的态度。满族或者中国,在这里被当成一个侵略者的角色,用来批判。

突厥王朝的展厅,是蒙古与代表土耳其政府的土耳其国际合作机构共建的,因为突厥帝国创立者的后裔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人。蒙古人能坦然面对古代突厥人的统治,却无法坦然面对满族或者中国人的统治。

照理说,从1636年清军入关前征服内蒙开始算起,到1911年清朝灭亡,有清一代对外蒙古统治将近300年,比起后来苏联70年的间接“统治”要长出很多。但如果你到蒙古国家博物馆就会发现,300年历史的第五展厅“满族统治下的蒙古”,不及“共产主义时期蒙古”展厅的三分之一,是10个展厅中空间最小的。

第五展厅展品的内容只突出两个主题:军事与刑具。前者强调清朝对蒙古的军事征服;后者用图片加实物刑具的方式,刻意突出满族统治的残酷、黑暗。实际上稍对蒙古历史了解的人,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可以看出蒙古国家博物馆陈述立场的偏颇。

1921年苏联控制蒙古以后,没收佛教寺院的财产,摧毁庙宇,逮捕喇嘛,基本上毁灭了藏传佛教。在1932年蒙古出现反抗苏联的行动后,苏联当局开始在蒙古进行清洗迫害。从1933~1953年,有36000人死亡或失踪,而当时的蒙古只有73万人。短短20年间,这个国家将近5%的人非正常死亡。在文化上,蒙古遭受了与越南同样的命运,传统蒙文被改为俄罗斯式的斯拉夫文字,隔断了他们自身文化的传承。

以上数据都来自蒙古国家博物馆,对比便知,第五展厅描述清朝对蒙古的残暴统治,只是大而空的宏观论述,缺少历史证据的支撑,却几乎占到整个第五展厅的三分之一;而苏联统治下对蒙古货真价实的残暴统治,却隐藏在共产主义时期蒙古工业化大生产的成就展品中,被轻描淡写般带过。这分明是用政治来解释历史,用当下来诠释过去,印证了克罗齐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

在第七展厅“革命前夜”里,有一段描写更是赤裸裸地表现了蒙古人对中国商人的愤恨,现照录如下:“中国商人充斥乡间,从牧民手中以低价收购皮革、羊毛、骆驼毛等商品,再将这些商品高价卖出,迫使蒙古人负债累累,由于牧民不能读懂中国商人的账本,中国人因此很容易耍花招,蒙古人经常反抗他们的压迫。”

蒙古国家博物馆在这段文字旁,别有用心地配上了一幅没有具体出处的图片,上面是一个带着镣铐正在受刑的蒙古人,暗示中国人对蒙古的残暴统治。在这里,满族人的官府与汉人的商人都是被当作中国人来看待的。

1911年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宣布自治,八世呼图克图出任皇帝。1919年,北洋政府派徐树铮将军入蒙,解散自治政府,外蒙古重归中国。“蒙古如此之少的人无法与中国人抗衡,先后向俄、日、英、法、美求救,但均遭拒绝。”蒙古国家博物馆回忆这段历史时这样记录到。

在蒙古国家博物馆的描述里,从没有“分裂”这样的词汇,他们形容北洋政府的军队时用到的词汇是“入侵。”其中一幅北洋军在广场阅兵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兵士们看上去趾高气昂,旁边的英文图说是:中国政府撤销蒙古自治的一个庆典。

这是该展厅极少有英文图说的一幅照片。这颇让人奇怪,与其他展馆相比,这个展馆的英文解说少的可怜,只有在涉及“中国军队侵略”的内容上,才会出现英文图说。我因此怀疑是有些历史蒙古人不想让外国游客知道。

其中一幅1919年徐树铮与蒙古王公贵族的合影或许可以印证我的想法。照片中立者为徐树铮与蒙古贵族,右侧与后立者为北洋诸将,背后是各国国旗。这至少表明,当时徐的介入与取消蒙古自治,是得到部分蒙古上层与国际支持的,这或许颇让现在的蒙古人感到难堪,因此英文介绍便被隐讳不提。

中国人被区别对待的现实原因

历史永远是现实的拐杖,现实才是行走着的双腿。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苏联控制下的蒙古也被灌输了反华教育。但据在蒙古生活多年的老华侨回忆,那时的蒙古民间,对中国并无反感,只是两国政府彼此保持距离。

然而今天的情况却刚好反了过来。如今,中国已经连续9年成为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中蒙贸易额占蒙古贸易总额的50%,用驻蒙大使馆政务参赞柴文睿的话说就是,过去蒙古是反华但不反华人,而现在蒙古人却比较反感中国人。

中国敞开国门以后,一批中国商人裹挟着伪劣商品来到蒙古淘金。这些人在蒙古人眼中的形象,与蒙古国家博物馆里描绘的中国商人并无二致。这部分人是抹黑中国的先锋队。随着中蒙经贸往来的加深,淘金的大部队纷至沓来。据中国使馆统计,去年一年中国公民赴蒙人数达20万人次。在人口只有280万人口的蒙古,这个比例相当大。这20万人次,又大多集中在人口只有130万的乌兰巴托,难怪蒙古人会惊呼:“中国人来了!”

如今在蒙古国,中国人几乎涉足到了所有的商业领域。其中最主要集中在矿产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以至于很多蒙古人会抱怨说,中国人正在掠夺他们的资源,抢夺他们的饭碗。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蒙古偏偏又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将自身的恶劣品行带入蒙古。一些华侨向我反应,有些中国老板在当地一掷千金,随意追求蒙古女人,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这些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蒙古人由此生成的,便不仅仅是抱怨,还有嫉恨。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的经济状况远不如蒙古,那时蒙古认为中国是个穷国,现在却完全颠倒过来,这里面不能说没有妒忌的心理因素在作祟。

除了嫉恨,在蒙古国人最深层的心理层面上,还有对中国的恐惧。如果你有机会站在博格达山顶俯视整个乌兰巴托,你就会体会到蒙古人的这种恐惧。蒙古国全国人口只有280万,只相当于北京市东城区的人口。当一个国家一半的人口可以被一眼望穿的时候,当一个国家主要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夹在几山之间的时候,又有谁会对旁边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放心呢?驻蒙大使馆政治部主任孙洪量说的更为到位:“与其说蒙古恐惧,不如说他疑虑,包括蒙古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不知道中国以后要走向何处。”

给两个大国当了几百年夹心馅饼的蒙古,当然深知自己的境遇。300年前,在中国与俄国之间,蒙古选择了前者;1911年,蒙古则选择了后者。在蒙古人看来,这两次选择都是处于被迫,结果也不尽如人意。因此在1989年苏联解体,蒙古再一次获得选择权的时候,变精明的蒙古选择了“多支点”外交:用合纵连横之术来对付中俄,这使得它有越来越多的资本与这两个国家叫板。

中国人在乌兰巴托的得到不友好待遇,与这个城市无度失衡的城市化也有关系,这是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据孙洪量介绍,原来乌兰巴托只有80万人口,且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随着牧区经济的不景气,大量牧民进入城市,却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便聚集在乌兰巴托周围,形成了现在城市周边的棚户区。

蒙古又是一个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城市,人均年龄不到30岁,这些年轻人在城市中找不到自身定位,剩下的便只有对社会的不满。由于有大量的务工人员在蒙古,加之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中国人理所当然的成了蒙古向外引导社会矛盾的替罪羔羊。

蒙古现在的民族心态,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浮躁。苏联统治时期对藏传佛教的禁绝,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破灭,造成信仰上的真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外部势力的介入,造成不知所措。蒙古人还没有做好准备,还不能用一种发展中国家的、上升中国家的平和心态来对待外来冲击。

蒙古还是一个骁勇好斗的民族。对外国人,许多中国人骨子人里有一种敬畏,蒙古人却相反。蒙古国人总希望挑战外国人,这是一种沦肌浃髓的草原性格,这种性格也是促成中国人遭受不友好待遇的另一因素。

在乌兰巴托最时尚的迪厅METRO POLIS,我亲眼看到过蒙古人挑衅欧美人的场面。在乌兰巴托的大街上,你会发现,几乎找不到一辆没有划痕的汽车,他们开起车来像参加那达慕。韩国人、日本人在蒙古也有过不敬遭遇,只不过中国人的不幸更为普遍而已。

转机悄然来临

否极泰来,事分两面。在蒙古国旗里有一个中国道家的阴阳图案,这表明蒙古人也相信阴阳转换的道理。中蒙民间的友好往来,虽说任重道远,但在某些地方,这种转换已经悄然发生。蒙古人对中国人的缺乏善意,从另一面分析,正是中蒙民间交往不断加深的表现。我接触到的蒙古人中,凡是去过中国特别是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的,对中国的态度便明显积极。据统计,去年一年蒙古公民赴华人数已经达到60万人次。

此次汶川地震发生后,蒙古许多企业、个人到中国大使馆来吊唁、捐款,原计划进行3天的哀悼活动,结果进行了半个月,总计捐款280万人民币。对于蒙古这样的国家,已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