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蒙同盟”與蘇聯駐軍蒙古始末

蒙古人曆來民族主義情緒比較強烈，知識分子尤甚。這種民族情緒不時在蒙黨領導集團中有所反映。蘇聯以“蘇蒙友誼”的名義和“國際主義”的說教，加以大量派出蘇聯顧問，以及必要時揮舞“反蘇”罪名的大棒，控制蒙古幾十年，但並未能使蒙黨內民族主義情緒消融。因此，它在不放松政治控制的同時，也在其他方面采取了“放長線”的策略。

“文化滲透”與“和親政策”
1944年，蒙古當局廢棄了成吉思汗時代創立的維吾爾蒙古文字，決定改用斯拉夫語系中的俄文所使用的基裏爾字母(個別字母由蒙方自己創造)為基礎的新蒙文，並於1946年1月頒布正式使用。蒙古文字改革，人們至今評價不一，但由此為蘇聯文化進入大開方便之門，卻是不爭的事實。另外，孩子們從小學四年級就必須學俄文，這是60年代蒙古教育大綱的硬性規定。蒙古國立大學的某些課程及其所屬的綜合技術學院的全部課程，都用俄語講授；為各門課程規定的教材和參考書，也都是蘇聯出版的俄文書籍。蘇聯為了培養忠於“蒙蘇友誼”和“國際主義”的蒙古人才，吸納留學生是一個重要手段。蒙古政府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留學生到蘇聯，這些留學生歸國後，絕大部分都能進入重要崗位，許多成為高級官吏。1970年前後，蒙古各省的省委書記，66%是在蘇聯共產黨中央高級黨校學習畢業的。當然，留蘇學習回國的人，不一定都親蘇，更不消說“終生不渝”了。蒙古知識界有形無形地拒絕著蘇聯的文化滲透。我擔任臨時代辦後，參加蒙方一些大型招待會，原以為蒙方官員都會講俄語，就只帶俄文譯員以為既能同蒙古人也能同駐蒙外交使團的人交談，結果經常碰壁，許多蒙古官員明明會講俄語，他就是不講。使館同蒙古外交部電話聯系事務時可講俄語。但正式約見從不講俄語，我還注意到蒙方的記錄員用的是老蒙文。

“結親政策”是蘇聯對蒙古的另一種有效手段。中外古代曆史上，“和親政策”的事實屢見不鮮，在一定時期收到良好的效果，但那只限於王朝皇室的上層，蘇聯則把這種政策加以普及。客觀條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損失人口二千六百多萬(其中軍人九十二萬,平民一千七百多萬)，其中大部分是男性，因而戰後幾十年，人口構成女多於男(50年代蘇聯人私下說男女人口比例為1∶6)。最為典型的是蒙古最高領導人澤登巴爾娶來的蘇聯夫人。澤登巴爾1940年留學蘇聯畢業歸國並取得高位之後，蘇蒙雙方領導人撮合，將當時莫斯科衛戍司令費拉托夫中將的女兒嫁給了澤登巴爾，嫁後全名為：阿娜斯塔霞·伊凡諾夫娜·澤登巴爾·費拉托娃。費拉托娃和澤登巴爾結婚後，多是與丈夫一起出現在公開場合，在澤登巴爾以黨的第一書記兼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前不久，她就任蒙古兒童基金會中央委員會主席，就單獨公開露面，頻繁進行活動，名字經常排在一些部長級領導人的前面。

　　蒙古高層領導成員中，娶蘇聯人為妻的，已知的還有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邁達爾，政治局候補委員、烏蘭巴托市委第一書記阿勒坦格爾勒，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蒙蘇友協主席貢布紮布，中委、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家計委主席索德諾姆，中委、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朝克上將，中委、外交部第一副部長雲登。中層幹部夫人是蘇聯人的更是大有人在，據說達到15%—20%之多。這些蘇聯“夫人”嫁給蒙古官員之後，包括澤登巴爾·費拉托娃在內，仍然保留蘇聯國籍，按規定都要按時到蘇聯駐蒙古大使館去“談話”。

蒙古親蘇反華與蘇軍陳兵蒙古
1963年7月，也就是與中蒙關系劇烈改變同步，蒙古與蘇聯秘密簽訂了《關於蘇聯幫助蒙古加強南部邊界的防務協定》。此後，蘇軍派出許多勘探小分隊，到蒙古鐵路兩側及其以東的邊境省份活動，他們都配備有野外通信電台車，成員均著便衣，對外聲稱是給草原找水，實際上是為蘇軍進駐勘察陣地。

　　1963年，中蒙邊境沒有任何異常。中國此刻正在為克服三年天災人禍釀成的危機，對經濟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如果說軍隊有調動，那是向南而不是向北，因為退踞台灣的國民黨軍隊，想乘大陸經濟困難進行“反攻”。因此，蘇軍重新入蒙，只能做這樣的解釋：支持澤登巴爾集團，更嚴密地控制蒙古。撲滅“洛呼茲事件”使蘇聯領導集團感到蒙古的親蘇政權必須依照“曆史經驗”，用“刺刀”保衛才能安全。

　　1964年，蒙古在全部趕走中國援蒙員工的同時，引進了蘇軍的一個建築旅。這個旅的大部駐色楞格省的達爾汗，修建大量的樓房住宅；一部分進入烏蘭巴托，主要是為即將進駐的蘇軍蓋營房。1965年，蘇軍第二個建築旅秘密開進蒙古，從事軍用機場和各種基地的修築。

　　1966年1月，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勃列日涅夫訪問蒙古，同蒙古簽訂了為期二十年的《蘇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這個條約實際上是一個軍事同盟條約。其中第五條規定：“締約雙方將……在保證對方的防禦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締約雙方……為保證兩國的安全、獨立和領土完整起見，共同采取包括軍事方面的措施在內的一切必要措施。”這個條約簽訂以後，入蒙蘇軍的活動逐漸公開化，烏蘭巴托街頭不但有越來越多的蘇聯軍用汽車，而且也有一些蘇軍士兵在郊區遊蕩。烏市東北的烏蘭花熱鬧起來，大量建築材料運進去，入夜電焊火花一直在閃爍，據說要在那裏建指揮部。通往中蒙邊界的鐵路沿線，也傳來了蘇軍在一些車站附近開始修築機場和營房、倉庫的消息。

　　1967年3月，蒙古與蘇聯秘密簽訂在蒙古境內部署蘇聯軍隊的協定，由雙方的國防部長簽字。4月，蘇聯的陸、空軍作戰部隊開始進入蒙古，據說有大批坦克繞過烏蘭巴托向南開進。烏蘭巴托街道上的蘇聯軍車越來越多，不但有黑牌子的建築部隊車輛，還有藍牌子的作戰部隊車輛。

1967年11月7日，蒙古慶祝十月革命50周年，烏蘭巴托舉行盛大的節日閱兵和群眾遊行。在這前一天，11月6日下午，蒙方舉行了慶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會，邀請外交使團各館館長參加。這是我接任臨時代辦後，第一次參加蒙方的大型活動。大會在蒙政府大廈東側的國家劇院舉行，各國駐蒙古大使和臨時代辦分別在兩個包廂裏就座。大會剛開始，蒙古外交部禮賓司工作人員送來了主講人澤登巴爾的講話稿。小毛緊忙看有無指名反華詞句，因為國內指示只要有指名反華的內容，就應退席以示抗議。小毛在講話稿的三分之一處找到了一大段反華內容，指名我國領導人進行攻擊。我跟小毛商定，他講到點名處我們就退席。匈牙利使館的三秘蒙文很棒，一面給他的大使做同聲翻譯，一面時而斜眼瞅瞅我們。當我們站起來挪動座椅往外走時，羅馬尼亞大使和南斯拉夫大使扭頭看著我們離去。回使館的路上，小毛對我說：
　　“他指名反華，我們退席，早早回家，不耽誤吃晚飯，也不錯。”他看到我生氣的樣子，有意緩解一下我的情緒。
　　“我第一次參加蒙方的大型活動，他就指名反華，而我們只能靜悄悄地退席，我實在感到憋氣。”當然，生氣也沒有用，後來經曆次數多了，也就習以為常了。

　　11月7日早飯後，使館接到觀禮邀請的全體外交官開了個會，我講了昨天蒙方在慶祝大會上反華的情況，主管交際工作的小劉提出了蒙方一旦反華時的應對方案。決定至少去三名蒙文譯員，仔細聽現場講話，有反華詞句時集體退場，繞行觀禮台下，我們十幾個人的退席抗議，會引起人們注意的。另外，布置在使館內留守的同志，聽現場廣播搞好錄音，以便事後核對。上午9時15分，我們離開使館，按照蒙方規定的路線，繞行烏市北側，切過幾條橫街，從西面進入政府大廈前的廣場。這幾條東西向的橫街上，排列著參加遊行的隊伍；接近政府大廈後身的橫街，則是准備接受檢閱的蒙古軍隊。
　　“看!蘇聯軍隊!”小劉眼尖，指著一條橫街叫起來。
　　“今天有蘇聯軍隊?”大家一起往他指的方向看，但因汽車很快切過橫街路口，大都沒有看清楚。
　　“聽說蘇軍作戰部隊4月秘密開進蒙古，難道今天真要公開亮相?”我近乎自語地回答大家。

　　9時45分，我們來到廣場的觀禮台上，站在蘇聯駐蒙使館一夥男男女女旁邊，好像故意給我們遲來的留出這麼一塊地方。10時整，慶祝活動開始，天氣不怎麼太冷，但是陰沉沉的。首先是蒙方領導人講話，廣場裏回聲挺大，我們的三位蒙文譯員，兩位側耳靜聽，一位用小收音機通過耳機聽蒙電台的即時播音。約二十分鐘，講話結束，沒有反華內容。我有點納悶，這樣的場合指名反華，不是影響更大嗎?

　　閱兵開始了。首先，蒙古人民軍事務部部長勒哈格瓦蘇倫上將乘車檢閱參閱部隊，大概因為參閱部隊多，用了很長時間才返回主席台發表講話。然後，分列式開始，蒙軍儀仗隊走過，蒙軍汽車載運部隊、裝甲輸送車部隊、炮兵部隊、騎兵部隊等方陣接連進場。蒙軍過完，冷場五六分鐘，兩輛小型裝甲汽車為先導的蘇軍出現了。我不禁心底一震：“今天果然有蘇軍!”接著，蘇軍的履帶式裝甲戰鬥車、榴彈炮和加農炮、反坦克火箭、防空導彈等，排著方陣開過去，最後是八十餘輛T62坦克(大約一個坦克團)排成的幾個方陣，在街盡頭加速時冒出一團黑煙，然後轟隆隆從觀禮台前駛過。觀禮台上的蘇聯人和一些蒙古人熱烈鼓掌。全部機械化的蘇軍隊列，用了半個多小時才過完，坦克吐出的濃煙，在觀禮台前繚繞。我當時的確感到一種心理上的壓力。閱兵分列式結束後，便是群眾遊行了。

蘇軍作戰部隊公開出現在蒙古的閱兵式上，顯然是對中國的一種示威行動。
　　回館路上，小沈發問：“為什麼蒙方今天沒反華?”
　　小毛說：“他若今天反華，我們全都退席，他們就沒有示威對象了。”小毛這話說對了，蘇蒙當局是要中國使館的人親眼看看他們的軍事實力，以便向北京報告。

　1968年，蘇軍加緊在蒙古中東部構築軍事基地、機場和其他設施。據了解，至少修建了四個現代化的軍用機場，一個在烏蘭巴托東三十多公裏那來赫礦區附近的草灘上，一個在東方省會喬巴山市附近，另外兩個在通向二連的鐵路沿線；在烏蘭巴托以南七十公裏的鐵路旁，還在修建包括各種倉庫在內的大型野戰後勤基地。此外，在一些要點修築了防空導彈陣地。烏蘭花的軍事指揮部和大片的部隊營房，已接近完工。蒙古大地已不再是靜謐的草原，而是到處長出了蘇聯的軍事“牙齒”，澤登巴爾集團已把自己的國家緊緊地捆在蘇聯的“戰車”上。

　　1968年3月，蒙軍領導機關——人民軍事務部，改為國防部，紮米揚·勒哈格瓦蘇倫上將任國防部長。從30年代起，蒙古政府內設有國防部；50年代初，駐蒙蘇軍陸續撤走，1956年蒙古國防部改為人民軍事務部，作戰部隊大部改為建築旅，從事經濟建設，一部分充實邊防部隊。人民軍事務部又改回國防部，標志蒙軍將重建作戰諸兵種，配合入蒙蘇軍來對付中國。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還在熱火朝天地進行，雖然1966年的紅衛兵狂熱、1967年的“奪權風暴”已成過去，但是內亂仍然不止，不少地方的武鬥死灰複燃，甚至動用了坦克。駐蒙蘇軍中傳出這樣的狂言：一旦莫斯科下令，蘇軍坦克就開進北京，支持“健康力量”掌握局勢。中蒙關系似乎已開始進入軍事攤牌的單行線。

　　到1968年底駐蒙蘇軍，作戰部隊兵力部署基本就緒。1969年3月，中蘇邊界爆發武裝沖突後，又進一步增兵。從有關方面獲悉：整個兵力為一個集團軍，司令部設在烏蘭巴托市東北的烏蘭花，司令是彼得洛夫斯基少將(不久後升為中將)。集團軍下轄兩個摩托化步兵師、三個坦克師，是一個突擊力相當強的坦克集團軍。部隊重點部署在烏蘭巴托及其以北，和東方省的喬巴山市周圍，部分駐紮在距中國邊界二百四十公裏的重鎮賽音山德(又稱沙音山達)。駐蒙空軍兩個殲擊轟炸航空兵師、三個直升機團和一個運輸機團，共有飛機三百多架。這些空軍部隊以團為單位分別部署在新修的烏蘭巴托、巴彥、喬依爾和喬巴山等四個大型機場上。另有三個野戰機場，供現有飛機轉場之用。整個駐蒙蘇聯陸、空軍的武器裝備，主要有：坦克一千八百輛、戰車和裝甲車二千五百輛、大炮一千四百門、固定翼飛機一百九十二架、直升機一百二十三架，還有近程可帶核彈頭的地—地導彈發射器二十二部。防空部隊有二至三個防空導彈旅，三個雷達團。此外，還有其他一些特種部隊。駐蒙蘇軍作戰部隊總人數約為八萬人。

　　蒙軍擴編已達相當規模，作戰部隊有：兩個摩托化步兵旅、兩個獨立團、十一個獨立營；防空部隊有一個殲擊機團、一個雷達團、一個高炮團、兩個防空導彈營。加上一個建築旅、三個建築團，以及軍事機關和院校，合計兵力約五萬人。

　　蘇軍在蒙部署大體完成以後，就經常舉行演習。蒙軍有時作為輔助部隊參加，有時自己單獨進行。其演習設定，多半是設想中國人民解放軍越過大漠向蒙古發動進攻，蘇蒙軍阻擊後轉入反攻，然後向我國的二連—張家口方向和多倫—承德方向突擊，直接威脅北京。按照蘇軍戰役戰術規程，集團軍的進攻速度，在不斷克服敵方抗拒的條件下，每天必須推進七十公裏。北京離蒙古邊境不到五百公裏，就是說他們的預案是一周時間打到北京城下。而北京的防禦，在張家口以北都是草原及沙漠戈壁，無險峻地形可以據守，而沙漠戈壁在現代化戰爭中，已起不了多少屏障作用。

　　從上述情況看，蘇軍入蒙以後，對我國構成的威脅是多麼巨大。我國內忙於“文化大革命”，不會也不可能主動進攻蒙古，蘇蒙軍演習設定的前提，不過是掩人耳目，其真正目的是必要時直接發動進攻。但是，直到1973年我離職返國時為止，駐蒙蘇軍的軍事部署，仍將主力留駐在喬依爾以北，即離中蒙邊界三百六十多公裏的二線，和烏蘭巴托及其以北接近蒙蘇邊界的三線。也就是說，從其戰役布局來判斷，暫時還處於防禦態勢，而不是進攻態勢。當然，在蘇軍的對華戰略中，把蒙古作為進攻中國腹地的前進基地，是毫無疑問的。

　　我作為中國駐蒙的外交人員，親眼看到屯兵蒙古、蓄勢待發的蘇軍作戰部隊，對它給我國所構成的嚴重威脅，不能不感到深深不安和焦慮。應當感謝馬克思的在天之靈，中蘇之間的軍事攤牌終於沒有發生。蘇聯當局派遣如此大量的軍隊進駐蒙古，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按盧布結算可能近乎天文數字，而蒙古人民也為此做出了巨大犧牲。蘇聯戈爾巴喬夫上台後，1988年12月，宣布兩年內從蒙古撤出全部蘇軍。實際上到1992年才撤幹淨。此後蒙古報紙刊登一項統計：蘇軍駐蒙部隊和武器裝備，分布在烏蘭巴托四個區、全國十八個省中的十五個省、六十四個縣，使用土地413951.53公頃(折合四千一百三十九平方公裏)，共建有機場七個、兵營五十五座、軍官住宅一百三十六幢(六千八百單元房)。而這些營房和住宅，多建在荒郊野外，蒙方接收後無法維護和利用，眼睜睜地看著它們變成廢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