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与农耕的对峙

罗伯特　马歇尔
从公元前八世纪起，南部的定居社会开始与骑马的游牧民族相遇。周期性地涌现在定居社会面前的游牧民族，常常对村庄和城镇进行掠夺，然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蒙古人与这些游牧祖先的最大不同是，他们对于骑兵团队的有效利用。这些驰骋如风的骑兵部队发射出的剪矢，如暴雨般降落在敌军的头顶，让他们魂飞魄散，难逃死亡。这些骑兵几乎成了挥向所有定居社会的皮鞭。实际上，据史家记载，从公元前五，六世纪时期的斯基台人到后来的蒙古人，马背游牧民族层出不断地穿越天山与阿尔泰山的关口，多次重复着对欧洲以及中东的进攻。

草原游牧民族与定居社会的关系，从来没有过平稳与缓和。在跨越若干世纪的粗犷游牧生活中，游牧民族挑战着严峻多变的气候，经历着沉浮无常的部族战争，使他们没有闲暇来发明技术，制造产品以及学习采矿知识。这种随季节不断迁徙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无法获得与积累这些技术。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加深了他们对于中东与中国这些生产发达的定居社会的依赖。对于精炼金属，刀剑，铠甲，丝绸，金，银等消费产品，他们只能通过贸易，掠夺或者豪取的方式来获得。至于以物易物的贸易，则完全是单向的关系。游牧民族除了羊毛产品与兽皮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可以交换的产品。

然而，史实告诉我们，骑马游牧民族从来都没有认为他们自己的社会比定居社会落后。正相反，草原居民们一直在与中国这一世界最大的农耕社会正面交锋。在长达两千年的对峙中，一直没能被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所吸收。事实上，这两个长期对峙的社会，都认为对方是一群狂妄自大的家伙。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培育出一种观念，认为自己比其他任何社会与国家都具有历史优越性。中华这一古老的称呼，其含义本身就是文明的中心。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的柔韧传统，一直在不断吸收那些曾经涌现在其周边的文化。或者，对费尽心机维持独立的远方邻居-----韩国，日本以及越南，施加其深远的影响力。

事实上，整个东亚都在采用中国的历法，饮食习惯与伦理道德体系。然而，唯独生活在草原的游牧民族却是个例外。他们不但拒绝了中国的文化与伦理道德体系，甚至拒绝承认这些文化与伦理道德体系具有任何价值-----当然，从中国人手里获得的一些有价值的产品除外。对于这些游牧民族来说，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其大多数居民都是跪在土里，用双手挠挖并毁坏大地来度过一生的。在游牧民族眼里，那些贫穷的农民完全是蔑视的对象，甚至远不如马匹更有价值。这种蔑视是互相的。古代中国的一位高官，在谈到与出没在中国边界的游牧民族的交涉方法时说到：想要与这些如鸟兽般到处移动的人们建立一种和谐关系，是绝对不可能的。因而，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模式很明确。中国人把这种周期性的入侵当作一种虫害，是除了洪水与饥荒等自然灾害之外的另一种灾害。当这种灾害发生的时候，便用大量的金钱与产品贿赂来遏止灾情的蔓延。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他们把中国看作一个应该掠夺的资源，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