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的三股势力及其代表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末,在中国北部曾围绕蒙古高度自治这个主题,发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事件,其中也包含着雄浑跌宕催人泪下的故事和悲壮而令人无法忘怀的教训,而在这纷纭错杂的追寻民族自治的历史潮流中,有三股势力一直是按照各自的意志和精神去实现蒙古自治愿望的,这三种势力的代表分别是:德穆楚克栋鲁普,荣祥和乌兰夫.

一,德穆楚克栋鲁普和他的蒙古自治之路
德穆楚克栋鲁普是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是近代黄金家族中的佼佼者，在少年时代便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一生致力于蒙古高度自治事业，是一个不甘失败而无法抗拒失败的悲剧式英雄。

德王一生也确实不易，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立志于蒙古复兴大业，然而，幸运之神却总是不肯光顾。德王从北平辗转到南京，把第一个依靠目标确定在蒋介石身上。三十年代初，蒋介石的统治尚未巩固，面对北方蒙古王公提出的自治要求真是左右为难，最后不得不以“予其名而不赋其实”的游戏手法做了了断。给为此而四处奔波的德穆楚克栋鲁普撕了一张空头支票。

德王很快发现蒙政会其实就是蒙旗王公组成的一个松散议事组织而已，和他的高度自治相差甚远。再加上绥远省的当政者步步紧逼，他别说要实现高度自治，就是维持现状都很难。很快，绥远当局又威逼利诱西部蒙旗王公，成立了绥境蒙政会，分裂，瓦解了德王的蒙政会。德穆楚克栋鲁普，近代黄金家族难得的人才，终于感到生非其时和力不从心。他深知他的致命弱点，那就是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强有力的政府支持。蒋介石除了给他一个虚名和三万元开办费之外，其他一无所有。蒋介石有武器，但却不肯给他。他就是倾其所有也装备不了一个骑兵师。而此时，日军势力逐步向华北推进，他是四面楚歌。傅作义可以回师晋，陕。德王却离不开草原。而且德王的那几条枪看家护院还可以，抗日？那简直是痴人说梦。德王的最后抉择是痛苦的，痛苦就痛苦在其实上苍就没有给他留下选择的余地。

无论怎么说，日本人给予德王的要比蒋介石所给予的实用一万倍。德王一下子用日军武器建立了十个整建制的蒙古骑兵师。这是德王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也利用蒙疆政府的财政完成了培养蒙古文化青年的多年宿愿。但他知道，投日是权宜之计，日本侵华绝不是为了蒙古高度自治。这个自治最后也要和蒋介石争取。现在积蓄力量是为了增加将来谈判的砝码。于是他一直和蒋介石保持着联系，并通过用行动来解释他的良苦用心，从而得到了蒋介石的谅解。

德王如果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治愿望，那么，真正让他实现这一愿望的是日本侵华军。他是与侵略者在同一战车上实施这种自治的，无论主观意愿如何，无论自治效果如何，他都注定要背负不义。

日本投降后，德穆楚克栋鲁普并没有休息，但他的努力因政局，时局或其他原因都未付诸实现。但他并未放弃，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他还在阿拉善纠集了一些人搞了个西蒙自治。但那必然失败的结果他是很明白的，对他来说这无异于是一个无颜见江东父老的痛苦抉择，以至死不悔来证明自己的决心而已。

如果说，内蒙古近代史上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和蒙古高度自治运动时刻联系在一起的话，那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德穆楚克栋鲁普。

二，荣祥和他所代表的民族自治路线
荣祥是一个国家至上主义者。他与德王的民族意识在许多方面持有不同观点。德王是黄金家族，他的愿望还是建立泛蒙古统一国家和巩固封建王公制度，至少也要实现内蒙古高度自治，并且要具备实质性而不是徒有虚名的。荣祥则不然，由于他出身不是真正意义的蒙古王公贵族，而是十五世纪末几经辗转为避难来到美岱召的土默特部普通牧人，只是十九世纪中叶家族渐显丰盈，二十世纪由于其父都格尔扎布成为归化城土默特十二参领之一，家族才跻身土默特贵族。他的封建意识远远无法和德穆楚克栋鲁普相比，而且他一贯都非常鄙弃王公制度。

他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从他一生的经历来看，他起初的思想确实是典型的国家主义者。但是当他真正成为蒙古政权的决策人之后，他才知道他的路有多难走。旗权之争，民权之争，资源之争，他像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举步维艰。就连和他如知己至交的傅作义也在后面推波助澜。他很失望，他完全理解了德王的苦衷，他像逼上梁山一样被逼上了要求民族自治的道路。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在抗日的问题上他是宁死不屈绝不妥协的。然而，抗日胜利后，他除了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绥远省唯一一块戴在蒙古族将军胸前的抗日胜利勋章之外，别无改变。而且土默特旗的境况已经是四面楚歌，一日不如一日。他终于被逼上了绝路，他决心通过蒙古高度自治来解决土默特的困境。但他仍把自治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他原以为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曾经许诺的胜利后要实现少数民族自治的话一定能兑现，然而，他带着绥远蒙旗的代表在南京活动了半年多却丝毫不见效果。蒋介石起初很善待荣祥一行，当得知他们的来意后，便一反常态，不再对这个来自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蒙古族代表团有丝毫兴趣。于是，赴京请愿也就不了了之。这次以荣祥为代表的内蒙古自治路线无疑是寿终正寝啦。

如果说，荣祥的国家主义意识也会有所改变，那这种改变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的大民族主义压迫出来的。这种意识并不是荣祥先生一个人的，而是千千万万个在国民政府压迫下的蒙古人民共有的。荣祥先生只是他们的典型代表而已。

荣祥虽然没有实现内蒙古自治的能力，但却把土默特纯蒙古政权维持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这对于他来说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

三，乌兰夫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的民族自治路线
乌兰夫是近代蒙古社会的杰出平民代表。他既没有德王那种来自黄金家族血统的传统封建理念，也没有荣祥先生那种浓厚的正统国家政权理念。这是他之所以与那两个蒙古人不同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投身革命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确立自己民族观的重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早在三十年代就提出了各地区少数民族自治的主张。但基于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力量并不强大，这个主张一直停留在宣传提纲中。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国共两党在内蒙古地区的对抗日益明显，而这时内蒙古人民对自治的要求和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洞察秋毫，很快认识到引导内蒙古民族自治的重要意义，于是委派乌兰夫到东蒙地区指导并组织内蒙古自治工作。

经过不懈的努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乌兰夫终于在内蒙古完成了民族区域自治。使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在内蒙古全境深深扎根，民族区域自治理论逐步深入人心。

德穆楚克栋鲁普的自治愿望是以黄金家族特有的文化传承为核心，以个人愿望为前提的，以无制约的蒙古自治为目的的，而这恰好是与社会现实相抗拒的，这也就必然注定了他别无选择的悲剧命运。

荣祥是汲取中华文化精髓而成长起来的一个蒙古新贵族。是富于民族意识的国家主义者。他谋求民族自治只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地方民族政权的合法权利和蒙古人历史形成的物权与民权。而这与国民政府的大民族主义政策是不相融合的，这自然也就注定他的民族自治只是一种非常幼稚的空想而已。

乌兰夫之所以能实现他的内蒙古自治愿望，是因为他的民族区域自治理念本身就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观点。随着中国共产党统治地位的确立，这种民族区域自治也就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