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亚特联合会，也称“锡尼河办事处”。1993年2月成立于俄罗斯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乌兰乌德市，并在当地注册，主要由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温克蒙古族自治旗以及部分迁居俄罗斯乌兰乌德市布里亚特蒙古族人组成。其主要负责人：道力玛。
1992年5月初，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曾向居住在法国的俄罗斯人发表声明：“你们的祖国是俄国，现在局势已变，俄罗斯政府给你们签发侨民护照，你们可以回到你们的故土俄罗斯”。此后，从内蒙古赴俄长居的布里亚特人道力格尔和罕达等人表现极为活跃，并称：中国的布里亚特人蒙古是由于十月革命运动于1922年从苏联搬迁到内蒙古呼伦贝尔锡尼河地区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从来就不属于中国。于那些搬迁到法国的俄罗斯人一样，符合叶利钦总统的侨民条件。他们提出要在乌兰乌德成立一个“布里亚特蒙古人协会”，为布里亚特人办事，并称：“让到俄定居的原鄂温克自治旗档案局副局长道力玛任负责人”。
同时内蒙古赴俄定居的部分布里亚特人回国后也宣称：俄罗斯政府给赴俄定居的布里亚特蒙古族人侨民待遇，允许同俄公民结婚的长居人员加入俄罗斯国籍，给他们与俄公民同等待遇。对到农村安家落户者分给适量的牲畜和住房，并为他们划定居住区，提供免费教育和医疗待遇等。在这些言论的影响下，从内蒙古呼伦贝尔远赴布里亚特蒙古人申请赴俄定居，长居人员急剧增多。
由于大批人员赴俄定居，在鄂温克蒙古自治其产生了巨大反响，为境外民族民主人士带来了巨大活动空间。乌兰乌德、赤塔州阿金斯克民族区布里亚特蒙古人广泛活动，接触各方。有人声称：现在在中国鄂温克自治旗的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祖国在俄罗斯，在中国生活落后贫穷，住的房子是俄罗斯人的牛棚都不如等等。
道理玛、罕达二人经常回国，以该组织的名义接触布里亚特蒙古人并散步：“在贫穷的中国生活，不如赶快到俄罗斯。虽然目前俄罗斯比较困难，但比中国强。如果中国的布里亚特蒙古人赴俄定居，俄方将提供优惠政策，可以加入俄国籍，享受俄罗斯公民权力，安排子女就业，提供免费教育和医疗待遇等”。
2013年5月30日星期四
世界蒙古人联合会 - 内蒙古的青年要为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自由、民主、高度自治的国家而奋斗!
1993年9月13日至9月20日，由蒙古国前总理宾巴苏伦主持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召开了来自蒙古、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尼泊尔、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图瓦和中国的台湾和内蒙古自治区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余人参加的世界蒙古人大会。并在乌兰巴托市成立了常设机构“世界蒙古人联合会”。
1、组织机构及主要领导人：
“世界蒙古人联合会”是一个由多国家人员组成的国际性民族组织。在“世界蒙古人大会”上，时任蒙古总理宾巴苏伦被选举为该联合会主席；俄罗斯布里亚特部长会副主席那•满都耶夫、卡尔梅克作家达诺•柯柯提诺夫、《蒙古文化协会》重要成员席慕容为副主席；蒙古前“国际和平友谊委员会”主席萨•冈宝力道为执行长官。会议还选举产生了包括两名内蒙古人在内的29名执行委员，决定在世界由蒙古人居住的国家和地区设立办事分支机构。
2、组织宗旨：
“世界蒙古人大会”以“复兴发展蒙古文化，振兴蒙古经济”的宗旨，实质是向世界宣告，要以蒙古国为中心，实现蒙古民族的独立和统一，为最终建立“大蒙古国”争取人心，做舆论准备。
1995年，宾巴苏伦声称：“世界蒙古人联合会”要以世界蒙古人的独立和统一为宗旨。
3、主要活动：
“世界蒙古人大会”后，宾巴苏伦立即策划筹建“世界蒙古人联合会”内蒙古分布，并把加强与内蒙古社会各界人士、“台湾蒙藏委员会”、达赖喇嘛的联系和该会议在联合国设立办事处作为当前的四条任务。
1995年6月，“世界蒙古人联合会”下属组织“大蒙古分会”草拟了题为《在蒙古国的旗帜下，在大蒙古国的摇篮中，蒙古民族政权的旗帜在世界各国迎风飘荡》的宣传品，并带入内蒙古境内。在宣传品正面的词解中写道：“内蒙古的青年，同胞要为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自由、民主、高度自治的国家而奋斗”。
1996年，蒙古“民主联盟”上台执政后，“世界蒙古人联合会”的活动又趋活跃，宣扬建立“大蒙古帝国”的政治思想观念。同年6月，“世界蒙古人联合会”开始筹划谋求内蒙古独立的的活动，并编撰题为《内蒙古最后的选择》的“内蒙古独立的行动纲领”。“纲领”认为，目前争取内蒙古独立的时机已成熟，提出了建立和加强与台湾、达赖喇嘛、新疆维吾尔族的联系和合作，扩大对内蒙古的民族和宗教影响，宣传内蒙古独立的主张，在内蒙古境内地建立秘密机构的主要行动策略。
1、组织机构及主要领导人：
“世界蒙古人联合会”是一个由多国家人员组成的国际性民族组织。在“世界蒙古人大会”上，时任蒙古总理宾巴苏伦被选举为该联合会主席；俄罗斯布里亚特部长会副主席那•满都耶夫、卡尔梅克作家达诺•柯柯提诺夫、《蒙古文化协会》重要成员席慕容为副主席；蒙古前“国际和平友谊委员会”主席萨•冈宝力道为执行长官。会议还选举产生了包括两名内蒙古人在内的29名执行委员，决定在世界由蒙古人居住的国家和地区设立办事分支机构。
2、组织宗旨：
“世界蒙古人大会”以“复兴发展蒙古文化，振兴蒙古经济”的宗旨，实质是向世界宣告，要以蒙古国为中心，实现蒙古民族的独立和统一，为最终建立“大蒙古国”争取人心，做舆论准备。
1995年，宾巴苏伦声称：“世界蒙古人联合会”要以世界蒙古人的独立和统一为宗旨。
3、主要活动：
“世界蒙古人大会”后，宾巴苏伦立即策划筹建“世界蒙古人联合会”内蒙古分布，并把加强与内蒙古社会各界人士、“台湾蒙藏委员会”、达赖喇嘛的联系和该会议在联合国设立办事处作为当前的四条任务。
1995年6月，“世界蒙古人联合会”下属组织“大蒙古分会”草拟了题为《在蒙古国的旗帜下，在大蒙古国的摇篮中，蒙古民族政权的旗帜在世界各国迎风飘荡》的宣传品，并带入内蒙古境内。在宣传品正面的词解中写道：“内蒙古的青年，同胞要为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自由、民主、高度自治的国家而奋斗”。
1996年，蒙古“民主联盟”上台执政后，“世界蒙古人联合会”的活动又趋活跃，宣扬建立“大蒙古帝国”的政治思想观念。同年6月，“世界蒙古人联合会”开始筹划谋求内蒙古独立的的活动，并编撰题为《内蒙古最后的选择》的“内蒙古独立的行动纲领”。“纲领”认为，目前争取内蒙古独立的时机已成熟，提出了建立和加强与台湾、达赖喇嘛、新疆维吾尔族的联系和合作，扩大对内蒙古的民族和宗教影响，宣传内蒙古独立的主张，在内蒙古境内地建立秘密机构的主要行动策略。
2013年5月29日星期三
巴图苏和怀念狱中的哥哥巴图张嘎
蒙古自由联盟党驻日本分部宣传部长 - 哈日怒德-巴图苏和怀念狱中的哥哥巴图张嘎，原与哥哥一样遭牢狱之灾的诸多异议认识（南蒙古人，维吾尔人和吐蕃人），愿他们早日获得自由和尊严。
2009年10月4日南蒙古鄂尔多斯市当局和内蒙当局从蒙古国把巴图张嘎一家三口绑架到鄂尔多斯市。当时，巴图张嘎一家三口正在蒙古国申请政治避难。内蒙古当局的做法是非法的，野蛮暴力的。首先严重违反世界儿童保护法（关押一个9岁的小女孩）和世界人权法。其次是践踏一个主权国的法律。再者，严重违背中国宪法。
很明显，鄂尔多斯市当局的做法是违背中国的相关民族政策的。原因很简单，巴图张嘎曾创办鄂尔多斯蒙藏医药学校时鄂尔多斯市当局多次无理要求去掉校名中的《藏》字。西藏难道不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了吗？达赖喇嘛法王都没主张分离，鄂尔多斯市当局竟然想搞内部分离活动。中央政府岂能容忍这种做法？中央政府一直主张弘扬民族文化，那么巴图张嘎创办民办学校来弘扬个民族文化，难道不符合中央政府的政策吗？或者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根本就是虚假的。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少数民族就应该独立。而不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
欲加罪何患无穷。鄂尔多斯市当局曾用5项罪名来控诉巴图张嘎，最后以《挪用特定款项罪》来判决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中共的政权成立后，不知道有多少贪官卷款逃跑，几乎所有官员都在保养情妇，有些大官还不止一个。那么那些贪官、恶官都被当地地方政府《绑架》了吗？区区一个民族办学者也能大动干戈，需动用国家外交资源跨国《绑架》吗？从这点上看这根本就是打压们古民族人士。或者，地方政府（尤其是鄂尔多斯市当局）以这种使各个民族之间产生矛盾来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或彰显内部权利斗争的白热化。
新华社内蒙分社报道中扬言：巴图张嘎案子时根本没有提到在蒙古申请政治避难的相关事实。为什么呢？是维护国际难民署驻蒙古国办事处的名誉吗？还是隐瞒自己的暴行吗？
在这里强烈要求中共当局和鄂尔多斯盟地方当局立刻释放巴图张嘎，并恢复其人权尊严，人格自由和社会名誉。同时呼吁世界爱好和平、尊重人权的人士与机构更多的关心巴图张嘎一家的问题，关心像巴图张嘎一样身陷囹圄的蒙古人及其它民族人士。
2009年10月4日南蒙古鄂尔多斯市当局和内蒙当局从蒙古国把巴图张嘎一家三口绑架到鄂尔多斯市。当时，巴图张嘎一家三口正在蒙古国申请政治避难。内蒙古当局的做法是非法的，野蛮暴力的。首先严重违反世界儿童保护法（关押一个9岁的小女孩）和世界人权法。其次是践踏一个主权国的法律。再者，严重违背中国宪法。
很明显，鄂尔多斯市当局的做法是违背中国的相关民族政策的。原因很简单，巴图张嘎曾创办鄂尔多斯蒙藏医药学校时鄂尔多斯市当局多次无理要求去掉校名中的《藏》字。西藏难道不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了吗？达赖喇嘛法王都没主张分离，鄂尔多斯市当局竟然想搞内部分离活动。中央政府岂能容忍这种做法？中央政府一直主张弘扬民族文化，那么巴图张嘎创办民办学校来弘扬个民族文化，难道不符合中央政府的政策吗？或者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根本就是虚假的。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少数民族就应该独立。而不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
欲加罪何患无穷。鄂尔多斯市当局曾用5项罪名来控诉巴图张嘎，最后以《挪用特定款项罪》来判决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中共的政权成立后，不知道有多少贪官卷款逃跑，几乎所有官员都在保养情妇，有些大官还不止一个。那么那些贪官、恶官都被当地地方政府《绑架》了吗？区区一个民族办学者也能大动干戈，需动用国家外交资源跨国《绑架》吗？从这点上看这根本就是打压们古民族人士。或者，地方政府（尤其是鄂尔多斯市当局）以这种使各个民族之间产生矛盾来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或彰显内部权利斗争的白热化。
新华社内蒙分社报道中扬言：巴图张嘎案子时根本没有提到在蒙古申请政治避难的相关事实。为什么呢？是维护国际难民署驻蒙古国办事处的名誉吗？还是隐瞒自己的暴行吗？
在这里强烈要求中共当局和鄂尔多斯盟地方当局立刻释放巴图张嘎，并恢复其人权尊严，人格自由和社会名誉。同时呼吁世界爱好和平、尊重人权的人士与机构更多的关心巴图张嘎一家的问题，关心像巴图张嘎一样身陷囹圄的蒙古人及其它民族人士。
一个蒙古族学生写给老师的一封信
你好，看到你最近博客里的读者来信，让我也想到了自己很多年的一些想法。我也是一名少数民族，蒙古族，但与西藏新疆不同，内蒙古自治区一直以来相对平静，而且内蒙古的经济也相对好些，据说人均GDP居全国第十位。在任何一个城市的马路边上，你可以看到卖骨头和挂饰的藏族人，卖茶叶的苗族人，卖羊肉串的维族人，但你看不到在外风吹日晒的蒙古人。有人告诉我，某种程度上这说明你们蒙古人日子不错，不用出来吃苦头，我说，哦，没错。但我觉得更大程度上，反映了蒙古族的文化已经极度边缘化了，蒙古人已经快要失去自己的身份来。因为街头上流浪打工的必然有蒙古人，这我心里很清楚，但没人看得出来，他们的身份已经快模糊了。
我自小长在一个蒙古族家庭，小的时候全家除了我的母亲外，都操着一口很不地道的汉语，为此没少受别人的笑话。汉族人叫我们蒙古蛋子，意思就是脑筋死，其实那时候蒙古人普遍比汉人单纯，当然，这也可能是我的偏见。我的姐姐就读于蒙古族学校，那时候内蒙古的蒙古族学校还是不错的，教学条件也好，可是后来出现了一个问题，人们发现，如果读蒙古族学校，高考汉语就作为外语科目，而且蒙古族学校当时不开设英语课程，蒙古族学校的学生也不被区外那些重点大学接受。换言之，你就读蒙古族学校，你就别想上清华北大，你最好只能上内蒙古大学。而且，你到了内蒙古大学，也是汉语授课，你的英语基础也没有。就这样，我们的父母出于为我们前途考虑，当时纷纷让孩子们就读汉族学校。而且，为了我不被同学们嘲笑，也给我登记了汉文名字，因为汉族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拿我们冗长的名字开玩笑。我的姑父参军后，还被部队首长强行改了汉文名字，因为他的蒙文名字，汉人记不住。话说回来，就这样，我一直在汉族学校读了下去，不负众望，考上了一个沿海的大学，可是丢掉了自己的母语。而我的姐姐，就读了区内的一所大学，而她的英语和汉文水平，一直制约着她的发展，不过经过她自己的努力，现在好些了。现在我们那的蒙古族学校基本就没学生了。
来到大学，发现很多很奇怪有趣的现象。很多汉族同学汉语没有我流利，汉语思维没有我缜密，他们经常在我面前出丑。对于汉族人的历史我也比他们明白很多，因为我从小就对历史很感兴趣，很多汉族同学都很佩服我，应该说是绝大多数的汉族同学。可我慢慢发现不少问题，他们总是嘲笑美国人如何如何无知，除了美国什么也不知道，连中国在哪都不知道之类的。可他们还是千遍万遍的问我，你是蒙古人？你骑马吗？你家里住帐篷？你洗澡吗？听说你们内蒙，有个古大学！我***那是内蒙古大学。而且大部分同学不知道有内蒙古和外蒙古之分，不知道蒙古族除了内蒙古，在新疆西藏青海甘肃都有聚居地。不知道达赖喇嘛最早是蒙古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册封的，不知道班禅大师最早是蒙古和硕特的固始汗册封的，不知道拉卜楞寺也是蒙古人修建的，而他们有的甚至连佛教的六字真言都不知道，但是他们一致宣称要去拉萨接受灵魂的净化。而我也发现，由于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不够发达，历史一般都是汉人书写的历史，在他们的书中，蒙古人还是西藏人或者维族人都是野蛮的未开化的，甚至是愚昧的。记得小时候读的中国通史少儿版本中，以嘲讽的口吻写到，蒙古人占领中原后，有将领提出，在中原沃野上放牧，让农田荒废，作者写到，这些蒙古人非常愚昧，他们不知道因地制宜。可是，北洋军阀政府国民政府甚至新中国野蛮开垦内蒙古草原的做法，难道就不愚昧吗？我慢慢意识到，历史永远都是个人的历史，而真相只能自己去判断。我开始接触国外学者编篡的中国历史和蒙古历史，对很多事件也有了自己的看法。
最近西藏问题闹得很凶，周围的同学还都比较理智，他们表示都没想到民族矛盾尖锐到这样的程度了，但也认为西藏是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不同意独立。同学们经常问我，我们国家对你们少数民族够照顾了，你们还想怎么样？我说，你们的照顾政策其实是歧视。比如，高考，加十分。首先，从政策上就诱导我们去学习汉文，而且，对于我们学汉文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根本不需要你们照顾什么十分，我如今走在广州北京的街头，不需要任何特殊照顾，我可以流利的讲汉语英语，蒙古语也可以对话，但是不懂文字，我也在自学德语，你的任何这种带有歧视色彩的照顾我都不需要，我也不想多生孩子。但是，你把我的民族文化边缘化了，我们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文化，有的同学说，我们又没逼你学汉文，你完全可以在家里待着，我们还不是被逼着学英语。我说，没错，你的话逻辑上是成立的，你被逼着学英语，但事实是，大部分国人不会讲英语，但一样活蹦乱跳，包括家宝和**估计也不会讲，而且你们的官方语言也是汉语，可我们一旦不会汉语，将寸步难行。买瓶酱油可能都有困难，家乡流传的蒙古人买酱油和买饺子的笑话，我都听得耳朵起茧子了，还是一句话，必须讲汉语。
所谓的民族干部，都是些半句蒙语不会讲的纯汉化的蒙古族，甚至还有本来是汉族，后来改的蒙古族。我们那很多汉人把孩子改成蒙古族，就是为了高考的时候加十分，我们的老人们说起这个，总是说汉人太可怕了，为了这点利益，连民族都抛弃了。
我身边的蒙古人普遍感到很失落，他们对汉人有抵触的情绪，但生活中跟汉人还是相处得很好，但这种失落感还是强烈存在的，我能感觉到。我觉得，也许是我危言耸听了，一旦有天民族矛盾激化了，立刻就会互相翻脸，就像二战时候，昨天大家还是好邻居，今天就会把你整死。其实，我们这些受了高等教育的蒙古人，视野没有那么狭隘，我身边的蒙古族同胞，普遍认为民族与国家都是很狭隘的东西，用地域或者国籍去给某个人带上标签是很可笑的，所以我们一直很反对敌视河南人或者维族人。记得有人跟我说过，维族人都是小偷。我说，你胡说，那些当小偷的孩子都是被人贩子拐来内地的，他们都被坏人控制起来了，这是政府的过失啊，你们不去责怪政府，却把屎盆子都扣到维族人头上了。而且我们也知道，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蒙古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蒙古人就是混血的，塔塔尔人，契丹人，回鹘人，突厥人，乃蛮人，总之各个游牧民族的血混在一起才有了蒙古人。因此，以民族和地域固步自封是很愚蠢的。
我们都知道内蒙古有2400万人口，可蒙古族不到20%，这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从清末开始，政府就开始向边疆有意识移民了，到张作霖，开始大规模开垦东部的蒙古草原，到毛**，更是大规模向内蒙古草原腹地移民。如今，内蒙古草原，不断后退，快退没了。我老家所在的科尔沁草原，因为过度开垦，如今已经悄然变成了科尔沁沙地了，这几年来了不少日本人和韩国人给我们义务植树，因为我们的沙子据说刮到日本去了。可解放初期，听我的妈妈讲，他们小时候在我家乡放马的时候，草高过人头，走几步，就是一窝野鸟蛋。家里的老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其中不乏很多老革命，当初都是跟随乌兰夫闹红色革命的，说起来都在慨叹，中央的民族政策根本就是骗人，没几个落到实处，他们这些老共产党员，晚年纷纷又信仰起藏传佛教里。我在这里不是想指责汉人，也不是把政府跟汉人混淆概念，我只是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开始反思自己的民族政策，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保护，不要只是一味的来这里掠夺资源。其实所谓内蒙古经济的快速增长，都是输出能源的结果，中央修路就是要资源，锡林郭勒那边的草场被卖了很多，都被用来做煤矿金矿了，草原堪忧啊。我们也知道，民族观念其实是狭隘的，欧亚大草原也从来没有谁是真正的主人，匈奴、柔然、鲜卑、突厥、契丹、蒙古，如今是汉人的了（也许有点情绪化），然而这么多民族都没有破坏生态，如今却毁在我们蒙古人手上了，心里是愧对祖先的。
说了这么多，还是希望连岳老师，还有大家都正视目前存在的问题，呼吁大家放弃仇恨和谩骂，真正坐下来，拿出诚意沟通，也唤醒民众对民族问题的正确态度。
罗嗦了这么多，望连老师见谅
我自小长在一个蒙古族家庭，小的时候全家除了我的母亲外，都操着一口很不地道的汉语，为此没少受别人的笑话。汉族人叫我们蒙古蛋子，意思就是脑筋死，其实那时候蒙古人普遍比汉人单纯，当然，这也可能是我的偏见。我的姐姐就读于蒙古族学校，那时候内蒙古的蒙古族学校还是不错的，教学条件也好，可是后来出现了一个问题，人们发现，如果读蒙古族学校，高考汉语就作为外语科目，而且蒙古族学校当时不开设英语课程，蒙古族学校的学生也不被区外那些重点大学接受。换言之，你就读蒙古族学校，你就别想上清华北大，你最好只能上内蒙古大学。而且，你到了内蒙古大学，也是汉语授课，你的英语基础也没有。就这样，我们的父母出于为我们前途考虑，当时纷纷让孩子们就读汉族学校。而且，为了我不被同学们嘲笑，也给我登记了汉文名字，因为汉族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拿我们冗长的名字开玩笑。我的姑父参军后，还被部队首长强行改了汉文名字，因为他的蒙文名字，汉人记不住。话说回来，就这样，我一直在汉族学校读了下去，不负众望，考上了一个沿海的大学，可是丢掉了自己的母语。而我的姐姐，就读了区内的一所大学，而她的英语和汉文水平，一直制约着她的发展，不过经过她自己的努力，现在好些了。现在我们那的蒙古族学校基本就没学生了。
来到大学，发现很多很奇怪有趣的现象。很多汉族同学汉语没有我流利，汉语思维没有我缜密，他们经常在我面前出丑。对于汉族人的历史我也比他们明白很多，因为我从小就对历史很感兴趣，很多汉族同学都很佩服我，应该说是绝大多数的汉族同学。可我慢慢发现不少问题，他们总是嘲笑美国人如何如何无知，除了美国什么也不知道，连中国在哪都不知道之类的。可他们还是千遍万遍的问我，你是蒙古人？你骑马吗？你家里住帐篷？你洗澡吗？听说你们内蒙，有个古大学！我***那是内蒙古大学。而且大部分同学不知道有内蒙古和外蒙古之分，不知道蒙古族除了内蒙古，在新疆西藏青海甘肃都有聚居地。不知道达赖喇嘛最早是蒙古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册封的，不知道班禅大师最早是蒙古和硕特的固始汗册封的，不知道拉卜楞寺也是蒙古人修建的，而他们有的甚至连佛教的六字真言都不知道，但是他们一致宣称要去拉萨接受灵魂的净化。而我也发现，由于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不够发达，历史一般都是汉人书写的历史，在他们的书中，蒙古人还是西藏人或者维族人都是野蛮的未开化的，甚至是愚昧的。记得小时候读的中国通史少儿版本中，以嘲讽的口吻写到，蒙古人占领中原后，有将领提出，在中原沃野上放牧，让农田荒废，作者写到，这些蒙古人非常愚昧，他们不知道因地制宜。可是，北洋军阀政府国民政府甚至新中国野蛮开垦内蒙古草原的做法，难道就不愚昧吗？我慢慢意识到，历史永远都是个人的历史，而真相只能自己去判断。我开始接触国外学者编篡的中国历史和蒙古历史，对很多事件也有了自己的看法。
最近西藏问题闹得很凶，周围的同学还都比较理智，他们表示都没想到民族矛盾尖锐到这样的程度了，但也认为西藏是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不同意独立。同学们经常问我，我们国家对你们少数民族够照顾了，你们还想怎么样？我说，你们的照顾政策其实是歧视。比如，高考，加十分。首先，从政策上就诱导我们去学习汉文，而且，对于我们学汉文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根本不需要你们照顾什么十分，我如今走在广州北京的街头，不需要任何特殊照顾，我可以流利的讲汉语英语，蒙古语也可以对话，但是不懂文字，我也在自学德语，你的任何这种带有歧视色彩的照顾我都不需要，我也不想多生孩子。但是，你把我的民族文化边缘化了，我们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文化，有的同学说，我们又没逼你学汉文，你完全可以在家里待着，我们还不是被逼着学英语。我说，没错，你的话逻辑上是成立的，你被逼着学英语，但事实是，大部分国人不会讲英语，但一样活蹦乱跳，包括家宝和**估计也不会讲，而且你们的官方语言也是汉语，可我们一旦不会汉语，将寸步难行。买瓶酱油可能都有困难，家乡流传的蒙古人买酱油和买饺子的笑话，我都听得耳朵起茧子了，还是一句话，必须讲汉语。
所谓的民族干部，都是些半句蒙语不会讲的纯汉化的蒙古族，甚至还有本来是汉族，后来改的蒙古族。我们那很多汉人把孩子改成蒙古族，就是为了高考的时候加十分，我们的老人们说起这个，总是说汉人太可怕了，为了这点利益，连民族都抛弃了。
我身边的蒙古人普遍感到很失落，他们对汉人有抵触的情绪，但生活中跟汉人还是相处得很好，但这种失落感还是强烈存在的，我能感觉到。我觉得，也许是我危言耸听了，一旦有天民族矛盾激化了，立刻就会互相翻脸，就像二战时候，昨天大家还是好邻居，今天就会把你整死。其实，我们这些受了高等教育的蒙古人，视野没有那么狭隘，我身边的蒙古族同胞，普遍认为民族与国家都是很狭隘的东西，用地域或者国籍去给某个人带上标签是很可笑的，所以我们一直很反对敌视河南人或者维族人。记得有人跟我说过，维族人都是小偷。我说，你胡说，那些当小偷的孩子都是被人贩子拐来内地的，他们都被坏人控制起来了，这是政府的过失啊，你们不去责怪政府，却把屎盆子都扣到维族人头上了。而且我们也知道，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蒙古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蒙古人就是混血的，塔塔尔人，契丹人，回鹘人，突厥人，乃蛮人，总之各个游牧民族的血混在一起才有了蒙古人。因此，以民族和地域固步自封是很愚蠢的。
我们都知道内蒙古有2400万人口，可蒙古族不到20%，这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从清末开始，政府就开始向边疆有意识移民了，到张作霖，开始大规模开垦东部的蒙古草原，到毛**，更是大规模向内蒙古草原腹地移民。如今，内蒙古草原，不断后退，快退没了。我老家所在的科尔沁草原，因为过度开垦，如今已经悄然变成了科尔沁沙地了，这几年来了不少日本人和韩国人给我们义务植树，因为我们的沙子据说刮到日本去了。可解放初期，听我的妈妈讲，他们小时候在我家乡放马的时候，草高过人头，走几步，就是一窝野鸟蛋。家里的老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其中不乏很多老革命，当初都是跟随乌兰夫闹红色革命的，说起来都在慨叹，中央的民族政策根本就是骗人，没几个落到实处，他们这些老共产党员，晚年纷纷又信仰起藏传佛教里。我在这里不是想指责汉人，也不是把政府跟汉人混淆概念，我只是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开始反思自己的民族政策，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保护，不要只是一味的来这里掠夺资源。其实所谓内蒙古经济的快速增长，都是输出能源的结果，中央修路就是要资源，锡林郭勒那边的草场被卖了很多，都被用来做煤矿金矿了，草原堪忧啊。我们也知道，民族观念其实是狭隘的，欧亚大草原也从来没有谁是真正的主人，匈奴、柔然、鲜卑、突厥、契丹、蒙古，如今是汉人的了（也许有点情绪化），然而这么多民族都没有破坏生态，如今却毁在我们蒙古人手上了，心里是愧对祖先的。
说了这么多，还是希望连岳老师，还有大家都正视目前存在的问题，呼吁大家放弃仇恨和谩骂，真正坐下来，拿出诚意沟通，也唤醒民众对民族问题的正确态度。
罗嗦了这么多，望连老师见谅
Г.沃斯胡巴雅尔成为 到达北极点的第一个蒙古人
蒙古功勋运动员高陶布道尔吉.沃斯胡巴雅尔于4月20日蒙古时间20点30分成功到达北纬90度北极点，并插上了蒙古国旗。
由于气候原因，原定4月10日的启程时间不得不推迟到4月15日北极时间9点，蒙古时间16点拉着雪橇徒步上路。自起程点到北极点的航拍直线距离是110千米，然而，由于冰面坎坷，遇到冰山、裂隙必须绕行，因而实际步行距离达到200千米左右。
探险队原本由8名成员组成，但是一名队员途中返回。于是，剩下蒙古、英国、澳大利亚、美国、葡萄牙等国家的7名运动员奔向了北极点。
曾经在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两次展示过蒙古国旗的蒙古登山运动员Г.沃斯胡巴雅尔克服重重艰难险阻，首次成功地将蒙古人的脚印留在了我们这个星球的顶端。到达北极点后，她首先把出发前总统交给她的蒙古国旗升起来。这面国旗是去年夏季奥运会期间在伦顿上空飘扬过的旗帜。
随后，她通过卫星电话向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报告喜讯：“我在蒙古时间20点30分到达北纬90度北极点，完成了所赋予的使命。向发起这项征程提议的蒙古总统以及以总统为代表的蒙古全体人民报告这一喜讯。我现在非常激动。”蒙古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回答道：“向你表示祝贺，祝贺你肩负祖国和人民的嘱托，把饱含祖国和人民的信任的国旗成功插上地球之巅。但愿这个历史壮举振奋起每一个蒙古人的精神。很高兴看到蒙古人首次抵达北纬90度北极点，让蒙古人民拥有了又一个兴奋点。祝福你成功地继续完成行程，期待不久在祖国热土上与你见面。”
北极探险队队长亦与蒙古总统进行了通话。Keith Heger说道："通过Г.沃斯胡巴雅尔看到了蒙古人的顽强的毅力，很是羡慕。我们的旅行很成功，通过集体的努力达到了目的。队员们的健康状况很好。感谢尊贵的总统您对于自己的运动员踏上艰险的北极征程所给予的支持。"
遵照蒙古国总统的提议，为了踏上赴北极的征程，蒙古国功勋运动员国际健将、登山运动员Г.沃斯胡巴雅尔有计划地进行了准备训练。去冬她在土拉河的冰上进行徒步拉雪橇和骑自行车训练；今年3月份她在库斯古尔湖的冰面上不间断地行走125千米，从库斯古尔湖北岸的杭赫走到库斯古尔湖中的茂顿胡和岛。Г.沃斯胡巴雅尔认为这些训练对于她北极之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Г.沃斯胡巴雅尔在出征之前表示：“我们的总统是民选总统，他的提议代表了民意。为了实现总统的提议，我必须作出努力。因为这是人民赋予我本人的使命。”
Г.沃斯胡巴雅尔生于1978年。在她10岁时，父亲高陶布道尔吉的一个朋友赠送她一份印有珠穆朗玛峰图片的海报。还在孩提时期的沃斯胡巴雅尔把自己祖国的国旗贴到海报上的珠峰顶端，下定决心总会有一天要登上这个山顶。2005年5月30日实现了她的梦想，她在珠峰顶上展示了蒙古国旗。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她开始学习山地运动。2000年有了英特网后，她开始着手与珠峰登山公司取得联系，咨询登山费用。2005年同Д.巴雅尔尼玛，Р.图拉嘎一道首次登上珠峰。
在他们攀登途中看见了一些人带着大包大包的行李下降，雪橇上拉着他们牺牲的同伴的尸体。每向上前进一步，都会面对死亡的威胁。面临死神的威胁，她没有却步，继续挺进，终于把自己的国旗展示在珠峰顶上。
Г.沃斯胡巴雅尔说：“我不认为登山是体育运动。即使让六十名老尼姑赛跑，也总会有一个人拿第一。体育运动总会有人夺冠。那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而登山则不同，必须与大自然争斗，甚至与死亡争斗。”
Г.沃斯胡巴雅尔的登山历程：
1.位于俄罗斯和哈萨克接壤边境的别卢哈山（海拔4600米），登顶时间：2004.06.20
2.中国青藏高原念青唐古拉峰（海拔7111米），登顶时间： 2005.02.15
3.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海拔8850米），登顶时间：2005.05.30
4.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海拔8850米），登顶时间： 2007.05.14
5.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山（海拔6195米），登顶时间： 2008.07.08
6.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海拔 5895米），登顶时间： 2009.02.22
7.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山（海拔 5642米），登顶时间：2009.05.21
8.地球北纬90度北极点，到达时间：2013.04.20
内蒙古人口史
第一节 概况
内蒙古地区是人类最早栖息和开发的地区之一。约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人类生活在这里。据史料记载，从西汉至清朝末期，内蒙古的人口一直徘徊在200万人左右。进入民国后，内蒙古的人口虽然有了较大增长，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天灾人祸连年不断，疫病流行，致使人口增长不多。直到1947年自治区成立时，内蒙古地区总人口只有561.7万人，其中蒙古族只有83.2万人。自治区成立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内蒙古人口才有了较快增长，尤其是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得更快，各民族人口的素质也都有了很大提高。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区总人口达到2145.7万人，比1947年自治区成立时增加了1564万人，增长了2.82倍，平均每年增长3.1%，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其中，蒙古族人口达337.97万人，增长了3.1倍，平均每年增长3.5%。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区总人口达2375.54万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加了229.89万人，增长10.17%，平均每年增长0.99%，低于全国同期平均增速0.8个千分点。其中，蒙古族人口达402.92万人，增长了19.22%，平均每年增长1.72%，高于全区同期平均增速。
到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内蒙古每万人中有大学文化程度的148人，比全国平均水平多6人，居全国各省区第12位；每万人中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3533人，比全国平均水平多415人，居全国第8位。全区半文育、文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5.3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59个百分点，居全国第14位。到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区每10万人口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上升为3803人，拥有高中(含中专)受教育程度的人数上升为13760人，拥有初中受教育程度的人数上升为34798人，同全国相比，均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拥有小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则下降为31134人，同全国相比，低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在全区总人口中，文盲人口为216.62万人，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粗文盲率由15.51%下降为9.12%，下降了6.39个百分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内蒙古的人口已步入有计划的发展轨道，人口的增长幅度和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1990年全区人口增长率为11.32‰，比1982年下降了2.68个十分点；全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3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37个千分点，控制人口已初见成效。至2003年，内蒙古的人口出生率下降为9.24‰，自然增长率下降为3.07‰，分别低于全国出生率12.41‰的3.17个千分点和自增率6.01‰的2.94个千分点。
内蒙古的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人口的增长，人均占有资源量在逐步减少，生态环境逐渐恶化，人口对资源的压力日趋增强。
第二节 人口构成
一、总人口
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只有人口561.7万，1949年有608.1万。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区总人口已达2375.5万，比1949年增加1767.4万人，增长2.9倍，平均每年增加34.6万人，年平均增长2.72%。
从内蒙古人口总的发展变化来看，人口的增长是很不平衡的，其过程可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0），是人口急剧增长的一个时期，年均增长率高达6.30％，其中迁入人口占了大部分；第二阶段（1960～1962），是人口增长的低谷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相对低，人口大量迁出，1961年成为自治区成立以来总人口唯一负增长的一年；第三阶段（1962～1970），是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时期，人口出现补偿性生育，平均每年增加43.57万人，年均增长速度为3.17％；第四阶段（1971～2000），是人口缓慢增长时期。自治区共制订了“四五”至“九五”6个五年人口发展规划。人口出生率和自增率分别由1975年的23.3‰和17.20‰下降为2000年的12.05‰和6.11‰。由于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率由高向低急剧转变，人口迁移变动的速度也明显减慢，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净增人口229.9万，平均每年增加22.3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99%，比全国同期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低0.8个千分点，人口增长速度继续减缓，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特别是1997年以后全区年增人口降到了20万以下，1997年为19.06万人；2000年为13.60万人。年增加人口由1990年的40.32万人降到了2000年的13.60万人。
同全国相比，新中国成立以来内蒙古人口总量虽然增长很快，但占全国人口总量的比重仍很小。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区总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重为1.83%，人口总数在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中居第23位，在全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居第二位。全区总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由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的1.89%下降为1.83%。人口总数在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中由居第22位变为居第23的位置。
二、市镇和乡村人口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由于经济单一，农牧业占主导地位，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不发达，反映在人口的结构上，则是市镇人口较少，乡村人口较多。1947年自治区成立时，内蒙古地区总人口为561.7万，其中城镇人口只有68.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2.2%，而乡村人口高达493.3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7.8%。自治区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内蒙古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和产业结构的相应变化，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城镇人口增多，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至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全区城镇人口的总数达775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为36.1%，比1947年提高了23.9个百分点，比1982年提高了7.2个百分点；乡村人口总数达1370.7万，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为63.9%，比1947年降低了23.9个百分点，比1982年降低7.2个百分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总数达到1013.88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为42.68%，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238.87万人，增长30.82%，城镇人口比重上升6.56个百分点；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1361.66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为57.32%，又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降低了6.58个百分点，比1947年降低30.48个百分点。
从近几年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地区分布来看，内蒙古城镇人口比重较高的是乌海市、包头市和呼和浩特市。近几年的盟改市使得内蒙古的通辽市、呼伦贝尔市、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的城镇人口比重有了明显的提高。
三、农业与非农业人口
新中国成立前，内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基本上是生产力水平低、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因而当时内蒙古地区的农牧业人口所占比重较大。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逐步展开，内蒙古的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致使非农(牧)业人口逐年增加。到有资料记载的1971年，全区农(牧)业人口为1178.1万人，非农(牧)业人口为376.9万，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75.76%和24.24%。据1990年公安年报统计，1990年末，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人口为1487.76万，非农(牧)业人口增加到661.67万，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69.22%和30.78%。
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区农(牧)业人口增至1505.42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为65.30%，10年间增加了17.66万人；全区非农(牧)业人口增至799.87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为34.70%，10年间增加了138.20万人。非农(牧)业人口的逐年增加，表明了内蒙古社会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四、人口性别和年龄构成
㈠人口性别构成
解放前的内蒙古地区，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在汉族中，大量抛弃女婴的现象十分普遍，因而到1947年，内蒙古地区的人口性别构成，女性只占全部人口的44.1%，男性则占到55.9%。解放后，妇女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人口性别的构成逐渐趋于合理。根据1986年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全区女性人口平均寿命比男性高出2岁左右，反映了妇女保健水平的普遍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自治区妇女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人口的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达108.3，女性占全部人口的48.0%，男性占52.0%，与1947年相比，女性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提高3.9个百分点，男性则相应地下降3.9个百分点。
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区男性人口为1228.90万人，女性人口为1146.64万人，性别比为107.17，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性别比又下降了1.13，仅比全国平均高0.43，全区人口性别比已基本趋于正常。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区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7.20（女性人口为100），与同期全国人口性别比106.74高出0.46个百分点，但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性别比下降了1.75个百分点。
内蒙古自治区人口性别构成存在着地区差异，农区、牧区、郊区性别比偏高，盟市、旗县、城乡性别比均有较大差异。
㈡人口年龄构成
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在内蒙古2375.54万总人口中，0～14岁的人口为505.56万人，占21.28%；15～64岁的人口为1742.85万人，占73.37%；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27.13万人，占5.35%。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7.17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了5.8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34个百分点。
内蒙古的人口年龄构成类型，由1982年开始从年轻型向成年型过渡，到1990年已属成年型。截止到2003年，全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28％。三年增长了0.93个百分点。今后随着全区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这一年龄段的人口比重还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将对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五、人口的文化构成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内蒙古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人口的文化素质逐步提高。通过进行扫盲工作，使文盲半文盲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人口的文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人口的文化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在全区总人口中，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510.57万，占总人口的70.40%。其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31.66万人，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215.76万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546.56万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716.59万人。同1982年人口普查时相比，每万人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增加了91人，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人数增加了261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增加了617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增加了63人。在全区总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为330.3万，占总人口的15.39%，与1982年相比，减少了91.9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了29.76个千分点。
到200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在全区6周岁以上人口中，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983.48万，占6周岁以上人口总数的83.50%。其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90.35万人，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326.88万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826.65万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739.60万人。同1990年人口普查时相比，每万人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增加了232人，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人数增加了370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增加了933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减少了227人。同全国相比，每10万人口中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人数、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区15周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为240.94万，占总人口的10.14%，与1990年相比，减少了89.3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了5.25个百分点。
六、人口的自然变动
自治区成立前，内蒙古的人口再生产属于典型的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型。自治区成立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条件迅速改善，使内蒙古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在较高水平。从七十年代开始，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了计划生育政策和各项措施，建立健全了各级计划生育机构，控制人口自然增长取得了可喜成绩，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有较大幅度下降。从1971年开始自治区共制订了“四五”至“九五”6个五年人口发展规划。人口出生率和自增率分别由1975年的23.3‰和17.20‰下降为2000年的12.05‰和6.11‰。到2003年，内蒙古人口出生率为9.24‰，自然增长率为3.07‰，已分别低于全国出生率12.41‰的3.17个千分点和自增率6.01‰的2.94个千分点。
根据高、中、低三个方案预测结果可知，内蒙古人口总量今后将呈逐年增长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总量的增加将逐渐减少，增长速度减弱，在某个年份上还会使人口总量达到负增长。
七、人口的迁移变动
内蒙古历来是人口迁移比较频繁的地区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支援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建设，促进内蒙古经济的发展，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初期，曾有计划地从全国各地调入大批建设者；此外，也有一定数量的盲目流动人口流人内蒙古。从1950～1960年的11年间，由于人口迁移，使全区净增人口346.27万，其中仅1960年一年净增人口高达106.08万，人口机械增长率达94.1‰。1961～1962年，区外迁入人口又大量迁出，两年共迁出人口68.99万。由于人口的大量迁出，从而使1961年全区总人口比1960年减少28万，成为内蒙古解放后唯一的人口负增长年。1963～1978年，属于人口迁移变动比较平稳时期，人口迁移仅净增加28.24万。改革开放以后，人口的迁移变动又频繁起来，从1981年到1990年的10年中，全区净迁出达19.66万人，最高迁出年份是1981年的6.37万人；1984年的3.25万人。平均每年迁出人口约2万人。同时，流动人口逐年增加。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自治区流动人口为104.59万人。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区流动人口已达到389.53万人，流动人口的数量有了快速增长。从省际人口迁移看，省际迁移主要发生在毗邻地区，迁出人口明显大于迁入人口，内蒙古已由过去人口净迁入地区，转变为人口净迁出地区，人口迁移流向发生了变化。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前，除个别年份以外，绝大多数年份人口机械增长率均为正增长；而改革开放以后，却相反，除个别年份以外，绝大多数年份人口机械增长率均为负增长。区内人口迁移中，农村人口迁移量最大，所占比重最高，迁移流向主要是由农村向城镇迁移。迁移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围绕着内蒙古的资源开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方面进行的。
八、人口婚姻状况及家庭规模与类型
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内蒙古未婚人口比重下降幅度较大，且男性多于女性；早婚人口数量增加；未婚水平的高低与文化程度的高低相关，文化程度越高未婚比重越大；城镇未婚比重略高于农村，但性别差异大；大龄未婚青年数量上升，其中男性多于女性，30岁以上女性未婚比重增加。有偶比很高，男性低于女性且差距有所缩小；女性有偶比与其文化程度相反；城乡有偶比差距拉大；离婚、丧偶人口比重变化不大，略有升降；农村人口丧偶水平高于市镇；丧偶率女性高于男性；离婚率较低，男性高于女性；城镇离婚水平远高于农村；少数民族人口的婚姻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2000年，内蒙古1839.80万15岁及以上人口中，男性为943.40万人，女性为896.40万人，其中未婚男性为224.30万人，女性为152.40万人；初婚有配偶男性为660.80万人，女性为660.00万人；再婚有配偶男性为18.70万人，女性为23.20万人；离婚男性为11.60万人，女性为6.90万人；丧偶男性为27.90万人，女性为53.80万人。
“五普”资料表明，内蒙古家庭户规模进一步缩小，且存在城乡差异，县家庭户的平均规模不仅高于市、镇，而且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家庭类型以二代户为主，核心家庭增长较快，直系家庭也略有增长，联合家庭和其它家庭减少，家庭分化速度加快，亲属关系简化。
从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中，由于内蒙古经济社会的发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全区家庭人口规模有了进一步缩小。每户平均人口从1990年的4人，减少到了2000年的3.31人，比全国平均家庭人口3.44人还少0.13人。
九、人口生育水平及变动趋势
1985年以前内蒙古历年出生率多数年份都比全国高，从1985年开始，全区人口出生率开始实现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向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历史性转变。同时，1986年人口出生率开始回升，但幅度较小，这主要是由于第三次生育高峰的到来。1981～1989年的10年间，全区总和生育率变化的特点是：乡村总和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城镇总和生育率变化不大，呈稳定趋势；乡村总和生育率明显高于城镇，城乡之间比差逐渐缩小。1997年，内蒙古人口出生率为15.21‰，自然增长率为8.25‰。到2003年，内蒙古人口出生率为9.24‰，自然增长率为3.07‰，已分别低于全国出生率12.41‰的3.17个千分点和自增率6.01‰的2.94个千分点。根据高、中、低三个方案预测结果可知，全区人口总量将呈逐年增长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总量的增加将逐渐减少，增长速度减弱，在某个年份上还会使人口总量达到负增长。
十、人口死亡水平和预期寿命
新中国成立以来，内蒙古人口死亡率总的呈下降趋势。男性总死亡水平高于女性；人口死亡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异；婴幼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少数民族中，蒙古族死亡水平不断下降，但高于汉族，死亡率较低，但婴儿死亡率仅高于满族和朝鲜族；满族和回族在全区各民族中的死亡率最低。内蒙古人口死亡率已由解放前的45‰，下降到2003年的6.17‰。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为35岁，而内蒙古更低。建国后，内蒙古死亡水平不断下降，平均预期寿命1981年达到66.69岁，1990年为67.02岁。2000年为69.8岁。
第三节人口分布
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密度较小，但人口分布极不平衡。其特点为：各盟市、旗县间人口分布非常悬殊；地区人口分布东多西少；农村、牧区人口多于城市；交通便利的地区人口稠密，交通闭塞的地区人口稀疏；各民族的人口分布相对较为集中。
一、概况
内蒙古地域辽阔，各盟市、旗县(市、区)人口分布不平衡，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止到2000年11月1日全区总人口为2375.54万人，土地面积为118.3万平方公里，全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0人。全区人口密度最高的是乌海市，每平方公里258人，其次有呼和浩特市，每平方公里142人，包头市，每平方公里83人。人口密度最低的是阿拉善盟每平方公里只有0.7人。
在全区12个盟市中，人口最多的有赤峰市451.80万人；通辽市308.35万人；包头市299.74万人；呼和浩特市243.79万人。人口最少的是阿拉善盟，19.93万人。
旗县(市、区)的人口分布，人口在50万以上的有7个，分别有包头市的昆都仑区51.53万人；赤峰市的红山区54.82万人；宁城县59.78万人；敖汉旗59.38万人；通辽市的科尔沁区80.80万人；科尔沁左翼中旗52.06万人；巴彦淖尔市的临河区52.03万人。人口在50万以下30万以上的旗县(市、区)有20个。人口在30万以下10万以上的旗县(市、区)有42个。人口在10万以下的旗县(市、区)有32个。人口最少的有阿拉善盟的阿拉善右旗，人口只有2.52万人；额济纳旗2.54万人；呼伦贝尔市的新巴尔虎右旗3.74万人和包头市的白云矿区2.57万人。
二、盟市人口
⒈呼和浩特市人口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加上天灾人祸，致使呼和浩特市人口增长十分缓慢。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不仅人口增长较快，而且人口素质和构成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市人口总数为144.2万（不包括此后划入的和林格尔、清水河、武川三县人口），比1949年增长2.37倍；其中市区人口94.8万，市辖旗县人口49.4万；全市少数民族人口18.77万，比1949年增长5.11倍；其中蒙古族13.27万人，比1949年增长20.92倍。每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649人，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16倍；每万人中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1577人，比1982年人口普查时增长32.7%。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呼和浩特市的人口增长得到控制。包括人口调入调出因素，1982～1990年全市人口年均递增率为23.1‰，比1949～1982年的年均递增速度低8.6个千分点。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市人口达到239.79万人（包括此前划入的和林格尔、清水河、武川三县人口），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52.63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2.38%，流动人口显著增加，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全市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10.26%，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达142人。每10万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9036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0.8倍；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17663人，比1990年人口普查时增长29.46%，人口的文化素质高居全区之首。在总人口中，蒙古族20.8万，汉族215.8万，其他民族7.2万；城镇人口124.5万，乡村人口119.3万。
⒉包头市人口
新中国成立以来，包头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过去贫穷落后只有9万多人的皮毛集散地，迅速发展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市人口为177.9万（不包括此后划入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口），比1949年增长4.3倍；其中市区人口124.8万，市辖两个旗县人口53.1万；全市少数民族人口8.8万，比1949年增长7.8倍；在少数民族人口中，蒙古族人口3.5万，比1949年增长9.6倍。人口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每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316人，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31倍；每万人中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1462人，比1982年人口普查时增长46.1%。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取得明显成效。1990年包头市人口出生率为18.7‰，比1949年降低14.09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为13.62‰，比1949年降低7.59个千分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包头市人口为229.7万人（包括此前划入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口），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41.2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9%，人口迁入已成为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全市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9.67%，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83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6296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08倍；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18023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26.8%。在总人口中，蒙古族6.8万，汉族216.6万，其他民族6.3万，城镇人口157.9万，乡村人口71.9万。
⒊呼伦贝尔市人口
自治区成立前，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再加上自然灾害，致使全盟人口主要是少数民族人口大量减少。1949年，全盟人口只有29.88万，其中少数民族6万多人，占总人口的20.1%，蒙古族人口2.22万，占总人口的7.4%。自治区成立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呼伦贝尔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和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全市人口迅速增长。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市人口已达255.18万，比1949年增长7.5倍，其中蒙古族人口18.54万，比1949年增长7.4倍，占总人口的7.3%。人口素质也有很大的提高。每万人中有大学文化程度的118人，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95倍；每万人中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1116人，比1982年人口普查时增长31.29%。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49年的21.52‰，降为1990年的14.60‰，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呼伦贝尔市人口发展到273.65万人，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18.4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68%，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全市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11.52%，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1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3610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02倍；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39994人，比1990年人口普查时增长24.0%。在总人口中，蒙古族23.5万，汉族224.2万，其他民族26.0万，城镇人口178.3万，乡村人口95.4万。
⒋兴安盟人口
自治区成立前，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人民生活低下，卫生条件差，疫病流行，致使兴安盟人口主要是蒙古族人口大量减少。1947年，全盟总人口只有43.41万，其中蒙古族人口16.54万，占总人口的38.1%。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兴安盟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以及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全盟人口有较快增长，人口质量和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全盟人口152.41万，比1947年增长2.5倍，其中蒙古族人口58.79万，比1947年增长2.6倍。每万人中有大学文化程度的65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1018人，分别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8倍和53.8%。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1982～1990年人口年均递增13.8‰，比1947～1982年低19.7个千分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兴安盟人口为161.89万人，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9.4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59%，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全盟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6.81%，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7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2277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2.5倍；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11731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27.25%。在总人口中，蒙古族65.9万，汉族86.9万，其他民族9.1万，城镇人口54.8万，乡村人口107.1万。
⒌通辽市人口
自治区成立前，由于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通辽市人口主要是蒙古族人口大量减少。1949年，全市人口86.84万，其中蒙古族人口30.63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5.3%。自治区成立后，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健康状况得到改善，人口的增长加快，人口素质明显提高。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市人口275.37万，比1949年增长2.2倍，其中蒙古族人口116.09万，比1949年增长2.8倍，占总人口的42.16%。每万人中有大学文化程度者97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者1000人，分别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31倍和20.5%。199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9‰，计划生育工作走上了正常轨道。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通辽市人口已发展到308.35万人，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33.00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10%，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全市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12.98%，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2人。每10万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2533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62倍；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人12359人，比1990年人口普查时增长22.87%。在总人口中，蒙古族138.4万，汉族157.9万，其他民族12.0万，城镇人口87.7万，乡村人口220.6万。
⒍赤峰市人口
赤峰市是内蒙古自治区人口最多的盟市。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市人口总数为410.58万，比1949年增长1.48倍，其中市区人口为98.73万，市辖旗县的人口为311.85万。全市少数民族人口为82.44万人，比1949年增长4.49倍，其中蒙古族67.7万，比1949年增长3.89倍。随着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日益改善，人口素质进一步提高。全市每万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82人，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长2.04倍；每万人中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863人，比1982年人口普查时增长28.4%。1990年与1982年相比，赤峰市增加人口43.02万，平均每年递增13.9‰，比1949～1982年的年均递增速度降低9.2个千分点，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赤峰市人口为451.8万人，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41.22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93%，比全国同期人口年均增长速度低1.4个千分点。全市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19.02%，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0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2409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76倍；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11938人，比1990年人口普查时增长63.33%。在总人口中，蒙古族83.9万，汉族350.6万，其他民族17.3万；城镇人口121.3万，乡村人口330.5万。
⒎锡林郭勒盟人口
建区之初的1947年，锡林郭勒盟总人口18.85万，其中城镇人口1.72万，占总人口的9.14%，蒙古族人口6.68万，占总人口的35.46%。自治区成立后，锡盟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口的素质和数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蒙古族牧民实现了“人畜两旺”。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全盟总人口达88.8万，比1947年增长3.7倍；其中蒙古族人口为25.48万，比1947年增长2.8倍，占总人口的28.7%。每万人中有大学文化程度的104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1018人，分别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6倍和53.80%。此外，随着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深入，锡盟人口生育已走上了计划的轨道。包括调入调出因素，1990年比1982年人口年均递增12.8‰，比1947～1982年年均递增速度低29.5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1990年比1982年也有明显的回落。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锡林郭勒盟人口增至99.34万人，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10.53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09%，人口增长速度保持平稳下降。全盟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4.18%，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3154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2.02倍；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14270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40.05%。在总人口中，蒙古族28.7万，汉族66.4万，其他民族4.2万，城镇人口45.8万，乡村人口53.5万。
⒏乌兰察布市人口
建区初期的1947年，乌兰察布市有人口139.5万。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人口逐步增加；其中1949～1978年全市人口发展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平均每年增长28‰，达到308万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口发展开始走上计划和健康发展的轨道。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全市总人口为317.1万（包括此后划出归呼和浩特市的和林格尔、清水河、武川三县和划出归包头市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14.8%，比1978年增长29.5‰，平均每年增长2‰，增长速度大大下降。人口文化素质明显提高，每万人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61人，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709人，有初中文化程度的2109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乌兰察布市人口为232.63万人（不包括此前已划入呼和浩特市的清水河、和林格尔、武川三县和已划入包头市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人口），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减少了26.95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负1.06%，流出大于流入，同时，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实现了低生育的历史性转变。全市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9.79%，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3人。每10万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1943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10671人，分别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2.04倍和50.3%。在总人口中，蒙古族6.0万，汉族224.5万，其他民族2.1万；城镇人口66.0万，乡村人口166.6万。
⒐鄂尔多斯市人口
1949年鄂尔多斯市的人口为41.2万，占全区总人口的6.8%。在全市总人口中，汉族占86.0%，蒙古族占14.0%。城镇人口占3.4%，乡村人口占96.6%。到1978年，全市人口101.4万，平均每年增长31.5‰。这一时期人口增长快，但文化素质提高较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鄂尔多斯市人口走上计划和健康发展的轨道。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全市人口119.9万，比1978年增长18.2%，平均每年增长14‰。在总人口中，汉族105.5万，蒙古族14.1万，其他少数民族0.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88.0%、11.8和0.2%；城镇人口19.4万，乡村人口100.5万，分别占总人口的16.2%和83.8%。人口文化素质明显提高，每万人中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92人，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727人，有初中文化程度的2013人。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鄂尔多斯市人口发展到139.54万人，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21.77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66%，其中自然增长12万，属低自然增长率，净流入10万。全市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5.87%，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6人。每10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数为：大专及以上3651人，高中和中专12634人，初中30949人，小学29773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有较大增长。在总人口中，蒙古族15.8万，汉族123.2万，其他民族0.5万；城镇人口60.7万，乡村人口78.8万。
⒑巴彦淖尔市人口
1949年，巴彦淖尔市的人口为41.6万，占全区总人口的6.8%。在全市总人口中，汉族39.7万人，蒙古族1.7万，其他少数民族0.2万；城镇人口3.8万，乡村人口37.8万。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较长时期，全市人口盲目增长，50年代年增长率为18‰～22‰，60年代为25‰～3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市人口开始有计划地健康发展。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市人口达到156.3万，占全区总人口的7.3％，比1978年增长21.4％，年均增长率降为16.3‰。人口文化素质也明显提高，每万人中有大专以上文化的95人，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858人，初中文化程度的2845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巴彦淖尔市人口为171.38万，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15.12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90%，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全市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7.21%，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7人。每10万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2940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2.09倍；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13451人，比1990年人口普查时增长56.68%。在总人口中，蒙古族7.6万，汉族161.1万，其他民族2.7万，城镇人口63.2万，乡村人口108.1万。
⒒乌海市人口
乌海市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解放前该地区人烟稀少，一直未曾单独设立建制。1958年随着包兰(包头至兰州)铁路的开通和煤炭资源开发，人口大量涌入，快速增长。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乌海市人口总数为31.41万，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加6.45万人，平均每年增长29.2‰，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97万，蒙古族人口0.86万。人口的文化素质也提高得很快，每万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达248人，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长2.06倍，每万人拥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1674人，比1982年人口普查时增长64.1%。人口出生率为24.5‰，自然增长率为21.37‰。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乌海市人口达到43.49万人，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9.96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55%，人口的迁移变动较大。全市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1.83%，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58人。每10万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6010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19196人，分别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42倍和14.6%。在总人口中，蒙古族1.4万，汉族40.8万，其他民族1.3万；城镇人口40.5万，乡村人口3.0万。
⒓阿拉善盟人口
新中国成立之初，阿拉善盟人口十分稀少，主要是一些牧业人口和少数的个体工商业者。随着全盟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各民族人口逐步增长。在阿拉善盟成立时的1980年，全盟已有蒙、汉、回、满、藏等13个民族共13.97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0.7％，人口密度为0.5人／平方公里。在全盟总人口中，蒙古族3.1万，汉族10.1万，其他民族0.7万；城镇人口5万，乡村人口8．97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全盟人口发展到16.6万，占全区总人口的0.8％。人口文化素质提高，每万人中有大专以上文化的220人，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1599人，有初中文化程度的2613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阿拉善盟人口为19.93万人，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2.51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38%，各民族人口均有增长。全盟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0.84%，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7人。每10万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6029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75倍；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19434人，比1990年人口普查时增长20.61%。在总人口中，蒙古族4.4万，汉族14.4万，其他民族1.1万，城镇人口13.4万，乡村人口6.5万。
第四节 民族人口
内蒙古自治区共有55个民族的成员繁衍生息。自治区成立前，内蒙古的各少数民族由于受社会、历史和自然等因素的影响，人口增长一直比较缓慢，有的甚至一度不断下降。自治区成立时的1947年，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只有92.1万人，占地区总人口数的16.4%。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国家积极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使少数民族人口有了较快增长。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深入贯彻，对区内少数民族在计划生育方面适当采取放宽和区别对待的原则，再加上过去没有表达出少数民族成份的一些人，如实填报或改正为少数民族等因素，使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长，而且人口素质也有了明显提高。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少数民族达54个，比1953年增加了37个，人口总数达到493.15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为20.67%；与1947年相比，人口增加了401.05万人，增长4.3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23%；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民族增加了5个，人口增加了76.50万人，增长18.36%，年平均增长率1.65%，人口增速显著下降，但由于政策允许生育的子女较多，又由于与汉族人口通婚的行为普遍且所生子女均申报为少数民族，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蒙古族人口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再加上天灾人祸，疫病流行，使蒙古族人口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到1947年自治区成立时，蒙古族人口仅有83.2万人，占内蒙古地区总人口的比重为14.8％，而且人口的文化素质也比较低。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随着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医疗卫生等事业的迅速发展，蒙古族人口不仅增长迅速，而且人口素质及其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区蒙古族人口总数已达402.92万，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达16.96%，比1947年增长3.84倍，年均增长3.03%；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加64.95万人，增长19.22%，年均增长率为1.72%。每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422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为1391人，略高于同期全区380人和1376人的平均水平。分地区看，蒙古族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有通辽市，50万以上的有赤峰市、兴安盟，10万以上的有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10万以下的有巴彦淖尔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阿拉善盟和乌海市，乌海市最少为1.40万人。
汉族人口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随着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汉族人口大量增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初的1947年，内蒙古地区的汉族人口总数为469.6万人，占地区总人口数的比重为83.60%。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加到1627.76万人，占全区总人口数的比重上升为84.45%，与1947年相比，增加了1158.16万人，增长2.47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67%。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内蒙古劳动力富余，汉族人口增长的势头得到控制，常住人口的迁出大于迁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汉族人口增加到1882.39万人，占全区总人口数的比重下降为79.24%，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254.63万人，增长15.6%，年平均增长率为0.80%，低于同期全区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每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367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为1357人，均低于同期全区380人和1376人的平均水平。分地区看，汉族人口在300万以上的有赤峰市，200万以上的有乌兰察布市、呼伦贝尔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100万以上的有巴彦淖尔市、通辽市、鄂尔多斯市，50万以上的有兴安盟、锡林郭勒盟，10万以上的有乌海市（41万）、阿拉善盟（14万）。
达斡尔族人口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达斡尔族人口增长十分缓慢，到1947年内蒙古地区仅有16281人，占地区总人口的0.29%。自治区成立后，随着全区政治、经济、文化、医疗、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深入贯彻，达斡尔族人口得到迅速发展，而且人口素质及其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达斡尔族已达77188人，占全区总人口的0.32%，比1947年增加6.1万人，增长3.74倍，年均增长2.99%；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加0.6万人，增长8.45%，年均增长0.79%。每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692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为1816人，均高于同期全区380人和1376人的平均水平。达斡尔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呼伦贝尔市70287人，占全区达斡尔族总人口的91.06%，其次是呼和浩特市2663人占全区达斡尔族总人口的3.45%，分布最少的是阿拉善盟，只有67人。
鄂温克族人口鄂温克族人口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其它盟市也有少量分布。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剥削，鄂温克族人口发展十分缓慢，到1947年内蒙古地区仅有4998人，占地区总人口的0.09%。。自治区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深入贯彻，以及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人口得到了较快增长。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自治区鄂温克族已经发展到26201人，占全区总人口的0.11%，比1947年增加21203人，年均增长率达到3.19%；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加2834人，增长12.13%，年均增长1.11%。每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550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为1577人，均高于同期全区380人和1376人的平均水平。而且随着人口的较快增长，鄂温克族人口的素质也有较大提高。
鄂伦春族人口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鄂伦春族人口增长十分缓慢，到1947年仅有905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很小。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鄂伦春族人口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一样得到迅速增长，人口素质及其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鄂伦春族已达3573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为%，比1947年增长2.95倍，年均增长2.63%；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加471人，增长15.18%，年均增长1.38%。每千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86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为184人，分别高于同期全区38人和138人的平均水平。从地区分布看，分布最多的是呼伦贝尔市3144人，占全区鄂伦春族总人口的87.99%；其次是兴安盟203人，占全区鄂伦春族总人口的5.68%；分布最少的是鄂尔多斯市和阿拉善盟，分别只有4人。
回族人口新中国成立前，内蒙古地区回族人口增长十分缓慢，文化素质也低。到1947年全区有4.40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0.78%。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内蒙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深入贯彻，回族人口得到迅速发展，人口素质及其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回族已达209850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为0.88%，比1947年增加16.59万人，增长3.77倍，年均增长3.00%；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加1.71万人，增长8.87%，年均增长0.83%。每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457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为1882人，分别高于同期全区380人和1376人的平均水平。回族人口分布在内蒙古很广，从地区分布看，最多的是呼和浩特市为38417人，其次是包头市36234人，赤峰市31122人，分布最少的是鄂尔多斯市1861人。
满族人口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的1947年，满族人口仅有1.7万人，占地区总人口的0.30％。随着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医疗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党的民族政策的深入贯彻，满族人口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也得到迅速发展，而且人口素质及其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满族人口已达49.99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为2.10%，比1947年增加4.39万人，增长28.41倍，年均增长6.61%；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加1.71万人，增长9.63%，年均增长0.89%。每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481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为1672人，分别高于同期全区380人和1376人的平均水平。满族人口在内蒙古的分布也很普遍，分布最多的是赤峰市12.87万人，其次是呼伦贝尔市11.11万人，最少的是阿拉善盟952人。
其他民族人口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在全区各民族中，除蒙、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回、满等7个人数较多或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外，还有朝鲜、锡伯、藏、土家、维吾尔、苗、彝、壮、俄罗斯族等48个人数较少的民族，其中朝鲜族的人口最多为2.19万人，吉诺族人口最少1人，均为散杂居民族，其中朝鲜和俄罗斯族建有民族乡。自治区成立之初，除蒙、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回、满等7个民族外，其他民族人口较少，1947年仅有5816人。自治区成立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深入贯彻以及自治区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其他民族的人口也有了较快增长。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区其他民族人口为85596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为0.36%，比1947年增加79780人，增长13.72倍，年均增长5.22%；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约增加48765人，增长1.32倍，年均增长8.51%。
第二节 人口的历史
一、蒙古族人口史
据史书记载，蒙古族人口在13世纪初大约有100多万。在元代，由于大量契丹人、女真人和西域人陆续融入蒙古族，再加上蒙古族自身繁衍，鼎盛时期的蒙古族人口曾达到400万，当时居住在内蒙古地区的就有近百万人。明隆庆万历年间（1570～1582），内蒙古东西部一带的蒙古族人口为109万。清时期，由于喇嘛教盛行，大量征兵，加上疾病蔓延，给蒙古族的人口增殖带来严重后果，到乾隆年间（1736～1795），蒙古族人口已减少到103万。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又从103万减少到82.9万。辛亥革命后，蒙古族人口有所回升，1937年为86.4万。1938年后因受战争影响，到1947年蒙古族人口又减少为83.2万。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随着自治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蒙古族人口得到迅速增长，由1949年的83.5万人上升到2000年人口普查时的402.92万人，其中包括改变民族成分的人口和与其他民族通婚所生子女人数，增长了3.82倍，51年间共增加319万人，平均每年增加6.26万人，年均增长率3.14%。
二、汉族人口史
汉族是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增加最多的民族。其先民早在商周时期就由中原一带来到内蒙古地区，此后历代都有大量移民进入。秦统一六国后曾派大将蒙恬率众30万驻五原、云中诸郡，以河为塞，垦田筑城。西汉时也曾两次大规模移民河套、鄂尔多斯一带。元朔二年（前127）“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四年（前119）“徙贫民于关以西七十余万口”。至元始二年（公元2年）内蒙古西部汉族人口已达100.5万，占当时总人口的57%。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鲜卑、乌桓、南匈奴南迁，使汉族人口减少了82.56%，不足20万人。经隋、唐、辽、五代、金，直到元后期，内蒙古的汉族人口才开始增加。到明隆庆万历年间（1570～1582），达到70.5万人。清末，由于实行“借地养民”“移民实边”的新政，使内蒙古的汉族人口迅速增加，到民国初年已达150万人。此后38年（1912～1949）汉族人口又增长到514.5万。新中国成立后，汉族人口继续增长，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达到1729.87万人，除自然增长外，有30%的汉族人口是机械增长人口。40年来净迁入350多万人，主要是围绕内蒙古的开发建设进行的厂矿企业型、成建制搬迁型、屯垦戍边型、移民垦荒型、自发性移民安置型、知青上山下乡型的人口迁移。自1978年以来，汉族人口的迁移明显放慢，近十年来常住汉族人口迁出大于迁入。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汉族人口增加到1882.40万人，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152.56万人，增长8.82%，年平均增长率为0.82%。
三、达斡尔蒙古族人口史
7世纪中叶以前，达斡尔族的先民居住在黑龙江中上游北岸。清顺治六年(1649)，达斡尔族4000多人南迁至嫩江两岸及其支流地区。雍正九年(1731)清朝建布特哈八旗，使达斡尔族有了安居之地，人口也增长到6000多人。但在清王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间，曾先后60多次从布特哈八旗征调达斡尔族官兵2.5万人，承担抵御沙俄、远戍新疆、镇守边卡等重任，使达斡尔族人口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到1915年布特哈地区仅有达斡尔族1238户8082人。自治区成立时的1947年，内蒙古地区有达斡尔族16281人。自治区成立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达斡尔族人口有了较快发展。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达斡尔族人口已发展到77188人，53年中增加人口60907人，每年平均增加1149人，年平均增长率为2.99%。主要分布在呼伦贝尔市。
四、鄂温克族人口史
鄂温克族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边疆，内蒙古自治区的7个旗和黑龙江省的讷河县，多与蒙古、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杂居。鄂温克族祖先原来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一带的山林中。清雍正十年(1732)，清廷从布特哈地区抽调1600名鄂温克族兵丁，携带家属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地区驻守边防。这部分人便是今天鄂温克族自治旗的鄂温克族。据1949年统计，内蒙古地区鄂温克族人口为5118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鄂温克族人口迅速增加，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自治区鄂温克族已经发展到26201人，比1947年增加21203人，年均增长率达到3.19%，绝大多数分布在呼伦贝尔市。
五、鄂伦春族人口史
鄂伦春族先民生活在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上游一带的大兴安岭森林中，是内蒙古的原始民族，过去主要依靠狩猎为生。清初，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鄂温克族人口被编为布特哈八旗，没有分族别。至嘉庆十三年(1808)，布特哈八旗的三族共有4033户8933人，难以确认鄂伦春族人口的准确数字。据1915年统计，鄂伦春族有71户291人。1949年统计有911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发展到3573人。51年中鄂伦春族人口增加2662人，增长了2.92倍。
六、回族人口史
内蒙古的回族在元代已有迁入。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平定准噶尔部回军时，将回族数千人徙居归绥县(今呼和浩特市)，并日渐繁衍。他们或随军驻防，或在城镇经商，也有的在农村、牧区以劳动为生。据《蒙疆年鉴》统计，1940年内蒙古西部地区有回族23459人，热河有回族15331人，哲里木盟有2214人，共计41004人。1949年统计，内蒙古地区回族共计45000人。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区回族已增加到209850人，占大陆各省、市、自治区回族人口总数的%，比1949年增加16.49万人，增长3.66倍，年均增长3.06%。现在，回族人口已遍布全区各地，但多居住在城镇。
七、满族人口史
内蒙古自治区的满族其来源有二：一是清初时调入的驻军与他们的家属，以绥远城最为集中，乾隆年间有满族官兵2700多人，连同其家属约有1万人；另一是呼伦贝尔都统府及各盟防所驻扎的满族官兵及其家属近万人，共计2万多人。辛亥革命后，在城市的满族不能再靠俸禄为生，许多人迁到农村牧区谋生，也有一部分改为其他民族。1949年统计，自治区的满族18000人。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的满族人口快速增长，许多人参加了国家工作，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已增加到49.99万人，比1949年增加48.19万人，增长26.77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6.73%。内蒙古满族人口，除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外，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其他民族改变恢复而来，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是与其他民族通婚所生子女。
内蒙古地区是人类最早栖息和开发的地区之一。约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人类生活在这里。据史料记载，从西汉至清朝末期，内蒙古的人口一直徘徊在200万人左右。进入民国后，内蒙古的人口虽然有了较大增长，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天灾人祸连年不断，疫病流行，致使人口增长不多。直到1947年自治区成立时，内蒙古地区总人口只有561.7万人，其中蒙古族只有83.2万人。自治区成立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内蒙古人口才有了较快增长，尤其是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得更快，各民族人口的素质也都有了很大提高。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区总人口达到2145.7万人，比1947年自治区成立时增加了1564万人，增长了2.82倍，平均每年增长3.1%，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其中，蒙古族人口达337.97万人，增长了3.1倍，平均每年增长3.5%。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区总人口达2375.54万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加了229.89万人，增长10.17%，平均每年增长0.99%，低于全国同期平均增速0.8个千分点。其中，蒙古族人口达402.92万人，增长了19.22%，平均每年增长1.72%，高于全区同期平均增速。
到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内蒙古每万人中有大学文化程度的148人，比全国平均水平多6人，居全国各省区第12位；每万人中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3533人，比全国平均水平多415人，居全国第8位。全区半文育、文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5.3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59个百分点，居全国第14位。到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区每10万人口拥有大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上升为3803人，拥有高中(含中专)受教育程度的人数上升为13760人，拥有初中受教育程度的人数上升为34798人，同全国相比，均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拥有小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则下降为31134人，同全国相比，低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在全区总人口中，文盲人口为216.62万人，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粗文盲率由15.51%下降为9.12%，下降了6.39个百分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内蒙古的人口已步入有计划的发展轨道，人口的增长幅度和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1990年全区人口增长率为11.32‰，比1982年下降了2.68个十分点；全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3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37个千分点，控制人口已初见成效。至2003年，内蒙古的人口出生率下降为9.24‰，自然增长率下降为3.07‰，分别低于全国出生率12.41‰的3.17个千分点和自增率6.01‰的2.94个千分点。
内蒙古的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人口的增长，人均占有资源量在逐步减少，生态环境逐渐恶化，人口对资源的压力日趋增强。
第二节 人口构成
一、总人口
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只有人口561.7万，1949年有608.1万。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区总人口已达2375.5万，比1949年增加1767.4万人，增长2.9倍，平均每年增加34.6万人，年平均增长2.72%。
从内蒙古人口总的发展变化来看，人口的增长是很不平衡的，其过程可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0），是人口急剧增长的一个时期，年均增长率高达6.30％，其中迁入人口占了大部分；第二阶段（1960～1962），是人口增长的低谷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相对低，人口大量迁出，1961年成为自治区成立以来总人口唯一负增长的一年；第三阶段（1962～1970），是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时期，人口出现补偿性生育，平均每年增加43.57万人，年均增长速度为3.17％；第四阶段（1971～2000），是人口缓慢增长时期。自治区共制订了“四五”至“九五”6个五年人口发展规划。人口出生率和自增率分别由1975年的23.3‰和17.20‰下降为2000年的12.05‰和6.11‰。由于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率由高向低急剧转变，人口迁移变动的速度也明显减慢，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净增人口229.9万，平均每年增加22.3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99%，比全国同期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低0.8个千分点，人口增长速度继续减缓，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特别是1997年以后全区年增人口降到了20万以下，1997年为19.06万人；2000年为13.60万人。年增加人口由1990年的40.32万人降到了2000年的13.60万人。
同全国相比，新中国成立以来内蒙古人口总量虽然增长很快，但占全国人口总量的比重仍很小。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区总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重为1.83%，人口总数在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中居第23位，在全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居第二位。全区总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由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的1.89%下降为1.83%。人口总数在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中由居第22位变为居第23的位置。
二、市镇和乡村人口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由于经济单一，农牧业占主导地位，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不发达，反映在人口的结构上，则是市镇人口较少，乡村人口较多。1947年自治区成立时，内蒙古地区总人口为561.7万，其中城镇人口只有68.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2.2%，而乡村人口高达493.3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7.8%。自治区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内蒙古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和产业结构的相应变化，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城镇人口增多，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至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全区城镇人口的总数达775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为36.1%，比1947年提高了23.9个百分点，比1982年提高了7.2个百分点；乡村人口总数达1370.7万，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为63.9%，比1947年降低了23.9个百分点，比1982年降低7.2个百分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总数达到1013.88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为42.68%，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238.87万人，增长30.82%，城镇人口比重上升6.56个百分点；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1361.66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为57.32%，又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降低了6.58个百分点，比1947年降低30.48个百分点。
从近几年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地区分布来看，内蒙古城镇人口比重较高的是乌海市、包头市和呼和浩特市。近几年的盟改市使得内蒙古的通辽市、呼伦贝尔市、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的城镇人口比重有了明显的提高。
三、农业与非农业人口
新中国成立前，内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基本上是生产力水平低、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因而当时内蒙古地区的农牧业人口所占比重较大。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逐步展开，内蒙古的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致使非农(牧)业人口逐年增加。到有资料记载的1971年，全区农(牧)业人口为1178.1万人，非农(牧)业人口为376.9万，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75.76%和24.24%。据1990年公安年报统计，1990年末，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人口为1487.76万，非农(牧)业人口增加到661.67万，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69.22%和30.78%。
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区农(牧)业人口增至1505.42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为65.30%，10年间增加了17.66万人；全区非农(牧)业人口增至799.87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为34.70%，10年间增加了138.20万人。非农(牧)业人口的逐年增加，表明了内蒙古社会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四、人口性别和年龄构成
㈠人口性别构成
解放前的内蒙古地区，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在汉族中，大量抛弃女婴的现象十分普遍，因而到1947年，内蒙古地区的人口性别构成，女性只占全部人口的44.1%，男性则占到55.9%。解放后，妇女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人口性别的构成逐渐趋于合理。根据1986年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全区女性人口平均寿命比男性高出2岁左右，反映了妇女保健水平的普遍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自治区妇女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人口的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达108.3，女性占全部人口的48.0%，男性占52.0%，与1947年相比，女性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提高3.9个百分点，男性则相应地下降3.9个百分点。
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区男性人口为1228.90万人，女性人口为1146.64万人，性别比为107.17，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性别比又下降了1.13，仅比全国平均高0.43，全区人口性别比已基本趋于正常。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区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7.20（女性人口为100），与同期全国人口性别比106.74高出0.46个百分点，但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性别比下降了1.75个百分点。
内蒙古自治区人口性别构成存在着地区差异，农区、牧区、郊区性别比偏高，盟市、旗县、城乡性别比均有较大差异。
㈡人口年龄构成
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在内蒙古2375.54万总人口中，0～14岁的人口为505.56万人，占21.28%；15～64岁的人口为1742.85万人，占73.37%；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27.13万人，占5.35%。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7.17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了5.8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34个百分点。
内蒙古的人口年龄构成类型，由1982年开始从年轻型向成年型过渡，到1990年已属成年型。截止到2003年，全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28％。三年增长了0.93个百分点。今后随着全区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这一年龄段的人口比重还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将对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五、人口的文化构成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内蒙古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人口的文化素质逐步提高。通过进行扫盲工作，使文盲半文盲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人口的文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人口的文化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在全区总人口中，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510.57万，占总人口的70.40%。其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31.66万人，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215.76万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546.56万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716.59万人。同1982年人口普查时相比，每万人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增加了91人，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人数增加了261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增加了617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增加了63人。在全区总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为330.3万，占总人口的15.39%，与1982年相比，减少了91.9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了29.76个千分点。
到200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在全区6周岁以上人口中，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983.48万，占6周岁以上人口总数的83.50%。其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90.35万人，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326.88万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826.65万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739.60万人。同1990年人口普查时相比，每万人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增加了232人，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人数增加了370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增加了933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减少了227人。同全国相比，每10万人口中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人数、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区15周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为240.94万，占总人口的10.14%，与1990年相比，减少了89.3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了5.25个百分点。
六、人口的自然变动
自治区成立前，内蒙古的人口再生产属于典型的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型。自治区成立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条件迅速改善，使内蒙古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在较高水平。从七十年代开始，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了计划生育政策和各项措施，建立健全了各级计划生育机构，控制人口自然增长取得了可喜成绩，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有较大幅度下降。从1971年开始自治区共制订了“四五”至“九五”6个五年人口发展规划。人口出生率和自增率分别由1975年的23.3‰和17.20‰下降为2000年的12.05‰和6.11‰。到2003年，内蒙古人口出生率为9.24‰，自然增长率为3.07‰，已分别低于全国出生率12.41‰的3.17个千分点和自增率6.01‰的2.94个千分点。
根据高、中、低三个方案预测结果可知，内蒙古人口总量今后将呈逐年增长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总量的增加将逐渐减少，增长速度减弱，在某个年份上还会使人口总量达到负增长。
七、人口的迁移变动
内蒙古历来是人口迁移比较频繁的地区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支援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建设，促进内蒙古经济的发展，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初期，曾有计划地从全国各地调入大批建设者；此外，也有一定数量的盲目流动人口流人内蒙古。从1950～1960年的11年间，由于人口迁移，使全区净增人口346.27万，其中仅1960年一年净增人口高达106.08万，人口机械增长率达94.1‰。1961～1962年，区外迁入人口又大量迁出，两年共迁出人口68.99万。由于人口的大量迁出，从而使1961年全区总人口比1960年减少28万，成为内蒙古解放后唯一的人口负增长年。1963～1978年，属于人口迁移变动比较平稳时期，人口迁移仅净增加28.24万。改革开放以后，人口的迁移变动又频繁起来，从1981年到1990年的10年中，全区净迁出达19.66万人，最高迁出年份是1981年的6.37万人；1984年的3.25万人。平均每年迁出人口约2万人。同时，流动人口逐年增加。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自治区流动人口为104.59万人。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区流动人口已达到389.53万人，流动人口的数量有了快速增长。从省际人口迁移看，省际迁移主要发生在毗邻地区，迁出人口明显大于迁入人口，内蒙古已由过去人口净迁入地区，转变为人口净迁出地区，人口迁移流向发生了变化。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前，除个别年份以外，绝大多数年份人口机械增长率均为正增长；而改革开放以后，却相反，除个别年份以外，绝大多数年份人口机械增长率均为负增长。区内人口迁移中，农村人口迁移量最大，所占比重最高，迁移流向主要是由农村向城镇迁移。迁移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围绕着内蒙古的资源开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方面进行的。
八、人口婚姻状况及家庭规模与类型
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内蒙古未婚人口比重下降幅度较大，且男性多于女性；早婚人口数量增加；未婚水平的高低与文化程度的高低相关，文化程度越高未婚比重越大；城镇未婚比重略高于农村，但性别差异大；大龄未婚青年数量上升，其中男性多于女性，30岁以上女性未婚比重增加。有偶比很高，男性低于女性且差距有所缩小；女性有偶比与其文化程度相反；城乡有偶比差距拉大；离婚、丧偶人口比重变化不大，略有升降；农村人口丧偶水平高于市镇；丧偶率女性高于男性；离婚率较低，男性高于女性；城镇离婚水平远高于农村；少数民族人口的婚姻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2000年，内蒙古1839.80万15岁及以上人口中，男性为943.40万人，女性为896.40万人，其中未婚男性为224.30万人，女性为152.40万人；初婚有配偶男性为660.80万人，女性为660.00万人；再婚有配偶男性为18.70万人，女性为23.20万人；离婚男性为11.60万人，女性为6.90万人；丧偶男性为27.90万人，女性为53.80万人。
“五普”资料表明，内蒙古家庭户规模进一步缩小，且存在城乡差异，县家庭户的平均规模不仅高于市、镇，而且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家庭类型以二代户为主，核心家庭增长较快，直系家庭也略有增长，联合家庭和其它家庭减少，家庭分化速度加快，亲属关系简化。
从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中，由于内蒙古经济社会的发展，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全区家庭人口规模有了进一步缩小。每户平均人口从1990年的4人，减少到了2000年的3.31人，比全国平均家庭人口3.44人还少0.13人。
九、人口生育水平及变动趋势
1985年以前内蒙古历年出生率多数年份都比全国高，从1985年开始，全区人口出生率开始实现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向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历史性转变。同时，1986年人口出生率开始回升，但幅度较小，这主要是由于第三次生育高峰的到来。1981～1989年的10年间，全区总和生育率变化的特点是：乡村总和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城镇总和生育率变化不大，呈稳定趋势；乡村总和生育率明显高于城镇，城乡之间比差逐渐缩小。1997年，内蒙古人口出生率为15.21‰，自然增长率为8.25‰。到2003年，内蒙古人口出生率为9.24‰，自然增长率为3.07‰，已分别低于全国出生率12.41‰的3.17个千分点和自增率6.01‰的2.94个千分点。根据高、中、低三个方案预测结果可知，全区人口总量将呈逐年增长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总量的增加将逐渐减少，增长速度减弱，在某个年份上还会使人口总量达到负增长。
十、人口死亡水平和预期寿命
新中国成立以来，内蒙古人口死亡率总的呈下降趋势。男性总死亡水平高于女性；人口死亡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异；婴幼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少数民族中，蒙古族死亡水平不断下降，但高于汉族，死亡率较低，但婴儿死亡率仅高于满族和朝鲜族；满族和回族在全区各民族中的死亡率最低。内蒙古人口死亡率已由解放前的45‰，下降到2003年的6.17‰。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为35岁，而内蒙古更低。建国后，内蒙古死亡水平不断下降，平均预期寿命1981年达到66.69岁，1990年为67.02岁。2000年为69.8岁。
第三节人口分布
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密度较小，但人口分布极不平衡。其特点为：各盟市、旗县间人口分布非常悬殊；地区人口分布东多西少；农村、牧区人口多于城市；交通便利的地区人口稠密，交通闭塞的地区人口稀疏；各民族的人口分布相对较为集中。
一、概况
内蒙古地域辽阔，各盟市、旗县(市、区)人口分布不平衡，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止到2000年11月1日全区总人口为2375.54万人，土地面积为118.3万平方公里，全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0人。全区人口密度最高的是乌海市，每平方公里258人，其次有呼和浩特市，每平方公里142人，包头市，每平方公里83人。人口密度最低的是阿拉善盟每平方公里只有0.7人。
在全区12个盟市中，人口最多的有赤峰市451.80万人；通辽市308.35万人；包头市299.74万人；呼和浩特市243.79万人。人口最少的是阿拉善盟，19.93万人。
旗县(市、区)的人口分布，人口在50万以上的有7个，分别有包头市的昆都仑区51.53万人；赤峰市的红山区54.82万人；宁城县59.78万人；敖汉旗59.38万人；通辽市的科尔沁区80.80万人；科尔沁左翼中旗52.06万人；巴彦淖尔市的临河区52.03万人。人口在50万以下30万以上的旗县(市、区)有20个。人口在30万以下10万以上的旗县(市、区)有42个。人口在10万以下的旗县(市、区)有32个。人口最少的有阿拉善盟的阿拉善右旗，人口只有2.52万人；额济纳旗2.54万人；呼伦贝尔市的新巴尔虎右旗3.74万人和包头市的白云矿区2.57万人。
二、盟市人口
⒈呼和浩特市人口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加上天灾人祸，致使呼和浩特市人口增长十分缓慢。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不仅人口增长较快，而且人口素质和构成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市人口总数为144.2万（不包括此后划入的和林格尔、清水河、武川三县人口），比1949年增长2.37倍；其中市区人口94.8万，市辖旗县人口49.4万；全市少数民族人口18.77万，比1949年增长5.11倍；其中蒙古族13.27万人，比1949年增长20.92倍。每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649人，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16倍；每万人中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1577人，比1982年人口普查时增长32.7%。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呼和浩特市的人口增长得到控制。包括人口调入调出因素，1982～1990年全市人口年均递增率为23.1‰，比1949～1982年的年均递增速度低8.6个千分点。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市人口达到239.79万人（包括此前划入的和林格尔、清水河、武川三县人口），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52.63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2.38%，流动人口显著增加，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全市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10.26%，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达142人。每10万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9036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0.8倍；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17663人，比1990年人口普查时增长29.46%，人口的文化素质高居全区之首。在总人口中，蒙古族20.8万，汉族215.8万，其他民族7.2万；城镇人口124.5万，乡村人口119.3万。
⒉包头市人口
新中国成立以来，包头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过去贫穷落后只有9万多人的皮毛集散地，迅速发展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市人口为177.9万（不包括此后划入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口），比1949年增长4.3倍；其中市区人口124.8万，市辖两个旗县人口53.1万；全市少数民族人口8.8万，比1949年增长7.8倍；在少数民族人口中，蒙古族人口3.5万，比1949年增长9.6倍。人口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每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316人，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31倍；每万人中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1462人，比1982年人口普查时增长46.1%。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取得明显成效。1990年包头市人口出生率为18.7‰，比1949年降低14.09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为13.62‰，比1949年降低7.59个千分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包头市人口为229.7万人（包括此前划入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口），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41.2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9%，人口迁入已成为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全市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9.67%，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83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6296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08倍；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18023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26.8%。在总人口中，蒙古族6.8万，汉族216.6万，其他民族6.3万，城镇人口157.9万，乡村人口71.9万。
⒊呼伦贝尔市人口
自治区成立前，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再加上自然灾害，致使全盟人口主要是少数民族人口大量减少。1949年，全盟人口只有29.88万，其中少数民族6万多人，占总人口的20.1%，蒙古族人口2.22万，占总人口的7.4%。自治区成立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呼伦贝尔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和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全市人口迅速增长。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市人口已达255.18万，比1949年增长7.5倍，其中蒙古族人口18.54万，比1949年增长7.4倍，占总人口的7.3%。人口素质也有很大的提高。每万人中有大学文化程度的118人，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95倍；每万人中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1116人，比1982年人口普查时增长31.29%。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49年的21.52‰，降为1990年的14.60‰，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呼伦贝尔市人口发展到273.65万人，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18.4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68%，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全市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11.52%，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1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3610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02倍；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39994人，比1990年人口普查时增长24.0%。在总人口中，蒙古族23.5万，汉族224.2万，其他民族26.0万，城镇人口178.3万，乡村人口95.4万。
⒋兴安盟人口
自治区成立前，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人民生活低下，卫生条件差，疫病流行，致使兴安盟人口主要是蒙古族人口大量减少。1947年，全盟总人口只有43.41万，其中蒙古族人口16.54万，占总人口的38.1%。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兴安盟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以及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全盟人口有较快增长，人口质量和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全盟人口152.41万，比1947年增长2.5倍，其中蒙古族人口58.79万，比1947年增长2.6倍。每万人中有大学文化程度的65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1018人，分别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8倍和53.8%。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1982～1990年人口年均递增13.8‰，比1947～1982年低19.7个千分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兴安盟人口为161.89万人，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9.4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59%，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全盟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6.81%，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7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2277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2.5倍；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11731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27.25%。在总人口中，蒙古族65.9万，汉族86.9万，其他民族9.1万，城镇人口54.8万，乡村人口107.1万。
⒌通辽市人口
自治区成立前，由于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通辽市人口主要是蒙古族人口大量减少。1949年，全市人口86.84万，其中蒙古族人口30.63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5.3%。自治区成立后，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健康状况得到改善，人口的增长加快，人口素质明显提高。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市人口275.37万，比1949年增长2.2倍，其中蒙古族人口116.09万，比1949年增长2.8倍，占总人口的42.16%。每万人中有大学文化程度者97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者1000人，分别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31倍和20.5%。199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9‰，计划生育工作走上了正常轨道。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通辽市人口已发展到308.35万人，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33.00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10%，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全市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12.98%，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2人。每10万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2533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62倍；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人12359人，比1990年人口普查时增长22.87%。在总人口中，蒙古族138.4万，汉族157.9万，其他民族12.0万，城镇人口87.7万，乡村人口220.6万。
⒍赤峰市人口
赤峰市是内蒙古自治区人口最多的盟市。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市人口总数为410.58万，比1949年增长1.48倍，其中市区人口为98.73万，市辖旗县的人口为311.85万。全市少数民族人口为82.44万人，比1949年增长4.49倍，其中蒙古族67.7万，比1949年增长3.89倍。随着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日益改善，人口素质进一步提高。全市每万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82人，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长2.04倍；每万人中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863人，比1982年人口普查时增长28.4%。1990年与1982年相比，赤峰市增加人口43.02万，平均每年递增13.9‰，比1949～1982年的年均递增速度降低9.2个千分点，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赤峰市人口为451.8万人，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41.22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93%，比全国同期人口年均增长速度低1.4个千分点。全市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19.02%，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0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2409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76倍；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11938人，比1990年人口普查时增长63.33%。在总人口中，蒙古族83.9万，汉族350.6万，其他民族17.3万；城镇人口121.3万，乡村人口330.5万。
⒎锡林郭勒盟人口
建区之初的1947年，锡林郭勒盟总人口18.85万，其中城镇人口1.72万，占总人口的9.14%，蒙古族人口6.68万，占总人口的35.46%。自治区成立后，锡盟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口的素质和数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蒙古族牧民实现了“人畜两旺”。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全盟总人口达88.8万，比1947年增长3.7倍；其中蒙古族人口为25.48万，比1947年增长2.8倍，占总人口的28.7%。每万人中有大学文化程度的104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1018人，分别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6倍和53.80%。此外，随着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深入，锡盟人口生育已走上了计划的轨道。包括调入调出因素，1990年比1982年人口年均递增12.8‰，比1947～1982年年均递增速度低29.5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1990年比1982年也有明显的回落。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锡林郭勒盟人口增至99.34万人，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10.53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09%，人口增长速度保持平稳下降。全盟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4.18%，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3154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2.02倍；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14270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40.05%。在总人口中，蒙古族28.7万，汉族66.4万，其他民族4.2万，城镇人口45.8万，乡村人口53.5万。
⒏乌兰察布市人口
建区初期的1947年，乌兰察布市有人口139.5万。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人口逐步增加；其中1949～1978年全市人口发展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平均每年增长28‰，达到308万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口发展开始走上计划和健康发展的轨道。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全市总人口为317.1万（包括此后划出归呼和浩特市的和林格尔、清水河、武川三县和划出归包头市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14.8%，比1978年增长29.5‰，平均每年增长2‰，增长速度大大下降。人口文化素质明显提高，每万人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61人，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709人，有初中文化程度的2109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乌兰察布市人口为232.63万人（不包括此前已划入呼和浩特市的清水河、和林格尔、武川三县和已划入包头市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人口），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减少了26.95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负1.06%，流出大于流入，同时，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实现了低生育的历史性转变。全市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9.79%，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3人。每10万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1943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10671人，分别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2.04倍和50.3%。在总人口中，蒙古族6.0万，汉族224.5万，其他民族2.1万；城镇人口66.0万，乡村人口166.6万。
⒐鄂尔多斯市人口
1949年鄂尔多斯市的人口为41.2万，占全区总人口的6.8%。在全市总人口中，汉族占86.0%，蒙古族占14.0%。城镇人口占3.4%，乡村人口占96.6%。到1978年，全市人口101.4万，平均每年增长31.5‰。这一时期人口增长快，但文化素质提高较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鄂尔多斯市人口走上计划和健康发展的轨道。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全市人口119.9万，比1978年增长18.2%，平均每年增长14‰。在总人口中，汉族105.5万，蒙古族14.1万，其他少数民族0.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88.0%、11.8和0.2%；城镇人口19.4万，乡村人口100.5万，分别占总人口的16.2%和83.8%。人口文化素质明显提高，每万人中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92人，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727人，有初中文化程度的2013人。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鄂尔多斯市人口发展到139.54万人，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21.77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66%，其中自然增长12万，属低自然增长率，净流入10万。全市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5.87%，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6人。每10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数为：大专及以上3651人，高中和中专12634人，初中30949人，小学29773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有较大增长。在总人口中，蒙古族15.8万，汉族123.2万，其他民族0.5万；城镇人口60.7万，乡村人口78.8万。
⒑巴彦淖尔市人口
1949年，巴彦淖尔市的人口为41.6万，占全区总人口的6.8%。在全市总人口中，汉族39.7万人，蒙古族1.7万，其他少数民族0.2万；城镇人口3.8万，乡村人口37.8万。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较长时期，全市人口盲目增长，50年代年增长率为18‰～22‰，60年代为25‰～3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市人口开始有计划地健康发展。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市人口达到156.3万，占全区总人口的7.3％，比1978年增长21.4％，年均增长率降为16.3‰。人口文化素质也明显提高，每万人中有大专以上文化的95人，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858人，初中文化程度的2845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巴彦淖尔市人口为171.38万，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15.12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90%，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全市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7.21%，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7人。每10万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2940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2.09倍；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13451人，比1990年人口普查时增长56.68%。在总人口中，蒙古族7.6万，汉族161.1万，其他民族2.7万，城镇人口63.2万，乡村人口108.1万。
⒒乌海市人口
乌海市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解放前该地区人烟稀少，一直未曾单独设立建制。1958年随着包兰(包头至兰州)铁路的开通和煤炭资源开发，人口大量涌入，快速增长。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乌海市人口总数为31.41万，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加6.45万人，平均每年增长29.2‰，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97万，蒙古族人口0.86万。人口的文化素质也提高得很快，每万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达248人，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长2.06倍，每万人拥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1674人，比1982年人口普查时增长64.1%。人口出生率为24.5‰，自然增长率为21.37‰。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乌海市人口达到43.49万人，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9.96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55%，人口的迁移变动较大。全市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1.83%，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58人。每10万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6010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19196人，分别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42倍和14.6%。在总人口中，蒙古族1.4万，汉族40.8万，其他民族1.3万；城镇人口40.5万，乡村人口3.0万。
⒓阿拉善盟人口
新中国成立之初，阿拉善盟人口十分稀少，主要是一些牧业人口和少数的个体工商业者。随着全盟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各民族人口逐步增长。在阿拉善盟成立时的1980年，全盟已有蒙、汉、回、满、藏等13个民族共13.97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0.7％，人口密度为0.5人／平方公里。在全盟总人口中，蒙古族3.1万，汉族10.1万，其他民族0.7万；城镇人口5万，乡村人口8．97万。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全盟人口发展到16.6万，占全区总人口的0.8％。人口文化素质提高，每万人中有大专以上文化的220人，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1599人，有初中文化程度的2613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阿拉善盟人口为19.93万人，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2.51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38%，各民族人口均有增长。全盟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0.84%，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7人。每10万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6029人，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长1.75倍；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19434人，比1990年人口普查时增长20.61%。在总人口中，蒙古族4.4万，汉族14.4万，其他民族1.1万，城镇人口13.4万，乡村人口6.5万。
第四节 民族人口
内蒙古自治区共有55个民族的成员繁衍生息。自治区成立前，内蒙古的各少数民族由于受社会、历史和自然等因素的影响，人口增长一直比较缓慢，有的甚至一度不断下降。自治区成立时的1947年，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只有92.1万人，占地区总人口数的16.4%。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国家积极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使少数民族人口有了较快增长。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深入贯彻，对区内少数民族在计划生育方面适当采取放宽和区别对待的原则，再加上过去没有表达出少数民族成份的一些人，如实填报或改正为少数民族等因素，使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长，而且人口素质也有了明显提高。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少数民族达54个，比1953年增加了37个，人口总数达到493.15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为20.67%；与1947年相比，人口增加了401.05万人，增长4.3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23%；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民族增加了5个，人口增加了76.50万人，增长18.36%，年平均增长率1.65%，人口增速显著下降，但由于政策允许生育的子女较多，又由于与汉族人口通婚的行为普遍且所生子女均申报为少数民族，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蒙古族人口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再加上天灾人祸，疫病流行，使蒙古族人口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到1947年自治区成立时，蒙古族人口仅有83.2万人，占内蒙古地区总人口的比重为14.8％，而且人口的文化素质也比较低。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随着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医疗卫生等事业的迅速发展，蒙古族人口不仅增长迅速，而且人口素质及其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区蒙古族人口总数已达402.92万，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达16.96%，比1947年增长3.84倍，年均增长3.03%；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加64.95万人，增长19.22%，年均增长率为1.72%。每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422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为1391人，略高于同期全区380人和1376人的平均水平。分地区看，蒙古族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有通辽市，50万以上的有赤峰市、兴安盟，10万以上的有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10万以下的有巴彦淖尔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阿拉善盟和乌海市，乌海市最少为1.40万人。
汉族人口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随着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汉族人口大量增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初的1947年，内蒙古地区的汉族人口总数为469.6万人，占地区总人口数的比重为83.60%。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加到1627.76万人，占全区总人口数的比重上升为84.45%，与1947年相比，增加了1158.16万人，增长2.47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67%。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内蒙古劳动力富余，汉族人口增长的势头得到控制，常住人口的迁出大于迁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汉族人口增加到1882.39万人，占全区总人口数的比重下降为79.24%，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254.63万人，增长15.6%，年平均增长率为0.80%，低于同期全区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每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367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为1357人，均低于同期全区380人和1376人的平均水平。分地区看，汉族人口在300万以上的有赤峰市，200万以上的有乌兰察布市、呼伦贝尔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100万以上的有巴彦淖尔市、通辽市、鄂尔多斯市，50万以上的有兴安盟、锡林郭勒盟，10万以上的有乌海市（41万）、阿拉善盟（14万）。
达斡尔族人口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达斡尔族人口增长十分缓慢，到1947年内蒙古地区仅有16281人，占地区总人口的0.29%。自治区成立后，随着全区政治、经济、文化、医疗、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深入贯彻，达斡尔族人口得到迅速发展，而且人口素质及其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达斡尔族已达77188人，占全区总人口的0.32%，比1947年增加6.1万人，增长3.74倍，年均增长2.99%；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加0.6万人，增长8.45%，年均增长0.79%。每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692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为1816人，均高于同期全区380人和1376人的平均水平。达斡尔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呼伦贝尔市70287人，占全区达斡尔族总人口的91.06%，其次是呼和浩特市2663人占全区达斡尔族总人口的3.45%，分布最少的是阿拉善盟，只有67人。
鄂温克族人口鄂温克族人口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其它盟市也有少量分布。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剥削，鄂温克族人口发展十分缓慢，到1947年内蒙古地区仅有4998人，占地区总人口的0.09%。。自治区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深入贯彻，以及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人口得到了较快增长。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自治区鄂温克族已经发展到26201人，占全区总人口的0.11%，比1947年增加21203人，年均增长率达到3.19%；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加2834人，增长12.13%，年均增长1.11%。每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550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为1577人，均高于同期全区380人和1376人的平均水平。而且随着人口的较快增长，鄂温克族人口的素质也有较大提高。
鄂伦春族人口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鄂伦春族人口增长十分缓慢，到1947年仅有905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很小。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鄂伦春族人口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一样得到迅速增长，人口素质及其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鄂伦春族已达3573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为%，比1947年增长2.95倍，年均增长2.63%；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加471人，增长15.18%，年均增长1.38%。每千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86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为184人，分别高于同期全区38人和138人的平均水平。从地区分布看，分布最多的是呼伦贝尔市3144人，占全区鄂伦春族总人口的87.99%；其次是兴安盟203人，占全区鄂伦春族总人口的5.68%；分布最少的是鄂尔多斯市和阿拉善盟，分别只有4人。
回族人口新中国成立前，内蒙古地区回族人口增长十分缓慢，文化素质也低。到1947年全区有4.40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0.78%。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内蒙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深入贯彻，回族人口得到迅速发展，人口素质及其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回族已达209850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为0.88%，比1947年增加16.59万人，增长3.77倍，年均增长3.00%；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加1.71万人，增长8.87%，年均增长0.83%。每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457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为1882人，分别高于同期全区380人和1376人的平均水平。回族人口分布在内蒙古很广，从地区分布看，最多的是呼和浩特市为38417人，其次是包头市36234人，赤峰市31122人，分布最少的是鄂尔多斯市1861人。
满族人口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的1947年，满族人口仅有1.7万人，占地区总人口的0.30％。随着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医疗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党的民族政策的深入贯彻，满族人口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也得到迅速发展，而且人口素质及其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满族人口已达49.99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为2.10%，比1947年增加4.39万人，增长28.41倍，年均增长6.61%；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增加1.71万人，增长9.63%，年均增长0.89%。每万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481人，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为1672人，分别高于同期全区380人和1376人的平均水平。满族人口在内蒙古的分布也很普遍，分布最多的是赤峰市12.87万人，其次是呼伦贝尔市11.11万人，最少的是阿拉善盟952人。
其他民族人口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在全区各民族中，除蒙、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回、满等7个人数较多或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外，还有朝鲜、锡伯、藏、土家、维吾尔、苗、彝、壮、俄罗斯族等48个人数较少的民族，其中朝鲜族的人口最多为2.19万人，吉诺族人口最少1人，均为散杂居民族，其中朝鲜和俄罗斯族建有民族乡。自治区成立之初，除蒙、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回、满等7个民族外，其他民族人口较少，1947年仅有5816人。自治区成立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深入贯彻以及自治区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其他民族的人口也有了较快增长。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区其他民族人口为85596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重为0.36%，比1947年增加79780人，增长13.72倍，年均增长5.22%；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约增加48765人，增长1.32倍，年均增长8.51%。
第二节 人口的历史
一、蒙古族人口史
据史书记载，蒙古族人口在13世纪初大约有100多万。在元代，由于大量契丹人、女真人和西域人陆续融入蒙古族，再加上蒙古族自身繁衍，鼎盛时期的蒙古族人口曾达到400万，当时居住在内蒙古地区的就有近百万人。明隆庆万历年间（1570～1582），内蒙古东西部一带的蒙古族人口为109万。清时期，由于喇嘛教盛行，大量征兵，加上疾病蔓延，给蒙古族的人口增殖带来严重后果，到乾隆年间（1736～1795），蒙古族人口已减少到103万。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又从103万减少到82.9万。辛亥革命后，蒙古族人口有所回升，1937年为86.4万。1938年后因受战争影响，到1947年蒙古族人口又减少为83.2万。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随着自治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蒙古族人口得到迅速增长，由1949年的83.5万人上升到2000年人口普查时的402.92万人，其中包括改变民族成分的人口和与其他民族通婚所生子女人数，增长了3.82倍，51年间共增加319万人，平均每年增加6.26万人，年均增长率3.14%。
二、汉族人口史
汉族是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增加最多的民族。其先民早在商周时期就由中原一带来到内蒙古地区，此后历代都有大量移民进入。秦统一六国后曾派大将蒙恬率众30万驻五原、云中诸郡，以河为塞，垦田筑城。西汉时也曾两次大规模移民河套、鄂尔多斯一带。元朔二年（前127）“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四年（前119）“徙贫民于关以西七十余万口”。至元始二年（公元2年）内蒙古西部汉族人口已达100.5万，占当时总人口的57%。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鲜卑、乌桓、南匈奴南迁，使汉族人口减少了82.56%，不足20万人。经隋、唐、辽、五代、金，直到元后期，内蒙古的汉族人口才开始增加。到明隆庆万历年间（1570～1582），达到70.5万人。清末，由于实行“借地养民”“移民实边”的新政，使内蒙古的汉族人口迅速增加，到民国初年已达150万人。此后38年（1912～1949）汉族人口又增长到514.5万。新中国成立后，汉族人口继续增长，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达到1729.87万人，除自然增长外，有30%的汉族人口是机械增长人口。40年来净迁入350多万人，主要是围绕内蒙古的开发建设进行的厂矿企业型、成建制搬迁型、屯垦戍边型、移民垦荒型、自发性移民安置型、知青上山下乡型的人口迁移。自1978年以来，汉族人口的迁移明显放慢，近十年来常住汉族人口迁出大于迁入。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汉族人口增加到1882.40万人，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152.56万人，增长8.82%，年平均增长率为0.82%。
三、达斡尔蒙古族人口史
7世纪中叶以前，达斡尔族的先民居住在黑龙江中上游北岸。清顺治六年(1649)，达斡尔族4000多人南迁至嫩江两岸及其支流地区。雍正九年(1731)清朝建布特哈八旗，使达斡尔族有了安居之地，人口也增长到6000多人。但在清王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间，曾先后60多次从布特哈八旗征调达斡尔族官兵2.5万人，承担抵御沙俄、远戍新疆、镇守边卡等重任，使达斡尔族人口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到1915年布特哈地区仅有达斡尔族1238户8082人。自治区成立时的1947年，内蒙古地区有达斡尔族16281人。自治区成立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达斡尔族人口有了较快发展。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达斡尔族人口已发展到77188人，53年中增加人口60907人，每年平均增加1149人，年平均增长率为2.99%。主要分布在呼伦贝尔市。
四、鄂温克族人口史
鄂温克族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边疆，内蒙古自治区的7个旗和黑龙江省的讷河县，多与蒙古、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杂居。鄂温克族祖先原来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一带的山林中。清雍正十年(1732)，清廷从布特哈地区抽调1600名鄂温克族兵丁，携带家属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地区驻守边防。这部分人便是今天鄂温克族自治旗的鄂温克族。据1949年统计，内蒙古地区鄂温克族人口为5118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鄂温克族人口迅速增加，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自治区鄂温克族已经发展到26201人，比1947年增加21203人，年均增长率达到3.19%，绝大多数分布在呼伦贝尔市。
五、鄂伦春族人口史
鄂伦春族先民生活在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上游一带的大兴安岭森林中，是内蒙古的原始民族，过去主要依靠狩猎为生。清初，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鄂温克族人口被编为布特哈八旗，没有分族别。至嘉庆十三年(1808)，布特哈八旗的三族共有4033户8933人，难以确认鄂伦春族人口的准确数字。据1915年统计，鄂伦春族有71户291人。1949年统计有911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发展到3573人。51年中鄂伦春族人口增加2662人，增长了2.92倍。
六、回族人口史
内蒙古的回族在元代已有迁入。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平定准噶尔部回军时，将回族数千人徙居归绥县(今呼和浩特市)，并日渐繁衍。他们或随军驻防，或在城镇经商，也有的在农村、牧区以劳动为生。据《蒙疆年鉴》统计，1940年内蒙古西部地区有回族23459人，热河有回族15331人，哲里木盟有2214人，共计41004人。1949年统计，内蒙古地区回族共计45000人。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区回族已增加到209850人，占大陆各省、市、自治区回族人口总数的%，比1949年增加16.49万人，增长3.66倍，年均增长3.06%。现在，回族人口已遍布全区各地，但多居住在城镇。
七、满族人口史
内蒙古自治区的满族其来源有二：一是清初时调入的驻军与他们的家属，以绥远城最为集中，乾隆年间有满族官兵2700多人，连同其家属约有1万人；另一是呼伦贝尔都统府及各盟防所驻扎的满族官兵及其家属近万人，共计2万多人。辛亥革命后，在城市的满族不能再靠俸禄为生，许多人迁到农村牧区谋生，也有一部分改为其他民族。1949年统计，自治区的满族18000人。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的满族人口快速增长，许多人参加了国家工作，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已增加到49.99万人，比1949年增加48.19万人，增长26.77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6.73%。内蒙古满族人口，除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外，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其他民族改变恢复而来，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是与其他民族通婚所生子女。
被殖民和被统治是不同的
说到西藏人被蹂躏的时候，中国人常说∶我们也一样，比如，西藏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也没有躲过。西藏人今天被判重刑，我们的异议人士，也有不少在监狱里。藏汉两族，都在饱受中共独裁政权的摧残。是的，这是事实，但是，仅仅停留在这一点，就太空泛、太浮浅了，我们还应该看到，被殖民和被统治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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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正当人们熟睡的时刻，在几乎没有行人的街道上，阴森森地，“这麽多荷枪实弹的军人、武警、特警、公安，带著警犬开著警车，冲进西藏农村和拉萨的藏人社区，闯入一户户农民家、砸开一户户市民家，挨家挨户搜查，抓走一个个手无寸铁的男性农民、男性市民，甚至中年农妇”。
有搏友给我留言∶ 除了当年中国电影中夸张的“鬼子进村”的故事，再找不到相似的情景了。
而在日本侵华史中，最让我们气结的莫过于南京大屠杀了。那麽，如果一个日本人毫无反省意识地告诉你∶“当年，大和民族和中华民族一样，也饱受了日本军事独裁政权的迫害。”你会不会说∶“这句说得过于轻巧了吧？在日本国内，你们这样杀戮过吗？”
我们宣传南京大屠杀，不是为了记仇，是为了记住教训，从此，不再为入侵者创造条件，也不为侵略别国制造借口，总之，是为了人类不再出现同样的惨痛。
然而，五十多年来，我们为西藏民族制造了多少灾难？！南京大屠杀中失去的30到40万同胞，让我们愤怒颤抖了半个多世纪，可是，因为我们的入侵，却导致120万西藏人非正常死亡！有中国人说，这个数字是夸张的。那麽，我们屠杀的西藏人，能不能少于30到40万？对照西藏和中国人口的比例，等同于几个南京大屠杀？
仅仅在“平叛”中，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说法，已让人毛骨悚然∶
“像青海玉树州的藏族匪徒聚集区，全州上万藏族男子由于充当反对中国反对汉族的暴乱匪徒，全部被英勇的解放军消灭掉，只剩下藏族女人，有效地消除了这个藏族匪区对中国的威胁，维护了中国的尊严。”http://is.gd/aQzBtx
“1958年4月至1962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叛部队彻底平息了青海地区的藏族武装叛乱，为期五年的平叛斗争，共进行大小战斗3639次，其中部 队作战2811次，地方干部、民兵和群众作战828次，击毙藏族武装匪徒16600多人，伤藏族武装匪徒4876人，俘获藏族武装匪徒46800人。” http://is.gd/aQzBtx
一位前噶厦官员，目睹了1959年3月中国军队对拉萨的炮轰，他告我∶“当时，路上都是尸体，但是，解放军的一个也没有，大多数都是四水六岗的，也有卫藏一带的。这些尸体后来都被拉到拉萨河边烧了，烧了七天七夜，拉萨大街小巷，都灌满烧尸的白烟。”后来，我在长篇小说《拉萨好时光》中，专门写了一节《焚尸》http://is.gd/HzJVLi 主要是希望我们中国人记住这个自己的罪恶。
那麽，1987年、1988年、1989年，在藏人的多次起义中，又有多少人，倒在了中共的枪下？而2008年，以及2008年以后，又有多少藏人失踪？
一位目堵了2008年3月的藏人告诉我∶“当时，藏人死去的很多，但是，他们不敢说出去，更不敢出殡， 有的人家怕尸体腐烂，就藏在了冰箱里┅┅”我当时含泪写下了《又是三月》∶沙粒般横陈的尸体/曾是谁的亲人/哭泣在透不出声的墙内/成为时间掩饰不去的/伤痕┅┅
有的中国人，甚至所谓研究西藏的专业学者，也把藏人的反抗，归结为官逼民反，那麽，中共对汉人自己这样频繁地杀戮过吗？当然，独裁的本质，在对待藏汉时，也有相似之处，如今在中国，许多省市都出现了大小不等的抗议，但最后的结果，都是以某个官员成为替罪羊而进行了安抚，但是，在西藏，每一次抗议的结果都是中共官员得到褒奖和升迁，比如胡锦涛、陈奎元、张庆黎┅┅
在西藏，这个独裁政权表现的是更加贪婪、野蛮、凶残。其实目的，就是形成一种威慑，不仅对西藏境内，还有境外，以及周边国家和西方的西藏支持者。早在上个世纪，中共已派出了750万汉人移民西藏，远远地超过了西藏的600万人口。
这种估计还不包括约有30万或50万的中国军队驻扎在西藏。后来，中共当局又计划西藏驻军达到12个师，加上正规军总兵力达到55万人，装备坦克达到1500辆，作战飞机950架┅┅班禅大师活著的时候感叹，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沦为二等公民。
这些都是一个殖民者最为典型的特征。同时，还有对西藏进行文化入侵和自然资源疯狂掠夺，我在这里暂不细述。
但是，中国人却说，只有中国民主了，西藏问题才能解决。那麽，如果我们所说的民主，是有条件的民主，我们所说的自决权，是包括所有汉族移民在内的自决的话，试想一下，在汉族移民已远远地超过藏人人口总数的前提下， 这种自决的后果是什麽？
刚刚发生在成都铁路工程学校的恶性事件，即几千名汉人集体殴打百名西藏学生，就折射出了这种民族歧视，甚至已蔓延到了中国内地，成为一种社会现像。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那种有条件自决，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对藏人自决权的剥夺，是对中共殖民统治的认可和继承。其结果，就是自治，也仍然是虚伪的。
有趣的是，持这种主张的人，并不是毛左派，也不是当权者，而是某些异议人士、民运人士，是主张与藏人联合起来，共同推翻中共政权的所谓的“西藏支持者”。那麽，你们支持西藏的是什麽？你们和中共的区别在哪里？你们推翻中共的目的是什麽？你们的民主是什麽性质的民主？
被殖民与被统治是不同的，不承认这个事实，或者企图混淆二者之间差别的任何说辞，都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原载《观察》 作者：朱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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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正当人们熟睡的时刻，在几乎没有行人的街道上，阴森森地，“这麽多荷枪实弹的军人、武警、特警、公安，带著警犬开著警车，冲进西藏农村和拉萨的藏人社区，闯入一户户农民家、砸开一户户市民家，挨家挨户搜查，抓走一个个手无寸铁的男性农民、男性市民，甚至中年农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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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日本侵华史中，最让我们气结的莫过于南京大屠杀了。那麽，如果一个日本人毫无反省意识地告诉你∶“当年，大和民族和中华民族一样，也饱受了日本军事独裁政权的迫害。”你会不会说∶“这句说得过于轻巧了吧？在日本国内，你们这样杀戮过吗？”
我们宣传南京大屠杀，不是为了记仇，是为了记住教训，从此，不再为入侵者创造条件，也不为侵略别国制造借口，总之，是为了人类不再出现同样的惨痛。
然而，五十多年来，我们为西藏民族制造了多少灾难？！南京大屠杀中失去的30到40万同胞，让我们愤怒颤抖了半个多世纪，可是，因为我们的入侵，却导致120万西藏人非正常死亡！有中国人说，这个数字是夸张的。那麽，我们屠杀的西藏人，能不能少于30到40万？对照西藏和中国人口的比例，等同于几个南京大屠杀？
仅仅在“平叛”中，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说法，已让人毛骨悚然∶
“像青海玉树州的藏族匪徒聚集区，全州上万藏族男子由于充当反对中国反对汉族的暴乱匪徒，全部被英勇的解放军消灭掉，只剩下藏族女人，有效地消除了这个藏族匪区对中国的威胁，维护了中国的尊严。”http://is.gd/aQzBtx
“1958年4月至1962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叛部队彻底平息了青海地区的藏族武装叛乱，为期五年的平叛斗争，共进行大小战斗3639次，其中部 队作战2811次，地方干部、民兵和群众作战828次，击毙藏族武装匪徒16600多人，伤藏族武装匪徒4876人，俘获藏族武装匪徒46800人。” http://is.gd/aQzBtx
一位前噶厦官员，目睹了1959年3月中国军队对拉萨的炮轰，他告我∶“当时，路上都是尸体，但是，解放军的一个也没有，大多数都是四水六岗的，也有卫藏一带的。这些尸体后来都被拉到拉萨河边烧了，烧了七天七夜，拉萨大街小巷，都灌满烧尸的白烟。”后来，我在长篇小说《拉萨好时光》中，专门写了一节《焚尸》http://is.gd/HzJVLi 主要是希望我们中国人记住这个自己的罪恶。
那麽，1987年、1988年、1989年，在藏人的多次起义中，又有多少人，倒在了中共的枪下？而2008年，以及2008年以后，又有多少藏人失踪？
一位目堵了2008年3月的藏人告诉我∶“当时，藏人死去的很多，但是，他们不敢说出去，更不敢出殡， 有的人家怕尸体腐烂，就藏在了冰箱里┅┅”我当时含泪写下了《又是三月》∶沙粒般横陈的尸体/曾是谁的亲人/哭泣在透不出声的墙内/成为时间掩饰不去的/伤痕┅┅
有的中国人，甚至所谓研究西藏的专业学者，也把藏人的反抗，归结为官逼民反，那麽，中共对汉人自己这样频繁地杀戮过吗？当然，独裁的本质，在对待藏汉时，也有相似之处，如今在中国，许多省市都出现了大小不等的抗议，但最后的结果，都是以某个官员成为替罪羊而进行了安抚，但是，在西藏，每一次抗议的结果都是中共官员得到褒奖和升迁，比如胡锦涛、陈奎元、张庆黎┅┅
在西藏，这个独裁政权表现的是更加贪婪、野蛮、凶残。其实目的，就是形成一种威慑，不仅对西藏境内，还有境外，以及周边国家和西方的西藏支持者。早在上个世纪，中共已派出了750万汉人移民西藏，远远地超过了西藏的600万人口。
这种估计还不包括约有30万或50万的中国军队驻扎在西藏。后来，中共当局又计划西藏驻军达到12个师，加上正规军总兵力达到55万人，装备坦克达到1500辆，作战飞机950架┅┅班禅大师活著的时候感叹，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沦为二等公民。
这些都是一个殖民者最为典型的特征。同时，还有对西藏进行文化入侵和自然资源疯狂掠夺，我在这里暂不细述。
但是，中国人却说，只有中国民主了，西藏问题才能解决。那麽，如果我们所说的民主，是有条件的民主，我们所说的自决权，是包括所有汉族移民在内的自决的话，试想一下，在汉族移民已远远地超过藏人人口总数的前提下， 这种自决的后果是什麽？
刚刚发生在成都铁路工程学校的恶性事件，即几千名汉人集体殴打百名西藏学生，就折射出了这种民族歧视，甚至已蔓延到了中国内地，成为一种社会现像。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那种有条件自决，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对藏人自决权的剥夺，是对中共殖民统治的认可和继承。其结果，就是自治，也仍然是虚伪的。
有趣的是，持这种主张的人，并不是毛左派，也不是当权者，而是某些异议人士、民运人士，是主张与藏人联合起来，共同推翻中共政权的所谓的“西藏支持者”。那麽，你们支持西藏的是什麽？你们和中共的区别在哪里？你们推翻中共的目的是什麽？你们的民主是什麽性质的民主？
被殖民与被统治是不同的，不承认这个事实，或者企图混淆二者之间差别的任何说辞，都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原载《观察》 作者：朱瑞
蒙古贝力格舞将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
将组织5000名蒙古贝力格舞者共同表演并使之载入吉尼斯纪录。艺术界对在蒙古传统的贝力格舞逐渐被人们淡忘和蒙古贝力格舞者后继乏人的情况下开展这样的活动感到满意。
为保护和继承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蒙古贝力格舞遗产，将在全国范围内举办蒙古贝力格舞培训课程。
蒙古舞蹈自身的元素以及特点无法与蒙古贝力格舞分开。跳蒙古贝力格舞时须调动全身肌肉，人的四肢都要参与。艺术体操需要2000个动作左右，而跳蒙古贝力格舞至少要有4000多个动作。
每个省将派出500名贝力格舞者参加今年人民革命胜利日那达慕开幕式。
蒙古国40亿蒙图植树85000棵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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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民主化期间被砍光的秃了头的山（乌兰巴托市周围） |
5月11日是蒙古国全民植树节，蒙古国总统查•额勒贝格道尔吉、总理诺•阿勒坦呼雅格分别前往赛马场和国家公园参加植树活动。当天在各区举办了树苗展销会。
松根海尔汗、青格勒泰、巴彦格勒、苏赫巴托以及巴彦朱尔赫区政府和公民分别在禅布嘎拉布、第76中学、色勒比河以及图拉河畔植树。
当天植树85000棵，共花费了40亿蒙图。额勒贝格道尔吉当天在郊区植树时对媒体说，每个人都应该种树，不仅要种树，还要对树进行养护，提高成活率。
蒙古国总理诺•阿勒坦呼雅格总理等政府成员也专程前往正在兴建的国家公园植树。他对媒体说，蒙古国政府为国家公园的绿化和建设投资500亿图格里克。
据介绍，该公园位于乌兰巴托市区南部的图拉河畔，占地面积为1280公顷，建成后将成为乌兰巴托市最大的健身、休闲公园。
蒙古国向国内企业提供8500万美元贷款
蒙古国经济常委会会议一致通过了蒙古国政府与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建立的贷款协议草案。政府2012年第169条通过了针对金融经济风险所采取的措施和运用日方优惠贷款等事宜。
因此根据与日本国际合作银行代表进行的谈判结果，日方向蒙古方发来了贷款协议草案。据经济部长纳•巴特巴雅尔介绍，将向蒙古国内厂家提供全部贷款，贷款额达8500万美元，期限为11.5年。
大多数与会者支持上述贷款协议，并表示蒙日贸易交流日益扩大，该贷款将成为引进日本先进技术设备的桥梁。随后经济常委会将建议递交了安全对外政策常委会予以讨论。
因此根据与日本国际合作银行代表进行的谈判结果，日方向蒙古方发来了贷款协议草案。据经济部长纳•巴特巴雅尔介绍，将向蒙古国内厂家提供全部贷款，贷款额达8500万美元，期限为11.5年。
大多数与会者支持上述贷款协议，并表示蒙日贸易交流日益扩大，该贷款将成为引进日本先进技术设备的桥梁。随后经济常委会将建议递交了安全对外政策常委会予以讨论。
相扑横纲朝青龙加入蒙古民主党，准备下届总统选举
——您的亲哥哥D.苏米亚巴扎尔不久前被蒙古人民党被推选为国家大呼拉尔议员。人们对于您没有选择您哥哥的党，而选择民主党会感到好奇。您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民主党？
——人的思想不可限制。自从选择相扑后，我结识了蒙古国很多政治力量代表，并成为好朋友。今天我进行了选择。我的选择并不是今天才形成的。自从懂事的时候起，我就一直支持着民主革命、民主党一路走来。我个人积极支持民主党的主张。可以说这是我的第二个历史性选择。
——对于您选择民主党，您的父亲和哥哥是怎样接受的？
——他们尊重了我个人的选择。我没有必要必须跟着哥哥选择蒙古人民党。
——可能是由于人们一直以为您和您哥哥是同一个党的人，才感到好奇吧？
——要改变那种社会心理。要给予青年们按照个人心底的意愿进行选择的可能，而不是被限制在家族范围里。要给予他们作出向前看的决定权。
——民主党比其他党有那些优点？
——自己的意识对自己是忠诚的，我做出了推敲已久的选择。虽然正式提交申请，拿到证件是在今天，但是决定很早就做出了。
——不久就要进行蒙古总统选举。您是支持您的摔跤手（总统候选人巴图额尔德尼——译者注），还是支持民主党推举的候选人（现任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译者注）？
——对于他们都表示祝贺。做为摔跤手，我尊重巴图额尔德尼。我要说的是希望额勒贝格道尔吉总统和摔跤健将都能公正参加竞选，尊重人民的选择。
蒙古决定实行专柜卖烟
条例中对于烟草生产、进口、销售、服务实施监督机构之间发生的关系、监督任务做出了细致的协调。并明确了对于烟草生产、进口、销售、服务的要求。具体说：应在除商店收款处以外的地方设置专柜销售烟草；取得烟草销售许可证的企业距离普通教育学校宿舍500米距离的库存图必须经过县、区行政长官办公室验证。庆典节日、体育竞赛、运动会、文艺演出、旅游观光、活动日等群体性活动的地方禁止销售烟草，禁止拆盒零售、在街道广场上手递手直销、上门送货形式的烟草销售。条例的实施，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参与。各县、区、巴嘎、小区行政长官、公平竞争监督、技术监督、警察、海关、税务部门都应设立和公布与烟草销售、服务矛盾相关的公民投诉电话。从而让公民、企业、机关将与烟草销售活动产生的矛盾、投诉意见可以送交相关的职权人员和国家检察官得到解决。
蒙古总统发布总统令 政府资助和鼓励青年学子到世界一流大学深造
蒙古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向政府发出总统令，鼓励青年学子到世界一流大学深造。总统令就利用国家教学基金派遣蒙古公民赴世界一流大学深造的执行条件，做出了下列规定。
1.对于赴世界排名前20名的大学学习的学生，不分专业，依其要求提供经费。
2.对于赴世界排名前21-100名的大学就读的学生，按照政府指定的专业，依其要求提供经费。
3.蒙古政府向世界一流大学派遣学生所需的专业应在前一年上半年通过自己的网页和媒体予以公布；派遣名额应在当年2月份予以公布。
4.利用国家教学基金派遣蒙古公民赴世界一流大学深造所需的经费应纳入国家每年财政预算中。
1.对于赴世界排名前20名的大学学习的学生，不分专业，依其要求提供经费。
2.对于赴世界排名前21-100名的大学就读的学生，按照政府指定的专业，依其要求提供经费。
3.蒙古政府向世界一流大学派遣学生所需的专业应在前一年上半年通过自己的网页和媒体予以公布；派遣名额应在当年2月份予以公布。
4.利用国家教学基金派遣蒙古公民赴世界一流大学深造所需的经费应纳入国家每年财政预算中。
蒙古将增设驻外使领馆
日前蒙古召开的政府会议上，就在一些国家增设使领馆一事达成共识，将上报国家大呼拉尔通过。
蒙古将新设大使馆的有：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巴西联邦共和国首都巴西利亚。
蒙古恢复大使馆活动的有：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蒙古将新设大使馆的有：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巴西联邦共和国首都巴西利亚。
蒙古恢复大使馆活动的有：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蒙古将设总领馆的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吉尔吉斯坦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
蒙古将增设领事馆的有：内蒙古海拉尔市、韩国釜山市。
蒙古国氟石开采位居世界第三
氟石除了是有色金属以外还是广泛用于化学领域的碱性金属。自中世纪起至今将其广泛利用于制造瓷器。
专家认为该矿物世界储量为2.2亿吨。虽然氟石是地球20种普遍矿物之一，但据专家统计50年后将耗尽。
蒙古国80年代曾经是世界氟石出口领先国。当时蒙古国每年在包尔温杜尔和波尔赫开采加工120万吨氟石，并出口俄罗斯。
如今蒙古国每年开采40吨氟石，世界排名第三。据专家统计，目前蒙古国共发现1600万吨氟石储量，该储量有望增加到6000万吨。
最近几年，世界市场氟石每吨价格为170至200美元。虽然2011年其价格达到最高525美元，但因世界经济危机其价格也跟随跌落。
最近几年蒙古国南邻中国不仅是氟石开采最大国，也是进口最大国，成为氟石最大用户国。，
以下是世界氟石开采前十位国家：
1．内蒙古300万吨；
2．墨西哥94万吨；
3．蒙古国40万吨；
4．南非50万吨；
5．俄联邦21万；
6．西班牙14万5千吨；
7．纳米比亚13万5千吨；
8．肯尼亚13万2千吨；
9．摩洛哥11万5千吨；
10．巴西6万5千吨；
专家认为该矿物世界储量为2.2亿吨。虽然氟石是地球20种普遍矿物之一，但据专家统计50年后将耗尽。
蒙古国80年代曾经是世界氟石出口领先国。当时蒙古国每年在包尔温杜尔和波尔赫开采加工120万吨氟石，并出口俄罗斯。
如今蒙古国每年开采40吨氟石，世界排名第三。据专家统计，目前蒙古国共发现1600万吨氟石储量，该储量有望增加到6000万吨。
最近几年，世界市场氟石每吨价格为170至200美元。虽然2011年其价格达到最高525美元，但因世界经济危机其价格也跟随跌落。
最近几年蒙古国南邻中国不仅是氟石开采最大国，也是进口最大国，成为氟石最大用户国。，
以下是世界氟石开采前十位国家：
1．内蒙古300万吨；
2．墨西哥94万吨；
3．蒙古国40万吨；
4．南非50万吨；
5．俄联邦21万；
6．西班牙14万5千吨；
7．纳米比亚13万5千吨；
8．肯尼亚13万2千吨；
9．摩洛哥11万5千吨；
10．巴西6万5千吨；
民主人权活动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赞蒙古 （图）
第七届民主国家共同体部长会议令人瞩目的代表之一是缅甸人权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民主阵线主席昂山素季女士。
她在自己的推特网页上赞扬了蒙古。她写道：蒙古首都是个很干净的城市。人们的目光里充满友好、温暖。相信10年后蒙古会比现在有2-3倍的发展。她对蒙古进行的访问感到非常满意。昂山素季女士应蒙古总统的邀请来到蒙古，4月30日与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一起在国家宫发表了讲演。并于当晚17:00时在总统的公民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记者提问前，昂山素季女士畅谈了对蒙古的印象。她说：“来到蒙古对我来说丝毫没有到外国的感觉。除了遥远，饮食、服装、气候的差异外，没有感觉到其它不同。我从缅甸出来时那里的气温是39度，而蒙古却很凉爽。蒙古人爱吃奶食品，我们主要吃蔬菜和大米。蒙古人属于亚洲人，所以长相和礼仪同我们很相似，因而丝毫没有外人的感觉。”
昂山素季女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蒙古是通过和平方式过渡到民主的国家。各国实现民主的道路各不相同。民主不应模式化。我拒绝模式化。因为模式化会成为民主的桎梏，从而限制通过民主传播的思想意识。民主是我们选择的道路，因此，应该是什么样，这取决于我们的智慧。蒙古的民主遥遥领先于我们。我们也在成功地走在民主的道路上。”
当年昂山素季女士还在软禁中时，时任蒙古总理、现任总统的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曾多次呼吁释放。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昂山素季说：“我感谢在我遭到软禁时呼吁释放我的各国首脑。其中，我更感谢蒙古总统做出的呼吁。这是因为当时几乎听不到亚洲领导人的声音，仅有少数几个人为我发出声音时，蒙古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为我的自由发出了坚定而明确的声音。他为我所说的话、所作的努力，在我心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为此，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他。”
成吉思汗春祭大典在鄂尔多斯举行 （图）
一年一度的成吉思汗查干苏鲁克春祭大典目前正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隆重举行，数万名各族群众和国外游客参加了30日的主祭日活动。始于公元1211年的成吉思汗查干苏鲁克春祭大典已经延续了802年。
蒙古国确定维和人员日
蒙古国政府决定，将5月29日国际维和人员日定为蒙古国维和人员日，每年都要举行庆祝活动。
近日，蒙古国举行系列活动庆祝国际维和人员日，充分展示维和部队风采，并赞扬他们为维护世界和平而作出的贡献。
蒙古国维和部队曾先后参加伊拉克、塞拉利昂、阿富汗、乍得、埃塞俄比亚、格鲁吉亚、南苏丹等国家和地区的维和行动，并圆满完成任务。
蒙古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11周年庆典日前在乌兰巴托苏赫巴托广场举行。国家大呼拉尔主席恩赫包勒德发表讲话说，11年前，蒙古国首次派出850名士兵参加在伊拉克的维和行动。10余年来，蒙古国维和部队的维和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为进一步提高蒙古国的国际声誉作出贡献。
过去11年，蒙古国共派出8000多名士兵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目前在南苏丹还有850多名维和士兵参与维和任务。蒙古国军方认为，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符合蒙古国的国家安全构想和外交政策构想。
近日，蒙古国举行系列活动庆祝国际维和人员日，充分展示维和部队风采，并赞扬他们为维护世界和平而作出的贡献。
蒙古国维和部队曾先后参加伊拉克、塞拉利昂、阿富汗、乍得、埃塞俄比亚、格鲁吉亚、南苏丹等国家和地区的维和行动，并圆满完成任务。
蒙古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11周年庆典日前在乌兰巴托苏赫巴托广场举行。国家大呼拉尔主席恩赫包勒德发表讲话说，11年前，蒙古国首次派出850名士兵参加在伊拉克的维和行动。10余年来，蒙古国维和部队的维和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为进一步提高蒙古国的国际声誉作出贡献。
过去11年，蒙古国共派出8000多名士兵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目前在南苏丹还有850多名维和士兵参与维和任务。蒙古国军方认为，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符合蒙古国的国家安全构想和外交政策构想。
蒙古国庆祝参与国际维和11周年
蒙古国２７日在首都乌兰巴托苏赫巴托广场举行系列活动，庆祝蒙古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11周年。
蒙古国总统兼武装力量总司令额勒贝格道尔吉当天在国防部长恩赫巴亚尔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和维和部队。
额勒贝格道尔吉说，蒙古国军队参加国际维和行动已经11年，蒙古国维和部队进一步提高了蒙古国的国际声誉。
恩赫巴亚尔说，在过去11年内，蒙古国共派出8000多名士兵和军官参与了14个国际维和行动，目前还向南苏丹派遣850名维和士兵组成的摩托化步兵营，参与联合国在当地的维和任务。他表示，蒙古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符合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构想。
当天，蒙古国国防部及总参谋部的军方领导人为维和官兵颁发了奖章，并参观了在广场上举办的维和展，之后维和部队进行了擒拿格斗表演等活动。一些国家驻蒙古国外交使节和武官出席上述活动。
蒙古国政府今年4月决定将5月29日国际维和人员日这一天定为蒙古国维和人员日，每年都要举行庆祝活动。29日，蒙古国还将在中央文化宫举行蒙古国参加国际维和11周年庆祝大会。
赤江仁波切为蒙古 Amar bayasgalant（庆宁）寺主持开光仪式 （图）
赤江卓图仁波切于2011年在庆宁寺主持开光仪式而感到无比随喜。同时这也是另一个明确的征兆——这一世的赤江仁波切自年少时期便开始转法轮。
庆宁寺是蒙古其中一座最大的佛教寺院。这座寺院尤其以多年坚守多杰雄登法门传承而闻名。至尊赤江仁波切2011年的莅临，可说是意义深远的，因为他的莅临意味着他对这一座位于蒙古（世界其中一个以佛教作为主要信仰及有名的佛教国家）、著名的多杰雄登寺院表示支持。
在蒙古语中，“amar”意指幸福快乐、和谐；而“bayasgalant”一直喜悦、愉快及幸福。庆宁寺位于蒙古北部色楞格河附近布伦汗山脚下的伊楞山谷中。这座寺院于1992年由一位蒙古德高望重的喇嘛——尊贵的古鲁迪瓦仁波切（H.E. Guru Deva Rinpoche）开始重新修缮，直至如今我们所看见的堂皇庄严。
古鲁迪瓦仁波切是84位大成就者中的伟大的圣者——本达舍利杜固古鲁迪瓦仁波切——的转世。他在哲蚌寺果芒扎仓修学佛法，并拜帕绷喀金刚持、赤江金刚持、永津林金刚持及贡萨金刚持为师。
庆宁寺是蒙古其中一座最大的佛教寺院。这座寺院尤其以多年坚守多杰雄登法门传承而闻名。至尊赤江仁波切2011年的莅临，可说是意义深远的，因为他的莅临意味着他对这一座位于蒙古（世界其中一个以佛教作为主要信仰及有名的佛教国家）、著名的多杰雄登寺院表示支持。
在蒙古语中，“amar”意指幸福快乐、和谐；而“bayasgalant”一直喜悦、愉快及幸福。庆宁寺位于蒙古北部色楞格河附近布伦汗山脚下的伊楞山谷中。这座寺院于1992年由一位蒙古德高望重的喇嘛——尊贵的古鲁迪瓦仁波切（H.E. Guru Deva Rinpoche）开始重新修缮，直至如今我们所看见的堂皇庄严。
古鲁迪瓦仁波切是84位大成就者中的伟大的圣者——本达舍利杜固古鲁迪瓦仁波切——的转世。他在哲蚌寺果芒扎仓修学佛法，并拜帕绷喀金刚持、赤江金刚持、永津林金刚持及贡萨金刚持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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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r bayasgalant（庆宁）寺 |
肯德基进军蒙古 将在5年开店15家
月30日凌晨，美国餐饮巨头百胜集团周三宣布，其在蒙古的首家肯德基餐厅周三落户乌兰巴托，标志着该快餐品牌首次进入这个长期以来以羊肉为主食的国家，并且表示，计划在5年内将其在当地的肯德基餐厅数量增至15家。
百胜在当地的合作伙伴、总部位于乌兰巴托的塔万博格集团(Tavan Bogd Group)表示，计划今年年底前在乌兰巴托再开设3家肯德基餐厅。塔万博格集团还是大众汽车在蒙古的分销商。
百胜国际业务负责人米基-潘特(Micky Pant)周三出席了该集团在蒙古的首家餐厅的开业典礼。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喜欢进入那些别人尚未涉足的市场，因为这样我们能够获得先发优势。蒙古有十分强大的经济，我们觉得时机已经成熟。”
在大宗商品开采和投资的推动下，蒙古经济正迅速发展。据世界银行[微博]估计，2013年蒙古国内生产总值(GDP)预计将增长13%。
潘特表示，新餐厅开业伊始将供应标准的肯德基食品，随后将逐渐推出适合当地人口味的新食品。他表示：“蒙古的鸡肉消费正在增长，因为人们正在从红色肉类转向白色肉类，我有信心，肯德基未来在这里将能够实现增长。”
肯德基目前在蒙古供应的鸡肉是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采购的，该公司计划在两年内实现在当地采购。
百胜在当地的合作伙伴、总部位于乌兰巴托的塔万博格集团(Tavan Bogd Group)表示，计划今年年底前在乌兰巴托再开设3家肯德基餐厅。塔万博格集团还是大众汽车在蒙古的分销商。
百胜国际业务负责人米基-潘特(Micky Pant)周三出席了该集团在蒙古的首家餐厅的开业典礼。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喜欢进入那些别人尚未涉足的市场，因为这样我们能够获得先发优势。蒙古有十分强大的经济，我们觉得时机已经成熟。”
在大宗商品开采和投资的推动下，蒙古经济正迅速发展。据世界银行[微博]估计，2013年蒙古国内生产总值(GDP)预计将增长13%。
潘特表示，新餐厅开业伊始将供应标准的肯德基食品，随后将逐渐推出适合当地人口味的新食品。他表示：“蒙古的鸡肉消费正在增长，因为人们正在从红色肉类转向白色肉类，我有信心，肯德基未来在这里将能够实现增长。”
肯德基目前在蒙古供应的鸡肉是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采购的，该公司计划在两年内实现在当地采购。
元明时期的新疆藏传佛教
内容提要︰本文对元明时期的新疆蒙古藏传佛教状况进行了的阐述。认为元朝时期，藏传佛教在新疆蒙古地区进一步传播发展，到了明代，藏传佛教在新疆蒙古地区开始进入兴盛阶段。文章还简要地阐述了新疆早期吐蕃和回鹘之藏传佛教，认为元朝时期新疆回鹘人信奉的藏传佛教与吐蕃佛教一脉相承
关键词︰元明朝时期；藏传佛教新疆蒙古
一、元朝时期的新疆藏传佛教
新疆作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13世纪初叶，元太祖成吉思汗就曾命其后裔，给各种宗教以平等待遇。《中华通史》说︰“蒙古人的疆域后来大大的扩张，思想也随之进步，所接触到的种族与宗教，极其复杂。从元世祖开始，除了特别崇敬喇嘛教外，对其他一切不同的宗教，也都普遍尊重。所以元朝是中国继唐朝之后，一段宗教思想最自由发达的时候。”[1]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即邀请西藏地区的名僧八思巴东来，即位后，奉为帝师，命掌理全国佛教，兼领藏族地区的政教。元初佛教界的一些著名人物，如耶律楚材、刘秉忠等，或为朝廷所尊信，或居政府的要职，对于当时佛教的护持，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元史·释老传》开篇便讲︰“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元代佛教的兴盛是与前期各帝王的崇奉分不开的。
西域佛教在蒙古汗国及元朝时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伊吾、高昌、焉耆、吉木萨尔以及天山北路已成为西域佛教信仰的主要地区。近代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多种文字书写的佛经，说明了高昌回鹘佛教不但深受汉地佛教的影响，也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西域回鹘之藏传佛教可以上溯到唐朝时期的吐蕃佛教。研究表明，“早在7世纪上半叶，佛教即对回鹘有着一定的影响”[2]。9世纪初，蒙古高原的回鹘汗国灭亡后，大部分回鹘分别西迁，迁至河西、西域的回鹘人受到吐蕃的影响，初步信奉了藏传佛教。唐朝时期，吐蕃控制西域一个多世纪，西域佛教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不少吐蕃佛教的神秘色彩。特别是唐末宋初，“为了共同对抗伊斯兰教，吐蕃与高昌回鹘组成联军以援助于阗? ?在这次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吐蕃与回鹘有了密切的接触，藏传佛教也大致就在这个时期与高昌回鹘发生了接触，为藏传佛教输入回鹘地区创造了条件。”[3]藏传佛教传播到新疆为时已久，早在8世纪中叶，吐蕃人就已进据塔里木盆地，并维持了近百年的统治。在米兰古藏堡中曾发现这一时期的藏文佛经，数量相当丰富。回鹘西迁后，藏传佛教与回鹘又有了密切关系，回鹘信奉佛教，他们不但继承了原西域佛教的传统，尔后也接受了藏传佛教，考古发掘则提供了此方面的重要证据。近代吐鲁番地区曾发现藏文佛经，德国学者葛玛丽把这批佛经的抄印时间定为11至13世纪，[4]并进一步推论︰“喇嘛教有可能渗透到回鹘佛教之中。”[5]从高昌回鹘佛教的壁画来看，呈现浓厚的密宗色彩，如绘有马头观音、十一面观音等，而壁画上的供养人是回鹘贵族，这和藏传佛教的崇奉观音不是没有关系的。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之所以能够在新疆回鹘人中得到传播，与西迁时一部分回鹘人投奔吐蕃并信从吐蕃佛教有关。《五代回鹘史料》称︰“余众(指回鹘)西奔，归于吐蕃，吐蕃处之甘州。”[6]南宋初年的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甘、凉、瓜、沙回鹘时说︰“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像其中。每斋必杀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足而呜之，谓为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这种宗教现象显然系藏传佛教无疑。这与后来《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沙州佛教习俗的记载也有一些相似之处。甘、凉、瓜、沙等地与新疆高昌回鹘王国毗邻，这几个地方的回鹘人改信藏传佛教，不可能不对高昌回鹘有所影响。再者，西迁后定居于高昌的回鹘人与吐蕃的直接交往也很频繁。在这种密切的关系中，吐蕃佛教对高昌回鹘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由于藏传佛教受到了蒙古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推崇，西域回鹘佛教由西域、汉传佛教转向以藏传佛教为主。元世祖忽必烈敕封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八思巴为帝师。从此以后，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高僧任帝师，统领西域佛教。忽必烈本人和许多皇室成员乃至当时的不少官吏、贵族也都曾师从帝师和大喇嘛，皈依藏传佛教。风气所至，元朝时期的回鹘人大多数随之成了藏传佛教信徒。
1244年，窝阔台汗次子阔端致信西藏萨迦派延请喇嘛高僧，萨迦派首领萨迦班第达亲赴凉州，阔端接受灌顶，而西藏则宣布接受蒙古的政治保护，纳入蒙古统治之下。西藏佛教和蒙古政权的结合为畏兀儿僧人的活动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蒙哥当政时期，蒙古统治者与各类宗教界人士均有广泛的接触。《多桑蒙古史》载︰“鲁不鲁克留居帝庭之时，曾见蒙哥及皇族对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典礼悉皆参加。”“除蓄养珊蛮或巫师外，兼赡养此三教之教师。”“三教之徒皆努力求新入教者于蒙古人之中，尤盼皇帝之信仰。唯蒙哥谨守成吉思汗遗教，对于任何宗教，待遇同等，无所偏袒。”[7]蒙哥在哈拉和林，经常召开盛大集会，让基督教士、回教士和佛教僧人进行辩论，据说“当时受到攻击者，只有佛教”。但是，时隔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1256年蒙哥专门召开一次佛教大会，以鼓励和支持佛教。经过此次大会，蒙哥对待佛教和道教的态度明显倾向于佛教。据《新元史》记载︰“蒙哥元年辛亥(1251年)夏六月，帝继位于斡难河与克鲁伦河之间??命僧海云，掌释教事，道教士李志常掌道教事，?? 冬，以僧那摩为国师，总领天下释教。”[8]‘铁哥??迦叶弥儿者，? ?父斡脱赤与叔父那摩俱学浮屠法。斡脱赤兄弟相谓云︰世道扰攘，吾国将亡，东北有天子气，盍往归之，乃皆人见，太宗礼于之，定宗师那摩，以斡脱赤佩金符，奉使省民瘼。宪宗尊那摩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9]
蒙哥汗时期，西域藏传佛教也有一定的发展。1253年11月，法国教会的教士威廉·鲁布鲁克旅游东方，到达西域伊犁西部地区海押立城(今哈萨克斯坦库拉尔附近)时，看到城内有三座庙宇，他参观了其中的两座庙宇，其一是基督教徒的礼拜堂，另一座是佛教徒的庙宇。《出使蒙古记》一书云︰“在上面提到的海押立城中，有三座庙，我进入其中的两座，以便看看他们愚蠢的信仰。我进入这座庙时，看见了异教的教士们，因为在每个月的第一天，他们就把庙门打开，教士们穿上法衣、烧香、点灯并献上面包、水果等祭品。”[10]庙宇按东西方向建筑，北面筑有一座台基，如果庙宇是方形的，台基建在中央，南面有佛像。每年一月初，和尚要打开寺门，披上僧袍，献香挂灯，供奉百姓献给的面食、水果等祭品。然后是向北礼拜，合掌跪在地上磕头，把额头放在掌上。更为有趣的是，1254年4月5日，鲁布鲁克到达哈喇和林(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见到一些畏兀儿和尚，他们到任何地方都穿上相当紧身的红色衣袍，束着腰带，左肩上披一件袈裟，绕到胸部和右背。他们都剃光了头，从剃头那天起就戒绝肉食，一二百人成群居住在一座寺庙里。从进庙那天起，他们就“默默念经，保持安静”。《出使蒙古记》又云︰“异教徒按照从东到西的方向建筑他们的庙，在庙的北面，他们建筑一个凹室，它向外突出，好像教堂里唱诗班的席位一样。”“在那里??他们放置他们的主要偶像(面朝南)—— 我自己在哈喇和林看到的一尊这样的偶像，同我们画的圣克里斯托弗(St．Christopher)的像一样的大。一位从契丹来的聂思脱里派教士告诉我说，在那个国家里，有一尊偶像是如此之大，以致在两天行程的距离以外就能够看到它。他们把其他的偶像放置在主要偶像的周围；所有这些偶像都涂以金色，极为美丽。? ?庙的所有门户都是朝南开的。他们在庙里也有大钟，同我们的大钟一样。”“所有他们的教士都把头发和胡子剃光，他们身穿桔黄色的长袍，并且自剃光头发之时起，就严守贞洁。他们住在一起，一二百人成一个团体。”[11]当时，鲁布鲁克极力想与念经的和尚说话，都未能办到。寺庙的四周有整洁的庭院，墙垣环绕。庙门向南，和尚们在那里就座和谈话。在大门上竖立着一个长木杆，如有可能木杆要高过全城，从这根木杆子就可以知道这座建筑是一座佛庙。按照传统的风俗，和尚们死后梵烧尸体，把骨灰放进塔顶。被鲁布鲁克称之为和尚的应该是一群畏兀儿喇嘛高僧。
总之，l3世纪前期，成吉思汗为征服西藏而揭开了蒙藏关系史的序幕。他曾致信西藏萨迦派教主，请他们到蒙古来传法。元世祖忽必烈登帝位后，即尊奉萨迦班第达之佷八思巴为帝师。《元史》云︰“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12]从此而终元一代，藏传佛教萨迦派占据着主要统治地位。海都叛乱时，与萨迦派对立的西藏噶举派止贡系曾于1267年同海都结盟，这一事实表明，西藏佛教止贡派也有可能传播到中亚海都的宫廷。但高昌僧侣们所崇奉的还是以八思巴为教主的藏传佛教萨迦派。由于元统治者的扶植与提倡，新疆回鹘藏传佛教在元代更达到了鼎盛，高僧辈出，显耀于元廷，其地位与西藏喇嘛高僧不相上下。他们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不但对蒙古早期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新疆佛教史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二、明朝时期的新疆藏传佛教
元朝灭亡之后，西域伊吾、高昌、吉木萨尔等地区佛教仍很盛行。明初，在吉木萨尔、吐鲁番、哈密等地生活的汉人、高昌回鹘人和瓦剌蒙古支系哈刺灰人均信仰佛教。当时这些地区都设有僧纲司，专门管理佛教事务。15世纪初，即永乐年间，陈诚出使西域，在吐鲁番一带，见到不少佛寺，当地居民“信佛法，僧寺居多”[13]，其中，火州尤甚，其“城方十余里，僧寺多于民居”[14]。这大概是因为这里曾是高昌回鹘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元代受藏传佛教的影响甚大。
元末明初，吐鲁番地区的藏传佛教仍十分兴盛。俄国学者曾在哈喇和卓遗址发现丰富的藏传佛教壁画︰“教授在一间保存得很好的楼房里发现，在一块拱顶上绘着一只嘎热德鸟(蒙古人观念中的巨大神鸟)，是许多蒙古传说中的形象。鸟看起来是带翅膀的人，有鸟一样的腿和爪子，手里握着箭，身下是低垂着头的女人。另一所房子里部分壁画绘着印度崇拜的凶猛恶神玛哈嘎拉，有四只手和猪的嘴脸，端坐在被打倒的敌人尸体上，另一部分壁画画的是花，各式花纹、一些马头和残部。这些东西穿着饰有名贵宝石的衣服，同时还画有坐在莲花上的菩萨。”[15]蒙古传说中的嘎热德鸟出现在哈喇和卓的藏传佛教壁画中，这说明蒙古的藏传佛教与吐鲁番地区的藏传佛教有过频繁而充分的交流。“永乐六年(1408年)，其国番僧(指吐鲁番)清来率徒法泉等朝贡，天子欲令化导番俗，即授为灌顶慈慧园智普通国师徒七人并为吐鲁番僧纲司官，赐赉甚厚，由是其徒来者不绝。”[16]清来被封为国师，证明藏传佛教僧人地位之高；当时设有僧纲司官，证明僧徒的数目也是很可观的。永乐十二年(1414年)，陈诚出使西域在吐鲁番见到众多的佛寺，并听到各种有关佛教的传说，这些传说与当地的很多地名联系在一起，证明佛教影响的深远。
与此同时，陈诚也看到了佛教衰落的征兆︰“火州，城方十余里，风物萧条，昔13人烟唯多，佛僧堂寺过半，今皆零落。”[17]而柳中的居民因有信奉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差别，其服饰已迥然不同。1420年，沙哈鲁使臣路经哈密时，看到城中有一座宏大的清真寺，对面是一座规模很大的佛寺，寺内供有一尊大佛像，其左右有很多小佛像。在大佛前，立着一个精美绝伦的十龄童子的铜像。庙宇的墙上绘有技巧熟练的壁画和优美的彩色图。寺院门前，有两个看来准备相互扑击的魔鬼像。历代哈密蒙古忠顺王皆为藏传佛教徒。哈密忠顺王倒瓦答失里在位期间，为报答父恩建立一座佛寺，也曾向明廷进贡佛像、铜塔、舍利。说明哈密王特别信奉藏传佛教。在高昌回鹘主要活动的吐鲁番地区，明朝沿元代做法，授予一些藏传佛教高级僧人“国师”之职。正统二年(1437年)七月“土鲁番地面国师巴剌麻答失(《明史·西域传》作‘巴刺麻儿’—— 引者)遣僧人格来贡马及方物”[18]。证明当时佛教势力还很强大。此时，藏传佛教在天山北路的瓦刺人中13趋兴盛。《新疆宗教》一书云︰“贵由汗的皇后海迷失就是瓦剌人，她已是一位佛教信徒。近年发现的《释迦院碑》，用汉、蒙两种文字刻于蒙哥汗七年(1275年)，就是瓦刺部人、驸马八立托为蒙哥汗祝寿的祷文，这就确凿地说明在此之前瓦刺贵族中已有崇奉佛教的了。到元世祖时，由于元世祖忽必烈崇奉藏传佛教，瓦剌人中的藏传佛教也得到发展。”[19]瓦刺占有天山北路时，吐鲁番、哈密、吉木萨尔地区的佛教还十分兴盛。在此期间，瓦刺与哈密、吐鲁番地区有着频繁的交往，双方的佛教也必然有所交流。当新疆的佛教在哈密、吐鲁番地区逐渐衰落，其重心即移向瓦刺占有的天山北路。
正统二年(1437年)，明英宗“命瓦刺顺宁王脱欢使臣哈马刺失力为慈善弘化国师大藏，为僧录司右觉义，? ?初，哈马剌失力自陈屡来朝贡，厚蒙恩赉，乞赐名分，以便往来。行在礼部以闻，故有是命，仍赐哈马刺失力僧衣一袭??”[20]正统三年(1438年)“命瓦刺使臣兀思答阿里为都指挥佥事，僧人也克出脱里也为都纲，赐冠带僧衣物”[21]。藏传佛教僧人被委以重任，充当使臣，并受到明英宗的封赐，证明当时藏传佛教在瓦剌人当中地位是很高的。当时脱欢已取得了控制蒙古的实权，但因无法打破人们在血缘问题上的正统观念，不得不立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脱脱不花可汗充当傀儡。因此脱欢以各种方法抬高自己的地位和声望，以便有朝一日夺取汗位。而这些喇嘛高僧，正是脱欢抬高自己的政治筹码和笼络人心的工具。脱欢去世后，子也先继续其父的策略。他非常希望明皇帝能把女儿嫁给他儿子，“以得婚中国夸诸酋”。同时，迫切要求朝廷给他的喇嘛高僧们提高地位。正统十一年(1446年)，“瓦刺太师也先奏︰‘所遣朝贡灌顶国师喇嘛禅全精通释教，乞大赐封号，并银印金谰袈裟及索佛教中合用五方佛画像、铃杵、铙鼓、缨络、海螺、咒施法食诸品物"，[22]“也先又别为其国师三答失礼，番僧撤灰帖木儿等奏求僧帽、僧衣、佛像、帐房、金印、银瓶、供器等项，俱不允”[23]。两次的要求，明廷都未答允。正统十一年(1446年)，也就是在也先提出给喇嘛高僧赐封的三个月后，兵部上书︰“河州卫番僧伽失领真在罕东卫住坐年久，为其都指挥班麻思结奉使往瓦剌也先处约为婚姻，交结深密。今本僧来朝，意在与外夷缉探中国事情，不宜使还本土，宜发往南京锦衣卫安插居住”[24]。也先继任蒙古太师以后，曾于“土木堡之役”中俘获明英宗，瓦刺势力达到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明朝廷对蒙古人中的藏传佛教，由赞助一变而为排斥，主要是出于抑制也先势力的考虑。这说明藏传佛教的势力在此期间有所发展，才会被明朝廷视为也先的一股重要辅助力量而加以排斥。因此，那种认为蒙古退居漠北以后，瓦剌蒙古中的藏传佛教已濒临绝迹的观点是与事实不符的。
1453年，也先终于袭杀了脱脱不花可汗，而自立为“大元田盛(天圣)可汗”。但也先次年即被阿剌知院击杀。随着也先的死去，瓦剌政权崩溃，东西蒙古之间兵端又起。瓦剌又退居西北一隅，并不断受到东蒙古的军事进攻。15世纪后期，出于内外形势的需要，也先死后的瓦刺不久即形成了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准噶尔的四卫拉特联盟。帕拉斯曾发现过一部旧法典的断片，学术界一般认为它不同于1640年法典，而是卫拉特同盟结成的时代，至迟是在16世纪前半期以前编成。卫拉特旧法典中写着，同僧侣的通奸完全不受处罚；而普通人的通奸，奸夫应交出四岁马一匹给喇嘛传令吏。这里的僧侣、喇嘛，都是指藏传佛教各派喇嘛僧人。这也足以说明也先死后，即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前半期，藏传佛教在新疆卫拉特蒙古地区传布还是相当广泛的。在法律面前，喇嘛高僧享受着特殊的待遇。从此以后，藏传佛教格鲁派即渐次传人东西蒙古各部，新疆卫拉特蒙古藏传佛教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 陈臻平着︰《中华通史》第7卷，花城出版社，1996年，第451页。
[2] 杨富学着︰《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3] 《回鹘之佛教》，第31页。
[4] 葛玛丽着；耿世民译︰《高昌鹘王国(公元85O～1250年)》，载《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5] 葛玛丽着︰《究竟是回鹘还是吐蕃在公元789～792年问夺取了别失巴里?》，转引自《民族译丛》l982第3期。
[6] [法]哈密顿着；耿异、穆根来译；《五代回鹘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l986年，第67页。
[7] 冯承均译︰《多桑蒙古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61~262页。
[8] 《(元史二种)新元史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9年，第28页。
[9] 《元史·列传铁哥》。
[10] [英]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55页。
[11] 《出使蒙古记》，第156～l57页。
[12] 《出使蒙古记》，第156～157页。
[13] 《西域番国志》，转引自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2页。
[14] 《明史·西域传》。
[15] 《西北史地))1982年第1期。
[16] 《明史·西域传》。
[17] 转引自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第293页。
[18] 田卫疆编︰《(明实录)新疆资料辑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1页。
[19] 李泰玉主编︰《新疆宗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1页。
[20] 《准噶尔史略》编写组︰《(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第66页。
[21] 《(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第68页。
[22] 《(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第106～107页。
[23] 《(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第223页。
[24] 《(明实录>瓦刺资料摘编》，第儿O页
新疆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才吾加甫
关键词︰元明朝时期；藏传佛教新疆蒙古
一、元朝时期的新疆藏传佛教
新疆作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13世纪初叶，元太祖成吉思汗就曾命其后裔，给各种宗教以平等待遇。《中华通史》说︰“蒙古人的疆域后来大大的扩张，思想也随之进步，所接触到的种族与宗教，极其复杂。从元世祖开始，除了特别崇敬喇嘛教外，对其他一切不同的宗教，也都普遍尊重。所以元朝是中国继唐朝之后，一段宗教思想最自由发达的时候。”[1]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即邀请西藏地区的名僧八思巴东来，即位后，奉为帝师，命掌理全国佛教，兼领藏族地区的政教。元初佛教界的一些著名人物，如耶律楚材、刘秉忠等，或为朝廷所尊信，或居政府的要职，对于当时佛教的护持，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元史·释老传》开篇便讲︰“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元代佛教的兴盛是与前期各帝王的崇奉分不开的。
西域佛教在蒙古汗国及元朝时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伊吾、高昌、焉耆、吉木萨尔以及天山北路已成为西域佛教信仰的主要地区。近代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多种文字书写的佛经，说明了高昌回鹘佛教不但深受汉地佛教的影响，也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西域回鹘之藏传佛教可以上溯到唐朝时期的吐蕃佛教。研究表明，“早在7世纪上半叶，佛教即对回鹘有着一定的影响”[2]。9世纪初，蒙古高原的回鹘汗国灭亡后，大部分回鹘分别西迁，迁至河西、西域的回鹘人受到吐蕃的影响，初步信奉了藏传佛教。唐朝时期，吐蕃控制西域一个多世纪，西域佛教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不少吐蕃佛教的神秘色彩。特别是唐末宋初，“为了共同对抗伊斯兰教，吐蕃与高昌回鹘组成联军以援助于阗? ?在这次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吐蕃与回鹘有了密切的接触，藏传佛教也大致就在这个时期与高昌回鹘发生了接触，为藏传佛教输入回鹘地区创造了条件。”[3]藏传佛教传播到新疆为时已久，早在8世纪中叶，吐蕃人就已进据塔里木盆地，并维持了近百年的统治。在米兰古藏堡中曾发现这一时期的藏文佛经，数量相当丰富。回鹘西迁后，藏传佛教与回鹘又有了密切关系，回鹘信奉佛教，他们不但继承了原西域佛教的传统，尔后也接受了藏传佛教，考古发掘则提供了此方面的重要证据。近代吐鲁番地区曾发现藏文佛经，德国学者葛玛丽把这批佛经的抄印时间定为11至13世纪，[4]并进一步推论︰“喇嘛教有可能渗透到回鹘佛教之中。”[5]从高昌回鹘佛教的壁画来看，呈现浓厚的密宗色彩，如绘有马头观音、十一面观音等，而壁画上的供养人是回鹘贵族，这和藏传佛教的崇奉观音不是没有关系的。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之所以能够在新疆回鹘人中得到传播，与西迁时一部分回鹘人投奔吐蕃并信从吐蕃佛教有关。《五代回鹘史料》称︰“余众(指回鹘)西奔，归于吐蕃，吐蕃处之甘州。”[6]南宋初年的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甘、凉、瓜、沙回鹘时说︰“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像其中。每斋必杀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足而呜之，谓为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这种宗教现象显然系藏传佛教无疑。这与后来《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沙州佛教习俗的记载也有一些相似之处。甘、凉、瓜、沙等地与新疆高昌回鹘王国毗邻，这几个地方的回鹘人改信藏传佛教，不可能不对高昌回鹘有所影响。再者，西迁后定居于高昌的回鹘人与吐蕃的直接交往也很频繁。在这种密切的关系中，吐蕃佛教对高昌回鹘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由于藏传佛教受到了蒙古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推崇，西域回鹘佛教由西域、汉传佛教转向以藏传佛教为主。元世祖忽必烈敕封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八思巴为帝师。从此以后，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高僧任帝师，统领西域佛教。忽必烈本人和许多皇室成员乃至当时的不少官吏、贵族也都曾师从帝师和大喇嘛，皈依藏传佛教。风气所至，元朝时期的回鹘人大多数随之成了藏传佛教信徒。
1244年，窝阔台汗次子阔端致信西藏萨迦派延请喇嘛高僧，萨迦派首领萨迦班第达亲赴凉州，阔端接受灌顶，而西藏则宣布接受蒙古的政治保护，纳入蒙古统治之下。西藏佛教和蒙古政权的结合为畏兀儿僧人的活动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蒙哥当政时期，蒙古统治者与各类宗教界人士均有广泛的接触。《多桑蒙古史》载︰“鲁不鲁克留居帝庭之时，曾见蒙哥及皇族对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典礼悉皆参加。”“除蓄养珊蛮或巫师外，兼赡养此三教之教师。”“三教之徒皆努力求新入教者于蒙古人之中，尤盼皇帝之信仰。唯蒙哥谨守成吉思汗遗教，对于任何宗教，待遇同等，无所偏袒。”[7]蒙哥在哈拉和林，经常召开盛大集会，让基督教士、回教士和佛教僧人进行辩论，据说“当时受到攻击者，只有佛教”。但是，时隔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1256年蒙哥专门召开一次佛教大会，以鼓励和支持佛教。经过此次大会，蒙哥对待佛教和道教的态度明显倾向于佛教。据《新元史》记载︰“蒙哥元年辛亥(1251年)夏六月，帝继位于斡难河与克鲁伦河之间??命僧海云，掌释教事，道教士李志常掌道教事，?? 冬，以僧那摩为国师，总领天下释教。”[8]‘铁哥??迦叶弥儿者，? ?父斡脱赤与叔父那摩俱学浮屠法。斡脱赤兄弟相谓云︰世道扰攘，吾国将亡，东北有天子气，盍往归之，乃皆人见，太宗礼于之，定宗师那摩，以斡脱赤佩金符，奉使省民瘼。宪宗尊那摩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9]
蒙哥汗时期，西域藏传佛教也有一定的发展。1253年11月，法国教会的教士威廉·鲁布鲁克旅游东方，到达西域伊犁西部地区海押立城(今哈萨克斯坦库拉尔附近)时，看到城内有三座庙宇，他参观了其中的两座庙宇，其一是基督教徒的礼拜堂，另一座是佛教徒的庙宇。《出使蒙古记》一书云︰“在上面提到的海押立城中，有三座庙，我进入其中的两座，以便看看他们愚蠢的信仰。我进入这座庙时，看见了异教的教士们，因为在每个月的第一天，他们就把庙门打开，教士们穿上法衣、烧香、点灯并献上面包、水果等祭品。”[10]庙宇按东西方向建筑，北面筑有一座台基，如果庙宇是方形的，台基建在中央，南面有佛像。每年一月初，和尚要打开寺门，披上僧袍，献香挂灯，供奉百姓献给的面食、水果等祭品。然后是向北礼拜，合掌跪在地上磕头，把额头放在掌上。更为有趣的是，1254年4月5日，鲁布鲁克到达哈喇和林(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见到一些畏兀儿和尚，他们到任何地方都穿上相当紧身的红色衣袍，束着腰带，左肩上披一件袈裟，绕到胸部和右背。他们都剃光了头，从剃头那天起就戒绝肉食，一二百人成群居住在一座寺庙里。从进庙那天起，他们就“默默念经，保持安静”。《出使蒙古记》又云︰“异教徒按照从东到西的方向建筑他们的庙，在庙的北面，他们建筑一个凹室，它向外突出，好像教堂里唱诗班的席位一样。”“在那里??他们放置他们的主要偶像(面朝南)—— 我自己在哈喇和林看到的一尊这样的偶像，同我们画的圣克里斯托弗(St．Christopher)的像一样的大。一位从契丹来的聂思脱里派教士告诉我说，在那个国家里，有一尊偶像是如此之大，以致在两天行程的距离以外就能够看到它。他们把其他的偶像放置在主要偶像的周围；所有这些偶像都涂以金色，极为美丽。? ?庙的所有门户都是朝南开的。他们在庙里也有大钟，同我们的大钟一样。”“所有他们的教士都把头发和胡子剃光，他们身穿桔黄色的长袍，并且自剃光头发之时起，就严守贞洁。他们住在一起，一二百人成一个团体。”[11]当时，鲁布鲁克极力想与念经的和尚说话，都未能办到。寺庙的四周有整洁的庭院，墙垣环绕。庙门向南，和尚们在那里就座和谈话。在大门上竖立着一个长木杆，如有可能木杆要高过全城，从这根木杆子就可以知道这座建筑是一座佛庙。按照传统的风俗，和尚们死后梵烧尸体，把骨灰放进塔顶。被鲁布鲁克称之为和尚的应该是一群畏兀儿喇嘛高僧。
总之，l3世纪前期，成吉思汗为征服西藏而揭开了蒙藏关系史的序幕。他曾致信西藏萨迦派教主，请他们到蒙古来传法。元世祖忽必烈登帝位后，即尊奉萨迦班第达之佷八思巴为帝师。《元史》云︰“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12]从此而终元一代，藏传佛教萨迦派占据着主要统治地位。海都叛乱时，与萨迦派对立的西藏噶举派止贡系曾于1267年同海都结盟，这一事实表明，西藏佛教止贡派也有可能传播到中亚海都的宫廷。但高昌僧侣们所崇奉的还是以八思巴为教主的藏传佛教萨迦派。由于元统治者的扶植与提倡，新疆回鹘藏传佛教在元代更达到了鼎盛，高僧辈出，显耀于元廷，其地位与西藏喇嘛高僧不相上下。他们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不但对蒙古早期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新疆佛教史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二、明朝时期的新疆藏传佛教
元朝灭亡之后，西域伊吾、高昌、吉木萨尔等地区佛教仍很盛行。明初，在吉木萨尔、吐鲁番、哈密等地生活的汉人、高昌回鹘人和瓦剌蒙古支系哈刺灰人均信仰佛教。当时这些地区都设有僧纲司，专门管理佛教事务。15世纪初，即永乐年间，陈诚出使西域，在吐鲁番一带，见到不少佛寺，当地居民“信佛法，僧寺居多”[13]，其中，火州尤甚，其“城方十余里，僧寺多于民居”[14]。这大概是因为这里曾是高昌回鹘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元代受藏传佛教的影响甚大。
元末明初，吐鲁番地区的藏传佛教仍十分兴盛。俄国学者曾在哈喇和卓遗址发现丰富的藏传佛教壁画︰“教授在一间保存得很好的楼房里发现，在一块拱顶上绘着一只嘎热德鸟(蒙古人观念中的巨大神鸟)，是许多蒙古传说中的形象。鸟看起来是带翅膀的人，有鸟一样的腿和爪子，手里握着箭，身下是低垂着头的女人。另一所房子里部分壁画绘着印度崇拜的凶猛恶神玛哈嘎拉，有四只手和猪的嘴脸，端坐在被打倒的敌人尸体上，另一部分壁画画的是花，各式花纹、一些马头和残部。这些东西穿着饰有名贵宝石的衣服，同时还画有坐在莲花上的菩萨。”[15]蒙古传说中的嘎热德鸟出现在哈喇和卓的藏传佛教壁画中，这说明蒙古的藏传佛教与吐鲁番地区的藏传佛教有过频繁而充分的交流。“永乐六年(1408年)，其国番僧(指吐鲁番)清来率徒法泉等朝贡，天子欲令化导番俗，即授为灌顶慈慧园智普通国师徒七人并为吐鲁番僧纲司官，赐赉甚厚，由是其徒来者不绝。”[16]清来被封为国师，证明藏传佛教僧人地位之高；当时设有僧纲司官，证明僧徒的数目也是很可观的。永乐十二年(1414年)，陈诚出使西域在吐鲁番见到众多的佛寺，并听到各种有关佛教的传说，这些传说与当地的很多地名联系在一起，证明佛教影响的深远。
与此同时，陈诚也看到了佛教衰落的征兆︰“火州，城方十余里，风物萧条，昔13人烟唯多，佛僧堂寺过半，今皆零落。”[17]而柳中的居民因有信奉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差别，其服饰已迥然不同。1420年，沙哈鲁使臣路经哈密时，看到城中有一座宏大的清真寺，对面是一座规模很大的佛寺，寺内供有一尊大佛像，其左右有很多小佛像。在大佛前，立着一个精美绝伦的十龄童子的铜像。庙宇的墙上绘有技巧熟练的壁画和优美的彩色图。寺院门前，有两个看来准备相互扑击的魔鬼像。历代哈密蒙古忠顺王皆为藏传佛教徒。哈密忠顺王倒瓦答失里在位期间，为报答父恩建立一座佛寺，也曾向明廷进贡佛像、铜塔、舍利。说明哈密王特别信奉藏传佛教。在高昌回鹘主要活动的吐鲁番地区，明朝沿元代做法，授予一些藏传佛教高级僧人“国师”之职。正统二年(1437年)七月“土鲁番地面国师巴剌麻答失(《明史·西域传》作‘巴刺麻儿’—— 引者)遣僧人格来贡马及方物”[18]。证明当时佛教势力还很强大。此时，藏传佛教在天山北路的瓦刺人中13趋兴盛。《新疆宗教》一书云︰“贵由汗的皇后海迷失就是瓦剌人，她已是一位佛教信徒。近年发现的《释迦院碑》，用汉、蒙两种文字刻于蒙哥汗七年(1275年)，就是瓦刺部人、驸马八立托为蒙哥汗祝寿的祷文，这就确凿地说明在此之前瓦刺贵族中已有崇奉佛教的了。到元世祖时，由于元世祖忽必烈崇奉藏传佛教，瓦剌人中的藏传佛教也得到发展。”[19]瓦刺占有天山北路时，吐鲁番、哈密、吉木萨尔地区的佛教还十分兴盛。在此期间，瓦刺与哈密、吐鲁番地区有着频繁的交往，双方的佛教也必然有所交流。当新疆的佛教在哈密、吐鲁番地区逐渐衰落，其重心即移向瓦刺占有的天山北路。
正统二年(1437年)，明英宗“命瓦刺顺宁王脱欢使臣哈马刺失力为慈善弘化国师大藏，为僧录司右觉义，? ?初，哈马剌失力自陈屡来朝贡，厚蒙恩赉，乞赐名分，以便往来。行在礼部以闻，故有是命，仍赐哈马刺失力僧衣一袭??”[20]正统三年(1438年)“命瓦刺使臣兀思答阿里为都指挥佥事，僧人也克出脱里也为都纲，赐冠带僧衣物”[21]。藏传佛教僧人被委以重任，充当使臣，并受到明英宗的封赐，证明当时藏传佛教在瓦剌人当中地位是很高的。当时脱欢已取得了控制蒙古的实权，但因无法打破人们在血缘问题上的正统观念，不得不立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脱脱不花可汗充当傀儡。因此脱欢以各种方法抬高自己的地位和声望，以便有朝一日夺取汗位。而这些喇嘛高僧，正是脱欢抬高自己的政治筹码和笼络人心的工具。脱欢去世后，子也先继续其父的策略。他非常希望明皇帝能把女儿嫁给他儿子，“以得婚中国夸诸酋”。同时，迫切要求朝廷给他的喇嘛高僧们提高地位。正统十一年(1446年)，“瓦刺太师也先奏︰‘所遣朝贡灌顶国师喇嘛禅全精通释教，乞大赐封号，并银印金谰袈裟及索佛教中合用五方佛画像、铃杵、铙鼓、缨络、海螺、咒施法食诸品物"，[22]“也先又别为其国师三答失礼，番僧撤灰帖木儿等奏求僧帽、僧衣、佛像、帐房、金印、银瓶、供器等项，俱不允”[23]。两次的要求，明廷都未答允。正统十一年(1446年)，也就是在也先提出给喇嘛高僧赐封的三个月后，兵部上书︰“河州卫番僧伽失领真在罕东卫住坐年久，为其都指挥班麻思结奉使往瓦剌也先处约为婚姻，交结深密。今本僧来朝，意在与外夷缉探中国事情，不宜使还本土，宜发往南京锦衣卫安插居住”[24]。也先继任蒙古太师以后，曾于“土木堡之役”中俘获明英宗，瓦刺势力达到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明朝廷对蒙古人中的藏传佛教，由赞助一变而为排斥，主要是出于抑制也先势力的考虑。这说明藏传佛教的势力在此期间有所发展，才会被明朝廷视为也先的一股重要辅助力量而加以排斥。因此，那种认为蒙古退居漠北以后，瓦剌蒙古中的藏传佛教已濒临绝迹的观点是与事实不符的。
1453年，也先终于袭杀了脱脱不花可汗，而自立为“大元田盛(天圣)可汗”。但也先次年即被阿剌知院击杀。随着也先的死去，瓦剌政权崩溃，东西蒙古之间兵端又起。瓦剌又退居西北一隅，并不断受到东蒙古的军事进攻。15世纪后期，出于内外形势的需要，也先死后的瓦刺不久即形成了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准噶尔的四卫拉特联盟。帕拉斯曾发现过一部旧法典的断片，学术界一般认为它不同于1640年法典，而是卫拉特同盟结成的时代，至迟是在16世纪前半期以前编成。卫拉特旧法典中写着，同僧侣的通奸完全不受处罚；而普通人的通奸，奸夫应交出四岁马一匹给喇嘛传令吏。这里的僧侣、喇嘛，都是指藏传佛教各派喇嘛僧人。这也足以说明也先死后，即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前半期，藏传佛教在新疆卫拉特蒙古地区传布还是相当广泛的。在法律面前，喇嘛高僧享受着特殊的待遇。从此以后，藏传佛教格鲁派即渐次传人东西蒙古各部，新疆卫拉特蒙古藏传佛教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 陈臻平着︰《中华通史》第7卷，花城出版社，1996年，第451页。
[2] 杨富学着︰《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3] 《回鹘之佛教》，第31页。
[4] 葛玛丽着；耿世民译︰《高昌鹘王国(公元85O～1250年)》，载《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5] 葛玛丽着︰《究竟是回鹘还是吐蕃在公元789～792年问夺取了别失巴里?》，转引自《民族译丛》l982第3期。
[6] [法]哈密顿着；耿异、穆根来译；《五代回鹘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l986年，第67页。
[7] 冯承均译︰《多桑蒙古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61~262页。
[8] 《(元史二种)新元史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9年，第28页。
[9] 《元史·列传铁哥》。
[10] [英]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55页。
[11] 《出使蒙古记》，第156～l57页。
[12] 《出使蒙古记》，第156～157页。
[13] 《西域番国志》，转引自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2页。
[14] 《明史·西域传》。
[15] 《西北史地))1982年第1期。
[16] 《明史·西域传》。
[17] 转引自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第293页。
[18] 田卫疆编︰《(明实录)新疆资料辑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1页。
[19] 李泰玉主编︰《新疆宗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1页。
[20] 《准噶尔史略》编写组︰《(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第66页。
[21] 《(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第68页。
[22] 《(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第106～107页。
[23] 《(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第223页。
[24] 《(明实录>瓦刺资料摘编》，第儿O页
新疆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才吾加甫
内蒙古阿拉善的“德丁葛根”——六世达赖喇嘛的故事
三百年来，阿拉善富饶安康，相传离不开一位圣者的保佑。这就是六世达赖，被阿拉善地区的民众尊称为“德丁葛根”，即来自雪域高原的上尊师。犹如蓝天里繁星闪耀，草原上流传着许多六世达赖的故事。
话说大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西藏政局风云激变，因内部冲突，年仅二十四岁的六世达赖喇嘛被送往北京城。当队伍辗转来到青海的贡嘎诺尔这个地方，他在信徒的帮助下趁机逃脱。此后他隐匿身份，周游印度、尼泊尔以及康藏青蒙地区弘扬佛法，传经布道。
有一天，六世达赖喇嘛途径西藏拉萨附近一个叫喇哈嘛的圣湖时，歇息在湖边。面临波浪翻涌的湖水，想到自己十四岁被藏王选定为转世灵童，从藏南迎至拉萨，剃发受戒，得法名罗桑仁钦仓央嘉措，又在布达拉宫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坐床典礼，成为至尊的黄教领袖。谁知命运坎坷，屡遭不测，而今却有家难回，只得四处云游。他禁不住思绪起伏，感慨万分。
突然，湖水洁如镜面，显示出一块山色秀美，原野辽阔，福气缭绕的地方，冥冥之中似乎有天神告诉他，东北方有一个六字真经起头的带“阿”字的地方，可做为福田，去传播佛法。于是六世达赖喇嘛按照神的显示，带着自己的十二个门徒经西宁直奔阿拉善。
话分两头表。康熙五十五年(1716)，阿拉善旗的厢根达来巴格，有一位名叫班自尔扎布的台吉。这天，当地一个佛道高深的土尔扈特喇嘛匆匆赶来，郑重地告诉他说：“这几天，将有西方的一位上师驾临你家，绝非等闲之辈，要全力款待，虔诚祝祷，切记！切记！”班自尔扎布全家动员，尽心备办。果然没几天，一位风采超俗，举止不凡，气度折人的上师来访。班自尔扎布以大礼迎接，敬让高座，准备了丰盛的饮食茶水，虔诚地供奉，没有丝毫的懈怠。当晚，六世达赖喇嘛就歇息在此。
夜晚，台吉家的女仆走出帐外拿柴火，忽然发现两个大帐之间着火了。烈焰腾升，火光冲天，女仆来回乱跑，大喊尖叫：“着火喽！着火喽！”台吉家的人都闻声跑出来，面对大火束手无策。六世达赖喇嘛随着赶出帐幕来查看，只见他伸手从大火中拣出一块红色的披单，随手缠到腰上说：“是我的披单遗落在这里了。”那熊熊的火光也像瞬间闪过的虹霓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第二天天亮时，仔细查看，没有一点火烧的痕迹。大家暗暗称奇。
班自尔扎布台吉的儿子刚两岁，逢人就又哭又闹，可是见到六世达赖喇嘛不仅不哭闹，而且极其亲近乖巧，坐在上师的怀中不愿离开，像似曾相识似的。六世达赖喇嘛十分高兴，疼爱有加。不料小儿却在他的怀中撒了一泡尿，弄得众人诚惶诚恐。六世达赖喇嘛却慈爱地说；“这是极好的兆端呀！我与此儿有缘啊！”随后六世达赖喇嘛收这个孩子为弟子，起名为阿旺伦珠达吉，又名阿旺多尔吉。此人后来成为六世达赖喇嘛在阿拉善的第一大弟子，熟读藏文，精通佛学，造诣高深。这是后话，暂不多说。
班自尔扎布台吉家附近，有位叫沙尔扎的章京，对六世达赖喇嘛顶礼膜拜，深信不已，请他到家中做客。六世达赖喇嘛将自己的骑乘，一匹马放在章京的马群里，让马夫伺放。那个马夫却偷偷把六世达赖喇嘛的马备上鞍鞯，骑着去寻找野地里跑丢的马。刚行几步，天空中突然飞来两只巨大的乌鸦，飞上飞下利嘴猛啄马夫，左右盘旋双翅狠击马夫，吓得马夫丢魂落魄，急忙滚下马背，卸了鞍鞯，又捧了一把土撒到马背上，好生抚慰了一番，恭恭敬敬地送回了马群。
六世达赖喇嘛和章京正在家中喝茶，看见马夫回来就问道：“章京家里有好马三百匹，难道就没有一匹可供你骑的？你为什么还偷偷地骑我的坐骑？”
“老天爷啊！我怎敢骑您老的马呢？这一定是什么人在您老面前胡言乱语，欺骗您呢！”马夫发誓赌咒不肯认账。
“你休得撒谎！”六世达赖喇嘛微微一笑，继续说道：“你偷骑我的坐骑走到河边的时候，我的两个护法神变化成两只乌鸦，在你的左肩上扑一下，又在你的右肩上扑一下，我在这里看得清清楚楚。只因对你这个小小的生灵，大发了慈悲之心，这才嘱咐我的护法神不要伤害与你，如果不是这样，你怎么能逃脱掉呢？”
一听这话，马夫愧疚地痛哭流涕，合掌顶礼说：“上师啊！您老人家果然法力无边，通晓一切！多亏承蒙您老保佑护救我这个小人，您老实在是恩德无量啊！小人我深深地忏悔自己的罪孽。”马夫说罢跪拜叩首，五体投地。章京和家里的人谈论到此事，更加对六世达赖喇嘛崇敬和信奉。
第二天，章京去拜见阿拉善旗的阿宝王爷，把自己所见所闻的六世达赖喇嘛的神事奇迹，一一讲给王爷听。王爷大为赞赏，立即委派章京等几名德高望重的重臣，牵着自己心爱的坐骑，一匹毛色如玉的上好宝马，去请六世达赖喇嘛务必驾临王府。
阿宝王爷率领大小官员和众信徒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向六世达赖喇嘛敬献哈达，顶礼叩拜，接受摩顶。然后恭请六世达赖喇嘛，到王府正殿的至高至尊的正座上就坐。王爷用名贵香茶，美味佳肴款待尊贵的客人。王爷对六世达赖喇嘛一见如故，无比欢欣和崇信，又将自己的白玉宝马赠送给了六世达赖喇嘛。
王爷对六世达赖喇嘛说：“在我和夫人道格欣公主的这块封地上，我们要请您担任我们全体百姓的上师，今生今世永不离开！更要请您保佑我的儿子健康长寿。”六世达赖喇嘛早已知道，阿拉善王爷这片领地上的一切众生，无论僧俗贵贱，全是自己已经心许的佛缘所在，于是答应王爷道：“我既然决定要居住在这个地方，自然要做你们的法师，为你们的一切民众谋今生后世的利益，特别是保佑你家公子，那更是责无旁贷了。”阿宝王爷大喜，请六世达赖喇嘛到早已搭好的一所精美宽敞的帐房内休息。各种铺设完备周到，无不洁净雅致。
可是，那位王爷的夫人道格欣公主却不把六世达赖喇嘛放在眼里，不怎么相信这个游僧有多大本事，她从小就在京城的皇宫里长大，什么样的能人没见过？
一天早晨，六世达赖喇嘛正在帐中禅坐诵经，道格欣公主带着众多随从突然光临，毫不客气地坐在垒了七层的锦缎垫褥上，盛气凌人地说：“大喇嘛，我瞧您来了，大伙儿都说你大喇嘛有两下子，不得了。可是我不能把这些话当成金科玉律呀！如果你能当着我的面显示神通法术，让我瞧一瞧，我发誓永远做您忠诚的施主；如果你要是露不出什么真本事来，那就请便吧！帐前的这条大道上像你一样的行脚僧，老老少少，一天到晚不知道有多少，有什么稀罕的！”说罢，点着长长的烟袋，吧唧吧唧地抽起来，等着瞧热闹。
六世达赖喇嘛却不理不睬，紧闭双目，默默诵经。这时，正好一个僧人给六世达赖喇嘛献茶，只见他接过瓷茶杯，如同揉捏稀泥一般，把瓷杯弄成面团似的，双手左右一扯，拉成约一尺的长条，搓成一个鸡蛋大小的圆球，“嗖”的一扔，从帐篷的天窗飞上高空，回来后又落入六世达赖喇嘛的掌中，大家仔细看来仍然是原先的那只瓷茶杯，完完整整，清茶不溢。众人全都惊呆了。
道格欣公主慌忙不及从坐垫上爬下来，双膝跪地叩头，懊悔地流下眼泪。此后，道格欣公主尽心竭力诚心诚意的，为六世达赖喇嘛准备了凡是高僧大德所应配备的一切用品，成为阿拉善大地的无人能比的大施主。
从此，六世达赖喇嘛便以阿拉善地区为根据地，广收僧徒，弘扬佛法，曾先后到过北京、五台山、外蒙古喀什喀等地，名声远播。最后在阿拉善地区圆寂。
乾隆十一年(1746)，六世达赖喇嘛在阿拉善旗腾格里沙漠门吉林寺(承庆寺)的所在地，霍特布日林高勒圆寂，享年六十四岁。其法体被供养在朝克图库热庙，即昭华寺。
乾隆二十一年(1756)，六世达赖喇嘛的大弟子阿旺伦珠达吉主持修建了贺兰山南寺，取名“潘代嘉措林”(利乐海寺)，并将六世达赖喇嘛即罗桑仁钦仓央嘉措的肉身法体，从朝克图库热庙迁移在此，以镀金宝塔供奉，让众徒瞻仰。四年后，即1760年，清朝皇帝御赐“广宗寺”牌匾。六世达赖喇嘛生前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话说大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西藏政局风云激变，因内部冲突，年仅二十四岁的六世达赖喇嘛被送往北京城。当队伍辗转来到青海的贡嘎诺尔这个地方，他在信徒的帮助下趁机逃脱。此后他隐匿身份，周游印度、尼泊尔以及康藏青蒙地区弘扬佛法，传经布道。
有一天，六世达赖喇嘛途径西藏拉萨附近一个叫喇哈嘛的圣湖时，歇息在湖边。面临波浪翻涌的湖水，想到自己十四岁被藏王选定为转世灵童，从藏南迎至拉萨，剃发受戒，得法名罗桑仁钦仓央嘉措，又在布达拉宫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坐床典礼，成为至尊的黄教领袖。谁知命运坎坷，屡遭不测，而今却有家难回，只得四处云游。他禁不住思绪起伏，感慨万分。
突然，湖水洁如镜面，显示出一块山色秀美，原野辽阔，福气缭绕的地方，冥冥之中似乎有天神告诉他，东北方有一个六字真经起头的带“阿”字的地方，可做为福田，去传播佛法。于是六世达赖喇嘛按照神的显示，带着自己的十二个门徒经西宁直奔阿拉善。
话分两头表。康熙五十五年(1716)，阿拉善旗的厢根达来巴格，有一位名叫班自尔扎布的台吉。这天，当地一个佛道高深的土尔扈特喇嘛匆匆赶来，郑重地告诉他说：“这几天，将有西方的一位上师驾临你家，绝非等闲之辈，要全力款待，虔诚祝祷，切记！切记！”班自尔扎布全家动员，尽心备办。果然没几天，一位风采超俗，举止不凡，气度折人的上师来访。班自尔扎布以大礼迎接，敬让高座，准备了丰盛的饮食茶水，虔诚地供奉，没有丝毫的懈怠。当晚，六世达赖喇嘛就歇息在此。
夜晚，台吉家的女仆走出帐外拿柴火，忽然发现两个大帐之间着火了。烈焰腾升，火光冲天，女仆来回乱跑，大喊尖叫：“着火喽！着火喽！”台吉家的人都闻声跑出来，面对大火束手无策。六世达赖喇嘛随着赶出帐幕来查看，只见他伸手从大火中拣出一块红色的披单，随手缠到腰上说：“是我的披单遗落在这里了。”那熊熊的火光也像瞬间闪过的虹霓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第二天天亮时，仔细查看，没有一点火烧的痕迹。大家暗暗称奇。
班自尔扎布台吉的儿子刚两岁，逢人就又哭又闹，可是见到六世达赖喇嘛不仅不哭闹，而且极其亲近乖巧，坐在上师的怀中不愿离开，像似曾相识似的。六世达赖喇嘛十分高兴，疼爱有加。不料小儿却在他的怀中撒了一泡尿，弄得众人诚惶诚恐。六世达赖喇嘛却慈爱地说；“这是极好的兆端呀！我与此儿有缘啊！”随后六世达赖喇嘛收这个孩子为弟子，起名为阿旺伦珠达吉，又名阿旺多尔吉。此人后来成为六世达赖喇嘛在阿拉善的第一大弟子，熟读藏文，精通佛学，造诣高深。这是后话，暂不多说。
班自尔扎布台吉家附近，有位叫沙尔扎的章京，对六世达赖喇嘛顶礼膜拜，深信不已，请他到家中做客。六世达赖喇嘛将自己的骑乘，一匹马放在章京的马群里，让马夫伺放。那个马夫却偷偷把六世达赖喇嘛的马备上鞍鞯，骑着去寻找野地里跑丢的马。刚行几步，天空中突然飞来两只巨大的乌鸦，飞上飞下利嘴猛啄马夫，左右盘旋双翅狠击马夫，吓得马夫丢魂落魄，急忙滚下马背，卸了鞍鞯，又捧了一把土撒到马背上，好生抚慰了一番，恭恭敬敬地送回了马群。
六世达赖喇嘛和章京正在家中喝茶，看见马夫回来就问道：“章京家里有好马三百匹，难道就没有一匹可供你骑的？你为什么还偷偷地骑我的坐骑？”
“老天爷啊！我怎敢骑您老的马呢？这一定是什么人在您老面前胡言乱语，欺骗您呢！”马夫发誓赌咒不肯认账。
“你休得撒谎！”六世达赖喇嘛微微一笑，继续说道：“你偷骑我的坐骑走到河边的时候，我的两个护法神变化成两只乌鸦，在你的左肩上扑一下，又在你的右肩上扑一下，我在这里看得清清楚楚。只因对你这个小小的生灵，大发了慈悲之心，这才嘱咐我的护法神不要伤害与你，如果不是这样，你怎么能逃脱掉呢？”
一听这话，马夫愧疚地痛哭流涕，合掌顶礼说：“上师啊！您老人家果然法力无边，通晓一切！多亏承蒙您老保佑护救我这个小人，您老实在是恩德无量啊！小人我深深地忏悔自己的罪孽。”马夫说罢跪拜叩首，五体投地。章京和家里的人谈论到此事，更加对六世达赖喇嘛崇敬和信奉。
第二天，章京去拜见阿拉善旗的阿宝王爷，把自己所见所闻的六世达赖喇嘛的神事奇迹，一一讲给王爷听。王爷大为赞赏，立即委派章京等几名德高望重的重臣，牵着自己心爱的坐骑，一匹毛色如玉的上好宝马，去请六世达赖喇嘛务必驾临王府。
阿宝王爷率领大小官员和众信徒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向六世达赖喇嘛敬献哈达，顶礼叩拜，接受摩顶。然后恭请六世达赖喇嘛，到王府正殿的至高至尊的正座上就坐。王爷用名贵香茶，美味佳肴款待尊贵的客人。王爷对六世达赖喇嘛一见如故，无比欢欣和崇信，又将自己的白玉宝马赠送给了六世达赖喇嘛。
王爷对六世达赖喇嘛说：“在我和夫人道格欣公主的这块封地上，我们要请您担任我们全体百姓的上师，今生今世永不离开！更要请您保佑我的儿子健康长寿。”六世达赖喇嘛早已知道，阿拉善王爷这片领地上的一切众生，无论僧俗贵贱，全是自己已经心许的佛缘所在，于是答应王爷道：“我既然决定要居住在这个地方，自然要做你们的法师，为你们的一切民众谋今生后世的利益，特别是保佑你家公子，那更是责无旁贷了。”阿宝王爷大喜，请六世达赖喇嘛到早已搭好的一所精美宽敞的帐房内休息。各种铺设完备周到，无不洁净雅致。
可是，那位王爷的夫人道格欣公主却不把六世达赖喇嘛放在眼里，不怎么相信这个游僧有多大本事，她从小就在京城的皇宫里长大，什么样的能人没见过？
一天早晨，六世达赖喇嘛正在帐中禅坐诵经，道格欣公主带着众多随从突然光临，毫不客气地坐在垒了七层的锦缎垫褥上，盛气凌人地说：“大喇嘛，我瞧您来了，大伙儿都说你大喇嘛有两下子，不得了。可是我不能把这些话当成金科玉律呀！如果你能当着我的面显示神通法术，让我瞧一瞧，我发誓永远做您忠诚的施主；如果你要是露不出什么真本事来，那就请便吧！帐前的这条大道上像你一样的行脚僧，老老少少，一天到晚不知道有多少，有什么稀罕的！”说罢，点着长长的烟袋，吧唧吧唧地抽起来，等着瞧热闹。
六世达赖喇嘛却不理不睬，紧闭双目，默默诵经。这时，正好一个僧人给六世达赖喇嘛献茶，只见他接过瓷茶杯，如同揉捏稀泥一般，把瓷杯弄成面团似的，双手左右一扯，拉成约一尺的长条，搓成一个鸡蛋大小的圆球，“嗖”的一扔，从帐篷的天窗飞上高空，回来后又落入六世达赖喇嘛的掌中，大家仔细看来仍然是原先的那只瓷茶杯，完完整整，清茶不溢。众人全都惊呆了。
道格欣公主慌忙不及从坐垫上爬下来，双膝跪地叩头，懊悔地流下眼泪。此后，道格欣公主尽心竭力诚心诚意的，为六世达赖喇嘛准备了凡是高僧大德所应配备的一切用品，成为阿拉善大地的无人能比的大施主。
从此，六世达赖喇嘛便以阿拉善地区为根据地，广收僧徒，弘扬佛法，曾先后到过北京、五台山、外蒙古喀什喀等地，名声远播。最后在阿拉善地区圆寂。
乾隆十一年(1746)，六世达赖喇嘛在阿拉善旗腾格里沙漠门吉林寺(承庆寺)的所在地，霍特布日林高勒圆寂，享年六十四岁。其法体被供养在朝克图库热庙，即昭华寺。
乾隆二十一年(1756)，六世达赖喇嘛的大弟子阿旺伦珠达吉主持修建了贺兰山南寺，取名“潘代嘉措林”(利乐海寺)，并将六世达赖喇嘛即罗桑仁钦仓央嘉措的肉身法体，从朝克图库热庙迁移在此，以镀金宝塔供奉，让众徒瞻仰。四年后，即1760年，清朝皇帝御赐“广宗寺”牌匾。六世达赖喇嘛生前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2013年5月28日星期二
内蒙修高速路破坏草场 牧民抗议酿冲突12人伤 - RFA
据 相信是在境外开设的蒙古新闻博客星期天消息，5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黄旗村（嘎查）牧民与在他们牧场上修路的汉人修路工发生冲 突。由中国铁路第14分局运作的这项锡林浩特至北京高速公路建筑工程在其桑根达赖至上都这段公路周围修路期间，破坏了当地牧民的大量草场并严重污染了草原 环境，引起了当地牧民的愤怒和反抗，导致了这次冲突。在冲突中50多名修路工动手殴打了20多名牧民。目前，11名牧民和4名修路工人受伤，12人住院。
本台星期一致电上都镇政府，一名工作人员不愿回应冲突事件。
记者：上周三5月22号，修路工人和牧民发生冲突，因为什么原因，您知道吗？
回答：这个我不清楚，您跟别人再联系一下。
记者：听说修路对当地的环境造成很严重的污染，是这样吗？
回答：这个我不清楚，好吧，您再联系一下其他人。
牧民不满承包的草场受损
上都镇是正蓝旗政府所在地。在当地担任公职的蒙族人哈斯朝鲁接受记者询问时，介绍了事发情况。
记者：在正蓝旗铁路桥附近发生冲突，后来是怎么处理，您知道吗？
回答：不太清楚，好像是因空气污染，挺大的，路上都是粉尘。
记者：听说把草场也破坏了，是吗？
回答：草场可能有点破坏。
正 蓝旗宣传部在上周四（23日）于政府网站发表事件通告称，22日12时37分，正蓝旗铁路桥附近砂石路工地发生一起工人和牧民冲突案件。旗公安局民警赶往 现场控制了双方主要肇事人员，将伤者送往医院治疗。经初步调查：黄旗嘎查（村）部分牧民因对中铁十四局锡京高速公路桑上段项目部施工过程中引起扬尘污染和 碾压草场产生不满，堵截施工现场，并在争执中与工人发生口角继而引发殴斗，致使11名牧民、4名工人受伤，目前有12名受伤人员住院。案件涉及工人50余 人，牧民20余人。
不过，哈斯朝鲁否认有工人受伤：“工人没有，四五个牧民还在医院”。
记者：冲突是拿铁棍还是木棍？
回答：他们工人听说是拿木棍，他们六十来个人，牧民十来个人，三四个（伤势）挺严重的，剩下几个（伤势）轻一点。
记者：涉案的有没有被抓走，打人的有没有被抓？
回答：那个不太清楚。
记者：是不是当地的污染挺严重的？
回答：挺厉害的，没办法。
据官方网站介绍，上都镇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全镇区域总面积约一千六百平方公里。全镇辖13个牧业嘎查、6个居委会、一个阿尔善图牧场，总人口约两万五千人。
哈斯朝鲁说，修路占据了部分草场，但不知道施工方是否对牧民作出补偿：“有一部分征了地是给钱了”。
记者：填了的地是不是牧民承包的地？
回答：就是。
记者：有没有给补偿？
回答：那个给了（还是）没，不知道。
冲突事件中牧民均为汉族
他说，在这次冲突中的牧民都是汉族人，没有少数民族，目前恢复正常施工：“没有蒙人和汉人（冲突），全是汉人，挨打的11个牧民都是汉人，没有少数民族”。
记者：这次是政府没有协调好，还是施工单位没有协调好？
回答：应该是施工单位的事，他们好像有点违规。
记者：现在恢复正常了吗？
回答：这两天应该恢复正常了，开始修路了。
另据海外博讯新闻网消息，5月21日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的蒙古族牧民与外来盗挖草药、破坏草场的汉人发生冲突。牧民推翻汉人的车辆，打碎玻璃，并警告汉人不要再涌入草原，破坏草场，但冲突人数及受伤情况不详。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中共再推“十六条”管控青年教师思想，并通过他们对学生进行洗脑教育
多家中国媒体今日刊载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教育部党组联合下发的文件，出台16条意见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评论人士认为：继“七不讲”后，“十六条”更直白表达当局思想控制意图。
5月28日，中国各大门户网统一以"中共出台十六条意见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为题，刊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教育部党组于5月4日联合下发的文件。其中提出十六条要求，包括"要强化青年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深入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三个自信教育、学习领会中国梦的精神实质"；"增强党性构建党员教育培训体系、提高青年教师发展党员质量" ；"要求青年教师要通过网络掌握高校思想理论动向和网络舆情，以占领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阵地"等。该十六条意见还特别指出：青年教师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原则上应具有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历。
网友"鲁班的儿子"跟帖评论："应该让教师脱离政治才能保证其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培养国家栋梁之才"。"曼苏尔饭店常客"表示："一个人的思想本来应该随着年龄和阅历、知识和经验的递增而自由地选择的，当其强制性地被与政治联系到一块时，这就变成了被绑架，而这在法治社会是不允许的"。"Fly12500"也发文质疑："如果老师的思想都不够独立，把某种政治思想带入到自己的职业中去，替你们站台背书，那么他们教出来的会是些什么样的人？美国人讲，教育让政治走开；中国人讲的是，教育在政治的庇荫下展开"。而网友"江波"慨叹："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逝矣。"
德国之声曾在5月10日报道，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在微博透露该校传达了中共当局"七个不要讲"内容，即要求"教学中七个不要讲，普世价值、 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其后中国知名学者、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王江松对该消息加以证实。继"七不讲"之后，有关高校青年教师的"十六条"再起波澜。
"很多教师可能会自我审查，一些学生也失去觉悟的机会"
中国知名法学学者、中国政法大学青年讲师滕彪对德国之声表示，近期中共当局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透过御用文人之口传递出"七不讲"、"宪政属于资本主义"、"宇宙真理"等与普世价值相悖离的动向，包括今天透过媒体表达出的对青年教师思想管控的 "十六条"，显示出当局对网络化时代自由言论难以控制的焦虑："在互联网越来越普及的大背景下，他们对网上自由化的言论难以控制，所以就出台强化党化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这些东西，但从长远来自然起不到扭转作用，因为自由化进程不可逆转，但从短期看会有负面影响。"
滕彪也表示，目前在中国高校的青年教师中，像他自己、萧瀚、许志永等公开表现对民主、宪政追求的大学教师并不很多，但内心有这种想法并且有清醒判断的青年教师不在少数，近年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科中有超过一半的"自由化"青年教师，有的在微博上对公共事务发声，也有的将这样的理念埋藏心底，等待时机触发。
滕彪认为，该十六条出台，包括其中将"参加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教师晋升职称的附条件，这些都将在短期内压抑一些教师自由思想的表达并将直接影响学生独立思想的形成："对大多数青年教师来说，不能晋级、不能拿课题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个文件的出台会让更多的教师进行自我审查，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也不敢公开表达出来，很多大学生因此失去觉悟的机会。"
"正常而健康的社会，政治不会绑架学术"
正值"六四"前夕，"十六条"出台，滕彪感慨大学独立精神不断在丧失。他回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年他正在北大就读，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宣传部长朱厚泽提出三宽论："宽厚、宽容、宽松"，以放松对文艺界和学术界的限制。中国经历政治和思想上的"小阳春"，这也是1989年学生运动产生的一个基础。
滕彪表示，"八九学运"之后，中国当局思想和意识形态控制日趋加强。以北大为例，2005年，时任北大党委书记的闵维方建议国务院发文禁止教师"利用课堂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2011年，北大在全校推广实施对"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进行会商的制度等。
曾在美国和香港等地访学的滕彪也表示，据他游学的经历，任何一个正常而健康的社会，政治都不能干扰和绑架学术："正常的社会是不可能想到用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来控制整个教育、新闻、宣传系统，只有中国这种体制下才有控制言论、统一思想的必要，思想政治工作、宣传部这些都是很奇怪的东西，正常社会下的人很难去想，我去的西方国家也不可能想象政府会干涉学术的独立、新闻的自由报道、青年人思想的发展，是不能横加干涉的。"
5月28日，中国各大门户网统一以"中共出台十六条意见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为题，刊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教育部党组于5月4日联合下发的文件。其中提出十六条要求，包括"要强化青年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深入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三个自信教育、学习领会中国梦的精神实质"；"增强党性构建党员教育培训体系、提高青年教师发展党员质量" ；"要求青年教师要通过网络掌握高校思想理论动向和网络舆情，以占领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阵地"等。该十六条意见还特别指出：青年教师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原则上应具有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历。
网友"鲁班的儿子"跟帖评论："应该让教师脱离政治才能保证其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培养国家栋梁之才"。"曼苏尔饭店常客"表示："一个人的思想本来应该随着年龄和阅历、知识和经验的递增而自由地选择的，当其强制性地被与政治联系到一块时，这就变成了被绑架，而这在法治社会是不允许的"。"Fly12500"也发文质疑："如果老师的思想都不够独立，把某种政治思想带入到自己的职业中去，替你们站台背书，那么他们教出来的会是些什么样的人？美国人讲，教育让政治走开；中国人讲的是，教育在政治的庇荫下展开"。而网友"江波"慨叹："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逝矣。"
德国之声曾在5月10日报道，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在微博透露该校传达了中共当局"七个不要讲"内容，即要求"教学中七个不要讲，普世价值、 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其后中国知名学者、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王江松对该消息加以证实。继"七不讲"之后，有关高校青年教师的"十六条"再起波澜。
"很多教师可能会自我审查，一些学生也失去觉悟的机会"
中国知名法学学者、中国政法大学青年讲师滕彪对德国之声表示，近期中共当局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透过御用文人之口传递出"七不讲"、"宪政属于资本主义"、"宇宙真理"等与普世价值相悖离的动向，包括今天透过媒体表达出的对青年教师思想管控的 "十六条"，显示出当局对网络化时代自由言论难以控制的焦虑："在互联网越来越普及的大背景下，他们对网上自由化的言论难以控制，所以就出台强化党化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这些东西，但从长远来自然起不到扭转作用，因为自由化进程不可逆转，但从短期看会有负面影响。"
滕彪也表示，目前在中国高校的青年教师中，像他自己、萧瀚、许志永等公开表现对民主、宪政追求的大学教师并不很多，但内心有这种想法并且有清醒判断的青年教师不在少数，近年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科中有超过一半的"自由化"青年教师，有的在微博上对公共事务发声，也有的将这样的理念埋藏心底，等待时机触发。
滕彪认为，该十六条出台，包括其中将"参加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教师晋升职称的附条件，这些都将在短期内压抑一些教师自由思想的表达并将直接影响学生独立思想的形成："对大多数青年教师来说，不能晋级、不能拿课题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个文件的出台会让更多的教师进行自我审查，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也不敢公开表达出来，很多大学生因此失去觉悟的机会。"
"正常而健康的社会，政治不会绑架学术"
正值"六四"前夕，"十六条"出台，滕彪感慨大学独立精神不断在丧失。他回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年他正在北大就读，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宣传部长朱厚泽提出三宽论："宽厚、宽容、宽松"，以放松对文艺界和学术界的限制。中国经历政治和思想上的"小阳春"，这也是1989年学生运动产生的一个基础。
滕彪表示，"八九学运"之后，中国当局思想和意识形态控制日趋加强。以北大为例，2005年，时任北大党委书记的闵维方建议国务院发文禁止教师"利用课堂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2011年，北大在全校推广实施对"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进行会商的制度等。
曾在美国和香港等地访学的滕彪也表示，据他游学的经历，任何一个正常而健康的社会，政治都不能干扰和绑架学术："正常的社会是不可能想到用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来控制整个教育、新闻、宣传系统，只有中国这种体制下才有控制言论、统一思想的必要，思想政治工作、宣传部这些都是很奇怪的东西，正常社会下的人很难去想，我去的西方国家也不可能想象政府会干涉学术的独立、新闻的自由报道、青年人思想的发展，是不能横加干涉的。"
美国称中国黑客窃得大量武器机密 - BBC
一份最新美国调查报告称中国黑客已窃得至少20多种美军先进作战系统的设计机密。 澳大利亚媒体近日也报道称中国黑客窃取到该国新情报大楼设计图。
这份周一（5月27日）披露的，由美国国防部科学委员会（Defence Science Board）撰写的调查报告称，中国黑客已获武器系统设计机密中包括先进的爱国者路基导弹防御系统，海军宙斯盾（亦称 神盾）导弹防御系统，FA-18舰载黄蜂式战斗攻击机，V22鱼鹰式倾转旋翼机，黑鹰直升机和F35联合攻击机等等。
相关内容澳外长：情报新楼蓝图被盗“无碍澳中关系”美媒：中国军方黑客卷土重来中国官媒反击美军力报告黑客与钓岛言论更多相关的故事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引述报告内容时还表示，美国国防部科学委员会没有在呈交给国会的报告中详细说明黑客是通过政府还是武器承包商的电脑系统窃得设计机密的。
报告指出，这些武器设计机密的泄漏一方面在发生美中冲突时将对美军大为不利，另一方面也将有助于中国研发和改进自身的武器系统。
报告认为中国黑客的后台是政府，特别是军方。
中国政府方面已公开指责美国这份报告“毫无根据”。 美国此前对中国的多次黑客指控也被中国政府斥为“毫无根据”。
重大情报疏漏
澳大利亚新建情报中心大楼
澳大利亚新建情报中心大楼从一开始就被工程延期和预算超支等问题困扰。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新建情报机关大楼设计图中国黑客盗窃的消息继续受到国际媒体广泛关注。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黑客通过侵入建筑承包商的电脑系统，不但获得了建筑设计图，而且也获得了新建大楼的电信和电脑系统设置图。
澳大利亚绿党公开指责事件是政府重大情报疏漏，并要求立案调查。 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表示媒体报道有不准确的成分，但是拒绝解释如何不准确。
澳大利亚安全问题专家分析认为，获得建筑设计图的一方将可较容易地从外部对建筑物中某一部分实施监听，或秘密将间谍器材安装在建筑某些部位墙壁上。
新建澳大利亚情报大楼将成为与美国和英国情报收集系统联网的全球性大型情报收集系统的一部分。 大楼设计和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断出现工程延期和预算严重超支等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当被记者问及此问题时回答说，中方重视网络安全问题，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黑客攻击行为。
洪磊还表示，网络安全是世界性的难题，黑客攻击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但由于它技术上的不可追溯性，很难找到黑客攻击的源头，也很难确认有关黑客攻击者。 所以不知道有关报道证据何在？
中国方面还重申了自己也是黑客攻击受害者的说法。
澳中关系 亦敌亦友
澳大利亚外长在新闻曝光后表示，黑客事件不会影响澳中两国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澳大利亚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但是北京仍然视堪培拉为华盛顿在重返亚洲战略中布置在南太平洋的一个马前卒。
2011年，澳美联合宣布同意在澳大利亚永久性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
去年，大型电讯器材生产商华为因被怀疑可能为中国窃取情报而被排除在澳大利亚高速宽带网建设的竞标行列之外。
今年三月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称遭受黑客袭击，而黑客希望窃取的是有关G20国家峰会谈判的机要内容。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world/2013/05/130528_china_australia_us_hacking.shtml
这份周一（5月27日）披露的，由美国国防部科学委员会（Defence Science Board）撰写的调查报告称，中国黑客已获武器系统设计机密中包括先进的爱国者路基导弹防御系统，海军宙斯盾（亦称 神盾）导弹防御系统，FA-18舰载黄蜂式战斗攻击机，V22鱼鹰式倾转旋翼机，黑鹰直升机和F35联合攻击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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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引述报告内容时还表示，美国国防部科学委员会没有在呈交给国会的报告中详细说明黑客是通过政府还是武器承包商的电脑系统窃得设计机密的。
报告指出，这些武器设计机密的泄漏一方面在发生美中冲突时将对美军大为不利，另一方面也将有助于中国研发和改进自身的武器系统。
报告认为中国黑客的后台是政府，特别是军方。
中国政府方面已公开指责美国这份报告“毫无根据”。 美国此前对中国的多次黑客指控也被中国政府斥为“毫无根据”。
重大情报疏漏
澳大利亚新建情报中心大楼
澳大利亚新建情报中心大楼从一开始就被工程延期和预算超支等问题困扰。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新建情报机关大楼设计图中国黑客盗窃的消息继续受到国际媒体广泛关注。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黑客通过侵入建筑承包商的电脑系统，不但获得了建筑设计图，而且也获得了新建大楼的电信和电脑系统设置图。
澳大利亚绿党公开指责事件是政府重大情报疏漏，并要求立案调查。 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表示媒体报道有不准确的成分，但是拒绝解释如何不准确。
澳大利亚安全问题专家分析认为，获得建筑设计图的一方将可较容易地从外部对建筑物中某一部分实施监听，或秘密将间谍器材安装在建筑某些部位墙壁上。
新建澳大利亚情报大楼将成为与美国和英国情报收集系统联网的全球性大型情报收集系统的一部分。 大楼设计和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断出现工程延期和预算严重超支等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当被记者问及此问题时回答说，中方重视网络安全问题，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黑客攻击行为。
洪磊还表示，网络安全是世界性的难题，黑客攻击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但由于它技术上的不可追溯性，很难找到黑客攻击的源头，也很难确认有关黑客攻击者。 所以不知道有关报道证据何在？
中国方面还重申了自己也是黑客攻击受害者的说法。
澳中关系 亦敌亦友
澳大利亚外长在新闻曝光后表示，黑客事件不会影响澳中两国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澳大利亚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但是北京仍然视堪培拉为华盛顿在重返亚洲战略中布置在南太平洋的一个马前卒。
2011年，澳美联合宣布同意在澳大利亚永久性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
去年，大型电讯器材生产商华为因被怀疑可能为中国窃取情报而被排除在澳大利亚高速宽带网建设的竞标行列之外。
今年三月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称遭受黑客袭击，而黑客希望窃取的是有关G20国家峰会谈判的机要内容。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world/2013/05/130528_china_australia_us_hacking.shtml
在台湾的蒙古国劳务人员目前只剩10人
台灣在2004年初，公告開放外勞來源國新增蒙古，不過，因路途遙遠，業者聘僱意願並不高，根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統計，現在只剩十人。
勞委會今天表示，為免外勞市場遭壟斷，希望多增加外勞來源國，2004年初新增蒙古，當年底蒙古外勞有五十九人，2005年增加到七十九人，但之後就逐年下降，去年降至二十二人，今年到七月底只剩十人。
對於此現象，勞委會分析，蒙古距離台灣太遙遠，業者須負擔較多的機票費用，加上蒙古天氣較寒冷，蒙古外勞對台灣生活也較難適應，業者聘僱意願並不高。
勞委會統計，到今年七月底，在台外勞人數有三十七萬四千多人，以印尼外勞十二萬五千人最多，其次是菲律賓八萬五千人、泰國八萬四千人、越南七萬八千人；至於馬來西亞，因近幾年發展經濟，外勞輸出人數銳減，馬國外勞在台人數最多時曾達二千多人，目前只有十一人。
勞委會今天表示，為免外勞市場遭壟斷，希望多增加外勞來源國，2004年初新增蒙古，當年底蒙古外勞有五十九人，2005年增加到七十九人，但之後就逐年下降，去年降至二十二人，今年到七月底只剩十人。
對於此現象，勞委會分析，蒙古距離台灣太遙遠，業者須負擔較多的機票費用，加上蒙古天氣較寒冷，蒙古外勞對台灣生活也較難適應，業者聘僱意願並不高。
勞委會統計，到今年七月底，在台外勞人數有三十七萬四千多人，以印尼外勞十二萬五千人最多，其次是菲律賓八萬五千人、泰國八萬四千人、越南七萬八千人；至於馬來西亞，因近幾年發展經濟，外勞輸出人數銳減，馬國外勞在台人數最多時曾達二千多人，目前只有十一人。
蒙古人的生态环保意识是先进的，超前的！
古代蒙古部落首领对众发布的命令称为“扎撒”。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将原有的训令写成法规，史称《大扎撒》或《扎撒大全》，汉语译为《令》。《大扎撒》是蒙古部落时期的成文法典，太宗窝阔台曾重颁。
《大扎撒》中有这样的规定，“蒙古人在狩猎结束后，要对伤残、幼小和雌性猎物进行放生；保护水源，不得在河流中洗手；保护草原，草绿后挖坑致使草原被损坏的，失火致使草原被烧的，对全家处死刑”。对伤残、幼小猎物放生，可能是从“仁爱”的角度所为，但对雌性猎物放生，大概是出于雌性可以进行繁育的目的。不得在河流中洗手和不得挖坑致使草原被损坏的规定，就是当时以国家名义颁布的环境保护法条。这些法律规定形成的习俗至今仍然保留在蒙古族民俗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延续。
自古居住在赤峰敖汉地区的土著蒙古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个习俗——砍柴留半堆，他们上山砍柴时，从不“砍净挖绝”。比方说，敖汉蒙古人对一堆“雪里洼”柴，决不砍净，必留半堆，他们的理由是一堆柴砍半堆利用，另一半留着继续生长，永续再用。这就是敖汉蒙古人的简单朴素的原始生态环保意识。
笔者自幼生长在敖汉，对居住在敖汉的蒙古人生活习俗多有了解，这样的砍柴习俗，至今在敖汉地区的敖润苏莫、木头营子的蒙古人中仍然保留着。
砍柴留半堆，看似事小，其实则不然。自古以来，普通百姓居家过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柴为首，可见“柴”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俗语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其实无柴之炊同样难为。在没有电、没有煤气的时代，没有柴是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将生米做成熟饭的。柴是当时生活的必需品。不能砍净用绝，在利用时加以保护，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正途。
砍柴留半堆，其实意义重大，砍一半，留一半，既解决了烧柴，又保护了生态。自古以来敖汉地区十年九旱，生态及其脆弱。不留根苗的大面积砍伐柴草，极易造成生态危机，这可能是敖汉蒙古人多年来对周边生态环境的总结。
砍柴留半堆，是对生态环境的敬畏。当下全球变暖，与人类活动，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无关系。怎样利用身边的生态环境，在利用的同时加以保护，永续利用，敖汉蒙古人砍柴留半堆的习俗给我们当今社会的公民留下了深刻的启示。现如今，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在开发利用生态资源时，应该想到什么？
《大扎撒》中有这样的规定，“蒙古人在狩猎结束后，要对伤残、幼小和雌性猎物进行放生；保护水源，不得在河流中洗手；保护草原，草绿后挖坑致使草原被损坏的，失火致使草原被烧的，对全家处死刑”。对伤残、幼小猎物放生，可能是从“仁爱”的角度所为，但对雌性猎物放生，大概是出于雌性可以进行繁育的目的。不得在河流中洗手和不得挖坑致使草原被损坏的规定，就是当时以国家名义颁布的环境保护法条。这些法律规定形成的习俗至今仍然保留在蒙古族民俗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延续。
自古居住在赤峰敖汉地区的土著蒙古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个习俗——砍柴留半堆，他们上山砍柴时，从不“砍净挖绝”。比方说，敖汉蒙古人对一堆“雪里洼”柴，决不砍净，必留半堆，他们的理由是一堆柴砍半堆利用，另一半留着继续生长，永续再用。这就是敖汉蒙古人的简单朴素的原始生态环保意识。
笔者自幼生长在敖汉，对居住在敖汉的蒙古人生活习俗多有了解，这样的砍柴习俗，至今在敖汉地区的敖润苏莫、木头营子的蒙古人中仍然保留着。
砍柴留半堆，看似事小，其实则不然。自古以来，普通百姓居家过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柴为首，可见“柴”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俗语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其实无柴之炊同样难为。在没有电、没有煤气的时代，没有柴是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将生米做成熟饭的。柴是当时生活的必需品。不能砍净用绝，在利用时加以保护，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正途。
砍柴留半堆，其实意义重大，砍一半，留一半，既解决了烧柴，又保护了生态。自古以来敖汉地区十年九旱，生态及其脆弱。不留根苗的大面积砍伐柴草，极易造成生态危机，这可能是敖汉蒙古人多年来对周边生态环境的总结。
砍柴留半堆，是对生态环境的敬畏。当下全球变暖，与人类活动，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无关系。怎样利用身边的生态环境，在利用的同时加以保护，永续利用，敖汉蒙古人砍柴留半堆的习俗给我们当今社会的公民留下了深刻的启示。现如今，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在开发利用生态资源时，应该想到什么？
蒙藏疆古今问题剖析
放眼望去，蒙古大地显得很融洽和谐。春风吹在脸上略感潮湿，有时却凉得透心，一阵阵刮着一望无际的嫩绿色大草原，吹得让人头痛。短暂的夏天还没有来到。地平线上，策马前行的男人面前，一簇簇羊群犹如团团白点，在分散各处的放牧人那灰黄色的蒙古包间流动。妇女和孩子们顶着刺骨大风，在坡地脚下长时间地等待着卡车到来。为让牲口长膘，畜群和男人们即将出发，去寻找新的放牧草场。
牧道沿线，处处是烤在太阳下的死狼骸骨。因为，大自然崇尚的只有生命，死亡对于它而言，只不过是个短暂无望的过程，转眼间便无影无踪，消隐在美不胜收、千姿百态怒放着的繁花花坛下面。这里有贝加尔湖的发源地科什戈尔湖，还有恐龙遗骸坟场巴彦扎克，蒙古似乎世世代代循着固有的规律在生活。
然而，人们眼前所见只是个迷人的假象。事实上，这个国家在意识到自己拥有丰富的地下矿藏时，子民们却已晕头转向，不知所措。蒙古人感到无所适从，因为他们的生活已被打乱。
几年以来，由于气候变幻多端，牧民不断遭受暴风雪袭击，大批牲畜死亡，游牧生活日益艰难。逃脱大自然灾难的幸免苟生者大批涌入首都乌兰巴托，人口爆炸。牧民的下一代变成了“城里人”，在蒙古包里看起了MTV。可是，牧人的世界应该在户外，在广袤的蒙古大草原上出现的城市就像汪洋里的小岛。
公演《蝴蝶夫人》的歌剧院、（空荡荡的）股票交易所、普通百姓不得入内的“人民宫”，全都与习惯呼吸户外新鲜空气的自由生活格格不入。蒙古人心目中，只有开放的场所才是自己的家。今天，虽然他们的脸膛还保留着红苹果皮似的亮丽，脑袋却像火山一样。乘坐乌兰巴托司机驾的车，时常让我不安：他们总在最后一秒钟才刹车，就像看准火候拉马缰绳那一刻一样。
蒙古人讨厌新的生活方式，搞不清自己到底成了什么，心中恼火。最后，倒霉的是他们的中国邻居，成了出气筒。在蒙古的中国人行动十分谨慎，轻易不露面。因为，乌兰巴托大街上时时会响起带有法西斯调门倾向、炫耀本国的歌曲，一些车辆上甚至有纳粹徽号。这类人对中国的仇视十分明显，表达时毫不掩饰，甚至在新闻界和知识界里都有。
《蒙古新闻报》相当有声誉的记者巴桑道尔吉便是其一。有一天他同我在乌市法国咖啡厅约会，愤愤扬言：“你看不到中国人？他们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蛮横！”我壮着胆回答道：“你们过去难道没有占领过中国，杀了几十万你们的邻居？”哪料到，他回答我说：“中国，那只不过是一段时间，我们的目标是全世界！成吉思汗要是活得再长些时间，你们全都逃不了！”
乌兰巴托市民已经袭击过在该市经营的中国餐馆，砸了招牌、踩破灯笼，拉出店主大打出手，凡是有中国标志的东西全都被他们扫地出门。一派“蒙古应该是蒙古人的！”气氛。一个曾在苏联接受过教育的军人称：“他们这是在入侵！我们的工厂关门了，搞得男人喝酒，女人卖身。中国人让我们习惯吃他们的饭，好把我们吞掉！”阿莎在美国公司工作，养活全家。小弟弟在一家中国人开的服装厂干活糊口。晚上还要回家做皮包，贴补家用，一肚子无奈，一肚子不痛快。我找不到负责工厂的中国人，大使馆也推说没有空接待我。
蒙古人不愿意改变自己，讨厌成为北京的“小兄弟”。蒙古人蔑视他们的世代宿仇中国邻居的定居民族生活方式，他们无奈地被迫接受它的程度越大，心中的愤懑也越深。依赖中国人的程度越大，绝望情绪越深。目前，蒙古在经济上对中国确实越来越依赖，对外贸易有40%都依靠中国，唯一可以使用的出海口在中国天津。
蒙古企图开辟新途径，贯彻多边外交，扩大了同日本、美国、朝鲜和欧洲的贸易，但中国人不理睬这一套，双方很难沟通。一个蒙古前外长对我解释道：“中国人的根深深扎在土地上。我们同他们的世界观完全是对立的。他们说的那些话，我们有自己的理解。”800年以来，蒙古和中国在他们南辕北辙式的对立世界观里，始终无法相互理解。今天的蒙古因为不得不倒向被他们痛恨的“文明”而痛苦，绝望地不愿放弃自己的自由，始终向往着世世代代崇尚的流动。而中国人方面，他们正在狡诈地慢条斯理影响着蒙古人。双方之间这场龟兔赛跑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日本希望把清朝搞烂，谋取利益，孙中山受日本支持，是日本国家利益的使然。和现在西方支持民运分子是一回事。1912年，全国各省独立了，汉族省份还好说点，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就很危险了。外蒙很快被沙俄控制，后来的苏联又继承了这点。中国在沙俄革命时，是有机会搞回外蒙的，可惜军阀正混战。外蒙在1921年正式独立，一直在苏联控制下。
外蒙的丢失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关系都不大，老蒋是1928年才上台的，苏联都死死控制住了外蒙，和老毛更没关系，老毛还要过两次，其实，一点成功的机会都不可能有。外蒙的丢失应该说与当时的北洋政府很大关系，也与中山先生的民运有很大关系，更与清朝的管理方法有关。
外蒙与内地交往少，彼此很陌生，又利用黄教去限制蒙古人生育，外蒙人积怨很大，最恨中国人，认为我们进行了200年的殖民统治，现在还对他们有领土野心。
内蒙古自治区也差点独了，外蒙还想和内蒙古合并，被中共的乌兰夫粉碎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比PRC还早2年，在1947年，为啥？想独立呀。
日本人认为满蒙非中国，想法削弱中国，肢解中国，搞出伪满洲国，煽动内蒙古德王开始加入伪满洲国。内蒙古出现人民党，受苏联与外蒙操纵，日本投降后，想策划内蒙独立，与外蒙合并。
老蒋对领土只是用划地图的方式，就认为搞定了，也不派兵去牢牢控制，只是和老毛争夺江山，边疆全面失控。搞得后来边界谈判，中国争议区都在别人的控制下，很被动。要知道，谁控制，谁就主动。日本在独岛和北方四岛，就很被动，但在钓鱼岛上就很主动。基本上边界划分都是按实控线划分，做很小的调整。要按自己地图去强制别人接受，只能发动战争，才能夺回，国际上会控告你，当事国也不会善罢干休。就算苏联，也要搞个条约来合法化。
中共开始和内人党没啥关系，老毛用乌兰夫收编了内人党，总算清除了内外蒙统一的恶梦，把内蒙古自治政府悄悄换成内蒙古自治区，文革中，老毛要出对蒙独的怨气，对内人党终于大开杀戒。
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抛弃了国民党，其实是最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抉择。二战后，能对中国命运产生影响的国家只有美国和苏联，由于苏联与中国山水相连，对中国命运影响更大。中国选择接近苏联，消除苏联对中国的疑心，很重要。因为，苏联其实直接控制了东北，间接控制了内蒙古和新疆。
苏联就是威胁宋子文，如果不答应外蒙古独立，就把东北交给共产党，把新疆搞独立。苏联是有实力做到的。国民政府只能在国际上哭诉，起不到作用。苏联一直有这个打算，把中国疆界限制在长城以内，在东北扶持自己势力，把新疆搞走。
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共产党进入东北太快，急坏了老蒋，求助美国，美国在天津和青岛登陆后，苏联只得扶持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有几个北朝鲜师，内蒙古骑兵。也说服外蒙放弃了内外蒙合并的想法。中共效仿满清灭明朝的战略，统一了全国。
如果是中国人民选择国民政府，可能在40年代到80年代漫长岁月中，苏联如猫玩耗子一样玩弄民国弱势的中央政府，不停扶持各种势力，拉一个，打一个，利用地缘优势，把中国搞分裂。苏联绝对是有这种实力的，老蒋没这个实力，老美不可能真去为中国领土完整打仗，老蒋还只能忍气吞声。外国喜爱把东北叫满洲，这包含了祸心，中国人听了不舒服，容易联系到伪满洲国，满族独立是清末民初消除的，闯关东就是那个时代，张作霖用火车拉了更多汉人过去。到日本发动九一八时，东北有了三千万汉族。使得直接吞并很难了。
如果是苏联想吞并，西伯利亚反而会被汉族同化，因为大量的汉族，没人可以吞下这个地方。朝鲜人很委屈，他们到满洲比汉族早，可在东北，成了少数民族，很不甘心，金日成找老毛要过东北，说是朝鲜人祖先活动的地方，现在都是社会主义了，不分国家了，要老毛归还，吓坏了老毛。
韩国人对中国东北的感情就如同我们对海参崴一样。俄国防着我们，我们也猜疑韩国的野心，要防止北朝鲜难民涌入，人口结构的变化，会严重威胁到东北安全。朝鲜族是族内通婚的，很难同化，少部分是在清朝就来到了东北，大多数是在日本侵朝和搞伪满洲国时跑到中国的，以朝鲜人治服汉人。中华民国是不承认有朝鲜族的，认为是非法移民，是日本人的爪牙，民国遣返了两百多万日本人，留了些日本兵在中国打内战，也打算遣返朝鲜人，内战爆发，这个计划没有完成。
朝鲜人确实是站在中共一边，打国民党，对林彪帮助很大。如果当时中共当家的话，估计日本人也不会遣返，中国会有个大和族，到今天人口会有好几百万了。
有必要说说民国的民族政策，中华民国与中华民族是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民族，民主，民国。开始只认为自己有五个主要民族，汉满蒙维藏。北洋政府是五色旗，就是这个意思。后来发现这些民族都闹独立，外国挑拨民族分裂情绪，老蒋不承认中国有少数民族，认为维蒙藏都只是边民，认为中国是个单一民族国家，就只有中华民族，国民党是与西方思维接轨的。
欧洲民族问题一直很严重，学术界的民族理论是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可在实践中又行不通，没有哪个国家会削弱自己。中共建国后开始划民族，到1990年，才考证出有56个民族，后来苏联的分裂，才停止再划民族的，当时报出了200多个民族，要超过苏联。
从苏联和南斯拉夫看，马克思民族理论可能有点问题。应该说中华民族是个政治概念，中国确实是个多民族国家，当时并不是大杂居，小聚居。而是汉蒙维藏分开居住，国情很类似苏联。而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国家大，但是移民国家，人口混杂居住，民族不聚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不闹分裂，满独搞不成就是如此。
中国，苏联，印度这种类型的国家，分裂的可能性是很高的，特别在有外国干涉，内外勾结，分离势力会很大。加拿大很特殊，也是有个法国移民聚居区，也闹分裂，不过外国不干涉加拿大。中国维持国家统一，绝不会是什么民族感情，只可能是武力统一，中央集权。内蒙古独立是中共连哄带骗搞定的。
现在谈论新疆问题，民国时，新疆落入盛世才的手上，在苏联不停威逼下，新疆企图加入苏联。二战中，盛世才摆脱苏联，马上投靠老蒋，老蒋虽是中央政府，其实也不过是大点的军阀，民国也只不过是群乌合之众，能不投降日本，就很不错了。
二战后，苏联卷土重来，新疆又面对内外勾结搞分裂问题。新疆三区闹革命，其实就是闹疆独，只是后来被中共收编了，把他们搞成了爱国人士。三区革命都把十万国军压到几个城市，疆独都快成功了。可惜，中共快解放全国了，苏联不再需要他们了，苏联中亚五国问题也很严重，不想看到独立的新疆出现，造成中亚五国闹独立。
苏联帮助中国进入新疆，把疆独的五巨头搞到莫斯科，借口飞机失事，杀掉了他们。王震顺利收编了国军和疆独武装，对反抗势力，严厉的镇压。由于当时新疆汉人少，不到2%，斯大林建议老毛赶快移民，改变新疆人口结构，实现长治久安。
苏联的解体与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无关系。斯大林时期，苏联民族关系最好，戈尔巴时期矛盾最突出，中国也是这样，老毛的高压时代，民族关系最好，胡耀邦和赵子阳的八十年代，民族关系最紧张。看来政策越开明时，越闹的凶，民族分裂主义也是吃软怕硬的。
再谈疆独问题，维吾尔人闹独立，很好理解，谁都不愿被异族统治，政策再好也没用，独立是要本钱的，没实力就是扯蛋。新疆的石油与天然气，西藏的水源资源，是中国必需要控制的。实在想不通，哪个猪头认为搞恐怖袭击可以使中国放弃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和四分之一藏区，那都是重要的战略资源的。
疆独想成功，可参考外蒙古经验，首先，中央政府内部瓦解，陷入混乱。第二条，强有力的外国干涉。可惜，就算中央内乱，由于新疆有大量汉族，和大量其它民族自治州，自治县，维族也搞不定其它民族，与当时外蒙完全不同了。
就算维独疯狂搞种族灭绝，可能部分打工的汉族会吓跑，但是新疆有个建设兵团，有两百七十多万人，相当百万大军，汉族凝聚力没有穆斯林强，但通过军事建制的汉人社区，对自己开垦的土地有很深感情，他们就是新疆人，和内地关系很淡了，又有高度凝聚力，军事化的组织，足够对抗伊斯兰教组成的武装力量，绝不会像内地汉人，无组织，无纪律，内地汉族有可能如鸟兽散，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会这样，将会是疆独最大的敌人。
老毛是有高度战略头脑的人，很多地方是很高明的，搞建设兵团凝聚汉族对抗伊斯兰的维族（宗教很容易变成政治组织和军事集团），搞很多不同民族自治地牵制维独势力，其他民族根本不会跟维族穿一条裤子。
老毛在内蒙古的手段也是很高明的，前面讲了点内人党的事，其实，解放后，又进行了行政调整，现在的内蒙由察哈尔，绥远，直抵省的一部份组成，把一些汉人稠密区调节到内蒙古自治区，调了一部份出去给吉林和辽宁，由140万变成了120万，通过人口调整，上山下乡运动，现在蒙独还能成气候吗？很多政治阴招上不了台面，政治其实很卑鄙的，正人君子是玩不了的。
再回头谈新疆，内部，维族很难搞定汉族，要独立还只能依靠外国势力。美国，欧洲，土尔其，俄罗斯，中亚五国，都能干涉新疆，可是新疆毕竟是中国一部份，没有啥独立依据(这点和西藏不同) 。
美国和欧洲对伊斯兰教没啥认同感，也并不认同现在东突搞的恐怖袭击。如果，中国不搞得太出格（比如血腥报复无辜人员），很难找到借口。俄罗斯和中亚五国会趁火打劫吗?外国干涉的话，中央政府就能放新疆独立吗，看着汉族和其他民族被驱赶和清洗吗？领土问题覆水难收，不管谁当家，都很难放弃新疆，要知道汉族到新疆比维族更早，维族也并不是新疆的原始主人，他们早被乾隆给灭族了。
中央内乱很严重的话，新疆会陷入南斯拉夫的大仇杀，更大的分裂，维族很难完成全新疆的独立，除非某大国全力以赴支持，把汉族解除武装，小偷小摸的支持，也很难搞成。对疆独出现的最好局面是换取南疆的真正的独立（估计维独分子不会再要更高自治，他们怕了秋后算账和缓兵之策，受国际法保护的独立才是最可靠的选择）。
但是，中国内乱搞到连领土也要放弃的局面很难出现。最有可能是中国武力攻台，美国为牵制中国，让疆独发动武装暴动，牵制我国，但也看不出疆独成功的机会。
现在，谈谈西藏。老外认为西藏是个国家，被我们非法占领了，认为我们被共产党洗脑了。绝不如我们的媒体所说的，老外对西藏不了解。
相反的是老外对西藏历史是很了解（西藏在国外是很热门的话题），对西藏独特文化也很了解，他们认为如此独特的文化，又与中国汉文化如此不同，不管西藏是否曾属于中国，藏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国家。
对西藏历史，老外有自己的见解，他们认为蒙古不是中国人，因为现在有蒙古国的存在，并且蒙古人和西藏只是蒙古提供世俗保护，西藏向蒙古提供精神食粮，互惠互利。
明朝和西藏的册封关系只能算外交来往。清朝与西藏比较复杂，清朝皇帝确实认为西藏是自己的领地，后来英国说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而不是主权（宗主权类似朝鲜与清朝关系，主权类似河南省与清朝关系）。清朝在西藏的主权受到英国威胁和入侵后，开始直接管理西藏，只有几个月时间，就发生辛亥革命。西藏当然就独立了。只不过，民国不承认，老蒋划地图本领更是一流，嘴巴到国际上到处说西藏是我们的，就象我们现在对台湾的方式一样。
嘴巴功夫也是很要命的手段，就代表以后还有翻本的机会。苏联为了外蒙古独立，断绝中国对外蒙古的念头，也是费尽了心机。打下东北，交换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让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还要在雅尔塔搞定罗斯福和丘吉尔。
外蒙从1912-1945年，完成合法的独立用了33年，才拿到出生证，后来还出现了反复，老蒋不甘心，划地图又划了回去，老毛也不甘心，找苏联又要了两次，老毛肯定恨苏联搞走外蒙，与苏联决裂的心理早就有了。
敌视苏联其实并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利益，只有老毛想分家，其他人都是不愿意的，但只能跟老毛走。从上看出分裂中国还是高难度的技术加体力劳动，清末民国的几十年如此混乱，也只分出了个外蒙，但也弄回了台湾。台湾独立到现在还没完成呀!要合法完成台独，后台老板美国不知道拿什么与中共交换，可惜没有第二个日本打，也没有第二个满洲新疆交换了。
搞独立代价很高很大很难，没实力，就别扯这个淡了。主要是中共打不赢美国，打得赢，早打了。美国也不愿陷入无休止的对抗当中去，搞台独，必竟还是理亏的。台湾人98%是汉族，同民族的分裂是暂时的，不同民族的国家分裂是永恒的，台独很难搞成。
现在的局面确实反映了力量的对比，谁都奈何不了谁。拖吧，以拖待变是无可奈何的了。台湾等中国民运吧，中国等自己发展能抑制住美国的军事实力吧。
还是回到西藏问题，西藏独立成功，靠自己是不成的，汉族把土地看的比金子还贵重，要搞中国人的地盘，就要象苏联学习，武力加面包。美国是民国的盟友，只有英国人有条件搞藏独了，可英国人太急躁了，搞起颠覆，西藏当局把英国也赶走了。
藏人自闭在西藏意淫着大雪山国。英国人也搞不了缓冲国保护印度了。老蒋也意淫者地图，但一个连都派不到西藏，说西藏是自己的，有个屁用。
真正牢牢控制住西藏的还是本朝的太祖，西藏在西拉姆会议上分内藏和外藏，中国在内藏有主权，就是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的藏区，外藏就是现西藏自治区，中国只有宗主权，北洋政府当然不签。谁都不愿出卖国土。
老毛统一全国，就肯定要进藏，苏联是支持的，美国能跑到高原打仗去分裂中国吗，老毛在朝鲜都敢和美国干。朝鲜是外国，西藏可是中国领土，级别都不一样，美国就是武力干涉，中共也会进藏，也要打的，什么样的干涉都不会作用。
其实，西藏独立在历史上真没有一点成功的可能。民国时候，国民党会从外交封杀，中共当家更是要打。英国从印度走了，只有印度干涉了。印度做了，抗议几次，老毛火了，要周警告帝国主义不要干涉中国领土完整。
尼赫鲁理亏了，西藏在法律上确实是中国的，反而支持中国。地缘注定了西藏不可能有强大外国干涉（民国年间，英国是摆不平中国的），而西藏的头头们都是些神棍，没有半点头脑，能和老毛这样的高手过招吗，不输得裤子都没有才怪。
西藏军队主力在昌都想拒敌国门之外，当然被解放军当肥肉吃掉，没了本钱，还玩个屁，老老实实签协议，《十七条协议》就是中国对西藏主权的再确定，乾隆定的《二十九条章程》有它管用吗？
老毛明白要赶快把主权敲定，在治理权上做了让步，是最早的一国两制。进藏宜早不宜迟，迟宜生变。三路进发，四川，青海，新疆，2万解放军很快到达拉萨，张经武，张国华与西藏当局斗智斗勇，稳定了局面，1954年公路修通后，西藏和达赖再也翻不起浪了。
1956年内藏民主改革，很多人叛逃到西藏，1959年，达赖终于叛逃了，54军进藏平乱，花了好几年才平息。如果达赖决定分裂，应该是越早越好，在1950年时，不去硬碰硬，诱敌深入，利用高原山地地型，全面皆兵，打游击战，同时求助于外国，中国还真难办了。
但是，中共进藏是肯定会完成的，老共是铁了心要统一，不可能丢掉西藏，只是代价会很大。1959年的叛乱，没有一丝机会成功的，可以看出藏族上层的无谋无勇无智，还能玩赢老毛吗?
西藏还真是在太祖手上才牢牢掌握的，160万土地进账了（藏区共240万，其它80万在满清和民国就划到其它省份了，不能算老毛的功劳。后来又把40万划到了青海，青海加原来的30多万，现在有75万，120万归西藏自治区，分而治之的手段古以有之，外国也一样用，没啥对不对的）。
长江，黄河，怒江和澜沧江的源头被中国控制了，印度，孟加拉，缅甸，老挝，越南的母亲河源头在中国手心了。这个世纪据说会为水打战，老毛敲定西藏功劳大不大？
当然，老蒋的地图功夫和嘴巴功夫还是要表扬。如果是老蒋统一中国，西藏会被中国牢牢控制吗？我认为不会，西藏把自己看成了一个国家，老蒋必须要用兵才行，从后来中共的规模看，要用兵数万以上，士兵要能吃苦耐劳精神，入藏艰苦就如长征一样，后勤要有几十万人才行，要运作几十年，还要不惜代价修路，人力物力难以计数。还要有高超外交手腕，美国，印度，英国是肯定要干涉的。老蒋可能还是顶不住，骂骂娘希皮，最终的可能还是回到1950年以前，中国只能得到口头上主权，西藏得到实际意义上的独立。
因此，老毛的功劳是很大的。他彻底摧毁了西藏传统社会结构，改造了新西藏，西藏汉族干部也达到了30多万。到80年代，老毛的余威还在，达赖和活佛都滚一边去了，哪有什么藏独？胡耀邦是理想主义者，到了西藏，乱说话，要汉族回内地，别统治西藏了，要藏族管，搞的藏人觉得受到异族的殖民统治，独立情绪高涨。现在的藏人从中央得到物质好处，但在内心还是偏向达赖的（同一个民族的，达赖还是他们的精神导师），只是一般藏人内心不愿表达这点罢了。
安抚藏民的心灵，这就是中央要和达赖谈的原因，主要是给内地藏人希望（连阿沛阿旺晋美这样的藏干都要求中央与达赖谈谈，不是很能说明普通藏人的想法吗）。
受外国压力不是主要的，内政高于外交，不去和达赖谈谈，藏人内心会更痛恨。如果问藏人希不希望独立，我可以告诉你，你愿意被异族统治吗？要是可以公投，西藏肯定是会独立的。给再多的钱都没用，消除藏独，只有同化和双向移民，消除民族的差异性。
达赖也最害怕这点，暴力攻击汉人，就是吓跑移民，在国际上控告中国搞文化灭绝，就是害怕被同化，其实，他害怕的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西藏与内地差异长期存在，西藏分裂的风险很大。国际上普遍同情西藏，特别是民间，藏人是难民中的贵族，达赖影响比阿拉法特大多了，只是我们不报道，不给自己的敌人做宣传。
干涉西藏的国际势力很强大（老毛轻视了宗教对藏人和世界的影响，轻易放跑了达赖），只要内地有啥风吹草动，西藏很快就会被西方所占领，到时面对的是多国联军，西藏独立就极可能成功。
达赖死后，估计也会出两个转世达赖。达赖搞大藏区自治就是为搞小西藏独立的，不过他没啥实力，搞独立是要本钱的，没实力就只能扯淡了。他提啥政治条件都没用，因为他没实力，政治就这么简单，别太把他当回事。
中央在西藏要钢柔并济，对寺庙管理要严，打击分裂要狠，不要让分裂分子搞成大气候，大量人在街头搞分裂游行，在国际上会陷入被动，特别是西藏问题有很深的外国干涉背景，西方一面倒的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的情况下，更要冷静应对。
印度不愿与中国定边境，因为印度人很委屈，认为西藏被中国占领了，他们没分到羹。1950年，印度就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实际控制住了边境，中共还在进藏路上，1951年，才到拉萨。边境控制更不知何年，中国吃亏是难免的。
藏军不去争，专门防解放军，中印边界当然吃亏。那地方确实是中国的，应为属传统西藏文化区，即自古属西藏的。而印度只是个地名，不是个国家，只有宗教和种姓制，没有自己历史（参考外国编造的），也就没有自古就是印度领土的说法，主体民族都没有，有16个民族（按中国的民族分法，印度可以搞出1000个民族出来，可惜印度没那么搞），印度斯坦族也占46%的，印度的统一得益于英国。
接受英国历史遗产，藏南和印度没啥关系。印度人占领了，还不满足，还往北推，其心理是因为西藏是中国占的，印度也要分点汤喝。老毛当然要打他，但印度在1962年前，在藏南已经经营了十几年，麦克马洪线成了事实边界。中国在西藏可取得短期胜利，长期很难说。阻止印度北扩，短期战争教训就能做到，但把藏南搞回来，需搞长期战争，打趴印度，绝他的念头，由于印度把藏南当成自己不可分割一部份（确实有法律和现实因素，有其合理性），肯定会反抗到底，战争规模会很大，也会长期化。
中国后勤线更漫长，国际上很孤单，会处不利状态。事实上，中缅划界，中国也是以实际控制，承认了缅甸境内的麦克马洪线，印度摸清了中国底牌，在麦线上寸土不让，且还提出了3.8万的阿里地区的领土要求。印度也无诚意与中国达成边界协议，因为印度民间站在达赖一边，不愿意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更不用搞领土谈判了。印度被长期殖民统治，民族屈辱感很强。印度又在边界占了上风（这是事实，中印边界在喜马拉雅南侧，中国后勤要翻高山，很不利，印度人可能希望推进到喜马拉雅，他们在不停渗透与蚕食），非常嚣张，根本不会相互体谅了。还有个可能是印度人始终对藏独抱有幻想。
讨论了这多，可以看出，分裂势力要成功，首先要中国内乱。中国解体的命运在清末搞过了一次，因为日本打了美国，中国总算翻本成功，代价是外蒙古被搞走了，其他边界线基本维持在1860年的状态，是不幸也是幸运（比奥斯曼土耳其幸运多了），清王朝对边界控制是不严的，民国更是扯淡。
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重建了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这是符合中国国情，也是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美国立国时，中央政权软弱无力，林肯在南北战争中加强了中央权力，美国各州在也无力挑战联邦中央了，罗斯福在新政中更是在经济中加强了中央权力。现在的美国，不再是当初松散的联邦了，变成了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了。中国周边更是强国林立，说亚洲就是在谈中国，中国不是世界中心，肯定是亚洲中心，与二十几个国家相邻或隔海相望，领海也是内海，有几条锁链锁着。
受地缘政治制约影响很大，中国如围棋的天元，日本，俄罗斯，印度，澳洲都挂在角上。下过围棋的人都知道，天元是做不了势的。中国搞贸易搞经济会很容易，左右逢源，邻居多罢！搞霸权是很难搞得，先天条件限制，能发展成为地区强国，但很难成为美国和俄罗斯这样超强国家（俄罗斯发展潜力很大，资源全球第一，人才也多，军事科学只次于美国，不会成为加拿大类国家，外蒙古会成为中国的加拿大，俄罗斯雄厚的底气决定了永远是很独特的强国）。
因此，中国不能搞软弱的中央政府，这是中国的国情，可以这么说把，中山和老毛相当于美国的华盛顿，老毛同时又兼了林肯的作用。中山搞翻了帝制，三民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老毛的共产主义成功了，很多人对共产主义有偏见，可仔细分析，共产主义和中国儒家有很多共通地方。
共产主义分三大理论体系：辩证唯物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哲学无神论与儒家不信鬼神很接近，而伊斯兰和佛教的少数民族学生很难接受。无神论者只有20%，大多数在东亚中日朝越几国。其他人都信神了。
中国不信马列，会让其他鬼神邪说渗透进来（儒家当时救不了中国），老毛又改造马论，中国化了它，搞了实践论，矛盾论，阶级斗争。
老马的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必讲的，在计划与市场经济是有问题的，剩余价值学说把一切利润归工人，也是有问题的，一切利润归企业家，工人得到工资，资本家得到利率等，小平理论也改进了。
科学社会主义是乌托邦式幻想，中国在实践中改进很多，发展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也确实变得强大了，排名上升很快，其中，还搞运动荒废了二十年，更重要的是统一了思想，无神论占了主导（无神论是科学的东西，特别符合汉族思维方式），避免了基督中国，绿化中国和邪教中国的恶梦。
现在，伊斯兰在中国业已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只有马教才能与之对抗，儒家是挡不住穆斯林和基督教的进攻的，不信马教，中国将重演中亚的历史。我们现在学政治其实是在进攻其他宗教，现在不是让很多穆斯林年轻人都信了马教，很多藏人也信了马教，这是西方国家都做不到的。
因为马教，中国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很多人讨厌政治教育，想想老美的政治教育比中国还多，他们每周都要礼拜，吃饭睡觉都要求神。
林彪在文革搞的东西其实是学的西方宗教东西，早请示晚会报，跳忠字舞，饭前饭后请示。只是中国信的是人，老外信的是神，都不是好鸟，中国还真是以人为本的国度。儒家信祖宗是不能抗衡宗教的，但是马教和儒家结合，威力是很大的，改造了中国人精神，占据了思想和道德高地。十字架化中国，绿化中国，都很难了，邪教化中国更不可能的。
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外国人看中国人，如同中国人看朝鲜人一样，认为被洗脑，专制，愚昧。中国肯定在新闻和言论上都不自由，可能政府害怕外部有害信息毒害没头脑的人。人权，自由，民主成了外部攻击中国的工具，慢慢的它们的其意义变成了：中国民主=共产下台和政局动荡，人权和自由=中国分裂。
在西方和民运看来，民主就是多党轮流执政，一人一票搞大选，新闻言论自由。这真的对中国有利吗？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多党执政很容易造成中央软弱无力，政府为选票而放弃基本国家利益。
少数民族都会要独立，天天牢骚闹事。简单的刑事案也会被炒成民族矛盾大做文章，敌对电台会不停骚扰，外国势力也会到处找中国代理人。别说振兴中华了，中国动荡与分裂是很难避免的。印度民族矛盾很突出，但没有外国干涉。苏联和南斯拉夫是有外国干涉的。而中国是肯定会遭外国干涉的，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与韩国日本台湾比较单一民族地区有很大的不同，要搞明白这点很重要。民运其实就是要中国重现民国初年，上次是外蒙独立了，下次轮到谁了：西藏，新疆……
现在中国政治制度是很符合中国国情的，兼顾了历史传统与现代政治，一党专政，多党协作，民主集中制。共产主义获胜，不是凭空掉下的，是中国人的选择，是有民意基础的，也是最优选项（中国人民当时如果选择国民党，现在中国局部地区会很繁华，全国整体形式会类同菲律宾，国土也会缩小很多）。
日本天皇和英国女王这种世袭制现在看不也很愚昧吗？但那就是历史与现实，世袭制不也被号称最讲民主的日本人和英国人接受了吗。中国的接班人问题是台下协商，沟通运作的结果，政治精英比老百姓懂的更多。日本国首相的产生方式也和中国一样，选举也只是走过场。难道美国总统的产生方式就一定最科学吗？不要总想当然了，民运分子和人权斗士的智商真的很低。搞乱中国，分裂中国，就是你们想要的吗？
一下写了一万两千字，很累呀！主要见到的蠢人太多了，激怒了本人，老子很瞧不上民运分子和人权斗士，老子这个小硕的知识和见识本来也很有限，但当当那些蠢货的导师还是绰绰有余的。网上的观点谬论太多，很多观点本硕士根本都无法认可，误导他人。下次有空再谈谈其他东西，写的有点仓促，没好好去查资料，所以没有具体人名，年代和数字，作为研究生论文肯定是要毙掉的，只能作为观点让大家参考。长江八号写于5月26号夜。题目暂定为《一个北航硕士看敏感问题》
民间藏事：http://tibet.woeser.com/?p=35904
牧道沿线，处处是烤在太阳下的死狼骸骨。因为，大自然崇尚的只有生命，死亡对于它而言，只不过是个短暂无望的过程，转眼间便无影无踪，消隐在美不胜收、千姿百态怒放着的繁花花坛下面。这里有贝加尔湖的发源地科什戈尔湖，还有恐龙遗骸坟场巴彦扎克，蒙古似乎世世代代循着固有的规律在生活。
然而，人们眼前所见只是个迷人的假象。事实上，这个国家在意识到自己拥有丰富的地下矿藏时，子民们却已晕头转向，不知所措。蒙古人感到无所适从，因为他们的生活已被打乱。
几年以来，由于气候变幻多端，牧民不断遭受暴风雪袭击，大批牲畜死亡，游牧生活日益艰难。逃脱大自然灾难的幸免苟生者大批涌入首都乌兰巴托，人口爆炸。牧民的下一代变成了“城里人”，在蒙古包里看起了MTV。可是，牧人的世界应该在户外，在广袤的蒙古大草原上出现的城市就像汪洋里的小岛。
公演《蝴蝶夫人》的歌剧院、（空荡荡的）股票交易所、普通百姓不得入内的“人民宫”，全都与习惯呼吸户外新鲜空气的自由生活格格不入。蒙古人心目中，只有开放的场所才是自己的家。今天，虽然他们的脸膛还保留着红苹果皮似的亮丽，脑袋却像火山一样。乘坐乌兰巴托司机驾的车，时常让我不安：他们总在最后一秒钟才刹车，就像看准火候拉马缰绳那一刻一样。
蒙古人讨厌新的生活方式，搞不清自己到底成了什么，心中恼火。最后，倒霉的是他们的中国邻居，成了出气筒。在蒙古的中国人行动十分谨慎，轻易不露面。因为，乌兰巴托大街上时时会响起带有法西斯调门倾向、炫耀本国的歌曲，一些车辆上甚至有纳粹徽号。这类人对中国的仇视十分明显，表达时毫不掩饰，甚至在新闻界和知识界里都有。
《蒙古新闻报》相当有声誉的记者巴桑道尔吉便是其一。有一天他同我在乌市法国咖啡厅约会，愤愤扬言：“你看不到中国人？他们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蛮横！”我壮着胆回答道：“你们过去难道没有占领过中国，杀了几十万你们的邻居？”哪料到，他回答我说：“中国，那只不过是一段时间，我们的目标是全世界！成吉思汗要是活得再长些时间，你们全都逃不了！”
乌兰巴托市民已经袭击过在该市经营的中国餐馆，砸了招牌、踩破灯笼，拉出店主大打出手，凡是有中国标志的东西全都被他们扫地出门。一派“蒙古应该是蒙古人的！”气氛。一个曾在苏联接受过教育的军人称：“他们这是在入侵！我们的工厂关门了，搞得男人喝酒，女人卖身。中国人让我们习惯吃他们的饭，好把我们吞掉！”阿莎在美国公司工作，养活全家。小弟弟在一家中国人开的服装厂干活糊口。晚上还要回家做皮包，贴补家用，一肚子无奈，一肚子不痛快。我找不到负责工厂的中国人，大使馆也推说没有空接待我。
蒙古人不愿意改变自己，讨厌成为北京的“小兄弟”。蒙古人蔑视他们的世代宿仇中国邻居的定居民族生活方式，他们无奈地被迫接受它的程度越大，心中的愤懑也越深。依赖中国人的程度越大，绝望情绪越深。目前，蒙古在经济上对中国确实越来越依赖，对外贸易有40%都依靠中国，唯一可以使用的出海口在中国天津。
蒙古企图开辟新途径，贯彻多边外交，扩大了同日本、美国、朝鲜和欧洲的贸易，但中国人不理睬这一套，双方很难沟通。一个蒙古前外长对我解释道：“中国人的根深深扎在土地上。我们同他们的世界观完全是对立的。他们说的那些话，我们有自己的理解。”800年以来，蒙古和中国在他们南辕北辙式的对立世界观里，始终无法相互理解。今天的蒙古因为不得不倒向被他们痛恨的“文明”而痛苦，绝望地不愿放弃自己的自由，始终向往着世世代代崇尚的流动。而中国人方面，他们正在狡诈地慢条斯理影响着蒙古人。双方之间这场龟兔赛跑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日本希望把清朝搞烂，谋取利益，孙中山受日本支持，是日本国家利益的使然。和现在西方支持民运分子是一回事。1912年，全国各省独立了，汉族省份还好说点，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就很危险了。外蒙很快被沙俄控制，后来的苏联又继承了这点。中国在沙俄革命时，是有机会搞回外蒙的，可惜军阀正混战。外蒙在1921年正式独立，一直在苏联控制下。
外蒙的丢失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关系都不大，老蒋是1928年才上台的，苏联都死死控制住了外蒙，和老毛更没关系，老毛还要过两次，其实，一点成功的机会都不可能有。外蒙的丢失应该说与当时的北洋政府很大关系，也与中山先生的民运有很大关系，更与清朝的管理方法有关。
外蒙与内地交往少，彼此很陌生，又利用黄教去限制蒙古人生育，外蒙人积怨很大，最恨中国人，认为我们进行了200年的殖民统治，现在还对他们有领土野心。
内蒙古自治区也差点独了，外蒙还想和内蒙古合并，被中共的乌兰夫粉碎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比PRC还早2年，在1947年，为啥？想独立呀。
日本人认为满蒙非中国，想法削弱中国，肢解中国，搞出伪满洲国，煽动内蒙古德王开始加入伪满洲国。内蒙古出现人民党，受苏联与外蒙操纵，日本投降后，想策划内蒙独立，与外蒙合并。
老蒋对领土只是用划地图的方式，就认为搞定了，也不派兵去牢牢控制，只是和老毛争夺江山，边疆全面失控。搞得后来边界谈判，中国争议区都在别人的控制下，很被动。要知道，谁控制，谁就主动。日本在独岛和北方四岛，就很被动，但在钓鱼岛上就很主动。基本上边界划分都是按实控线划分，做很小的调整。要按自己地图去强制别人接受，只能发动战争，才能夺回，国际上会控告你，当事国也不会善罢干休。就算苏联，也要搞个条约来合法化。
中共开始和内人党没啥关系，老毛用乌兰夫收编了内人党，总算清除了内外蒙统一的恶梦，把内蒙古自治政府悄悄换成内蒙古自治区，文革中，老毛要出对蒙独的怨气，对内人党终于大开杀戒。
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抛弃了国民党，其实是最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抉择。二战后，能对中国命运产生影响的国家只有美国和苏联，由于苏联与中国山水相连，对中国命运影响更大。中国选择接近苏联，消除苏联对中国的疑心，很重要。因为，苏联其实直接控制了东北，间接控制了内蒙古和新疆。
苏联就是威胁宋子文，如果不答应外蒙古独立，就把东北交给共产党，把新疆搞独立。苏联是有实力做到的。国民政府只能在国际上哭诉，起不到作用。苏联一直有这个打算，把中国疆界限制在长城以内，在东北扶持自己势力，把新疆搞走。
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共产党进入东北太快，急坏了老蒋，求助美国，美国在天津和青岛登陆后，苏联只得扶持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有几个北朝鲜师，内蒙古骑兵。也说服外蒙放弃了内外蒙合并的想法。中共效仿满清灭明朝的战略，统一了全国。
如果是中国人民选择国民政府，可能在40年代到80年代漫长岁月中，苏联如猫玩耗子一样玩弄民国弱势的中央政府，不停扶持各种势力，拉一个，打一个，利用地缘优势，把中国搞分裂。苏联绝对是有这种实力的，老蒋没这个实力，老美不可能真去为中国领土完整打仗，老蒋还只能忍气吞声。外国喜爱把东北叫满洲，这包含了祸心，中国人听了不舒服，容易联系到伪满洲国，满族独立是清末民初消除的，闯关东就是那个时代，张作霖用火车拉了更多汉人过去。到日本发动九一八时，东北有了三千万汉族。使得直接吞并很难了。
如果是苏联想吞并，西伯利亚反而会被汉族同化，因为大量的汉族，没人可以吞下这个地方。朝鲜人很委屈，他们到满洲比汉族早，可在东北，成了少数民族，很不甘心，金日成找老毛要过东北，说是朝鲜人祖先活动的地方，现在都是社会主义了，不分国家了，要老毛归还，吓坏了老毛。
韩国人对中国东北的感情就如同我们对海参崴一样。俄国防着我们，我们也猜疑韩国的野心，要防止北朝鲜难民涌入，人口结构的变化，会严重威胁到东北安全。朝鲜族是族内通婚的，很难同化，少部分是在清朝就来到了东北，大多数是在日本侵朝和搞伪满洲国时跑到中国的，以朝鲜人治服汉人。中华民国是不承认有朝鲜族的，认为是非法移民，是日本人的爪牙，民国遣返了两百多万日本人，留了些日本兵在中国打内战，也打算遣返朝鲜人，内战爆发，这个计划没有完成。
朝鲜人确实是站在中共一边，打国民党，对林彪帮助很大。如果当时中共当家的话，估计日本人也不会遣返，中国会有个大和族，到今天人口会有好几百万了。
有必要说说民国的民族政策，中华民国与中华民族是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民族，民主，民国。开始只认为自己有五个主要民族，汉满蒙维藏。北洋政府是五色旗，就是这个意思。后来发现这些民族都闹独立，外国挑拨民族分裂情绪，老蒋不承认中国有少数民族，认为维蒙藏都只是边民，认为中国是个单一民族国家，就只有中华民族，国民党是与西方思维接轨的。
欧洲民族问题一直很严重，学术界的民族理论是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可在实践中又行不通，没有哪个国家会削弱自己。中共建国后开始划民族，到1990年，才考证出有56个民族，后来苏联的分裂，才停止再划民族的，当时报出了200多个民族，要超过苏联。
从苏联和南斯拉夫看，马克思民族理论可能有点问题。应该说中华民族是个政治概念，中国确实是个多民族国家，当时并不是大杂居，小聚居。而是汉蒙维藏分开居住，国情很类似苏联。而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国家大，但是移民国家，人口混杂居住，民族不聚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不闹分裂，满独搞不成就是如此。
中国，苏联，印度这种类型的国家，分裂的可能性是很高的，特别在有外国干涉，内外勾结，分离势力会很大。加拿大很特殊，也是有个法国移民聚居区，也闹分裂，不过外国不干涉加拿大。中国维持国家统一，绝不会是什么民族感情，只可能是武力统一，中央集权。内蒙古独立是中共连哄带骗搞定的。
现在谈论新疆问题，民国时，新疆落入盛世才的手上，在苏联不停威逼下，新疆企图加入苏联。二战中，盛世才摆脱苏联，马上投靠老蒋，老蒋虽是中央政府，其实也不过是大点的军阀，民国也只不过是群乌合之众，能不投降日本，就很不错了。
二战后，苏联卷土重来，新疆又面对内外勾结搞分裂问题。新疆三区闹革命，其实就是闹疆独，只是后来被中共收编了，把他们搞成了爱国人士。三区革命都把十万国军压到几个城市，疆独都快成功了。可惜，中共快解放全国了，苏联不再需要他们了，苏联中亚五国问题也很严重，不想看到独立的新疆出现，造成中亚五国闹独立。
苏联帮助中国进入新疆，把疆独的五巨头搞到莫斯科，借口飞机失事，杀掉了他们。王震顺利收编了国军和疆独武装，对反抗势力，严厉的镇压。由于当时新疆汉人少，不到2%，斯大林建议老毛赶快移民，改变新疆人口结构，实现长治久安。
苏联的解体与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无关系。斯大林时期，苏联民族关系最好，戈尔巴时期矛盾最突出，中国也是这样，老毛的高压时代，民族关系最好，胡耀邦和赵子阳的八十年代，民族关系最紧张。看来政策越开明时，越闹的凶，民族分裂主义也是吃软怕硬的。
再谈疆独问题，维吾尔人闹独立，很好理解，谁都不愿被异族统治，政策再好也没用，独立是要本钱的，没实力就是扯蛋。新疆的石油与天然气，西藏的水源资源，是中国必需要控制的。实在想不通，哪个猪头认为搞恐怖袭击可以使中国放弃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和四分之一藏区，那都是重要的战略资源的。
疆独想成功，可参考外蒙古经验，首先，中央政府内部瓦解，陷入混乱。第二条，强有力的外国干涉。可惜，就算中央内乱，由于新疆有大量汉族，和大量其它民族自治州，自治县，维族也搞不定其它民族，与当时外蒙完全不同了。
就算维独疯狂搞种族灭绝，可能部分打工的汉族会吓跑，但是新疆有个建设兵团，有两百七十多万人，相当百万大军，汉族凝聚力没有穆斯林强，但通过军事建制的汉人社区，对自己开垦的土地有很深感情，他们就是新疆人，和内地关系很淡了，又有高度凝聚力，军事化的组织，足够对抗伊斯兰教组成的武装力量，绝不会像内地汉人，无组织，无纪律，内地汉族有可能如鸟兽散，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会这样，将会是疆独最大的敌人。
老毛是有高度战略头脑的人，很多地方是很高明的，搞建设兵团凝聚汉族对抗伊斯兰的维族（宗教很容易变成政治组织和军事集团），搞很多不同民族自治地牵制维独势力，其他民族根本不会跟维族穿一条裤子。
老毛在内蒙古的手段也是很高明的，前面讲了点内人党的事，其实，解放后，又进行了行政调整，现在的内蒙由察哈尔，绥远，直抵省的一部份组成，把一些汉人稠密区调节到内蒙古自治区，调了一部份出去给吉林和辽宁，由140万变成了120万，通过人口调整，上山下乡运动，现在蒙独还能成气候吗？很多政治阴招上不了台面，政治其实很卑鄙的，正人君子是玩不了的。
再回头谈新疆，内部，维族很难搞定汉族，要独立还只能依靠外国势力。美国，欧洲，土尔其，俄罗斯，中亚五国，都能干涉新疆，可是新疆毕竟是中国一部份，没有啥独立依据(这点和西藏不同) 。
美国和欧洲对伊斯兰教没啥认同感，也并不认同现在东突搞的恐怖袭击。如果，中国不搞得太出格（比如血腥报复无辜人员），很难找到借口。俄罗斯和中亚五国会趁火打劫吗?外国干涉的话，中央政府就能放新疆独立吗，看着汉族和其他民族被驱赶和清洗吗？领土问题覆水难收，不管谁当家，都很难放弃新疆，要知道汉族到新疆比维族更早，维族也并不是新疆的原始主人，他们早被乾隆给灭族了。
中央内乱很严重的话，新疆会陷入南斯拉夫的大仇杀，更大的分裂，维族很难完成全新疆的独立，除非某大国全力以赴支持，把汉族解除武装，小偷小摸的支持，也很难搞成。对疆独出现的最好局面是换取南疆的真正的独立（估计维独分子不会再要更高自治，他们怕了秋后算账和缓兵之策，受国际法保护的独立才是最可靠的选择）。
但是，中国内乱搞到连领土也要放弃的局面很难出现。最有可能是中国武力攻台，美国为牵制中国，让疆独发动武装暴动，牵制我国，但也看不出疆独成功的机会。
现在，谈谈西藏。老外认为西藏是个国家，被我们非法占领了，认为我们被共产党洗脑了。绝不如我们的媒体所说的，老外对西藏不了解。
相反的是老外对西藏历史是很了解（西藏在国外是很热门的话题），对西藏独特文化也很了解，他们认为如此独特的文化，又与中国汉文化如此不同，不管西藏是否曾属于中国，藏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国家。
对西藏历史，老外有自己的见解，他们认为蒙古不是中国人，因为现在有蒙古国的存在，并且蒙古人和西藏只是蒙古提供世俗保护，西藏向蒙古提供精神食粮，互惠互利。
明朝和西藏的册封关系只能算外交来往。清朝与西藏比较复杂，清朝皇帝确实认为西藏是自己的领地，后来英国说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而不是主权（宗主权类似朝鲜与清朝关系，主权类似河南省与清朝关系）。清朝在西藏的主权受到英国威胁和入侵后，开始直接管理西藏，只有几个月时间，就发生辛亥革命。西藏当然就独立了。只不过，民国不承认，老蒋划地图本领更是一流，嘴巴到国际上到处说西藏是我们的，就象我们现在对台湾的方式一样。
嘴巴功夫也是很要命的手段，就代表以后还有翻本的机会。苏联为了外蒙古独立，断绝中国对外蒙古的念头，也是费尽了心机。打下东北，交换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让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还要在雅尔塔搞定罗斯福和丘吉尔。
外蒙从1912-1945年，完成合法的独立用了33年，才拿到出生证，后来还出现了反复，老蒋不甘心，划地图又划了回去，老毛也不甘心，找苏联又要了两次，老毛肯定恨苏联搞走外蒙，与苏联决裂的心理早就有了。
敌视苏联其实并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利益，只有老毛想分家，其他人都是不愿意的，但只能跟老毛走。从上看出分裂中国还是高难度的技术加体力劳动，清末民国的几十年如此混乱，也只分出了个外蒙，但也弄回了台湾。台湾独立到现在还没完成呀!要合法完成台独，后台老板美国不知道拿什么与中共交换，可惜没有第二个日本打，也没有第二个满洲新疆交换了。
搞独立代价很高很大很难，没实力，就别扯这个淡了。主要是中共打不赢美国，打得赢，早打了。美国也不愿陷入无休止的对抗当中去，搞台独，必竟还是理亏的。台湾人98%是汉族，同民族的分裂是暂时的，不同民族的国家分裂是永恒的，台独很难搞成。
现在的局面确实反映了力量的对比，谁都奈何不了谁。拖吧，以拖待变是无可奈何的了。台湾等中国民运吧，中国等自己发展能抑制住美国的军事实力吧。
还是回到西藏问题，西藏独立成功，靠自己是不成的，汉族把土地看的比金子还贵重，要搞中国人的地盘，就要象苏联学习，武力加面包。美国是民国的盟友，只有英国人有条件搞藏独了，可英国人太急躁了，搞起颠覆，西藏当局把英国也赶走了。
藏人自闭在西藏意淫着大雪山国。英国人也搞不了缓冲国保护印度了。老蒋也意淫者地图，但一个连都派不到西藏，说西藏是自己的，有个屁用。
真正牢牢控制住西藏的还是本朝的太祖，西藏在西拉姆会议上分内藏和外藏，中国在内藏有主权，就是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的藏区，外藏就是现西藏自治区，中国只有宗主权，北洋政府当然不签。谁都不愿出卖国土。
老毛统一全国，就肯定要进藏，苏联是支持的，美国能跑到高原打仗去分裂中国吗，老毛在朝鲜都敢和美国干。朝鲜是外国，西藏可是中国领土，级别都不一样，美国就是武力干涉，中共也会进藏，也要打的，什么样的干涉都不会作用。
其实，西藏独立在历史上真没有一点成功的可能。民国时候，国民党会从外交封杀，中共当家更是要打。英国从印度走了，只有印度干涉了。印度做了，抗议几次，老毛火了，要周警告帝国主义不要干涉中国领土完整。
尼赫鲁理亏了，西藏在法律上确实是中国的，反而支持中国。地缘注定了西藏不可能有强大外国干涉（民国年间，英国是摆不平中国的），而西藏的头头们都是些神棍，没有半点头脑，能和老毛这样的高手过招吗，不输得裤子都没有才怪。
西藏军队主力在昌都想拒敌国门之外，当然被解放军当肥肉吃掉，没了本钱，还玩个屁，老老实实签协议，《十七条协议》就是中国对西藏主权的再确定，乾隆定的《二十九条章程》有它管用吗？
老毛明白要赶快把主权敲定，在治理权上做了让步，是最早的一国两制。进藏宜早不宜迟，迟宜生变。三路进发，四川，青海，新疆，2万解放军很快到达拉萨，张经武，张国华与西藏当局斗智斗勇，稳定了局面，1954年公路修通后，西藏和达赖再也翻不起浪了。
1956年内藏民主改革，很多人叛逃到西藏，1959年，达赖终于叛逃了，54军进藏平乱，花了好几年才平息。如果达赖决定分裂，应该是越早越好，在1950年时，不去硬碰硬，诱敌深入，利用高原山地地型，全面皆兵，打游击战，同时求助于外国，中国还真难办了。
但是，中共进藏是肯定会完成的，老共是铁了心要统一，不可能丢掉西藏，只是代价会很大。1959年的叛乱，没有一丝机会成功的，可以看出藏族上层的无谋无勇无智，还能玩赢老毛吗?
西藏还真是在太祖手上才牢牢掌握的，160万土地进账了（藏区共240万，其它80万在满清和民国就划到其它省份了，不能算老毛的功劳。后来又把40万划到了青海，青海加原来的30多万，现在有75万，120万归西藏自治区，分而治之的手段古以有之，外国也一样用，没啥对不对的）。
长江，黄河，怒江和澜沧江的源头被中国控制了，印度，孟加拉，缅甸，老挝，越南的母亲河源头在中国手心了。这个世纪据说会为水打战，老毛敲定西藏功劳大不大？
当然，老蒋的地图功夫和嘴巴功夫还是要表扬。如果是老蒋统一中国，西藏会被中国牢牢控制吗？我认为不会，西藏把自己看成了一个国家，老蒋必须要用兵才行，从后来中共的规模看，要用兵数万以上，士兵要能吃苦耐劳精神，入藏艰苦就如长征一样，后勤要有几十万人才行，要运作几十年，还要不惜代价修路，人力物力难以计数。还要有高超外交手腕，美国，印度，英国是肯定要干涉的。老蒋可能还是顶不住，骂骂娘希皮，最终的可能还是回到1950年以前，中国只能得到口头上主权，西藏得到实际意义上的独立。
因此，老毛的功劳是很大的。他彻底摧毁了西藏传统社会结构，改造了新西藏，西藏汉族干部也达到了30多万。到80年代，老毛的余威还在，达赖和活佛都滚一边去了，哪有什么藏独？胡耀邦是理想主义者，到了西藏，乱说话，要汉族回内地，别统治西藏了，要藏族管，搞的藏人觉得受到异族的殖民统治，独立情绪高涨。现在的藏人从中央得到物质好处，但在内心还是偏向达赖的（同一个民族的，达赖还是他们的精神导师），只是一般藏人内心不愿表达这点罢了。
安抚藏民的心灵，这就是中央要和达赖谈的原因，主要是给内地藏人希望（连阿沛阿旺晋美这样的藏干都要求中央与达赖谈谈，不是很能说明普通藏人的想法吗）。
受外国压力不是主要的，内政高于外交，不去和达赖谈谈，藏人内心会更痛恨。如果问藏人希不希望独立，我可以告诉你，你愿意被异族统治吗？要是可以公投，西藏肯定是会独立的。给再多的钱都没用，消除藏独，只有同化和双向移民，消除民族的差异性。
达赖也最害怕这点，暴力攻击汉人，就是吓跑移民，在国际上控告中国搞文化灭绝，就是害怕被同化，其实，他害怕的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西藏与内地差异长期存在，西藏分裂的风险很大。国际上普遍同情西藏，特别是民间，藏人是难民中的贵族，达赖影响比阿拉法特大多了，只是我们不报道，不给自己的敌人做宣传。
干涉西藏的国际势力很强大（老毛轻视了宗教对藏人和世界的影响，轻易放跑了达赖），只要内地有啥风吹草动，西藏很快就会被西方所占领，到时面对的是多国联军，西藏独立就极可能成功。
达赖死后，估计也会出两个转世达赖。达赖搞大藏区自治就是为搞小西藏独立的，不过他没啥实力，搞独立是要本钱的，没实力就只能扯淡了。他提啥政治条件都没用，因为他没实力，政治就这么简单，别太把他当回事。
中央在西藏要钢柔并济，对寺庙管理要严，打击分裂要狠，不要让分裂分子搞成大气候，大量人在街头搞分裂游行，在国际上会陷入被动，特别是西藏问题有很深的外国干涉背景，西方一面倒的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的情况下，更要冷静应对。
印度不愿与中国定边境，因为印度人很委屈，认为西藏被中国占领了，他们没分到羹。1950年，印度就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实际控制住了边境，中共还在进藏路上，1951年，才到拉萨。边境控制更不知何年，中国吃亏是难免的。
藏军不去争，专门防解放军，中印边界当然吃亏。那地方确实是中国的，应为属传统西藏文化区，即自古属西藏的。而印度只是个地名，不是个国家，只有宗教和种姓制，没有自己历史（参考外国编造的），也就没有自古就是印度领土的说法，主体民族都没有，有16个民族（按中国的民族分法，印度可以搞出1000个民族出来，可惜印度没那么搞），印度斯坦族也占46%的，印度的统一得益于英国。
接受英国历史遗产，藏南和印度没啥关系。印度人占领了，还不满足，还往北推，其心理是因为西藏是中国占的，印度也要分点汤喝。老毛当然要打他，但印度在1962年前，在藏南已经经营了十几年，麦克马洪线成了事实边界。中国在西藏可取得短期胜利，长期很难说。阻止印度北扩，短期战争教训就能做到，但把藏南搞回来，需搞长期战争，打趴印度，绝他的念头，由于印度把藏南当成自己不可分割一部份（确实有法律和现实因素，有其合理性），肯定会反抗到底，战争规模会很大，也会长期化。
中国后勤线更漫长，国际上很孤单，会处不利状态。事实上，中缅划界，中国也是以实际控制，承认了缅甸境内的麦克马洪线，印度摸清了中国底牌，在麦线上寸土不让，且还提出了3.8万的阿里地区的领土要求。印度也无诚意与中国达成边界协议，因为印度民间站在达赖一边，不愿意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更不用搞领土谈判了。印度被长期殖民统治，民族屈辱感很强。印度又在边界占了上风（这是事实，中印边界在喜马拉雅南侧，中国后勤要翻高山，很不利，印度人可能希望推进到喜马拉雅，他们在不停渗透与蚕食），非常嚣张，根本不会相互体谅了。还有个可能是印度人始终对藏独抱有幻想。
讨论了这多，可以看出，分裂势力要成功，首先要中国内乱。中国解体的命运在清末搞过了一次，因为日本打了美国，中国总算翻本成功，代价是外蒙古被搞走了，其他边界线基本维持在1860年的状态，是不幸也是幸运（比奥斯曼土耳其幸运多了），清王朝对边界控制是不严的，民国更是扯淡。
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重建了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这是符合中国国情，也是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美国立国时，中央政权软弱无力，林肯在南北战争中加强了中央权力，美国各州在也无力挑战联邦中央了，罗斯福在新政中更是在经济中加强了中央权力。现在的美国，不再是当初松散的联邦了，变成了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了。中国周边更是强国林立，说亚洲就是在谈中国，中国不是世界中心，肯定是亚洲中心，与二十几个国家相邻或隔海相望，领海也是内海，有几条锁链锁着。
受地缘政治制约影响很大，中国如围棋的天元，日本，俄罗斯，印度，澳洲都挂在角上。下过围棋的人都知道，天元是做不了势的。中国搞贸易搞经济会很容易，左右逢源，邻居多罢！搞霸权是很难搞得，先天条件限制，能发展成为地区强国，但很难成为美国和俄罗斯这样超强国家（俄罗斯发展潜力很大，资源全球第一，人才也多，军事科学只次于美国，不会成为加拿大类国家，外蒙古会成为中国的加拿大，俄罗斯雄厚的底气决定了永远是很独特的强国）。
因此，中国不能搞软弱的中央政府，这是中国的国情，可以这么说把，中山和老毛相当于美国的华盛顿，老毛同时又兼了林肯的作用。中山搞翻了帝制，三民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老毛的共产主义成功了，很多人对共产主义有偏见，可仔细分析，共产主义和中国儒家有很多共通地方。
共产主义分三大理论体系：辩证唯物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哲学无神论与儒家不信鬼神很接近，而伊斯兰和佛教的少数民族学生很难接受。无神论者只有20%，大多数在东亚中日朝越几国。其他人都信神了。
中国不信马列，会让其他鬼神邪说渗透进来（儒家当时救不了中国），老毛又改造马论，中国化了它，搞了实践论，矛盾论，阶级斗争。
老马的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必讲的，在计划与市场经济是有问题的，剩余价值学说把一切利润归工人，也是有问题的，一切利润归企业家，工人得到工资，资本家得到利率等，小平理论也改进了。
科学社会主义是乌托邦式幻想，中国在实践中改进很多，发展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也确实变得强大了，排名上升很快，其中，还搞运动荒废了二十年，更重要的是统一了思想，无神论占了主导（无神论是科学的东西，特别符合汉族思维方式），避免了基督中国，绿化中国和邪教中国的恶梦。
现在，伊斯兰在中国业已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只有马教才能与之对抗，儒家是挡不住穆斯林和基督教的进攻的，不信马教，中国将重演中亚的历史。我们现在学政治其实是在进攻其他宗教，现在不是让很多穆斯林年轻人都信了马教，很多藏人也信了马教，这是西方国家都做不到的。
因为马教，中国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很多人讨厌政治教育，想想老美的政治教育比中国还多，他们每周都要礼拜，吃饭睡觉都要求神。
林彪在文革搞的东西其实是学的西方宗教东西，早请示晚会报，跳忠字舞，饭前饭后请示。只是中国信的是人，老外信的是神，都不是好鸟，中国还真是以人为本的国度。儒家信祖宗是不能抗衡宗教的，但是马教和儒家结合，威力是很大的，改造了中国人精神，占据了思想和道德高地。十字架化中国，绿化中国，都很难了，邪教化中国更不可能的。
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外国人看中国人，如同中国人看朝鲜人一样，认为被洗脑，专制，愚昧。中国肯定在新闻和言论上都不自由，可能政府害怕外部有害信息毒害没头脑的人。人权，自由，民主成了外部攻击中国的工具，慢慢的它们的其意义变成了：中国民主=共产下台和政局动荡，人权和自由=中国分裂。
在西方和民运看来，民主就是多党轮流执政，一人一票搞大选，新闻言论自由。这真的对中国有利吗？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多党执政很容易造成中央软弱无力，政府为选票而放弃基本国家利益。
少数民族都会要独立，天天牢骚闹事。简单的刑事案也会被炒成民族矛盾大做文章，敌对电台会不停骚扰，外国势力也会到处找中国代理人。别说振兴中华了，中国动荡与分裂是很难避免的。印度民族矛盾很突出，但没有外国干涉。苏联和南斯拉夫是有外国干涉的。而中国是肯定会遭外国干涉的，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与韩国日本台湾比较单一民族地区有很大的不同，要搞明白这点很重要。民运其实就是要中国重现民国初年，上次是外蒙独立了，下次轮到谁了：西藏，新疆……
现在中国政治制度是很符合中国国情的，兼顾了历史传统与现代政治，一党专政，多党协作，民主集中制。共产主义获胜，不是凭空掉下的，是中国人的选择，是有民意基础的，也是最优选项（中国人民当时如果选择国民党，现在中国局部地区会很繁华，全国整体形式会类同菲律宾，国土也会缩小很多）。
日本天皇和英国女王这种世袭制现在看不也很愚昧吗？但那就是历史与现实，世袭制不也被号称最讲民主的日本人和英国人接受了吗。中国的接班人问题是台下协商，沟通运作的结果，政治精英比老百姓懂的更多。日本国首相的产生方式也和中国一样，选举也只是走过场。难道美国总统的产生方式就一定最科学吗？不要总想当然了，民运分子和人权斗士的智商真的很低。搞乱中国，分裂中国，就是你们想要的吗？
一下写了一万两千字，很累呀！主要见到的蠢人太多了，激怒了本人，老子很瞧不上民运分子和人权斗士，老子这个小硕的知识和见识本来也很有限，但当当那些蠢货的导师还是绰绰有余的。网上的观点谬论太多，很多观点本硕士根本都无法认可，误导他人。下次有空再谈谈其他东西，写的有点仓促，没好好去查资料，所以没有具体人名，年代和数字，作为研究生论文肯定是要毙掉的，只能作为观点让大家参考。长江八号写于5月26号夜。题目暂定为《一个北航硕士看敏感问题》
民间藏事：http://tibet.woeser.com/?p=35904
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失和始末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西藏喇嘛教两个最高的宗教领袖。从元朝开始，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僧界首领一直采取抚柔政策。清顺治入关作皇帝后，特派钦差到西藏问候达赖和班禅。顺治帝于1653年册封五世达赖罗桑嘉措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颁赐金册、金印。1713年，清康熙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喜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清帝责成达赖和班禅共同执掌西藏地区的宗教、行政事务。达赖长驻布达拉宫（下一律按布宫称）、班禅长驻扎什伦布寺（下一律按扎寺称），班禅的辖区是日喀则地区，余则统归达赖管辖。
历史上达赖与班禅常为师徒关系，如四世达赖云丹嘉措拜四世班禅为师，受沙弥戒和比丘戒，他们师徒二人，情感融洽。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五世达赖受封后，亲往扎寺看望四世班禅。五世达赖灵童之找寻与坐床、戒，均得力于四世班禅之主持。后六世达赖、七世达赖均受戒于五世班禅；九世达赖、十世达赖、十一世达赖均受戒于七世班禅丹白尼玛。八世班禅丹白旺修给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剃发，确定九世班禅罗桑曲结的卜封寻方位、金瓶掣签、剪发取法名均仰赖于十三世达赖。
班禅集团在后藏拥有广大的土地、人民和寺院，自清雍正、乾隆以来，一向归驻藏大臣直接领导，和噶厦（藏王制取消后达赖手下最大的封建统治者）处于平行地位。辛亥革命后，驻藏大臣被赶走。在英帝国主义者和英印政府的支持下，达赖集团的势力日渐嚣张。1920年，噶厦强迫扎寺方面服从十三世达赖的统治，并向九世班禅辖区派粮派款、征兵征税，而扎寺方面援过去旧例，不愿有任何负担，双方发生了尖锐的斗争。1920年10月，为征收羊毛、牛尾、羊皮和食盐税收问题，扎寺派一代表团前去拉萨，与噶厦谈判，要求免征，噶厦予以拒绝，扎寺方面请求英人出面调停也遭拒绝。班禅知难相容，遂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11月15日夜，率僧侣上差15人乘月逃出，赶赴纳当，涉藏青大河，避大路，涉江踏云，曲入山道，抵子聪草坝，后辗转至北京。
班禅逃走后，达赖乘机收回扎寺方面政权，统一于噶厦之下，委派古觉大堪布罗桑丹增为扎寺喇嘛，代替班禅，管理政教事务。噶厦接管扎寺政权后，对待班禅管区百姓非常苛虐，苛捐杂税日增月加，民不聊生。
班禅逃到内地后，也曾要求返回西藏，但因得不到任何保证而终止。后来，班禅离开北京到满洲奉天省，受到优厚的礼遇，班禅并非甘心于流浪生活，而是想借祖国的力量回西藏，并想得到中央政府的保证，不再遭受迫害。但班禅到达内地，正逢南北军阀混战之秋，中央无力解决西藏问题，因此，班禅就在内地、东北、华北各地过着流浪生活。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达赖派代表在南京设立办事处，班禅政府也于1929年2月获准在南京设立办事处，并发表宣言“故中藏关系，合则两益，分则俱伤，此一定之道也”。1930年7月23日，班禅又致书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三人，说述他逃入内地后的许多感触，并再度提出要求国民政府帮助他返回西藏。1931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邀请西藏派代表参加，为争代表团的合法与否及代表名额，两集团发生了争执。会上，班禅代表向国民政府提出“拟请政府恢复西藏行政原状案”未获准。1931年7月1日，国民政府册封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并给玉印一颗、册文一本，年傣为12 万元。国民政府之举引起了达赖与噶厦的极大不满，遂致书国民政府，力斥班禅，班禅集团也针锋相对地列举了达赖十大罪状，并予以还击。
1932年8月间，国民政府拟任命班禅为“西陲宣化使”，达赖集团力表反对。1932年12月，国民政府正式发表班禅为“西陲宣化使”，班禅派代表携班禅致达赖的亲笔函，取道海路经印度，前往西藏，向达赖交涉班禅返藏问题。代表抵拉萨后，晋谒达赖上师，报告愿率属回藏，要求赐还后藏一切国有权利。达赖允许，经双方代表谈判，噶厦答应发还扎寺原属的拉孜、昂仁、彭措林、康巴等四个宗（地区）及若干奚谷卡（封建庄园），唯一的条件是责成扎寺百姓照常供应噶厦之差粮、摇役。
达赖集团之所以慨然应允班禅集团的请求，一是怕被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拉拢收买过去，成为心腹之患；二是将其诱骗回来，置于噶厦政权控制之下，就不怕再出事情。
1933年10月30日，十三世达赖在布宫圆寂，班禅闻讯后，大规模地诵经追荐，并亲撰诉祷达赖慧灵重来之赞经，颁发各地寺院，随时诵祷，并出席了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追悼会。
1936年，国民政府派员带卫队护送班禅回藏，噶厦采取的态度是：一面派人欢迎；一面宣布不让班禅带一个汉官汉兵入藏。1936年12月18日，班禅进抵青海玉树，噶厦在英帝国主义背后指使下，极力阻止，适逢抗战爆发、平津失陷，国民政府顾不上经营西藏，下令班禅一行停止入藏。九世班禅受阻后，即染重病，遂于1937年12月1日圆寂于青海玉树寺拉加颇章宫中。
1940 年2月22日，五岁的丹增嘉措在布宫举行坐床典礼，列十四世达赖喇嘛，1949年，12岁的宫保慈丹在青海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列十世班禅额尔德尼。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后，十四世达赖自拉萨拍电报给十世班禅，欢迎他早日启程回藏，团聚一堂，共同建设西藏，并提出在班禅进抵西藏边界之时，噶厦将派藏军保护，并令沿途地方官吏供应支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由西安专程前往西宁，为班禅送行。班禅一行于1952年4月28日平安到达拉萨，受到中央和西藏军政民各界人士的欢迎，当天下午，班禅在布宫与达赖作了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僵持了30年之久的两大宗教首领，终于握手言和。1952年6月9日，九世班禅离开拉萨，取道江孜，到达扎寺。
旧中国，英帝国主义极力破坏，国民政府无力实现西藏真正和平。因此，西藏一直处在风云变幻、分崩离析的状态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从祖国民族大团结的利益出发，和平解放西藏，两大僧侣集团之冲突最终得到圆满解决。
历史上达赖与班禅常为师徒关系，如四世达赖云丹嘉措拜四世班禅为师，受沙弥戒和比丘戒，他们师徒二人，情感融洽。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五世达赖受封后，亲往扎寺看望四世班禅。五世达赖灵童之找寻与坐床、戒，均得力于四世班禅之主持。后六世达赖、七世达赖均受戒于五世班禅；九世达赖、十世达赖、十一世达赖均受戒于七世班禅丹白尼玛。八世班禅丹白旺修给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剃发，确定九世班禅罗桑曲结的卜封寻方位、金瓶掣签、剪发取法名均仰赖于十三世达赖。
班禅集团在后藏拥有广大的土地、人民和寺院，自清雍正、乾隆以来，一向归驻藏大臣直接领导，和噶厦（藏王制取消后达赖手下最大的封建统治者）处于平行地位。辛亥革命后，驻藏大臣被赶走。在英帝国主义者和英印政府的支持下，达赖集团的势力日渐嚣张。1920年，噶厦强迫扎寺方面服从十三世达赖的统治，并向九世班禅辖区派粮派款、征兵征税，而扎寺方面援过去旧例，不愿有任何负担，双方发生了尖锐的斗争。1920年10月，为征收羊毛、牛尾、羊皮和食盐税收问题，扎寺派一代表团前去拉萨，与噶厦谈判，要求免征，噶厦予以拒绝，扎寺方面请求英人出面调停也遭拒绝。班禅知难相容，遂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11月15日夜，率僧侣上差15人乘月逃出，赶赴纳当，涉藏青大河，避大路，涉江踏云，曲入山道，抵子聪草坝，后辗转至北京。
班禅逃走后，达赖乘机收回扎寺方面政权，统一于噶厦之下，委派古觉大堪布罗桑丹增为扎寺喇嘛，代替班禅，管理政教事务。噶厦接管扎寺政权后，对待班禅管区百姓非常苛虐，苛捐杂税日增月加，民不聊生。
班禅逃到内地后，也曾要求返回西藏，但因得不到任何保证而终止。后来，班禅离开北京到满洲奉天省，受到优厚的礼遇，班禅并非甘心于流浪生活，而是想借祖国的力量回西藏，并想得到中央政府的保证，不再遭受迫害。但班禅到达内地，正逢南北军阀混战之秋，中央无力解决西藏问题，因此，班禅就在内地、东北、华北各地过着流浪生活。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达赖派代表在南京设立办事处，班禅政府也于1929年2月获准在南京设立办事处，并发表宣言“故中藏关系，合则两益，分则俱伤，此一定之道也”。1930年7月23日，班禅又致书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三人，说述他逃入内地后的许多感触，并再度提出要求国民政府帮助他返回西藏。1931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邀请西藏派代表参加，为争代表团的合法与否及代表名额，两集团发生了争执。会上，班禅代表向国民政府提出“拟请政府恢复西藏行政原状案”未获准。1931年7月1日，国民政府册封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并给玉印一颗、册文一本，年傣为12 万元。国民政府之举引起了达赖与噶厦的极大不满，遂致书国民政府，力斥班禅，班禅集团也针锋相对地列举了达赖十大罪状，并予以还击。
1932年8月间，国民政府拟任命班禅为“西陲宣化使”，达赖集团力表反对。1932年12月，国民政府正式发表班禅为“西陲宣化使”，班禅派代表携班禅致达赖的亲笔函，取道海路经印度，前往西藏，向达赖交涉班禅返藏问题。代表抵拉萨后，晋谒达赖上师，报告愿率属回藏，要求赐还后藏一切国有权利。达赖允许，经双方代表谈判，噶厦答应发还扎寺原属的拉孜、昂仁、彭措林、康巴等四个宗（地区）及若干奚谷卡（封建庄园），唯一的条件是责成扎寺百姓照常供应噶厦之差粮、摇役。
达赖集团之所以慨然应允班禅集团的请求，一是怕被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拉拢收买过去，成为心腹之患；二是将其诱骗回来，置于噶厦政权控制之下，就不怕再出事情。
1933年10月30日，十三世达赖在布宫圆寂，班禅闻讯后，大规模地诵经追荐，并亲撰诉祷达赖慧灵重来之赞经，颁发各地寺院，随时诵祷，并出席了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追悼会。
1936年，国民政府派员带卫队护送班禅回藏，噶厦采取的态度是：一面派人欢迎；一面宣布不让班禅带一个汉官汉兵入藏。1936年12月18日，班禅进抵青海玉树，噶厦在英帝国主义背后指使下，极力阻止，适逢抗战爆发、平津失陷，国民政府顾不上经营西藏，下令班禅一行停止入藏。九世班禅受阻后，即染重病，遂于1937年12月1日圆寂于青海玉树寺拉加颇章宫中。
1940 年2月22日，五岁的丹增嘉措在布宫举行坐床典礼，列十四世达赖喇嘛，1949年，12岁的宫保慈丹在青海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列十世班禅额尔德尼。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后，十四世达赖自拉萨拍电报给十世班禅，欢迎他早日启程回藏，团聚一堂，共同建设西藏，并提出在班禅进抵西藏边界之时，噶厦将派藏军保护，并令沿途地方官吏供应支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由西安专程前往西宁，为班禅送行。班禅一行于1952年4月28日平安到达拉萨，受到中央和西藏军政民各界人士的欢迎，当天下午，班禅在布宫与达赖作了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僵持了30年之久的两大宗教首领，终于握手言和。1952年6月9日，九世班禅离开拉萨，取道江孜，到达扎寺。
旧中国，英帝国主义极力破坏，国民政府无力实现西藏真正和平。因此，西藏一直处在风云变幻、分崩离析的状态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从祖国民族大团结的利益出发，和平解放西藏，两大僧侣集团之冲突最终得到圆满解决。
1913年库伦政府博克多格根内阁总理 - 巴德玛多尔济（图）
法国摄影师的蒙古见闻：这些照片是阿尔伯特·卡恩收集的，记录了摄影师斯蒂芬·帕塞1913年的蒙古之旅。蒙古于1911年宣布从满清皇朝独立，并拥有充分的自治权和自己的政教合一领袖：八世哲布尊丹巴博克多格根。帕塞的旅行正值这一历史时期。从当时欧洲社会来看，蒙古乃是一个古老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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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年，库伦“黄宫”附近，马背上的巴德玛多尔济。蒙古喇嘛、政界上层人士，曾任博克多格根的内阁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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