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落在河曲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歌

其实这是一个无需回答的问题，作为三大名马之一河曲马的产地，她的名字，与她孕育的名马一样响亮。在任何有关河曲马的资料中，都会提及：青、甘、川三省交界处。显然，这是一个闻名遐迩的金三角地带。

　　有关这片草原的丰美，有着诸多的传说。

　　去年盛夏季节，我去河曲草原采访，巧遇一部叫《河曲马》的电影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开机，一打听，才知道电影的编剧正是我的好友、蒙古族作家次仁顿珠。这部电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匹在河曲草原的各种赛马会上屡夺魁首的河曲马，在当今以效率为前提的经济利益追求中惨遭毒手，被一些急功近利的人们打了兴奋剂，以期能得到更多的冠军，赢得更多的金钱。

　　历史上战功赫赫的河曲马，在如今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也有了如此的遭际。不禁让人感叹。

　　次仁顿珠在他的多部作品中提及他的故乡河曲草原，电影《河曲马》就是改编自他的同名中篇小说。在这篇小说里，他同样描述了这片草原：在不熟悉草原的人眼中，这里和其他地方的草原没有两样，都是绿油油的、一望无际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生在草原，长在草原，又去过其他草原的人的话，就一定会发现河曲草原无论是牧草和野花的种类，还是密度和高度，都与其他草原有着天壤之别。

　　那么，这片平均海拔超过了3500米的高寒地带，草原何以如此丰美？我在书本里并没有找到一个有科学依据的答案，但显然，这与杨杰扎西提及的水土保持有极大的关系。次仁顿珠是这样描述他的故乡与水的关系的：一股无比清澈的小溪，自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她就昼夜不停地一路向东，同时又吸纳百川，茁壮成长，奔向大海。当她即将离开故土的时候却越来越犹豫了，越来越惆怅了。于是她突然掉头又朝故乡奔来……

　　次仁顿珠形象地描述了河曲草原的地理图画：诞生于雪峰冰川的黄河一路蜿蜒在青海大地，从蹒跚学步出落成美丽的少女，当她走出青海，行将远去之时，却如眷恋着故土母亲的远嫁姑娘一样，又转身回到了故乡，就在她且行且停恋恋不舍的步履之下，河曲草原诞生了。

　　河曲草原，顾名思义，就是坐落在黄河远去又回首所形成的S形大转弯中的那一片辽阔的草原。也就是说，因为有了黄河的依依眷恋，在它走出青海大地又回首故土，给这片草原提供了充足的水分，而洮河和泽曲又网织在黄河之间，水的参与，使得这片草原相对于那些长期干旱而显得植被稀疏的其他草原，有了更加密集、厚实的植被。

　　广袤的河曲草原，主要由山地草甸类和高寒草甸类、沼泽类、灌丛类、疏林类草场形成。这些草场上生长着垂穗披碱草、线叶嵩草、四川蒿草、藏蒿草、早熟禾、紫羊茅、园穗蓼、珠芽蓼等数十种优质牧草和数不清的野花。

　　草原的丰美，自然而然成为牲畜的天堂，在这里，马有河曲马，牛有藏牦牛，羊有欧拉羊。

　　飞扬在马鬃上的草原

　　河曲马，与内蒙古三河马、新疆伊犁马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马。河曲马史称“南番马”。据史料记载，这种马已有1300多年的繁衍历史，它以青、甘、川三省交界处的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甘肃玛曲、四川若尔盖为主要产地。因其分布区处在黄河河曲地带，1954年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正式定名为“河曲马”。

　　在今天，提及河曲草原，一般则指地处河曲草原中心地带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

　　河南，谁都知道这是中原大地上一个声名显赫的省份，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耳熟能详的地名，会与草原、蒙古族、藏传佛教……这样的一些词汇有关，但事实的确如此，一个叫河南的蒙古族自治县，静静地仰卧在青藏高原腹地，这里的牧民是蒙古族，他们与这里的藏族同胞和谐相处，说着藏语，身着藏袍，信仰藏传佛教，从外部特征上已经难以把他们从藏族人群中分辨出来。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隅，九曲黄河第一弯，青甘川三省结合部，接甘陇、壤川康，是青海省的南大门。1954年成立河南蒙族自治区(县级)；1955年改称河南蒙族自治县；1964年更名为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全县国土总面积6997.46平方公里，总人口4.4万人，蒙古族占93%，俗称“河南蒙旗”。

　　这是一个被遗忘在青藏高原上的蒙古族部落，在河曲草原的中心地带，这个蒙古族部落坐拥着一片丰美无比的草原，悠然自得，与世无争，一如现实版的世外桃源。在有关资料中，是这样介绍这片草原的：这里是全国面积最大的有机畜牧业生产基地，也是青海省生态保护最好的草原之一，堪称“亚洲第一、青海最美”。

　　河曲草原的蒙古族，最早来源是蒙古帝国时期的驻军。明朝万历年间又有一批蒙古铁蹄踏上此地。最大的一批，也就是现在当地蒙古族的直接祖先，是明末清初进入青海、西藏地区的卫拉特蒙古，他们进入河曲草原后，兼并了上述两批蒙古族。河南蒙古族主要有四旗：和硕特三旗，土尔扈特一旗，和硕特前首旗(简称亲王旗)；和硕特南左翼中旗(简称拉加旗)；和硕特南右翼中旗(简称达参旗)；土尔扈特南前旗(简称卡松旗)。

　　他们的祖先，就是曾经打马驰骋在河曲草原的蒙古族先民，有关他们统领的区域，在各种文字记载中甚至远远超过了这一范围，延伸到了目前行政区域上的青海的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以及甘肃、四川的大部分地区。

　　有关河曲马的培养，在河曲草原的民间传说中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忽必烈指挥大军在水草丰美的河曲草原大量牧养军马，采用了良种繁育的技术。河曲马，就是以当地著名的古老马种青海骢与蒙古马杂交的后代，是两个优秀的马种完美结合的产物。

　　次仁顿珠在他的小说中是这样描述河曲马的：身材虽然没有欧洲马那样高大，但在青藏高原你绝对找不到比它更高大的马儿；双耳差不多有兔子耳朵那么长，而且像矛尖一般坚硬；双目像鹰一样锐利，鼻尖有点弯曲，像是人类中的鹰钩鼻；全身的毛发像苏州极品丝绸那样光滑。

　　河曲马在历史上战功赫赫。在如今的河曲草原，骑着河曲马飞驰在草原上，依然是这里的蒙古族牧民的光荣与梦想。每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上，赛马依然是大会的主场戏。这里的蒙古族牧民就像是铭记着曾经征战沙场，奋力拼杀的英雄的名字一样，如数家珍般地能说出那些赛马冠军和他们的坐骑的名字。除了那达慕大会，这里的每个乡镇几乎都会举办规模大小不同的赛马会，因此这里还有“民间赛马之乡”的美誉。

　　掩藏在牛背上的草原

　　牦牛，古作犛牛，草食性反刍家畜。是世界上生活在海拔最高处的哺乳动物。主要产于中国青藏高原海拔3000米以上地区。适应高寒生态条件，耐寒、耐劳，善走陡坡险路、雪山沼泽，能游渡江河激流，有“高原之舟”之称。野牦牛是濒危野生动物。

　　牦牛，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牛种。有关牦牛的分布，有人非常准确地给出了这样的结论：伴随藏族的分布，也跨省区分布。的确，牦牛，似是上天对高原民族的赐予，只要是藏族居住的地方就能看到它的身影。这里的人们吃牦牛肉、喝牦牛奶、烧牦牛粪。用它的牛毛做衣服织帐篷，用牛皮做容器或绳索。同时还用以驮运货物和农业生产。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经常看到这样的景象：在蒙古包周围，围拢着一群群的牦牛，炊烟袅袅，犬吠不断，一个蒙古族姑娘正在为一头母牦牛挤奶或许这是在语言和生活习俗上完全藏化了的蒙古民族，在这片高原上呈现出的一个极具象征性的景致。一个民族，不论有了什么样的遭际，在内心深处，依然会坚守一方精神的高地，蒙古包就像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或是心灵的投影。在这种文化的变迁中，依然被这里的蒙古族牧民接续下来。与它一起留下来的，还有搭建蒙古包所用的各种材料的蒙古语名字。

　　看着这样的景致，我不禁想起在这片草原上采风时的一次经历。几年前，应河南县委宣传部的邀请，我曾与青海部分作家和摄影师到河南县采访，县委县政府极其重视这次采访，他们希望借助文学作品和摄影作品达到宣传河南河曲草原的目的，对我们的采访做了具体精细的安排。我已经记不起例行公事似的采访中的所感所悟，但却记得一个细节，甚至可以说，这个细节深深打动了我，使我对此至今记忆犹新当每天的采访工作结束，晚餐时间总是安排得隆重热闹，每晚都会有当地的歌手前来为大家献歌。每晚几乎都是不同的歌手，但我们每晚都能听到同一首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哦，父亲的草原
　　哦，母亲的河
　　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
　　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
　　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
　　心里有一首歌
　　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哦，父亲的草原
　　哦，母亲的河……

　　我深信，正是这首歌，触到了这些蒙古族牧民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那些纷繁的历史，那些一代代相传的故事，此刻一定在他们心中开始演绎，那些沉浮在悲欢离合之中的先祖们的身影，此刻一定在他们的脑海里闪现着。虽然已经忘记了母语，外在的穿着也已经趋同于藏族，但作为蒙古族，对自己族属的客观认同和主观心理归属感仍然清晰可见。

　　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他们的先祖在进驻这片草原、成为这片草原的实际主人之后所做出的抉择与取舍。

　　明末清初，青海藏族部落“遂役于厄鲁特(卫拉特)，纳租错牧，惟知有蒙古”，而当时的蒙古族，在人口数量上远远少于作为当地土著的藏族。为了适应这种环境，他们的先祖主动融入到藏族生活和传统文化中，几乎是全盘接受了藏族的语言文字、服饰以及饮食文化，与藏传佛教有关的风俗习惯更是被他们普遍接纳。

　　在一系列主动融入藏族文化的事例中，修建拉卜楞寺，迎请高僧大德，则成为这其中最为强势，最具作用的历史案例。据历史记载，1709年，藏历第十二绕迥土牛年，这一年是宗喀巴创建黄教本寺甘丹寺300周年。在这个吉祥的年份，河南亲王察罕丹津出资、出地，开始在夏河地区修建拉卜楞寺，他特别敦请原籍夏河的嘉木样大师从拉萨返回故乡，并为嘉木样大师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敬献金曼陀罗一幢、马500匹、牛500头、羊4000只、黄金100两、白银4000两、绸缎500匹，另有珍宝用具多件。作为献礼和供养。为了一边建寺一边开展宗教活动，察罕丹津等蒙古贵族不仅奉献建寺土地，而且敬献能够容纳800人的帐房一顶，暂代经堂；并选派300名蒙古族青年为僧，成为拉卜楞寺首批僧人。1711年(清康熙五十年)，察罕丹津又将500户蒙藏牧民转交给拉卜楞寺作属民。由于受察罕丹津的影响，其他青海蒙古封建主也纷纷效法，如堪保诺门汗和额尔德尼台吉将各自所属的宣旁拉嘉(今青海同仁)和撒尔地方(今甘肃迭部)的土地都捐献给了拉卜楞寺。嘉木样大师持戒严谨，品行高尚，为此，察罕丹津上表康熙皇帝请求诰封。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嘉木样大师被封为“护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汗”，赐金敕金印。1721年(康熙六十年)一世嘉木样圆寂，察罕丹津出资为大师修建顶部为金质、下部为银质的舍利塔，并举行盛大的佛葬仪式，以示尊崇。察罕丹津与一世嘉木样在世时形成的良好关系为后来的历代河南亲王和嘉木样活佛所继承。由于察罕丹津以及其他蒙古族上层在拉卜楞寺建立发展过程中的功绩，河南蒙古亲王一直被拉卜楞寺称为该寺的“根本施主”。

　　由于蒙古族上层的推崇，拉卜楞寺成为当地蒙藏民族共同的宗教活动中心，以宗教的精神维系着当地两族人民的心灵。“那种同进一座庙，同烧一炉香，以至同诵一本经的行动，可以使相互之间不断地增加共同语言和亲切感情。”(樊保良《蒙藏关系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拉卜楞寺在藏传佛教信众中日渐显赫隆盛。

　　在河南县，有这样一个奇异的现象，足以说明当时的蒙古族统治者的良苦用心：越是曾经作为蒙古亲王驻地的中心地带，蒙古语就保留得越少，甚至已经销声匿迹。而在蒙藏杂居的周边地带，却依然保留了一些蒙古语词汇。从这种似乎不合常理的现象中，足可以看出当时的蒙古族上层对藏民族语言文字的强势推广。

　　河南县蒙古族先民进驻这片草原已有近900年的历史，在长期与周边的藏族的共同生活中，从文化属性和习俗上完全趋于藏化，但在他们的血脉中，从远古先民那里沿袭下来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依然在澎湃。上世纪80年代，河南县就开始致力于蒙古语文教育，县上还成立了蒙古语文学会，这些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蒙古族民族认同的建构。近年来，这里的蒙古族开始兴穿蒙古族服饰。从这片草原上成长起来的蒙古族歌手斗格才让为他的家乡创作的歌曲《美丽的河南我的家乡》在河曲草原广为流传，并且传播到了内蒙古地区，这首歌，就有着鲜明的蒙古族长调的风格。

　　镶嵌在羊角上的草原

　　欧拉羊，早期经过野生盘羊和藏系羊不断杂交、繁育后形成的皮肉兼用型优质羊种。体格高大粗壮，头狭长，多肉髯。四肢及颈、胸部多为黄褐色，纯白个体极少。欧拉羊突出的特点是体大膘肥肉多，成年公羊毛重约75公斤，母羊毛重约58公斤。成年羯羊屠宰率约50%，胴体重约35公斤，内脏脂肪约3.5公斤。

　　有关欧拉羊这一名称的来历，在当地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在以牛羊数量为发展目标的畜牧业年代，当某个牧民家的羊群达到了一千只，这家牧民就会在头羊的羊角上镶上一只银圈，以示他家的富有。欧拉，藏语，羊角镶有银圈之意。

　　去年盛夏季节，河南草原草长莺飞，繁花似锦。我陪同著名蒙古族作家郭雪波老师前往河南县采风，与蒙古族作家次仁顿珠在这里相遇，于是，我们结伴到赛尔龙草原去采访，在路上，我向郭老师说起有关欧拉羊名称的来历，他听了，立时煞有兴趣地和我攀谈起来。

　　不过，甘肃省玛曲县欧拉乡，是欧拉羊的发源地。所以，也许是因为地名才有这个名字。我说。

　　或许，那里曾经是一个拥有“千只羊”的牧户层出不穷的地方吧。郭雪波老师回答道。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是纯牧业县，有6471.81平方公里的天然草场，5998.29平方公里的可利用草场，占草场总面积的92.68% 。有各类牲畜73万头(只)，其中，欧拉羊占全县牲畜头数的74%，欧拉羊在河南县饲养历史悠久，群众认可度高。为了保护这个优良品种，几年前，河南县就专门成立了阿托苏呼欧拉羊繁育场牧民专业合作社，并与牧户签订了《有机养殖合同》，被青海省农牧厅列为全省第一个有机畜牧业产业化示范基地。

　　目前，河南县有机畜牧业产业已经颇具规模。该县苏呼欧拉羊、河曲马通过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认证，在基地、生产、贸易三个环节获得相关方面有机食品认证，成为全国面积最大、参与有机养殖牧户最多、存栏牲畜最多的有机畜牧业生产基地。2012年3月，国家环保部批准河南县为“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

　　我和郭雪波老师在用藏文写作的蒙古族作家次仁顿珠的陪同下到了一家牧民家里。主人家叫郭多，人高马大，他向我们展示了从草原上采摘的一些中草药。这些中草药是用来治疗牛羊疾病的，这种简单有效的药物治疗方法，都是游牧民族在千百年的游牧生活中提炼总结出来的。他还拿出一些用木材和铁器加工而成的民间医疗器械给我们看。郭雪波老师立刻用蒙古语说出这些器械的名字，并深有感慨地说，这些器械，大都是蒙古族牧民的发明。历经八九百年，他们依然保留着。从这些简单的器械上，也能看到这个与藏族杂居的蒙古族后裔的民族灵魂。

　　而今，遗落在河曲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歌正在回响，河曲草原上的新鲜事儿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