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30号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条例对新疆民族团结教育的原则、机构职责、内容与方式、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等作了规定。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力更、依明巴海30号表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的制定，是“针对境内外‘三股势力’不断制造民族矛盾挑拨民族关系的破坏行为，从维护各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现实需要出发。”
在中国，“民族团结”是重复率最高的政治口号之一，但是中国的民族团结仍然存在很大问题。美国侨界知名人士张闻选表示，新疆地区的民族团结有待加强：
ACT1: “各民族文化各有各的风采了。但是大前提还是大民族团结。”
记者：你认为北京对这个维吾尔族的尊重够不够？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觉得要大大改进。我给你讲过，我去过新疆，到新疆当地的维吾尔人会叫人家里去看看去，结果他都办不到，他说我要国宾，这情形都办不到。分裂得太厉害了。在美国绝对不会有这种问题。如果到人家去，一定有办法把你叫去。
华文报纸《世界日报》 政治评论家孟玄表示，要作到民族团结，就要屏弃前苏联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
“这个民族团结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头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要按照我们中国的老办法，中国像清朝、元朝。中国有管理边疆地区老的传统的。尊重当地的宗教，尊重当地的语言习惯。根结就是不要走苏联的那一套民族政策。我们中国现在的政策里很多是按照苏联的民族政策移植过来的。那个的话呢，实际上是很有问题。所以把苏联搞崩溃掉了。表面上它是每一个民族甚至有独立 的原则了，它表面上是这样了。苏联的少数民族里的官员甚至可以到中央官员，甚至可以做到很高的都有的。但是苏联实质上，在实行的实质上呢，根本就对它们的对少数民族的地区的、宗教啊压迫是很厉害的。所以你现在到高加索地区什么什么的，这些地方到现在为止，它这个回教什么重新起来。这个东西跟新疆的问题是有一些类似。中国因为一开始走苏联的边疆民族政策，把我们自己搞得反而忙手忙脚。”
美国俄克拉荷马中部大学教授李小兵表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的出台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其实际效应还有待观察：
“是中国政府应该积极的表示。希望能通过民族团结来解决少数民族的纠纷。表示这种意愿。中国政府还是采取这个积极防御这种措施，不会等到像以前出现暴乱的现象后在出动军队呀等等。但是第二点呢，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也很难，民族团结讲了多少年了，政府政策也不是这个新的提法。但是具体执行上，怎么从教育入手，都有什么具体措施啊，有什么更有效的方式啊，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李小兵说，希望同化少数民族的思想要不得。他说，中央政府要放手让少数民族自己的精英管事：
中国政府还是以同为主。以这个同化、归化希望和我们一样，希望它像我们上大学、找工作以后可以有比较好的出入。新疆也好，西藏也好，它们是想自己有自己的特点。所以真正的解决方法呢，就要培养它们少数民族的干部，少数民族的精英。要照顾地方的需求，不一定是因为你拨款、投资就能做到的。这个在美国的印第安人也是一样嘛，照顾什么，还是抗议什么的。因为它没有民族领袖。中国不敢放手让他们发展自己的精英，政治势力，中国汉人去管理少数民族就很难。过去是有。包括赛福鼎、班禅喇嘛那30年还真是发展了一些少数民族精英。所以通过他们自己的人，自己的体系去管理就好一点。这几年就差多了。
政治评论家孟玄表示，在少数民族自治区，要把主权跟治理权分开。换句话说：少数民族自治，但不自决：
“治理权基本上让他们自己来。主权跟治理权分开。主权当然是属于国家的。治理权原则上是边疆地区自己人的——是少数民族自己人的。就是民族自治但不是不能自决。因为共产党的问题并不是 对边疆民族特别坏它并没有特别坏。实际上它在汉人里所产生的所有问题在边疆地区也都会有。因为汉民族并不是一个有强烈宗教性的这种。所以在管理多元民族经验来讲的话，中国的老传统实际上还是不错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定于2010年2月1号起实施。这是中国首部关于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的地方性法规。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xinjiang-12312009111821.html
2009年12月31日星期四
蒙古和图伯特全面恢复姓氏
百万個“成吉思汗”在成長。
蒙古全民恢复姓氏百万人選用“成吉思汗”，蒙古政府定下新例，規定公民需擁有姓氏，而非像現在只有名字而沒有姓氏。
蒙古人在100年前開始棄用蒙族式部族的名字，亦即沒有姓氏，于是人人都用一些大眾化的名字，很容易出現混淆的情況。但實施新例后，据講有六成人口決定“紀念”他們是与成吉思汗來自同一祖先，到時，可能有超過100万蒙古人都采用成吉思汗的姓氏。考虑到“成吉思汗”姓氏所产生的其它效果，更多人主张恢复固有的传统姓氏。
所有蒙古人都要在3月15日前向當局遞交他們出世紙、舊的身份証明文件、決定采用的姓氏。有報道指出，蒙古政府決定重新為公民引入姓氏，是擔心國人近親通婚生育下一代。
Tibet:Tibetan图伯特早已广泛恢复传统姓氏。这是文化财富，也是民族的重要标志，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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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蓉：我是游牧民族的后代，在我看来，游牧民族并不需要现代化，游牧文化其实是非常环保的一种文明。
蒙古全民恢复姓氏百万人選用“成吉思汗”，蒙古政府定下新例，規定公民需擁有姓氏，而非像現在只有名字而沒有姓氏。
蒙古人在100年前開始棄用蒙族式部族的名字，亦即沒有姓氏，于是人人都用一些大眾化的名字，很容易出現混淆的情況。但實施新例后，据講有六成人口決定“紀念”他們是与成吉思汗來自同一祖先，到時，可能有超過100万蒙古人都采用成吉思汗的姓氏。考虑到“成吉思汗”姓氏所产生的其它效果，更多人主张恢复固有的传统姓氏。
所有蒙古人都要在3月15日前向當局遞交他們出世紙、舊的身份証明文件、決定采用的姓氏。有報道指出，蒙古政府決定重新為公民引入姓氏，是擔心國人近親通婚生育下一代。
Tibet:Tibetan图伯特早已广泛恢复传统姓氏。这是文化财富，也是民族的重要标志，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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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蓉：我是游牧民族的后代，在我看来，游牧民族并不需要现代化，游牧文化其实是非常环保的一种文明。
2009年12月30日星期三
内蒙古de问题
1 内蒙古，没有真正的政治，和 政治引导者，政治目标，
2 内蒙古 人民不具备真正的政治基础概念，
3 内蒙古人民在浪费，巨大的人力资源和 智力资源，物理资源。
4 内蒙古没有真正 的正规的 文化发展基础概念，
5 内蒙古没有真正的信仰集力基础发展概念，
6 内蒙古没有教育基本发展概念，
7 内蒙古不具备基础的民族概念，
8 内蒙古不具备，自我观察批评，自我改善各项政策和施行问题。
以上 问题是，内蒙古人民自己的问题，不要总是找理由堆到那个国家和那个民族，成功和失败的因素只有在本分上而论 其结果也应该有本分而定。看看现在的内蒙古政治
但是内蒙古还是有希望的。比如，内蒙古的蒙古人在日本举行的各项抗议活动。
有内蒙古人民党和民主联盟。这些人虽然不像达赖喇嘛和热比娅那样的有号召力，但是我们的势力也在逐渐长大。比如说，哈达等这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真的是为了民族而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在这些人的身后支持和鼓励的不仅是他的家人，而是整个民族。在国内的白色恐怖不仅在蒙古民族内存在，也在其它其它少数民族内存在。因为面对实施暴力压迫的中共政治，现在还不是直面应对的时候，尤其是在内蒙古的同胞们。
但是在国外留学的知识分子没有放弃这个希望，我们在努力。有些是短期留学生，留学结束就要面临回去，回去后也是不是会遭到一些中共独裁政治的迫害。我觉得现在作的事情应该是在蒙古民族内达成共识后，要与其他的少数民族并肩作战时最准确的。在这一点上，内蒙古人民党和民主联盟作的很对。在东京和大阪，名古屋这些城市需要我们长期的去做这些基本工作。
改变一个人的意识是需要时间的，又何况改变一个集体呢？再说，这个谈话室也是有很多人在拥护的，这就是希望。我想说的是咱们一起慢慢来，做严密的企划，在保护在日蒙古人个人的权益下找到最合适的方法。比如说，游行，蒙古人参加的少，原因是怕参加了会不会发生刚才所说的事情。世界上有很多抗议活动是蒙面的，比如中东对美军的抗议等等。
如果蒙古人穿着蒙古袍，蒙着面，在蒙面上写着《我没有权利露着脸参加民主活动！》等等。这些做法反而会有更大的批判意义。也许在方式方法上改进的话，参加到活动中来的人会越来越多，以至证明咱们的实力。
http://dayaarmongol.ning.com/profiles/blogs/bu-xi-huan-he-bu-xin-ren-nei?xg_source=activity
2 内蒙古 人民不具备真正的政治基础概念，
3 内蒙古人民在浪费，巨大的人力资源和 智力资源，物理资源。
4 内蒙古没有真正 的正规的 文化发展基础概念，
5 内蒙古没有真正的信仰集力基础发展概念，
6 内蒙古没有教育基本发展概念，
7 内蒙古不具备基础的民族概念，
8 内蒙古不具备，自我观察批评，自我改善各项政策和施行问题。
以上 问题是，内蒙古人民自己的问题，不要总是找理由堆到那个国家和那个民族，成功和失败的因素只有在本分上而论 其结果也应该有本分而定。看看现在的内蒙古政治
但是内蒙古还是有希望的。比如，内蒙古的蒙古人在日本举行的各项抗议活动。
有内蒙古人民党和民主联盟。这些人虽然不像达赖喇嘛和热比娅那样的有号召力，但是我们的势力也在逐渐长大。比如说，哈达等这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真的是为了民族而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在这些人的身后支持和鼓励的不仅是他的家人，而是整个民族。在国内的白色恐怖不仅在蒙古民族内存在，也在其它其它少数民族内存在。因为面对实施暴力压迫的中共政治，现在还不是直面应对的时候，尤其是在内蒙古的同胞们。
但是在国外留学的知识分子没有放弃这个希望，我们在努力。有些是短期留学生，留学结束就要面临回去，回去后也是不是会遭到一些中共独裁政治的迫害。我觉得现在作的事情应该是在蒙古民族内达成共识后，要与其他的少数民族并肩作战时最准确的。在这一点上，内蒙古人民党和民主联盟作的很对。在东京和大阪，名古屋这些城市需要我们长期的去做这些基本工作。
改变一个人的意识是需要时间的，又何况改变一个集体呢？再说，这个谈话室也是有很多人在拥护的，这就是希望。我想说的是咱们一起慢慢来，做严密的企划，在保护在日蒙古人个人的权益下找到最合适的方法。比如说，游行，蒙古人参加的少，原因是怕参加了会不会发生刚才所说的事情。世界上有很多抗议活动是蒙面的，比如中东对美军的抗议等等。
如果蒙古人穿着蒙古袍，蒙着面，在蒙面上写着《我没有权利露着脸参加民主活动！》等等。这些做法反而会有更大的批判意义。也许在方式方法上改进的话，参加到活动中来的人会越来越多，以至证明咱们的实力。
http://dayaarmongol.ning.com/profiles/blogs/bu-xi-huan-he-bu-xin-ren-nei?xg_source=activity
蒙古文化在这个时代的遭遇
张宏杰（辽宁）
对于"少数民族"这个身分标记，我的感觉稍许有些复杂。我出生在辽宁西部建昌县的二道湾子蒙古族自治乡。然而，在十岁以前，我并不知道自己是蒙古族，或者说，作为一个孩子，我头脑中并没有"民族"这个概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求学生们填一张家庭情况调查表。这张表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太深奥了,"籍贯""出身""民族"这些词汇的含义超出了一九八二年时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的知识范围。我把表带回了家,问母亲"民族"一栏应该怎么填.母亲说填"蒙古族".
使我感觉惊讶的并不是此刻,而是第二天上学交表的时候。老师看了我的表,对我说:"哦?你是少数民族啊!"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别的同学在民族一栏里填的都是"汉族"。我为这一崭新的发现兴奋不已.我与众不同!这是多么良好的感觉!同学们都用一种羡慕甚至崇拜的眼光看着我,看得出来,他们多么希望自己也是一个少数民族,而不是普普通通的汉族,可惜他们不能够。
这种种稚气的虚荣心的满足就是小学生我知道自己的族属之后的全部心理反应。它对我的生活并没有产生任何真正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自己所属的民族产生了探究的好奇.我想通过这种探究来分别自己身上"与众不同"的地方。可是探究的结果令人十分失望.我的老家与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相近,我的家族和喀拉沁蒙古尚保持亲戚关系,不过年代久远,很少走动了.
据史书记载，我的祖先源自蒙古兀良哈三卫的喀喇沁部。明朝以前，他们游牧于张家口外。大约四百年前，咯喇泌部我的老祖宗们骑着马从草原上一路呼喊而来，在内战中打败了蒙古林丹汗，在辽西建立了喀喇泌左旗。他们选错了地方，因为不久汉人们也来到这里寻找土地。蒙汉杂居不长时间以后，我的老祖宗们就禁不住定居的诱惑，扔下了鞭子，拿起了锄头，卷起了蒙古包上的毡子，住进了土坯房。草原的风霜从他们的身上褪去，在土地上劳作弄得他们灰头土脸，他们与汉人齐心合力，很快把辽西肥美的草场变成了水土流失的典型地区，把自己从马背上的骄子变成了躬腰塌背的农民。同时，也让我这个血管里流着光荣的兀良哈三卫血液的人只能在睡梦中见到草原和马。
每次回老家,我都留意搜寻文字记载的蒙古族风俗,可是一无所获.老家人的生活起居,风俗习惯与周围的汉人毫无二致.这让我大失所望,也自觉愧对那些用羡慕的眼光看我的同学.做为一个完全汉化了的少数民族,民族身分对我的实际生活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与众不同的不过是上大学的时候,每个学期能领到十几元的"少数民族津贴".现在,做为一个作家,我乐于在简介中注明自己的民族身分,它使得我可以参加某些少数民族文学奖项的评比,这也许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小小的好处.除此之外,做为一个中国人和做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民族族属带给我的是一种奇怪的心理上的优越感:它让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以比较超脱的身分来观察汉族文化,来谈论国人的劣根性,来对待千百年来蒙古、满族以及帝国主义列强施加给中国人的耻辱.当然,在另一方面,这种优越感是暧昧的,带着一点点心虚和不好意思,毕竟我清楚,我的文化遗传已经全部是来自汉族.
然而, 根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血液的原因促使我不断地追究家乡的过去,促使我两次深入内蒙,去亲近草原.从我上面的叙述,大家已经看到,做为一个作家,我无法用学者的方式,来写作一篇标准的论文.因此,请大家原谅,我只能从一个亲身感受者的角度谈谈蒙古文化在这个时代的遭遇.做为汉化的典型地区,我的老家二道湾子乡是在一九四五年之后被抹去最后一点民族特点的.在那之前,蒙汉不通婚,许多老人在家里还说蒙古话,喇嘛教也依然盛行.一家里有三个男孩子的,就会有一个去当喇嘛.日本人的投降在东北人称来叫"事变"."事变"之后,东北在全国率先被解放,我老家的那座高大巍峨的喇嘛庙被改成了小学校,喇嘛们还俗回家.蒙汉通婚的界线被打破,一开始,娶了汉族媳妇的人家还被人看不起,但是后来,人们逐渐发现,汉族媳妇能吃苦,精明,能过日子.于是,娶汉族媳妇的越来越多.
民族融合的结果是彻底的汉化.现在我的老家已经没有会说蒙古话的人,最后一个会说蒙古话的老人"八十三",已经于十年前去世.人们已经不知道喇嘛教是什么东西,只是某户老宅还留下了"大喇嘛家""二喇嘛家"的叫法.过年与汉人一样包豆包\吃饺子\迎财神,而不是像蒙古人那样供火主\吃粘饭\祭上天.就连老奶奶讲给孙子们的民间传说,也完全是汉族的.唯一与汉人地区不同的,是相对于勤苦节俭到了极点的汉人,老乡们的日子显得粗疏懒散.他们常常说:"老蒙古到底是懒,要是汉人有我们这样的好地板,早就发家了."不过对于这种节俭,他们也有不以为然的地方,比如汉人请客,小碟子小碗,菜的内容有时也华而不实,就很让老乡们批评.从汉人那做客回来,才发现自己宴客的大方,可见蒙古人阔大豪放的作风毕竟还有一点流风遗韵.
二OO一年十月,我第一次随在包头工作的表哥去内蒙,去探寻我心目中蒙古人的家乡. 在幻想中我已经多次勾勒了草原的模样，这模样是建立在不断的阅读基础之上的，因此难免多出一层浪漫：蓝天白云下的草原象一张洁净的绿毯。穿着肮脏的蒙古袍，紫红脸膛，矮壮身躯的牧民，骑着矮小健壮的蒙古马，在眸子一样清澈的湖泊边照顾着他的羊群。我对这个在包头工作多年的表哥说,此行内蒙,我想住一住真正的蒙古包,吃一吃真正的蒙古饮食，骑一骑真正的蒙古马，感受一下真正的活生生的蒙古文化，以慰我的寻根之心.表哥满口应承下来,说在牧区有许多朋友,这完全不成问题.
草原给我的第一波视觉冲击力,超乎了我的预期.在越野车钻出古长城盘踞的群山那一刹那，草原上的风迎面扑来。蒙古高原出现在我们面前。感觉就是四个字：空空荡荡。房屋、村庄、树木、行人都被风一扫而空，只剩下赤裸的大地。天蓦然高了，地蓦然阔了，山蓦然矮了。大地象刚被上帝造成那天的样子一样，粗放坦荡，蜿蜒起伏，连绵不断，直接伸入天际。
沙漠风暴如同一只小小的甲虫，开始了在大地腹部无望地爬行。蒙古高原仅仅用它的壮阔无边就把我震动了。有生以来，大地作为楼房、道路和围墙的附属物而被人们视而不见。或者，进入视野的是被剥去皮肤露出褐色血淋淋肌肉的耕地。直到此时，我才见到了祖先生活过的真正的大地。蒙古人的勇敢、豪爽，是直接从这片粗犷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
这片壮阔的土地可以给马蹄以足够的自由，却并不足够友善。蒙古高原海拔一千米左右，冬天，西伯利亚的寒风象钢刀一样毫无遮挡地刮过，而夏天又变得酷热难当。水质苦咸，甚不洁净，易致人病。一场大雪或者一次干旱，很容易把羊群变成一堆白骨，让昨天还富足的牧民变得饥肠辘辘。一个蒙古人的一生，就是与狂风、大雪、干旱、洪水、野兽、瘟疫搏斗的一生。正是这些挑战，使蒙古族成为一个勇敢、剽悍的民族。他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在挑战面前从不退缩，因为退缩就意味着死亡。
历史不止有善恶一种维度。蒙古人崇尚暴力，热爱荣誉。他们给死气沉沉的农业文明带来一次次冲击，以免这潭死水腐烂。正是游牧民族的野性和活力一次次打碎了格式化的世界，使它不得不重新组合发展，为新的文明生长制造了足够的空间。游牧文化中有许多宝贵的品质。特别是几千年农业文明积累下来的负面因素越来越成为我们身上的负担时，草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精神源泉。对草原的第一印象,使我对这次旅行充满了期待.然而,随之而来的却与我的想象大不相同.表哥给我安排的地方是中蒙边界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表哥在旗上有一个朋友，主管畜牧。
车从包头北行三个小时后,我们才出了农区。草原美不胜收,秋阳下的枯草散发着一股焦黄的、烤熟的麦子味道。然而一路紧张地张望，一直没有见到蒙古包，有的只是相隔二三里路一座的砖房。进入牧区不久，草地就逐渐出现沙化的迹象。许多地方长起了一蓬一蓬的沙草，更多的地方牧草短得可有可无，沙碛触目惊心地连成一片，草原象是长了皮肤病。羊群出现了，它们步履凝重，费力地拔除着短短的草根，似乎是为了把沙碛地整理得更干净一些。电视上屡次见到草地沙漠化，一旦亲临其境，感觉象是亲眼看到了自己的皮肤上的溃口一样，仍然震惊不已。
在内蒙，所有的农业潜力已经被挖掘殆尽，即使亩产只有一百多斤，这块地也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被开垦成农田。由于内蒙从根本上说不适合农业，所以大部分土地上只能种土豆，这就是我在内蒙那几天天天吃到又粗又白的土豆粉的原因。在习惯耕作的汉族农民眼里，让土地长草而不是长庄稼，是一种无法容忍的事。“农耕”先进、“畜牧”落后，这一思想在农耕民族头脑里根深蒂固，所以他们主导下的国家政权当然把对内蒙来说绝对错误的产业选择--“重农轻牧”，一以贯之地延续了下来。从过去皇帝们实施“主谷制”、“屯田制”，到现代的“以粮为纲”和“牧民不吃亏心粮”，以及大批生产建设兵团开进草原地区，都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畜牧业在全区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时至今日还不明确。尽管1986年自治区党委也曾提出“念草木经，兴畜牧业”为全区经济建设主攻方向，但这一正确的主张都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时隔不久，又提出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成为“国家的商品粮基地”的口号，并把它升格为经济布局的长期政策，直到1997年还在鼓励扩大耕地。于是所谓“开垦宜农荒地480万亩”被确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指标。第三次草原开垦高潮就是在这个年代发生的。
内蒙的荒漠化因此而产生。蒙古族学者恩和研究表明，内蒙古地区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在20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40年间从6867.0万公顷减少到5170.0万公顷，净减少1697.0万公顷，保持丰美景观的原生草原已所剩无几；现有草原的23.5%也已受到严重破坏。在世界所有的蒙古族聚居地，中国内蒙是荒漠化发展最严重的地区。相比之下；蒙古国的天然草地在此期间从1.30亿公顷降至2000年的1.26亿公顷，净减少400万公顷，下降率尚不足3.1%，现有草原的6.8%即860万公顷受到严重破坏，至少还有30%以上的草原保持着天然原貌。从根源上说，内蒙古草原生态恶化的实质是垦殖型荒漠化。把牧民的所谓超载过牧当作导致草原荒漠化的首要原因，实际上是找了某种意义上的“替罪羊”而已。
我们来到了旗政府所在地百灵庙，表哥的那个朋友告诉我, 草场承包了之后，游牧的牧民几乎没有了。没有游牧也就没有了蒙古包。看着我满脸的失望，他说别着急，中蒙边境那也许还有，那边地广人稀。他托那里的朋友替我打听一下。在此之前，他把我安排到离百灵庙不远的一户定居牧民朋友家里。他们也是地地道道的蒙古人，定居不过几年时间。下午三点，我们到了察干图路。这里的草情稍好，象一个悄悄开始谢顶的人，还能够维持表面的繁荣。一座平顶砖房孤另另地矗立在草原上，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家。
四间和内地一样的普普通通的砖房，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表明了主人的勤快。地上是瓷砖，墙上是“仿瓷大白”，组合柜上摆着海飞丝和大宝ＳＯＤ蜜。女主人殷勤地端出了一盘瓜子,而不是我期待的奶酪.她穿着一件样式时髦的红毛衣，面貌削瘦，举止利索，看上去和内地妇女没有什么区别。表哥的朋友和她说了一通蒙语，就放心地走了，说三天之后来接我。女主人坐下和我攀谈起来，她的汉语说得相当好。这是一个四口之家，男主人叫六十一，蒙语发音是“吉日尼格”，到旗上去办事了。女主人叫阿拉腾花，“金花”的意思。一对儿女在呼市读中专。
这是一个勤劳的蒙族牧民家庭，日子蒸蒸日上。改革开放以后，草场承包了，他们分到一万亩（天哪！一万亩！），都用铁丝网起来（光买铁丝就花了一万多元钱）。他们建起了这座砖房，开始定居。由于勤劳，也由于精打细算，他们现在已拥有四百头羊，三十多头牛，两台摩托车，年收入三万元左右，内地农民根本没法和他们比。专门从农区雇了一个汉族老头给他们放羊，一年工资三千。他们自己只做做起粪、饮羊之类的活，劳动比以前轻多了。
天黑下来了。草原的天很短。一阵摩托车的轰鸣，男主人六十一回来了。他长着一副和我想象中一模一样的典型蒙古人相貌：粗壮的身躯，上身过长，而两腿过短，这是世代骑马的遗传。宽阔的面孔被高原的阳光晒成了紫红色。他那双棕黄色的眼睛很直接地盯着我，没有一丝闪烁，也没有我习惯的客套和权衡。这就是我想象中的蒙古人的样子。可惜六十一的汉语说得不好，而且很不善于表达。他习惯于不停地干活，除此之外，就安静地坐在什么地方，半日不发一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知他在想些什么。晚饭端上来了，香味儿弥漫了一屋子，可是内容却让我大失所望：一大盘千层饼，一大盆烩菜，内容是白菜、土豆、西红柿、青椒和羊肉丁。这些青菜都是阿拉腾花自己在草原上开荒种的。
草原的夜晚是寂寞的,没有电,阿拉腾花打开收音机，里面传出软绵绵的流行歌曲，用蒙语演唱，旋律却是杨玉莹的歌。听收音机是缓解寂寞的唯一方式。虽然很少和外界交流，夫妇俩却并不孤陋寡闻，他们知道美国总统是谁，也知道包头和呼市之间有了高速公路。这个收音机和一件缝纫活计能陪阿拉腾花度过漫长的一天。
在和阿拉腾花交谈中，我得知原来周围的牧民大部分居然是汉族，他们都是从山西等地搬到这里的。现在，方圆几十里的十几家牧民中，只有两家是蒙族。这就是阿拉腾花汉语说得这样好的原因。他们日常打交道的都是汉族，说蒙语的机会越来越少。现在，两个孩子回家，大部分时候都是汉语交谈。羊越来越多了，原因是人越来越多。阿拉腾花吉日尼格小时候，得跑上半天才能见到一座蒙古包。现在，只要你登上一片高岗，四处一望，保准能看到一户人家。
听到我的三个愿望，阿拉腾花笑了。在他家，能满足我的，也许就是骑一回蒙古马了。他们有一匹骟了的灰马，由于买了两台摩托，所以失去了用武之地，被散放在草场之内，他们已经快一年没见到这匹马的踪影了。不过，要是想骑，骑上摩托马上就能找到。
可是我的愿望一个也没能实现。第三天头上，表哥的朋友来了。这三天他为了找蒙古包，打听了许多人，终于打听到，有人在离中蒙边境十几公里的地方，看到了一片蒙古包。他驱车前去，却一无所获。有人告诉他，确实有十几户人家在这里倒场。然而，由于天气寒冷，他们已经在昨天收起了帐蓬，回定居点去了！
为了安慰我的失望，吉日尼格和阿拉腾花骑上摩托，去找他们那匹马。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两的身影才出现在房子前面。没有看见灰马的影子，牵着的却是一匹黑色的小驴。灰马由于多年不骑，已经变成了野马，吉日尼格费了老大劲制服了它，刚刚骑上去就被掀了下来。没办法，他们只好把平时拉草的小驴牵回来了。你骑骑驴么，骑上驴到前面草场上转一圈，这头驴很听话的。”
小黑驴好象有点不好意思似地羞涩地看着地面。白鼻子白蹄，挺漂亮的一头小驴。好吧。吉日尼格给我找来了多年不用的马鞍，套在了小黑驴身上，我翻身上驴，用手一拍驴屁股，慢悠悠地上路了。这头驴确实很听话，骑在驴背上感觉很平稳。我把吉日尼格的草场巡视了一遍，所有的铁丝网都完好无损。深秋的草原莫名其妙地有点忧伤。
蒙古文化包含诸多内容。包括以崇拜腾格里为核心的原始宗教，包括以马、蒙古包、蒙古袍为象征的生活方式，包括以长调为代表的艺术形式。每个人对民族文化的理解不同，在我眼里，蒙古文化的核心是单纯的人际观与自然观。在当今时代，这实在是稀缺的心灵资源。
我曾经采访过内蒙的一个先进模范人物：巴特尔。使他成为“XX部选定的重点典型”的原因，是他的父亲系建国后首批授衔的少将，离休前一直是内蒙的高官。而他在文革中下乡插队，文革后主动放弃返城机会，甘心在草原深处做一个普通牧民。到巴特尔家之前，我猜想这也许是一个没多大意思的人。到了他家之后，我被他的故事感动了。
文革中，他的父亲被打倒，他从人人尊重的高干子弟顷刻间成了人人喊打的狗崽子，在城里深刻体会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后被迫下乡插队。
然而，在他平生见过的最荒凉的地方，他感受到了天底下最浓厚的感情。
有一次，公社的马丢了，巴特尔他们出去找了很远才找到。回来的路上饥寒交迫，看见一个蒙古包就钻了进去。素不相识的主人给他们做了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面条。在七几年的草原上，面条可是难得的食物。几个汉子立刻狼吞虎咽起来。
主人家几个脏乎乎的小孩子咬着指头，神情专注地看着这几个人。巴特尔想，草原上遇到一个生人不容易，所以这几个孩子才对他们这样好奇。几个汉子把最后一根面条捞净，吃得肚子溜圆，才放下筷子。这时，那几个小孩子赛跑般冲上来，抢着喝盆里剩下的汤。
巴特尔在那一刻非常感动。这些经常不洗脸的牧民们表情木讷，不善言辞，但是目光明亮，看人的时候从不闪烁。他们不懂什么叫自私、做作、虚伪。简单而广阔的草原给了他们无私而干净的心。那时草原上收养了许多上海孤儿，巴特尔看到牧民们对这些外来的孩子比自己的孩子还要亲。三九天里，他们把亲生孩子打发出去放牛放羊，让上海孤儿们呆在蒙古包里做些轻活。甚至，当家里供不起所有孩子上学的时候，他们让上海孤儿去上，因为他们觉得上海孤儿们本来已经够可怜了。巴特尔爱上了草原，爱上了真正的蒙古人。
文革结束，知青纷纷回城。他却已经开始讨厌城市的喧闹、冷漠和精明。有一次，他回呼市给公社修一架机器，在家呆了两个多月。社员们都以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当他再次出现在草原上的时候，整个草原都轰动了。人们带着各种吃的，穿的，用的，跑来看他。人们喜欢他这个见多识广的不嫌弃草原的城里人，他的回来成了草原上的节日。那些原来在一起经常说说笑笑的朋友现在一言不发，只是眼含泪水，冲上来紧紧地抱住他，好象生怕他再跑掉一样。
就在那一刻，巴特尔在心里对自己说：“草原上的雄鹰会展翅飞翔，但是我巴特尔，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我非常理解巴特尔，也同意他的选择。如果我处于他的处境，也许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即使是这次失望的内蒙之行，我也已经感受到了蒙古人性情深处的真诚善良。在吉日尼格家的前面不远处还有一座旧砖房。吉日尼格说那是他们家原来的房子，现在里面住着一户汉族朋友。两口子原来都在旗上的工厂，现在双双下岗，只好借他们的房子和草场，养了一百多头羊度日。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三十亩地养一只羊。吉日尼格家的羊群本来已经超载了，又借用给别人，更是难于承受。借给他们房子和草场，一年要多少钱呢？不要钱嘛，好朋友嘛。吉日尼格说。象是在说一件极为平常的事。这件事在他看来确实是非常的平常。就象表哥的朋友一句话，就把我扔在他家，连一句添麻烦的话都不用说。
毕竟是到了草原。
可是这种纯净现在已经越来越被污染了。在吉日尼格家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围着熬茶壶，聊到很晚。阿拉腾花和吉日尼格讲起以前住蒙古包穿蒙古袍时的日子。那时候没有公路，没有砖房，没有摩托，劳动苦，吃的也不好，可是回忆起来却没有苦，觉得劳动很快乐。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可是快乐却不多了。那时候附近几家人和一家人一样，不分彼此，现在自己过的是自己的日子，人和人越来越疏远了。以前，草原上从来没有偷盗的情况，牛羊从来不用管，蒙古包的门上没有锁。现在，出现了偷羊的贼，晚上开着车到人家羊群里来抓羊，家里不敢再没有人了。甚至还出现了强盗。去年，吉日尼格在去旗里的路上，看到两个人躺在路边。他以为出了车祸，赶紧上前去救，不成想那是两个抢劫的，他们捆住吉日尼格，骑跑了他的摩托。
越来越多的人家里安上了风力发电机，买了电视。由于人口越来越多，居住地越来越近，许多人骑着摩托聚到一起昼夜打麻将。没有条件打麻将的人反抗寂寞的办法就是喝酒。草原上，经常有的人家因为喝酒喝光了所有的家产。草原上说蒙语的越来越少了。旗上的蒙古小孩都不会说蒙语了，祭火祭敖包这些蒙古风俗早都没有了。现在牧民结婚也都到旗上或者呼市去照婚纱照，过去的送哈达请“昭齐”之类的仪式都渐渐取消了。马不再有人骑了，蒙古袍不再有人穿了。
吉日尼格和阿拉腾花为了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争论起来。吉日尼格认为变好了：“骑摩托比骑马不强？住房子比住帐房不强？吃菜比吃肉不强？过去骑马去旗里，得走上大半天，屁股磨得疼得不行。现在来回不到两个小时。过去住帐房，四处漏风，烟薰得乌黑乌黑，没有一块干净地方。现在暖暖和和，多好。过去一年到头吃不上青菜，现在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吉日尼格说的千真万确，无可辩驳。在物质进步和保留传统之间，人们有太多理由选择前者。很多东西是不经意间丢掉的。沉默了一会，我说我到内蒙一直想买一盘长调的磁带，找遍了包头和百灵庙，都没有买到。那些改良的民歌和蒙语的流行歌曲，听了让人不舒服。对这一点吉日尼格深表同感。他承认，这是很让人惋惜的事。“腾格尔唱的那不叫蒙古族的歌！”他说。“过去草原上的人都会唱长调，现在的年青人不唱了，他们就会唱腾格尔。”
“你们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白天劳动，晚上就是唱歌嘛。一唱起来，完全忘记累了。大家比着唱哩，每个人都会百十首，都是一代代传下的。现在都要失传了！我的两个娃娃蒙古话都说不好，还唱歌哩！”
我请求吉日尼格给我唱首歌。“好几年不唱了，都生了呢。”吉日尼格害羞地笑了一下。沉默了几秒钟，他突然开了口。歌声从他那宽厚的胸膛里直接淌出来，又亮又厚，高音区拔得极高。这个外表粗糙的牧民居然有这样好的嗓子！说实话，那些所谓的歌手和他简直不能同日而语。
这是一首悠扬而又忧伤的歌。唱完了，他把大意翻译成汉语：骑上马，骑上一对对枣骝马，姑娘出嫁走了。
姊妹两从小父母一样喂大，走到山南海北，也是想到家乡，想到父母的恩情。草原再广阔也挡不住对父母的思念。父母哟，明年我就会探望家乡。几千年前，成吉思汗就已经洞悉了定居的危险。在想到他的后代们将抛弃艰苦的草原生活而向往定居生活时，他悔恨地沉思：
我们的后裔将穿戴织金衣，吃鲜肥食，骑乘骏马，拥抱美貌的妻子。但他们不说：‘这都是由我们的父兄得来的’，他们将忘掉我们和这个伟大的日子！（多桑《蒙古史》）
成吉思汗惧怕草原之外的生活。他讨厌温和的气候，因为这种气候令人松懈。每次战役之后，他就返回北方，在贝加尔湖附近度夏。“在打败了札兰丁之后，故意躲开就在他脚下的印度，因为对于从阿尔泰山来的成吉思汗来说，印度好像是魔窟。无论如何，他对舒适的文明生活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当他的曾孙子们住进北京和大不里士的宫殿时，他们随即开始堕落。”（草原帝国）
吉日尼格家的生活图景让我这个来寻访传统的人沮丧，虽然他们富足安定，然而，我却清楚地嗅到了一种不祥的气息：游牧文化正在死亡的气息。
游牧民族的本质流动。勇敢、进取、好奇是因为不断流动，不停地应对挑战。善良、重义、好客是因为人烟稀少，关系简单。蒙古长调的魅力在于它歌颂着传说中的流奶的地方。而一旦定居了，这些品质势必慢慢死去。定居不可避免地使人知足、保守、患得患失。而人烟的聚集将滋生狡诈、欺骗和无耻。一旦物质享受占据了全部心灵空间，长调中的悲苦忧伤自然就变成了欢快甜腻。
我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也许，一百年后，当人们再谈起草原，会说：据说很久的从前，在中国北方是一片广阔的草原，这里曾经生活过一个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穿蒙古袍，说蒙古语，与马为朋，逐水草而居，住在一种叫蒙古包的白色帐房里。他们会唱一种优美而忧伤的长调。当草原夏日，当马奶酒盛在了银碗里，篝火点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弹起胡毕斯，让忧伤的长调划破草原的寂静。歌声里，有少女粗砾的爱情，有男人之间的友谊和冲突，还有古老的战争和他们的首领成吉思汗。
http://dayaarmongol.ning.com/forum/topics/meng-gu-wen-hua-zai-zhe-ge-shi
对于"少数民族"这个身分标记，我的感觉稍许有些复杂。我出生在辽宁西部建昌县的二道湾子蒙古族自治乡。然而，在十岁以前，我并不知道自己是蒙古族，或者说，作为一个孩子，我头脑中并没有"民族"这个概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求学生们填一张家庭情况调查表。这张表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太深奥了,"籍贯""出身""民族"这些词汇的含义超出了一九八二年时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的知识范围。我把表带回了家,问母亲"民族"一栏应该怎么填.母亲说填"蒙古族".
使我感觉惊讶的并不是此刻,而是第二天上学交表的时候。老师看了我的表,对我说:"哦?你是少数民族啊!"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别的同学在民族一栏里填的都是"汉族"。我为这一崭新的发现兴奋不已.我与众不同!这是多么良好的感觉!同学们都用一种羡慕甚至崇拜的眼光看着我,看得出来,他们多么希望自己也是一个少数民族,而不是普普通通的汉族,可惜他们不能够。
这种种稚气的虚荣心的满足就是小学生我知道自己的族属之后的全部心理反应。它对我的生活并没有产生任何真正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自己所属的民族产生了探究的好奇.我想通过这种探究来分别自己身上"与众不同"的地方。可是探究的结果令人十分失望.我的老家与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相近,我的家族和喀拉沁蒙古尚保持亲戚关系,不过年代久远,很少走动了.
据史书记载，我的祖先源自蒙古兀良哈三卫的喀喇沁部。明朝以前，他们游牧于张家口外。大约四百年前，咯喇泌部我的老祖宗们骑着马从草原上一路呼喊而来，在内战中打败了蒙古林丹汗，在辽西建立了喀喇泌左旗。他们选错了地方，因为不久汉人们也来到这里寻找土地。蒙汉杂居不长时间以后，我的老祖宗们就禁不住定居的诱惑，扔下了鞭子，拿起了锄头，卷起了蒙古包上的毡子，住进了土坯房。草原的风霜从他们的身上褪去，在土地上劳作弄得他们灰头土脸，他们与汉人齐心合力，很快把辽西肥美的草场变成了水土流失的典型地区，把自己从马背上的骄子变成了躬腰塌背的农民。同时，也让我这个血管里流着光荣的兀良哈三卫血液的人只能在睡梦中见到草原和马。
每次回老家,我都留意搜寻文字记载的蒙古族风俗,可是一无所获.老家人的生活起居,风俗习惯与周围的汉人毫无二致.这让我大失所望,也自觉愧对那些用羡慕的眼光看我的同学.做为一个完全汉化了的少数民族,民族身分对我的实际生活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与众不同的不过是上大学的时候,每个学期能领到十几元的"少数民族津贴".现在,做为一个作家,我乐于在简介中注明自己的民族身分,它使得我可以参加某些少数民族文学奖项的评比,这也许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小小的好处.除此之外,做为一个中国人和做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民族族属带给我的是一种奇怪的心理上的优越感:它让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以比较超脱的身分来观察汉族文化,来谈论国人的劣根性,来对待千百年来蒙古、满族以及帝国主义列强施加给中国人的耻辱.当然,在另一方面,这种优越感是暧昧的,带着一点点心虚和不好意思,毕竟我清楚,我的文化遗传已经全部是来自汉族.
然而, 根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血液的原因促使我不断地追究家乡的过去,促使我两次深入内蒙,去亲近草原.从我上面的叙述,大家已经看到,做为一个作家,我无法用学者的方式,来写作一篇标准的论文.因此,请大家原谅,我只能从一个亲身感受者的角度谈谈蒙古文化在这个时代的遭遇.做为汉化的典型地区,我的老家二道湾子乡是在一九四五年之后被抹去最后一点民族特点的.在那之前,蒙汉不通婚,许多老人在家里还说蒙古话,喇嘛教也依然盛行.一家里有三个男孩子的,就会有一个去当喇嘛.日本人的投降在东北人称来叫"事变"."事变"之后,东北在全国率先被解放,我老家的那座高大巍峨的喇嘛庙被改成了小学校,喇嘛们还俗回家.蒙汉通婚的界线被打破,一开始,娶了汉族媳妇的人家还被人看不起,但是后来,人们逐渐发现,汉族媳妇能吃苦,精明,能过日子.于是,娶汉族媳妇的越来越多.
民族融合的结果是彻底的汉化.现在我的老家已经没有会说蒙古话的人,最后一个会说蒙古话的老人"八十三",已经于十年前去世.人们已经不知道喇嘛教是什么东西,只是某户老宅还留下了"大喇嘛家""二喇嘛家"的叫法.过年与汉人一样包豆包\吃饺子\迎财神,而不是像蒙古人那样供火主\吃粘饭\祭上天.就连老奶奶讲给孙子们的民间传说,也完全是汉族的.唯一与汉人地区不同的,是相对于勤苦节俭到了极点的汉人,老乡们的日子显得粗疏懒散.他们常常说:"老蒙古到底是懒,要是汉人有我们这样的好地板,早就发家了."不过对于这种节俭,他们也有不以为然的地方,比如汉人请客,小碟子小碗,菜的内容有时也华而不实,就很让老乡们批评.从汉人那做客回来,才发现自己宴客的大方,可见蒙古人阔大豪放的作风毕竟还有一点流风遗韵.
二OO一年十月,我第一次随在包头工作的表哥去内蒙,去探寻我心目中蒙古人的家乡. 在幻想中我已经多次勾勒了草原的模样，这模样是建立在不断的阅读基础之上的，因此难免多出一层浪漫：蓝天白云下的草原象一张洁净的绿毯。穿着肮脏的蒙古袍，紫红脸膛，矮壮身躯的牧民，骑着矮小健壮的蒙古马，在眸子一样清澈的湖泊边照顾着他的羊群。我对这个在包头工作多年的表哥说,此行内蒙,我想住一住真正的蒙古包,吃一吃真正的蒙古饮食，骑一骑真正的蒙古马，感受一下真正的活生生的蒙古文化，以慰我的寻根之心.表哥满口应承下来,说在牧区有许多朋友,这完全不成问题.
草原给我的第一波视觉冲击力,超乎了我的预期.在越野车钻出古长城盘踞的群山那一刹那，草原上的风迎面扑来。蒙古高原出现在我们面前。感觉就是四个字：空空荡荡。房屋、村庄、树木、行人都被风一扫而空，只剩下赤裸的大地。天蓦然高了，地蓦然阔了，山蓦然矮了。大地象刚被上帝造成那天的样子一样，粗放坦荡，蜿蜒起伏，连绵不断，直接伸入天际。
沙漠风暴如同一只小小的甲虫，开始了在大地腹部无望地爬行。蒙古高原仅仅用它的壮阔无边就把我震动了。有生以来，大地作为楼房、道路和围墙的附属物而被人们视而不见。或者，进入视野的是被剥去皮肤露出褐色血淋淋肌肉的耕地。直到此时，我才见到了祖先生活过的真正的大地。蒙古人的勇敢、豪爽，是直接从这片粗犷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
这片壮阔的土地可以给马蹄以足够的自由，却并不足够友善。蒙古高原海拔一千米左右，冬天，西伯利亚的寒风象钢刀一样毫无遮挡地刮过，而夏天又变得酷热难当。水质苦咸，甚不洁净，易致人病。一场大雪或者一次干旱，很容易把羊群变成一堆白骨，让昨天还富足的牧民变得饥肠辘辘。一个蒙古人的一生，就是与狂风、大雪、干旱、洪水、野兽、瘟疫搏斗的一生。正是这些挑战，使蒙古族成为一个勇敢、剽悍的民族。他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在挑战面前从不退缩，因为退缩就意味着死亡。
历史不止有善恶一种维度。蒙古人崇尚暴力，热爱荣誉。他们给死气沉沉的农业文明带来一次次冲击，以免这潭死水腐烂。正是游牧民族的野性和活力一次次打碎了格式化的世界，使它不得不重新组合发展，为新的文明生长制造了足够的空间。游牧文化中有许多宝贵的品质。特别是几千年农业文明积累下来的负面因素越来越成为我们身上的负担时，草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精神源泉。对草原的第一印象,使我对这次旅行充满了期待.然而,随之而来的却与我的想象大不相同.表哥给我安排的地方是中蒙边界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表哥在旗上有一个朋友，主管畜牧。
车从包头北行三个小时后,我们才出了农区。草原美不胜收,秋阳下的枯草散发着一股焦黄的、烤熟的麦子味道。然而一路紧张地张望，一直没有见到蒙古包，有的只是相隔二三里路一座的砖房。进入牧区不久，草地就逐渐出现沙化的迹象。许多地方长起了一蓬一蓬的沙草，更多的地方牧草短得可有可无，沙碛触目惊心地连成一片，草原象是长了皮肤病。羊群出现了，它们步履凝重，费力地拔除着短短的草根，似乎是为了把沙碛地整理得更干净一些。电视上屡次见到草地沙漠化，一旦亲临其境，感觉象是亲眼看到了自己的皮肤上的溃口一样，仍然震惊不已。
在内蒙，所有的农业潜力已经被挖掘殆尽，即使亩产只有一百多斤，这块地也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被开垦成农田。由于内蒙从根本上说不适合农业，所以大部分土地上只能种土豆，这就是我在内蒙那几天天天吃到又粗又白的土豆粉的原因。在习惯耕作的汉族农民眼里，让土地长草而不是长庄稼，是一种无法容忍的事。“农耕”先进、“畜牧”落后，这一思想在农耕民族头脑里根深蒂固，所以他们主导下的国家政权当然把对内蒙来说绝对错误的产业选择--“重农轻牧”，一以贯之地延续了下来。从过去皇帝们实施“主谷制”、“屯田制”，到现代的“以粮为纲”和“牧民不吃亏心粮”，以及大批生产建设兵团开进草原地区，都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畜牧业在全区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时至今日还不明确。尽管1986年自治区党委也曾提出“念草木经，兴畜牧业”为全区经济建设主攻方向，但这一正确的主张都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时隔不久，又提出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成为“国家的商品粮基地”的口号，并把它升格为经济布局的长期政策，直到1997年还在鼓励扩大耕地。于是所谓“开垦宜农荒地480万亩”被确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指标。第三次草原开垦高潮就是在这个年代发生的。
内蒙的荒漠化因此而产生。蒙古族学者恩和研究表明，内蒙古地区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在20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40年间从6867.0万公顷减少到5170.0万公顷，净减少1697.0万公顷，保持丰美景观的原生草原已所剩无几；现有草原的23.5%也已受到严重破坏。在世界所有的蒙古族聚居地，中国内蒙是荒漠化发展最严重的地区。相比之下；蒙古国的天然草地在此期间从1.30亿公顷降至2000年的1.26亿公顷，净减少400万公顷，下降率尚不足3.1%，现有草原的6.8%即860万公顷受到严重破坏，至少还有30%以上的草原保持着天然原貌。从根源上说，内蒙古草原生态恶化的实质是垦殖型荒漠化。把牧民的所谓超载过牧当作导致草原荒漠化的首要原因，实际上是找了某种意义上的“替罪羊”而已。
我们来到了旗政府所在地百灵庙，表哥的那个朋友告诉我, 草场承包了之后，游牧的牧民几乎没有了。没有游牧也就没有了蒙古包。看着我满脸的失望，他说别着急，中蒙边境那也许还有，那边地广人稀。他托那里的朋友替我打听一下。在此之前，他把我安排到离百灵庙不远的一户定居牧民朋友家里。他们也是地地道道的蒙古人，定居不过几年时间。下午三点，我们到了察干图路。这里的草情稍好，象一个悄悄开始谢顶的人，还能够维持表面的繁荣。一座平顶砖房孤另另地矗立在草原上，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家。
四间和内地一样的普普通通的砖房，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表明了主人的勤快。地上是瓷砖，墙上是“仿瓷大白”，组合柜上摆着海飞丝和大宝ＳＯＤ蜜。女主人殷勤地端出了一盘瓜子,而不是我期待的奶酪.她穿着一件样式时髦的红毛衣，面貌削瘦，举止利索，看上去和内地妇女没有什么区别。表哥的朋友和她说了一通蒙语，就放心地走了，说三天之后来接我。女主人坐下和我攀谈起来，她的汉语说得相当好。这是一个四口之家，男主人叫六十一，蒙语发音是“吉日尼格”，到旗上去办事了。女主人叫阿拉腾花，“金花”的意思。一对儿女在呼市读中专。
这是一个勤劳的蒙族牧民家庭，日子蒸蒸日上。改革开放以后，草场承包了，他们分到一万亩（天哪！一万亩！），都用铁丝网起来（光买铁丝就花了一万多元钱）。他们建起了这座砖房，开始定居。由于勤劳，也由于精打细算，他们现在已拥有四百头羊，三十多头牛，两台摩托车，年收入三万元左右，内地农民根本没法和他们比。专门从农区雇了一个汉族老头给他们放羊，一年工资三千。他们自己只做做起粪、饮羊之类的活，劳动比以前轻多了。
天黑下来了。草原的天很短。一阵摩托车的轰鸣，男主人六十一回来了。他长着一副和我想象中一模一样的典型蒙古人相貌：粗壮的身躯，上身过长，而两腿过短，这是世代骑马的遗传。宽阔的面孔被高原的阳光晒成了紫红色。他那双棕黄色的眼睛很直接地盯着我，没有一丝闪烁，也没有我习惯的客套和权衡。这就是我想象中的蒙古人的样子。可惜六十一的汉语说得不好，而且很不善于表达。他习惯于不停地干活，除此之外，就安静地坐在什么地方，半日不发一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知他在想些什么。晚饭端上来了，香味儿弥漫了一屋子，可是内容却让我大失所望：一大盘千层饼，一大盆烩菜，内容是白菜、土豆、西红柿、青椒和羊肉丁。这些青菜都是阿拉腾花自己在草原上开荒种的。
草原的夜晚是寂寞的,没有电,阿拉腾花打开收音机，里面传出软绵绵的流行歌曲，用蒙语演唱，旋律却是杨玉莹的歌。听收音机是缓解寂寞的唯一方式。虽然很少和外界交流，夫妇俩却并不孤陋寡闻，他们知道美国总统是谁，也知道包头和呼市之间有了高速公路。这个收音机和一件缝纫活计能陪阿拉腾花度过漫长的一天。
在和阿拉腾花交谈中，我得知原来周围的牧民大部分居然是汉族，他们都是从山西等地搬到这里的。现在，方圆几十里的十几家牧民中，只有两家是蒙族。这就是阿拉腾花汉语说得这样好的原因。他们日常打交道的都是汉族，说蒙语的机会越来越少。现在，两个孩子回家，大部分时候都是汉语交谈。羊越来越多了，原因是人越来越多。阿拉腾花吉日尼格小时候，得跑上半天才能见到一座蒙古包。现在，只要你登上一片高岗，四处一望，保准能看到一户人家。
听到我的三个愿望，阿拉腾花笑了。在他家，能满足我的，也许就是骑一回蒙古马了。他们有一匹骟了的灰马，由于买了两台摩托，所以失去了用武之地，被散放在草场之内，他们已经快一年没见到这匹马的踪影了。不过，要是想骑，骑上摩托马上就能找到。
可是我的愿望一个也没能实现。第三天头上，表哥的朋友来了。这三天他为了找蒙古包，打听了许多人，终于打听到，有人在离中蒙边境十几公里的地方，看到了一片蒙古包。他驱车前去，却一无所获。有人告诉他，确实有十几户人家在这里倒场。然而，由于天气寒冷，他们已经在昨天收起了帐蓬，回定居点去了！
为了安慰我的失望，吉日尼格和阿拉腾花骑上摩托，去找他们那匹马。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两的身影才出现在房子前面。没有看见灰马的影子，牵着的却是一匹黑色的小驴。灰马由于多年不骑，已经变成了野马，吉日尼格费了老大劲制服了它，刚刚骑上去就被掀了下来。没办法，他们只好把平时拉草的小驴牵回来了。你骑骑驴么，骑上驴到前面草场上转一圈，这头驴很听话的。”
小黑驴好象有点不好意思似地羞涩地看着地面。白鼻子白蹄，挺漂亮的一头小驴。好吧。吉日尼格给我找来了多年不用的马鞍，套在了小黑驴身上，我翻身上驴，用手一拍驴屁股，慢悠悠地上路了。这头驴确实很听话，骑在驴背上感觉很平稳。我把吉日尼格的草场巡视了一遍，所有的铁丝网都完好无损。深秋的草原莫名其妙地有点忧伤。
蒙古文化包含诸多内容。包括以崇拜腾格里为核心的原始宗教，包括以马、蒙古包、蒙古袍为象征的生活方式，包括以长调为代表的艺术形式。每个人对民族文化的理解不同，在我眼里，蒙古文化的核心是单纯的人际观与自然观。在当今时代，这实在是稀缺的心灵资源。
我曾经采访过内蒙的一个先进模范人物：巴特尔。使他成为“XX部选定的重点典型”的原因，是他的父亲系建国后首批授衔的少将，离休前一直是内蒙的高官。而他在文革中下乡插队，文革后主动放弃返城机会，甘心在草原深处做一个普通牧民。到巴特尔家之前，我猜想这也许是一个没多大意思的人。到了他家之后，我被他的故事感动了。
文革中，他的父亲被打倒，他从人人尊重的高干子弟顷刻间成了人人喊打的狗崽子，在城里深刻体会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后被迫下乡插队。
然而，在他平生见过的最荒凉的地方，他感受到了天底下最浓厚的感情。
有一次，公社的马丢了，巴特尔他们出去找了很远才找到。回来的路上饥寒交迫，看见一个蒙古包就钻了进去。素不相识的主人给他们做了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面条。在七几年的草原上，面条可是难得的食物。几个汉子立刻狼吞虎咽起来。
主人家几个脏乎乎的小孩子咬着指头，神情专注地看着这几个人。巴特尔想，草原上遇到一个生人不容易，所以这几个孩子才对他们这样好奇。几个汉子把最后一根面条捞净，吃得肚子溜圆，才放下筷子。这时，那几个小孩子赛跑般冲上来，抢着喝盆里剩下的汤。
巴特尔在那一刻非常感动。这些经常不洗脸的牧民们表情木讷，不善言辞，但是目光明亮，看人的时候从不闪烁。他们不懂什么叫自私、做作、虚伪。简单而广阔的草原给了他们无私而干净的心。那时草原上收养了许多上海孤儿，巴特尔看到牧民们对这些外来的孩子比自己的孩子还要亲。三九天里，他们把亲生孩子打发出去放牛放羊，让上海孤儿们呆在蒙古包里做些轻活。甚至，当家里供不起所有孩子上学的时候，他们让上海孤儿去上，因为他们觉得上海孤儿们本来已经够可怜了。巴特尔爱上了草原，爱上了真正的蒙古人。
文革结束，知青纷纷回城。他却已经开始讨厌城市的喧闹、冷漠和精明。有一次，他回呼市给公社修一架机器，在家呆了两个多月。社员们都以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当他再次出现在草原上的时候，整个草原都轰动了。人们带着各种吃的，穿的，用的，跑来看他。人们喜欢他这个见多识广的不嫌弃草原的城里人，他的回来成了草原上的节日。那些原来在一起经常说说笑笑的朋友现在一言不发，只是眼含泪水，冲上来紧紧地抱住他，好象生怕他再跑掉一样。
就在那一刻，巴特尔在心里对自己说：“草原上的雄鹰会展翅飞翔，但是我巴特尔，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我非常理解巴特尔，也同意他的选择。如果我处于他的处境，也许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即使是这次失望的内蒙之行，我也已经感受到了蒙古人性情深处的真诚善良。在吉日尼格家的前面不远处还有一座旧砖房。吉日尼格说那是他们家原来的房子，现在里面住着一户汉族朋友。两口子原来都在旗上的工厂，现在双双下岗，只好借他们的房子和草场，养了一百多头羊度日。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三十亩地养一只羊。吉日尼格家的羊群本来已经超载了，又借用给别人，更是难于承受。借给他们房子和草场，一年要多少钱呢？不要钱嘛，好朋友嘛。吉日尼格说。象是在说一件极为平常的事。这件事在他看来确实是非常的平常。就象表哥的朋友一句话，就把我扔在他家，连一句添麻烦的话都不用说。
毕竟是到了草原。
可是这种纯净现在已经越来越被污染了。在吉日尼格家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围着熬茶壶，聊到很晚。阿拉腾花和吉日尼格讲起以前住蒙古包穿蒙古袍时的日子。那时候没有公路，没有砖房，没有摩托，劳动苦，吃的也不好，可是回忆起来却没有苦，觉得劳动很快乐。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可是快乐却不多了。那时候附近几家人和一家人一样，不分彼此，现在自己过的是自己的日子，人和人越来越疏远了。以前，草原上从来没有偷盗的情况，牛羊从来不用管，蒙古包的门上没有锁。现在，出现了偷羊的贼，晚上开着车到人家羊群里来抓羊，家里不敢再没有人了。甚至还出现了强盗。去年，吉日尼格在去旗里的路上，看到两个人躺在路边。他以为出了车祸，赶紧上前去救，不成想那是两个抢劫的，他们捆住吉日尼格，骑跑了他的摩托。
越来越多的人家里安上了风力发电机，买了电视。由于人口越来越多，居住地越来越近，许多人骑着摩托聚到一起昼夜打麻将。没有条件打麻将的人反抗寂寞的办法就是喝酒。草原上，经常有的人家因为喝酒喝光了所有的家产。草原上说蒙语的越来越少了。旗上的蒙古小孩都不会说蒙语了，祭火祭敖包这些蒙古风俗早都没有了。现在牧民结婚也都到旗上或者呼市去照婚纱照，过去的送哈达请“昭齐”之类的仪式都渐渐取消了。马不再有人骑了，蒙古袍不再有人穿了。
吉日尼格和阿拉腾花为了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争论起来。吉日尼格认为变好了：“骑摩托比骑马不强？住房子比住帐房不强？吃菜比吃肉不强？过去骑马去旗里，得走上大半天，屁股磨得疼得不行。现在来回不到两个小时。过去住帐房，四处漏风，烟薰得乌黑乌黑，没有一块干净地方。现在暖暖和和，多好。过去一年到头吃不上青菜，现在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吉日尼格说的千真万确，无可辩驳。在物质进步和保留传统之间，人们有太多理由选择前者。很多东西是不经意间丢掉的。沉默了一会，我说我到内蒙一直想买一盘长调的磁带，找遍了包头和百灵庙，都没有买到。那些改良的民歌和蒙语的流行歌曲，听了让人不舒服。对这一点吉日尼格深表同感。他承认，这是很让人惋惜的事。“腾格尔唱的那不叫蒙古族的歌！”他说。“过去草原上的人都会唱长调，现在的年青人不唱了，他们就会唱腾格尔。”
“你们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白天劳动，晚上就是唱歌嘛。一唱起来，完全忘记累了。大家比着唱哩，每个人都会百十首，都是一代代传下的。现在都要失传了！我的两个娃娃蒙古话都说不好，还唱歌哩！”
我请求吉日尼格给我唱首歌。“好几年不唱了，都生了呢。”吉日尼格害羞地笑了一下。沉默了几秒钟，他突然开了口。歌声从他那宽厚的胸膛里直接淌出来，又亮又厚，高音区拔得极高。这个外表粗糙的牧民居然有这样好的嗓子！说实话，那些所谓的歌手和他简直不能同日而语。
这是一首悠扬而又忧伤的歌。唱完了，他把大意翻译成汉语：骑上马，骑上一对对枣骝马，姑娘出嫁走了。
姊妹两从小父母一样喂大，走到山南海北，也是想到家乡，想到父母的恩情。草原再广阔也挡不住对父母的思念。父母哟，明年我就会探望家乡。几千年前，成吉思汗就已经洞悉了定居的危险。在想到他的后代们将抛弃艰苦的草原生活而向往定居生活时，他悔恨地沉思：
我们的后裔将穿戴织金衣，吃鲜肥食，骑乘骏马，拥抱美貌的妻子。但他们不说：‘这都是由我们的父兄得来的’，他们将忘掉我们和这个伟大的日子！（多桑《蒙古史》）
成吉思汗惧怕草原之外的生活。他讨厌温和的气候，因为这种气候令人松懈。每次战役之后，他就返回北方，在贝加尔湖附近度夏。“在打败了札兰丁之后，故意躲开就在他脚下的印度，因为对于从阿尔泰山来的成吉思汗来说，印度好像是魔窟。无论如何，他对舒适的文明生活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当他的曾孙子们住进北京和大不里士的宫殿时，他们随即开始堕落。”（草原帝国）
吉日尼格家的生活图景让我这个来寻访传统的人沮丧，虽然他们富足安定，然而，我却清楚地嗅到了一种不祥的气息：游牧文化正在死亡的气息。
游牧民族的本质流动。勇敢、进取、好奇是因为不断流动，不停地应对挑战。善良、重义、好客是因为人烟稀少，关系简单。蒙古长调的魅力在于它歌颂着传说中的流奶的地方。而一旦定居了，这些品质势必慢慢死去。定居不可避免地使人知足、保守、患得患失。而人烟的聚集将滋生狡诈、欺骗和无耻。一旦物质享受占据了全部心灵空间，长调中的悲苦忧伤自然就变成了欢快甜腻。
我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也许，一百年后，当人们再谈起草原，会说：据说很久的从前，在中国北方是一片广阔的草原，这里曾经生活过一个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穿蒙古袍，说蒙古语，与马为朋，逐水草而居，住在一种叫蒙古包的白色帐房里。他们会唱一种优美而忧伤的长调。当草原夏日，当马奶酒盛在了银碗里，篝火点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弹起胡毕斯，让忧伤的长调划破草原的寂静。歌声里，有少女粗砾的爱情，有男人之间的友谊和冲突，还有古老的战争和他们的首领成吉思汗。
http://dayaarmongol.ning.com/forum/topics/meng-gu-wen-hua-zai-zhe-ge-shi
2009年12月29日星期二
民族自治问题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内蒙古、西藏、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民族自治。民族自治制度本身就是问题。若真正实行起来，很容易助长分裂主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前两年就提出这种观点。在今年2月号的《领导者》双月刊中，马戎又发表了文章《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进一步阐明他的见解。马戎认为，目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采用了苏联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先后识别出56个民族，政府为每个国民都确定了“民族成分”，使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人口边界清晰化，并且实行了以民族整体为对象的各项优惠政策，强化了各民族民众的“民族意识”，这就催生和助长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和独立思潮。马戎建议中国应该学美国学印度。美国和印度也是多民族国家，但是人家不搞什么“民族自治”那一套，他们强调的是国家宪法和国民的公民权，而把种族、族群之间的差异主要视为文化差异，不认为也不允许各族群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权利。
马戎的观点看来在知识界已经产生影响，或者说，在知识界也有其他人持类似的观点。例如，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就发表文章《西藏问题有解吗？》，在民族自治的问题上的观点就和马戎很类似（其他观点上有区别）。李大同也认为，中国搞的民族自治这一套是跟苏联学的，“祇不过大一统的历史传统没有让‘区’变成‘国’罢了。这种突出、强化民族差异的做法，可说是今天所有民族问题的根源”。在李大同看来，搞民族自治等于自挖陷阱，因为它逻辑上就包含着民族独立。这是和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格格不入的。李大同的结论是，“也许，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根本就是错的，至少已经被证明是没有出路的。值得认真研究的是美国的做法”。
上述观点在学理上不是没有它的部份道理，但失之片面，失之笼统，实际上不能成立。首先，尽管中共学习苏联，人为制造出若干少数民族。但是这些人为制造出的少数民族，由于缺少深厚的历史根基，倒并没有什么闹分裂闹独立的。
其次，那些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意愿的少数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维族都是自古以来就以其鲜明的不同于汉民族的民族性而著称于世的，而导致他们要求独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往往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治，而是出于他们的不自治，或者是出于他们的自治被干涉。
再者，我们应该看到，所谓民族自治，并非中共的发明创造，也不是中共照搬苏联斯大林那一套的产物。类似的制度在中国是古已有之。按照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这本书在大陆也很流行）一书里的解说：清帝国是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这种二元体制是有清一朝独自发展的特质，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在这种体制下，蒙古与西藏即便不是相对独立甚至事实独立的，起码也是高度自治的，甚至蒙古是相当于独立，以至于被历史称之为满蒙联合政权。
说到学美国学印度，那么，美国和印度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不错，美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但是并没有实行民族自治制度，然而美国和中国不同。美国是移民国家。所谓不实行民族自治，那是对作为移民的各族裔美国人。在美国，作为原住民族的印地安人有自己的保留区。印地安人保留区是相对独立，高度自治的。在西藏的藏人当然是原住民族。即便套用美国的例子，他们也应该享有自治权。事实上，对原住民族实行自治制度的国家很多，例如加拿大、新西兰、丹麦、瑞典，等等。
再说印度。印度也是多民族国家，但印度没有主体民族，第一大族的印度斯坦人也祇占总人口的20％而已。印度实行联邦制，各邦主要按语言和民族划分。每个邦有自己的主体民族，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样，各个民族就可以在自己占主体地位的邦里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坚持以我为主。所以他们不大担心被某一强势民族给同化掉，以至于在自己的家乡反而成了少数民族成了边缘人。在中国，汉人占90％以上，汉文化占绝对优势。因此在中国，少数民族面临着极其巨大的被汉化的可能性。
民族与民族不一样。有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差异小，有的差异大；有的少数民族比较容易和汉人同化，有的很不容易。另外，和汉人同化也有两种情况，有主动同化，有被动同化。满族人当年入主中原，统治汉人近三百年，满人是主动汉化的。蒙、藏人则不然，他们主要是被动汉化的问题。由于蒙、藏人和汉人差异比较大，在坚持自己的民族特性上又特别顽强，因此他们对被动汉化就更较为抵触排拒。如果不同意他们自治，那就等于把他们往独立的方向推。
我们知道，2007年，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该宣言第3条、第4条、第5条都肯定了原住民族的自决权，说“原住民族行使其自决权时，在涉及其内部和地方事务的事项上，以及在如何筹集经费以行使自治职能的问题上，享有自主权或自治权”：“原住民族有权维护和加强其特有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机构，同时保留根据自己意愿全面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权利”。关于民族自决权，民族自决权分对外自决权和对内自决权。对外自决，意味着可以独立建国；对内自决，意味着可以建立自治制度。我们这里讲的是对内自决权
。
不消说，原住民族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对《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也有很多争议或解释上的分歧。我这里无非是说，不能把中国现有的民族问题都归结于前苏联那以套民族理论和民族自治制度。我们的结论是，在中国，民族自治制度不应该一概取消。相反，至少在很多地方，民族自治制度应该真正落实。在中共一党专制没有改变之前，真正的民族自治固然是难以实现的，那么在未来民主宪政的中国总是应该也可以实现的
马戎的观点看来在知识界已经产生影响，或者说，在知识界也有其他人持类似的观点。例如，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就发表文章《西藏问题有解吗？》，在民族自治的问题上的观点就和马戎很类似（其他观点上有区别）。李大同也认为，中国搞的民族自治这一套是跟苏联学的，“祇不过大一统的历史传统没有让‘区’变成‘国’罢了。这种突出、强化民族差异的做法，可说是今天所有民族问题的根源”。在李大同看来，搞民族自治等于自挖陷阱，因为它逻辑上就包含着民族独立。这是和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格格不入的。李大同的结论是，“也许，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根本就是错的，至少已经被证明是没有出路的。值得认真研究的是美国的做法”。
上述观点在学理上不是没有它的部份道理，但失之片面，失之笼统，实际上不能成立。首先，尽管中共学习苏联，人为制造出若干少数民族。但是这些人为制造出的少数民族，由于缺少深厚的历史根基，倒并没有什么闹分裂闹独立的。
其次，那些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意愿的少数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维族都是自古以来就以其鲜明的不同于汉民族的民族性而著称于世的，而导致他们要求独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往往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治，而是出于他们的不自治，或者是出于他们的自治被干涉。
再者，我们应该看到，所谓民族自治，并非中共的发明创造，也不是中共照搬苏联斯大林那一套的产物。类似的制度在中国是古已有之。按照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这本书在大陆也很流行）一书里的解说：清帝国是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这种二元体制是有清一朝独自发展的特质，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在这种体制下，蒙古与西藏即便不是相对独立甚至事实独立的，起码也是高度自治的，甚至蒙古是相当于独立，以至于被历史称之为满蒙联合政权。
说到学美国学印度，那么，美国和印度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不错，美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但是并没有实行民族自治制度，然而美国和中国不同。美国是移民国家。所谓不实行民族自治，那是对作为移民的各族裔美国人。在美国，作为原住民族的印地安人有自己的保留区。印地安人保留区是相对独立，高度自治的。在西藏的藏人当然是原住民族。即便套用美国的例子，他们也应该享有自治权。事实上，对原住民族实行自治制度的国家很多，例如加拿大、新西兰、丹麦、瑞典，等等。
再说印度。印度也是多民族国家，但印度没有主体民族，第一大族的印度斯坦人也祇占总人口的20％而已。印度实行联邦制，各邦主要按语言和民族划分。每个邦有自己的主体民族，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样，各个民族就可以在自己占主体地位的邦里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坚持以我为主。所以他们不大担心被某一强势民族给同化掉，以至于在自己的家乡反而成了少数民族成了边缘人。在中国，汉人占90％以上，汉文化占绝对优势。因此在中国，少数民族面临着极其巨大的被汉化的可能性。
民族与民族不一样。有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差异小，有的差异大；有的少数民族比较容易和汉人同化，有的很不容易。另外，和汉人同化也有两种情况，有主动同化，有被动同化。满族人当年入主中原，统治汉人近三百年，满人是主动汉化的。蒙、藏人则不然，他们主要是被动汉化的问题。由于蒙、藏人和汉人差异比较大，在坚持自己的民族特性上又特别顽强，因此他们对被动汉化就更较为抵触排拒。如果不同意他们自治，那就等于把他们往独立的方向推。
我们知道，2007年，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该宣言第3条、第4条、第5条都肯定了原住民族的自决权，说“原住民族行使其自决权时，在涉及其内部和地方事务的事项上，以及在如何筹集经费以行使自治职能的问题上，享有自主权或自治权”：“原住民族有权维护和加强其特有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机构，同时保留根据自己意愿全面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权利”。关于民族自决权，民族自决权分对外自决权和对内自决权。对外自决，意味着可以独立建国；对内自决，意味着可以建立自治制度。我们这里讲的是对内自决权
。
不消说，原住民族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对《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也有很多争议或解释上的分歧。我这里无非是说，不能把中国现有的民族问题都归结于前苏联那以套民族理论和民族自治制度。我们的结论是，在中国，民族自治制度不应该一概取消。相反，至少在很多地方，民族自治制度应该真正落实。在中共一党专制没有改变之前，真正的民族自治固然是难以实现的，那么在未来民主宪政的中国总是应该也可以实现的
2009年12月28日星期一
青海佛教史
西藏佛教后弘以后，以密宗传承为主形成各种教派。各派不仅传承不同，而且各依其传承对佛典教理、流传情况，乃至仪轨法门等进行不同的诠释，形成独具 特点的佛学思想体系的派别。这些教派与世俗的封建领主相结合，使宗教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二位一体”，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经济实体，深深扎根于群众之 中。早期形成的教派，较大的有宁玛派、噶丹派、噶举派，较小的有觉囊、希解、觉宇、夏鲁、郭扎、珀东等派。其中，噶举派派系最为复杂，总分为塔波噶举和香 巴噶举两支。塔波噶举又有“四大八小”支系，即帕竹、蔡巴、巴绒四大支和帕竹噶举的直贡、达垅、周巴、雅桑、绰浦、修赛、叶尔巴、玛仓等八小支，后来发展 到青海，又有乃多、苏莽等更小的支系。噶玛噶举派内部，又有黑帽和红帽二系。明永乐年间，宗喀巴大师面对当时藏区佛教的混乱凌微现状，起衰救弊，立志改 革，通过藏传佛教内在的自我调控机制，整顿戒律，严密学修次第，调整改革寺院组织和规章制度，最后创立了著名的格鲁派，俗称“黄教”。元代以来，萨迦、噶 举派一度执掌西藏政教大权，进行政教合一统治。明末，格鲁派在和硕特蒙古势力的支持下日趋强大。公元１６５２年，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进京晋见顺治 皇帝，受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意圣识一切持金刚海上师），尊为西藏佛教领袖。从此，格鲁派跃居各派的统治地位。 １８世纪中叶，经西藏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确立了以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为首的格鲁派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以人王而兼法王，形成为一特殊区域之佛国世间，一 直延续到公元１９５８年西藏社会制度民主改革。
藏传佛教奉行说一切有部戒律，遵行大乘菩萨戒及密宗根本戒，但各派的持戒不尽相 同。宁玛派是最古老的教派，前弘期后因历禁佛的磨难，其教法一度在家庭中世传，后世有出家为僧常居寺院者，也多有仅受近事戒的居士，安多藏语称“宦”，平 时居家生产，可以取妻，定期到寺院或其它宗教活动点参加佛事活动。萨迦、噶举派的早期创宗传法者多有妻室，后来亦分两种，受出家戒、近圆比丘戒者住居寺 院。格鲁派自创派起，视戒律为佛教之根本，严格建立比丘僧伽制度。各派在见修方面也各有侧重和特点。如萨迦派的道果教授、宁玛派的大圆满法、噶举派的大手 印、觉囊派的他空见及六支瑜伽修持等，皆为其别法。格鲁派在佛教理论方面，以龙树、提婆、佛护、月称、寂天、阿底峡尊者等师师相传以缘起性空为主旨的中观 应成派之见为正宗，以藏传佛教噶丹派教义为立说之本，吸收其它各派法要，综合大小乘教法，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佛教思想体系，提倡广学三藏，全修三学，先显后 密，显密兼修。藏传佛教的佛事仪式，既有前弘期的传承，又全盘接受了印度晚期大乘佛教盛行的无上瑜伽部密宗，传承千差万别，仪轨极为繁复，各尊所传，情况 复杂。特别密宗传法灌顶以及修法仪式种类极多，为汉地佛教所无。宗教节日活动因派别和地域的差别亦不尽相同。
藏传佛教在其发展 过程中，寺院集团为解决其领袖人物的继承问题，依据佛教灵魂不灭和佛的三身说理论，实行独具特色的活佛转世制度。这一制度从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于公元 １２８８元确认公元１２８４年出生于后藏贡塘地方的让迥多杰为噶玛拔希的转世灵童，迎入粗朴寺坐床起，开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先河，后来藏传佛教各派乃 至藏区原始的本教都竞相仿效，实行转世制度。认定的灵童藏语称“朱古”、“央吉”等，蒙古语则称“呼毕勒罕”。认定的方法多具有神密色彩，常见的有：生前 授记，即上辈活佛圆寂前向信徒预言自己隆重的情况，如出生地、父母姓名等，有的直陈，有的梦示，有的定诗或赞誉某一地方，委婉预示；垂仲降神，指将佛教护 法神的神识附在固定巫觋的身上，让其言说，认定灵童；神湖显示，察访人员前往西藏塔布地区加查宗的拉摩拉措神湖，作法事祈祷，观察湖中景象，根据所现图形 或方字等，确定查找文位、灵童特点等；生辰计算，根据上辈活佛入灭的年月日期时奈推算灵童的年庚生辰；察看预兆，观察上辈活佛圆寂时的各种预兆、灵童出生 前后出现的各种征兆、梦兆等，认定灵童；审查宿通，将前世用过的法器、餐具、用具等混放于其他同类物件中，让初选的灵童辨认，或辨识与前世活佛共同生活过的人物、前世常诵的经典等，以最后确定灵童；审查相好，即查看灵童的相貌，认为佛具３２相、８０种随形好，不同于普通人，这也是查访的内容之一；食团问 卜，将初选灵童的基本情况写在纸上，揉进糌粑团中，在佛像前诵经祈祷，最后确认.
金瓶掣签，从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１７９２年）六月始，清廷设两个金瓶， 志门用来拈定呼毕勒罕，一个置北京雍和宫，一个置拉萨大昭寺，专门认定诸如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噶丹赤巴、章嘉、第穆、济咙等在京掌印呼 图克图以及蒙藏地区各大活佛的转世灵童；经典预言，根据佛教经典中的一些章句，确定灵童的出生地、生辰、父母姓名、庄园名称等；压舍转世，藏传佛教认为， 人是灵魂和躯体的结合，人的灵魂可离开自体入于其他人的尸体使之复活，谓“入舍”或“夺舍”，有的活佛也以此法转世，再生人间，这是一种特殊的转世法。各 活佛系统的佛号有固定名称，其来源有第一世的出生地名、职衔或职业名、中央王朝或蒙藏首领赐赠的封号以及第一世长期居住地的地名、主要业绩名、主要职务名 等等。对各活佛，常呼其佛号，并加呼敬语“仁波切”，忌直呼其法名。各寺院均有自己的活佛系统，多少不等，大寺院多至数十人或百余人。活佛的等级不一，有 全寺性的大活佛，称“磋钦朱古”，也有寺属各扎仓的活佛，称“扎仓朱古”，还有地位更次的小活佛。旧时，西藏的达赖和班禅、内蒙古的章嘉、外蒙古的哲布尊 丹巴，是地位最高的大活佛。各活佛系统的第一世，一般是各寺院的创建者或建寺有功者，担任过西藏甘丹寺法台噶丹赤巴者，在各大寺担任过重要僧职者，有佛学 造诣，获得格西学位者，学识渊博，德高望重、任过大活佛经师者等。各转世活佛在政治、经济、宗教上享有特殊的地位，一般在本寺以及所属寺院内建有自己的府 邸院落，因地区不一，称“喇让”、“囊钦”、“噶尔哇”等，有一批执事人员管理活佛的起居、膳食、外事接待、财务收支、财产管理以及宗教活动待方面的各种 事务。在宗教领袖的承袭方面，除了活佛转世制度外，还保留有宁玛派父子相传、萨迦派叔侄传位等世袭方法。个别寺院也有不实行活佛转世制度的，如青海玉树蒙 古族自治州囊谦县的达那寺，玉树县的邦郭寺等，一般采用民主选举制，从谙通佛法、戒行严谨、德高望重的僧人中选出寺院住持，地位与活佛相若。
藏传佛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对各种文化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形成自己丰富多采的民族宗教文化，成为我国宗教文化的重要一支。在丰富这种民 族宗教文化的各种活动中，历代高僧大德的讲、辨、著述，许多翻译大师的译经活动发挥了重大作用，为后世留下了浩如烟海般的各种佛教典籍，保存了丰富的文化 遗产。清康十九年刻成的北京版《大藏经》，共收入各类典籍４５７７部，清雍正八年刻成的《大藏经》共收４６７３部，同时，藏传佛教各族高僧将部分藏文经籍 翻译成其它民族文字。大藏经《甘珠尔》的蒙文译本，完成于元成宗至明神宗年间。
清乾隆年间，在章嘉国师若贝多杰的主持下完成《丹珠尔》的蒙文翻译。藏文大 藏经的满文译本亦于乾隆末年完成 。藏传佛教文化集中表现在遍布整个藏区和广大蒙古族 、土族等民族居住地区的各类佛教寺院中。寺院不仅是僧尼进行诵经修持等各种宗教活动以及供信徒们顶膜拜的场所，而且也是该地区的文化中心，是研习佛教理论 和藏族语言文字、天文历算、医药卫生、工巧建筑、绘画雕塑、宗教舞蹈等多种学科的地方。一座座寺院实际上是一座座艺术宝库，各种佛像精神文明形兼备，工艺 精湛；殿宇建筑雕梁画栋，气势雄伟；各种佛经刻版，工艺精美，独具特色。至于彩绘画像、壁画堆绣、药泥油塑等，更以布局特色见长，纤细入微，形成特殊的艺 术风格。各寺院都有有一套较严格的寺院管理制度和僧人学经制度。较大寺院由若干扎仓（经院）组成，小型寺院只有一个扎仓。全寺的最高负责人为赤巴堪布，亦 称“赤巴”，汉译“法台”或“住持”，下分行政和教务两个管理系统。行政系统设管家，吉索若干人，管理全寺的庄园、属民、经商、筹措经费等行政和财政事 务，其办事机构称作“吉哇”；教务系统下设僧官，引经师等僧职，僧官称“协敖”或“格贵”，负责僧众纪律，审理僧俗的诉讼等，引经师称“翁则”，从熟悉经 典的僧人中选任，负责领头诵经。现各寺均成立有民主管理委员会，负责全寺一切行政宗教事务。各大寺院，除全寺性的大经堂外，各扎仓亦有自己的经堂，另外还 有若干佛殿（拉康）、护法神殿（衮康）、高僧灵塔祀殿（“却康”或“冬康”）、印经院（巴康）、佛塔、嘛呢轮房以及活佛府邸、僧舍等建筑，形成庞大的建筑 群。各派的佛法传授和习经制度大同小异，以格鲁派的学经制度最为完备。格鲁派大寺一般设有参尼扎仓（显宗经院）、居巴扎仓（密宗经院）、曼巴扎仓（医明经 院）、丁科扎仓（时轮经院）、欠巴扎仓（舞蹈学院）等。初入寺的学僧称“贝恰哇”，直译为“读书者”，随师（一般是其亲属僧人）学习藏文拼读、书写知识。 至１３岁左右，经师父推出荐，进入参尼扎仓，成为正式学经僧人。
参尼亿扎仓设１３年班次，一般要学１５年左右，有的长达２０年。学僧每日黎明即起，先去经 堂集体诵经，然后上下午各学习一次。学习方法有集体诵经、经师讲授、讲辩经文等。参尼扎仓主要学习因明、般若、中观、俱舍和戒律学等五大内容。学完因明、 般若学后，可申请考取“然坚巴”；学完中观、俱舍学后，考取“噶仁巴”。噶仁巴僧人经过钻研苦学，自认为有把握，并经赤巴考察批准后，申请报考“多仁巴” 学位。多仁巴候选人参加考试，每人只能有一次机会，落选者终生不再报考。考取多仁巴学位后，称为“格西”，意为善知识。拉萨三大寺系统的格西学位共分四个 等级；第四等是多仁巴，意为在佛殿门前石阶上经过辩论考取的格西；第三等是林塞，意为从寺院里选拔的有才能的人；第二等是磋仁巴，意为全寺性的卓越高明 人；第一等是拉仁巴，意为在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上考取的格西。
居巴扎仓的学僧分两种：一种一开始入学业即进入居巴扎仓专攻密宗，初学生起次第，后学圆满次 第，最后按生圆次第规定的程序进行修持实证，学僧必须学会用彩色细砂绘制坛城、修供坛城、念诵密咒、具结手印以及守护我及处等、迎神、护摩、收摄、送神等 各种仪轨，修学到一定程序后可外出为人念咒诵经、卜算吉凶、降神作法以及求雨、防雹、驱魔、治病等；另一种则完全按先显后密的学修程序，先学完参尼扎仓规 定的显宗课程，再进入居巴扎仓，系统学习密宗教义和各种修习仪轨，学习３至１０年后，参加密宗考试，考取的授予“俄仁巴”学位，意为密宗博士。丁科扎仓主 要学习佛教关于香拔拉国内、外、别三种时轮的道理以及藏族传统天文、历算等知识，学完《时轮本续》及各种疏释本后，对考试成绩优异者，授予“孜仁巴”称 号，意为“算师”。曼巴扎仓主要学习藏医采药、制药、诊断、治疗等知识，对成绩优异者授予“曼仁巴”称号，意为“医师”。在曼巴扎仓，除学医药知识，学僧 还须学习必要的显宗经典，掌握建立彩粉坛场、修供药师佛等方面的宗教仪轨。欠巴扎仓主要学习供法会上演出的各种宗教舞蹈，舞蹈的名称和内容因地因寺而异， 多不一致，各有特色。
藏传佛教寺院是一个强大的经济实体，各寺院都有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牲畜、森林、草场等生产资料， 部分寺院尚有大量的商业资本，有可观的宗教布施收入、土地牲畜出租收入、高利贷收入和经高收入等，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公元１９５８年宗教制度民主改革 后，寺院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各寺走以寺养寺垢道路，不少寺院开办藏医诊疗所、商店、旅社，购置自己的汽车等交通运输工具，发展旅游事业，封山 育林、种草绿化等，逐步自食其力，走向新的生活道路。
藏传佛教的活动场所种类繁多，青海主要有：
１、贡巴 指正规藏传佛寺，一般有固定 的法名，如塔尔寺称“衮本贤巴林”，意为“十万佛身弥勒洲”。寺院是僧团定居之地，一般远离或离开村庄，必有一所以上扎仓，有讲经说法之制和完善的学经制 度。全寺性的组织为“磋钦”，即大经堂，也是全寺的活动中心。扎仓的主持人是堪布，主要扎仓的堪布，同时也是全寺的堪布，堪布下设格贵、翁则等僧职，格贵 负责纪律、指导生活与督促学经，译为掌堂师，全寺性大经堂的格贵，也称“协敖”，意为僧官；翁则负责经堂中领诵经典、执行各种法事仪轨等，译为“引经师” 或“经头”。格贵、翁则以下，尚有一批执事僧侣。寺院的最高权力组织，由全寺法台、各扎仓堪布、行政管理机构吉哇的负责人以及有声望的各地区或部落的僧侣 等组成。
２、拉康 意为神庙，指佛堂。多位于牧区、乡村，个别的也在市镇。多隶属某个寺 院，为当地寺院的辅助活动场所。建筑规模较小，多为四合院，主房为佛堂，供奉有佛像、唐卡（藏式卷轴承佛画）、经典等。平时只有数名僧人或庙祝居住，负责 点灯、清扫、接待香客等事宜，在固定时间举办宗教活动，届时附近信众参加。
３、日朝 意为“山间静房”，建筑简陋，通常修建在幽静的山谷、林间，有小佛堂，内有佛像、经典、佛塔等，多隶属于某个寺院或私人，只住一个或几个僧人，深居简出，讽经修持，不问世事，专修佛法，几科与外界隔绝，称之为“日朝巴”。
４、拉让 又译作“喇让”、“拉章”，意为喇嘛住房，牧区又多称“噶尔卡”。拉让除在大寺院外，还独立建在偏僻山林、雪山中，是专事静修的雏形寺院，有佛殿、活佛 居室等建筑，僧侣比日朝较多，有自己的宗教活动形式。寺院内的拉让，既是活佛及其侍从的住处，又是他们的办事机构，总管活佛私人的经济、宗教、效等事务， 所属产业和收入由活佛委专人管理，列于寺院财产之外。拉让规模的大小，一般依活佛经济实力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等而定。
５、扎仓 意为“经院”或“学院”是一个较完整的寺庙组织，有活佛、僧侣，也有经堂、僧舍等建筑和一定的讲学修持制度。有些寺院因只一扎仓，故以扎仓命名。有些寺 院有全寺性的大经堂和一个以上扎仓，则成寺院，即“贡巴”。大寺内的扎仓，是按主要修习的内容命名的，如参尼扎仓，是主学显宗经典经院，或叫法相学院；居 巴扎仓，是主学密宗的经院，译为密院；丁科扎仓，是研习天文历算的学院，译为时轮经院；曼巴扎仓，是研习藏医药学的学院，也叫医明学院；欠巴扎仓，是演习 跳神舞蹈的学院。
６、参康 意为修行处，类似日朝，多在山间僻静地，建有简易茅蓬，或利用天然岩洞，专供藏传佛教僧人闭关修持。修持者生活简朴，毅力顽强，类于苦行，称之为“参巴”。
７、贡扎 亦称“珠扎”、“穆康”等，意为禅院或禅房，隶属于某一寺院，多独设于山间静地，以免干扰禅修，有的也与本寺其它建筑在一起。此类禅院多见于宁玛、觉囊、噶举派，一般在金刚上师指导下专修密法，修习内容和时间等，因派、因人、因层次等不一，各具特色，不尽相同。
８、嘛呢康 意为六字真言轮房。类似拉康，多在村庄，为该村信众的主要民间宗教活动场所。藏区多观音信仰，以有观音六字明“嗡嘛呢叭咪吽”转轮而得名。主体建筑实际 同于寺院经堂，内供嘛呢轮外，还供奉有佛像、佛经、佛塔。各地规模不一，有固定的活动时间和内容，届时信众参加，集体饮食，似同庙会。
９、俄康 为宁玛派真言堂，译为密宗真言寺。建筑类似拉康，平时有少量出家僧人住守，多数教徒居家生产，定期到俄康参加宗教活动。教徒称“俄华”或“宦”，汉人称其为“本卜子”。
１０、多卡 指前代僧人的宗教活动遗址，诸如著名喇嘛、大活佛的讲经处、出生或圆寂地等等，被视为宗教圣地，后世多在此举行宗教活动，有的多卡有少量僧人居住，有些还形成小型寺院。
１１、奔康 意为“万佛房”，多在村侧，以矮形土木建筑为主，不设门户，内装许多用胶土木模翻制的佛像，数以十万计，故称“奔康”，意在压伏邪恶，征服地祗。本康周围宽阔，不连接其它建筑，为民间宗教活动点之一。
１２、擦康 意为泥像堂。用各种佛像木模将泥巴压成泥制佛像，称之为“擦擦”，有的装入塔中，有的置专修的房内，称擦康，亦为不定时的宗教活动点。
１３、嘛呢石堆 由雕刻或书写有六字真言的嘛呢石块垒成。青海最大的嘛呢石堆在今玉树藏族自治州州治结古镇东铡新寨村东面山坳，由结古寺嘉那活佛首倡，称“嘉那嘛呢”。该石堆因历年增添嘛呢石，体积越来越大，至公１９５５年，嘛呢石传有２５亿多块，有“世间第一大嘛呢堆”之称。
１４、俄博 为蒙语，青海汉族亦呼俄博，藏语作“拉则”。俄博是当地山神的象征，源于藏区传统本教学楼的自然崇拜习俗，后来被藏传佛教所吸收。一般在山头（也有在平 地），垒土石成堆，内埋喇嘛用辛红写有藏梵文字的柏木牌、八吉祥物、粮食等物，石堆上插挂着哈达、羊毛、红布条的木杆以及木制箭、剑等物。以往各地区、部 落、村庄一般都有象征保护自己的山神的俄博，在固定时间信众去俄博处，点燃松柏树枝，烧施食品，谓之“煨桑”，并顺时针徐步绕转，谓之“转廓拉”。
青 海藏传佛教寺院的类型亦较复杂。从教派来说，多为一寺信仰某一教派，也有少量为两派或三派僧人或尼姑合住在寺院。从僧源看，有分别以藏族、蒙古族、土族为 主要僧源的寺院，也有各族僧人合住的寺院。全省多数藏传佛寺以藏族为主要僧源，约占９５％；以蒙古族为主要僧源的寺院１８座，约占２.７％；以土族为主要 僧源的寺院亦有１０余座，约占２.３％。除了纯藏族聚居区的寺院，东部各寺僧源一般有藏、土、蒙古族和少量汉族等多种民族成份。从宗教职业者看，以男性僧 人为主的寺院居多，约占９６％，也有２０余座尼姑寺。另有８座僧尼混合寺院，其中６座为宁玛派寺院，２座属噶举派。从建筑看，绝大多数为土房寺院，也有 １８座帐房寺，占２.７％，多在边远牧区，随牧搬迁。帐房寺派属宁玛派居多，噶举、格鲁派次之。历史上，部分寺院曾是当地区域性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寺院 的主要活佛为当地部落头人，有的受到中央王朝的册封，寺院规模一般较大，在本地区影响更大。
青海藏传佛教寺院内部的学经制度、 宗教活动内容和方式、管理体制等基本上同于其它藏区。但一些寺院独具活动特点。贵德、玉树等地的许多宁玛派寺院和海西格鲁派寺院的教徒，多数平时居家生 产，可以娶妻成家，只是定期入寺参加宗教活动。今玉树县仲达乡的阿乜寺是更具特色的宁玛派寺院，教徒称之为“阿乜”，均娶有妻室，不脱离生产，定期到寺诵 经或坐禅。在寺活动时，阿乜头戴莲花生大师所传称为“班玛通卓”的修行帽，身着深灰色上衣和白色僧裙。修行帽标志普贤之明妃普贤佛母。阿乜均蓄长发，发辫 粘连，状若垂柳，谓之“姜洛”。藏传佛教寺院多在青藏高原，地处高寒，气候严酷，蔬菜等副食品种类贫乏单一，尤其牧民以肉食为主，故寺僧信徒不主张素食， 但肉食以牛、羊肉为主，禁食圆蹄动物肉，牧区寺院还忌食鸡鸭鸟类、鱼肉和大肉。青海个别寺院与内地佛寺相同，吃素忌荤。如兴海县中铁乡的俄合沙寺，建于清 代，属格鲁派，以教规严明和寺僧常年闭斋闻名。寺僧一律禁止肉食，两日一餐。
上师与普通僧人均在寺院集体食堂就餐，食物不得带出食堂，不准穿皮制和长袖衣 服，每日集体诵经３次，禁止将肉类及葱、蒜等有味食物带入寺内，寺僧不得私自收取财物、扩建僧舍，出门不能骑马，回俗家不得超过１０日，禁止妇女留宿寺 内，禁止牧民在寺周１５华里内扎立帐房等，戒规可谓极其严格。世人公认，活佛转世制度为藏传佛教一大特色，但个别寺院并无转世制。今囊谦县吉尼赛乡的达那 寺是全省仅存的一座叶巴噶举派寺院，迄今有８００余年历史。该寺世代从学经优异、德高望重的寺们中选任主持，地位与活佛相若，称作“叶巴弟子”，至今已有 ２０多任叶巴弟子。在青海，个别寺院纯属寺院学校性质，如今同德县巴水乡的香赤寺，由该县迪干寺的第三世宗俄仓活佛难能可贵俄建于公元１９５０年，属宁玛 派，寺内仅有少量僧人修禅，称之为“参巴”，多数是招收的青少年学员，不限地区、民族，由堪布教授藏文和佛学，学制１５年，毕业后少数人留寺当参巴，多数 离寺自谋职业。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东隅边缘，是连接西藏、甘川藏区、 新疆与祖国内地的重要纽带，历史上一直是内地通往西藏的主要通道和丝绸之路的南路干线。这里曾是唐蕃相争的主战场，吐谷浑国、唃厮啰政权等活跃一时的舞 台。西藏萨迦班智达衮噶紧赞即在甘青藏蒙地区活动，使西藏纳入元朝版土，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突出贡献。元代，大元帝师思巴往返于西藏，多取道青海，在这里 广泛传播藏传佛教，并举荐青海籍僧人胆巴、桑哥等，任职元朝，官至帝师和丞相。明代，格鲁派以青海为基地，创立发展，并迅速传播到广大蒙古、土族地区。明 末，漠西和硕特蒙古正是看到青海的重要战略位置，从新疆入据青海，支持格鲁派，平定川康，进而控制全藏。因此，历代中央王朝无不把经营业员青海作为安定边 陲的施政方略。特别有清一代，针对藏、蒙古、土族人民普遍信仰藏传佛教的实际，采取“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策略，封授藏传佛教上层人物，以控制西藏，安 定蒙藏地区，从而维护大一统的王朝统治，从康熙年间起，设置驻京呼图克图，在京供职者１２名，其中因青海格鲁派上层在“安抚蒙蕃”中的特殊地位，竟占到７位。
乾隆五十一年（公元１７８６年），乾隆帝饮定驻京喇嘛班次时，定章嘉为左翼头班，敏珠尔为右翼头班，均为青海大活佛。从文化传统来看，青海处在藏文 化、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三种文化圈的交汇地带，三种文化虽相对独立，但总体上又互相吸收和渗透，互相影响和融合。特别是藏汉两种文化，因其主体在信仰上的 许多共同点和一致性，这种文化上的联系和交流尤为突出，这一特点在青海东部地区因各民族杂居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多元性，在政治上具有内向 性，最能起到中央王朝联系蒙藏地方的桥梁作用。近代国土破碎，西藏亲英势力猖獗的形势下，青海成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大师的故乡，在很大程度上是 藏传佛教界爱国力量和青海重要战略地位的一种体现。由于历代中央王朝的重视，册封作用高僧，进一步刺激了藏传佛教界人士对佛教文化的苦学和研修。青海藏传 佛教办向以多出名僧享誉海内外。名大寺院学制完备，寺僧戒行来谨，潜心五明文化的学习，成为一种传统。这种传统造就出无数高僧大德，不少人苦读经论，学有 所在，任职京师；有的佛学造诣高深，选任格鲁派的最高僧职噶丹赤巴，成为达赖、班禅的经师；有的博通佛典群籍，著书立说，著述等身，蜚身学林。许多人弘法 讲经于祖国内地和广大蒙古地区，蒙译和满译藏文大藏经，乃至出护世界各国等，为弘扬藏传佛教文化，沟通民族文化交流等，做出过卓越贡献。可以说，青海如同 江河之源，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在藏传佛教文化形成、发展、传播的过程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源头。
藏传佛教奉行说一切有部戒律，遵行大乘菩萨戒及密宗根本戒，但各派的持戒不尽相 同。宁玛派是最古老的教派，前弘期后因历禁佛的磨难，其教法一度在家庭中世传，后世有出家为僧常居寺院者，也多有仅受近事戒的居士，安多藏语称“宦”，平 时居家生产，可以取妻，定期到寺院或其它宗教活动点参加佛事活动。萨迦、噶举派的早期创宗传法者多有妻室，后来亦分两种，受出家戒、近圆比丘戒者住居寺 院。格鲁派自创派起，视戒律为佛教之根本，严格建立比丘僧伽制度。各派在见修方面也各有侧重和特点。如萨迦派的道果教授、宁玛派的大圆满法、噶举派的大手 印、觉囊派的他空见及六支瑜伽修持等，皆为其别法。格鲁派在佛教理论方面，以龙树、提婆、佛护、月称、寂天、阿底峡尊者等师师相传以缘起性空为主旨的中观 应成派之见为正宗，以藏传佛教噶丹派教义为立说之本，吸收其它各派法要，综合大小乘教法，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佛教思想体系，提倡广学三藏，全修三学，先显后 密，显密兼修。藏传佛教的佛事仪式，既有前弘期的传承，又全盘接受了印度晚期大乘佛教盛行的无上瑜伽部密宗，传承千差万别，仪轨极为繁复，各尊所传，情况 复杂。特别密宗传法灌顶以及修法仪式种类极多，为汉地佛教所无。宗教节日活动因派别和地域的差别亦不尽相同。
藏传佛教在其发展 过程中，寺院集团为解决其领袖人物的继承问题，依据佛教灵魂不灭和佛的三身说理论，实行独具特色的活佛转世制度。这一制度从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于公元 １２８８元确认公元１２８４年出生于后藏贡塘地方的让迥多杰为噶玛拔希的转世灵童，迎入粗朴寺坐床起，开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先河，后来藏传佛教各派乃 至藏区原始的本教都竞相仿效，实行转世制度。认定的灵童藏语称“朱古”、“央吉”等，蒙古语则称“呼毕勒罕”。认定的方法多具有神密色彩，常见的有：生前 授记，即上辈活佛圆寂前向信徒预言自己隆重的情况，如出生地、父母姓名等，有的直陈，有的梦示，有的定诗或赞誉某一地方，委婉预示；垂仲降神，指将佛教护 法神的神识附在固定巫觋的身上，让其言说，认定灵童；神湖显示，察访人员前往西藏塔布地区加查宗的拉摩拉措神湖，作法事祈祷，观察湖中景象，根据所现图形 或方字等，确定查找文位、灵童特点等；生辰计算，根据上辈活佛入灭的年月日期时奈推算灵童的年庚生辰；察看预兆，观察上辈活佛圆寂时的各种预兆、灵童出生 前后出现的各种征兆、梦兆等，认定灵童；审查宿通，将前世用过的法器、餐具、用具等混放于其他同类物件中，让初选的灵童辨认，或辨识与前世活佛共同生活过的人物、前世常诵的经典等，以最后确定灵童；审查相好，即查看灵童的相貌，认为佛具３２相、８０种随形好，不同于普通人，这也是查访的内容之一；食团问 卜，将初选灵童的基本情况写在纸上，揉进糌粑团中，在佛像前诵经祈祷，最后确认.
金瓶掣签，从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１７９２年）六月始，清廷设两个金瓶， 志门用来拈定呼毕勒罕，一个置北京雍和宫，一个置拉萨大昭寺，专门认定诸如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噶丹赤巴、章嘉、第穆、济咙等在京掌印呼 图克图以及蒙藏地区各大活佛的转世灵童；经典预言，根据佛教经典中的一些章句，确定灵童的出生地、生辰、父母姓名、庄园名称等；压舍转世，藏传佛教认为， 人是灵魂和躯体的结合，人的灵魂可离开自体入于其他人的尸体使之复活，谓“入舍”或“夺舍”，有的活佛也以此法转世，再生人间，这是一种特殊的转世法。各 活佛系统的佛号有固定名称，其来源有第一世的出生地名、职衔或职业名、中央王朝或蒙藏首领赐赠的封号以及第一世长期居住地的地名、主要业绩名、主要职务名 等等。对各活佛，常呼其佛号，并加呼敬语“仁波切”，忌直呼其法名。各寺院均有自己的活佛系统，多少不等，大寺院多至数十人或百余人。活佛的等级不一，有 全寺性的大活佛，称“磋钦朱古”，也有寺属各扎仓的活佛，称“扎仓朱古”，还有地位更次的小活佛。旧时，西藏的达赖和班禅、内蒙古的章嘉、外蒙古的哲布尊 丹巴，是地位最高的大活佛。各活佛系统的第一世，一般是各寺院的创建者或建寺有功者，担任过西藏甘丹寺法台噶丹赤巴者，在各大寺担任过重要僧职者，有佛学 造诣，获得格西学位者，学识渊博，德高望重、任过大活佛经师者等。各转世活佛在政治、经济、宗教上享有特殊的地位，一般在本寺以及所属寺院内建有自己的府 邸院落，因地区不一，称“喇让”、“囊钦”、“噶尔哇”等，有一批执事人员管理活佛的起居、膳食、外事接待、财务收支、财产管理以及宗教活动待方面的各种 事务。在宗教领袖的承袭方面，除了活佛转世制度外，还保留有宁玛派父子相传、萨迦派叔侄传位等世袭方法。个别寺院也有不实行活佛转世制度的，如青海玉树蒙 古族自治州囊谦县的达那寺，玉树县的邦郭寺等，一般采用民主选举制，从谙通佛法、戒行严谨、德高望重的僧人中选出寺院住持，地位与活佛相若。
藏传佛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对各种文化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形成自己丰富多采的民族宗教文化，成为我国宗教文化的重要一支。在丰富这种民 族宗教文化的各种活动中，历代高僧大德的讲、辨、著述，许多翻译大师的译经活动发挥了重大作用，为后世留下了浩如烟海般的各种佛教典籍，保存了丰富的文化 遗产。清康十九年刻成的北京版《大藏经》，共收入各类典籍４５７７部，清雍正八年刻成的《大藏经》共收４６７３部，同时，藏传佛教各族高僧将部分藏文经籍 翻译成其它民族文字。大藏经《甘珠尔》的蒙文译本，完成于元成宗至明神宗年间。
清乾隆年间，在章嘉国师若贝多杰的主持下完成《丹珠尔》的蒙文翻译。藏文大 藏经的满文译本亦于乾隆末年完成 。藏传佛教文化集中表现在遍布整个藏区和广大蒙古族 、土族等民族居住地区的各类佛教寺院中。寺院不仅是僧尼进行诵经修持等各种宗教活动以及供信徒们顶膜拜的场所，而且也是该地区的文化中心，是研习佛教理论 和藏族语言文字、天文历算、医药卫生、工巧建筑、绘画雕塑、宗教舞蹈等多种学科的地方。一座座寺院实际上是一座座艺术宝库，各种佛像精神文明形兼备，工艺 精湛；殿宇建筑雕梁画栋，气势雄伟；各种佛经刻版，工艺精美，独具特色。至于彩绘画像、壁画堆绣、药泥油塑等，更以布局特色见长，纤细入微，形成特殊的艺 术风格。各寺院都有有一套较严格的寺院管理制度和僧人学经制度。较大寺院由若干扎仓（经院）组成，小型寺院只有一个扎仓。全寺的最高负责人为赤巴堪布，亦 称“赤巴”，汉译“法台”或“住持”，下分行政和教务两个管理系统。行政系统设管家，吉索若干人，管理全寺的庄园、属民、经商、筹措经费等行政和财政事 务，其办事机构称作“吉哇”；教务系统下设僧官，引经师等僧职，僧官称“协敖”或“格贵”，负责僧众纪律，审理僧俗的诉讼等，引经师称“翁则”，从熟悉经 典的僧人中选任，负责领头诵经。现各寺均成立有民主管理委员会，负责全寺一切行政宗教事务。各大寺院，除全寺性的大经堂外，各扎仓亦有自己的经堂，另外还 有若干佛殿（拉康）、护法神殿（衮康）、高僧灵塔祀殿（“却康”或“冬康”）、印经院（巴康）、佛塔、嘛呢轮房以及活佛府邸、僧舍等建筑，形成庞大的建筑 群。各派的佛法传授和习经制度大同小异，以格鲁派的学经制度最为完备。格鲁派大寺一般设有参尼扎仓（显宗经院）、居巴扎仓（密宗经院）、曼巴扎仓（医明经 院）、丁科扎仓（时轮经院）、欠巴扎仓（舞蹈学院）等。初入寺的学僧称“贝恰哇”，直译为“读书者”，随师（一般是其亲属僧人）学习藏文拼读、书写知识。 至１３岁左右，经师父推出荐，进入参尼扎仓，成为正式学经僧人。
参尼亿扎仓设１３年班次，一般要学１５年左右，有的长达２０年。学僧每日黎明即起，先去经 堂集体诵经，然后上下午各学习一次。学习方法有集体诵经、经师讲授、讲辩经文等。参尼扎仓主要学习因明、般若、中观、俱舍和戒律学等五大内容。学完因明、 般若学后，可申请考取“然坚巴”；学完中观、俱舍学后，考取“噶仁巴”。噶仁巴僧人经过钻研苦学，自认为有把握，并经赤巴考察批准后，申请报考“多仁巴” 学位。多仁巴候选人参加考试，每人只能有一次机会，落选者终生不再报考。考取多仁巴学位后，称为“格西”，意为善知识。拉萨三大寺系统的格西学位共分四个 等级；第四等是多仁巴，意为在佛殿门前石阶上经过辩论考取的格西；第三等是林塞，意为从寺院里选拔的有才能的人；第二等是磋仁巴，意为全寺性的卓越高明 人；第一等是拉仁巴，意为在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上考取的格西。
居巴扎仓的学僧分两种：一种一开始入学业即进入居巴扎仓专攻密宗，初学生起次第，后学圆满次 第，最后按生圆次第规定的程序进行修持实证，学僧必须学会用彩色细砂绘制坛城、修供坛城、念诵密咒、具结手印以及守护我及处等、迎神、护摩、收摄、送神等 各种仪轨，修学到一定程序后可外出为人念咒诵经、卜算吉凶、降神作法以及求雨、防雹、驱魔、治病等；另一种则完全按先显后密的学修程序，先学完参尼扎仓规 定的显宗课程，再进入居巴扎仓，系统学习密宗教义和各种修习仪轨，学习３至１０年后，参加密宗考试，考取的授予“俄仁巴”学位，意为密宗博士。丁科扎仓主 要学习佛教关于香拔拉国内、外、别三种时轮的道理以及藏族传统天文、历算等知识，学完《时轮本续》及各种疏释本后，对考试成绩优异者，授予“孜仁巴”称 号，意为“算师”。曼巴扎仓主要学习藏医采药、制药、诊断、治疗等知识，对成绩优异者授予“曼仁巴”称号，意为“医师”。在曼巴扎仓，除学医药知识，学僧 还须学习必要的显宗经典，掌握建立彩粉坛场、修供药师佛等方面的宗教仪轨。欠巴扎仓主要学习供法会上演出的各种宗教舞蹈，舞蹈的名称和内容因地因寺而异， 多不一致，各有特色。
藏传佛教寺院是一个强大的经济实体，各寺院都有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牲畜、森林、草场等生产资料， 部分寺院尚有大量的商业资本，有可观的宗教布施收入、土地牲畜出租收入、高利贷收入和经高收入等，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公元１９５８年宗教制度民主改革 后，寺院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各寺走以寺养寺垢道路，不少寺院开办藏医诊疗所、商店、旅社，购置自己的汽车等交通运输工具，发展旅游事业，封山 育林、种草绿化等，逐步自食其力，走向新的生活道路。
藏传佛教的活动场所种类繁多，青海主要有：
１、贡巴 指正规藏传佛寺，一般有固定 的法名，如塔尔寺称“衮本贤巴林”，意为“十万佛身弥勒洲”。寺院是僧团定居之地，一般远离或离开村庄，必有一所以上扎仓，有讲经说法之制和完善的学经制 度。全寺性的组织为“磋钦”，即大经堂，也是全寺的活动中心。扎仓的主持人是堪布，主要扎仓的堪布，同时也是全寺的堪布，堪布下设格贵、翁则等僧职，格贵 负责纪律、指导生活与督促学经，译为掌堂师，全寺性大经堂的格贵，也称“协敖”，意为僧官；翁则负责经堂中领诵经典、执行各种法事仪轨等，译为“引经师” 或“经头”。格贵、翁则以下，尚有一批执事僧侣。寺院的最高权力组织，由全寺法台、各扎仓堪布、行政管理机构吉哇的负责人以及有声望的各地区或部落的僧侣 等组成。
２、拉康 意为神庙，指佛堂。多位于牧区、乡村，个别的也在市镇。多隶属某个寺 院，为当地寺院的辅助活动场所。建筑规模较小，多为四合院，主房为佛堂，供奉有佛像、唐卡（藏式卷轴承佛画）、经典等。平时只有数名僧人或庙祝居住，负责 点灯、清扫、接待香客等事宜，在固定时间举办宗教活动，届时附近信众参加。
３、日朝 意为“山间静房”，建筑简陋，通常修建在幽静的山谷、林间，有小佛堂，内有佛像、经典、佛塔等，多隶属于某个寺院或私人，只住一个或几个僧人，深居简出，讽经修持，不问世事，专修佛法，几科与外界隔绝，称之为“日朝巴”。
４、拉让 又译作“喇让”、“拉章”，意为喇嘛住房，牧区又多称“噶尔卡”。拉让除在大寺院外，还独立建在偏僻山林、雪山中，是专事静修的雏形寺院，有佛殿、活佛 居室等建筑，僧侣比日朝较多，有自己的宗教活动形式。寺院内的拉让，既是活佛及其侍从的住处，又是他们的办事机构，总管活佛私人的经济、宗教、效等事务， 所属产业和收入由活佛委专人管理，列于寺院财产之外。拉让规模的大小，一般依活佛经济实力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等而定。
５、扎仓 意为“经院”或“学院”是一个较完整的寺庙组织，有活佛、僧侣，也有经堂、僧舍等建筑和一定的讲学修持制度。有些寺院因只一扎仓，故以扎仓命名。有些寺 院有全寺性的大经堂和一个以上扎仓，则成寺院，即“贡巴”。大寺内的扎仓，是按主要修习的内容命名的，如参尼扎仓，是主学显宗经典经院，或叫法相学院；居 巴扎仓，是主学密宗的经院，译为密院；丁科扎仓，是研习天文历算的学院，译为时轮经院；曼巴扎仓，是研习藏医药学的学院，也叫医明学院；欠巴扎仓，是演习 跳神舞蹈的学院。
６、参康 意为修行处，类似日朝，多在山间僻静地，建有简易茅蓬，或利用天然岩洞，专供藏传佛教僧人闭关修持。修持者生活简朴，毅力顽强，类于苦行，称之为“参巴”。
７、贡扎 亦称“珠扎”、“穆康”等，意为禅院或禅房，隶属于某一寺院，多独设于山间静地，以免干扰禅修，有的也与本寺其它建筑在一起。此类禅院多见于宁玛、觉囊、噶举派，一般在金刚上师指导下专修密法，修习内容和时间等，因派、因人、因层次等不一，各具特色，不尽相同。
８、嘛呢康 意为六字真言轮房。类似拉康，多在村庄，为该村信众的主要民间宗教活动场所。藏区多观音信仰，以有观音六字明“嗡嘛呢叭咪吽”转轮而得名。主体建筑实际 同于寺院经堂，内供嘛呢轮外，还供奉有佛像、佛经、佛塔。各地规模不一，有固定的活动时间和内容，届时信众参加，集体饮食，似同庙会。
９、俄康 为宁玛派真言堂，译为密宗真言寺。建筑类似拉康，平时有少量出家僧人住守，多数教徒居家生产，定期到俄康参加宗教活动。教徒称“俄华”或“宦”，汉人称其为“本卜子”。
１０、多卡 指前代僧人的宗教活动遗址，诸如著名喇嘛、大活佛的讲经处、出生或圆寂地等等，被视为宗教圣地，后世多在此举行宗教活动，有的多卡有少量僧人居住，有些还形成小型寺院。
１１、奔康 意为“万佛房”，多在村侧，以矮形土木建筑为主，不设门户，内装许多用胶土木模翻制的佛像，数以十万计，故称“奔康”，意在压伏邪恶，征服地祗。本康周围宽阔，不连接其它建筑，为民间宗教活动点之一。
１２、擦康 意为泥像堂。用各种佛像木模将泥巴压成泥制佛像，称之为“擦擦”，有的装入塔中，有的置专修的房内，称擦康，亦为不定时的宗教活动点。
１３、嘛呢石堆 由雕刻或书写有六字真言的嘛呢石块垒成。青海最大的嘛呢石堆在今玉树藏族自治州州治结古镇东铡新寨村东面山坳，由结古寺嘉那活佛首倡，称“嘉那嘛呢”。该石堆因历年增添嘛呢石，体积越来越大，至公１９５５年，嘛呢石传有２５亿多块，有“世间第一大嘛呢堆”之称。
１４、俄博 为蒙语，青海汉族亦呼俄博，藏语作“拉则”。俄博是当地山神的象征，源于藏区传统本教学楼的自然崇拜习俗，后来被藏传佛教所吸收。一般在山头（也有在平 地），垒土石成堆，内埋喇嘛用辛红写有藏梵文字的柏木牌、八吉祥物、粮食等物，石堆上插挂着哈达、羊毛、红布条的木杆以及木制箭、剑等物。以往各地区、部 落、村庄一般都有象征保护自己的山神的俄博，在固定时间信众去俄博处，点燃松柏树枝，烧施食品，谓之“煨桑”，并顺时针徐步绕转，谓之“转廓拉”。
青 海藏传佛教寺院的类型亦较复杂。从教派来说，多为一寺信仰某一教派，也有少量为两派或三派僧人或尼姑合住在寺院。从僧源看，有分别以藏族、蒙古族、土族为 主要僧源的寺院，也有各族僧人合住的寺院。全省多数藏传佛寺以藏族为主要僧源，约占９５％；以蒙古族为主要僧源的寺院１８座，约占２.７％；以土族为主要 僧源的寺院亦有１０余座，约占２.３％。除了纯藏族聚居区的寺院，东部各寺僧源一般有藏、土、蒙古族和少量汉族等多种民族成份。从宗教职业者看，以男性僧 人为主的寺院居多，约占９６％，也有２０余座尼姑寺。另有８座僧尼混合寺院，其中６座为宁玛派寺院，２座属噶举派。从建筑看，绝大多数为土房寺院，也有 １８座帐房寺，占２.７％，多在边远牧区，随牧搬迁。帐房寺派属宁玛派居多，噶举、格鲁派次之。历史上，部分寺院曾是当地区域性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寺院 的主要活佛为当地部落头人，有的受到中央王朝的册封，寺院规模一般较大，在本地区影响更大。
青海藏传佛教寺院内部的学经制度、 宗教活动内容和方式、管理体制等基本上同于其它藏区。但一些寺院独具活动特点。贵德、玉树等地的许多宁玛派寺院和海西格鲁派寺院的教徒，多数平时居家生 产，可以娶妻成家，只是定期入寺参加宗教活动。今玉树县仲达乡的阿乜寺是更具特色的宁玛派寺院，教徒称之为“阿乜”，均娶有妻室，不脱离生产，定期到寺诵 经或坐禅。在寺活动时，阿乜头戴莲花生大师所传称为“班玛通卓”的修行帽，身着深灰色上衣和白色僧裙。修行帽标志普贤之明妃普贤佛母。阿乜均蓄长发，发辫 粘连，状若垂柳，谓之“姜洛”。藏传佛教寺院多在青藏高原，地处高寒，气候严酷，蔬菜等副食品种类贫乏单一，尤其牧民以肉食为主，故寺僧信徒不主张素食， 但肉食以牛、羊肉为主，禁食圆蹄动物肉，牧区寺院还忌食鸡鸭鸟类、鱼肉和大肉。青海个别寺院与内地佛寺相同，吃素忌荤。如兴海县中铁乡的俄合沙寺，建于清 代，属格鲁派，以教规严明和寺僧常年闭斋闻名。寺僧一律禁止肉食，两日一餐。
上师与普通僧人均在寺院集体食堂就餐，食物不得带出食堂，不准穿皮制和长袖衣 服，每日集体诵经３次，禁止将肉类及葱、蒜等有味食物带入寺内，寺僧不得私自收取财物、扩建僧舍，出门不能骑马，回俗家不得超过１０日，禁止妇女留宿寺 内，禁止牧民在寺周１５华里内扎立帐房等，戒规可谓极其严格。世人公认，活佛转世制度为藏传佛教一大特色，但个别寺院并无转世制。今囊谦县吉尼赛乡的达那 寺是全省仅存的一座叶巴噶举派寺院，迄今有８００余年历史。该寺世代从学经优异、德高望重的寺们中选任主持，地位与活佛相若，称作“叶巴弟子”，至今已有 ２０多任叶巴弟子。在青海，个别寺院纯属寺院学校性质，如今同德县巴水乡的香赤寺，由该县迪干寺的第三世宗俄仓活佛难能可贵俄建于公元１９５０年，属宁玛 派，寺内仅有少量僧人修禅，称之为“参巴”，多数是招收的青少年学员，不限地区、民族，由堪布教授藏文和佛学，学制１５年，毕业后少数人留寺当参巴，多数 离寺自谋职业。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东隅边缘，是连接西藏、甘川藏区、 新疆与祖国内地的重要纽带，历史上一直是内地通往西藏的主要通道和丝绸之路的南路干线。这里曾是唐蕃相争的主战场，吐谷浑国、唃厮啰政权等活跃一时的舞 台。西藏萨迦班智达衮噶紧赞即在甘青藏蒙地区活动，使西藏纳入元朝版土，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突出贡献。元代，大元帝师思巴往返于西藏，多取道青海，在这里 广泛传播藏传佛教，并举荐青海籍僧人胆巴、桑哥等，任职元朝，官至帝师和丞相。明代，格鲁派以青海为基地，创立发展，并迅速传播到广大蒙古、土族地区。明 末，漠西和硕特蒙古正是看到青海的重要战略位置，从新疆入据青海，支持格鲁派，平定川康，进而控制全藏。因此，历代中央王朝无不把经营业员青海作为安定边 陲的施政方略。特别有清一代，针对藏、蒙古、土族人民普遍信仰藏传佛教的实际，采取“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策略，封授藏传佛教上层人物，以控制西藏，安 定蒙藏地区，从而维护大一统的王朝统治，从康熙年间起，设置驻京呼图克图，在京供职者１２名，其中因青海格鲁派上层在“安抚蒙蕃”中的特殊地位，竟占到７位。
乾隆五十一年（公元１７８６年），乾隆帝饮定驻京喇嘛班次时，定章嘉为左翼头班，敏珠尔为右翼头班，均为青海大活佛。从文化传统来看，青海处在藏文 化、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三种文化圈的交汇地带，三种文化虽相对独立，但总体上又互相吸收和渗透，互相影响和融合。特别是藏汉两种文化，因其主体在信仰上的 许多共同点和一致性，这种文化上的联系和交流尤为突出，这一特点在青海东部地区因各民族杂居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多元性，在政治上具有内向 性，最能起到中央王朝联系蒙藏地方的桥梁作用。近代国土破碎，西藏亲英势力猖獗的形势下，青海成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大师的故乡，在很大程度上是 藏传佛教界爱国力量和青海重要战略地位的一种体现。由于历代中央王朝的重视，册封作用高僧，进一步刺激了藏传佛教界人士对佛教文化的苦学和研修。青海藏传 佛教办向以多出名僧享誉海内外。名大寺院学制完备，寺僧戒行来谨，潜心五明文化的学习，成为一种传统。这种传统造就出无数高僧大德，不少人苦读经论，学有 所在，任职京师；有的佛学造诣高深，选任格鲁派的最高僧职噶丹赤巴，成为达赖、班禅的经师；有的博通佛典群籍，著书立说，著述等身，蜚身学林。许多人弘法 讲经于祖国内地和广大蒙古地区，蒙译和满译藏文大藏经，乃至出护世界各国等，为弘扬藏传佛教文化，沟通民族文化交流等，做出过卓越贡献。可以说，青海如同 江河之源，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在藏传佛教文化形成、发展、传播的过程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源头。
中国的民族问题与中国的民主问题
西藏事件以及新疆事的件发生，还有内蒙古民族问题等民族问题越益引起国人的关注。是的，要妥善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首先有赖于中国的民主化；然而我们又都知道，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实行民主，本身就会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先前那些别的国家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呢？从中我们可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呢？
这里，我特地向大家推荐一部有关专着：《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s：SouthernEurope，South America，and Post-Communist Europe）。这本书通过对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这三个地区十几个国家在民主转型期间种种问题的全面描述和精湛分析，深入探讨了有关建立民主政体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称得上民主理论研究和比较政治学的经典之作。本书的两位作者都颇负盛名，一位是胡安。J.林茨（Juan J.Linz），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曾任国际政治学会主席，另一位是阿尔弗莱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任中欧大学校长，牛津大学教授。本书由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这本书内容相当丰富。这里，我只介绍其中一个方面，那就是，在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民主转型的问题。
从一开始，作者就告诉我们：在由多民族、多种语言、多种宗教和多元文化社会组成的国家之中，人口越多，政治就越复杂，这是因为就民主问题要达成一致意见将越困难。为此，就必须就民主规范、行为和制度进行认真的政治设计。有些处理国家性问题的方式，与民主内在地不兼容。
有这样一句格言：“任何国家应该努力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任何民族都应该成为国家。”作者认为这个观点最为危险。因为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多种语言和多元文化的国家，要以民主的方式将其变成民族－国家非常困难。唯一可能的民主方式──让我以中国为例──就是：少数民族自愿接受汉化，不愿意汉化的少数民族自愿地移居国外或允许其独立，或者是他们以和平的方式脱离中国宣告独立并且被中国方面所接受。
如果你觉得这几条都很难做到，而你又强烈地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那么你就只好放弃民主的方式，转而采取强制手段，强迫那些不愿意汉化的少数民族接受汉化。不错，历史上很多民族国家都是靠强制手段才取得成功的，问题是，作者提醒我们，在当代世界，我们还能够重复他们的做法吗？我们还愿意付出他们所付出过的那些代价吗？换句话，过去那些做法，在当代背景下还行得通吗？作者的回答是行不通，是注定要失败的。
那么，“在多民族国家，民主化如何可能？”首先一条是，承认平等的公民权。这一条很简单，估计没什么人反对。但作者还补充说，仅仅这样还不够，“多民族国家更需要建立以非多数票、非公民投票为基础的多样性制度”。在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由于人数少，如果各种事情都采取公民投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那么少数民族的声音就很可能被忽略被埋没，所以作者提醒说，为了民主的巩固，要“减少多数主义”，“设计更多的具有共识性的政策”。作者认为，要在这样的国家实现民主巩固民主，需要“精心设计某种联邦或者联邦制度，或进行准联合民主实践”。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海外异议人士就针对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这一事实，提出了未来民中国实行联邦制的设想。《零八宪章》也肯定了联邦制。但是忽略了如何最终解决“少数民族”问题，只是，有很多人对先前这段思想积累太不了解，或者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鉴于此，我觉得更有必要向大家推荐这本《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
这里，我特地向大家推荐一部有关专着：《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s：SouthernEurope，South America，and Post-Communist Europe）。这本书通过对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这三个地区十几个国家在民主转型期间种种问题的全面描述和精湛分析，深入探讨了有关建立民主政体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称得上民主理论研究和比较政治学的经典之作。本书的两位作者都颇负盛名，一位是胡安。J.林茨（Juan J.Linz），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曾任国际政治学会主席，另一位是阿尔弗莱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任中欧大学校长，牛津大学教授。本书由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这本书内容相当丰富。这里，我只介绍其中一个方面，那就是，在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民主转型的问题。
从一开始，作者就告诉我们：在由多民族、多种语言、多种宗教和多元文化社会组成的国家之中，人口越多，政治就越复杂，这是因为就民主问题要达成一致意见将越困难。为此，就必须就民主规范、行为和制度进行认真的政治设计。有些处理国家性问题的方式，与民主内在地不兼容。
有这样一句格言：“任何国家应该努力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任何民族都应该成为国家。”作者认为这个观点最为危险。因为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多种语言和多元文化的国家，要以民主的方式将其变成民族－国家非常困难。唯一可能的民主方式──让我以中国为例──就是：少数民族自愿接受汉化，不愿意汉化的少数民族自愿地移居国外或允许其独立，或者是他们以和平的方式脱离中国宣告独立并且被中国方面所接受。
如果你觉得这几条都很难做到，而你又强烈地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那么你就只好放弃民主的方式，转而采取强制手段，强迫那些不愿意汉化的少数民族接受汉化。不错，历史上很多民族国家都是靠强制手段才取得成功的，问题是，作者提醒我们，在当代世界，我们还能够重复他们的做法吗？我们还愿意付出他们所付出过的那些代价吗？换句话，过去那些做法，在当代背景下还行得通吗？作者的回答是行不通，是注定要失败的。
那么，“在多民族国家，民主化如何可能？”首先一条是，承认平等的公民权。这一条很简单，估计没什么人反对。但作者还补充说，仅仅这样还不够，“多民族国家更需要建立以非多数票、非公民投票为基础的多样性制度”。在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由于人数少，如果各种事情都采取公民投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那么少数民族的声音就很可能被忽略被埋没，所以作者提醒说，为了民主的巩固，要“减少多数主义”，“设计更多的具有共识性的政策”。作者认为，要在这样的国家实现民主巩固民主，需要“精心设计某种联邦或者联邦制度，或进行准联合民主实践”。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海外异议人士就针对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这一事实，提出了未来民中国实行联邦制的设想。《零八宪章》也肯定了联邦制。但是忽略了如何最终解决“少数民族”问题，只是，有很多人对先前这段思想积累太不了解，或者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鉴于此，我觉得更有必要向大家推荐这本《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
青海蒙古民族
青海蒙古族，是融合最完全的蒙古族之一，他们的血液中已经充分融合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西蒙古、唐古特蒙古、往流蒙古等许多部族的血统。民国时，学者称青海“南番北蒙”（番指藏族），不涉及大的部落融合；
清时，提到青海蒙古族源流，人们自然会想到清时的青海蒙古29旗。青海蒙古族的组成，在清时相对固定，虽然有蒙古八旗军来此屯驻，但相比之下毕竟是少数。清时的青海蒙古29旗：和硕特（在史料中也有译“霍硕特”）20旗、土尔扈特4旗、绰罗斯2旗、辉特1旗、喀尔喀1旗，另有一察汉诺们罕旗。人们见旗名，习惯认为青海蒙古族大部分为西蒙古人，其实并非如此。青海蒙古人组成之全，当非其他地区所能比。只是在顾实汗之后，西蒙古和硕特部一直居领导地位。
顾实汗进军之前，青海蒙古族藏巴汗失势。漠北喀尔喀部却图汗入青，控制了青藏地区。顾实汗入青海关键一役是1637年春的“血山战役”，顾实汗所率西蒙古联军打得很成功，顾实汗以1万兵力大胜却图汗3万精兵，却图汗也在退却中被擒。对此役之胜败，认为有三方面原因：首先、顾实汗是非常有谋略的领导者；其次、却图汗虽拥有精兵三万，但大部分是从刚刚征服的青海蒙古各部中强征来的，军心不稳，难于协调统一；第三、是宗教因素，顾实汗是青藏黄教喇嘛请来维护黄教的，却图汗是排挤黄教的，而却图汗所辖军队中信仰黄教的部众又极多，导致在思想上顾实汗比却图汗更有号召力。
1万西蒙古兵大胜却图汗3万精兵，决定了西蒙古在青海蒙古族中的统治地位。但这一数字也反映出，西蒙古人在青海蒙古中顶多占四分之一左右。至此，以和硕特部顾实汗为首的西蒙古联军中“和硕特”、“土尔扈特”、“绰罗斯”、“辉特”四部融入青海蒙古族，战败的却图汗的漠北喀尔喀嫡系也融入了青海蒙古族中。随后，顾实汗在袭杀藏巴汗后，又控制了唐古特四部。那么青海蒙古族中除上述漠西蒙古、漠北蒙古与唐古特外，还融有哪些蒙古部族呢？
上文提到，却图汗所辖军队中信仰黄教的部众极多。这要追溯到1578年，蒙古右翼领袖“俺答汗”请黄教“索南嘉错”大师到青海蒙古各部中传教开始，到却图汗入青的半个世纪之间，黄教在青海蒙古各部之中已经牢牢扎根了。却图汗之前，要说一下蒙古右翼控制青海的部族。
蒙古右翼是与明直接对峙的蒙古政权，在东北长城边外的乌梁海三卫被蒙古右翼领袖“俺答汗”所征服并控制；在中部沿长城自东至西是俺答汗弟兄控制下的喀喇沁十大营、十二土默特、鄂尔多斯部；甘青地区是俺答汗之子“斌图”率喀喇沁一支和永谢布一支控制下的青海，此二部势力在发展中曾扩展到今甘南、临夏地区。蒙古右翼一直在明的东北、北、西北、西部的边疆压着打，逼明与蒙古进行贸易互市（汉文史料多载为“求贡”，即蒙古要求进贡，明政府不答应而不断打仗）。
蒙古右翼也就是漠南蒙古族进入青海，早在俺答的爷爷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前。青海地方史料载：十五世纪中期，东蒙古“亦卜剌”与“鄂尔多斯”两部入青。鄂尔多斯部在俺答汗时为俺答汗长兄所主，多数人对此都较熟悉。那么“亦卜剌”部是哪一部呢？
查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的史料：十五世纪中期，达延汗打败了永谢布一名领主“亦卜剌太师”和鄂尔多斯领主“满都赉阿固勒呼”及西蒙古瓦剌等部，统一了蒙古各部。结合上文可见，“亦卜剌”领原永谢布贵族集团退到青海后，以自己名为所部之名，但实际上此部应该是“永谢布”。
俺答汗继承祖业，最终控制了青海，留下了所属的喀喇沁一支和永谢布一支，“亦卜剌”部应该又回到了本源的“永谢布”之中。俺答汗之孙顺义王扯力克时，青海蒙古仍在蒙古翼俺答系控制之下。史载，1590年俺答汗之妻三娘子与扯力克护送三世达赖的骨灰进藏之时，青海蒙古攻明，明请三娘子约束青海蒙古，蒙古右翼联盟为维护开通20年的“明蒙互市”，让青海蒙古退还了攻明的战利品并且停战。
当扯力克与三娘子在17世纪初相继辞世，富足的蒙古右翼成了蒙古兄弟部族争食、欺凌的对象。蒙古左翼林丹汗是始作伥者，借明支持为害兄弟部族，蒙古右翼败林丹的“赵城之战”所消灭的军队中有上千明送钱粮的援军。当然中原政权一贯如此，利用新兴起的游牧民族势力，来夹攻直接敌对的游牧政权；虽然当时明知自身难保，还是给“林丹”几千兵，做象征性的援助（明不但指望用“林丹”牵制后金，还指望“林丹”把威胁自己整个北部边境的“蒙古右翼”彻底毁灭，这也许是蒙古右翼在明与其走狗的夹击下，都纷纷倒向后金的原因）。蒙古右翼的青海部分自然先为漠北却图汗所并，后又为固实汗所并。
由上文，青海蒙古族中先后已经有唐古特、漠南蒙古、漠北蒙古、西蒙古的融入；所谓的往流蒙古，即成吉思汗诸弟系，和硕特的统治者都是成吉思汗大弟哈萨尔之后裔。
清时，提到青海蒙古族源流，人们自然会想到清时的青海蒙古29旗。青海蒙古族的组成，在清时相对固定，虽然有蒙古八旗军来此屯驻，但相比之下毕竟是少数。清时的青海蒙古29旗：和硕特（在史料中也有译“霍硕特”）20旗、土尔扈特4旗、绰罗斯2旗、辉特1旗、喀尔喀1旗，另有一察汉诺们罕旗。人们见旗名，习惯认为青海蒙古族大部分为西蒙古人，其实并非如此。青海蒙古人组成之全，当非其他地区所能比。只是在顾实汗之后，西蒙古和硕特部一直居领导地位。
顾实汗进军之前，青海蒙古族藏巴汗失势。漠北喀尔喀部却图汗入青，控制了青藏地区。顾实汗入青海关键一役是1637年春的“血山战役”，顾实汗所率西蒙古联军打得很成功，顾实汗以1万兵力大胜却图汗3万精兵，却图汗也在退却中被擒。对此役之胜败，认为有三方面原因：首先、顾实汗是非常有谋略的领导者；其次、却图汗虽拥有精兵三万，但大部分是从刚刚征服的青海蒙古各部中强征来的，军心不稳，难于协调统一；第三、是宗教因素，顾实汗是青藏黄教喇嘛请来维护黄教的，却图汗是排挤黄教的，而却图汗所辖军队中信仰黄教的部众又极多，导致在思想上顾实汗比却图汗更有号召力。
1万西蒙古兵大胜却图汗3万精兵，决定了西蒙古在青海蒙古族中的统治地位。但这一数字也反映出，西蒙古人在青海蒙古中顶多占四分之一左右。至此，以和硕特部顾实汗为首的西蒙古联军中“和硕特”、“土尔扈特”、“绰罗斯”、“辉特”四部融入青海蒙古族，战败的却图汗的漠北喀尔喀嫡系也融入了青海蒙古族中。随后，顾实汗在袭杀藏巴汗后，又控制了唐古特四部。那么青海蒙古族中除上述漠西蒙古、漠北蒙古与唐古特外，还融有哪些蒙古部族呢？
上文提到，却图汗所辖军队中信仰黄教的部众极多。这要追溯到1578年，蒙古右翼领袖“俺答汗”请黄教“索南嘉错”大师到青海蒙古各部中传教开始，到却图汗入青的半个世纪之间，黄教在青海蒙古各部之中已经牢牢扎根了。却图汗之前，要说一下蒙古右翼控制青海的部族。
蒙古右翼是与明直接对峙的蒙古政权，在东北长城边外的乌梁海三卫被蒙古右翼领袖“俺答汗”所征服并控制；在中部沿长城自东至西是俺答汗弟兄控制下的喀喇沁十大营、十二土默特、鄂尔多斯部；甘青地区是俺答汗之子“斌图”率喀喇沁一支和永谢布一支控制下的青海，此二部势力在发展中曾扩展到今甘南、临夏地区。蒙古右翼一直在明的东北、北、西北、西部的边疆压着打，逼明与蒙古进行贸易互市（汉文史料多载为“求贡”，即蒙古要求进贡，明政府不答应而不断打仗）。
蒙古右翼也就是漠南蒙古族进入青海，早在俺答的爷爷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前。青海地方史料载：十五世纪中期，东蒙古“亦卜剌”与“鄂尔多斯”两部入青。鄂尔多斯部在俺答汗时为俺答汗长兄所主，多数人对此都较熟悉。那么“亦卜剌”部是哪一部呢？
查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的史料：十五世纪中期，达延汗打败了永谢布一名领主“亦卜剌太师”和鄂尔多斯领主“满都赉阿固勒呼”及西蒙古瓦剌等部，统一了蒙古各部。结合上文可见，“亦卜剌”领原永谢布贵族集团退到青海后，以自己名为所部之名，但实际上此部应该是“永谢布”。
俺答汗继承祖业，最终控制了青海，留下了所属的喀喇沁一支和永谢布一支，“亦卜剌”部应该又回到了本源的“永谢布”之中。俺答汗之孙顺义王扯力克时，青海蒙古仍在蒙古翼俺答系控制之下。史载，1590年俺答汗之妻三娘子与扯力克护送三世达赖的骨灰进藏之时，青海蒙古攻明，明请三娘子约束青海蒙古，蒙古右翼联盟为维护开通20年的“明蒙互市”，让青海蒙古退还了攻明的战利品并且停战。
当扯力克与三娘子在17世纪初相继辞世，富足的蒙古右翼成了蒙古兄弟部族争食、欺凌的对象。蒙古左翼林丹汗是始作伥者，借明支持为害兄弟部族，蒙古右翼败林丹的“赵城之战”所消灭的军队中有上千明送钱粮的援军。当然中原政权一贯如此，利用新兴起的游牧民族势力，来夹攻直接敌对的游牧政权；虽然当时明知自身难保，还是给“林丹”几千兵，做象征性的援助（明不但指望用“林丹”牵制后金，还指望“林丹”把威胁自己整个北部边境的“蒙古右翼”彻底毁灭，这也许是蒙古右翼在明与其走狗的夹击下，都纷纷倒向后金的原因）。蒙古右翼的青海部分自然先为漠北却图汗所并，后又为固实汗所并。
由上文，青海蒙古族中先后已经有唐古特、漠南蒙古、漠北蒙古、西蒙古的融入；所谓的往流蒙古，即成吉思汗诸弟系，和硕特的统治者都是成吉思汗大弟哈萨尔之后裔。
2009年12月26日星期六
南蒙古人的精神家园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杞人忧天！
不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位卑未敢忘忧民族！
没有国，没有民族哪有家！
国家和民族不是哪个特定人群、政党或特殊利益--既得利益集团的！
蒙汉民族的隔阂主要原因不是政治分歧，
而是生活方式和核心价值的差别！！！
南蒙古，即将要离开你，你知道我内心是多么的难过，怎样的不舍，如何的隐隐作痛，那么的肝肠寸断，心如刀绞，万分的焦躁郁闷，内蒙古，外蒙古。
蒙古人自己管内蒙古叫南蒙古，把外蒙古呼北蒙古。
德意志人管自己的国家较为正式的叫法是德意志，者门内内是英国人的叫法，原意是日耳曼。
德国人在足球比赛场上，为本国队加油时，一般喊：“德意铳，德意铳！”
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理论界以欧洲为中心称呼亚洲各个地区为：远东；中东；近东。
南蒙古！！！
即便我无法工作或战斗在您的胸膛上
可我仍然是南蒙古
何况我具备了千百条理由！
心甘情愿的--无怨无悔的和忠实的南蒙古，
南蒙古，多少次的拜祭
我把归途当作来途，
因为我的心将永远留在我魂牵梦绕的
我的灵魂+精神的家园：
美丽富饶神秘博大的南蒙古！！！
杞人忧天！
不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位卑未敢忘忧民族！
没有国，没有民族哪有家！
国家和民族不是哪个特定人群、政党或特殊利益--既得利益集团的！
蒙汉民族的隔阂主要原因不是政治分歧，
而是生活方式和核心价值的差别！！！
南蒙古，即将要离开你，你知道我内心是多么的难过，怎样的不舍，如何的隐隐作痛，那么的肝肠寸断，心如刀绞，万分的焦躁郁闷，内蒙古，外蒙古。
蒙古人自己管内蒙古叫南蒙古，把外蒙古呼北蒙古。
德意志人管自己的国家较为正式的叫法是德意志，者门内内是英国人的叫法，原意是日耳曼。
德国人在足球比赛场上，为本国队加油时，一般喊：“德意铳，德意铳！”
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理论界以欧洲为中心称呼亚洲各个地区为：远东；中东；近东。
南蒙古！！！
即便我无法工作或战斗在您的胸膛上
可我仍然是南蒙古
何况我具备了千百条理由！
心甘情愿的--无怨无悔的和忠实的南蒙古，
南蒙古，多少次的拜祭
我把归途当作来途，
因为我的心将永远留在我魂牵梦绕的
我的灵魂+精神的家园：
美丽富饶神秘博大的南蒙古！！！
2009年12月21日星期一
内蒙古和外蒙古合併成一個獨立的國家的公投，我投贊成的票，因爲他們本來就是一家人
摘选自王宁的“給达赖喇嘛的公開信”
達賴喇嘛尊者：
您好！首先我應該先介紹一下我自己。我于1998年在新西蘭首都惠靈頓創辦了當地歷史上第一份華文彩色報紙《首都華文報》，同時出版了副刊 《假日》和辦了華語廣播電臺“首都之音”；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又創辦了當地歷史上第一份英文的亞洲事務的報紙《新西蘭亞洲》NZ Asia；２００６年９月開辦在當地惠靈頓省電視臺播出的《新西蘭亞洲》NZ Asia TV的每週電視節目（英語）。我是新西蘭國會記者團成員達１１年。２００７年６月您來訪惠靈頓時還用蒙語向我問好，在惠靈頓機場時，也許當時就我一個亞洲人面孔的記者，您很有興趣地招呼我並與我握手，那個場面被當地英文日報的攝影師攝下，您和我握手的大照片還發表在次日該報《自治領郵報》The Dominion Post上。在您即將離開惠靈頓時，我撰寫的批評當時新西蘭總理不願意接見您的文章發表在《自治領郵報》的社論和評論的版面上，題目是：無核、貿易和達賴喇嘛。
...傳統上一個民族的形成主要是由於地理和交通封閉的原因產生的。今天，聯合國的數據顯示全球有數千万到上億的人在從一個地方永久性地移居到另一個地方，臨時除去工作或學習的人就更多了，中國本身就數千万。伴隨着人們收入的提到、交通的日益便利和信息傳播的普及，從一個部落到很遠的另一個地方已經是現代人生活的一個部分，那種一個區域的同種顔色的皮膚和同模樣的人群祖祖輩輩不換地方的在那裏生息繁衍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換來的是不同模樣的人可能會具有同樣的文化、語言和價值觀。美國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卻可以有同樣的文化、語言和價值觀的社會。事實上，澳大利亞的悉尼和墨爾本、新西蘭的奧克蘭和惠靈頓、英國的倫敦等，全都是多種族生活繁衍在同一种大文化和語言下的市民。那西藏爲什麽就不會有呢？
我祖上是山東人，後來闖關東使父母生在了東北，再後來由於毛的統治少數民族地區的需要，父母大學畢業時光榮地報名支援邊疆内蒙古，我又成了内蒙古人。如果在内蒙古舉行是否内蒙古和外蒙古合併成一個獨立的國家的公投的話，我肯定投贊成的票，因爲他們本來就是一家人，獨立后的大蒙古國施行政治民主和新聞言論自由的制度，當然要比現在内蒙古在轉制下好的不知多多少倍。但是，如果舉行減少漢族人的投票時，我一定要投反對票。漢人一樣也會喜歡蒙古族的文化和語言的，那要靠教育和宣傳。加大力度地多宣傳和教育人們認識和融入蒙古族文化及其語言是很必要的，而迫使漢人離開蒙古是落後和反文明的。當今文明發達的社會是多元民族文化的特點的，世界上大部分發達國家或城市都是具有這個特點的。今後，一種民族的文化的傳承不是只有這種種族的人才會，而是不同模樣的人會傳承同一种文化和語言。在非洲生下的中國人夫婦的孩子，如果這個孩子是在非洲獲得的教育和一直在非洲那裏生活和工作，那這個孩子長大后的外表看似中國人，但他絕不是中國那邊的人，他的内在文化、價值觀和語言是一個非洲人，他在非洲那裏的後代就更加是非洲人了。我認爲，用一種人种來傳承一種文化和其語言的觀念不得不伴隨着高新科技的普及和人類脫離了保守的價值觀的今天而徹底的被瓦解了。
大藏區的提法是不是實際呢？是不是符合當今主流社會的要求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共當局會按照您的設想來從新將那些省份很多的地域劃分出去歸為您大西藏的版圖嗎？我問過很多的所謂民運人士，如果他們儅上了民主中國的領袖會考慮大藏區的要求嗎？沒有一個被問者回答是積極肯定的。但大多數願意通過聯邦的設想。可是軍隊還必須由國家統一控制。如果那個時候大蒙古、新疆和大西藏都實行一樣的聯邦體制和建立中央不派一兵一卒去那裏的和平區，那中央的總統實際管轄的區域就如同現在的中國的1/3或還小的版圖了，不知道那個時候哪位總統會高興如此的政治地位呢。如果您的大藏區會參照一國兩制的香港的話，那已經是太幸運的事了，但您還要中央不派一兵一卒，顯然是無法談判下去的條件或設有巨大障礙的談判前提。
從新劃分大藏區的設想是非常難以實現的。由於中國沒有新聞言論自由，中共的幾十年對您的污衊誹謗式的宣傳，已經造成普通民衆對達賴喇嘛的不信任感或仇視。如果當局再用大藏區和清除漢人等要求來宣傳，那中國人普遍惠對達賴喇嘛的路綫更加的不信任，就地利與人和這兩點上看至少在中共結束其專制的統治之前是沒有任何社會市場的，只能是一廂情願。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9/12/200912201145.shtml
達賴喇嘛尊者：
您好！首先我應該先介紹一下我自己。我于1998年在新西蘭首都惠靈頓創辦了當地歷史上第一份華文彩色報紙《首都華文報》，同時出版了副刊 《假日》和辦了華語廣播電臺“首都之音”；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又創辦了當地歷史上第一份英文的亞洲事務的報紙《新西蘭亞洲》NZ Asia；２００６年９月開辦在當地惠靈頓省電視臺播出的《新西蘭亞洲》NZ Asia TV的每週電視節目（英語）。我是新西蘭國會記者團成員達１１年。２００７年６月您來訪惠靈頓時還用蒙語向我問好，在惠靈頓機場時，也許當時就我一個亞洲人面孔的記者，您很有興趣地招呼我並與我握手，那個場面被當地英文日報的攝影師攝下，您和我握手的大照片還發表在次日該報《自治領郵報》The Dominion Post上。在您即將離開惠靈頓時，我撰寫的批評當時新西蘭總理不願意接見您的文章發表在《自治領郵報》的社論和評論的版面上，題目是：無核、貿易和達賴喇嘛。
...傳統上一個民族的形成主要是由於地理和交通封閉的原因產生的。今天，聯合國的數據顯示全球有數千万到上億的人在從一個地方永久性地移居到另一個地方，臨時除去工作或學習的人就更多了，中國本身就數千万。伴隨着人們收入的提到、交通的日益便利和信息傳播的普及，從一個部落到很遠的另一個地方已經是現代人生活的一個部分，那種一個區域的同種顔色的皮膚和同模樣的人群祖祖輩輩不換地方的在那裏生息繁衍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換來的是不同模樣的人可能會具有同樣的文化、語言和價值觀。美國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卻可以有同樣的文化、語言和價值觀的社會。事實上，澳大利亞的悉尼和墨爾本、新西蘭的奧克蘭和惠靈頓、英國的倫敦等，全都是多種族生活繁衍在同一种大文化和語言下的市民。那西藏爲什麽就不會有呢？
我祖上是山東人，後來闖關東使父母生在了東北，再後來由於毛的統治少數民族地區的需要，父母大學畢業時光榮地報名支援邊疆内蒙古，我又成了内蒙古人。如果在内蒙古舉行是否内蒙古和外蒙古合併成一個獨立的國家的公投的話，我肯定投贊成的票，因爲他們本來就是一家人，獨立后的大蒙古國施行政治民主和新聞言論自由的制度，當然要比現在内蒙古在轉制下好的不知多多少倍。但是，如果舉行減少漢族人的投票時，我一定要投反對票。漢人一樣也會喜歡蒙古族的文化和語言的，那要靠教育和宣傳。加大力度地多宣傳和教育人們認識和融入蒙古族文化及其語言是很必要的，而迫使漢人離開蒙古是落後和反文明的。當今文明發達的社會是多元民族文化的特點的，世界上大部分發達國家或城市都是具有這個特點的。今後，一種民族的文化的傳承不是只有這種種族的人才會，而是不同模樣的人會傳承同一种文化和語言。在非洲生下的中國人夫婦的孩子，如果這個孩子是在非洲獲得的教育和一直在非洲那裏生活和工作，那這個孩子長大后的外表看似中國人，但他絕不是中國那邊的人，他的内在文化、價值觀和語言是一個非洲人，他在非洲那裏的後代就更加是非洲人了。我認爲，用一種人种來傳承一種文化和其語言的觀念不得不伴隨着高新科技的普及和人類脫離了保守的價值觀的今天而徹底的被瓦解了。
大藏區的提法是不是實際呢？是不是符合當今主流社會的要求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共當局會按照您的設想來從新將那些省份很多的地域劃分出去歸為您大西藏的版圖嗎？我問過很多的所謂民運人士，如果他們儅上了民主中國的領袖會考慮大藏區的要求嗎？沒有一個被問者回答是積極肯定的。但大多數願意通過聯邦的設想。可是軍隊還必須由國家統一控制。如果那個時候大蒙古、新疆和大西藏都實行一樣的聯邦體制和建立中央不派一兵一卒去那裏的和平區，那中央的總統實際管轄的區域就如同現在的中國的1/3或還小的版圖了，不知道那個時候哪位總統會高興如此的政治地位呢。如果您的大藏區會參照一國兩制的香港的話，那已經是太幸運的事了，但您還要中央不派一兵一卒，顯然是無法談判下去的條件或設有巨大障礙的談判前提。
從新劃分大藏區的設想是非常難以實現的。由於中國沒有新聞言論自由，中共的幾十年對您的污衊誹謗式的宣傳，已經造成普通民衆對達賴喇嘛的不信任感或仇視。如果當局再用大藏區和清除漢人等要求來宣傳，那中國人普遍惠對達賴喇嘛的路綫更加的不信任，就地利與人和這兩點上看至少在中共結束其專制的統治之前是沒有任何社會市場的，只能是一廂情願。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9/12/200912201145.shtml
中国给蒙古投下阴影
美国《华尔街日报》: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对世界的潜在影响引发的反应既有乐观，也有恐惧。在欧美，很多企业把中国看作不断增长的巨大市场，尽管他们的员工面临中国低生产成本和技术能力不断提高的威胁。
而在遥远的乌兰巴托街头，在这个对中国有战略意义的国家的首都，中国引发的希望和威胁尤其突出。
荒凉的蒙古土地有未开采的矿产和能源，中国激发各国企业对这些矿产和能源的兴趣，这让人乐观。中国对煤炭、铜和其他蒙古资源的需求，意味着任何投资蒙古采矿业的人都一定能在国界线那一边找到市场。
俄罗斯过去是蒙古无可争议的国际盟友，中国的金融影响力让在那个时代长大的政治家感到不安。“在我们这代人里，一半以上的工程师都在俄罗斯受过教育，”一位参与外交事务的蒙古议员说，“我们了解俄罗斯的技术。他们的文化也更容易理解。”
蒙古领导人擅长保持周边两个大国的平衡。新任总理苏赫巴托尔·巴特包勒德上周接受采访时说，他欢迎中国投资，但他也在谨慎地促进多个国家的“利益平衡和投资平衡”。换句话说:我们也希望其他投资者来蒙古投资。
与总理关系密切的人士说，在一定程度上出于这方面的考虑，蒙古急干看到美国圣路易斯的博地能源公司参与蒙古下一个大型能源项目塔旺陶勒盖煤矿的开发。一位熟悉此项谈判的人士说，博地能源公司是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多家机构之一，中国神华集团也有意参与这个项目。
中国尽管拥有巨大的金融影响力，在蒙古却相对保持低调。中国在蒙古采矿业发展影响力的方式不是直接购买矿业资产，而是投资于拥有这些资产的公司，比如在加拿大上市的南戈壁能源有限公司。
世界银行驻乌兰巴托经理艾尔沙德·赛义德认为，中国对蒙古的行为表现出值得赞扬的克制。他说：“这和非洲完全不同，中国在非洲非常大胆。”也就是说，中国在非洲更倾向于颐指气使，而且不害怕被世界看到这种表现。
赛义德的话让人想到，中国或许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国际声誉。这也可能表明，中国认识到，自己已经占据经济和地理上的优势;过分的行动可能引发反作用，甚至促使蒙古寻求与俄罗斯加强关系。
中国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对蒙古的确有一种必然性，尤其鉴于老一代受过教育的蒙古精英阶层被看法不同的新一代所取代。
而在遥远的乌兰巴托街头，在这个对中国有战略意义的国家的首都，中国引发的希望和威胁尤其突出。
荒凉的蒙古土地有未开采的矿产和能源，中国激发各国企业对这些矿产和能源的兴趣，这让人乐观。中国对煤炭、铜和其他蒙古资源的需求，意味着任何投资蒙古采矿业的人都一定能在国界线那一边找到市场。
俄罗斯过去是蒙古无可争议的国际盟友，中国的金融影响力让在那个时代长大的政治家感到不安。“在我们这代人里，一半以上的工程师都在俄罗斯受过教育，”一位参与外交事务的蒙古议员说，“我们了解俄罗斯的技术。他们的文化也更容易理解。”
蒙古领导人擅长保持周边两个大国的平衡。新任总理苏赫巴托尔·巴特包勒德上周接受采访时说，他欢迎中国投资，但他也在谨慎地促进多个国家的“利益平衡和投资平衡”。换句话说:我们也希望其他投资者来蒙古投资。
与总理关系密切的人士说，在一定程度上出于这方面的考虑，蒙古急干看到美国圣路易斯的博地能源公司参与蒙古下一个大型能源项目塔旺陶勒盖煤矿的开发。一位熟悉此项谈判的人士说，博地能源公司是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多家机构之一，中国神华集团也有意参与这个项目。
中国尽管拥有巨大的金融影响力，在蒙古却相对保持低调。中国在蒙古采矿业发展影响力的方式不是直接购买矿业资产，而是投资于拥有这些资产的公司，比如在加拿大上市的南戈壁能源有限公司。
世界银行驻乌兰巴托经理艾尔沙德·赛义德认为，中国对蒙古的行为表现出值得赞扬的克制。他说：“这和非洲完全不同，中国在非洲非常大胆。”也就是说，中国在非洲更倾向于颐指气使，而且不害怕被世界看到这种表现。
赛义德的话让人想到，中国或许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国际声誉。这也可能表明，中国认识到，自己已经占据经济和地理上的优势;过分的行动可能引发反作用，甚至促使蒙古寻求与俄罗斯加强关系。
中国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对蒙古的确有一种必然性，尤其鉴于老一代受过教育的蒙古精英阶层被看法不同的新一代所取代。
中国对蒙古影响力正在渗透蒙古每个角落
《华尔街日报》
10月12日，蒙古国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会见来访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卫。当天，应蒙古国邀请，桑国卫抵达乌兰巴托，开始对蒙古国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及其对世界的潜在影响，有的人乐观，有的人恐惧。在美国和欧洲，很多企业看到的都是一个广阔而不断增长的市场，而它们的工人却面对着中国较低的生产成本和越来越成熟的技术能力。
而在乌兰巴托街头，一个对中国具有战略性重要地位的国家的首都，这些日子里希望与威胁都显得特别大。
中国激起了各国企业对蒙古未开采矿产和能源资源的兴趣，引发了人们的乐观。中国对煤、铜和其他蒙古资源的需求，意味着任何人只要投资于开采这些资源的企业，国境线那一边的市场就已经纳入囊中。
但在这片曾经居住着征服者的土地上，一些人担心过去被蒙古统治过的中国如今会吞没它体量微弱的经济。
蒙古政治团体社会正义阵线(Just Society Front)领袖Gombosuren Arslan说，在我看来，这不是蒙古会不会得到钱的问题，而是关乎蒙古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蒙古会不会成为中国的殖民地？
中国已经是蒙古最大的外来投资者，新的资金也在源源不断地涌入。最近几个月，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简称中投公司)同意向拥有蒙古资产的几家采矿企业投资12亿美元。这大约相当于蒙古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但不足中投公司3000亿美元总资产的0.5%。
中国的金融影响力让蒙古老一代政治家们紧张；在他们成长的时代，俄罗斯（当时的苏联）是蒙古一家独大的国际同盟。蒙古议会一位参与外交工作的议员说，在我这一代，一半以上的工程师都是在俄国受到的教育，我们了解俄国人的技术，他们的文化也更容易理解。
必然地，只有260万人口的蒙古的领导层擅长于在包围着它的两个大国间维持一种平衡。在上周的一次采访中，蒙古新总理苏赫巴托尔巴特包勒德(Batbold Sukhbaatar)说，他欢迎中国投资，但他也小心翼翼地推进多个国家的“利益平衡与投资平衡”。言下之意是，我们希望其他投资者也来这里，谢谢你们了。
一位接近蒙古总理的人士表示，蒙古急于让来自美国圣路易斯的博地能源公司(Peabody Energy Corp.) 参与蒙古下一大型资源项目塔班陶勒盖(Tavan Tolgoi)煤矿的开发，就包含了上述原因。曾有一位了解谈判内情的人士透露，博地能源是有意参与项目的诸多方面之一，中国的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Shenhua Group)是另一有意方。
虽然中国拥有巨大的金融影响力，但在蒙古保持了相对低调。它在蒙古采矿业的存在，不是通过直接收购矿业资产、而是通过投资于拥有这些资产的公司而逐渐形成的。这些公司当中，有在加拿大上市的采煤企业南戈壁能源有限公司(SouthGobi Energy Resources Ltd.)，以及加拿大铀矿勘探企业Western Prospector Group Ltd.等。
世界银行(World Bank)驻蒙古国别经理赛义德(Arshad Sayed)认为，中国对蒙古的行为有一种值得称道的克制。他说，这跟在非洲不一样，在非洲，中国是非常不管不顾的──意思是说，更加敢于恃强凌弱，也不怕别人看到。
赛义德的话让人想到，中国对蒙古的低调或许是出于对国际声望的担心。也可能是因为它知道，自己已经占据了经济和地理的优势，用力过猛可能会激起一股反华浪潮，从而有可能使蒙古寻求与俄罗斯加强关系。
但中国对蒙古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在某种程度上看来确实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随着老一代有俄国教育背景的精英被拥有不同视角的新一代取代。我20岁的翻译说，她小时候在学校学过俄语，但长大后就失去了兴趣。而现在，她一边在手机上播放一首喜欢的中文流行歌曲，一边说，她更愿意学习中文。
10月12日，蒙古国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会见来访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卫。当天，应蒙古国邀请，桑国卫抵达乌兰巴托，开始对蒙古国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及其对世界的潜在影响，有的人乐观，有的人恐惧。在美国和欧洲，很多企业看到的都是一个广阔而不断增长的市场，而它们的工人却面对着中国较低的生产成本和越来越成熟的技术能力。
而在乌兰巴托街头，一个对中国具有战略性重要地位的国家的首都，这些日子里希望与威胁都显得特别大。
中国激起了各国企业对蒙古未开采矿产和能源资源的兴趣，引发了人们的乐观。中国对煤、铜和其他蒙古资源的需求，意味着任何人只要投资于开采这些资源的企业，国境线那一边的市场就已经纳入囊中。
但在这片曾经居住着征服者的土地上，一些人担心过去被蒙古统治过的中国如今会吞没它体量微弱的经济。
蒙古政治团体社会正义阵线(Just Society Front)领袖Gombosuren Arslan说，在我看来，这不是蒙古会不会得到钱的问题，而是关乎蒙古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蒙古会不会成为中国的殖民地？
中国已经是蒙古最大的外来投资者，新的资金也在源源不断地涌入。最近几个月，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简称中投公司)同意向拥有蒙古资产的几家采矿企业投资12亿美元。这大约相当于蒙古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但不足中投公司3000亿美元总资产的0.5%。
中国的金融影响力让蒙古老一代政治家们紧张；在他们成长的时代，俄罗斯（当时的苏联）是蒙古一家独大的国际同盟。蒙古议会一位参与外交工作的议员说，在我这一代，一半以上的工程师都是在俄国受到的教育，我们了解俄国人的技术，他们的文化也更容易理解。
必然地，只有260万人口的蒙古的领导层擅长于在包围着它的两个大国间维持一种平衡。在上周的一次采访中，蒙古新总理苏赫巴托尔巴特包勒德(Batbold Sukhbaatar)说，他欢迎中国投资，但他也小心翼翼地推进多个国家的“利益平衡与投资平衡”。言下之意是，我们希望其他投资者也来这里，谢谢你们了。
一位接近蒙古总理的人士表示，蒙古急于让来自美国圣路易斯的博地能源公司(Peabody Energy Corp.) 参与蒙古下一大型资源项目塔班陶勒盖(Tavan Tolgoi)煤矿的开发，就包含了上述原因。曾有一位了解谈判内情的人士透露，博地能源是有意参与项目的诸多方面之一，中国的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Shenhua Group)是另一有意方。
虽然中国拥有巨大的金融影响力，但在蒙古保持了相对低调。它在蒙古采矿业的存在，不是通过直接收购矿业资产、而是通过投资于拥有这些资产的公司而逐渐形成的。这些公司当中，有在加拿大上市的采煤企业南戈壁能源有限公司(SouthGobi Energy Resources Ltd.)，以及加拿大铀矿勘探企业Western Prospector Group Ltd.等。
世界银行(World Bank)驻蒙古国别经理赛义德(Arshad Sayed)认为，中国对蒙古的行为有一种值得称道的克制。他说，这跟在非洲不一样，在非洲，中国是非常不管不顾的──意思是说，更加敢于恃强凌弱，也不怕别人看到。
赛义德的话让人想到，中国对蒙古的低调或许是出于对国际声望的担心。也可能是因为它知道，自己已经占据了经济和地理的优势，用力过猛可能会激起一股反华浪潮，从而有可能使蒙古寻求与俄罗斯加强关系。
但中国对蒙古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在某种程度上看来确实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随着老一代有俄国教育背景的精英被拥有不同视角的新一代取代。我20岁的翻译说，她小时候在学校学过俄语，但长大后就失去了兴趣。而现在，她一边在手机上播放一首喜欢的中文流行歌曲，一边说，她更愿意学习中文。
2009年12月17日星期四
所谓“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于1947年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而不是现在的“自治区政府”这个名称。这里虽然只差了一字，但这一个字说明内蒙古自治的规格和含义前后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是内蒙古的蒙古人治内蒙古的自治政府，后者就后来被共党解释成“区域自治”。共产党虽然也承认这个“区域”的主体民族是蒙古人。“区域自治”这个概念就可以忽略掉其区域中的即使是主体，但毕竟是成为“少数”的蒙古人的自治了。只一个字把自治者排除在自治体以外，真是高招。
内蒙古的自治，首先是蒙古人自己先建立起来的。1945年日本战败后，东部地区蒙古族重新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成立了东蒙自治政府。后来中共通过支持乌兰夫的活动，参与了东西蒙古的统一和1947年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乌兰夫受中共领导，取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把原党党员集体转籍成“内蒙古共产党”，成立“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使之称为内蒙古自治的核心力量。请注意,这个委员会不是“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委员会”，而是“内蒙古共产党”的工作委员会。
“内蒙古共产党”和中共党应该是兄弟党的关系，当时蒙古人也那样认识的。它是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改籍成共产党时，双方谈判折中的产物。“内蒙古共产党”是“内蒙古自治政府”的领导核心，它能够说明当时内蒙古自治的相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 后来“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不知不觉改称了“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把一个刚起步的“小兄弟”很容易地通过乌兰夫等延安派蒙古人而控制住了。
东蒙古自治政府诞生时，曾拥有过自己的武装力量——内蒙古自卫军，后来它改称为内蒙古解放军。
自治政府拥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今天中国的香港特区政府还没有军权，所以内蒙古是高度自治无疑，其自治程度甚至超过了今天的中国的香港特区。但是共产党后来把“内蒙古解放军”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而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乌兰夫任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当时是和北京军区相当的大军区。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乌兰夫首先被打倒，在北京软禁了。内蒙古军区随之也被撤销，归入北京军区属下。其后内蒙古自治区整个都由北京军区来军管。于是，应该高度自治的内蒙古，此时连最低限度的自治都不存而被军队“武治”了。
内蒙古自治初时，中国共产党承认并许诺的、应有法律效率的一部文件中明确规定，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土属于蒙古族全体人民（不是原话）的重要一条。自治的蒙古族拥有其居住区域领土的领属权，这个在共产主义的中国不是高度自治吗？不是“一国两制”吗？但到后来共产党一点也不提这一点，通过所谓的中共宪法把内蒙古领土强行划归国有（其实党有）了。
“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拥有政府旗，和现在中国的香港特区政府的旗帜一样，是高度自治的标志。后来共产党就让它偃旗息鼓了。直到60年代初，内蒙古蒙古族家家都悬挂乌兰夫作为的领袖像，后来并排挂“毛泽东”。当时蒙古族普遍认为，毛是汉族的领袖，乌兰夫主席是蒙古族的也是自治区的领袖。自治区领袖与国家主席并列，说明自治区的崇高地位。但后来乌兰夫被打倒了，蒙古族领袖像被撕下了。“内蒙古自治区”也被撕成几块，割地划归了周边的汉人省区。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候，共产党还没有控制满清的全部遗留疆域（即现在的中国版图），中共的实力还不能够直接控制内蒙古，所以只好允许内蒙古自治。当时蒙古人，包括亲共产党的乌兰夫在内，实际上是高度自治了。后来中共中央把内蒙古的自治权力慢慢掌控，而一旦到占据绝对优势后，不但不允许你高度自治，连一般的语言文化自治权利也逐渐被取消。如果说，在乌兰夫的时代，内蒙古多少还有所自治的话，那么乌兰夫被打倒后，不但没有了自治，连“内蒙古自治区”也被分割成几块而“分而治之”了。但是中共文革后内蒙古原来的行政区划被勉强恢复了。但是蒙古族的自治权利远没有被恢复，连乌兰夫时代的那些可怜的一点自治也一去不返了。
现在所剩的只是所谓“自治区”这个伪名称。不知内情的人看了这个名称，还以为是蒙古人多么的自治呢。所以有人说，应该取消所谓“少数民族”的“自治”云云。其实他不知道“自治”早已不存在了。因而取消不取消“自治区”这个称谓，已经无关事体了。蒙古人的内蒙古只是成了历史。但是：过去的历史只能是历史，无法改写，然而今天和明天的内蒙古，应该是将由后人去创造的历史。所以：民族可以迁移，历史也可以被改写，版图和疆域没有永远不变的，这便是真正人类历史的自身规律。不是某个人、某个政党、某个利益集团所控制得了的。
内蒙古的自治，首先是蒙古人自己先建立起来的。1945年日本战败后，东部地区蒙古族重新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成立了东蒙自治政府。后来中共通过支持乌兰夫的活动，参与了东西蒙古的统一和1947年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乌兰夫受中共领导，取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把原党党员集体转籍成“内蒙古共产党”，成立“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使之称为内蒙古自治的核心力量。请注意,这个委员会不是“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委员会”，而是“内蒙古共产党”的工作委员会。
“内蒙古共产党”和中共党应该是兄弟党的关系，当时蒙古人也那样认识的。它是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改籍成共产党时，双方谈判折中的产物。“内蒙古共产党”是“内蒙古自治政府”的领导核心，它能够说明当时内蒙古自治的相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 后来“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不知不觉改称了“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把一个刚起步的“小兄弟”很容易地通过乌兰夫等延安派蒙古人而控制住了。
东蒙古自治政府诞生时，曾拥有过自己的武装力量——内蒙古自卫军，后来它改称为内蒙古解放军。
自治政府拥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今天中国的香港特区政府还没有军权，所以内蒙古是高度自治无疑，其自治程度甚至超过了今天的中国的香港特区。但是共产党后来把“内蒙古解放军”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而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乌兰夫任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当时是和北京军区相当的大军区。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乌兰夫首先被打倒，在北京软禁了。内蒙古军区随之也被撤销，归入北京军区属下。其后内蒙古自治区整个都由北京军区来军管。于是，应该高度自治的内蒙古，此时连最低限度的自治都不存而被军队“武治”了。
内蒙古自治初时，中国共产党承认并许诺的、应有法律效率的一部文件中明确规定，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土属于蒙古族全体人民（不是原话）的重要一条。自治的蒙古族拥有其居住区域领土的领属权，这个在共产主义的中国不是高度自治吗？不是“一国两制”吗？但到后来共产党一点也不提这一点，通过所谓的中共宪法把内蒙古领土强行划归国有（其实党有）了。
“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拥有政府旗，和现在中国的香港特区政府的旗帜一样，是高度自治的标志。后来共产党就让它偃旗息鼓了。直到60年代初，内蒙古蒙古族家家都悬挂乌兰夫作为的领袖像，后来并排挂“毛泽东”。当时蒙古族普遍认为，毛是汉族的领袖，乌兰夫主席是蒙古族的也是自治区的领袖。自治区领袖与国家主席并列，说明自治区的崇高地位。但后来乌兰夫被打倒了，蒙古族领袖像被撕下了。“内蒙古自治区”也被撕成几块，割地划归了周边的汉人省区。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候，共产党还没有控制满清的全部遗留疆域（即现在的中国版图），中共的实力还不能够直接控制内蒙古，所以只好允许内蒙古自治。当时蒙古人，包括亲共产党的乌兰夫在内，实际上是高度自治了。后来中共中央把内蒙古的自治权力慢慢掌控，而一旦到占据绝对优势后，不但不允许你高度自治，连一般的语言文化自治权利也逐渐被取消。如果说，在乌兰夫的时代，内蒙古多少还有所自治的话，那么乌兰夫被打倒后，不但没有了自治，连“内蒙古自治区”也被分割成几块而“分而治之”了。但是中共文革后内蒙古原来的行政区划被勉强恢复了。但是蒙古族的自治权利远没有被恢复，连乌兰夫时代的那些可怜的一点自治也一去不返了。
现在所剩的只是所谓“自治区”这个伪名称。不知内情的人看了这个名称，还以为是蒙古人多么的自治呢。所以有人说，应该取消所谓“少数民族”的“自治”云云。其实他不知道“自治”早已不存在了。因而取消不取消“自治区”这个称谓，已经无关事体了。蒙古人的内蒙古只是成了历史。但是：过去的历史只能是历史，无法改写，然而今天和明天的内蒙古，应该是将由后人去创造的历史。所以：民族可以迁移，历史也可以被改写，版图和疆域没有永远不变的，这便是真正人类历史的自身规律。不是某个人、某个政党、某个利益集团所控制得了的。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德王(1902年—1966年)：即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字希贤。内蒙古的王公，主张内蒙古独立。察哈尔地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人，1902年2月8日出生，1908年袭札萨克多罗杜稜郡王爵职。1913年北洋政府授为札萨克和硕杜稜亲王。1919年执掌旗政。1924年任锡林格勒盟副盟长、察哈尔省政府委员。1925年2月，任北京善后会议委员，1927年出任参议院参政。
德王是一位泛蒙古主义的主张者与推动者，并且是内蒙古独立运动的指导者，德王推进民族自决运动及自治运动。满洲事变之后与日本军方面连络德王，德王与云王（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亲王）等王公于1933年组织内蒙古王公会议，并且向国民政府要求自治。1934年4月，蒙古地方自治政府在乌兰察布盟百灵庙成立，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主持政务。1936年德王出任察哈尔蒙政会副委员长，2月10日成立蒙古军政府任总司令、总裁。1937年日本关东军很快就控制了华北和内蒙古之间的平绥铁路，10月17日占领包头。日本关东军联络德王、李守信等人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出任蒙古联盟自治政府首脑。
1937年10月27日，德王在“归绥”（呼和浩特）市召开第二次蒙古大会，宣布蒙古自治，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云王（云端旺楚克）任自治政府主席，德王任副主席。蒙古大会通过了自治政府组织大纲，规定该政府以蒙古固有之疆土为领域，暂以乌兰察布盟、锡林格勒盟、察哈尔盟、巴彦塔拉盟、伊克昭盟及厚和市、包头市为统治区域；以防止共产、协和民族为基本方针；以生、聚、教、兴、养、卫六事为施政纲领；以成吉思汗纪元为年号，定都于呼和浩特。（归绥被德王更名为呼和浩特）。该政府下设政务院，德王兼任院长。
1937年11月，德王在张家口成立了蒙疆联合委员会。1939年4月，德王为联合委员总务委员长。同年9月，日本不顾德王的反对（不愿与汉族伪政权合流），将三个政权正式合并为驻张家口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察南、晋北政权首脑于品卿、夏恭任副主席。参议长、蒙古军总司令分别为吴鹤龄、李守信。政务院长为卓特巴扎普（后由吴鹤龄继任），补英达赉、松津旺楚克等分任最高法院院长、民政部部长等职。原察南、晋北辖区改为与盟平行的政厅。同时，仍沿用成吉思汗纪元，只是将政权旗帜改为红蓝黄白四色七条旗。
蒙疆政权在蒙疆各地设立警、宪、特组织，推行保甲连坐制度，对各族人民实行民治。开设蒙疆地区的金融、交通运输、邮电、资源开发和土畜产贸易等官办公司、机构。在文化教育方面，普及蒙古语历史文化思想，并推行蒙古民族之上政策，蒙古族学校只准学习蒙古语，不准学习汉语等。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领有巴彦塔拉（今赤峰）、察哈尔、锡林格勒、乌兰察布、伊克昭（今鄂尔多斯）等五个盟与晋北（大同）察南（张家口）两政厅。联合政府的首都设于呼和浩特。
1941年8月4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改为蒙古自治邦，学习1935年菲律宾由美国海外领地成为菲律宾自治邦的模式寻求独立。而日本的汪精卫政府仅作纸面抗议，毫无实际举措，连名义的所辖都没有争取到，导致蒙古政权独立。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蒙古自治邦解散，德王的政治活动受到汉人限制，一直寓居北平。1949年初北平被共军占领前夕，德王借道兰州去了阿拉善旗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推动阿拉善旗的札萨克达理扎雅等内蒙古上层人士发起蒙古自治运动。1949年4月13日在阿拉善召开会议，成立了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德王任副委员长。8月10日在阿拉善组成了蒙古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并向广州国民政府发出了自治通电。9月20日，因共军逼近银川，德王、李守信等转往阿拉善旗西北部拐子湖一带，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1950年初，阿拉善被共军占领后，德王、李守信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受到最高规格接待。后在中共及俄共的政治压力下无奈被蒙方送还至中共。中共将德王以蒙疆首要战犯加以关押，1950年囚禁于张家口。因德王的威望及在内蒙古的极大影响力，1963年中共只能特赦释放德王，但是软禁于呼和浩特，差内蒙古文史馆普通馆员一职，剥夺了一切参政、议政和对外联络、旅行的权利。在内蒙古文史馆，德王为打发时光，主持编成《二十八卷本词典》(蒙文)，著有晚年回忆录《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最后德王在被软禁期间的1966年5月23日在呼和浩特逝世。
2009年12月16日星期三
“蒙古正元大厦”
2009年8月16日，中国山东冶金局山东局在蒙古乌兰巴托投资兴建“正元”大厦。蒙古“正元”公司是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局100％投资的企业，成立六年，集地质、物化探、测绘、岩矿测试、钻探、地质技术咨询于一体的综合勘查集团。
新建的正元大厦建筑面积近5000平方米，共六层（地下一层、地上五层），将成为中资企业在蒙古的形象工程、标志工程。
2009年12月15日星期二
初到蒙古国教汉语的不适应
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蒙古族姑娘王爱琴和乌日尼乐是第一批来到蒙古的教师志愿者。当她们努力说服家人、通过重重考核、满怀热忱地来到蒙古时，她们怎么也不会想到，首先面对的是生疏和不便。
2005年9月29日深夜，经过一天舟车劳顿的王爱琴和乌日尼乐终于到达位于乌兰巴托西北300多公里的额尔登特市彩虹学校。当她们进入校方安排的宿舍时，眼前的景象令她们十分意外：房间里只有一张简陋的床，没有被子，没有褥子。9月的蒙古气温已经很低，到达蒙古的第一天，王爱琴和乌日尼乐只能披着羽绒服睡觉。
虽然很多教师志愿者在出国前都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到了蒙古之后，艰苦的生活条件以及生活习惯的差异还是令他们感到茫然。
来自内蒙古赤峰学院的志愿者通拉嘎在伊和扎斯克大学任教。这个学校有两个校区，通拉嘎所在的校区位于乌兰巴托市最西边的二十一区，到市区要一个小时，就是蒙古本地的老师都不愿去那里工作。来自辽宁阜新的志愿者包连丰从宿舍走到任教的胜利者中学需要20多分钟。一到冬天，当他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来到学校时，浑身都快冻僵了。
饮食问题也困扰着大多数志愿者。由于蒙古的蔬菜稀少，很多老师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营养不良的情况。远在额尔登特的王爱琴和乌日尼要想吃蔬菜，还要提前跟商户订购，以便让他们到乌兰巴托进货时给捎回来。一到冬天，吃饭就更成问题——因为天气寒冷，从菜市场买的菜在路上就冻住了，如果一次吃不完，又很容易坏掉。
生活上的困难是对每一个人的考验，教学上的问题则令很多志愿者感到无助。由于蒙古的汉语教学起步较晚，大部分学校都没有完整的教学计划。通拉嘎刚到伊和扎斯克大学时，学校虽然设立了汉语教研室，但没有一个汉语老师。“拼音还没教完，就开始教语法，甚至是很难的句法。”通拉嘎说。“胜利者学校采用的是我国江苏的小学课本，但二年级用三年级的课本，三年级用二年级的课本。”包连丰老师说。
http://my.chinese.cn/en/space-111-do-thread-id-312.html
2005年9月29日深夜，经过一天舟车劳顿的王爱琴和乌日尼乐终于到达位于乌兰巴托西北300多公里的额尔登特市彩虹学校。当她们进入校方安排的宿舍时，眼前的景象令她们十分意外：房间里只有一张简陋的床，没有被子，没有褥子。9月的蒙古气温已经很低，到达蒙古的第一天，王爱琴和乌日尼乐只能披着羽绒服睡觉。
虽然很多教师志愿者在出国前都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到了蒙古之后，艰苦的生活条件以及生活习惯的差异还是令他们感到茫然。
来自内蒙古赤峰学院的志愿者通拉嘎在伊和扎斯克大学任教。这个学校有两个校区，通拉嘎所在的校区位于乌兰巴托市最西边的二十一区，到市区要一个小时，就是蒙古本地的老师都不愿去那里工作。来自辽宁阜新的志愿者包连丰从宿舍走到任教的胜利者中学需要20多分钟。一到冬天，当他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来到学校时，浑身都快冻僵了。
饮食问题也困扰着大多数志愿者。由于蒙古的蔬菜稀少，很多老师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营养不良的情况。远在额尔登特的王爱琴和乌日尼要想吃蔬菜，还要提前跟商户订购，以便让他们到乌兰巴托进货时给捎回来。一到冬天，吃饭就更成问题——因为天气寒冷，从菜市场买的菜在路上就冻住了，如果一次吃不完，又很容易坏掉。
生活上的困难是对每一个人的考验，教学上的问题则令很多志愿者感到无助。由于蒙古的汉语教学起步较晚，大部分学校都没有完整的教学计划。通拉嘎刚到伊和扎斯克大学时，学校虽然设立了汉语教研室，但没有一个汉语老师。“拼音还没教完，就开始教语法，甚至是很难的句法。”通拉嘎说。“胜利者学校采用的是我国江苏的小学课本，但二年级用三年级的课本，三年级用二年级的课本。”包连丰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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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13日星期日
蒙古人的圣主--成吉思汗
阅读提示：圣主成吉思汗是古今中外著名的历史人物，八百年来，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名人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和探讨这位伟大人物。拿破仑、麦克阿瑟这些战功赫赫者提起他自叹弗如，美国作家哈罗·兰姆将他称为“人类帝王”，那么，他究竟有多么伟大呢
拿破仑：我不如成吉思汗
成功者的典范——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者之一《千年风云第一人》（巴拉吉尼玛等编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的作者在《致读者》中写道：“我们敬重成吉思汗，并不只是因为他是民族的骄傲，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成功者之一。”在该书引言《成吉思汗创下了十二个世界之最》中，他们认为成吉思汗“创建了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发动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是“千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成功者”。
日本学者太田三郎在《成吉思汗》一书中称成吉思汗为“世界古今盖世之英雄”，他说：“观蒙古民族雄图伟业，俯仰六百年间，当时都为龙盘虎踞之大版图而赞叹。自有地球以来，英雄之席卷大陆者不知凡几；自有历史以来，君主之削平邦土者亦不知凡几。然规模之大，版图之广，如蒙古成吉思汗者，前后无其俦匹。……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等较，基业之伟，领域之大，亦故不能同日而语耳。”故而他认为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民族的英雄，“亦且为世界古今不见俦匹盖世之雄也”。
苏俄著名学者巴托尔德说：“成吉思汗帝国的建立从某一点上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事件；把远东和前亚的文明国统一在一个王朝之下是空前绝后的。”
英国学者莱穆在《全人类帝王成吉思汗》一书中说：“成吉思汗是比欧洲历史舞台上所有的优秀人物更大规模的征服者。他不是通常尺度能够衡量的人物。他所统率的军队的足迹不能以里数来计量，实际上只能以经纬度来衡量。”亚历山大马其顿斯基，其英名也可以与成吉思汗相提并论，但“亚历山大一死，他的高官都是因为奢望帝王宝座而互相争斗，亚历山大的儿子遭到了逃亡的命运”。
成吉思汗的儿子君临西起亚美尼亚东至朝鲜，南自西藏北至伏尔加的广阔领域。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支配了世界的一半（确切些说是当时世界的五分之四）”。为此，他称成吉思汗为“全人类的皇帝”。
伊儿汗国的重臣、伊朗著名史学家志费尼在其《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说：“倘若那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计用策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略城池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莫如盲目地跟成吉思汗走。”
甚至拿破仑本人说：“我不如成吉思汗，他的四个虎子都争为其父效力，我无这种好运。”
马克思在谈到成吉思汗时曾说：“成吉思汗戎马倥偬，征战终生，统一了蒙古，为中国统一而战，祖孙三代鏖战六七十年，其后征服民族多至720部。”在《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一书中，马克思写道，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组建了一支军队，他“依靠这支军队征服了东蒙与华北，然后征服了阿姆河以北的地方与呼罗珊，还征服了突厥族地区，即不花剌、花剌子模和波斯，并且还侵入印度。他的帝国的疆土从里海一直沿伸到北京，南面伸展到印度洋和喜马拉雅山西面到阿斯特拉汗和嘉桑。他卒后这个帝国分为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蒙古和中国；前三部分由汗分别统治；最后一部分作为帝国的主要部分，由大汗直接统治”。
麦克阿瑟：他的成功使史上多数指挥官的成就黯然失色
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不仅组建了一支当时天下无敌的强大骑兵，出色地解决了军队给养、后勤供应，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系列符合骑兵作战特点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怎样对待世界历史》一书中说：“蒙古人在战场上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这并不靠兵马之众多，而靠的是严谨的纪律、制度和可行的组织。也可以说，那些辉煌的成就来自于成吉思汗的指挥艺术。”他非常赞成勒·加特的说法：“蒙古人所进行的征战，就其规模和艺术、突然性和灵活性、包围的战略和战术而言，是史无前例的。”“成吉思汗即使不是世界上惟一的、最伟大的统帅，无疑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
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说：“如果有关战争的记载都从历史上抹掉，只留下成吉思汗战斗情况的详细记载，且被保存得很好，那么军人将仍然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从那些记载中，军人可以获得有用的知识，塑造一支用于未来战争的军队。那位令人惊异的领袖（成吉思汗）的成功使历史上大多数指挥官的成就黯然失色。”“他渡江河、翻高山，攻克城池，灭亡国家，摧毁整个文明。在战场上，他的部队运用得如此迅速和巧妙，横扫千军如卷席，无数次打败了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敌人”。他清楚地懂得战争的种种不变的要求”。
俄国将军以葛那吉夫说：“横览宇内，历年之少，而开拓疆土之广大，如成吉思汗者，千古所未尝见也。成吉思汗登蒙古大汗位之初，兵籍之户数约一万三千而已（约3万），其后征服民族之数凡七百二十部之多，其言语信仰，大抵异类。其子孙蒙业开拓，所奄有之全版图，包括今之清帝国，印度之北部，韩国半岛，中央亚西亚之全域，俄罗斯帝国之大半，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间之南部，兵刃之所斩刈，马足之所蹂躏，由东达西，成一直线，径长六千英里（约当中国1万6千里），其间列国数十，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才以六七十年之短日月次第削平者也。此最大盖世之雄，果如何而崛起者耶？”俄国军事家柯列金也说：“通观世界历史，用很少兵力（拉施德丁说12万，小林高四郎说20万），在很短时间内（1207年到1227年共20年），攻略广大土地（欧亚两洲的大部），统治众多人口（中小路彰说6亿人口，我认为有些夸大），除成吉思汗时代的鞑靼人和帖木儿时代的中亚细亚人之外，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
据统计：成吉思汗一生共进行了60多次战争，除十三翼之战因实力悬殊主动撤退外，没有一次失败过。因此中国学者刘乐土先生在其《成吉思汗》一书中说：“成吉思汗是后人难以比肩的战争奇才。他逢敌必战、战必胜的神奇，将人类的军事天赋穷尽到了极点。”“他麾下的铁骑，势如破竹，硝烟漫卷到了俄罗斯、阿富汗及印度北部。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已经成了战无不胜的神，对手无不闻风丧胆，屈服于脚下”。“什么人才能称得上战神？惟有成吉思汗!”
信仰自由——实行开明的宗教政策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蒙古汗国横跨欧亚两洲，当时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在其统治的范围之内几乎是应有尽有。其中包括蒙古人原来信奉的萨满教，西藏、西夏和汉人信奉的佛教，金和南宋的道教、摩尼教，畏兀儿和西方各国信奉的伊斯兰教（回回教、答失蛮），蒙古高原一些部落乃至钦察、斡罗思各国信奉的基督教（包括景教，即聂斯托利派；也里可温，罗马派）等等。
蒙古人征服天下，基本上是采取笼络、威吓加战争征服的政策，但其宗教政策却非常开明，并不强迫被征服者改信蒙古人的宗教，而是宣布信教自由，允许各个教派存在，而且允许蒙古人自由参加各种教派，对教徒基本上免除赋税和徭役。实行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被征服者的反抗，对蒙古贵族的得天下和治天下都曾发挥过不小的作用。
圣主成吉思汗是“人类帝王”全球化起源于他的大统一
随着中亚、波斯等地被征服，来到东方的回回人空前增加。蒙古贵族利用回回上层和富商大贾，如花剌子模人牙剌瓦赤，不花剌贵族赛典赤赡思丁，富商奥都剌合蛮、阿合马等，都在统治机构中担任很重要的职务。移居漠北与中原各地的回回人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其聚居地建立清真寺，回教教师答失蛮、苦行者迭里威失，享受与僧道、也里可温同样的免税待遇。但一般的回教徒——木速鲁蛮则同于编民，一样要交纳赋税，负担差发。总之，“在大蒙古帝国内，由于蒙古人采取‘信仰自由’和‘兼容并包’的政策，伊斯兰教乘机往东发展，大批穆斯林迁居来华，为穆斯林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自忽必烈以后，元朝（中国部分）统治者主要提倡喇嘛教，西藏人八思巴被尊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以后每一帝师死，必自西藏取一人为嗣，一直到元朝（中国部分）灭亡。由此佛教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权，并将教义传入了蒙古地区。
经商与战争——打破东西方壁垒的千年伟人成吉思汗西征导因于一次东西方的商业冲突：讹答剌城守将海儿汗残杀蒙古商队，成为成吉思汗西征的导火线，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德山先生在《元代交通史》中说：“国际陆路交通是成吉思汗祖孙三代三次西征的产物。”由此“开辟了中国通往波斯的国际交通——波斯道”。
法国学者格鲁塞在《蒙古帝国史》中说：“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东亚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东方的绘画和波斯的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马可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东亚有了天主教总主教。”“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这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利。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与之相似”。
加拿大史学家斯塔夫里·阿塔斯说：“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即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往来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这条“横穿中亚的商路”，对于当时东西方商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意义”。
美国作家哈罗·兰姆将成吉思汗称为“人类帝王”，他在著作中说：“虽然当初的成吉思汗从未接受过物质文明的熏染，竟能为50多个民族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典章，维持大半个世界的和平与秩序”；“信使可以纵横50个经度，一个少女怀揣一袋金子，可以安心遨游这个广大的帝国”。使得东西交流为之畅通、欧亚文化为之交流，“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1999年6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说：“有人认为，由于有了蒙古人，人类才第一次拥有了世界史，而蒙古人倔强不拔、勇猛无敌的精神和机智敏捷的性格却塑造了伟大的成吉思汗。同样，我也赞成一些人的评价，网络还未出现的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却打通了世界各国的关系，建立了国际往来关系。”
韩国学者金钟日也说：“大地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家园，这是当今‘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
亚欧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直接促进了历史的进步。比如，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使欧洲文化从神学手里解放出来，出现了文艺复兴。
恩格斯说：“在十四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并说：“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
指南针传入欧洲则促进了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以后才出现了哥伦布等人的远航，使他们发现了新大陆，促使欧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无怪乎有学者这样说：“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东西文化交流促成。被《马可波罗游记》招致哥伦布探险，美洲大陆被发现，欧洲人一度掌握世界霸权，后又美国崛起，日本被美国打败等等。所以，我把成吉思汗的诞生可以看作改变世界方向，形成今日世界的诞生。”
成吉思汗改变了世界方向，形成今日世界的诞生！
拿破仑：我不如成吉思汗
成功者的典范——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者之一《千年风云第一人》（巴拉吉尼玛等编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的作者在《致读者》中写道：“我们敬重成吉思汗，并不只是因为他是民族的骄傲，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成功者之一。”在该书引言《成吉思汗创下了十二个世界之最》中，他们认为成吉思汗“创建了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发动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是“千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成功者”。
日本学者太田三郎在《成吉思汗》一书中称成吉思汗为“世界古今盖世之英雄”，他说：“观蒙古民族雄图伟业，俯仰六百年间，当时都为龙盘虎踞之大版图而赞叹。自有地球以来，英雄之席卷大陆者不知凡几；自有历史以来，君主之削平邦土者亦不知凡几。然规模之大，版图之广，如蒙古成吉思汗者，前后无其俦匹。……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等较，基业之伟，领域之大，亦故不能同日而语耳。”故而他认为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民族的英雄，“亦且为世界古今不见俦匹盖世之雄也”。
苏俄著名学者巴托尔德说：“成吉思汗帝国的建立从某一点上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事件；把远东和前亚的文明国统一在一个王朝之下是空前绝后的。”
英国学者莱穆在《全人类帝王成吉思汗》一书中说：“成吉思汗是比欧洲历史舞台上所有的优秀人物更大规模的征服者。他不是通常尺度能够衡量的人物。他所统率的军队的足迹不能以里数来计量，实际上只能以经纬度来衡量。”亚历山大马其顿斯基，其英名也可以与成吉思汗相提并论，但“亚历山大一死，他的高官都是因为奢望帝王宝座而互相争斗，亚历山大的儿子遭到了逃亡的命运”。
成吉思汗的儿子君临西起亚美尼亚东至朝鲜，南自西藏北至伏尔加的广阔领域。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支配了世界的一半（确切些说是当时世界的五分之四）”。为此，他称成吉思汗为“全人类的皇帝”。
伊儿汗国的重臣、伊朗著名史学家志费尼在其《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说：“倘若那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计用策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略城池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莫如盲目地跟成吉思汗走。”
甚至拿破仑本人说：“我不如成吉思汗，他的四个虎子都争为其父效力，我无这种好运。”
马克思在谈到成吉思汗时曾说：“成吉思汗戎马倥偬，征战终生，统一了蒙古，为中国统一而战，祖孙三代鏖战六七十年，其后征服民族多至720部。”在《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一书中，马克思写道，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组建了一支军队，他“依靠这支军队征服了东蒙与华北，然后征服了阿姆河以北的地方与呼罗珊，还征服了突厥族地区，即不花剌、花剌子模和波斯，并且还侵入印度。他的帝国的疆土从里海一直沿伸到北京，南面伸展到印度洋和喜马拉雅山西面到阿斯特拉汗和嘉桑。他卒后这个帝国分为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蒙古和中国；前三部分由汗分别统治；最后一部分作为帝国的主要部分，由大汗直接统治”。
麦克阿瑟：他的成功使史上多数指挥官的成就黯然失色
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不仅组建了一支当时天下无敌的强大骑兵，出色地解决了军队给养、后勤供应，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系列符合骑兵作战特点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怎样对待世界历史》一书中说：“蒙古人在战场上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这并不靠兵马之众多，而靠的是严谨的纪律、制度和可行的组织。也可以说，那些辉煌的成就来自于成吉思汗的指挥艺术。”他非常赞成勒·加特的说法：“蒙古人所进行的征战，就其规模和艺术、突然性和灵活性、包围的战略和战术而言，是史无前例的。”“成吉思汗即使不是世界上惟一的、最伟大的统帅，无疑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
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说：“如果有关战争的记载都从历史上抹掉，只留下成吉思汗战斗情况的详细记载，且被保存得很好，那么军人将仍然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从那些记载中，军人可以获得有用的知识，塑造一支用于未来战争的军队。那位令人惊异的领袖（成吉思汗）的成功使历史上大多数指挥官的成就黯然失色。”“他渡江河、翻高山，攻克城池，灭亡国家，摧毁整个文明。在战场上，他的部队运用得如此迅速和巧妙，横扫千军如卷席，无数次打败了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敌人”。他清楚地懂得战争的种种不变的要求”。
俄国将军以葛那吉夫说：“横览宇内，历年之少，而开拓疆土之广大，如成吉思汗者，千古所未尝见也。成吉思汗登蒙古大汗位之初，兵籍之户数约一万三千而已（约3万），其后征服民族之数凡七百二十部之多，其言语信仰，大抵异类。其子孙蒙业开拓，所奄有之全版图，包括今之清帝国，印度之北部，韩国半岛，中央亚西亚之全域，俄罗斯帝国之大半，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间之南部，兵刃之所斩刈，马足之所蹂躏，由东达西，成一直线，径长六千英里（约当中国1万6千里），其间列国数十，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才以六七十年之短日月次第削平者也。此最大盖世之雄，果如何而崛起者耶？”俄国军事家柯列金也说：“通观世界历史，用很少兵力（拉施德丁说12万，小林高四郎说20万），在很短时间内（1207年到1227年共20年），攻略广大土地（欧亚两洲的大部），统治众多人口（中小路彰说6亿人口，我认为有些夸大），除成吉思汗时代的鞑靼人和帖木儿时代的中亚细亚人之外，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
据统计：成吉思汗一生共进行了60多次战争，除十三翼之战因实力悬殊主动撤退外，没有一次失败过。因此中国学者刘乐土先生在其《成吉思汗》一书中说：“成吉思汗是后人难以比肩的战争奇才。他逢敌必战、战必胜的神奇，将人类的军事天赋穷尽到了极点。”“他麾下的铁骑，势如破竹，硝烟漫卷到了俄罗斯、阿富汗及印度北部。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已经成了战无不胜的神，对手无不闻风丧胆，屈服于脚下”。“什么人才能称得上战神？惟有成吉思汗!”
信仰自由——实行开明的宗教政策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蒙古汗国横跨欧亚两洲，当时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在其统治的范围之内几乎是应有尽有。其中包括蒙古人原来信奉的萨满教，西藏、西夏和汉人信奉的佛教，金和南宋的道教、摩尼教，畏兀儿和西方各国信奉的伊斯兰教（回回教、答失蛮），蒙古高原一些部落乃至钦察、斡罗思各国信奉的基督教（包括景教，即聂斯托利派；也里可温，罗马派）等等。
蒙古人征服天下，基本上是采取笼络、威吓加战争征服的政策，但其宗教政策却非常开明，并不强迫被征服者改信蒙古人的宗教，而是宣布信教自由，允许各个教派存在，而且允许蒙古人自由参加各种教派，对教徒基本上免除赋税和徭役。实行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被征服者的反抗，对蒙古贵族的得天下和治天下都曾发挥过不小的作用。
圣主成吉思汗是“人类帝王”全球化起源于他的大统一
随着中亚、波斯等地被征服，来到东方的回回人空前增加。蒙古贵族利用回回上层和富商大贾，如花剌子模人牙剌瓦赤，不花剌贵族赛典赤赡思丁，富商奥都剌合蛮、阿合马等，都在统治机构中担任很重要的职务。移居漠北与中原各地的回回人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其聚居地建立清真寺，回教教师答失蛮、苦行者迭里威失，享受与僧道、也里可温同样的免税待遇。但一般的回教徒——木速鲁蛮则同于编民，一样要交纳赋税，负担差发。总之，“在大蒙古帝国内，由于蒙古人采取‘信仰自由’和‘兼容并包’的政策，伊斯兰教乘机往东发展，大批穆斯林迁居来华，为穆斯林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自忽必烈以后，元朝（中国部分）统治者主要提倡喇嘛教，西藏人八思巴被尊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以后每一帝师死，必自西藏取一人为嗣，一直到元朝（中国部分）灭亡。由此佛教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权，并将教义传入了蒙古地区。
经商与战争——打破东西方壁垒的千年伟人成吉思汗西征导因于一次东西方的商业冲突：讹答剌城守将海儿汗残杀蒙古商队，成为成吉思汗西征的导火线，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德山先生在《元代交通史》中说：“国际陆路交通是成吉思汗祖孙三代三次西征的产物。”由此“开辟了中国通往波斯的国际交通——波斯道”。
法国学者格鲁塞在《蒙古帝国史》中说：“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东亚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东方的绘画和波斯的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马可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东亚有了天主教总主教。”“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这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利。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与之相似”。
加拿大史学家斯塔夫里·阿塔斯说：“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即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往来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这条“横穿中亚的商路”，对于当时东西方商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意义”。
美国作家哈罗·兰姆将成吉思汗称为“人类帝王”，他在著作中说：“虽然当初的成吉思汗从未接受过物质文明的熏染，竟能为50多个民族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典章，维持大半个世界的和平与秩序”；“信使可以纵横50个经度，一个少女怀揣一袋金子，可以安心遨游这个广大的帝国”。使得东西交流为之畅通、欧亚文化为之交流，“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1999年6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说：“有人认为，由于有了蒙古人，人类才第一次拥有了世界史，而蒙古人倔强不拔、勇猛无敌的精神和机智敏捷的性格却塑造了伟大的成吉思汗。同样，我也赞成一些人的评价，网络还未出现的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却打通了世界各国的关系，建立了国际往来关系。”
韩国学者金钟日也说：“大地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家园，这是当今‘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
亚欧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直接促进了历史的进步。比如，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使欧洲文化从神学手里解放出来，出现了文艺复兴。
恩格斯说：“在十四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并说：“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
指南针传入欧洲则促进了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以后才出现了哥伦布等人的远航，使他们发现了新大陆，促使欧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无怪乎有学者这样说：“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东西文化交流促成。被《马可波罗游记》招致哥伦布探险，美洲大陆被发现，欧洲人一度掌握世界霸权，后又美国崛起，日本被美国打败等等。所以，我把成吉思汗的诞生可以看作改变世界方向，形成今日世界的诞生。”
成吉思汗改变了世界方向，形成今日世界的诞生！
大蒙古帝国：全球史第一个--世界系统
《华盛顿邮报》选出“本千年第一人”，不是哥仑布，不是牛顿，而是蒙古圣主成吉思汗。他和他的子孙缔造了一个广大的自由贸易区，横跨欧亚大陆，大大地促进了东西文明的连接。”这是现时代的“全球化”基点和眼光。
在成吉思汗草创时代，他们还是游牧民族，成吉思汗统一大漠时，把部落融合为“国家”。他“非部落化”的改革是打散部落结构，用十进位方法建立起一个指挥系统，因此到后来“蒙古”已非几个蒙古人部落的联盟，而是所有草原民族统一起来的国家。虽然这种组织是新型的。
在1219-1221年间，成吉思汗消灭塞尔柱的继承国——花拉子模，对咸海的河间地带、阿富汗与呼罗珊进军，使这个定居与游牧分界已经不稳定的地区，被进一步推向"世界化"进程。
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汗于1234年消灭金朝，仍作把该地区的农耕文明铲除、将它变成大牧场的打算，被契丹贵族耶律楚材劝止，说明治理定居民族征取税收的种种好处，并建立中书省作为中央政府机构。从此，蒙古人与中国南宋对立，然后将其灭掉，最终成为继统的大蒙古帝国。（大蒙古帝国的中国部分称之为“元朝”）。
在新大陆还没发现，海洋还未成为连贯世界各地的媒介的时代，欧亚大草原是唯一贯串旧大陆的通道。蒙古统一了整个欧亚大草原的势力，又是东亚这片"高科技战场"的最后赢家，其打偏天下无敌手，顺理成章，顺应时代。除了东亚之外，蒙古还征服中亚、西亚与俄罗斯。南亚是蒙古人不感兴趣才幸免：蒙古扫荡花拉子模残余，于1222年曾侵入北印度，但因气候太热而回师。欧洲也如是：至1241年蒙古人已征服今波兰、匈牙利等地，因窝阔台汗去世，各路军首脑必须回蒙古大漠选举新的大汗，因而回师，才没有侵略日尔曼和意大利。蒙古第二次攻伊朗，平定了最后一位哈里发，想一鼓作气征服整个回教世界，已扩张到达地中海岸，准备进入北非，因蒙哥汗去世(1259)而故事重演。但回教世界已残破，最幸运的倒是西欧。
总的来说，大蒙古帝国为整个欧亚大陆创造了两个个世纪的"蒙古和平"(PaxMongolica)时代，保持陆上、海上国际贸易繁繁荣进化，所谓中国的"丝绸之路"也从此畅通无阻，也使从西欧经中东经印度洋经东南亚到东亚的海上贸易空前蓬勃。
近来，学者从后殖民地主义的多中心论角度批判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如阿布-勒霍德指出：近代西方把全球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非世界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世界系统"。十三世纪时，蒙古人创立的一个前近代的世界系统已经成形，蒙古在该系统的霸权中心，因此，这个前近代的系统并不像今天西方中心的世界系统。她把十三世纪的世界系统分为八大圈，从泰西到远东计有：西欧圈，它与地中海圈有交叠点，后者与欧亚大草原圈、埃及红海圈、中东波斯湾圈交叠，阿拉伯海西印度洋圈交叠，后者又和东印度洋东南亚圈交叠。
这个世界系统至十五世纪初达巅峰状态，在蒙古和平后期相始终。1335年，在西亚的伊儿汗国，创始人旭烈古一脉的统治逐渐没落。1380年，钦察汗国的附庸莫斯科对其主子提出挑战，虽然汗国在十五世纪中期内部闹分裂后才真正完结。蒙古世界秩序的建立及后来衰落的根源并非十四世纪世界系统散套(delinking)的原因，而是它的症状。学者对其原因还在探索中。
平和安详的蒙古帝国统治--保障了欧亚大陆的汇通，这个世界市场是多中心的，其精华无疑是蒙古领袖统治们的手段与政策上的包容性。
在中国，元朝并非一个纯中国的朝代，大汗除了是天子之外，还是蒙古世界帝国的各汗国圣主。蒙古把中国纳入"全球化"，与印度洋和西亚的联系加深，并与西欧首度接触。元时，天主教首度在大都设主教区。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重用汉人，形成了多元文化格局。在降伏欧亚大陆之后，蒙古人的统治集团中包含很多中亚和西亚的"色目人"。世祖时的财相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就是例证。
回教世界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死敌。蒙古在西亚地区的统治，帮了西欧的一个大忙。欧州在当时是发展中地区。西欧人避过了蒙古世界征服的兵锋，在蒙古和平期间，他们从欧亚大陆一端旅行到另一端，亲自目睹蒙古帝国的富庶。此后，西方的经济发展总有一股东向的欲望。哥仑布就是看了马可波罗的游记，想从大西洋另辟新航路到达中国，而无意中发现新大陆。
蒙古人在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大蒙古帝国统一的纸币制度。形成了全球史第一个--世界系统，这是才蒙古人给世界留下的真正遗产。
在成吉思汗草创时代，他们还是游牧民族，成吉思汗统一大漠时，把部落融合为“国家”。他“非部落化”的改革是打散部落结构，用十进位方法建立起一个指挥系统，因此到后来“蒙古”已非几个蒙古人部落的联盟，而是所有草原民族统一起来的国家。虽然这种组织是新型的。
在1219-1221年间，成吉思汗消灭塞尔柱的继承国——花拉子模，对咸海的河间地带、阿富汗与呼罗珊进军，使这个定居与游牧分界已经不稳定的地区，被进一步推向"世界化"进程。
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汗于1234年消灭金朝，仍作把该地区的农耕文明铲除、将它变成大牧场的打算，被契丹贵族耶律楚材劝止，说明治理定居民族征取税收的种种好处，并建立中书省作为中央政府机构。从此，蒙古人与中国南宋对立，然后将其灭掉，最终成为继统的大蒙古帝国。（大蒙古帝国的中国部分称之为“元朝”）。
在新大陆还没发现，海洋还未成为连贯世界各地的媒介的时代，欧亚大草原是唯一贯串旧大陆的通道。蒙古统一了整个欧亚大草原的势力，又是东亚这片"高科技战场"的最后赢家，其打偏天下无敌手，顺理成章，顺应时代。除了东亚之外，蒙古还征服中亚、西亚与俄罗斯。南亚是蒙古人不感兴趣才幸免：蒙古扫荡花拉子模残余，于1222年曾侵入北印度，但因气候太热而回师。欧洲也如是：至1241年蒙古人已征服今波兰、匈牙利等地，因窝阔台汗去世，各路军首脑必须回蒙古大漠选举新的大汗，因而回师，才没有侵略日尔曼和意大利。蒙古第二次攻伊朗，平定了最后一位哈里发，想一鼓作气征服整个回教世界，已扩张到达地中海岸，准备进入北非，因蒙哥汗去世(1259)而故事重演。但回教世界已残破，最幸运的倒是西欧。
总的来说，大蒙古帝国为整个欧亚大陆创造了两个个世纪的"蒙古和平"(PaxMongolica)时代，保持陆上、海上国际贸易繁繁荣进化，所谓中国的"丝绸之路"也从此畅通无阻，也使从西欧经中东经印度洋经东南亚到东亚的海上贸易空前蓬勃。
近来，学者从后殖民地主义的多中心论角度批判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如阿布-勒霍德指出：近代西方把全球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非世界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世界系统"。十三世纪时，蒙古人创立的一个前近代的世界系统已经成形，蒙古在该系统的霸权中心，因此，这个前近代的系统并不像今天西方中心的世界系统。她把十三世纪的世界系统分为八大圈，从泰西到远东计有：西欧圈，它与地中海圈有交叠点，后者与欧亚大草原圈、埃及红海圈、中东波斯湾圈交叠，阿拉伯海西印度洋圈交叠，后者又和东印度洋东南亚圈交叠。
这个世界系统至十五世纪初达巅峰状态，在蒙古和平后期相始终。1335年，在西亚的伊儿汗国，创始人旭烈古一脉的统治逐渐没落。1380年，钦察汗国的附庸莫斯科对其主子提出挑战，虽然汗国在十五世纪中期内部闹分裂后才真正完结。蒙古世界秩序的建立及后来衰落的根源并非十四世纪世界系统散套(delinking)的原因，而是它的症状。学者对其原因还在探索中。
平和安详的蒙古帝国统治--保障了欧亚大陆的汇通，这个世界市场是多中心的，其精华无疑是蒙古领袖统治们的手段与政策上的包容性。
在中国，元朝并非一个纯中国的朝代，大汗除了是天子之外，还是蒙古世界帝国的各汗国圣主。蒙古把中国纳入"全球化"，与印度洋和西亚的联系加深，并与西欧首度接触。元时，天主教首度在大都设主教区。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重用汉人，形成了多元文化格局。在降伏欧亚大陆之后，蒙古人的统治集团中包含很多中亚和西亚的"色目人"。世祖时的财相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就是例证。
回教世界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死敌。蒙古在西亚地区的统治，帮了西欧的一个大忙。欧州在当时是发展中地区。西欧人避过了蒙古世界征服的兵锋，在蒙古和平期间，他们从欧亚大陆一端旅行到另一端，亲自目睹蒙古帝国的富庶。此后，西方的经济发展总有一股东向的欲望。哥仑布就是看了马可波罗的游记，想从大西洋另辟新航路到达中国，而无意中发现新大陆。
蒙古人在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大蒙古帝国统一的纸币制度。形成了全球史第一个--世界系统，这是才蒙古人给世界留下的真正遗产。
2009年12月9日星期三
国际人权日 哈达被監14年
圖片：哈達1997年在獄中王宁
北京時間明天2009年12月10日是國際人權日61周年，也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哈達被當局投入監牢的14周年。當地的蒙古族學生和知識界人士稱讚哈達是草原上的雄鷹。
剛才哈達的妻子新娜對我說：“平時我和孩子一年可以探望哈達四次，今年卻不能。自從9月份以來，監獄以防甲流感為名不允許我去見哈達。” 她表示了當局10月1日的大閲兵和奧巴馬的訪華應該是把見哈達的權利被剝奪的真正原因。
新娜告訴我說：“内蒙古師範大學和蒙古族專科學校在十一的時候也以甲流感之名被関了一個星期，因爲這兩所學校是蒙古族學生最集中的地方。” 學生們在十一放假時一般都願意聯絡老鄉等聚餐喝酒等，但今年卻受到很多限制。
一位最近從新疆回到呼和浩特的蒙古族人士告訴新娜，新疆的民族隔閡比今年７月份被鎮壓前要糟糕很多，維人和漢人不去對方開的餐館就餐，不進他民族人開的出租車，雙方的關係更加緊張。
新娜上次由呼和浩特市搭乘１０個小時的火車到赤峰市第一監獄看了哈達，那是今年的８月份。新娜說：“看到他老了很多，走路也有些慢的樣子，心裏特別不是滋味！反正快出來了，明年囘了家再好好養養吧。”
哈達的獄號裏住了９個人，其中因販毒被関的一老一少是２４小時不離開哈達一步。新娜說：“用犯人監視犯人，用犯人整犯人，是他們一貫的伎倆！”。
哈達，1980年代從内蒙古通遼師範大學獲得蒙古文學學士學位后，在呼和浩特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六年，其間曾獲得西方哲學史研究成就的二等獎。接着他考上了内蒙古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碩士研究生。一位地地道道的學者，和其他志同道合的當地學者以及大學生一起于1992年5月在呼和浩特建立了一個非公開的組織“内蒙古（南蒙古）民主聯盟Southern Mongolian Democracy Alliance (SMDA)”，哈達被選為主席。在該組織的框架下出版了“内蒙古（南蒙古）之聲”雜誌The Voice of the Southern Mongolia。 後來哈達撰寫了一本書，名為《内蒙古（南蒙古）的出路》The Way Out for the Southern Mongols 該書主要收集和論述了内蒙古（南蒙古）在中共的統治下幾十年來真實的歷史和現狀，以及問題的根源和解決的思路。具體有歷次政治運動迫害致死的蒙古人的材料；被毛等當局策劃和鼓動的洶湧如潮的漢人移民給蒙古族文化的衝擊和毀滅；對蒙古族也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大大減緩已經很低的蒙古族人口的增長；蒙古人的社會和政治權利被剝奪遺盡；蒙古族的宗教系統、文化和傳統習慣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等等。書中號召人們覺醒，起來實現和捍衛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的那些人民應該有的權力。
1995年冬天，以哈達爲主席的内蒙古（南蒙古）民主聯盟組織了以蒙古族爲主的内蒙古首都呼和浩特的知識界，大學和其它有關院校的教授、教師和學生罷課上街，提出實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那些人權的内容和權利，制定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内蒙古自治的基本法的正當訴求。那年12月份的那次請願和人權訴求活動被當局武力給鎮壓了。當晚就開始了一系列的恐怖的逮捕行動。哈達和妻子新娜、哈達的弟弟哈斯，以及幾十位蒙古族學者或學生被強行逮捕或拘留。後來，哈達被毫無道理的判了15年徒刑。明年12月10日是人類人權日62周年，哈達的監獄生活也該結束了！
新娜和兒子一直打理着一家蒙文學社書店（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西路附中东巷中段。电话：＋＋８６471-4393101 或＋＋８６13704754570.），該書社是以學術性的蒙文書籍爲主，兼經營禮品。雖然表面上看上去生意經營的還不錯，但是，她們每天都承受着思念親人和蒙受着人權被踐踏的不白之冤的巨大的痛苦。
据新娜透露：“這些天有很多朋友，也有不知姓名的人來書社詢問哈達的身體等情況。看來，還是有很多人心裏記着哈達入獄的周年日。”
聯係王寧先生：nick.wang@nzccn.com _(博讯记者：王寧)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9/12/200912100015.shtml
2009年12月7日星期一
重要通知---注意事项: 蒙古包网盟整顿内容后马上开通
蒙古包网盟整顿内容后马上开通，非常感谢关心和爱护蒙古包网盟的各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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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6日星期日
胡春华入主内蒙昭示啥信息？昭示一批重大事故责任人和贪官将被重用
我认为随着三鹿毒牛奶责任人胡春华和通钢事件责任人韩长赋不受处罚反而升官，昭示出一批重大事故责任人和贪官污吏将被重用，昭示出今年７月１２日刚刚颁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根本没有被中共中央自己认真执行。
同时也昭示，胡锦涛一直声称的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其实是他自己的政令自己不执行，他自己对自己的政令阳奉阴违，他自己在说一套，做一套，是个标准的两面人。
看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的：“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三鹿毒奶粉这么大的事故，三十万人肾结石的重大事故，胡春华竟然不被问责凡尔省管？
还有，“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这通钢事件这样处置不当，韩长赋竟然不被问责还升官？
因此《胡春华入主内蒙古昭示出啥信息？》当然是昭示从此中国吏治将趋向黑暗，人民将增添许多不必要的痛苦。社会正义将一步一步被侵蚀，最终会荡然无存。赔偿诉讼失败的三十万三鹿毒牛奶受害家庭的未来可能很渺茫。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说“把最优秀的干部用在最关键的岗位”。而在胡锦涛的眼里，最优秀的干部就是那些重大事故责任人，胡锦涛要提拔他们，把他们用在最关键的岗位。
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以前袁世凯在儿子袁克定和杨度的鼓动下动了心，打算做皇帝的时候，觉得要做皇帝就得有一批人支持，不能个个都耿直的维护共和。此后他选官员的时候故意放一些贵重东西在候选官员等候接见的地方，看他们偷不偷。 如果偷了，袁世凯就认为此人只要给与利益，就一定会拥护自己做皇帝，就马上重用。如果不偷，袁世凯就认为此人生性耿直，以后会反对自己做皇帝，是个麻烦人物，绝对不能重用。
今天胡锦涛蓄意提拔重大事故责任人，就像胡春华，韩长赋那样。故意不提拔那些勤恳工作有成绩，政绩突出，也没有发生重大事故的官员。这是不是也揭示胡锦涛将来要搞个什么更加独裁，更加不民主，更加钳制言论自由，更加践踏人权的冬冬出来？
http://www.peacehall.com/forum/200912/boxun2009a/106747.shtml
同时也昭示，胡锦涛一直声称的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其实是他自己的政令自己不执行，他自己对自己的政令阳奉阴违，他自己在说一套，做一套，是个标准的两面人。
看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的：“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三鹿毒奶粉这么大的事故，三十万人肾结石的重大事故，胡春华竟然不被问责凡尔省管？
还有，“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这通钢事件这样处置不当，韩长赋竟然不被问责还升官？
因此《胡春华入主内蒙古昭示出啥信息？》当然是昭示从此中国吏治将趋向黑暗，人民将增添许多不必要的痛苦。社会正义将一步一步被侵蚀，最终会荡然无存。赔偿诉讼失败的三十万三鹿毒牛奶受害家庭的未来可能很渺茫。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说“把最优秀的干部用在最关键的岗位”。而在胡锦涛的眼里，最优秀的干部就是那些重大事故责任人，胡锦涛要提拔他们，把他们用在最关键的岗位。
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以前袁世凯在儿子袁克定和杨度的鼓动下动了心，打算做皇帝的时候，觉得要做皇帝就得有一批人支持，不能个个都耿直的维护共和。此后他选官员的时候故意放一些贵重东西在候选官员等候接见的地方，看他们偷不偷。 如果偷了，袁世凯就认为此人只要给与利益，就一定会拥护自己做皇帝，就马上重用。如果不偷，袁世凯就认为此人生性耿直，以后会反对自己做皇帝，是个麻烦人物，绝对不能重用。
今天胡锦涛蓄意提拔重大事故责任人，就像胡春华，韩长赋那样。故意不提拔那些勤恳工作有成绩，政绩突出，也没有发生重大事故的官员。这是不是也揭示胡锦涛将来要搞个什么更加独裁，更加不民主，更加钳制言论自由，更加践踏人权的冬冬出来？
http://www.peacehall.com/forum/200912/boxun2009a/106747.shtml
中共新气象:胡春华带毒到内蒙古升官
惊悉三鹿集团田文华的上司河北省长胡春华又要升官了，要当“内蒙古自治区”书记了,省长升书记.上回是今年年初，由代省长带毒升为正式的省长。这回又是由省长带毒升为书记，官升半级。
胡春华自己中了三鹿毒，又毒了毒奶粉，毒遍全中国，贻害全世界，怎么还能升官呢？难道我们还要这样的人来第五代、第六代下去吗？中国没有希望，原因就在这里，让这种用有毒食品毒害人民的官当道，搞得人死了，得了结石，几十万人得了结石，他都可以高枕无忧的当官，甚至升官。
从去年三鹿毒奶粉案的处理，处理了石家庄的书记市长，也处理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官员，唯独中间的河北省官员给包庇下了，就可以预知胡锦涛有意袒护自己同一个派系的团派官员 河北省长胡春华。
而共产党没有希望，原因也在这里。胡锦涛带出来的团干部，看不出来有什么人才，只不过以拍马屁见长。这倒是其次，主要还是假冒伪劣的问题，闹出了不少人命大案。
过去我们说，干部不能带病上岗。然而，现在有病不算事儿了，要不怎么叫和谐社会呢。好吧，我们就认了。
可是，今天胡春华又“理论创新”加“实践创新”来了一个带“毒”升官。即使大家的眼睛可以见怪不怪，耳朵可以充耳不闻，可是我们的下一代受不了，我们的子孙受不了，因为我们子孙的肾脏受不了。
直到今天仍然有好多结石婴儿无钱治病，无钱手术， 结石无法取出来。结石婴儿的父母还在眼巴巴的等待三鹿的赔偿。多少辛酸的父母眼泪都苦干了，也凑不够孩子做手术的钱。而三鹿的父母官却平步青云，升官了，而且是异地升官了，你找不到他再来负责了。
胡春华这种人除了拍马屁，没有什么真本事。他受胡锦涛之命去河北搞出一个三鹿奶粉，搞得我们的子孙的肾脏受不了，假冒伪劣的一大杰作。
胡春华这样“带毒”的官治理河北，河北人民倒霉。这样的人治理内蒙，内蒙人民遭殃。胡锦涛还要把他作为“第六代接班人”，那么可以肯定，全国人民将要遭殃！
http://www.boxun.com/hero/200912/sanludunai/8_1.shtml
胡春华自己中了三鹿毒，又毒了毒奶粉，毒遍全中国，贻害全世界，怎么还能升官呢？难道我们还要这样的人来第五代、第六代下去吗？中国没有希望，原因就在这里，让这种用有毒食品毒害人民的官当道，搞得人死了，得了结石，几十万人得了结石，他都可以高枕无忧的当官，甚至升官。
从去年三鹿毒奶粉案的处理，处理了石家庄的书记市长，也处理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官员，唯独中间的河北省官员给包庇下了，就可以预知胡锦涛有意袒护自己同一个派系的团派官员 河北省长胡春华。
而共产党没有希望，原因也在这里。胡锦涛带出来的团干部，看不出来有什么人才，只不过以拍马屁见长。这倒是其次，主要还是假冒伪劣的问题，闹出了不少人命大案。
过去我们说，干部不能带病上岗。然而，现在有病不算事儿了，要不怎么叫和谐社会呢。好吧，我们就认了。
可是，今天胡春华又“理论创新”加“实践创新”来了一个带“毒”升官。即使大家的眼睛可以见怪不怪，耳朵可以充耳不闻，可是我们的下一代受不了，我们的子孙受不了，因为我们子孙的肾脏受不了。
直到今天仍然有好多结石婴儿无钱治病，无钱手术， 结石无法取出来。结石婴儿的父母还在眼巴巴的等待三鹿的赔偿。多少辛酸的父母眼泪都苦干了，也凑不够孩子做手术的钱。而三鹿的父母官却平步青云，升官了，而且是异地升官了，你找不到他再来负责了。
胡春华这种人除了拍马屁，没有什么真本事。他受胡锦涛之命去河北搞出一个三鹿奶粉，搞得我们的子孙的肾脏受不了，假冒伪劣的一大杰作。
胡春华这样“带毒”的官治理河北，河北人民倒霉。这样的人治理内蒙，内蒙人民遭殃。胡锦涛还要把他作为“第六代接班人”，那么可以肯定，全国人民将要遭殃！
http://www.boxun.com/hero/200912/sanludunai/8_1.shtml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一把手换人
中共决定：胡春华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储波不再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30日下午，“内蒙古自治区”召开领导干部大会，中共中组部副部长王尔乘宣布了中央决定。
胡从政经历及简历：
胡春华的从政经历创造了中共政坛的多项纪录，而他的升迁路线则与“共青团”分不开。有媒体总结如下，他于1990年2月，不足27岁的年龄，出任副厅级官职的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1997年12月34岁时，升任副部级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国全国青联副主席；2006年11月43岁的他，晋升为正部级官员，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2008年4月，45岁的胡春华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省长。 2009年11月 胡春华接替储波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
初到西藏
1983年8月，胡春华入藏，并先后在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组织部，《西藏青年报》社，西藏饭店工作；1987年出任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副书记。1992年3月胡春华获得外放机会，到西藏林芝地区行政公署任副专员（相当于副市长）；九个月后，他又回到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并升任书记；三年后，由外放至山南地区行政公署任专员（相当于市长），时年32岁。值得注意的是，在1988年到1992年底的这段时间，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最高领导的，正是也曾担任过共青团领导的胡锦涛。
后来，胡春华在1996年9月到1997年7月间，回到北京，在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一年制中青班学习。学习结束后四个月（即，1997年11月），胡春华就被调入共青团中央工作，从而结束了他在西藏工作的第一阶段，共十四年。
二次进藏
在共青团中央期间，胡春华一直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联副主席；同时还在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世界经济专业学习。四年团中央工作经历之后，2001年胡春华再次进藏，历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常委、兼秘书长，自治区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自治区委党校校长等职。2006年12月，胡春华又调回共青团中央，接替周强出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河北
2008年3月，中共中央宣布任命胡春华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并提名河北省省长候选人。4月，被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河北省副省长、代省长。2009年1月12日，河北省第1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选出胡春华为河北省省长
执掌内蒙
2009年11月，中共任命胡春华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胡：汉族，1963年４月生，湖北五峰人，1983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８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
１９７９．０９—１９８３．０８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
１９８３．０８—１９８５．０１ 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干部
１９８５．０１—１９８５．１１ 西藏青年报社工作
１９８５．１１—１９８６．０８ 西藏饭店党委委员、人事部副主任
１９８６．０８—１９８７．０８ 西藏饭店党委副书记、人事部经理
１９８７．０８—１９９０．０２ 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正处级）
１９９０．０２—１９９２．０３ 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副厅级）
１９９２．０３—１９９２．１２ 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行署副专员
１９９２．１２—１９９５．０７ 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
１９９５．０７—１９９７．１１ 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其间：１９９６．０９—１９９７．０７ 在中央党校培训部一年制中青班学习）
１９９７．１１－１９９７．１２ 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委副书记（正地级，主持地委工作）
１９９７．１２—２００１．０７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联副主席
（1998．１１）（１９９６．０９—１９９９．０７ 在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世界经济专业学习）
２００１．０７—２００３．１１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兼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书记
２００３．１１—２００５．０３ 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
２００５．０３—２００５．０７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
２００５．０７—２００５．１１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区党委党校校长
２００５．１１—２００６．１０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党委党校校长
２００６．１１—２００８.０３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２００８年３月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同年４月，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２００９年１月当选河北省省长。２００９年１１月，中共决定，胡春华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河北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第十七届中央委员。
2009年12月5日星期六
呼伦贝尔草原将成荒漠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生长着一种名叫“防风”的中药材，有些汉人不顾当地政府的禁令，受利益驱使大肆采挖，致使草原受到严重的破坏。
据了解，在呼盟每年的春季到秋季，都会有许多人到草原上挖药材，并且由过去的单人骑摩托车，发展到现在的开着大卡车成群汉人进入草原非法挖掘。
近日，呼盟陈巴尔虎旗清理了一批非法挖掘中药材的人员，没收药材2000公斤。尽管当地政府也采取了 一些相关的措施，加大了打击力度，然而你有政策，他有对策，这些人为了逃避打击，利用夜间挖掘。记者在草场看到，草地上甚至不到50厘米就有一个土坑，破坏得非常严重。据了解，仅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1200平方公里的草场，被破坏面积就接近50％。另外，当地牧民告诉记者，草原上到秋天就使用打草机打草，以备牛羊过冬，现在有这么多的土坑，打草机根本就进不来，冬天牲畜吃草可就成了问题。
非法采挖防风的行为，引起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有关专家的忧虑，他们近日警告，如果不尽快停止在呼伦贝尔草原上挖药材，10年之内那里将变成荒漠，后果十分严重！
据了解，在呼盟每年的春季到秋季，都会有许多人到草原上挖药材，并且由过去的单人骑摩托车，发展到现在的开着大卡车成群汉人进入草原非法挖掘。
近日，呼盟陈巴尔虎旗清理了一批非法挖掘中药材的人员，没收药材2000公斤。尽管当地政府也采取了 一些相关的措施，加大了打击力度，然而你有政策，他有对策，这些人为了逃避打击，利用夜间挖掘。记者在草场看到，草地上甚至不到50厘米就有一个土坑，破坏得非常严重。据了解，仅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1200平方公里的草场，被破坏面积就接近50％。另外，当地牧民告诉记者，草原上到秋天就使用打草机打草，以备牛羊过冬，现在有这么多的土坑，打草机根本就进不来，冬天牲畜吃草可就成了问题。
非法采挖防风的行为，引起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有关专家的忧虑，他们近日警告，如果不尽快停止在呼伦贝尔草原上挖药材，10年之内那里将变成荒漠，后果十分严重！
2009年12月3日星期四
我们是战士的民族
我们淹没在汉族的洪流
苏格兰处在英格兰的统治下
歌萨克消失在东欧平原中
是谁踏遍了欧亚大陆？
是谁为了捍卫勇气与尊严同强大的敌人战斗？
有是谁让沙皇被迫放弃顿河
我想说不是成吉思汗，不是华莱士，拉辛
是三个战士的民族
他们有太多的共同点，他们强大，同时有弱小
都喜欢烈性酒，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
他们是为了战争而存在的民族，他们的身体里流着战士的血。
苏格兰处在英格兰的统治下
歌萨克消失在东欧平原中
是谁踏遍了欧亚大陆？
是谁为了捍卫勇气与尊严同强大的敌人战斗？
有是谁让沙皇被迫放弃顿河
我想说不是成吉思汗，不是华莱士，拉辛
是三个战士的民族
他们有太多的共同点，他们强大，同时有弱小
都喜欢烈性酒，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
他们是为了战争而存在的民族，他们的身体里流着战士的血。
鄂尔多斯达尔扈特蒙古人的公开信
我们是鄂尔多斯达尔扈特蒙古人， 是蒙古民族的先祖成吉思汗陵寝的守护者。自从成吉思汗的灵位安到鄂尔多斯后，历时数百年我们的先辈世世代代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这块土地，完成了守护陵寝的重任。
1696年，康熙35年，经内外蒙古盟旗扎萨克协商，由清朝政府封了五百户达尔扈特，并免除差役，赋税，建成了达尔扈特爱马克，世代沿袭，专事成陵的守护和祭祀。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民国和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
1938年，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归绥包头后，为了争得全体蒙古人一致抗日，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共中央都支持伊盟沙王的倡议，将成陵西移。1939年6月10日，从伊金霍洛旗领鄂尔多斯蒙古族一万多人，跪拜祖陵，扶老携幼，流泪相送，感天动地。路径俞林西安时， 党政军民10万人隆重祭奠。路径延安时，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送了花圈。7月10日，抵达甘肃省榆中县，在兴隆山大佛殿安灵。
1953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应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要求，允许达尔扈特人还是按照传统习俗管理守护祭祀成陵。
成吉思汗陵园1964年被公布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过去以达尔扈特人为主的成陵管理局基础上，1982年成立的成吉思汗文物管理所，于1991年升格为成吉思汗文物保护管理局。1998年，又改为成吉思汗陵园管理局，2001年又改为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园管理局。许多年来党和政府始终尊重历史，尊重蒙古民族及达尔扈特人的风俗习惯，其主要负责人都是由鄂尔多斯达尔扈特人来担任。在员工的配备上，也注重当地达尔扈特人子弟为主。这样保证了古老神奇的成吉思汗祭祀文化能够继承弘扬。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成吉思汗陵曾遭遇前所未有的浩劫，达尔扈特人也遭受到了种种的迫害。就因为是成吉思汗的守灵人，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乌兰夫反党叛国分子，成了内人党分子，数千达尔扈特人几乎无人能够幸免，许多人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代价。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达尔扈特人同全中国人民一样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国家文物局，国家民委，自治区和伊盟地方政府自1976年以来，筹集捐款，对成陵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终于在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将成陵建设成为一座如今这样金碧辉煌雄伟壮观的地方之陵。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被评为20世纪千年第一伟人，他的丰功伟绩为世人所瞩目。它既是蒙古人民族的伟大先祖，也是整个东方民族的骄傲。因此，成吉思汗陵园不仅是蒙古民族的遗产，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文化遗产。它决不会是哪个人哪个部门的私有财产。任何人，任何部门对它的破坏和凌辱，不但被看作对全体达尔扈特人，鄂尔多斯人，全世界蒙古人的凌辱，也是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破坏和亵渎。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吉思汗陵园作为一个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被评为中国旅游胜地40佳，近年又被评为全国文明旅游区示范点。2001年，被评为首批AA级旅游地区，旅游收入也从年收入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上千万之多。经济利益的驱动，使某些人忘乎所以，为改造成陵而成立的东联公司，就是他们想以次而获得巨大利益的应运而生的产物。
东联公司是个私营企业，其业主侯某同某些政要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这是当地路人皆知的旧闻。东联不但利用种种手段侵占了成陵周围的数千亩的土地，大兴土木，号称建成二成陵。他们还把乌兰夫给成陵的题词，明目张胆地移到了二成陵的大柱上，更为 可恶的是他们竟然把我们蒙古民族的先祖成吉思汗的名字，印在了旅游拖鞋上，用意不言而喻地，他就是想让千千万万的旅游者把成吉思汗和蒙古人踏在脚下，以显示他们征服者的狂妄姿态。东联现在不但是开发者，而且是管理者。成陵委员会的实际主任就是侯某。在市政府某些人支持下，侯某的东联旅游开发公司，已取代了成陵管理局，并计划让陵园红墙内修建多年的配套设备全部拆除。在被迫无奈，走途无路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写信给你们，以求正义。在此，我们以全体达尔扈特蒙古人的名义，提出如下要求：
一．请有关领导部门立即派出调查组，深入到达尔扈特群众中间，了解东联公司全部侵权事实。
二．达尔扈特是成吉思汗陵的事机守灵着。希望能尊重蒙古民族这一数百年的传统。成吉思汗陵的保护祭祀权历来属于达尔扈特，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侵犯。
三．根据联合国世界文物保护条例及我国文物保护法，应尽量保护文物的原貌，成陵规划必须经国家文物局及有关专家机构的认可和批准，否则任何违章建筑必须拆除。据我们了解，二成陵的规划并为得到专家认证及文联文物部门的批准以及环境评价，应立即拆除。
四．东联将乌兰夫题词随便乱挂，这是严重的侵权，也是对乌兰夫同志的不敬。应立即停止侵权并赔礼道歉。
五．东联将圣祖成吉思汗的名字印在拖鞋上，我们认为是对全体蒙古人极大的侮辱。例句于诽谤侮辱他人罪论处，对肇事者策划者追究其刑事责任。我们将协助将其捉拿归案，并当众公开交回所有类似产品。
六．希望上级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旅游的关系，成陵寄托着全世界数百万蒙古人对祖先的无限敬意和深情。我们决不允许成为某些人发财致富的工具，我们宁肯将祖宗的陵寝迁至它地，也不会让人玷污他的灵光。
七．根据土地法，改变土地的使用权必须经村民大会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的同意。东联占用的数千万亩土地是侯某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取得的，并非大多数达尔扈特人的本意，是属于非法占地，应全部退出。
八．东联及侯某不但侵占我们达尔扈特人的牧场，使我们生活无招，而且玷污我们祖先，破坏它的陵寝。请除请求政府追究他的责任外，宣传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希望他们很快离去，远离达尔扈特人。
鄂尔多斯守护成陵的达尔扈特人
1696年，康熙35年，经内外蒙古盟旗扎萨克协商，由清朝政府封了五百户达尔扈特，并免除差役，赋税，建成了达尔扈特爱马克，世代沿袭，专事成陵的守护和祭祀。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民国和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
1938年，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归绥包头后，为了争得全体蒙古人一致抗日，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共中央都支持伊盟沙王的倡议，将成陵西移。1939年6月10日，从伊金霍洛旗领鄂尔多斯蒙古族一万多人，跪拜祖陵，扶老携幼，流泪相送，感天动地。路径俞林西安时， 党政军民10万人隆重祭奠。路径延安时，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送了花圈。7月10日，抵达甘肃省榆中县，在兴隆山大佛殿安灵。
1953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应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要求，允许达尔扈特人还是按照传统习俗管理守护祭祀成陵。
成吉思汗陵园1964年被公布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过去以达尔扈特人为主的成陵管理局基础上，1982年成立的成吉思汗文物管理所，于1991年升格为成吉思汗文物保护管理局。1998年，又改为成吉思汗陵园管理局，2001年又改为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园管理局。许多年来党和政府始终尊重历史，尊重蒙古民族及达尔扈特人的风俗习惯，其主要负责人都是由鄂尔多斯达尔扈特人来担任。在员工的配备上，也注重当地达尔扈特人子弟为主。这样保证了古老神奇的成吉思汗祭祀文化能够继承弘扬。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成吉思汗陵曾遭遇前所未有的浩劫，达尔扈特人也遭受到了种种的迫害。就因为是成吉思汗的守灵人，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乌兰夫反党叛国分子，成了内人党分子，数千达尔扈特人几乎无人能够幸免，许多人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代价。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达尔扈特人同全中国人民一样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国家文物局，国家民委，自治区和伊盟地方政府自1976年以来，筹集捐款，对成陵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终于在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将成陵建设成为一座如今这样金碧辉煌雄伟壮观的地方之陵。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被评为20世纪千年第一伟人，他的丰功伟绩为世人所瞩目。它既是蒙古人民族的伟大先祖，也是整个东方民族的骄傲。因此，成吉思汗陵园不仅是蒙古民族的遗产，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文化遗产。它决不会是哪个人哪个部门的私有财产。任何人，任何部门对它的破坏和凌辱，不但被看作对全体达尔扈特人，鄂尔多斯人，全世界蒙古人的凌辱，也是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破坏和亵渎。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吉思汗陵园作为一个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被评为中国旅游胜地40佳，近年又被评为全国文明旅游区示范点。2001年，被评为首批AA级旅游地区，旅游收入也从年收入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上千万之多。经济利益的驱动，使某些人忘乎所以，为改造成陵而成立的东联公司，就是他们想以次而获得巨大利益的应运而生的产物。
东联公司是个私营企业，其业主侯某同某些政要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这是当地路人皆知的旧闻。东联不但利用种种手段侵占了成陵周围的数千亩的土地，大兴土木，号称建成二成陵。他们还把乌兰夫给成陵的题词，明目张胆地移到了二成陵的大柱上，更为 可恶的是他们竟然把我们蒙古民族的先祖成吉思汗的名字，印在了旅游拖鞋上，用意不言而喻地，他就是想让千千万万的旅游者把成吉思汗和蒙古人踏在脚下，以显示他们征服者的狂妄姿态。东联现在不但是开发者，而且是管理者。成陵委员会的实际主任就是侯某。在市政府某些人支持下，侯某的东联旅游开发公司，已取代了成陵管理局，并计划让陵园红墙内修建多年的配套设备全部拆除。在被迫无奈，走途无路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写信给你们，以求正义。在此，我们以全体达尔扈特蒙古人的名义，提出如下要求：
一．请有关领导部门立即派出调查组，深入到达尔扈特群众中间，了解东联公司全部侵权事实。
二．达尔扈特是成吉思汗陵的事机守灵着。希望能尊重蒙古民族这一数百年的传统。成吉思汗陵的保护祭祀权历来属于达尔扈特，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侵犯。
三．根据联合国世界文物保护条例及我国文物保护法，应尽量保护文物的原貌，成陵规划必须经国家文物局及有关专家机构的认可和批准，否则任何违章建筑必须拆除。据我们了解，二成陵的规划并为得到专家认证及文联文物部门的批准以及环境评价，应立即拆除。
四．东联将乌兰夫题词随便乱挂，这是严重的侵权，也是对乌兰夫同志的不敬。应立即停止侵权并赔礼道歉。
五．东联将圣祖成吉思汗的名字印在拖鞋上，我们认为是对全体蒙古人极大的侮辱。例句于诽谤侮辱他人罪论处，对肇事者策划者追究其刑事责任。我们将协助将其捉拿归案，并当众公开交回所有类似产品。
六．希望上级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旅游的关系，成陵寄托着全世界数百万蒙古人对祖先的无限敬意和深情。我们决不允许成为某些人发财致富的工具，我们宁肯将祖宗的陵寝迁至它地，也不会让人玷污他的灵光。
七．根据土地法，改变土地的使用权必须经村民大会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的同意。东联占用的数千万亩土地是侯某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取得的，并非大多数达尔扈特人的本意，是属于非法占地，应全部退出。
八．东联及侯某不但侵占我们达尔扈特人的牧场，使我们生活无招，而且玷污我们祖先，破坏它的陵寝。请除请求政府追究他的责任外，宣传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希望他们很快离去，远离达尔扈特人。
鄂尔多斯守护成陵的达尔扈特人
蒙古文化在这个时代的遭遇
张宏杰（辽宁）
对于"少数民族"这个身分标记，我的感觉稍许有些复杂。我出生在辽宁西部建昌县的二道湾子蒙古族自治乡。然而，在十岁以前，我并不知道自己是蒙古族，或者说，作为一个孩子，我头脑中并没有"民族"这个概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求学生们填一张家庭情况调查表。这张表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太深奥了,"籍贯""出身""民族"这些词汇的含义超出了一九八二年时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的知识范围。我把表带回了家,问母亲"民族"一栏应该怎么填.母亲说填"蒙古族".
使我感觉惊讶的并不是此刻,而是第二天上学交表的时候。老师看了我的表,对我说:"哦?你是少数民族啊!"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别的同学在民族一栏里填的都是"汉族"。
我为这一崭新的发现兴奋不已.我与众不同!这是多么良好的感觉!同学们都用一种羡慕甚至崇拜的眼光看着我,看得出来,他们多么希望自己也是一个少数民族,而不是普普通通的汉族,可惜他们不能够。
这种种稚气的虚荣心的满足就是小学生我知道自己的族属之后的全部心理反应。它对我的生活并没有产生任何真正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自己所属的民族产生了探究的好奇.我想通过这种探究来分别自己身上"与众不同"的地方。可是探究的结果令人十分失望.我的老家与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相近,我的家族和喀拉沁蒙古尚保持亲戚关系,不过年代久远,很少走动了.
据史书记载，我的祖先源自蒙古兀良哈三卫的喀喇沁部。明朝以前，他们游牧于张家口外。大约四百年前，咯喇泌部我的老祖宗们骑着马从草原上一路呼喊而来，在内战中打败了蒙古林丹汗，在辽西建立了喀喇泌左旗。他们选错了地方，因为不久汉人们也来到这里寻找土地。蒙汉杂居不长时间以后，我的老祖宗们就禁不住定居的诱惑，扔下了鞭子，拿起了锄头，卷起了蒙古包上的毡子，住进了土坯房。草原的风霜从他们的身上褪去，在土地上劳作弄得他们灰头土脸，他们与汉人齐心合力，很快把辽西肥美的草场变成了水土流失的典型地区，把自己从马背上的骄子变成了躬腰塌背的农民。同时，也让我这个血管里流着光荣的兀良哈三卫血液的人只能在睡梦中见到草原和马。
每次回老家,我都留意搜寻文字记载的蒙古族风俗,可是一无所获.老家人的生活起居,风俗习惯与周围的汉人毫无二致.这让我大失所望,也自觉愧对那些用羡慕的眼光看我的同学.做为一个完全汉化了的少数民族,民族身分对我的实际生活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与众不同的不过是上大学的时候,每个学期能领到十几元的"少数民族津贴".现在,做为一个作家,我乐于在简介中注明自己的民族身分,它使得我可以参加某些少数民族文学奖项的评比,这也许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小小的好处.除此之外,做为一个中国人和做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民族族属带给我的是一种奇怪的心理上的优越感:它让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以比较超脱的身分来观察汉族文化,来谈论国人的劣根性,来对待千百年来蒙古、满族以及帝国主义列强施加给中国人的耻辱.当然,在另一方面,这种优越感是暧昧的,带着一点点心虚和不好意思,毕竟我清楚,我的文化遗传已经全部是来自汉族.
然而, 根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血液的原因促使我不断地追究家乡的过去,促使我两次深入内蒙,去亲近草原.从我上面的叙述,大家已经看到,做为一个作家,我无法用学者的方式,来写作一篇标准的论文.因此,请大家原谅,我只能从一个亲身感受者的角度谈谈蒙古文化在这个时代的遭遇.
做为汉化的典型地区,我的老家二道湾子乡是在一九四五年之后被抹去最后一点民族特点的.在那之前,蒙汉不通婚,许多老人在家里还说蒙古话,喇嘛教也依然盛行.一家里有三个男孩子的,就会有一个去当喇嘛.
日本人的投降在东北人称来叫"事变"."事变"之后,东北在全国率先被解放,我老家的那座高大巍峨的喇嘛庙被改成了小学校,喇嘛们还俗回家.蒙汉通婚的界线被打破,一开始,娶了汉族媳妇的人家还被人看不起,但是后来,人们逐渐发现,汉族媳妇能吃苦,精明,能过日子.于是,娶汉族媳妇的越来越多.
民族融合的结果是彻底的汉化.现在我的老家已经没有会说蒙古话的人,最后一个会说蒙古话的老人"八十三",已经于十年前去世.人们已经不知道喇嘛教是什么东西,只是某户老宅还留下了"大喇嘛家""二喇嘛家"的叫法.过年与汉人一样包豆包\吃饺子\迎财神,而不是像蒙古人那样供火主\吃粘饭\祭上天.就连老奶奶讲给孙子们的民间传说,也完全是汉族的.唯一与汉人地区不同的,是相对于勤苦节俭到了极点的汉人,老乡们的日子显得粗疏懒散.他们常常说:"老蒙古到底是懒,要是汉人有我们这样的好地板,早就发家了."不过对于这种节俭,他们也有不以为然的地方,比如汉人请客,小碟子小碗,菜的内容有时也华而不实,就很让老乡们批评.从汉人那做客回来,才发现自己宴客的大方,可见蒙古人阔大豪放的作风毕竟还有一点流风遗韵.
二OO一年十月,我第一次随在包头工作的表哥去内蒙,去探寻我心目中蒙古人的家乡. 在幻想中我已经多次勾勒了草原的模样，这模样是建立在不断的阅读基础之上的，因此难免多出一层浪漫：蓝天白云下的草原象一张洁净的绿毯。穿着肮脏的蒙古袍，紫红脸膛，矮壮身躯的牧民，骑着矮小健壮的蒙古马，在眸子一样清澈的湖泊边照顾着他的羊群。我对这个在包头工作多年的表哥说,此行内蒙,我想住一住真正的蒙古包,吃一吃真正的蒙古饮食，骑一骑真正的蒙古马，感受一下真正的活生生的蒙古文化，以慰我的寻根之心.表哥满口应承下来,说在牧区有许多朋友,这完全不成问题.
草原给我的第一波视觉冲击力,超乎了我的预期.在越野车钻出古长城盘踞的群山那一刹那，草原上的风迎面扑来。蒙古高原出现在我们面前。感觉就是四个字：空空荡荡。房屋、村庄、树木、行人都被风一扫而空，只剩下赤裸的大地。天蓦然高了，地蓦然阔了，山蓦然矮了。大地象刚被上帝造成那天的样子一样，粗放坦荡，蜿蜒起伏，连绵不断，直接伸入天际。
沙漠风暴如同一只小小的甲虫，开始了在大地腹部无望地爬行。蒙古高原仅仅用它的壮阔无边就把我震动了。有生以来，大地作为楼房、道路和围墙的附属物而被人们视而不见。或者，进入视野的是被剥去皮肤露出褐色血淋淋肌肉的耕地。直到此时，我才见到了祖先生活过的真正的大地。蒙古人的勇敢、豪爽，是直接从这片粗犷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
这片壮阔的土地可以给马蹄以足够的自由，却并不足够友善。蒙古高原海拔一千米左右，冬天，西伯利亚的寒风象钢刀一样毫无遮挡地刮过，而夏天又变得酷热难当。水质苦咸，甚不洁净，易致人病。一场大雪或者一次干旱，很容易把羊群变成一堆白骨，让昨天还富足的牧民变得饥肠辘辘。一个蒙古人的一生，就是与狂风、大雪、干旱、洪水、野兽、瘟疫搏斗的一生。正是这些挑战，使蒙古族成为一个勇敢、剽悍的民族。他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在挑战面前从不退缩，因为退缩就意味着死亡。
历史不止有善恶一种维度。蒙古人崇尚暴力，热爱荣誉。他们给死气沉沉的农业文明带来一次次冲击，以免这潭死水腐烂。正是游牧民族的野性和活力一次次打碎了格式化的世界，使它不得不重新组合发展，为新的文明生长制造了足够的空间。游牧文化中有许多宝贵的品质。特别是几千年农业文明积累下来的负面因素越来越成为我们身上的负担时，草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精神源泉。对草原的第一印象,使我对这次旅行充满了期待.然而,随之而来的却与我的想象大不相同.表哥给我安排的地方是中蒙边界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表哥在旗上有一个朋友，主管畜牧。
车从包头北行三个小时后,我们才出了农区。草原美不胜收,秋阳下的枯草散发着一股焦黄的、烤熟的麦子味道。然而一路紧张地张望，一直没有见到蒙古包，有的只是相隔二三里路一座的砖房。进入牧区不久，草地就逐渐出现沙化的迹象。许多地方长起了一蓬一蓬的沙草，更多的地方牧草短得可有可无，沙碛触目惊心地连成一片，草原象是长了皮肤病。羊群出现了，它们步履凝重，费力地拔除着短短的草根，似乎是为了把沙碛地整理得更干净一些。电视上屡次见到草地沙漠化，一旦亲临其境，感觉象是亲眼看到了自己的皮肤上的溃口一样，仍然震惊不已。
在内蒙，所有的农业潜力已经被挖掘殆尽，即使亩产只有一百多斤，这块地也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被开垦成农田。由于内蒙从根本上说不适合农业，所以大部分土地上只能种土豆，这就是我在内蒙那几天天天吃到又粗又白的土豆粉的原因。在习惯耕作的汉族农民眼里，让土地长草而不是长庄稼，是一种无法容忍的事。“农耕”先进、“畜牧”落后，这一思想在农耕民族头脑里根深蒂固，所以他们主导下的国家政权当然把对内蒙来说绝对错误的产业选择--“重农轻牧”，一以贯之地延续了下来。从过去皇帝们实施“主谷制”、“屯田制”，到现代的“以粮为纲”和“牧民不吃亏心粮”，以及大批生产建设兵团开进草原地区，都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畜牧业在全区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时至今日还不明确。尽管1986年自治区党委也曾提出“念草木经，兴畜牧业”为全区经济建设主攻方向，但这一正确的主张都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时隔不久，又提出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成为“国家的商品粮基地”的口号，并把它升格为经济布局的长期政策，直到1997年还在鼓励扩大耕地。于是所谓“开垦宜农荒地480万亩”被确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指标。第三次草原开垦高潮就是在这个年代发生的。
内蒙的荒漠化因此而产生。蒙古族学者恩和研究表明，内蒙古地区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在20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40年间从6867.0万公顷减少到5170.0万公顷，净减少1697.0万公顷，保持丰美景观的原生草原已所剩无几；现有草原的23.5%也已受到严重破坏。在世界所有的蒙古族聚居地，中国内蒙是荒漠化发展最严重的地区。相比之下；蒙古国的天然草地在此期间从1.30亿公顷降至2000年的1.26亿公顷，净减少400万公顷，下降率尚不足3.1%，现有草原的6.8%即860万公顷受到严重破坏，至少还有30%以上的草原保持着天然原貌。从根源上说，内蒙古草原生态恶化的实质是垦殖型荒漠化。把牧民的所谓超载过牧当作导致草原荒漠化的首要原因，实际上是找了某种意义上的“替罪羊”而已。
我们来到了旗政府所在地百灵庙，表哥的那个朋友告诉我, 草场承包了之后，游牧的牧民几乎没有了。没有游牧也就没有了蒙古包。看着我满脸的失望，他说别着急，中蒙边境那也许还有，那边地广人稀。他托那里的朋友替我打听一下。在此之前，他把我安排到离百灵庙不远的一户定居牧民朋友家里。他们也是地地道道的蒙古人，定居不过几年时间。
下午三点，我们到了察干图路。这里的草情稍好，象一个悄悄开始谢顶的人，还能够维持表面的繁荣。一座平顶砖房孤另另地矗立在草原上，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家。
四间和内地一样的普普通通的砖房，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表明了主人的勤快。地上是瓷砖，墙上是“仿瓷大白”，组合柜上摆着海飞丝和大宝ＳＯＤ蜜。
女主人殷勤地端出了一盘瓜子,而不是我期待的奶酪.她穿着一件样式时髦的红毛衣，面貌削瘦，举止利索，看上去和内地妇女没有什么区别。表哥的朋友和她说了一通蒙语，就放心地走了，说三天之后来接我。
女主人坐下和我攀谈起来，她的汉语说得相当好。这是一个四口之家，男主人叫六十一，蒙语发音是“吉日尼格”，到旗上去办事了。女主人叫阿拉腾花，“金花”的意思。一对儿女在呼市读中专。
这是一个勤劳的蒙族牧民家庭，日子蒸蒸日上。改革开放以后，草场承包了，他们分到一万亩（天哪！一万亩！），都用铁丝网起来（光买铁丝就花了一万多元钱）。他们建起了这座砖房，开始定居。由于勤劳，也由于精打细算，他们现在已拥有四百头羊，三十多头牛，两台摩托车，年收入三万元左右，内地农民根本没法和他们比。专门从农区雇了一个汉族老头给他们放羊，一年工资三千。他们自己只做做起粪、饮羊之类的活，劳动比以前轻多了。
天黑下来了。草原的天很短。一阵摩托车的轰鸣，男主人六十一回来了。他长着一副和我想象中一模一样的典型蒙古人相貌：粗壮的身躯，上身过长，而两腿过短，这是世代骑马的遗传。宽阔的面孔被高原的阳光晒成了紫红色。他那双棕黄色的眼睛很直接地盯着我，没有一丝闪烁，也没有我习惯的客套和权衡。这就是我想象中的蒙古人的样子。可惜六十一的汉语说得不好，而且很不善于表达。他习惯于不停地干活，除此之外，就安静地坐在什么地方，半日不发一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知他在想些什么。
晚饭端上来了，香味儿弥漫了一屋子，可是内容却让我大失所望：一大盘千层饼，一大盆烩菜，内容是白菜、土豆、西红柿、青椒和羊肉丁。这些青菜都是阿拉腾花自己在草原上开荒种的。
草原的夜晚是寂寞的,没有电,阿拉腾花打开收音机，里面传出软绵绵的流行歌曲，用蒙语演唱，旋律却是杨玉莹的歌。听收音机是缓解寂寞的唯一方式。虽然很少和外界交流，夫妇俩却并不孤陋寡闻，他们知道美国总统是谁，也知道包头和呼市之间有了高速公路。这个收音机和一件缝纫活计能陪阿拉腾花度过漫长的一天。
在和阿拉腾花交谈中，我得知原来周围的牧民大部分居然是汉族，他们都是从山西等地搬到这里的。现在，方圆几十里的十几家牧民中，只有两家是蒙族。这就是阿拉腾花汉语说得这样好的原因。他们日常打交道的都是汉族，说蒙语的机会越来越少。现在，两个孩子回家，大部分时候都是汉语交谈。羊越来越多了，原因是人越来越多。阿拉腾花吉日尼格小时候，得跑上半天才能见到一座蒙古包。现在，只要你登上一片高岗，四处一望，保准能看到一户人家。
听到我的三个愿望，阿拉腾花笑了。在他家，能满足我的，也许就是骑一回蒙古马了。他们有一匹骟了的灰马，由于买了两台摩托，所以失去了用武之地，被散放在草场之内，他们已经快一年没见到这匹马的踪影了。不过，要是想骑，骑上摩托马上就能找到。
可是我的愿望一个也没能实现。第三天头上，表哥的朋友来了。这三天他为了找蒙古包，打听了许多人，终于打听到，有人在离中蒙边境十几公里的地方，看到了一片蒙古包。他驱车前去，却一无所获。有人告诉他，确实有十几户人家在这里倒场。然而，由于天气寒冷，他们已经在昨天收起了帐蓬，回定居点去了！
为了安慰我的失望，吉日尼格和阿拉腾花骑上摩托，去找他们那匹马。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两的身影才出现在房子前面。没有看见灰马的影子，牵着的却是一匹黑色的小驴。灰马由于多年不骑，已经变成了野马，吉日尼格费了老大劲制服了它，刚刚骑上去就被掀了下来。没办法，他们只好把平时拉草的小驴牵回来了。你骑骑驴么，骑上驴到前面草场上转一圈，这头驴很听话的。”
小黑驴好象有点不好意思似地羞涩地看着地面。白鼻子白蹄，挺漂亮的一头小驴。
好吧。吉日尼格给我找来了多年不用的马鞍，套在了小黑驴身上，我翻身上驴，用手一拍驴屁股，慢悠悠地上路了。这头驴确实很听话，骑在驴背上感觉很平稳。我把吉日尼格的草场巡视了一遍，所有的铁丝网都完好无损。深秋的草原莫名其妙地有点忧伤。
蒙古文化包含诸多内容。包括以崇拜腾格里为核心的原始宗教，包括以马、蒙古包、蒙古袍为象征的生活方式，包括以长调为代表的艺术形式。每个人对民族文化的理解不同，在我眼里，蒙古文化的核心是单纯的人际观与自然观。在当今时代，这实在是稀缺的心灵资源。
我曾经采访过内蒙的一个先进模范人物：巴特尔。使他成为“XX部选定的重点典型”的原因，是他的父亲系建国后首批授衔的少将，离休前一直是内蒙的高官。而他在文革中下乡插队，文革后主动放弃返城机会，甘心在草原深处做一个普通牧民。到巴特尔家之前，我猜想这也许是一个没多大意思的人。到了他家之后，我被他的故事感动了。
文革中，他的父亲被打倒，他从人人尊重的高干子弟顷刻间成了人人喊打的狗崽子，在城里深刻体会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后被迫下乡插队。
然而，在他平生见过的最荒凉的地方，他感受到了天底下最浓厚的感情。
有一次，公社的马丢了，巴特尔他们出去找了很远才找到。回来的路上饥寒交迫，看见一个蒙古包就钻了进去。素不相识的主人给他们做了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面条。在七几年的草原上，面条可是难得的食物。几个汉子立刻狼吞虎咽起来。
主人家几个脏乎乎的小孩子咬着指头，神情专注地看着这几个人。巴特尔想，草原上遇到一个生人不容易，所以这几个孩子才对他们这样好奇。几个汉子把最后一根面条捞净，吃得肚子溜圆，才放下筷子。这时，那几个小孩子赛跑般冲上来，抢着喝盆里剩下的汤。
巴特尔在那一刻非常感动。这些经常不洗脸的牧民们表情木讷，不善言辞，但是目光明亮，看人的时候从不闪烁。他们不懂什么叫自私、做作、虚伪。简单而广阔的草原给了他们无私而干净的心。
那时草原上收养了许多上海孤儿，巴特尔看到牧民们对这些外来的孩子比自己的孩子还要亲。三九天里，他们把亲生孩子打发出去放牛放羊，让上海孤儿们呆在蒙古包里做些轻活。甚至，当家里供不起所有孩子上学的时候，他们让上海孤儿去上，因为他们觉得上海孤儿们本来已经够可怜了。巴特尔爱上了草原，爱上了真正的蒙古人。
文革结束，知青纷纷回城。他却已经开始讨厌城市的喧闹、冷漠和精明。有一次，他回呼市给公社修一架机器，在家呆了两个多月。社员们都以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当他再次出现在草原上的时候，整个草原都轰动了。人们带着各种吃的，穿的，用的，跑来看他。人们喜欢他这个见多识广的不嫌弃草原的城里人，他的回来成了草原上的节日。那些原来在一起经常说说笑笑的朋友现在一言不发，只是眼含泪水，冲上来紧紧地抱住他，好象生怕他再跑掉一样。
就在那一刻，巴特尔在心里对自己说：“草原上的雄鹰会展翅飞翔，但是我巴特尔，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我非常理解巴特尔，也同意他的选择。如果我处于他的处境，也许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即使是这次失望的内蒙之行，我也已经感受到了蒙古人性情深处的真诚善良。在吉日尼格家的前面不远处还有一座旧砖房。吉日尼格说那是他们家原来的房子，现在里面住着一户汉族朋友。两口子原来都在旗上的工厂，现在双双下岗，只好借他们的房子和草场，养了一百多头羊度日。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三十亩地养一只羊。吉日尼格家的羊群本来已经超载了，又借用给别人，更是难于承受。借给他们房子和草场，一年要多少钱呢？不要钱嘛，好朋友嘛。吉日尼格说。象是在说一件极为平常的事。这件事在他看来确实是非常的平常。就象表哥的朋友一句话，就把我扔在他家，连一句添麻烦的话都不用说。
毕竟是到了草原。
可是这种纯净现在已经越来越被污染了。在吉日尼格家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围着熬茶壶，聊到很晚。阿拉腾花和吉日尼格讲起以前住蒙古包穿蒙古袍时的日子。那时候没有公路，没有砖房，没有摩托，劳动苦，吃的也不好，可是回忆起来却没有苦，觉得劳动很快乐。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可是快乐却不多了。那时候附近几家人和一家人一样，不分彼此，现在自己过的是自己的日子，人和人越来越疏远了。以前，草原上从来没有偷盗的情况，牛羊从来不用管，蒙古包的门上没有锁。现在，出现了偷羊的贼，晚上开着车到人家羊群里来抓羊，家里不敢再没有人了。甚至还出现了强盗。去年，吉日尼格在去旗里的路上，看到两个人躺在路边。他以为出了车祸，赶紧上前去救，不成想那是两个抢劫的，他们捆住吉日尼格，骑跑了他的摩托。
越来越多的人家里安上了风力发电机，买了电视。由于人口越来越多，居住地越来越近，许多人骑着摩托聚到一起昼夜打麻将。没有条件打麻将的人反抗寂寞的办法就是喝酒。草原上，经常有的人家因为喝酒喝光了所有的家产。草原上说蒙语的越来越少了。旗上的蒙古小孩都不会说蒙语了，祭火祭敖包这些蒙古风俗早都没有了。现在牧民结婚也都到旗上或者呼市去照婚纱照，过去的送哈达请“昭齐”之类的仪式都渐渐取消了。马不再有人骑了，蒙古袍不再有人穿了。
吉日尼格和阿拉腾花为了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争论起来。吉日尼格认为变好了：“骑摩托比骑马不强？住房子比住帐房不强？吃菜比吃肉不强？过去骑马去旗里，得走上大半天，屁股磨得疼得不行。现在来回不到两个小时。过去住帐房，四处漏风，烟薰得乌黑乌黑，没有一块干净地方。现在暖暖和和，多好。过去一年到头吃不上青菜，现在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吉日尼格说的千真万确，无可辩驳。在物质进步和保留传统之间，人们有太多理由选择前者。很多东西是不经意间丢掉的。沉默了一会，我说我到内蒙一直想买一盘长调的磁带，找遍了包头和百灵庙，都没有买到。那些改良的民歌和蒙语的流行歌曲，听了让人不舒服。对这一点吉日尼格深表同感。他承认，这是很让人惋惜的事。“腾格尔唱的那不叫蒙古族的歌！”他说。“过去草原上的人都会唱长调，现在的年青人不唱了，他们就会唱腾格尔。”
“你们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白天劳动，晚上就是唱歌嘛。一唱起来，完全忘记累了。大家比着唱哩，每个人都会百十首，都是一代代传下的。现在都要失传了！我的两个娃娃蒙古话都说不好，还唱歌哩！”
我请求吉日尼格给我唱首歌。“好几年不唱了，都生了呢。”吉日尼格害羞地笑了一下。沉默了几秒钟，他突然开了口。歌声从他那宽厚的胸膛里直接淌出来，又亮又厚，高音区拔得极高。这个外表粗糙的牧民居然有这样好的嗓子！说实话，那些所谓的歌手和他简直不能同日而语。
这是一首悠扬而又忧伤的歌。唱完了，他把大意翻译成汉语：骑上马，骑上一对对枣骝马，姑娘出嫁走了。
姊妹两从小父母一样喂大，走到山南海北，也是想到家乡，想到父母的恩情。草原再广阔也挡不住对父母的思念。父母哟，明年我就会探望家乡。几千年前，成吉思汗就已经洞悉了定居的危险。在想到他的后代们将抛弃艰苦的草原生活而向往定居生活时，他悔恨地沉思：
我们的后裔将穿戴织金衣，吃鲜肥食，骑乘骏马，拥抱美貌的妻子。但他们不说：‘这都是由我们的父兄得来的’，他们将忘掉我们和这个伟大的日子！（多桑《蒙古史》）
成吉思汗惧怕草原之外的生活。他讨厌温和的气候，因为这种气候令人松懈。每次战役之后，他就返回北方，在贝加尔湖附近度夏。“在打败了札兰丁之后，故意躲开就在他脚下的印度，因为对于从阿尔泰山来的成吉思汗来说，印度好像是魔窟。无论如何，他对舒适的文明生活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当他的曾孙子们住进北京和大不里士的宫殿时，他们随即开始堕落。”（草原帝国）
吉日尼格家的生活图景让我这个来寻访传统的人沮丧，虽然他们富足安定，然而，我却清楚地嗅到了一种不祥的气息：游牧文化正在死亡的气息。
游牧民族的本质流动。勇敢、进取、好奇是因为不断流动，不停地应对挑战。善良、重义、好客是因为人烟稀少，关系简单。蒙古长调的魅力在于它歌颂着传说中的流奶的地方。而一旦定居了，这些品质势必慢慢死去。定居不可避免地使人知足、保守、患得患失。而人烟的聚集将滋生狡诈、欺骗和无耻。一旦物质享受占据了全部心灵空间，长调中的悲苦忧伤自然就变成了欢快甜腻。
我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也许，一百年后，当人们再谈起草原，会说：据说很久的从前，在中国北方是一片广阔的草原，这里曾经生活过一个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穿蒙古袍，说蒙古语，与马为朋，逐水草而居，住在一种叫蒙古包的白色帐房里。他们会唱一种优美而忧伤的长调。当草原夏日，当马奶酒盛在了银碗里，篝火点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弹起胡毕斯，让忧伤的长调划破草原的寂静。歌声里，有少女粗砾的爱情，有男人之间的友谊和冲突，还有古老的战争和他们的首领成吉思汗。
对于"少数民族"这个身分标记，我的感觉稍许有些复杂。我出生在辽宁西部建昌县的二道湾子蒙古族自治乡。然而，在十岁以前，我并不知道自己是蒙古族，或者说，作为一个孩子，我头脑中并没有"民族"这个概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求学生们填一张家庭情况调查表。这张表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太深奥了,"籍贯""出身""民族"这些词汇的含义超出了一九八二年时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的知识范围。我把表带回了家,问母亲"民族"一栏应该怎么填.母亲说填"蒙古族".
使我感觉惊讶的并不是此刻,而是第二天上学交表的时候。老师看了我的表,对我说:"哦?你是少数民族啊!"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别的同学在民族一栏里填的都是"汉族"。
我为这一崭新的发现兴奋不已.我与众不同!这是多么良好的感觉!同学们都用一种羡慕甚至崇拜的眼光看着我,看得出来,他们多么希望自己也是一个少数民族,而不是普普通通的汉族,可惜他们不能够。
这种种稚气的虚荣心的满足就是小学生我知道自己的族属之后的全部心理反应。它对我的生活并没有产生任何真正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自己所属的民族产生了探究的好奇.我想通过这种探究来分别自己身上"与众不同"的地方。可是探究的结果令人十分失望.我的老家与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相近,我的家族和喀拉沁蒙古尚保持亲戚关系,不过年代久远,很少走动了.
据史书记载，我的祖先源自蒙古兀良哈三卫的喀喇沁部。明朝以前，他们游牧于张家口外。大约四百年前，咯喇泌部我的老祖宗们骑着马从草原上一路呼喊而来，在内战中打败了蒙古林丹汗，在辽西建立了喀喇泌左旗。他们选错了地方，因为不久汉人们也来到这里寻找土地。蒙汉杂居不长时间以后，我的老祖宗们就禁不住定居的诱惑，扔下了鞭子，拿起了锄头，卷起了蒙古包上的毡子，住进了土坯房。草原的风霜从他们的身上褪去，在土地上劳作弄得他们灰头土脸，他们与汉人齐心合力，很快把辽西肥美的草场变成了水土流失的典型地区，把自己从马背上的骄子变成了躬腰塌背的农民。同时，也让我这个血管里流着光荣的兀良哈三卫血液的人只能在睡梦中见到草原和马。
每次回老家,我都留意搜寻文字记载的蒙古族风俗,可是一无所获.老家人的生活起居,风俗习惯与周围的汉人毫无二致.这让我大失所望,也自觉愧对那些用羡慕的眼光看我的同学.做为一个完全汉化了的少数民族,民族身分对我的实际生活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与众不同的不过是上大学的时候,每个学期能领到十几元的"少数民族津贴".现在,做为一个作家,我乐于在简介中注明自己的民族身分,它使得我可以参加某些少数民族文学奖项的评比,这也许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小小的好处.除此之外,做为一个中国人和做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民族族属带给我的是一种奇怪的心理上的优越感:它让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以比较超脱的身分来观察汉族文化,来谈论国人的劣根性,来对待千百年来蒙古、满族以及帝国主义列强施加给中国人的耻辱.当然,在另一方面,这种优越感是暧昧的,带着一点点心虚和不好意思,毕竟我清楚,我的文化遗传已经全部是来自汉族.
然而, 根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血液的原因促使我不断地追究家乡的过去,促使我两次深入内蒙,去亲近草原.从我上面的叙述,大家已经看到,做为一个作家,我无法用学者的方式,来写作一篇标准的论文.因此,请大家原谅,我只能从一个亲身感受者的角度谈谈蒙古文化在这个时代的遭遇.
做为汉化的典型地区,我的老家二道湾子乡是在一九四五年之后被抹去最后一点民族特点的.在那之前,蒙汉不通婚,许多老人在家里还说蒙古话,喇嘛教也依然盛行.一家里有三个男孩子的,就会有一个去当喇嘛.
日本人的投降在东北人称来叫"事变"."事变"之后,东北在全国率先被解放,我老家的那座高大巍峨的喇嘛庙被改成了小学校,喇嘛们还俗回家.蒙汉通婚的界线被打破,一开始,娶了汉族媳妇的人家还被人看不起,但是后来,人们逐渐发现,汉族媳妇能吃苦,精明,能过日子.于是,娶汉族媳妇的越来越多.
民族融合的结果是彻底的汉化.现在我的老家已经没有会说蒙古话的人,最后一个会说蒙古话的老人"八十三",已经于十年前去世.人们已经不知道喇嘛教是什么东西,只是某户老宅还留下了"大喇嘛家""二喇嘛家"的叫法.过年与汉人一样包豆包\吃饺子\迎财神,而不是像蒙古人那样供火主\吃粘饭\祭上天.就连老奶奶讲给孙子们的民间传说,也完全是汉族的.唯一与汉人地区不同的,是相对于勤苦节俭到了极点的汉人,老乡们的日子显得粗疏懒散.他们常常说:"老蒙古到底是懒,要是汉人有我们这样的好地板,早就发家了."不过对于这种节俭,他们也有不以为然的地方,比如汉人请客,小碟子小碗,菜的内容有时也华而不实,就很让老乡们批评.从汉人那做客回来,才发现自己宴客的大方,可见蒙古人阔大豪放的作风毕竟还有一点流风遗韵.
二OO一年十月,我第一次随在包头工作的表哥去内蒙,去探寻我心目中蒙古人的家乡. 在幻想中我已经多次勾勒了草原的模样，这模样是建立在不断的阅读基础之上的，因此难免多出一层浪漫：蓝天白云下的草原象一张洁净的绿毯。穿着肮脏的蒙古袍，紫红脸膛，矮壮身躯的牧民，骑着矮小健壮的蒙古马，在眸子一样清澈的湖泊边照顾着他的羊群。我对这个在包头工作多年的表哥说,此行内蒙,我想住一住真正的蒙古包,吃一吃真正的蒙古饮食，骑一骑真正的蒙古马，感受一下真正的活生生的蒙古文化，以慰我的寻根之心.表哥满口应承下来,说在牧区有许多朋友,这完全不成问题.
草原给我的第一波视觉冲击力,超乎了我的预期.在越野车钻出古长城盘踞的群山那一刹那，草原上的风迎面扑来。蒙古高原出现在我们面前。感觉就是四个字：空空荡荡。房屋、村庄、树木、行人都被风一扫而空，只剩下赤裸的大地。天蓦然高了，地蓦然阔了，山蓦然矮了。大地象刚被上帝造成那天的样子一样，粗放坦荡，蜿蜒起伏，连绵不断，直接伸入天际。
沙漠风暴如同一只小小的甲虫，开始了在大地腹部无望地爬行。蒙古高原仅仅用它的壮阔无边就把我震动了。有生以来，大地作为楼房、道路和围墙的附属物而被人们视而不见。或者，进入视野的是被剥去皮肤露出褐色血淋淋肌肉的耕地。直到此时，我才见到了祖先生活过的真正的大地。蒙古人的勇敢、豪爽，是直接从这片粗犷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
这片壮阔的土地可以给马蹄以足够的自由，却并不足够友善。蒙古高原海拔一千米左右，冬天，西伯利亚的寒风象钢刀一样毫无遮挡地刮过，而夏天又变得酷热难当。水质苦咸，甚不洁净，易致人病。一场大雪或者一次干旱，很容易把羊群变成一堆白骨，让昨天还富足的牧民变得饥肠辘辘。一个蒙古人的一生，就是与狂风、大雪、干旱、洪水、野兽、瘟疫搏斗的一生。正是这些挑战，使蒙古族成为一个勇敢、剽悍的民族。他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在挑战面前从不退缩，因为退缩就意味着死亡。
历史不止有善恶一种维度。蒙古人崇尚暴力，热爱荣誉。他们给死气沉沉的农业文明带来一次次冲击，以免这潭死水腐烂。正是游牧民族的野性和活力一次次打碎了格式化的世界，使它不得不重新组合发展，为新的文明生长制造了足够的空间。游牧文化中有许多宝贵的品质。特别是几千年农业文明积累下来的负面因素越来越成为我们身上的负担时，草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精神源泉。对草原的第一印象,使我对这次旅行充满了期待.然而,随之而来的却与我的想象大不相同.表哥给我安排的地方是中蒙边界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表哥在旗上有一个朋友，主管畜牧。
车从包头北行三个小时后,我们才出了农区。草原美不胜收,秋阳下的枯草散发着一股焦黄的、烤熟的麦子味道。然而一路紧张地张望，一直没有见到蒙古包，有的只是相隔二三里路一座的砖房。进入牧区不久，草地就逐渐出现沙化的迹象。许多地方长起了一蓬一蓬的沙草，更多的地方牧草短得可有可无，沙碛触目惊心地连成一片，草原象是长了皮肤病。羊群出现了，它们步履凝重，费力地拔除着短短的草根，似乎是为了把沙碛地整理得更干净一些。电视上屡次见到草地沙漠化，一旦亲临其境，感觉象是亲眼看到了自己的皮肤上的溃口一样，仍然震惊不已。
在内蒙，所有的农业潜力已经被挖掘殆尽，即使亩产只有一百多斤，这块地也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被开垦成农田。由于内蒙从根本上说不适合农业，所以大部分土地上只能种土豆，这就是我在内蒙那几天天天吃到又粗又白的土豆粉的原因。在习惯耕作的汉族农民眼里，让土地长草而不是长庄稼，是一种无法容忍的事。“农耕”先进、“畜牧”落后，这一思想在农耕民族头脑里根深蒂固，所以他们主导下的国家政权当然把对内蒙来说绝对错误的产业选择--“重农轻牧”，一以贯之地延续了下来。从过去皇帝们实施“主谷制”、“屯田制”，到现代的“以粮为纲”和“牧民不吃亏心粮”，以及大批生产建设兵团开进草原地区，都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畜牧业在全区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时至今日还不明确。尽管1986年自治区党委也曾提出“念草木经，兴畜牧业”为全区经济建设主攻方向，但这一正确的主张都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时隔不久，又提出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成为“国家的商品粮基地”的口号，并把它升格为经济布局的长期政策，直到1997年还在鼓励扩大耕地。于是所谓“开垦宜农荒地480万亩”被确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指标。第三次草原开垦高潮就是在这个年代发生的。
内蒙的荒漠化因此而产生。蒙古族学者恩和研究表明，内蒙古地区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在20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40年间从6867.0万公顷减少到5170.0万公顷，净减少1697.0万公顷，保持丰美景观的原生草原已所剩无几；现有草原的23.5%也已受到严重破坏。在世界所有的蒙古族聚居地，中国内蒙是荒漠化发展最严重的地区。相比之下；蒙古国的天然草地在此期间从1.30亿公顷降至2000年的1.26亿公顷，净减少400万公顷，下降率尚不足3.1%，现有草原的6.8%即860万公顷受到严重破坏，至少还有30%以上的草原保持着天然原貌。从根源上说，内蒙古草原生态恶化的实质是垦殖型荒漠化。把牧民的所谓超载过牧当作导致草原荒漠化的首要原因，实际上是找了某种意义上的“替罪羊”而已。
我们来到了旗政府所在地百灵庙，表哥的那个朋友告诉我, 草场承包了之后，游牧的牧民几乎没有了。没有游牧也就没有了蒙古包。看着我满脸的失望，他说别着急，中蒙边境那也许还有，那边地广人稀。他托那里的朋友替我打听一下。在此之前，他把我安排到离百灵庙不远的一户定居牧民朋友家里。他们也是地地道道的蒙古人，定居不过几年时间。
下午三点，我们到了察干图路。这里的草情稍好，象一个悄悄开始谢顶的人，还能够维持表面的繁荣。一座平顶砖房孤另另地矗立在草原上，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家。
四间和内地一样的普普通通的砖房，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表明了主人的勤快。地上是瓷砖，墙上是“仿瓷大白”，组合柜上摆着海飞丝和大宝ＳＯＤ蜜。
女主人殷勤地端出了一盘瓜子,而不是我期待的奶酪.她穿着一件样式时髦的红毛衣，面貌削瘦，举止利索，看上去和内地妇女没有什么区别。表哥的朋友和她说了一通蒙语，就放心地走了，说三天之后来接我。
女主人坐下和我攀谈起来，她的汉语说得相当好。这是一个四口之家，男主人叫六十一，蒙语发音是“吉日尼格”，到旗上去办事了。女主人叫阿拉腾花，“金花”的意思。一对儿女在呼市读中专。
这是一个勤劳的蒙族牧民家庭，日子蒸蒸日上。改革开放以后，草场承包了，他们分到一万亩（天哪！一万亩！），都用铁丝网起来（光买铁丝就花了一万多元钱）。他们建起了这座砖房，开始定居。由于勤劳，也由于精打细算，他们现在已拥有四百头羊，三十多头牛，两台摩托车，年收入三万元左右，内地农民根本没法和他们比。专门从农区雇了一个汉族老头给他们放羊，一年工资三千。他们自己只做做起粪、饮羊之类的活，劳动比以前轻多了。
天黑下来了。草原的天很短。一阵摩托车的轰鸣，男主人六十一回来了。他长着一副和我想象中一模一样的典型蒙古人相貌：粗壮的身躯，上身过长，而两腿过短，这是世代骑马的遗传。宽阔的面孔被高原的阳光晒成了紫红色。他那双棕黄色的眼睛很直接地盯着我，没有一丝闪烁，也没有我习惯的客套和权衡。这就是我想象中的蒙古人的样子。可惜六十一的汉语说得不好，而且很不善于表达。他习惯于不停地干活，除此之外，就安静地坐在什么地方，半日不发一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知他在想些什么。
晚饭端上来了，香味儿弥漫了一屋子，可是内容却让我大失所望：一大盘千层饼，一大盆烩菜，内容是白菜、土豆、西红柿、青椒和羊肉丁。这些青菜都是阿拉腾花自己在草原上开荒种的。
草原的夜晚是寂寞的,没有电,阿拉腾花打开收音机，里面传出软绵绵的流行歌曲，用蒙语演唱，旋律却是杨玉莹的歌。听收音机是缓解寂寞的唯一方式。虽然很少和外界交流，夫妇俩却并不孤陋寡闻，他们知道美国总统是谁，也知道包头和呼市之间有了高速公路。这个收音机和一件缝纫活计能陪阿拉腾花度过漫长的一天。
在和阿拉腾花交谈中，我得知原来周围的牧民大部分居然是汉族，他们都是从山西等地搬到这里的。现在，方圆几十里的十几家牧民中，只有两家是蒙族。这就是阿拉腾花汉语说得这样好的原因。他们日常打交道的都是汉族，说蒙语的机会越来越少。现在，两个孩子回家，大部分时候都是汉语交谈。羊越来越多了，原因是人越来越多。阿拉腾花吉日尼格小时候，得跑上半天才能见到一座蒙古包。现在，只要你登上一片高岗，四处一望，保准能看到一户人家。
听到我的三个愿望，阿拉腾花笑了。在他家，能满足我的，也许就是骑一回蒙古马了。他们有一匹骟了的灰马，由于买了两台摩托，所以失去了用武之地，被散放在草场之内，他们已经快一年没见到这匹马的踪影了。不过，要是想骑，骑上摩托马上就能找到。
可是我的愿望一个也没能实现。第三天头上，表哥的朋友来了。这三天他为了找蒙古包，打听了许多人，终于打听到，有人在离中蒙边境十几公里的地方，看到了一片蒙古包。他驱车前去，却一无所获。有人告诉他，确实有十几户人家在这里倒场。然而，由于天气寒冷，他们已经在昨天收起了帐蓬，回定居点去了！
为了安慰我的失望，吉日尼格和阿拉腾花骑上摩托，去找他们那匹马。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两的身影才出现在房子前面。没有看见灰马的影子，牵着的却是一匹黑色的小驴。灰马由于多年不骑，已经变成了野马，吉日尼格费了老大劲制服了它，刚刚骑上去就被掀了下来。没办法，他们只好把平时拉草的小驴牵回来了。你骑骑驴么，骑上驴到前面草场上转一圈，这头驴很听话的。”
小黑驴好象有点不好意思似地羞涩地看着地面。白鼻子白蹄，挺漂亮的一头小驴。
好吧。吉日尼格给我找来了多年不用的马鞍，套在了小黑驴身上，我翻身上驴，用手一拍驴屁股，慢悠悠地上路了。这头驴确实很听话，骑在驴背上感觉很平稳。我把吉日尼格的草场巡视了一遍，所有的铁丝网都完好无损。深秋的草原莫名其妙地有点忧伤。
蒙古文化包含诸多内容。包括以崇拜腾格里为核心的原始宗教，包括以马、蒙古包、蒙古袍为象征的生活方式，包括以长调为代表的艺术形式。每个人对民族文化的理解不同，在我眼里，蒙古文化的核心是单纯的人际观与自然观。在当今时代，这实在是稀缺的心灵资源。
我曾经采访过内蒙的一个先进模范人物：巴特尔。使他成为“XX部选定的重点典型”的原因，是他的父亲系建国后首批授衔的少将，离休前一直是内蒙的高官。而他在文革中下乡插队，文革后主动放弃返城机会，甘心在草原深处做一个普通牧民。到巴特尔家之前，我猜想这也许是一个没多大意思的人。到了他家之后，我被他的故事感动了。
文革中，他的父亲被打倒，他从人人尊重的高干子弟顷刻间成了人人喊打的狗崽子，在城里深刻体会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后被迫下乡插队。
然而，在他平生见过的最荒凉的地方，他感受到了天底下最浓厚的感情。
有一次，公社的马丢了，巴特尔他们出去找了很远才找到。回来的路上饥寒交迫，看见一个蒙古包就钻了进去。素不相识的主人给他们做了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面条。在七几年的草原上，面条可是难得的食物。几个汉子立刻狼吞虎咽起来。
主人家几个脏乎乎的小孩子咬着指头，神情专注地看着这几个人。巴特尔想，草原上遇到一个生人不容易，所以这几个孩子才对他们这样好奇。几个汉子把最后一根面条捞净，吃得肚子溜圆，才放下筷子。这时，那几个小孩子赛跑般冲上来，抢着喝盆里剩下的汤。
巴特尔在那一刻非常感动。这些经常不洗脸的牧民们表情木讷，不善言辞，但是目光明亮，看人的时候从不闪烁。他们不懂什么叫自私、做作、虚伪。简单而广阔的草原给了他们无私而干净的心。
那时草原上收养了许多上海孤儿，巴特尔看到牧民们对这些外来的孩子比自己的孩子还要亲。三九天里，他们把亲生孩子打发出去放牛放羊，让上海孤儿们呆在蒙古包里做些轻活。甚至，当家里供不起所有孩子上学的时候，他们让上海孤儿去上，因为他们觉得上海孤儿们本来已经够可怜了。巴特尔爱上了草原，爱上了真正的蒙古人。
文革结束，知青纷纷回城。他却已经开始讨厌城市的喧闹、冷漠和精明。有一次，他回呼市给公社修一架机器，在家呆了两个多月。社员们都以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当他再次出现在草原上的时候，整个草原都轰动了。人们带着各种吃的，穿的，用的，跑来看他。人们喜欢他这个见多识广的不嫌弃草原的城里人，他的回来成了草原上的节日。那些原来在一起经常说说笑笑的朋友现在一言不发，只是眼含泪水，冲上来紧紧地抱住他，好象生怕他再跑掉一样。
就在那一刻，巴特尔在心里对自己说：“草原上的雄鹰会展翅飞翔，但是我巴特尔，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我非常理解巴特尔，也同意他的选择。如果我处于他的处境，也许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即使是这次失望的内蒙之行，我也已经感受到了蒙古人性情深处的真诚善良。在吉日尼格家的前面不远处还有一座旧砖房。吉日尼格说那是他们家原来的房子，现在里面住着一户汉族朋友。两口子原来都在旗上的工厂，现在双双下岗，只好借他们的房子和草场，养了一百多头羊度日。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三十亩地养一只羊。吉日尼格家的羊群本来已经超载了，又借用给别人，更是难于承受。借给他们房子和草场，一年要多少钱呢？不要钱嘛，好朋友嘛。吉日尼格说。象是在说一件极为平常的事。这件事在他看来确实是非常的平常。就象表哥的朋友一句话，就把我扔在他家，连一句添麻烦的话都不用说。
毕竟是到了草原。
可是这种纯净现在已经越来越被污染了。在吉日尼格家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围着熬茶壶，聊到很晚。阿拉腾花和吉日尼格讲起以前住蒙古包穿蒙古袍时的日子。那时候没有公路，没有砖房，没有摩托，劳动苦，吃的也不好，可是回忆起来却没有苦，觉得劳动很快乐。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可是快乐却不多了。那时候附近几家人和一家人一样，不分彼此，现在自己过的是自己的日子，人和人越来越疏远了。以前，草原上从来没有偷盗的情况，牛羊从来不用管，蒙古包的门上没有锁。现在，出现了偷羊的贼，晚上开着车到人家羊群里来抓羊，家里不敢再没有人了。甚至还出现了强盗。去年，吉日尼格在去旗里的路上，看到两个人躺在路边。他以为出了车祸，赶紧上前去救，不成想那是两个抢劫的，他们捆住吉日尼格，骑跑了他的摩托。
越来越多的人家里安上了风力发电机，买了电视。由于人口越来越多，居住地越来越近，许多人骑着摩托聚到一起昼夜打麻将。没有条件打麻将的人反抗寂寞的办法就是喝酒。草原上，经常有的人家因为喝酒喝光了所有的家产。草原上说蒙语的越来越少了。旗上的蒙古小孩都不会说蒙语了，祭火祭敖包这些蒙古风俗早都没有了。现在牧民结婚也都到旗上或者呼市去照婚纱照，过去的送哈达请“昭齐”之类的仪式都渐渐取消了。马不再有人骑了，蒙古袍不再有人穿了。
吉日尼格和阿拉腾花为了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争论起来。吉日尼格认为变好了：“骑摩托比骑马不强？住房子比住帐房不强？吃菜比吃肉不强？过去骑马去旗里，得走上大半天，屁股磨得疼得不行。现在来回不到两个小时。过去住帐房，四处漏风，烟薰得乌黑乌黑，没有一块干净地方。现在暖暖和和，多好。过去一年到头吃不上青菜，现在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吉日尼格说的千真万确，无可辩驳。在物质进步和保留传统之间，人们有太多理由选择前者。很多东西是不经意间丢掉的。沉默了一会，我说我到内蒙一直想买一盘长调的磁带，找遍了包头和百灵庙，都没有买到。那些改良的民歌和蒙语的流行歌曲，听了让人不舒服。对这一点吉日尼格深表同感。他承认，这是很让人惋惜的事。“腾格尔唱的那不叫蒙古族的歌！”他说。“过去草原上的人都会唱长调，现在的年青人不唱了，他们就会唱腾格尔。”
“你们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白天劳动，晚上就是唱歌嘛。一唱起来，完全忘记累了。大家比着唱哩，每个人都会百十首，都是一代代传下的。现在都要失传了！我的两个娃娃蒙古话都说不好，还唱歌哩！”
我请求吉日尼格给我唱首歌。“好几年不唱了，都生了呢。”吉日尼格害羞地笑了一下。沉默了几秒钟，他突然开了口。歌声从他那宽厚的胸膛里直接淌出来，又亮又厚，高音区拔得极高。这个外表粗糙的牧民居然有这样好的嗓子！说实话，那些所谓的歌手和他简直不能同日而语。
这是一首悠扬而又忧伤的歌。唱完了，他把大意翻译成汉语：骑上马，骑上一对对枣骝马，姑娘出嫁走了。
姊妹两从小父母一样喂大，走到山南海北，也是想到家乡，想到父母的恩情。草原再广阔也挡不住对父母的思念。父母哟，明年我就会探望家乡。几千年前，成吉思汗就已经洞悉了定居的危险。在想到他的后代们将抛弃艰苦的草原生活而向往定居生活时，他悔恨地沉思：
我们的后裔将穿戴织金衣，吃鲜肥食，骑乘骏马，拥抱美貌的妻子。但他们不说：‘这都是由我们的父兄得来的’，他们将忘掉我们和这个伟大的日子！（多桑《蒙古史》）
成吉思汗惧怕草原之外的生活。他讨厌温和的气候，因为这种气候令人松懈。每次战役之后，他就返回北方，在贝加尔湖附近度夏。“在打败了札兰丁之后，故意躲开就在他脚下的印度，因为对于从阿尔泰山来的成吉思汗来说，印度好像是魔窟。无论如何，他对舒适的文明生活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当他的曾孙子们住进北京和大不里士的宫殿时，他们随即开始堕落。”（草原帝国）
吉日尼格家的生活图景让我这个来寻访传统的人沮丧，虽然他们富足安定，然而，我却清楚地嗅到了一种不祥的气息：游牧文化正在死亡的气息。
游牧民族的本质流动。勇敢、进取、好奇是因为不断流动，不停地应对挑战。善良、重义、好客是因为人烟稀少，关系简单。蒙古长调的魅力在于它歌颂着传说中的流奶的地方。而一旦定居了，这些品质势必慢慢死去。定居不可避免地使人知足、保守、患得患失。而人烟的聚集将滋生狡诈、欺骗和无耻。一旦物质享受占据了全部心灵空间，长调中的悲苦忧伤自然就变成了欢快甜腻。
我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也许，一百年后，当人们再谈起草原，会说：据说很久的从前，在中国北方是一片广阔的草原，这里曾经生活过一个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穿蒙古袍，说蒙古语，与马为朋，逐水草而居，住在一种叫蒙古包的白色帐房里。他们会唱一种优美而忧伤的长调。当草原夏日，当马奶酒盛在了银碗里，篝火点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弹起胡毕斯，让忧伤的长调划破草原的寂静。歌声里，有少女粗砾的爱情，有男人之间的友谊和冲突，还有古老的战争和他们的首领成吉思汗。
从《卫拉特法典》追溯古代蒙古人的刑法思想
作者：加·奥其尔巴特
准噶尔统治的年代，是卫拉特蒙古族历史上的辉煌时期，其影响又远及中外，尤其是他们制定的《卫拉特法典》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它是蒙古游牧民族的较完善的一部法典，正如研究家们所指出的那样：《卫拉特法典》“是十七世纪蒙古社会的一面镜子”。它之所以被称赞为一面镜子，是因为它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蒙古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刑法和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本文试就《卫拉特法典》来对古代蒙古人的刑法思想作些初步的探讨。
《卫拉特法典》的一大特点是刑律比较宽大，对犯人所给予的刑罚，既人道而又规定明确。在当时蒙古游牧封建统治的历史条件下，能有如此开明的刑法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这是否是统治阶级的权宜措施？应当着眼于其所产生并施影响于其间的整个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存在制约着该法典的内容和性质。
刑法的内容是由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因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刑法为不同的阶级服务，都是有强烈的阶级性。《卫拉特法典》是由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洪台吉为首的蒙古封建首领们为挽救民族危亡于1640年制定的。其立法原则和法制思想内容也同样反映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卫拉特法典》的刑法原则上不使用死刑（适用死型者只限于有关国家防卫方面的三个场合），而倾向于使用罚款，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该法典的国内外研究家们都把废止死刑的原因归之于黄教的影响。难道，这真是蒙古人“佛心”发作的产物吗？其实不然。我认为，它既有历史原因，又有客观现实因素。二者归结为一点上，即有其深刻的功利基础。
古代蒙古人传统刑法思想的核心是，注重经济实利和血亲族源关系，体现在法制思想上则集中表现为实利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法原则。《卫拉特法典》开宗明义地主张：“蒙古人与卫拉特人应联合一起，对违反法典规定（即所规定的行政秩序），杀（人）和掠夺大爱玛克人民者全蒙古和卫拉特应团结起来（攻击打倒之），犯人阙所，没收其（犯人）全部财产，一半交给受害者，一半（剩下的）平均分配”。①我认为这是古代蒙古人的经济实利主义和蒙古至上主义的缩影。当然，这不能说该主张代表了整个蒙古人的传统刑法思想，但至少可以说它是蒙古传统刑法思想的主干。它们（两个主义）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古代蒙古刑法思想的核心。
经济实利主义
十七世纪的卫拉特人按照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经营上的需要，对土地（牧场）进行了调整，规定了牧地。如《卫拉特法典》中明文规定，各部落及部落成员必须在部落成员共有地分配到的牧地游牧，不得擅移游牧，不准越入他人地界。在此，我们不能不论及游牧民与畜群的关系问题。畜牧业是蒙古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命脉。游牧民的基本生产活动是游牧，辽阔的草原被用来放牧牲畜。畜群在一个地方把草吃光了，游牧人就赶着畜群到另一个地方去。如果那里已被另一游牧部落占据了，那么他就得诉诸武力维护自己的放牧权，或者把这种权利让给比较强大的对方，而自己则必须另找牧场。因此，凡有利可图之地，那怕远在西极和东鄙，牧民也要向那里进发。游牧人经常为其生产和生存的基本条件——牲畜寻找牧场，从而引起了草原上的不断的迁徙和无休止的战争。
成吉思汗1206年取得政权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蒙古的惯例，分配土地“兀鲁思”，他把这些“兀鲁思”作为世袭财产分给自己的儿子们和功臣们。十七世纪的蒙古人也继续遵循着极为古老的游牧传统。如1618年，以和鄂尔勒克为首的土尔扈特人民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开拓新牧地这一事实，便是明证。
牲畜是蒙古人的主要财产，它可以代替货币成为交易的单位。牲畜越多即越富，反之则将饥寒，以至饿死。所以他们对牲畜的得失极为重视。当游牧民触犯了刑律必须科以刑罚时，牲畜还可替罪偿罚，当作性命的替换品，以牲畜赎免死罪，这几乎成了整个蒙古社会的通例。如《卫拉特法典》第47页规定：“（纵火）杀害高贵者阙所；杀害中层阶段者处以牲畜三百头及贵重品三十个，杀害下层阶级者处以十五罚九及贵重品一个的财产刑”。成吉思汗的《大札萨》亦规定：“杀人犯之刑案，如能付出赎金，则可免死。”牲畜赔偿是古代蒙古人实行的最为广泛的最重要的刑罚之一。没收犯人全部牲畜，即等于是判处了死刑。所以对蒙古人来说牲畜是极为重要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侵犯私人财产的行为，特别是盗窃牲畜的行为，法律规定的处罚是比较严厉的。如《大札萨》中规定：“盗马者，以同种之马九头赔偿，如无偿还能力者，可以其子代之，无子者，如屠羊处其极刑。”又如《阿勒坦汗法典》亦规定“如奴仆致他人死亡者，抄没全部家资。如更犯盗窃罪，处以死刑”。《卫拉特法典》虽然对盗窃罪没有采取死刑，但对盗窃的追诉极为严峻。
蒙古人的心目中，罚畜就是得到补偿或是满足嗜利欲望。也许这一罚畜传统，把蒙古人的嗜利欲望逐渐增强起来。在《卫拉特法典》中这一传统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几乎事无巨细都有罚畜的规定。十三世纪中叶出使蒙古的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写道：“他们非常贪婪；他们提出的要求，极为苛刻；他们保有财物，是绝不放松的，而以财物给人，则最为吝啬”。② 蒙古人对财富的态度，从这一外国人的记叙中明显可见。蒙古人的法律在外族人中的形象如何？据历史记载，元统治者，把色目人（中亚细亚人）列为第二等公民，是因为色目人在商业对他们的贡献要超过汉人很多倍，而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这导致了法律上的不公平，在刑法的具体的条款中也有反映。如《大札萨》中规定：“杀人犯之刑案，如能付出赎金，则可免死。但伊斯兰教徒为，赎四十巴洛比，对杀伤汉人，则一头驴之规定。”在国外“蒙古人的札萨和法令是，向他们纳款投诚者，一律免遭他们凶残的暴虐和凌辱”。③ 总之，蒙古人的法律是否满足他们的利益为转移的。这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的体现。
不过有一点，使我们不容忽视——出于本民族利益的考虑和保持牧民和睦的愿望。《大札萨》和《卫拉特法典》中除了维护封建主利益，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等方面的规定外，也有一些热爱本民族并维持优良习惯的规定。如《大札萨》规定“旅行者，如遇到正在用餐的人们，可下马共餐不必得其允诺，原主人亦不得拒绝。”这种习惯，到现在仍在牧民中保留着。《大札萨》亦规定：“……左邻右舍，守望相助，爱护邻人如爱护自己，不得伤害及侮辱邻人，共同维护国家、城镇之秩序”。在古代游牧民族中不存在那种毫无人身自由的严格意义上的奴隶制度。统治制度也并不十分严酷。牧民“受着‘首领’们的束缚，但拥有一定财产和人身自由，他们能够经营个体经济，把剩余价值奉献给自己的主人”。④ 不同等级的人，犯了同样的罪按刑律罚畜时，考虑和照顾到了下层人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卫拉特法典》第38页、第44页）。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维护民族普遍利益的传统精神。有时候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政治步骤。据《蒙古秘史》记载，窝阔台汗为赈济贫民规定：“每一百羊内，可只出一个羊，按济本部落之穷乏者”。⑤ 又如噶尔丹汗的敕令命令鄂托克长，每四十户的得木齐都应救护贫困者及无家可归者，违反者可以处以严罚。⑥ 总之，蒙古人在讲求实利的同时，在民族内部以慈为怀，普渡众生的传统意识依然世代延续并对法制产生一定影响。
蒙古至上主义
1640年《卫拉特法典》同其他法典（如《大札萨》、《元典章》等）在其内容和特色方面来看有明显的不同，但在法的实质精神方面，却一脉相承，较为突出地贯串着血统高于一切的精神。
元朝被明朝打垮以后，蒙古人曾一度群龙无首或处于被他人分而制之的局面。他们迷恋昔日的蒙古帝国，并曾多次试图恢复它，但总是以失败告终。他们虽然隔着千山万水、天隔一方，但他们都念念不忘祖先的业绩，继续遵奉着成吉思汗的命令与典范，更没有忘记成吉思汗的战略首先是联合毡帐内的一切蒙古人的思想。当民族危亡的苗头逐渐显现出来的时候，他们极度为关注，做出惊人的举动。1640年蒙古卫拉特的会议就是证明。他们不怕路途遥远，从北蒙古、青海及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草原来到准噶尔，以全民族的名义（除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旗归附清朝外），共商挽救民族危亡之大计，制定了举世瞩目的《卫拉特法典》。关于1640年的蒙古卫拉特会盟的意图，18世纪卡尔梅克历史学家噶班·沙喇布在他的《四卫拉特史》一书中说的更为明确。他写道：“据《卫拉特法典》记载：在盟会上诺颜们共同宣誓：“不用蒙古人作家奴；同一血统的人既使沦落为属民，也不让他们陷于涂炭；不让他们的女儿当陪嫁的丫环，也不让她们当家奴，不把她们送给异姓之人，不让她们流血牺牲！”⑦ 这种不压迫“同一血统”的人的作法绝不是偶然的。略作历史的追溯，便不难看出，在多数情况下它是蒙古人一贯的传统。
蒙古人的空前统一迫使他们更加珍视自己的传统和习俗，民族意识也逐渐增强起来。如成吉思汗时时不间断地苦口婆心地对诸子、诸弟说：“凡是一个民族，子不遵父教，弟不聆兄言，夫不信妻贞，妻不顺夫意，公公不赞许儿媳，儿媳不遵敬公公，长者不保护幼者，幼者不接受长者的教训，大人物信用奴仆而疏远周围亲信以外的人，富有者不救济国内人民，轻视习惯和法令，不通情达理，以致成为当国者之敌；这样的民族，窃贼、撒谎者，敌人和（各种）骗子将遮住他们营地上的太阳，这也就是说，他们将遭到抢劫，以致倒毙，腐朽，化为乌有”。⑧ 这些教诲在他的《大札萨》中都有体现。无论如何，蒙古征服战争的服利强有力地激起了蒙古人的民族感情，唤醒了他们的自尊自爱的觉悟。但从这种情形中滋生了民族歧视。
在元朝，无论是法制上或现实生活是都表现有区分为四种身份阶级的严格制度。即：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这种以等级制度来标榜蒙古至上主义，不仅决定它的政体，也决定了它的法律形象。在刑法上：规定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打死汉人只流放北边充军。⑨ 据《元典章》所载，很多法令，都是针对汉人、南人制定的，并且指出蒙古人不受这些法令的约束。这是明目张胆的民族歧视和功利准则——显然是以蒙古人的利益为最高法律准则。
蒙古人征服其他地区或国度后怎样对待被征服地人民的？请看出使蒙古的约翰·普兰诺·加宾尼的记叙：“在皇帝的宫廷里，我们看到雅罗思老（一个贵族出身的人，翰罗思的一个大公），也看到谷儿只国王和女王之子和许多重要的算端们，也看到肃良合的首领，这些外宾得不到适当的尊敬，而被指派照料他们的鞑靼人，不管出身如何微贱，则走在这些外宾前面，并且总是占有最前面和最高的座位；确实的，这些外宾常常不得坐在他们后面”。⑩ 从这个事例中也可以大体上想象出来当时蒙古一般平民的社会地位。据历史记载，在征战中蒙古人的一贯方针是，谁要是不向他们投诚或践踏他们的法规，进行抵抗，谁就遭到彻底的杀戳；反之，若不抵抗或自愿来降则让其保持原样或日益兴旺发迹。在战场上，他们为了减少蒙古士兵的伤亡，逼迫战俘打头阵，攻击他们自己的人，如有任何反抗表现，便斩尽杀绝。
元朝覆亡之后，蒙古人，从此开始了百余年割据混战的历史。然而，不应把这个事实直接理解为民族意识衰退的反映。这与其说是蒙古封建汗王们为争夺汗位而造成的，毋宁说是重建蒙古帝国美梦的延续。这种“美梦”在蒙古人的思想里长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这个“美梦”孕育了他们雄心壮志，并在蒙古历史上造成了许许多多的成吉思汗式人物。
成吉思汗家族血统神圣的观念也继续存在着。名声显赫的卫拉特的也先太师曾把自己俘获的敌人误认为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而释放的事实便是明证。如亦力把里王歪思同也先作战时被俘后“他被押解到也先太师之前。也先太师思忖：‘如果他真正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他就不会向我行觐见礼，而会把我看成下等人。当歪思汗被带进来的时候，他下了马（因为他是骑着马的），（也先太师）恭谨（俯首）地迎上前来。但是，这位汗却转过脸去，连手也不抬。于是，也先太师就确信歪思汗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并以优礼相待，将他释放”。⑾ 可见，蒙古帝国的创始人成吉思汗的大名血统神圣的观念，在15世纪的卫拉特人中也没有绝迹，反而一直被人们尊奉着，保持着。
参考文献：
① 以下均指戈尔斯通斯基：《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彼得堡1880年版。
②《出使蒙古记》、[英]道森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6—17页。
③《世界征报者史》[伊朗]志费尼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上册，第14页。
④《蒙古社会制度史》[苏]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3月，第182页。
⑤《蒙古秘史》，巴雅尔校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下册第1448页。
⑥ 戈尔斯通斯基：《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所载《噶尔丹 洪台吉第一项补充敕令》彼得堡1880年版。
⑦ 转引自《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年第四期。
⑧《史集》[波斯]拉施特主编，商务印书馆，1983年，北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54页。
⑨《中国史纲要》剪伯赞主编，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第126页。
⑩《出使蒙古记》，[英]道森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6页。
⑾《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24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
准噶尔统治的年代，是卫拉特蒙古族历史上的辉煌时期，其影响又远及中外，尤其是他们制定的《卫拉特法典》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它是蒙古游牧民族的较完善的一部法典，正如研究家们所指出的那样：《卫拉特法典》“是十七世纪蒙古社会的一面镜子”。它之所以被称赞为一面镜子，是因为它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蒙古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刑法和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本文试就《卫拉特法典》来对古代蒙古人的刑法思想作些初步的探讨。
《卫拉特法典》的一大特点是刑律比较宽大，对犯人所给予的刑罚，既人道而又规定明确。在当时蒙古游牧封建统治的历史条件下，能有如此开明的刑法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这是否是统治阶级的权宜措施？应当着眼于其所产生并施影响于其间的整个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存在制约着该法典的内容和性质。
刑法的内容是由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因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刑法为不同的阶级服务，都是有强烈的阶级性。《卫拉特法典》是由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洪台吉为首的蒙古封建首领们为挽救民族危亡于1640年制定的。其立法原则和法制思想内容也同样反映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卫拉特法典》的刑法原则上不使用死刑（适用死型者只限于有关国家防卫方面的三个场合），而倾向于使用罚款，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该法典的国内外研究家们都把废止死刑的原因归之于黄教的影响。难道，这真是蒙古人“佛心”发作的产物吗？其实不然。我认为，它既有历史原因，又有客观现实因素。二者归结为一点上，即有其深刻的功利基础。
古代蒙古人传统刑法思想的核心是，注重经济实利和血亲族源关系，体现在法制思想上则集中表现为实利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法原则。《卫拉特法典》开宗明义地主张：“蒙古人与卫拉特人应联合一起，对违反法典规定（即所规定的行政秩序），杀（人）和掠夺大爱玛克人民者全蒙古和卫拉特应团结起来（攻击打倒之），犯人阙所，没收其（犯人）全部财产，一半交给受害者，一半（剩下的）平均分配”。①我认为这是古代蒙古人的经济实利主义和蒙古至上主义的缩影。当然，这不能说该主张代表了整个蒙古人的传统刑法思想，但至少可以说它是蒙古传统刑法思想的主干。它们（两个主义）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古代蒙古刑法思想的核心。
经济实利主义
十七世纪的卫拉特人按照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经营上的需要，对土地（牧场）进行了调整，规定了牧地。如《卫拉特法典》中明文规定，各部落及部落成员必须在部落成员共有地分配到的牧地游牧，不得擅移游牧，不准越入他人地界。在此，我们不能不论及游牧民与畜群的关系问题。畜牧业是蒙古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命脉。游牧民的基本生产活动是游牧，辽阔的草原被用来放牧牲畜。畜群在一个地方把草吃光了，游牧人就赶着畜群到另一个地方去。如果那里已被另一游牧部落占据了，那么他就得诉诸武力维护自己的放牧权，或者把这种权利让给比较强大的对方，而自己则必须另找牧场。因此，凡有利可图之地，那怕远在西极和东鄙，牧民也要向那里进发。游牧人经常为其生产和生存的基本条件——牲畜寻找牧场，从而引起了草原上的不断的迁徙和无休止的战争。
成吉思汗1206年取得政权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蒙古的惯例，分配土地“兀鲁思”，他把这些“兀鲁思”作为世袭财产分给自己的儿子们和功臣们。十七世纪的蒙古人也继续遵循着极为古老的游牧传统。如1618年，以和鄂尔勒克为首的土尔扈特人民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开拓新牧地这一事实，便是明证。
牲畜是蒙古人的主要财产，它可以代替货币成为交易的单位。牲畜越多即越富，反之则将饥寒，以至饿死。所以他们对牲畜的得失极为重视。当游牧民触犯了刑律必须科以刑罚时，牲畜还可替罪偿罚，当作性命的替换品，以牲畜赎免死罪，这几乎成了整个蒙古社会的通例。如《卫拉特法典》第47页规定：“（纵火）杀害高贵者阙所；杀害中层阶段者处以牲畜三百头及贵重品三十个，杀害下层阶级者处以十五罚九及贵重品一个的财产刑”。成吉思汗的《大札萨》亦规定：“杀人犯之刑案，如能付出赎金，则可免死。”牲畜赔偿是古代蒙古人实行的最为广泛的最重要的刑罚之一。没收犯人全部牲畜，即等于是判处了死刑。所以对蒙古人来说牲畜是极为重要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侵犯私人财产的行为，特别是盗窃牲畜的行为，法律规定的处罚是比较严厉的。如《大札萨》中规定：“盗马者，以同种之马九头赔偿，如无偿还能力者，可以其子代之，无子者，如屠羊处其极刑。”又如《阿勒坦汗法典》亦规定“如奴仆致他人死亡者，抄没全部家资。如更犯盗窃罪，处以死刑”。《卫拉特法典》虽然对盗窃罪没有采取死刑，但对盗窃的追诉极为严峻。
蒙古人的心目中，罚畜就是得到补偿或是满足嗜利欲望。也许这一罚畜传统，把蒙古人的嗜利欲望逐渐增强起来。在《卫拉特法典》中这一传统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几乎事无巨细都有罚畜的规定。十三世纪中叶出使蒙古的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写道：“他们非常贪婪；他们提出的要求，极为苛刻；他们保有财物，是绝不放松的，而以财物给人，则最为吝啬”。② 蒙古人对财富的态度，从这一外国人的记叙中明显可见。蒙古人的法律在外族人中的形象如何？据历史记载，元统治者，把色目人（中亚细亚人）列为第二等公民，是因为色目人在商业对他们的贡献要超过汉人很多倍，而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这导致了法律上的不公平，在刑法的具体的条款中也有反映。如《大札萨》中规定：“杀人犯之刑案，如能付出赎金，则可免死。但伊斯兰教徒为，赎四十巴洛比，对杀伤汉人，则一头驴之规定。”在国外“蒙古人的札萨和法令是，向他们纳款投诚者，一律免遭他们凶残的暴虐和凌辱”。③ 总之，蒙古人的法律是否满足他们的利益为转移的。这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的体现。
不过有一点，使我们不容忽视——出于本民族利益的考虑和保持牧民和睦的愿望。《大札萨》和《卫拉特法典》中除了维护封建主利益，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等方面的规定外，也有一些热爱本民族并维持优良习惯的规定。如《大札萨》规定“旅行者，如遇到正在用餐的人们，可下马共餐不必得其允诺，原主人亦不得拒绝。”这种习惯，到现在仍在牧民中保留着。《大札萨》亦规定：“……左邻右舍，守望相助，爱护邻人如爱护自己，不得伤害及侮辱邻人，共同维护国家、城镇之秩序”。在古代游牧民族中不存在那种毫无人身自由的严格意义上的奴隶制度。统治制度也并不十分严酷。牧民“受着‘首领’们的束缚，但拥有一定财产和人身自由，他们能够经营个体经济，把剩余价值奉献给自己的主人”。④ 不同等级的人，犯了同样的罪按刑律罚畜时，考虑和照顾到了下层人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卫拉特法典》第38页、第44页）。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维护民族普遍利益的传统精神。有时候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政治步骤。据《蒙古秘史》记载，窝阔台汗为赈济贫民规定：“每一百羊内，可只出一个羊，按济本部落之穷乏者”。⑤ 又如噶尔丹汗的敕令命令鄂托克长，每四十户的得木齐都应救护贫困者及无家可归者，违反者可以处以严罚。⑥ 总之，蒙古人在讲求实利的同时，在民族内部以慈为怀，普渡众生的传统意识依然世代延续并对法制产生一定影响。
蒙古至上主义
1640年《卫拉特法典》同其他法典（如《大札萨》、《元典章》等）在其内容和特色方面来看有明显的不同，但在法的实质精神方面，却一脉相承，较为突出地贯串着血统高于一切的精神。
元朝被明朝打垮以后，蒙古人曾一度群龙无首或处于被他人分而制之的局面。他们迷恋昔日的蒙古帝国，并曾多次试图恢复它，但总是以失败告终。他们虽然隔着千山万水、天隔一方，但他们都念念不忘祖先的业绩，继续遵奉着成吉思汗的命令与典范，更没有忘记成吉思汗的战略首先是联合毡帐内的一切蒙古人的思想。当民族危亡的苗头逐渐显现出来的时候，他们极度为关注，做出惊人的举动。1640年蒙古卫拉特的会议就是证明。他们不怕路途遥远，从北蒙古、青海及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草原来到准噶尔，以全民族的名义（除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旗归附清朝外），共商挽救民族危亡之大计，制定了举世瞩目的《卫拉特法典》。关于1640年的蒙古卫拉特会盟的意图，18世纪卡尔梅克历史学家噶班·沙喇布在他的《四卫拉特史》一书中说的更为明确。他写道：“据《卫拉特法典》记载：在盟会上诺颜们共同宣誓：“不用蒙古人作家奴；同一血统的人既使沦落为属民，也不让他们陷于涂炭；不让他们的女儿当陪嫁的丫环，也不让她们当家奴，不把她们送给异姓之人，不让她们流血牺牲！”⑦ 这种不压迫“同一血统”的人的作法绝不是偶然的。略作历史的追溯，便不难看出，在多数情况下它是蒙古人一贯的传统。
蒙古人的空前统一迫使他们更加珍视自己的传统和习俗，民族意识也逐渐增强起来。如成吉思汗时时不间断地苦口婆心地对诸子、诸弟说：“凡是一个民族，子不遵父教，弟不聆兄言，夫不信妻贞，妻不顺夫意，公公不赞许儿媳，儿媳不遵敬公公，长者不保护幼者，幼者不接受长者的教训，大人物信用奴仆而疏远周围亲信以外的人，富有者不救济国内人民，轻视习惯和法令，不通情达理，以致成为当国者之敌；这样的民族，窃贼、撒谎者，敌人和（各种）骗子将遮住他们营地上的太阳，这也就是说，他们将遭到抢劫，以致倒毙，腐朽，化为乌有”。⑧ 这些教诲在他的《大札萨》中都有体现。无论如何，蒙古征服战争的服利强有力地激起了蒙古人的民族感情，唤醒了他们的自尊自爱的觉悟。但从这种情形中滋生了民族歧视。
在元朝，无论是法制上或现实生活是都表现有区分为四种身份阶级的严格制度。即：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这种以等级制度来标榜蒙古至上主义，不仅决定它的政体，也决定了它的法律形象。在刑法上：规定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打死汉人只流放北边充军。⑨ 据《元典章》所载，很多法令，都是针对汉人、南人制定的，并且指出蒙古人不受这些法令的约束。这是明目张胆的民族歧视和功利准则——显然是以蒙古人的利益为最高法律准则。
蒙古人征服其他地区或国度后怎样对待被征服地人民的？请看出使蒙古的约翰·普兰诺·加宾尼的记叙：“在皇帝的宫廷里，我们看到雅罗思老（一个贵族出身的人，翰罗思的一个大公），也看到谷儿只国王和女王之子和许多重要的算端们，也看到肃良合的首领，这些外宾得不到适当的尊敬，而被指派照料他们的鞑靼人，不管出身如何微贱，则走在这些外宾前面，并且总是占有最前面和最高的座位；确实的，这些外宾常常不得坐在他们后面”。⑩ 从这个事例中也可以大体上想象出来当时蒙古一般平民的社会地位。据历史记载，在征战中蒙古人的一贯方针是，谁要是不向他们投诚或践踏他们的法规，进行抵抗，谁就遭到彻底的杀戳；反之，若不抵抗或自愿来降则让其保持原样或日益兴旺发迹。在战场上，他们为了减少蒙古士兵的伤亡，逼迫战俘打头阵，攻击他们自己的人，如有任何反抗表现，便斩尽杀绝。
元朝覆亡之后，蒙古人，从此开始了百余年割据混战的历史。然而，不应把这个事实直接理解为民族意识衰退的反映。这与其说是蒙古封建汗王们为争夺汗位而造成的，毋宁说是重建蒙古帝国美梦的延续。这种“美梦”在蒙古人的思想里长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这个“美梦”孕育了他们雄心壮志，并在蒙古历史上造成了许许多多的成吉思汗式人物。
成吉思汗家族血统神圣的观念也继续存在着。名声显赫的卫拉特的也先太师曾把自己俘获的敌人误认为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而释放的事实便是明证。如亦力把里王歪思同也先作战时被俘后“他被押解到也先太师之前。也先太师思忖：‘如果他真正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他就不会向我行觐见礼，而会把我看成下等人。当歪思汗被带进来的时候，他下了马（因为他是骑着马的），（也先太师）恭谨（俯首）地迎上前来。但是，这位汗却转过脸去，连手也不抬。于是，也先太师就确信歪思汗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并以优礼相待，将他释放”。⑾ 可见，蒙古帝国的创始人成吉思汗的大名血统神圣的观念，在15世纪的卫拉特人中也没有绝迹，反而一直被人们尊奉着，保持着。
参考文献：
① 以下均指戈尔斯通斯基：《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彼得堡1880年版。
②《出使蒙古记》、[英]道森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6—17页。
③《世界征报者史》[伊朗]志费尼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上册，第14页。
④《蒙古社会制度史》[苏]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3月，第182页。
⑤《蒙古秘史》，巴雅尔校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下册第1448页。
⑥ 戈尔斯通斯基：《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所载《噶尔丹 洪台吉第一项补充敕令》彼得堡1880年版。
⑦ 转引自《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年第四期。
⑧《史集》[波斯]拉施特主编，商务印书馆，1983年，北京，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54页。
⑨《中国史纲要》剪伯赞主编，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第126页。
⑩《出使蒙古记》，[英]道森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6页。
⑾《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编，第24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
新疆蒙古族风俗
作者：吐 娜（蒙古族）
卫拉特，是蒙古族的一部分，元代称为斡亦刺，明代称为瓦刺，清代称为厄鲁特、额鲁特。我们通常所说的西蒙古也主要指卫拉特蒙古。历史上，卫拉特蒙古曾从事狩猎经济，信仰原始的萨满教，活动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至13、14世纪，才逐渐迁徙到阿尔泰山及整个北疆草原地区，社会经济也由狩猎转变为畜牧，宗教信仰也逐渐改宗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但萨满教在人们的生活中仍存在较大的影响。现今新疆的蒙古族，大部分都属卫拉特蒙古，他们主要分布于巴州、和布克赛尔、乌苏、精河等地，仍然从事畜牧经济，保持着喇嘛教的宗教信仰。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绚丽多彩的文化传统和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现简介如下：
1
服饰 蒙古族的衣着式样，富有特色，男女款式相似，都穿长袍，蒙语为“拉布锡克”。其样子为右开襟，不开衩，袖长而窄，高领，而且袍子的袖口、领子、袍边都镶有图案。蒙古袍不仅美观大方，而且适合于牧区生活，如在骑马放牧时，起到护膝、防风的作用。过去，穷人们白天当衣穿，夜晚作被子。由于季节的不同，袍子的选料也不一样，天气暧和时，王公贵族都喜欢用绸缎等上等布料缝制长袍，穷人们则穿粗皮缝制袍子，寒冷季节用羊皮裘皮制作长袍，也用羊毛、驼绒制作棉袍。另外，男人们也有穿光板皮衣裤的。蒙古族还讲究男子穿长袍时都扎腰带，并且在腰带右侧佩挂一把别致的蒙古小刀，腰带左侧挂一个烟荷包及打火用具，显得英俊而骁勇。蒙古族妇女的袍子多为红、绿、兰等鲜艳的颜色。长袍的领口、袖口、胸襟、下摆均有搭配诸调的刺绣。卫拉特蒙古已婚妇女不束腰带，因此，称已婚妇女为“不束开”，即不束腰带的人，她们穿的袍子有“特尔利克”，其式样是长袍的前面有襟、腰围都有折子。还有一种“策格德格”，其式样是前面开衩、无袖，似同长坎肩。
蒙古族妇女爱好装饰，喜欢留发辫。姑娘时梳两根，有的还梳十几根，都喜欢在发辫上把绸缎绢做成的长穗和金、银圈、铜片、碧玉、珊瑚坠上，特别是有钱人非常讲究首饰，佩戴珠宝、金银制作的耳环和手镯、戒指、项链。
无论男女都喜欢穿马靴。冬季还穿一种叫“恰日”的毡靴，这种靴象毡袜，底子用皮子缝制。头戴一种叫“托尔齐克”的圆帽，其式样似同瓜皮帽、尖顶，而且顶上结有朱英。男子戴用狐皮等制成的皮帽和毡礼帽，土尔扈特妇女还戴一种叫“厄登”的金丝毡帽，顶结绒或红丝长穗。
近20—30年以来，居住在新疆的卫拉特蒙古穿民族服装的人很少，人们大都改穿中山装、西装等，特别是妇女们穿各式裙子。民族服装只是在节日、婚礼时穿。
2
饮食 卫拉特蒙古的食品主要为奶食品、牛羊肉、面食。奶食品的原料都用鲜牛、羊奶及奶皮子，蒙语曰“厄日木”。黄油：蒙语称为“夏日托思”。做好的黄油一般都放入经过加工的牛羊肚子里便于贮存。奶疙瘩是牧民们放牧或出远门时用作充饥的干粮。以上这些奶食品香甜可口，而且营养丰富，是待客的上等食品。蒙古族喝的饮料主要以奶茶为主，其次有清茶、马奶子、酸奶和奶酒。牧民是离不开奶茶的，早午餐都喝奶茶，并佐以奶食品、烧饼、炒面、炒米等，大多数家庭每天只做一顿饭。
蒙古族的肉食主要为绵羊肉，其次是山羊、牛、马等野生动物肉。忌食狗肉和驴肉，猪肉虽不忌食，但不喜欢吃。秋季和冬季以肉为主，一般不宰杀大牲畜，如牛、马等，只是在它们老了才宰杀食用。卫拉特蒙古招待远方来的亲朋好友和客人一定要宰羊，做“手抓手”，就是清水煮羊肉，在汤内放些洋葱、盐。蒙古族用肉食招待客人很讲究，对待尊贵的客人要煮羊背子，就是将全羊由背上第七肋骨至尾部割为一级，四肢筋、胛各为一件，带尾入锅，煮熟后放在大盘子上。蒙古人称这种食法为“乌查”。招待妇女们将煮胸部肉（又叫胸岔骨）。
卫拉特蒙古吃面食主要是用面粉（小麦）制做烤饼、吃肉汤面条。过年过节则做油饼、包饺子。还喜欢吃炒面，蒙古人称“塔勒合”，就是将炒熟的麦子、青稞、玉米先磨成面粉，吃时加些奶茶或奶子，和些黄油拌着吃。
过去，牧区的蒙古族饮食是比较单调的，蔬菜几乎吃不上。还几十年来，由于经济文化交通运输的发展，牧民们也可以吃上蔬菜了。特别是住在农区、城镇的蒙古族受维吾尔族的影响，还喜欢吃烤馕、拉条子、抓饭。在汉族的影响下吃鸡鱼、各种蔬菜等。
3
居住 蒙古族是一个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因此，春、夏、秋、冬四季随之搬迁。富有智慧和创造性的蒙古族劳动人民，创建了随时都可拆搭、轻便、保暧、适合于游牧生活的具有民族风格的住宅，俗称“蒙古包”。“包”是满语“家”的意思。蒙古人不这么称呼，而称之为“衣西合格尔”。蒙古包是由天窗、包顶、侧壁、门组成的。包的骨干是木架做成的，包顶是用柳条编成的扇形椽子撑起来的。包顶蒙语称为“乌尼”，中间有四根横撑子的圆型天窗，称为“哈拉其”，白天透风亮光，夜间用专制的方毡覆盖，以防风保暧。包之周围用皮绳串成柳条网为侧壁，蒙语称之为“特日木”。乌尼和特日木结合处用细毛绳系紧，成为全架形，包顶和侧壁都盖上羊毛毡用毛绳系住、侧壁门的固定处，将木板门捆上，一座完整的蒙古包就塔好了。一般蒙古包高约一丈左右，宽一丈二、三尺。蒙古包的特日木越多，扇形椽子则越长，随之包也越大。这种包，卫拉特蒙古族称为“拜拉格尔”。
蒙古族是一个爱美的民族，他们喜欢把自己的住屋布置得美观大方。搭包用的毛毡和包内铺地的毡子都嵌有图案、花纹，显得很雅观。包的内壁挂有带刺绣的绸帘子或毛毯，条件好的则用挂毯。包内的陈设与布置也比较有规律：门必须朝东开，包的正中对准天窗的地方置有火炉，炉子周围都铺有毡子。正门正上端是供奉佛龛处，偏右安置重要家具，如衣柜，木籍，以及来客的坐卧处；偏左放有被褥，是主人的卧榻，包的前半部分放物品，靠门右端放食品厨柜和锅等饮具，左端放马鞍子、僵绳、猎绳、猎枪等用具。
冬季不少牧民则搬进冬窝子。本世纪50年代以前他们住的冬窝子比较简单，用大石大堆砌起房子，再上泥巴就行了。本世纪初在阿勒泰地区的蒙古族受俄罗斯人的影响，则用圆木造房。新中国成立以后，居住在新疆的蒙古族牧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冬季，许多牧民都住进了土房或砖房内。不少包内都摆有缝纫机、录音机。
4
行 卫拉特蒙古族无论放牧、转场、外出所用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骆驼和牛。马是蒙古族牧民的伙伴，他们爱护马，歌颂马，“马和歌，是蒙古人的两只翅膀，没有骏马，牧人难飞远方”。蒙古族牧民训练出来的走马，走得又平又稳，被人们称之为草原上的“卧车”。
5
婚姻家庭 卫拉特蒙古在13世纪时就形成了一夫一妻制家庭。古代富贵人家也有多妻的，其婚姻形态，在母系制向父系制过渡的斗争过程中，曾盛行边男子抢婚，后来聘婚代替了抢婚，但男子的抢婚余波尚未消失，元代以后，聘婚已经成为一种婚姻制度。
按照蒙古族民间传统，男女婚姻均由父母包办。一般是在男子未成年时，其父母为之物色对象，找亲家。物色好了即托一媒妁去说亲，如果女方父母有意，那么男方的父亲或长辈一人及媒妁带着酒和哈达、糖果去正式提亲。经过数次登门求亲，女方家长同意这门事后，双方家长开始准备订亲，订新是由男家去女家，仪式也是很讲究的，男家要带着活羊、酒、肉等，女家设宴邀请亲朋好友，请他们尝酒，以示自家姑娘已与某家小伙子订婚。自此，男方家要常去女家，特别是在女家困难时给予帮助。
婚礼前要举行送聘礼仪式，蒙古族称之为“哈德格太布呼”。聘礼，旧时都是牛、马、羊等牲畜。现在聘礼由牲畜转为姑娘四季穿的衣物、首饰及被褥为主了，附加3到5只羊。
婚礼，蒙语称为“胡日木”，是蒙古族最盛大的喜庆日，仪式很隆重。卫拉特蒙古的结婚仪式，仍保留着男到女家娶亲的传统习惯。正式举行婚礼时，男女双方家里都热闹非凡，各自都要邀请远近亲友及村落人。届时，新郎穿着崭新的礼服，在伴郎的陪同下，随着众人组成的迎亲队伍骑着骏马、带着酒、哈达等礼品出发。迎亲队伍在临近女方家不远处下马，一人代表他们向女方的长辈及父母献哈达、敬酒。然后，新郎拜见女方父母，并敬酒献哈达，然后给在座的人一一敬酒，新娘临出门前给自己的父母敬酒辞行。礼毕，新娘、新郎在包外共持一羊胛骨朝着太阳跪拜，先拜天地日月，然后向活佛或喇嘛叩拜，最后向女方父母叩拜。届时活佛喇嘛诵经，祝愿他们平安无事，白头偕老。女方家同意接走新娘以后，新郎则抱起新娘上马，届时，新娘啼哭，抱着母亲不愿意离开，最终新娘还是被“抢”去了。在有些边远山区，新娘家人为“考验”新郎是否坚强，还捧打新郎，甚至出现了致残的悲剧。这都是原始的抢婚习俗留下的痕迹。新娘离开家时，除了新娘的父母亲外，哥嫂等亲戚及伴娘若干人一同前往男方家。到了新郎家，首先新娘拜见公婆，婆婆端一碗鲜奶让新娘尝一口以示吉利，然后新娘在嫂嫂及伴娘的陪同下进新房。于是，新郎父母办的结婚大宴开始，婚礼一般要举行3天。
卫拉特蒙古旧时的习惯，儿子娶妻后虽然另置一蒙古包，但置在离父母包不远处，家产仍是统一的，如果另起炉灶，那么将家产分开。如果父母去世，由幼子继承财产，因此，蒙古人称幼子为“奥特根”即“守灶者”。由于蒙古男人在主要生产领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家庭中男人占有支配地位。家庭琐事则有主妇料理。妻子一般要做到早起晚睡，终日操劳，对公婆孝顺，对丈夫贤惠，对子女慈爱，虽然辛苦，而毫无愠意。
6
丧葬 卫拉特蒙古人家里有人去世时，忌讳说“死了”，而说“走了”、“升天了”、“成佛了”。其传统丧葬有天葬、火葬、土葬三种形式。
天葬：人死后，将尸体用白布裹上置于荒野，任野禽兽啄，如果尸体在3天内被吃掉，则认为是吉祥事。否则，便认为不吉祥，认为死者生前可能有罪过，因此请喇嘛念经，为死者改忏悔求佛开恩，以便使尸体早日被吃掉。为招来野兽还把酥油、羊油涂在尸体上，这种古老而原始的葬法，多在贫民间采用，上层富户极少采用。火葬：先堆起一堆柴禾，让死者盘腿坐在柴堆上，并在尸体上盖上白布，活佛喇嘛念经以后，点火焚烧，待尸体焚化后，把骨灰放入用黄、兰、白等颜色制成的布袋里，有些存放于寺庙表示成佛。也有些不存骨灰，把骨灰撒在高山或江河里，表示死者已升天。这种葬法比较繁琐，旧时的王公贵族在火葬时，其家属为使尸体早些焚化，将十几袋、甚至几十袋装有黄油的牛羊肚子放在干柴上烧。的以这种葬法大多为达官贵人及活佛喇嘛采用。土葬：入殓时有放棺材和不放棺材的。但都必须在葬前给死者洗身、刮胡子、剪指甲。然后，用白绸布或白布裹身。如果用棺材就将死者放放底宽而上部窄的棺中，不用棺材就在墓穴内铺一层白毡及一条褥子，将尸体放在上面。尸体必须侧卧。女的左则，男的右侧。
卫拉特蒙古的丧葬习俗受黄教的影响较大，人死后，家属速去寺庙报丧，请喇嘛念经，为死者祈祷超渡，确定送葬时辰，并且葬后招待念经的喇嘛膳食，富裕人家还送银子、牲畜给寺庙，贫穷者则给寺庙献哈达。入殓时也要请喇嘛念经。入殓第七天和第四十九天要为死者过“布音”，意即吃丧，届时要邀请死者亲属和邻居。而且讲究子女为父母、妻子为丈夫服丧百天，平辈则49天。服丧期内不穿华丽的衣服，不赴宴喜乐，不理发。
现在，卫拉特蒙古普遍实行土葬，天葬已经绝迹了。在乌鲁木齐市等地方，一些人采用殡仪馆火葬的方式。葬礼也从由喇嘛主持转为由单位领导主持。
7
节日 卫拉特蒙古最盛大的节日是春节。其次有麦德尔节、祭敖包、点灯节。
春节。蒙古族称为“查干”，即“白节”之意。并且把元月也称为“查干萨日”，即“白月”。蒙古族认为白色是某些事物的开端和源泉，自古崇敬白色，把它作为美好和吉祥的象征。过春节很隆重，从农历12月开始准备食品、衣着，祭祀祖先的供物。除夕，同一家族，长辈带领全家人向家里挂的佛像行大礼，焚香点烛，然后祭“火神”，其方式是向火炉内倒一碗酒，然后祭祖。接着晚辈给长辈敬酒，长辈则向晚辈祝福。到了晚上，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吃“手抓羊肉”和饺子。卫拉特蒙古还有一种很古老的习惯，吃完牛羊肱骨肉后，将肱骨砸开，全家分吃骨髓，以示砸碎了鬼的肱骨，驱邪逐鬼、辞旧迎新。整个晚上家族人喝酒、唱歌通宵不眠。初一清晨，全家首先祭祖、祭天。将羊头、胸叉肉、油炸果子等放在敖包（用石头堆成，中间插有一根木杆，杆上系有哈达）上，献上哈达（哈达是蒙古族的珍贵礼品，用长丝绸或白绢做成）。向天上洒一碗酒，表示祭天。向敖包上洒一碗酒，表示祭敖包、祭祖先。接着由家族中德高望重者致祝词，祝福人们在老天爷的保护下成事如意。祭完敖包以后，晚辈给长辈拜年，长辈给晚辈祝福，并送手帕、钱等礼物。接着亲朋好友们互相拜年，即使远离几十里地也要拜年。
麦德尔节。麦德尔就是弥勒佛，节期在正月15日。这是个宗教色彩比较浓厚节日。节日当天每个黄庙都挂出弥勒佛的像，附近的牧民都来寺庙内敬献供品，烧香叩拜。如果有活佛那么由活佛主持，没有活佛则有大喇嘛主持。拜完佛之后，大家由氏族长古孜代（旗长）带领进行射箭、赛马、摔跤等蒙古族传统娱乐活动。
点灯节。卫拉特蒙古称之为“祖乐”。节期在农历10月25日，是一种小规模的宗教节日。据说是为了纪念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这一天，当黄昏时，家家户户在一高坡处立一木架，并在架上放自制的灯，这种灯的灯芯是用芨芨草做成的。芨芨草的数量是按每个人的岁数来确定的，芨芨草头上包有涂上黄油或羊油的棉花毛。人们将灯点燃后，围着从左到右转三圈（如果有喇嘛，则有喇嘛领着）。然后洒酒祭天、嗑头拜佛，祈求佛爷保佑长寿、平安。在每个包内也有用面团捏成的小油灯，整个晚上都亮着，象征着世界永远光明，人们长命百岁。
祭敖包。蒙古语称为“塔克勒干”。卫拉特蒙古每年要举行一次大型的以部落为中心的祭敖包活动。时间在夏季。敖包是用石头堆成的，一般置在水草丰美的高山丘陵处。祭敖包可能是来源于古代的祭山，它是蒙古族对自然崇拜的表现。祭敖包时，同一部落的牧民们都骑着马、骆驼，拿上酒肉等来到本部落敖包的处的山上。届时，人们先献哈达，然后由活佛或大喇嘛领着众人绕着敖包诵经（此是妇女不能参加），愿老天降福于人间，赐于人们平安无事，如果遇上旱灾，那么祈求老天下雨，使大地水草丰盛，五畜兴旺。祭完敖包以后，开始进行赛马、摔跤、射箭等蒙古族传统的民间娱乐活动。现在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塔克勒干节的形式也有些变化，“那达慕”大会这一名词代替了祭敖包。现在，土尔扈特蒙古聚居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规定每年农历6月4日在和静县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一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定于7月13日在赛里木湖畔举行。“那达慕”大会上要表演民族歌舞，举行摔跤、赛马、射箭等传统娱乐活动。巴音布鲁克“那达慕”大会又增加了赛牦牛等有趣的活动。更令人欣慰的是，现在的“那达慕”宗教色彩没有了，而增加了商业贸易这一新的活动。
（本文选自《新疆社会经济》1993.2）
卫拉特，是蒙古族的一部分，元代称为斡亦刺，明代称为瓦刺，清代称为厄鲁特、额鲁特。我们通常所说的西蒙古也主要指卫拉特蒙古。历史上，卫拉特蒙古曾从事狩猎经济，信仰原始的萨满教，活动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至13、14世纪，才逐渐迁徙到阿尔泰山及整个北疆草原地区，社会经济也由狩猎转变为畜牧，宗教信仰也逐渐改宗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但萨满教在人们的生活中仍存在较大的影响。现今新疆的蒙古族，大部分都属卫拉特蒙古，他们主要分布于巴州、和布克赛尔、乌苏、精河等地，仍然从事畜牧经济，保持着喇嘛教的宗教信仰。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绚丽多彩的文化传统和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现简介如下：
1
服饰 蒙古族的衣着式样，富有特色，男女款式相似，都穿长袍，蒙语为“拉布锡克”。其样子为右开襟，不开衩，袖长而窄，高领，而且袍子的袖口、领子、袍边都镶有图案。蒙古袍不仅美观大方，而且适合于牧区生活，如在骑马放牧时，起到护膝、防风的作用。过去，穷人们白天当衣穿，夜晚作被子。由于季节的不同，袍子的选料也不一样，天气暧和时，王公贵族都喜欢用绸缎等上等布料缝制长袍，穷人们则穿粗皮缝制袍子，寒冷季节用羊皮裘皮制作长袍，也用羊毛、驼绒制作棉袍。另外，男人们也有穿光板皮衣裤的。蒙古族还讲究男子穿长袍时都扎腰带，并且在腰带右侧佩挂一把别致的蒙古小刀，腰带左侧挂一个烟荷包及打火用具，显得英俊而骁勇。蒙古族妇女的袍子多为红、绿、兰等鲜艳的颜色。长袍的领口、袖口、胸襟、下摆均有搭配诸调的刺绣。卫拉特蒙古已婚妇女不束腰带，因此，称已婚妇女为“不束开”，即不束腰带的人，她们穿的袍子有“特尔利克”，其式样是长袍的前面有襟、腰围都有折子。还有一种“策格德格”，其式样是前面开衩、无袖，似同长坎肩。
蒙古族妇女爱好装饰，喜欢留发辫。姑娘时梳两根，有的还梳十几根，都喜欢在发辫上把绸缎绢做成的长穗和金、银圈、铜片、碧玉、珊瑚坠上，特别是有钱人非常讲究首饰，佩戴珠宝、金银制作的耳环和手镯、戒指、项链。
无论男女都喜欢穿马靴。冬季还穿一种叫“恰日”的毡靴，这种靴象毡袜，底子用皮子缝制。头戴一种叫“托尔齐克”的圆帽，其式样似同瓜皮帽、尖顶，而且顶上结有朱英。男子戴用狐皮等制成的皮帽和毡礼帽，土尔扈特妇女还戴一种叫“厄登”的金丝毡帽，顶结绒或红丝长穗。
近20—30年以来，居住在新疆的卫拉特蒙古穿民族服装的人很少，人们大都改穿中山装、西装等，特别是妇女们穿各式裙子。民族服装只是在节日、婚礼时穿。
2
饮食 卫拉特蒙古的食品主要为奶食品、牛羊肉、面食。奶食品的原料都用鲜牛、羊奶及奶皮子，蒙语曰“厄日木”。黄油：蒙语称为“夏日托思”。做好的黄油一般都放入经过加工的牛羊肚子里便于贮存。奶疙瘩是牧民们放牧或出远门时用作充饥的干粮。以上这些奶食品香甜可口，而且营养丰富，是待客的上等食品。蒙古族喝的饮料主要以奶茶为主，其次有清茶、马奶子、酸奶和奶酒。牧民是离不开奶茶的，早午餐都喝奶茶，并佐以奶食品、烧饼、炒面、炒米等，大多数家庭每天只做一顿饭。
蒙古族的肉食主要为绵羊肉，其次是山羊、牛、马等野生动物肉。忌食狗肉和驴肉，猪肉虽不忌食，但不喜欢吃。秋季和冬季以肉为主，一般不宰杀大牲畜，如牛、马等，只是在它们老了才宰杀食用。卫拉特蒙古招待远方来的亲朋好友和客人一定要宰羊，做“手抓手”，就是清水煮羊肉，在汤内放些洋葱、盐。蒙古族用肉食招待客人很讲究，对待尊贵的客人要煮羊背子，就是将全羊由背上第七肋骨至尾部割为一级，四肢筋、胛各为一件，带尾入锅，煮熟后放在大盘子上。蒙古人称这种食法为“乌查”。招待妇女们将煮胸部肉（又叫胸岔骨）。
卫拉特蒙古吃面食主要是用面粉（小麦）制做烤饼、吃肉汤面条。过年过节则做油饼、包饺子。还喜欢吃炒面，蒙古人称“塔勒合”，就是将炒熟的麦子、青稞、玉米先磨成面粉，吃时加些奶茶或奶子，和些黄油拌着吃。
过去，牧区的蒙古族饮食是比较单调的，蔬菜几乎吃不上。还几十年来，由于经济文化交通运输的发展，牧民们也可以吃上蔬菜了。特别是住在农区、城镇的蒙古族受维吾尔族的影响，还喜欢吃烤馕、拉条子、抓饭。在汉族的影响下吃鸡鱼、各种蔬菜等。
3
居住 蒙古族是一个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因此，春、夏、秋、冬四季随之搬迁。富有智慧和创造性的蒙古族劳动人民，创建了随时都可拆搭、轻便、保暧、适合于游牧生活的具有民族风格的住宅，俗称“蒙古包”。“包”是满语“家”的意思。蒙古人不这么称呼，而称之为“衣西合格尔”。蒙古包是由天窗、包顶、侧壁、门组成的。包的骨干是木架做成的，包顶是用柳条编成的扇形椽子撑起来的。包顶蒙语称为“乌尼”，中间有四根横撑子的圆型天窗，称为“哈拉其”，白天透风亮光，夜间用专制的方毡覆盖，以防风保暧。包之周围用皮绳串成柳条网为侧壁，蒙语称之为“特日木”。乌尼和特日木结合处用细毛绳系紧，成为全架形，包顶和侧壁都盖上羊毛毡用毛绳系住、侧壁门的固定处，将木板门捆上，一座完整的蒙古包就塔好了。一般蒙古包高约一丈左右，宽一丈二、三尺。蒙古包的特日木越多，扇形椽子则越长，随之包也越大。这种包，卫拉特蒙古族称为“拜拉格尔”。
蒙古族是一个爱美的民族，他们喜欢把自己的住屋布置得美观大方。搭包用的毛毡和包内铺地的毡子都嵌有图案、花纹，显得很雅观。包的内壁挂有带刺绣的绸帘子或毛毯，条件好的则用挂毯。包内的陈设与布置也比较有规律：门必须朝东开，包的正中对准天窗的地方置有火炉，炉子周围都铺有毡子。正门正上端是供奉佛龛处，偏右安置重要家具，如衣柜，木籍，以及来客的坐卧处；偏左放有被褥，是主人的卧榻，包的前半部分放物品，靠门右端放食品厨柜和锅等饮具，左端放马鞍子、僵绳、猎绳、猎枪等用具。
冬季不少牧民则搬进冬窝子。本世纪50年代以前他们住的冬窝子比较简单，用大石大堆砌起房子，再上泥巴就行了。本世纪初在阿勒泰地区的蒙古族受俄罗斯人的影响，则用圆木造房。新中国成立以后，居住在新疆的蒙古族牧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冬季，许多牧民都住进了土房或砖房内。不少包内都摆有缝纫机、录音机。
4
行 卫拉特蒙古族无论放牧、转场、外出所用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骆驼和牛。马是蒙古族牧民的伙伴，他们爱护马，歌颂马，“马和歌，是蒙古人的两只翅膀，没有骏马，牧人难飞远方”。蒙古族牧民训练出来的走马，走得又平又稳，被人们称之为草原上的“卧车”。
5
婚姻家庭 卫拉特蒙古在13世纪时就形成了一夫一妻制家庭。古代富贵人家也有多妻的，其婚姻形态，在母系制向父系制过渡的斗争过程中，曾盛行边男子抢婚，后来聘婚代替了抢婚，但男子的抢婚余波尚未消失，元代以后，聘婚已经成为一种婚姻制度。
按照蒙古族民间传统，男女婚姻均由父母包办。一般是在男子未成年时，其父母为之物色对象，找亲家。物色好了即托一媒妁去说亲，如果女方父母有意，那么男方的父亲或长辈一人及媒妁带着酒和哈达、糖果去正式提亲。经过数次登门求亲，女方家长同意这门事后，双方家长开始准备订亲，订新是由男家去女家，仪式也是很讲究的，男家要带着活羊、酒、肉等，女家设宴邀请亲朋好友，请他们尝酒，以示自家姑娘已与某家小伙子订婚。自此，男方家要常去女家，特别是在女家困难时给予帮助。
婚礼前要举行送聘礼仪式，蒙古族称之为“哈德格太布呼”。聘礼，旧时都是牛、马、羊等牲畜。现在聘礼由牲畜转为姑娘四季穿的衣物、首饰及被褥为主了，附加3到5只羊。
婚礼，蒙语称为“胡日木”，是蒙古族最盛大的喜庆日，仪式很隆重。卫拉特蒙古的结婚仪式，仍保留着男到女家娶亲的传统习惯。正式举行婚礼时，男女双方家里都热闹非凡，各自都要邀请远近亲友及村落人。届时，新郎穿着崭新的礼服，在伴郎的陪同下，随着众人组成的迎亲队伍骑着骏马、带着酒、哈达等礼品出发。迎亲队伍在临近女方家不远处下马，一人代表他们向女方的长辈及父母献哈达、敬酒。然后，新郎拜见女方父母，并敬酒献哈达，然后给在座的人一一敬酒，新娘临出门前给自己的父母敬酒辞行。礼毕，新娘、新郎在包外共持一羊胛骨朝着太阳跪拜，先拜天地日月，然后向活佛或喇嘛叩拜，最后向女方父母叩拜。届时活佛喇嘛诵经，祝愿他们平安无事，白头偕老。女方家同意接走新娘以后，新郎则抱起新娘上马，届时，新娘啼哭，抱着母亲不愿意离开，最终新娘还是被“抢”去了。在有些边远山区，新娘家人为“考验”新郎是否坚强，还捧打新郎，甚至出现了致残的悲剧。这都是原始的抢婚习俗留下的痕迹。新娘离开家时，除了新娘的父母亲外，哥嫂等亲戚及伴娘若干人一同前往男方家。到了新郎家，首先新娘拜见公婆，婆婆端一碗鲜奶让新娘尝一口以示吉利，然后新娘在嫂嫂及伴娘的陪同下进新房。于是，新郎父母办的结婚大宴开始，婚礼一般要举行3天。
卫拉特蒙古旧时的习惯，儿子娶妻后虽然另置一蒙古包，但置在离父母包不远处，家产仍是统一的，如果另起炉灶，那么将家产分开。如果父母去世，由幼子继承财产，因此，蒙古人称幼子为“奥特根”即“守灶者”。由于蒙古男人在主要生产领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家庭中男人占有支配地位。家庭琐事则有主妇料理。妻子一般要做到早起晚睡，终日操劳，对公婆孝顺，对丈夫贤惠，对子女慈爱，虽然辛苦，而毫无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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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 卫拉特蒙古人家里有人去世时，忌讳说“死了”，而说“走了”、“升天了”、“成佛了”。其传统丧葬有天葬、火葬、土葬三种形式。
天葬：人死后，将尸体用白布裹上置于荒野，任野禽兽啄，如果尸体在3天内被吃掉，则认为是吉祥事。否则，便认为不吉祥，认为死者生前可能有罪过，因此请喇嘛念经，为死者改忏悔求佛开恩，以便使尸体早日被吃掉。为招来野兽还把酥油、羊油涂在尸体上，这种古老而原始的葬法，多在贫民间采用，上层富户极少采用。火葬：先堆起一堆柴禾，让死者盘腿坐在柴堆上，并在尸体上盖上白布，活佛喇嘛念经以后，点火焚烧，待尸体焚化后，把骨灰放入用黄、兰、白等颜色制成的布袋里，有些存放于寺庙表示成佛。也有些不存骨灰，把骨灰撒在高山或江河里，表示死者已升天。这种葬法比较繁琐，旧时的王公贵族在火葬时，其家属为使尸体早些焚化，将十几袋、甚至几十袋装有黄油的牛羊肚子放在干柴上烧。的以这种葬法大多为达官贵人及活佛喇嘛采用。土葬：入殓时有放棺材和不放棺材的。但都必须在葬前给死者洗身、刮胡子、剪指甲。然后，用白绸布或白布裹身。如果用棺材就将死者放放底宽而上部窄的棺中，不用棺材就在墓穴内铺一层白毡及一条褥子，将尸体放在上面。尸体必须侧卧。女的左则，男的右侧。
卫拉特蒙古的丧葬习俗受黄教的影响较大，人死后，家属速去寺庙报丧，请喇嘛念经，为死者祈祷超渡，确定送葬时辰，并且葬后招待念经的喇嘛膳食，富裕人家还送银子、牲畜给寺庙，贫穷者则给寺庙献哈达。入殓时也要请喇嘛念经。入殓第七天和第四十九天要为死者过“布音”，意即吃丧，届时要邀请死者亲属和邻居。而且讲究子女为父母、妻子为丈夫服丧百天，平辈则49天。服丧期内不穿华丽的衣服，不赴宴喜乐，不理发。
现在，卫拉特蒙古普遍实行土葬，天葬已经绝迹了。在乌鲁木齐市等地方，一些人采用殡仪馆火葬的方式。葬礼也从由喇嘛主持转为由单位领导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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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 卫拉特蒙古最盛大的节日是春节。其次有麦德尔节、祭敖包、点灯节。
春节。蒙古族称为“查干”，即“白节”之意。并且把元月也称为“查干萨日”，即“白月”。蒙古族认为白色是某些事物的开端和源泉，自古崇敬白色，把它作为美好和吉祥的象征。过春节很隆重，从农历12月开始准备食品、衣着，祭祀祖先的供物。除夕，同一家族，长辈带领全家人向家里挂的佛像行大礼，焚香点烛，然后祭“火神”，其方式是向火炉内倒一碗酒，然后祭祖。接着晚辈给长辈敬酒，长辈则向晚辈祝福。到了晚上，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吃“手抓羊肉”和饺子。卫拉特蒙古还有一种很古老的习惯，吃完牛羊肱骨肉后，将肱骨砸开，全家分吃骨髓，以示砸碎了鬼的肱骨，驱邪逐鬼、辞旧迎新。整个晚上家族人喝酒、唱歌通宵不眠。初一清晨，全家首先祭祖、祭天。将羊头、胸叉肉、油炸果子等放在敖包（用石头堆成，中间插有一根木杆，杆上系有哈达）上，献上哈达（哈达是蒙古族的珍贵礼品，用长丝绸或白绢做成）。向天上洒一碗酒，表示祭天。向敖包上洒一碗酒，表示祭敖包、祭祖先。接着由家族中德高望重者致祝词，祝福人们在老天爷的保护下成事如意。祭完敖包以后，晚辈给长辈拜年，长辈给晚辈祝福，并送手帕、钱等礼物。接着亲朋好友们互相拜年，即使远离几十里地也要拜年。
麦德尔节。麦德尔就是弥勒佛，节期在正月15日。这是个宗教色彩比较浓厚节日。节日当天每个黄庙都挂出弥勒佛的像，附近的牧民都来寺庙内敬献供品，烧香叩拜。如果有活佛那么由活佛主持，没有活佛则有大喇嘛主持。拜完佛之后，大家由氏族长古孜代（旗长）带领进行射箭、赛马、摔跤等蒙古族传统娱乐活动。
点灯节。卫拉特蒙古称之为“祖乐”。节期在农历10月25日，是一种小规模的宗教节日。据说是为了纪念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这一天，当黄昏时，家家户户在一高坡处立一木架，并在架上放自制的灯，这种灯的灯芯是用芨芨草做成的。芨芨草的数量是按每个人的岁数来确定的，芨芨草头上包有涂上黄油或羊油的棉花毛。人们将灯点燃后，围着从左到右转三圈（如果有喇嘛，则有喇嘛领着）。然后洒酒祭天、嗑头拜佛，祈求佛爷保佑长寿、平安。在每个包内也有用面团捏成的小油灯，整个晚上都亮着，象征着世界永远光明，人们长命百岁。
祭敖包。蒙古语称为“塔克勒干”。卫拉特蒙古每年要举行一次大型的以部落为中心的祭敖包活动。时间在夏季。敖包是用石头堆成的，一般置在水草丰美的高山丘陵处。祭敖包可能是来源于古代的祭山，它是蒙古族对自然崇拜的表现。祭敖包时，同一部落的牧民们都骑着马、骆驼，拿上酒肉等来到本部落敖包的处的山上。届时，人们先献哈达，然后由活佛或大喇嘛领着众人绕着敖包诵经（此是妇女不能参加），愿老天降福于人间，赐于人们平安无事，如果遇上旱灾，那么祈求老天下雨，使大地水草丰盛，五畜兴旺。祭完敖包以后，开始进行赛马、摔跤、射箭等蒙古族传统的民间娱乐活动。现在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塔克勒干节的形式也有些变化，“那达慕”大会这一名词代替了祭敖包。现在，土尔扈特蒙古聚居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规定每年农历6月4日在和静县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一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定于7月13日在赛里木湖畔举行。“那达慕”大会上要表演民族歌舞，举行摔跤、赛马、射箭等传统娱乐活动。巴音布鲁克“那达慕”大会又增加了赛牦牛等有趣的活动。更令人欣慰的是，现在的“那达慕”宗教色彩没有了，而增加了商业贸易这一新的活动。
（本文选自《新疆社会经济》1993.2）
巴州蒙古族人口的历史与现状
人口与一个民族所处的历史环境、地理环境和政治密不可分。从自然与社会角度，努力研究一下巴州蒙古族人口的历史和现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
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土尔扈特与和硕特两蒙古部族迁到珠勒都斯草原和博斯腾湖畔时，人口为21，718人，时过135年之后，到了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人口有减无增只有8800人。至1949年有17，121人，1991年人口发展到40，138人。巴州蒙古族人口数量大落大起引人深思。下面具体谈谈解放前巴州蒙古族锐减和人口发展不快的几个因素：
（一）清政府有意识地保存蒙古族的落后面貌，提倡喇嘛黄教，实行愚民政策。清政府规定蒙古族家中有二个儿子的要一个去做喇嘛；有三个则要两个去做喇嘛，并规定喇嘛不准结婚，违反规定的要施以割去生殖器和睾丸的酷刑，重则要处以死刑。很明显，兴黄教以弱蒙古，就是要使蒙古人民减少人口生产。
（二）清政府禁止蒙汉、蒙维、蒙回、蒙哈通婚，更有甚者，还不准蒙古族各部之间通婚。清政府规定，台吉擅与喀尔喀、卫拉特结婚来往者，革去爵位，不准承袭；王以下闲散的蒙古，违禁与喀尔喀、卫拉特结亲照定例治罪。实行这项严酷的政策，使巴州蒙古族人口素质下降。其主旨是为了达到让蒙古族人民自生自灭的目的。
（三）在土尔扈特与和硕特两蒙部落回归祖国至解放前175年间，新疆历经多次战乱，导致蒙古部落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如1826-1828年张格尔叛乱，在巴州烧杀抢掠，两蒙部死亡近2000人。1866年，浩罕菲首阿古柏侵略我国新疆，1872年占领两蒙部驻地，部落人民逃到伊犁，阿古柏滥杀两部落无辜5000余人。1931年，马仲英窜入巴州，对两蒙部落屠杀掠夺，1000多蒙民被无辜杀害。1937年新疆土皇帝盛世才在乌鲁木齐无理逮捕土尔扈特汗王满楚克扎布，和硕特班地郡王率领两部落子弟258名去营救，至乌拉泊全部壮烈战死。
（四）1862年新疆反动教主热西丁纂夺库车农民起义的领导权以后，煽动民族和宗教仇杀。热西丁咕出了“伊斯兰的宝剑已经确到了异教徒的头上”反动口号。巴州蒙古族人民首当其冲受害甚深，虽然焉耆、和硕、和靖许多维吾尔族、回族人民保护藏匿一部分蒙古人民，但是大部分蒙古族人民躲避深山，冻饿而亡。来不及逃走者全部未能幸免遇难，人口被害达6000人，其余散失大半。
（五）土尔扈特与和硕特住在高寒山区，缺医少药，疫病、瘟病流行无法抵御。如1775年两蒙部都感染了天花，死亡达3390余人。就连渥巴锡本人，其的母亲、女儿、幼子都沉疴而亡。又如巴音布鲁克乡一位叫布音德的妇女在解放前生了11个孩子全部夭折。
总之，巴州蒙古族人口在解放前锐减和增加不快，既有历史地理的因素，也有政治的因素，但最主要的是政治的因素。
二
解放后，巴州蒙古族人民各方面都有了较大地变化。人虽然住在高寒山区，仍然是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宗教信仰自由、医疗条件改善、生活日益提高，不仅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而且人口素质普遍提高，其具体表现为：
（一）巴州蒙古族人民通过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好，走社会主义道路已成了巴州蒙古族人民共同的实践。巴州蒙古族人民自古重视民族团结，两个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维护民族团结已成为巴州蒙古族人民自觉的行动。党和人民政府对巴州蒙古族人民十分关怀，每次遇到雪灾年景，巴州党政领导人都要亲临慰问，领导并参加抗灾保畜的斗争。四十多年来，国家累计向巴音布鲁克特区和博斯腾湖畔牧区投资近亿元。
（二）宗教观念起了变化。1944年，巴州蒙古族人民和新疆三区革命人民一起参加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伟大斗争。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新疆的统治。接着，巴州进行了民主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58年又进行了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废除了喇嘛黄教压迫剥削牧民的特权。中国共产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蒙古族人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住教的自由，不允许强迫别人为僧。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引起了蒙古族人民宗教观念的变化。牧民很少愿意当喇嘛的，现在就连许多喇嘛的接班人都成了问题。这是巴州蒙古族人口生产增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三）牧民生活得到了改善。解放前牧民一般吃不到大米、面粉和蔬菜、水果。解放后，大米、面粉定量供应；蔬菜、水果、糖、烟、酒、糕点、罐头等在牧民点内随时随地都可买到。食物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解放前，只有富牧才能穿上粗布衣，一般牧民只有皮衣皮裤皮窝靴子。解放后，五十年代穿上了咔叽布；六十年代穿条绒；七十年代穿中长的确良；八十年代穿毛布呢子。绝大部分牧民家庭有了手表、收音机、缝纫机、电视机。解放前进蒙古包是席地而卧，只有几有几张毡子和做饭的炊具。现在，夏牧场的蒙古族用的是钢丝床，少部分牧民已用上了席梦思床。冬有冬窝子砖房和木屋，内有大衣柜、五斗厨等家俱。
（四）医疗事业从无到有，缺医少药的现象得到了根本改变。1944年三区革命时巴音布鲁克区就建立了医院。解放后，巴州人民政府特别重视改善牧区的医疗条件。1958年做到了公社有医生；1972年做到公社建立卫生院，大队有医生；1984年做到了乡有卫生院，村有诊所，牧业村有医生。解放前，巴州蒙古族妇女每人平均生7个孩子，存活只有50%；解放后每个妇女平均生6.26个孩子，1950~~1980年存活为69%；1980~~1985年存活为81%；1986~~1991年存活为87%。本文前面提到了巴音布鲁克那个叫布音德的妇女，解放后所生的三个孩子全都幸福地生活着。
（五）文化素质普遍有所提高。解放前，巴州蒙古族文化水平较低，只有8所蒙古小学，在校生均为20-45人，而且时办时停，到1949年只剩下两所。没有一所蒙古中学。解放后，党和政府大力兴办各类蒙古族学校。现在巴州有蒙古族小学25所计290个班，共有在校学生4748人；四十年累计培养小学毕业生21,883人，现有蒙古族初级中学9所计66个班，共有在校生2,120人；35年累计培养初中毕业生8,296人；现有蒙古族高级中学一所（只设高中班）计22个班，现有在校学生946人，30年累计培养高中毕业生（包括原各戴帽高中培养的毕业生）2，849人；现有蒙古族中专班7个，在校生262人；解放以来累计培养的中专生1,382人。现有蒙古族电大班2个，有在校生78人；解放以来，新疆和内地为巴州培养的大专生683人；巴州现在蒙古族优秀拔尖人才1人；高级职称7人；现在职的各级各类干部3018人。
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全国各地人民的支援，各族人民团结合作，共同繁荣，使巴州蒙古族人口逐年增加，人口素质不断提高。
三
回顾巴州蒙古族人口的历史，综观巴州人口的现状，为我们揭示了巴州蒙古族人口发展的方向：
（一）提高人口素质。巴州蒙古族人口发展过快，这种增长速度与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有关。多子对提高蒙古族人民物质和文化水平是不利的，目前巴州蒙古族与汉族家庭相比，在子女上学、家庭收入诸方面明显地拉开了距离，在蒙古族中实行计划生育势在必行。一个叫道尔加拉的同志说得好，孩子多，负担重，顾不过来，误了孩子的前程。实行计划生育，对提高巴州蒙古族人口素质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二）在牧民中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蒙古族人民自古商品经济观念较差，认为做生意是丢人的事，屡受奸商盘剥。要在牧区中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教给牧民学做生意，会做生意。加强振兴民族经济，实现共同的民族进步和民族繁荣。
（三）继续大力发展巴州蒙古族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经济要发展，没有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不行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有教育发展了，经济才能发展。巴州蒙古族人口素质的提高，文化教育要先行，要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普及和推广科学技术，改传统的牧业生产方式为科学的牧业生产方式。培养各种经济管理、科学技术人才。必须下力气狠抓九年制义务教育，争取让每一个牧民子弟都受到义务教育。加强蒙古族基础教育，提高普通教育的质量，有计划地普及牧业科技知识，加强牧民的培训和提高。
（四）提高民族精神，增强民族活力。巴州蒙古族和中华民族的其它民族一样，勇敢、勤劳、智慧，热爱祖国，自强不息，珍惜友谊，憎恨强暴。应当发扬这些光荣传统。
（本文选自《卫拉特研究》1993.3）
一
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土尔扈特与和硕特两蒙古部族迁到珠勒都斯草原和博斯腾湖畔时，人口为21，718人，时过135年之后，到了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人口有减无增只有8800人。至1949年有17，121人，1991年人口发展到40，138人。巴州蒙古族人口数量大落大起引人深思。下面具体谈谈解放前巴州蒙古族锐减和人口发展不快的几个因素：
（一）清政府有意识地保存蒙古族的落后面貌，提倡喇嘛黄教，实行愚民政策。清政府规定蒙古族家中有二个儿子的要一个去做喇嘛；有三个则要两个去做喇嘛，并规定喇嘛不准结婚，违反规定的要施以割去生殖器和睾丸的酷刑，重则要处以死刑。很明显，兴黄教以弱蒙古，就是要使蒙古人民减少人口生产。
（二）清政府禁止蒙汉、蒙维、蒙回、蒙哈通婚，更有甚者，还不准蒙古族各部之间通婚。清政府规定，台吉擅与喀尔喀、卫拉特结婚来往者，革去爵位，不准承袭；王以下闲散的蒙古，违禁与喀尔喀、卫拉特结亲照定例治罪。实行这项严酷的政策，使巴州蒙古族人口素质下降。其主旨是为了达到让蒙古族人民自生自灭的目的。
（三）在土尔扈特与和硕特两蒙部落回归祖国至解放前175年间，新疆历经多次战乱，导致蒙古部落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如1826-1828年张格尔叛乱，在巴州烧杀抢掠，两蒙部死亡近2000人。1866年，浩罕菲首阿古柏侵略我国新疆，1872年占领两蒙部驻地，部落人民逃到伊犁，阿古柏滥杀两部落无辜5000余人。1931年，马仲英窜入巴州，对两蒙部落屠杀掠夺，1000多蒙民被无辜杀害。1937年新疆土皇帝盛世才在乌鲁木齐无理逮捕土尔扈特汗王满楚克扎布，和硕特班地郡王率领两部落子弟258名去营救，至乌拉泊全部壮烈战死。
（四）1862年新疆反动教主热西丁纂夺库车农民起义的领导权以后，煽动民族和宗教仇杀。热西丁咕出了“伊斯兰的宝剑已经确到了异教徒的头上”反动口号。巴州蒙古族人民首当其冲受害甚深，虽然焉耆、和硕、和靖许多维吾尔族、回族人民保护藏匿一部分蒙古人民，但是大部分蒙古族人民躲避深山，冻饿而亡。来不及逃走者全部未能幸免遇难，人口被害达6000人，其余散失大半。
（五）土尔扈特与和硕特住在高寒山区，缺医少药，疫病、瘟病流行无法抵御。如1775年两蒙部都感染了天花，死亡达3390余人。就连渥巴锡本人，其的母亲、女儿、幼子都沉疴而亡。又如巴音布鲁克乡一位叫布音德的妇女在解放前生了11个孩子全部夭折。
总之，巴州蒙古族人口在解放前锐减和增加不快，既有历史地理的因素，也有政治的因素，但最主要的是政治的因素。
二
解放后，巴州蒙古族人民各方面都有了较大地变化。人虽然住在高寒山区，仍然是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宗教信仰自由、医疗条件改善、生活日益提高，不仅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而且人口素质普遍提高，其具体表现为：
（一）巴州蒙古族人民通过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好，走社会主义道路已成了巴州蒙古族人民共同的实践。巴州蒙古族人民自古重视民族团结，两个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维护民族团结已成为巴州蒙古族人民自觉的行动。党和人民政府对巴州蒙古族人民十分关怀，每次遇到雪灾年景，巴州党政领导人都要亲临慰问，领导并参加抗灾保畜的斗争。四十多年来，国家累计向巴音布鲁克特区和博斯腾湖畔牧区投资近亿元。
（二）宗教观念起了变化。1944年，巴州蒙古族人民和新疆三区革命人民一起参加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伟大斗争。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新疆的统治。接着，巴州进行了民主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58年又进行了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废除了喇嘛黄教压迫剥削牧民的特权。中国共产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蒙古族人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住教的自由，不允许强迫别人为僧。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引起了蒙古族人民宗教观念的变化。牧民很少愿意当喇嘛的，现在就连许多喇嘛的接班人都成了问题。这是巴州蒙古族人口生产增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三）牧民生活得到了改善。解放前牧民一般吃不到大米、面粉和蔬菜、水果。解放后，大米、面粉定量供应；蔬菜、水果、糖、烟、酒、糕点、罐头等在牧民点内随时随地都可买到。食物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解放前，只有富牧才能穿上粗布衣，一般牧民只有皮衣皮裤皮窝靴子。解放后，五十年代穿上了咔叽布；六十年代穿条绒；七十年代穿中长的确良；八十年代穿毛布呢子。绝大部分牧民家庭有了手表、收音机、缝纫机、电视机。解放前进蒙古包是席地而卧，只有几有几张毡子和做饭的炊具。现在，夏牧场的蒙古族用的是钢丝床，少部分牧民已用上了席梦思床。冬有冬窝子砖房和木屋，内有大衣柜、五斗厨等家俱。
（四）医疗事业从无到有，缺医少药的现象得到了根本改变。1944年三区革命时巴音布鲁克区就建立了医院。解放后，巴州人民政府特别重视改善牧区的医疗条件。1958年做到了公社有医生；1972年做到公社建立卫生院，大队有医生；1984年做到了乡有卫生院，村有诊所，牧业村有医生。解放前，巴州蒙古族妇女每人平均生7个孩子，存活只有50%；解放后每个妇女平均生6.26个孩子，1950~~1980年存活为69%；1980~~1985年存活为81%；1986~~1991年存活为87%。本文前面提到了巴音布鲁克那个叫布音德的妇女，解放后所生的三个孩子全都幸福地生活着。
（五）文化素质普遍有所提高。解放前，巴州蒙古族文化水平较低，只有8所蒙古小学，在校生均为20-45人，而且时办时停，到1949年只剩下两所。没有一所蒙古中学。解放后，党和政府大力兴办各类蒙古族学校。现在巴州有蒙古族小学25所计290个班，共有在校学生4748人；四十年累计培养小学毕业生21,883人，现有蒙古族初级中学9所计66个班，共有在校生2,120人；35年累计培养初中毕业生8,296人；现有蒙古族高级中学一所（只设高中班）计22个班，现有在校学生946人，30年累计培养高中毕业生（包括原各戴帽高中培养的毕业生）2，849人；现有蒙古族中专班7个，在校生262人；解放以来累计培养的中专生1,382人。现有蒙古族电大班2个，有在校生78人；解放以来，新疆和内地为巴州培养的大专生683人；巴州现在蒙古族优秀拔尖人才1人；高级职称7人；现在职的各级各类干部3018人。
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全国各地人民的支援，各族人民团结合作，共同繁荣，使巴州蒙古族人口逐年增加，人口素质不断提高。
三
回顾巴州蒙古族人口的历史，综观巴州人口的现状，为我们揭示了巴州蒙古族人口发展的方向：
（一）提高人口素质。巴州蒙古族人口发展过快，这种增长速度与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有关。多子对提高蒙古族人民物质和文化水平是不利的，目前巴州蒙古族与汉族家庭相比，在子女上学、家庭收入诸方面明显地拉开了距离，在蒙古族中实行计划生育势在必行。一个叫道尔加拉的同志说得好，孩子多，负担重，顾不过来，误了孩子的前程。实行计划生育，对提高巴州蒙古族人口素质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二）在牧民中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蒙古族人民自古商品经济观念较差，认为做生意是丢人的事，屡受奸商盘剥。要在牧区中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教给牧民学做生意，会做生意。加强振兴民族经济，实现共同的民族进步和民族繁荣。
（三）继续大力发展巴州蒙古族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经济要发展，没有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不行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有教育发展了，经济才能发展。巴州蒙古族人口素质的提高，文化教育要先行，要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普及和推广科学技术，改传统的牧业生产方式为科学的牧业生产方式。培养各种经济管理、科学技术人才。必须下力气狠抓九年制义务教育，争取让每一个牧民子弟都受到义务教育。加强蒙古族基础教育，提高普通教育的质量，有计划地普及牧业科技知识，加强牧民的培训和提高。
（四）提高民族精神，增强民族活力。巴州蒙古族和中华民族的其它民族一样，勇敢、勤劳、智慧，热爱祖国，自强不息，珍惜友谊，憎恨强暴。应当发扬这些光荣传统。
（本文选自《卫拉特研究》1993.3）
新蒙古文化、新蒙古人
走出山林、走出草原，突然想抓住点什么。
尽管睁大眼睛，却还是迷失了自己植根的文化土壤。
刚见混凝土大厦迅速倒下，转眼又见更高更大的迅速矗起！
知识爆炸，信息共享→教育大众化→更大的知识爆炸→
有准备的民族能有几个？
人的竞争、文明与自然的冲撞、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日新月异……
明天，谁敢保证自己不会被遗忘？
明天，谁能说清自己已经老去多少？
今天，人心慌乱、茫然、怀疑与惧怕，大多数民族能有多少不同？
蒙古人可曾惧怕过再恶劣的环境？何曾退却过？如果不是为了进取！
已快倾家荡产的“蒙古文化”和“蒙古人”，又有什么包袱呢？
请轻装上阵，时代的大潮会锻炼出坚强的新蒙古人和新蒙古文化！
新蒙古文化、新蒙古人！一起来吧，帅新自我！
牧风也曾怒吼：谁说蒙古人不善于吸收与接纳？
13世纪，蒙古大厦下面曾经聚集的大量工匠和艺人，历史上可有谁同？
13世纪，钦察卫、康里卫、阿速卫、唐古卫和西域亲军，是不是最早的“联合国军”？
13世纪，蒙古人的文化大厦下，多宗教并存，各宗教同台辩论，对照宗教战争史，历史上可有谁同？
13世纪，市场和税收自然调节的商业大兴，是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
13世纪，世界自由贸易以及纸币与硬通货并用试行，可否算资本主义的萌芽？
13世纪，商人和拥有大量资金的代表人物参政、主政，在中国历史上可有先例？
……
现在，牧风已习惯并接受所有的漠视！
因为牧风知道，蒙古人衰弱太过，说了跟没说一样！
何况蒙古人更多的时候根本不说！
因为说出来，更愧对祖先，徒惹自己伤心！
既然聪明的新汉人，不会再去住“诸葛庐”，新蒙古人为什么不能建自己的“新蒙古文化大厦”？！
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千万不要指责人们善于遗忘！
如果，新蒙古人的脚步足够坚实，自然会引起世人心音的共鸣；
如果，新蒙古文化足够辉煌，光芒自然会普照草原，穿透密林；
如果，新蒙古人让新蒙古文化逐渐灿烂，在其新光下，人们自然会发现光源和光源的深厚底蕴！
既然选择了远方，那么留给世人的便只能是背影。
新蒙古人，在路上！不要回头！更不要中途下车！
尽管睁大眼睛，却还是迷失了自己植根的文化土壤。
刚见混凝土大厦迅速倒下，转眼又见更高更大的迅速矗起！
知识爆炸，信息共享→教育大众化→更大的知识爆炸→
有准备的民族能有几个？
人的竞争、文明与自然的冲撞、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日新月异……
明天，谁敢保证自己不会被遗忘？
明天，谁能说清自己已经老去多少？
今天，人心慌乱、茫然、怀疑与惧怕，大多数民族能有多少不同？
蒙古人可曾惧怕过再恶劣的环境？何曾退却过？如果不是为了进取！
已快倾家荡产的“蒙古文化”和“蒙古人”，又有什么包袱呢？
请轻装上阵，时代的大潮会锻炼出坚强的新蒙古人和新蒙古文化！
新蒙古文化、新蒙古人！一起来吧，帅新自我！
牧风也曾怒吼：谁说蒙古人不善于吸收与接纳？
13世纪，蒙古大厦下面曾经聚集的大量工匠和艺人，历史上可有谁同？
13世纪，钦察卫、康里卫、阿速卫、唐古卫和西域亲军，是不是最早的“联合国军”？
13世纪，蒙古人的文化大厦下，多宗教并存，各宗教同台辩论，对照宗教战争史，历史上可有谁同？
13世纪，市场和税收自然调节的商业大兴，是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
13世纪，世界自由贸易以及纸币与硬通货并用试行，可否算资本主义的萌芽？
13世纪，商人和拥有大量资金的代表人物参政、主政，在中国历史上可有先例？
……
现在，牧风已习惯并接受所有的漠视！
因为牧风知道，蒙古人衰弱太过，说了跟没说一样！
何况蒙古人更多的时候根本不说！
因为说出来，更愧对祖先，徒惹自己伤心！
既然聪明的新汉人，不会再去住“诸葛庐”，新蒙古人为什么不能建自己的“新蒙古文化大厦”？！
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千万不要指责人们善于遗忘！
如果，新蒙古人的脚步足够坚实，自然会引起世人心音的共鸣；
如果，新蒙古文化足够辉煌，光芒自然会普照草原，穿透密林；
如果，新蒙古人让新蒙古文化逐渐灿烂，在其新光下，人们自然会发现光源和光源的深厚底蕴！
既然选择了远方，那么留给世人的便只能是背影。
新蒙古人，在路上！不要回头！更不要中途下车！
对蒙古族同胞们的倡议书
蒙古族：它曾经有个辉煌的历史。金戈铁马横扫欧亚大陆震惊全世界！它们有辽阔的草原、宽敞的胸怀、美丽的服装、动人的歌声、纯朴、善良、豪爽的性格。而21世纪的蒙古族怎么样呢？
很多的蒙古族青年连最起码自己的母语都不会说，不少孩子不知道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甚至有的家长不让自己的孩子学习蒙语？！？
一个民族的生命和灵魂是什么？我认为是他们的文字和语言。难道咱们的文字和语言有错吗？文字和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最大的财富！也是人类的文化遗产！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蒙古族语，那么作为后人你心里不惭愧吗？你能对得起你的祖先和后一代？包括你自己？你不会说自己的母语这并不代表你是个罪人！你可以把你的希望和遗憾托付给你后代！我认为这是每个家长的义务和责任。
我去年在乌兰巴托遇见了不少咱们中国商人（他们都是汉族），但是让我非常吃惊的是很多咱们南方商人都学会了蒙语，那么你作为蒙古人却不会说自己的母语心里有什么感受和滋味？曾经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著名诗人希慕容老师，记者采访当中问希慕容老师：您会说蒙语吗？在那刹一间，我看到她的双眼突然充满了含着眼泪、嗓音一下变得沙哑起来缓缓的对记者说：这是我一生当中最遗憾的事情。回台湾以后写了一首咱们非常熟悉的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文字和语言是灵魂和生命。那么咱们的民族服装是什么？是脸面吗？民族服装是一个民族的一种文化特色，它也是祖先留下的另一份文化遗产。我们的服装多么美丽动人！
有的人说：穿出去怕别人笑话，有的还耻笑别人！咱们的民族服装有那么让你《笑话》吗？如果你周末休闲的时候带者你的爱人和你的孩子穿一身蒙古族服装逛商场、逛公园或者参加朋友聚会？你想这是多么一个美丽的景色呢？有是让人羡慕的幸福家庭。
在这儿我衷心的希望所有的同胞们：
爱护自己的民族文化、更不要忘记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同时祝愿你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生活美满！本文章当中也许有过错的文字和语句，请大家谅解，同时真诚的希望你们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宝贵意见！
很多的蒙古族青年连最起码自己的母语都不会说，不少孩子不知道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甚至有的家长不让自己的孩子学习蒙语？！？
一个民族的生命和灵魂是什么？我认为是他们的文字和语言。难道咱们的文字和语言有错吗？文字和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最大的财富！也是人类的文化遗产！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蒙古族语，那么作为后人你心里不惭愧吗？你能对得起你的祖先和后一代？包括你自己？你不会说自己的母语这并不代表你是个罪人！你可以把你的希望和遗憾托付给你后代！我认为这是每个家长的义务和责任。
我去年在乌兰巴托遇见了不少咱们中国商人（他们都是汉族），但是让我非常吃惊的是很多咱们南方商人都学会了蒙语，那么你作为蒙古人却不会说自己的母语心里有什么感受和滋味？曾经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著名诗人希慕容老师，记者采访当中问希慕容老师：您会说蒙语吗？在那刹一间，我看到她的双眼突然充满了含着眼泪、嗓音一下变得沙哑起来缓缓的对记者说：这是我一生当中最遗憾的事情。回台湾以后写了一首咱们非常熟悉的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文字和语言是灵魂和生命。那么咱们的民族服装是什么？是脸面吗？民族服装是一个民族的一种文化特色，它也是祖先留下的另一份文化遗产。我们的服装多么美丽动人！
有的人说：穿出去怕别人笑话，有的还耻笑别人！咱们的民族服装有那么让你《笑话》吗？如果你周末休闲的时候带者你的爱人和你的孩子穿一身蒙古族服装逛商场、逛公园或者参加朋友聚会？你想这是多么一个美丽的景色呢？有是让人羡慕的幸福家庭。
在这儿我衷心的希望所有的同胞们：
爱护自己的民族文化、更不要忘记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同时祝愿你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生活美满！本文章当中也许有过错的文字和语句，请大家谅解，同时真诚的希望你们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宝贵意见！
蒙古无边
草原的寂寞消去了你的锋芒
蒙古人的品性不在为你高尚
看着你懦弱的埋没田间
我的这颗心呀，刺痛百孔千疮
马儿不在嘶叫，人们不在豪放
你也不会折断在永久的战场
历史虽记住了昔日的辉煌
它只能是蒙古人顶礼膜拜的向往
如今你失去了即定的方向
退回了荒凉的大漠边疆
让我们彼此握手拥抱吧
也许我们无法用母语歌唱
搭上圆弓之箭射向远方
成吉思汗的后代们，觉醒吧
象个勇敢的战士拼死战场
即使头颅躯体埋葬他乡
骑上战马，高举蒙古之剑
不在做任人宰割的羔羊
冲出为我们制定的边线
蒙古人的品性不在为你高尚
看着你懦弱的埋没田间
我的这颗心呀，刺痛百孔千疮
马儿不在嘶叫，人们不在豪放
你也不会折断在永久的战场
历史虽记住了昔日的辉煌
它只能是蒙古人顶礼膜拜的向往
如今你失去了即定的方向
退回了荒凉的大漠边疆
让我们彼此握手拥抱吧
也许我们无法用母语歌唱
搭上圆弓之箭射向远方
成吉思汗的后代们，觉醒吧
象个勇敢的战士拼死战场
即使头颅躯体埋葬他乡
骑上战马，高举蒙古之剑
不在做任人宰割的羔羊
冲出为我们制定的边线
列宁的蒙古（卡尔梅克）血统
1997年6月我应邀访问了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见其首都爱利斯塔市中心广场上，政府大厦前，高高耸立着列宁的雕像。陪同的朋友告诉我：“列宁的祖母是卡尔梅克人!”我特别吃惊。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居然与自己有这么密切的源缘关系，心情多么激动啊!
为了慎重起见，我请友人查查记载这事实的文字根据。卡尔梅克大学校长柏尔勒科夫同志从他们大学图书馆找到一本1969年莫斯科出版的《列宁传记》，并给我复印了有关列宁的出生及家族部分章节。果然不错。回国以后，我又查阅了一系列关于记载列宁家世的中俄文书籍，从蛛丝蚂迹到再清楚不过的证据，摆在眼前了。
197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列宁传》，转译苏联1936年外国工人出版社英译本，其中第一章讲到列宁妹妹玛丽亚·乌里扬诺娃对列宁有如下的描写，请留心其外貌、发音特征。
“在体格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极像他父亲。他承继了他父亲的身材、高颧骨、脸型、蒙古型的眼角、略为向上的眼睛和宽阔的前额。他有他父亲的言谈气质和同样诚恳感人的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甚至继承了他父亲发r时轻微的喉音。”
1997年5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列宁的历程》(副题：一个国际伟人震撼人类的一生)，有这样的描述：“列宁的祖籍并不在辛比尔斯克，他的祖父尼古拉·互西里耶维奇·乌里扬诺夫是一个穷裁缝，过去大概是个农奴，住在位于伏尔加河流入里海的入口处旁边的阿斯特拉罕。这是座散发着鱼腥味的手工业小城市。当尼古拉·互西里耶维奇这个俄罗斯人50多岁时，他同一个加尔梅克人的不识字的女儿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斯米乐诺娃结了婚 。加尔梅克人是蒙古民族的一支，在苏联境内过着游牧生活，信奉佛教。他们的脸盘又大又圆又平，呈黄褐色。他们的眼睛有着蒙古人的特征。列宁那宽宽的颧骨和外斜视眼说明这是混入了亚洲血统，前苏联有关列宁的传记中，把列宁描写成从种族来讲是一个纯粹的俄罗斯人，而关于列宁的祖宗是非俄罗斯人这个事实，却加以隐瞒，……”。这足以证实，列宁的族系属于欧亚混血型。他身上具有东西方的民族特点，与蒙古族有着亲缘关系。
上文中提到的加尔梅克人即卡尔梅克人，原是突厥语对大漠之西蒙古土尔扈特部族的称呼。土尔扈特本是统一蒙古族卫拉特四部之一，明朝末年为寻求新的生存环境，部族大部分离开原在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境内)的游牧故土向西迁徙，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当时尚未被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在这里开拓建置，劳动生息，创立起游牧民族的封建汗庭，完善了各项典章制度，维持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政权。他们爱这里的水草，用蒙古语称里海为呼克廷格斯，即蓝色的海湖，称伏尔加河为额金郭勒，即母亲河(据传，里海入口处一旁的列宁故乡阿斯特拉罕也是蒙古名字)。到后来，俄国势力迅速扩张，受排斥的土尔扈特人为摆脱俄国的控制，1771年在渥巴锡汗的率领下大部分离开伏尔加河畔返回故土，约三分之一部分仍留在那里。那时留下的土尔扈特人繁衍发展成今日的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国土从前有140多万平方公里，今压缩到16成平方公里，人口35万，卡尔梅克人约占45%，占独联体全部卡尔梅克人总数的84%。卡尔梅克人在十月革命前大部分过着游牧生活，不懂俄语，使用的是1648年由班弟创造的托忒特蒙文。
由于斯大林扩大肃反，1943年把卡尔梅克族强制性驱逐出原住地，一部分到了西伯利亚，一部分去了欧洲各国，甚至美国。1957年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在卡尔梅克人民的强烈呼吁下重新恢复了这个自治共和国，但从人数、面积上都无法与过去相比。而失去的和将失去的愈感弥珍。近年来民族语言文字发展迅速。去年我参观了他们的大、中、小学。在小学从一、二年级开始用双语教学，并请蒙语很好的老人给孩子讲解蒙古文化传统，讲述佛教、礼节。大学的系主任一级领导都是卡尔梅克人，而且绝大部分都有博士学位。前几天给他们大学校长打电话，准备用俄语交谈，没想到他用蒙语先讲话了。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仅一年时间他怎么会掌握了如此多的本民族语言，令人兴奋又佩服。这与他们国家的自立精神分不开。去年在告别宴会上，他们各省省长除了一位用俄语讲话以外，其余全部用本民族语言表达着深厚感情。总统号召全体卡尔梅克人用母语讲话。
关于列宁祖母，文献资料记载少，但在卡尔梅克人民中口头传说却不少。其一说：在十月革命期间，有位卡尔梅克同志到列宁住处拜会时，列宁用奶茶招待他。这位同志奇怪地问列宁：“您怎么会喝这种茶?”列宁兴奋地告诉他：“我奶奶是卡尔梅克人，所以我们家都有喝奶茶的习俗”。这样百十年来在卡尔梅克人中流传开了：伟大的列宁血液中流着自己民族的血。
注：作者满琳系渥巴锡汗第十二代后人，其父兄曾袭汗位，卡尔梅克人和新疆一些蒙古人尊称她为公主。1997年6月，卡尔梅克人邀请满琳，并以公主的规格隆重热烈地接待了她。满琳现为中国空军退役军官，致力于著书立说，颇有成就。
为了慎重起见，我请友人查查记载这事实的文字根据。卡尔梅克大学校长柏尔勒科夫同志从他们大学图书馆找到一本1969年莫斯科出版的《列宁传记》，并给我复印了有关列宁的出生及家族部分章节。果然不错。回国以后，我又查阅了一系列关于记载列宁家世的中俄文书籍，从蛛丝蚂迹到再清楚不过的证据，摆在眼前了。
197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列宁传》，转译苏联1936年外国工人出版社英译本，其中第一章讲到列宁妹妹玛丽亚·乌里扬诺娃对列宁有如下的描写，请留心其外貌、发音特征。
“在体格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极像他父亲。他承继了他父亲的身材、高颧骨、脸型、蒙古型的眼角、略为向上的眼睛和宽阔的前额。他有他父亲的言谈气质和同样诚恳感人的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甚至继承了他父亲发r时轻微的喉音。”
1997年5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列宁的历程》(副题：一个国际伟人震撼人类的一生)，有这样的描述：“列宁的祖籍并不在辛比尔斯克，他的祖父尼古拉·互西里耶维奇·乌里扬诺夫是一个穷裁缝，过去大概是个农奴，住在位于伏尔加河流入里海的入口处旁边的阿斯特拉罕。这是座散发着鱼腥味的手工业小城市。当尼古拉·互西里耶维奇这个俄罗斯人50多岁时，他同一个加尔梅克人的不识字的女儿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斯米乐诺娃结了婚 。加尔梅克人是蒙古民族的一支，在苏联境内过着游牧生活，信奉佛教。他们的脸盘又大又圆又平，呈黄褐色。他们的眼睛有着蒙古人的特征。列宁那宽宽的颧骨和外斜视眼说明这是混入了亚洲血统，前苏联有关列宁的传记中，把列宁描写成从种族来讲是一个纯粹的俄罗斯人，而关于列宁的祖宗是非俄罗斯人这个事实，却加以隐瞒，……”。这足以证实，列宁的族系属于欧亚混血型。他身上具有东西方的民族特点，与蒙古族有着亲缘关系。
上文中提到的加尔梅克人即卡尔梅克人，原是突厥语对大漠之西蒙古土尔扈特部族的称呼。土尔扈特本是统一蒙古族卫拉特四部之一，明朝末年为寻求新的生存环境，部族大部分离开原在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境内)的游牧故土向西迁徙，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当时尚未被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在这里开拓建置，劳动生息，创立起游牧民族的封建汗庭，完善了各项典章制度，维持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政权。他们爱这里的水草，用蒙古语称里海为呼克廷格斯，即蓝色的海湖，称伏尔加河为额金郭勒，即母亲河(据传，里海入口处一旁的列宁故乡阿斯特拉罕也是蒙古名字)。到后来，俄国势力迅速扩张，受排斥的土尔扈特人为摆脱俄国的控制，1771年在渥巴锡汗的率领下大部分离开伏尔加河畔返回故土，约三分之一部分仍留在那里。那时留下的土尔扈特人繁衍发展成今日的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国土从前有140多万平方公里，今压缩到16成平方公里，人口35万，卡尔梅克人约占45%，占独联体全部卡尔梅克人总数的84%。卡尔梅克人在十月革命前大部分过着游牧生活，不懂俄语，使用的是1648年由班弟创造的托忒特蒙文。
由于斯大林扩大肃反，1943年把卡尔梅克族强制性驱逐出原住地，一部分到了西伯利亚，一部分去了欧洲各国，甚至美国。1957年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在卡尔梅克人民的强烈呼吁下重新恢复了这个自治共和国，但从人数、面积上都无法与过去相比。而失去的和将失去的愈感弥珍。近年来民族语言文字发展迅速。去年我参观了他们的大、中、小学。在小学从一、二年级开始用双语教学，并请蒙语很好的老人给孩子讲解蒙古文化传统，讲述佛教、礼节。大学的系主任一级领导都是卡尔梅克人，而且绝大部分都有博士学位。前几天给他们大学校长打电话，准备用俄语交谈，没想到他用蒙语先讲话了。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仅一年时间他怎么会掌握了如此多的本民族语言，令人兴奋又佩服。这与他们国家的自立精神分不开。去年在告别宴会上，他们各省省长除了一位用俄语讲话以外，其余全部用本民族语言表达着深厚感情。总统号召全体卡尔梅克人用母语讲话。
关于列宁祖母，文献资料记载少，但在卡尔梅克人民中口头传说却不少。其一说：在十月革命期间，有位卡尔梅克同志到列宁住处拜会时，列宁用奶茶招待他。这位同志奇怪地问列宁：“您怎么会喝这种茶?”列宁兴奋地告诉他：“我奶奶是卡尔梅克人，所以我们家都有喝奶茶的习俗”。这样百十年来在卡尔梅克人中流传开了：伟大的列宁血液中流着自己民族的血。
注：作者满琳系渥巴锡汗第十二代后人，其父兄曾袭汗位，卡尔梅克人和新疆一些蒙古人尊称她为公主。1997年6月，卡尔梅克人邀请满琳，并以公主的规格隆重热烈地接待了她。满琳现为中国空军退役军官，致力于著书立说，颇有成就。
一个蒙族青年所面临的民族文化危机
哈斯，我不知道我们彼此是否相识。
我的意思是说，许多年前，我就认得一个叫哈斯的蒙族女孩，我们两家父母都 是好朋友，她长得高高的，性情爽朗，笑容很甜。不过，我们有很久没通音讯了， 我只知道她去国外读书，并且以后定居了下来，已经结婚又有了孩子了。
你就是那个哈斯吗？还是说，你是另外一个蒙族女孩，更年轻一些，更急切一 些，而名字刚好叫做哈斯？
不过，不管我认不认识你的人，我想，我都能认识你的心。因为，你的困惑与挣扎也曾经是我的。因为，哈斯，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２
一开始，你就击痛了我，你说：
“这不是一篇有学理根据，有条理的论文发表，它仅代表我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感受；希望在这篇文章所提及的困惑与挣扎，能让有相同感受的同乡，感 到自己并不寂寞……。
是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非常寂寞过。第一次强烈的感受，是在初中二年级的地理课上。 那时候，我刚从香港来到台湾，考上了北二女初中部的插班生。地理老师是我 们的导师，人很温柔诚恳，上课又认真，我一直很喜欢她。
但是，在那一天，教到了“内蒙古地方”这个单元，她竟然完全变了，不再是 我心中可敬可爱的导师了。她用着非常武断的字眼来描述那个遥远的地方，并且不停地取笑生活 在那块土地上的蒙古民族，取笑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信仰、他们的风俗习惯;她所举出的例证有些是实情，有些肯定是道听途说，可是她丝毫没有想要加以分辨 与澄清的意思，反 而面不改色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说到高潮的地方，听得全班同学眉飞色舞，哄 堂大笑。
从小在家里，不管是外婆或者父母给我的教育，都在处处提醒我不要忘了自己 是一个蒙古族人，可是我总是浑浑噩噩的，并不觉得自己和其他的人有什么不一样。 一直要到了这一天，在全班同学喧哗的笑声和不断回头注视的目光里，我才第 一次感觉到我是“异族”，第一次感觉到被分类被排斥的寂寞与悲痛。我终于刻骨铭心地意识到——我是一个离开了族群的蒙古族人。 哈斯，想必你成长的经验也和我的差不多吧？
３
奇怪的是，对于少年的我，这一堂地理课是我生命中最初和最深的一道刻痕。 但是，对于当时在场的其他人来说，却不过是一堂很有趣的地理课而已。下了课之 后，同学照样过来对我有说有笑，老师又恢复了温柔和诚恳的面貌，没有一个人觉 得，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心中的伤痛，对她们来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后来，这样的遭遇不时出现，我心上的刻痕虽然越来越多。却也越来越浅；这 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我逐渐察觉，在我周围绝大多数的汉人朋友，其实并无 意要伤害我，也不知道这样就会伤害了我。
因为，对于人数众多、历史悠久、文化辉煌灿烂的大汉民族来说，从很久以来，就习惯了以自己这个民族做为中心去思想、去判断、去决定一切的标准。
这种习惯如果只表现在日常生活上，其实也无可厚非，每个民族都有权利假想 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但是，如果在政治上也坚持这种心态的话，伤害就是无可 避免的了。
４
哈斯，我知道，这也是你害怕的事。
所以你说：“所以我们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为了在这个大环境中不被排斥，我们必须接 受这个环境中的文化，但是又因为人数太少，我们逐渐明白，不但会接受，甚至可 能会完全的接受，忘了我们的根。”
哈斯，不要害怕，让我慢慢告诉你。 这次我回到故乡，一位当地的朋友告诉我，在她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内蒙 古马术队到南方去表演。在四川乡下，被一群特别热情的观众围了起来，老老少少 一面欢喜地拥抱着他们，一面流着泪不断向他们说：
“我们是蒙族人啊！我们原来的祖先都是蒙族人啊！”
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代的子孙了！说的话都已经完全是当地的四川土语。其中有许多人在前一天赶了好几十里的路过来，只是想要看一看从遥远的故乡来的同胞青年，只是为了要告诉他们：“我们也是蒙族人。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源！”
哈斯，你要知道，“血源”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她是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埋伏在最初最初的生命基因里面的呼唤。当你处在整个族群之中，当你与周遭的同伴 并没有丝毫差别，当你这个族群的生存并没有受到显著威胁的时候，她是安静无声 并且无影无形的，你可以安静地活一辈子，从来不会感受到她的存在，当然更可以 不受她的影响。她的影响只有在远离族群，或者整个族群的生存面临危机的时候才会出现。 在那个时候，她就会从你自己的生命里走出来呼唤你。
５
哈斯，就是因为这一种强烈的呼唤，才让我急切地走了那么多的路，去追寻那一条河流的源头。 希喇穆伦河在我的心中已经流了很久了。在黑夜的梦里，我总是会听到河水浩浩荡荡流过原野的声音。
原野无边无际，那天，我和朋友们乘坐了两辆吉普车，在草原上寻找了一整天， 都找不到河谷的入口。带路的朋友从前去过好几次，但是草原实在太大了，而每一 座指路的山 峦又长得极为相似。我们一路走走停停，再爬到隆起的丘陵上向远处张望，听 得见河流在远处流过的声音，哈斯，那声音就像从我的心中流过的一样。
在渺无人烟的草原上终于遇到了一个骑马的青年，他从斜阳的光晕之中向着我们慢慢过来，知道了我们的困难之后，这个年轻人把手臂伸直向右前方微微一举， 河谷的入口就赫然出现在眼前。
当我们穿过了小树林子，走下了长长的陡峭难行的沙丘，终于下到河谷深处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
这里是一处三面有山，地层突然深陷的山谷。在最接近山壁的那块沙土地上，一片泥泞，仔细看过去，才发现有水不断从地面渗出来，把沙土地都染湿了。
渗出来的水在短短两三公尺的距离里就汇成流泉，有了声音，再流出十几公尺之后就变成一条浅浅的溪流，岸边杂生着矮树丛和野花，再继续往前流着，水声越 来越大，在 稍远的树丛之间一转弯，就俨然成为一条小小的河流往远方流过去了。 我赤足走进浅浅的溪流之中，虽然是九月初温暖的天气，溪水却冰冽无比，我的脚好像是站在冻结的冰块上一样，一会儿就疼痛起来，可是，哈斯，你可以想象 我心里沸腾的热血。
哈斯，你该知道，我是多么以自己的血源而自豪啊！父母的家乡虽然遭到了许多人为的破坏，可是，只要这块土地还在，生命里的许多渴望仿佛都在这个时候挣 扎着拥挤着突围而出。站在希喇穆伦河的河水之中，只觉得有种强烈到无法抵御的 归属感将我整个人紧紧包裹了起来，那样巨大的幸福足以使我们泪流满面而不能自 觉，一如在巨大的悲痛里所感受到的一样。
多年来一直在我的血脉里呼唤着我的声音，一直在遥远的高原上呼唤着我的声音，此刻都在潺潺的水流声中合而为一，我终于在母亲的土地上寻回了一个完整的 自己。 生命至此再无缺憾，我俯首掬饮源头水，感谢上苍的厚赐。
６
可是，哈斯，我真正想要告诉你听的，是我在这之后的心情。 在这之后，我回到了克什克腾旗，在当地同乡接待的晚会上，他们送给我一条纯白的哈达，有几位年长的父老并且告诉我，我的外祖父母曾经为这块土地尽了多 少心力；也有人过来告诉我，他们还记得我的母亲。
洁白的哈达披在肩上，仿佛母亲轻柔的抚慰，举杯向大家道谢之时，我忽然发现，我和面前的这些朋友长得多么相像啊！ 我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族群之间，哈斯，在我面前的人和我长得多么相像！许多人都仿佛是从镜中映照的熟悉的轮廓，在人丛之中，远远的，我甚至好像看到了外 祖父年轻时候的面容。血源在这一刻，竟然变成了非常具象的线条和颜色，清清楚 楚站到我的眼前来，告诉我，这里原来就是我真正的来处，是我生命最最初始的根 源。
在半生的惶惑之后，这一刻，是怎样令人心安和喜乐的相逢！ 就好像饥渴的人忽然在丰盛的筵席上看见了自己的名字，我，终于狂喜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哈斯，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哈斯，请你相信我，就算有一天，你也许会忘记了内蒙古的历史，你也许会忘记了蒙族的语言，但是，哈斯，你绝不会忘记自己的来处；“血源”不是一种可以 任你随意抛弃和忘记的东西，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从你的心里把她摘取下来。
她是种籽、是花朵，也是果实；她是温暖、是光亮，也是前路上不绝的呼唤；而有一天，当你终于与她迎面相遇的时候，你会发现，她竟然也可以是一泓清澈澄 明如水般的鉴照。
哈斯，我年轻的同胞，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我的意思是说，许多年前，我就认得一个叫哈斯的蒙族女孩，我们两家父母都 是好朋友，她长得高高的，性情爽朗，笑容很甜。不过，我们有很久没通音讯了， 我只知道她去国外读书，并且以后定居了下来，已经结婚又有了孩子了。
你就是那个哈斯吗？还是说，你是另外一个蒙族女孩，更年轻一些，更急切一 些，而名字刚好叫做哈斯？
不过，不管我认不认识你的人，我想，我都能认识你的心。因为，你的困惑与挣扎也曾经是我的。因为，哈斯，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２
一开始，你就击痛了我，你说：
“这不是一篇有学理根据，有条理的论文发表，它仅代表我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感受；希望在这篇文章所提及的困惑与挣扎，能让有相同感受的同乡，感 到自己并不寂寞……。
是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非常寂寞过。第一次强烈的感受，是在初中二年级的地理课上。 那时候，我刚从香港来到台湾，考上了北二女初中部的插班生。地理老师是我 们的导师，人很温柔诚恳，上课又认真，我一直很喜欢她。
但是，在那一天，教到了“内蒙古地方”这个单元，她竟然完全变了，不再是 我心中可敬可爱的导师了。她用着非常武断的字眼来描述那个遥远的地方，并且不停地取笑生活 在那块土地上的蒙古民族，取笑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信仰、他们的风俗习惯;她所举出的例证有些是实情，有些肯定是道听途说，可是她丝毫没有想要加以分辨 与澄清的意思，反 而面不改色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说到高潮的地方，听得全班同学眉飞色舞，哄 堂大笑。
从小在家里，不管是外婆或者父母给我的教育，都在处处提醒我不要忘了自己 是一个蒙古族人，可是我总是浑浑噩噩的，并不觉得自己和其他的人有什么不一样。 一直要到了这一天，在全班同学喧哗的笑声和不断回头注视的目光里，我才第 一次感觉到我是“异族”，第一次感觉到被分类被排斥的寂寞与悲痛。我终于刻骨铭心地意识到——我是一个离开了族群的蒙古族人。 哈斯，想必你成长的经验也和我的差不多吧？
３
奇怪的是，对于少年的我，这一堂地理课是我生命中最初和最深的一道刻痕。 但是，对于当时在场的其他人来说，却不过是一堂很有趣的地理课而已。下了课之 后，同学照样过来对我有说有笑，老师又恢复了温柔和诚恳的面貌，没有一个人觉 得，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心中的伤痛，对她们来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后来，这样的遭遇不时出现，我心上的刻痕虽然越来越多。却也越来越浅；这 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我逐渐察觉，在我周围绝大多数的汉人朋友，其实并无 意要伤害我，也不知道这样就会伤害了我。
因为，对于人数众多、历史悠久、文化辉煌灿烂的大汉民族来说，从很久以来，就习惯了以自己这个民族做为中心去思想、去判断、去决定一切的标准。
这种习惯如果只表现在日常生活上，其实也无可厚非，每个民族都有权利假想 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但是，如果在政治上也坚持这种心态的话，伤害就是无可 避免的了。
４
哈斯，我知道，这也是你害怕的事。
所以你说：“所以我们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为了在这个大环境中不被排斥，我们必须接 受这个环境中的文化，但是又因为人数太少，我们逐渐明白，不但会接受，甚至可 能会完全的接受，忘了我们的根。”
哈斯，不要害怕，让我慢慢告诉你。 这次我回到故乡，一位当地的朋友告诉我，在她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内蒙 古马术队到南方去表演。在四川乡下，被一群特别热情的观众围了起来，老老少少 一面欢喜地拥抱着他们，一面流着泪不断向他们说：
“我们是蒙族人啊！我们原来的祖先都是蒙族人啊！”
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代的子孙了！说的话都已经完全是当地的四川土语。其中有许多人在前一天赶了好几十里的路过来，只是想要看一看从遥远的故乡来的同胞青年，只是为了要告诉他们：“我们也是蒙族人。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源！”
哈斯，你要知道，“血源”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她是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埋伏在最初最初的生命基因里面的呼唤。当你处在整个族群之中，当你与周遭的同伴 并没有丝毫差别，当你这个族群的生存并没有受到显著威胁的时候，她是安静无声 并且无影无形的，你可以安静地活一辈子，从来不会感受到她的存在，当然更可以 不受她的影响。她的影响只有在远离族群，或者整个族群的生存面临危机的时候才会出现。 在那个时候，她就会从你自己的生命里走出来呼唤你。
５
哈斯，就是因为这一种强烈的呼唤，才让我急切地走了那么多的路，去追寻那一条河流的源头。 希喇穆伦河在我的心中已经流了很久了。在黑夜的梦里，我总是会听到河水浩浩荡荡流过原野的声音。
原野无边无际，那天，我和朋友们乘坐了两辆吉普车，在草原上寻找了一整天， 都找不到河谷的入口。带路的朋友从前去过好几次，但是草原实在太大了，而每一 座指路的山 峦又长得极为相似。我们一路走走停停，再爬到隆起的丘陵上向远处张望，听 得见河流在远处流过的声音，哈斯，那声音就像从我的心中流过的一样。
在渺无人烟的草原上终于遇到了一个骑马的青年，他从斜阳的光晕之中向着我们慢慢过来，知道了我们的困难之后，这个年轻人把手臂伸直向右前方微微一举， 河谷的入口就赫然出现在眼前。
当我们穿过了小树林子，走下了长长的陡峭难行的沙丘，终于下到河谷深处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
这里是一处三面有山，地层突然深陷的山谷。在最接近山壁的那块沙土地上，一片泥泞，仔细看过去，才发现有水不断从地面渗出来，把沙土地都染湿了。
渗出来的水在短短两三公尺的距离里就汇成流泉，有了声音，再流出十几公尺之后就变成一条浅浅的溪流，岸边杂生着矮树丛和野花，再继续往前流着，水声越 来越大，在 稍远的树丛之间一转弯，就俨然成为一条小小的河流往远方流过去了。 我赤足走进浅浅的溪流之中，虽然是九月初温暖的天气，溪水却冰冽无比，我的脚好像是站在冻结的冰块上一样，一会儿就疼痛起来，可是，哈斯，你可以想象 我心里沸腾的热血。
哈斯，你该知道，我是多么以自己的血源而自豪啊！父母的家乡虽然遭到了许多人为的破坏，可是，只要这块土地还在，生命里的许多渴望仿佛都在这个时候挣 扎着拥挤着突围而出。站在希喇穆伦河的河水之中，只觉得有种强烈到无法抵御的 归属感将我整个人紧紧包裹了起来，那样巨大的幸福足以使我们泪流满面而不能自 觉，一如在巨大的悲痛里所感受到的一样。
多年来一直在我的血脉里呼唤着我的声音，一直在遥远的高原上呼唤着我的声音，此刻都在潺潺的水流声中合而为一，我终于在母亲的土地上寻回了一个完整的 自己。 生命至此再无缺憾，我俯首掬饮源头水，感谢上苍的厚赐。
６
可是，哈斯，我真正想要告诉你听的，是我在这之后的心情。 在这之后，我回到了克什克腾旗，在当地同乡接待的晚会上，他们送给我一条纯白的哈达，有几位年长的父老并且告诉我，我的外祖父母曾经为这块土地尽了多 少心力；也有人过来告诉我，他们还记得我的母亲。
洁白的哈达披在肩上，仿佛母亲轻柔的抚慰，举杯向大家道谢之时，我忽然发现，我和面前的这些朋友长得多么相像啊！ 我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族群之间，哈斯，在我面前的人和我长得多么相像！许多人都仿佛是从镜中映照的熟悉的轮廓，在人丛之中，远远的，我甚至好像看到了外 祖父年轻时候的面容。血源在这一刻，竟然变成了非常具象的线条和颜色，清清楚 楚站到我的眼前来，告诉我，这里原来就是我真正的来处，是我生命最最初始的根 源。
在半生的惶惑之后，这一刻，是怎样令人心安和喜乐的相逢！ 就好像饥渴的人忽然在丰盛的筵席上看见了自己的名字，我，终于狂喜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哈斯，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哈斯，请你相信我，就算有一天，你也许会忘记了内蒙古的历史，你也许会忘记了蒙族的语言，但是，哈斯，你绝不会忘记自己的来处；“血源”不是一种可以 任你随意抛弃和忘记的东西，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从你的心里把她摘取下来。
她是种籽、是花朵，也是果实；她是温暖、是光亮，也是前路上不绝的呼唤；而有一天，当你终于与她迎面相遇的时候，你会发现，她竟然也可以是一泓清澈澄 明如水般的鉴照。
哈斯，我年轻的同胞，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内外蒙古分离运动分析
班布尔汗
外蒙古在清末民初独立于中国之外，至今为很多人所扼腕。时至今日，那片土地早已成为世界所承认的蒙古共和国，所谓一些“收复失地”的言论都成为无稽之谈。但是，外蒙古的独立，以及因为其独立而引发的内蒙古数十年未能平息的独立和自治运动，却并不是随着那段历史逐渐尘封而为人们所淡忘，可若要说起来，又很难说得清楚，其中所涌现的一系列人物，也都是那么面目模糊。专家学者们有着大量的论述，而我们这些民间的历史爱好者，却往往都在“体制之外”，难窥堂奥，有必要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去了解这段历史，了解在那衰乱之世所发生的扑朔迷离的事情。
而要谈论这一问题，首先要把我们教科书所灌输的一个理论扔到一边，那便是“自古以来”论。因为如果这个论调不排除，很多问题便说不清楚，什么都是“自古以来”便是这样，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发生？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冲突？“自古以来”说法实在是自欺欺人。人类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期都有变化，一个国家的疆域，民族构成，往往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变化。何来“自古以来”？
大唐王朝灭亡之后，经过五代十国的大动乱，虽然有宋朝的建立，号称“统一”，但中原皇帝再也没有能够成为“天可汗”。虽是“天朝”，却被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一直占着燕云十六州，后来又被西夏占去了灵州、西凉府等地。等到金国崛起，更是完全失去了江北土地。所以说，从唐朝灭亡的公元907年到公元1276年南宋灭亡，中国才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大一统王朝，也就是元朝。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而这个“大一统”却是远超历代。首先一直与中原王朝征战不断北方草原完全纳入实际统治之下，然后是吐藩，也就是西藏，在被招降后由王朝直接管辖，还有今天的东北、云南地区，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完全被中原王朝所控制，而不再是以“称臣纳贡”作为依附而实际保持独立的渤海国、南诏国或大理国。
但是，元朝的统治者们却没有能够守好这份家业，短短98年之后，随着元顺帝北逃，明王朝建立，中国的版图再一次经过了一次洗牌。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虽然多次北伐，打击北元政权和以后的蒙古可汗，但却固执的认为“长城之外非我土”，内外蒙古可以说成为了明帝国的“敌国”，领土问题就成了空穴来风。
而新疆，元朝时就是兄弟国家的察合台汗国，其时仍然如此。西藏，由完全服从统治，又回归到了称臣纳贡的独立状态，这还包括幅员辽阔的青海。除了汉人王朝的固有领土之外，元朝扩充时扩充的领土，唯一保留在明朝版图内的，只剩下辽东和云南。
可以说元朝的家业，明朝并没有很好继承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帝国也灭亡了，灭亡他的是清朝。一个被现代人普遍唾骂的朝代。但是，如果没有清朝的建立，让明朝如李氏朝鲜那样延续500多年，那么现代人对于内外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广大的领土，就压根不会有什么“自古以来”的底气。可以说，清朝的皇帝们不但接受了明朝的“祖宗之地”，还把明朝所放弃的东西全盘收了回来，甚至元朝没有弄到手的东西也囊括到自己的腰包里，并且通过自己近300年的稳固统治，使这些家当深深的打上了中国印记。
在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不遗余力的打击蒙古汗国的林丹汗，使其败死青海，将内蒙古完全纳入版图。顺治时期，清朝的主要任务是消灭明朝和农民军的残余势力。到了康熙时代，在消灭三藩之后，他收回了台湾，并通过击退准噶尔汗国噶尔丹的胜利，将喀尔喀蒙古也就是现在的外蒙古纳入到直接统治之下。直到乾隆中期，称雄中亚的准噶尔汗国灰飞烟灭，新疆、青海被牢牢的攥在了手心里，至于西藏，驻藏大臣的出现，终清朝一世，没有人怀疑西藏不是“大清”的领土。
说这些不得不说的废话，就是要表明，所谓“自古以来”，还是从清朝说起，才有说服力，才能有个基础来论述内外蒙古独立运动的前因后果。
清朝对外蒙古地区的征服及外蒙古的独立
清廷对于内、外蒙古的态度并不一样，内蒙古诸王公因为是“从龙入关”的功臣，所以最被信任，与清廷联姻也极多，所以清廷对于内蒙古的管理，基本上是“自治”。而外蒙古诸王公对抗清朝征服时间长，归附的时间晚，而其后又有反复，所以并不被十分信任，虽也封官予爵，但还要在库伦（今乌兰巴托）设立办事大臣，以为监督。这就和西藏的情形大同小异。
清朝虽然稳固的统治了这个多民族国家200多年，但并没有形成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在现代化的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完全平等，都是国家的主人。虽然民族不同，但都有共同的国家观念。而清朝，满族无疑是这个国家无可争议的家长，汉族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家庭成员；内蒙古的蒙古族，是家长最重要的亲戚，享有和家长一样的尊贵；藏族按他们自己的话说，与清廷是“供施关系”，是清廷养活和尊敬的僧人；而比较尴尬的，便是外蒙古，他们与内蒙古同宗同源，但却享受不到内蒙古在清朝皇族中的地位。如果说内蒙古是十分认同清朝，可以和满人共同分享家长的权势和荣光，那么外蒙古便是被清朝牢牢控制而又很是疏远的“远亲”。
这样的构成，表面上相得益彰，实则要有强大的武力形成的威权作为后盾，在出现重大的变故，家长无力在维持这种关系的时候便会有“树倒猢狲散”的危机。清朝衰落之后，汉人的革命党喊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藏人开始驱逐清朝驻军，外蒙古的独立活动也就风起云涌了。因为，外蒙古对于清朝的反抗，在蒙古人中，除了西蒙古的准噶尔人之外，是最为顽强的。准噶尔人几乎被清朝屠戮殆尽，那么外蒙古的“内附”又是如何的呢？
清朝对于外蒙古的征服和控制可说一波三折。
在清朝征服漠南蒙古也就是内蒙古之后，又不停的向漠北蒙古也就是喀尔喀蒙古渗透自己的势力。面对清朝强大的压力，原本混战不休的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不得不考虑联合。于是，在1640年，喀尔喀蒙古三部汗王与漠西卫拉特蒙古诸位首领共26名贵族举行了会盟，制定了《喀尔喀——卫拉特法典》。《法典》明晰了贵族的权利和义务，调整了蒙古各部的关系，从新整合了力量，共同应对清朝的征服。在这次会盟之后，喀尔喀汗王们策动了内蒙古的滕吉斯对于清朝的叛乱，并亲自率兵支援。但在清朝的强力反击之下，滕吉斯被镇压，喀尔喀派出的援军也遭到惨败。随后喀尔喀诸汗王对于清朝表示了妥协和退让，与之保持了30多年的和平状态。
到1686年，喀尔喀诸部发生内讧，直接导致了准噶尔汗国的入侵，诸部汗王和大活佛哲布尊丹巴一世纷纷南逃到内蒙古境内，寻求清朝保护。清朝康熙皇帝亲率大军迎战准噶尔军并大败之。借着这次胜利的余威，康熙皇帝在1691年于多伦诺尔与喀尔喀各王公会盟，这标志着喀尔喀蒙古也就是外蒙古正式服从了清朝的统治。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清朝降伏了外蒙古，将其作为征服准噶尔汗国的前哨站。外蒙古诸部也就理所当然的承担了清朝征服战争的种种义务。据喀尔喀蒙古文档案记载，在1715年至1735年（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十三年），清朝从喀尔喀四部征调骟马二十三万匹，骡马五万三千匹，骆驼约十万峰，牛四千头，绵羊两百万只，毡子三万块。这是实物征调，还有繁重的徭役，在阿尔泰台、塞尔乌苏——乌里雅苏台、塞尔乌苏——恰克图的驿站，都要令喀尔喀兵供役，在喀尔喀边境上还设有许多哨所和卡伦。吐谢图汗部共设28座卡伦，赛因诺颜部和扎萨克图汗部共设19座卡伦，在喀尔喀西端还设立26座卡伦，都要派遣喀尔喀兵驻守，而各王公还要为这些卡伦供应一切军需物资，至于清朝军队的物资运输也完全由喀尔喀人负担。
这样的竭泽而渔，使得喀尔喀蒙古不堪负重，牧民大量破产，“过度的征集大量骆驼、马匹和绵羊，除了那些两岁的儿马和母马外，最后把牧民所剩下的全部马匹都烙上汗的印记登记了”，“无限制的勒索，带来了兀鲁斯人民的破产。”（《蒙古近代史纲》）。于是，成群的人逃到俄罗斯避难。据俄国档案记载，1730年有2091帐蒙古人赶着5210峰骆驼，68465匹马，14962头牛和131610只羊逃到俄国境内。原因是“在此之前他们向中国皇帝以牲畜纳贡。自从洪台吉（指噶尔丹策零）的战争开始之后，繁杂的赋税多了起来。最后为了移居洪台吉地方，受蒙古将军和王的命令，一个不留的同妻子儿女一同参加征战洪台吉的军队。”（赛切夫斯基《中国边界历史笔记》）另据记载，1734年有喀尔喀人935帐逃到尼布楚地区，俄国地方当局将他们用武力遣返。但不久又有540帐逃入俄境，经遣返后，又有227帐第三次逃到俄国境内。俄国是喀尔喀蒙古人曾经英勇抵抗过的侵略者，现在却成了他们避难的港湾。可想而知受到的压迫剥削何等严重。
这样的剥削使得喀尔喀蒙古人对于清朝的不满日益高涨，而1755年冬又发生了白灾和瘟疫，对于卡尔喀蒙古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在这个多事之秋，清朝乾隆皇帝杀死了因为疏忽而放走准噶尔首领阿穆尔萨纳的扎萨克亲王额璘沁，额璘沁是喀尔喀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二世的哥哥。他的被杀引起了诸王公的普遍愤怒，这就引起了1756年的“撤驿之变”。
撤驿之变是以撤驿站、弃哨探为形式的反清斗争。它的发起人青衮扎布是喀尔喀蒙古很有名望的贵族，他与阿穆尔萨纳交好，因此在看到额璘沁被杀后，为求自保，起了反叛之心。虽然是出自私心，但因为正好与喀尔喀人不满清朝的情绪相契合，因此引起了相当大的动乱，各地牧民纷纷举行暴动，撤驿弃哨，袭击清军，并对平素依靠官府势力发放高利贷进行勒索的汉商进行打击，清朝在漠北的驿站全部瘫痪。但是，青衮扎布没有利用牧民的反抗情绪，仅仅想联络上层王公。而上层王公又不敢对清朝彻底翻脸，撤驿之变仅维持了数月便彻底失败。青衮扎布父子被杀，追随者遭到残酷镇压。
这次事件，使得清廷对喀尔喀蒙古加强了警惕，从而用各种手段加强对外蒙古的控制。
首先是设置了驻库伦办事大臣，直接对中央负责，管理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和哲布尊丹巴活佛属民的所有事务，将土谢图汗、车臣汗和哲布尊丹巴活佛这些在喀尔喀蒙古有着崇高威望和号召力的贵族架空，处于绝对控制之下。
其次，收回了策凌家族的特权，改革了定边左副将军制度。策凌家族对清朝平定准噶尔立有大功，策凌被封为超勇襄亲王，并被任命为定边左副将军，全面负责喀尔喀军政事务。策凌死后，清廷对其子成衮扎布的继承其位几经变化，但因为喀尔喀内部尚未稳定，而没有最终收回他的权力。成衮扎布死后，其弟车布登扎布袭位，这时喀尔喀已经稳定，便以“强占游牧”的罪名免除了他的将军职务，派内蒙古喀喇沁王公瑚图灵阿担任。到乾隆四十五年，则开始委派八旗出身的大臣担任此职。定边左副将军职务由清朝直接委派大臣担任，标志着外蒙古的军政清朝从间接管辖转为直接管辖。
更为重要的，就是对于在喀尔喀蒙古人中有着崇高威望的哲布尊丹巴活佛的转世系统的操纵。一世和二世哲布尊丹巴活佛都是在喀尔喀贵族土谢图汗家族中转世，从三世开始，清朝操纵必须在藏人中转世，并成为定制。活佛系统和喀尔喀贵族上层的血缘联系被切断。
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稳定外蒙古地区的统治无疑十分有利。但加重了外蒙古贵族和普通牧民对于清廷的不满。这些不满在清朝如日中天的时候，至多会出现一些牢骚，一些小的冲突，但在清朝大厦将倾的时候，便星火燎原一般汇集成分离运动的大火。
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内忧外患日甚一日，原本看成是樊篱的各少数民族地区都成为各列强的势力范围。蒙古地区的局势也愈加混乱、复杂，日、俄等国的势力逐渐深入其中。1912年7月第三次“日俄密约”签订时，两国相互承诺，“俄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和西蒙古地区的利益”。这个条约，仅仅是俄日两国划分势力范围，俄国对于外蒙古地区的觊觎，是从来毫不掩饰的，频频利用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和外蒙古诸王公的矛盾，积极策划外蒙古从中国分离。
俄国所进行的策划，最为主要的借口便是清朝当局对于在漠北蒙古人中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哲布尊丹巴活佛的不尊重。这倒也不完全是捏造，自1840年以后，哲布尊丹巴八世没有一次被清廷召见，而在他之前的五十年，历任哲布尊丹巴活佛没有受过一次朝廷的褒奖。朝廷的态度也影响了驻库伦办事大臣对于哲布尊丹巴的态度。1878年，新被任命为办事大臣的满人大臣志刚，刚一到任，便要求废除以往办事大臣谒见哲布尊丹巴时的叩拜礼，并要求哲布尊丹巴站立起来迎接。如果不从，便要上奏朝廷，让朝廷来解决。几经交涉，志刚终于同意哲布尊丹巴不用起身迎接，但也从此免除了叩拜之礼。以后的办事大臣也都遵循此例。
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感觉无足轻重，但对于当时的外蒙古地区的蒙古人简直是不可忍受，而对于哲布尊丹巴自己，也视之为耻辱。
基于以上的问题，我们就不难理解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夜，有18名蒙古王公在库伦附近的博克多乌拉山中举行秘密会议，所通过的向哲布尊丹巴八世递送的呈文内容了：
"我们的确再不能忍受满清办事大臣和官员们的贪欲，以他们对我国权利的掠夺了。虽然，努力争取独立和保护我们的黄教与国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外国的援助，要独立将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将派特使去我们的北方邻邦俄国，并以友好的方式阐述这些事实，请求它考虑给我们援助。杭达多尔济亲王、大喇嘛车林齐密特和官员海山已被任命为特使。"（希.散达格《蒙古政治外交》第1卷，第244页，1971年乌兰巴托版）
这个呈文，明白的说明要“争取独立”，原因是清朝对外蒙古“权力的掠夺”和要“保护我们的黄教”。
而在独立政府向内蒙古王公发出的第一次《檄文》中也说：“现值南方大乱，各省独立，清皇权势，日就凌夷。国体变更，指日可待”；“我蒙古亦应联合各盟，自立为国，以便保我黄教，而免受人权力压制之苦。自应协力同心，奋勉图维”
在第二次《檄文》中又说：“现南路敌人，行将举兵来伐，即应妥为防守，以固疆土。凡交界关卡之处，须不时细心巡查，免贻祸患。相应飞咨喀尔喀连界之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盟长等，及阿拉善王查照，传饬所属各旗传谕各游蒙各沙毕奴仆等，如何定居？黄教如何扶持？各情形具闻，当奉法旨。非图独立，继难生存。” （《民国经世文编》第十八册）。
强调的也是“以便保我黄教，而免受人权力压制之苦” ；“黄教如何扶持”的问题。
这与1913年10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驱逐清朝驻军后，由噶厦政府签署的一份表明西藏立场的文件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
“满族皇帝与保护神五世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师徒试的关系。当时中国政府的唯一目的即是为今世和来世积德，他们帮助和优荣历代达赖喇嘛，礼通各寺院的喇嘛。这样的情谊使两个国家像同一个国家的兄弟一样团结起来。西藏人并不在意他们与中国的边界，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所有的行为都是对西藏友好的。然而，中国皇帝逐渐丧失了对佛教的信仰，对珍贵的保护神达赖喇嘛也不大尊敬了。后来，中国驻藏大臣及他的下属官员和军队对珍贵的达赖喇嘛就谈不上尊敬了。……西藏人民终于彻底绝望了，不得不起而反抗，并以中国人的失败而告终，由敦尔喀驻藏官居间调停停战，缔结媾和条约，规定中国官员和军队撤出西藏，从海路返回中国。……”
清朝皇帝把信仰黄教的蒙古人和藏人分成四大教区，前藏、后藏、内蒙古和外蒙古，在雍正时正式确定，分别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四大活佛执掌，并规定不分高低，各掌其事。上面引用的外蒙和西藏两份文件，都是举出清廷对于荒郊大活佛的不尊重，失去了这些地方黄教信徒的信任，从而引发了分离运动。
诚然，这些放在表面上的原因，还可以看成是“借口”，但对于外蒙古的王公和人民来说，却是再充分不过的。西藏的分离，与英国的努力分不开，而外蒙古的分离，也与俄国的努力分不开。
1911年７月，以哲布尊丹巴活佛为首的外蒙古王公，以会盟为名，在库纶召开四盟王公秘密会议，决定实行外蒙古独立，并派遣以杭达多尔济、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首的代表团密往俄京圣彼得堡请求俄国政府“庇护”，“接纳喀尔喀于俄国保护之下”。7月30日，杭达多尔济率领一个代表团带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向俄国“要求武装援助”（阿.波波夫《沙俄与蒙古》，见《红档》杂志第6卷，1929年第37期）的信件去俄国首都彼得堡。8月15日，代表团抵达彼得堡，经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俄国内阁总理大臣商谈，沙皇政府于８月１７日举行的远东问题特别会议决定：“帝国政府……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经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会议还允诺“将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中旬，杭达多尔济一行赶回库伦，密谋宣布外蒙古独立，组成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临时总理蒙古国务衙门。11月30日，杭达多尔济等人，向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后通牒，宣布“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不日登极”，要三多立刻出境。
据中文史料记载：在农历十月“十四日，三多见蒙人无加害之意始由领事馆雇车数量，逃至恰克图。恰克图署任章京见三多至，再三挽留，不令其去，三多坚执不从，遂乘俄国火车，逃归奏天，旋又逃至天津”。12月16日，库伦独立集团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任命大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内阁共设外务、内务、财政、兵、刑五部。各部大臣如下：
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内务大臣：车林齐密特(兼)；财政大臣：察克都尔扎布；兵部大臣：棍布苏伦；刑部大臣：那木萨赖。此外，海山、陶克陶二人也分别被任命为内务部司官和兵部司官。
1912年5月，库伦独立军5000余人，由海山和丹必占灿喇嘛带领进攻科布多。当时科布多城有守军300余人。科布多守军与外蒙古军队奋战几十天，直到8月6日，科布多城失陷。
至此，外蒙古独立政权控制了外蒙古全境。
外蒙古诸王公在这个时候也许以为大功告成，但他们忘了，一个弱小民族的命运，在这个时代是不会属于他们自己的。
帮助藏人获得实际独立的英国人不主张西藏真正的“独立”，因为怕引起俄国的介入造成国际纠纷；而俄国也不愿意外蒙古独立，因为怕和日本形成紧张局势。所以西藏是实现了保持驱逐清朝驻军和大臣的自治，而外蒙古也不得不在宣布成立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八世成为“日光皇帝”后退回到承认中国宗主身份的自治。
1912年年９月３日，俄国外交部指派俄国驻华公使廓索慈为全权代表，前往库伦与外蒙古当局单独订约。同年11月３日，在俄国挟持下，外蒙古当局与俄国签订了《俄蒙协约》和《商务专条》。《协约》和《专条》对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和俄人在该地享有的控制权及各项特权作了明确的规定。《协约》第１条称：“俄国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现已建立之自治秩序，不准中国军队入蒙境及以华人移植蒙地之权利”。在《协约》谈判过程中，蒙古大臣达喇嘛等曾不只一次提出不同意见，强烈要求《协约》中载明外蒙古为独立国，并要将内蒙古纳入大蒙古国，但俄方代表始终坚持“目前还不能提出蒙古独立问题，只能提出内部自治问题”。结果是外蒙古当局不得不屈从俄国的意志，按照俄方起草的草案签订了《协约》和《专条》。
1915年6月7日，中俄代表及外蒙当局在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中俄蒙协约》凡22条，要点为：一，“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二，外蒙古“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及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但有“办理一切内政并与各外国订立关于自治外蒙工商事宜国际条约及协约之专权”；三，中国货物运入外蒙古须纳内地货捐，洋货由外蒙古运入中国内地，应照1881年之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所定之关税交纳；四，中国属民在外蒙古之民刑案件由中国官员审理，蒙人与中国属民之民刑案件，由中蒙官员会同审理，各案自己法律治罪。
《中俄蒙协约》使俄国几年来通过《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中俄《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所获得的在外蒙古的特权以中俄蒙三方条约的形式从法律上巩固下来。通过此约，俄国没有支持外蒙古王公建立独立国的要求，而是按其既定方针，将外蒙古成功地限制在自治的范围内。
再往下的路，西藏和外蒙古则分道扬镳了。西藏在清朝灭亡后一直保持着独立状态，但仍要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最后随着1949年中国出现了百余年来第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宣告了“喇嘛王国的覆灭”，重新回到中国的版图之内，而且遭到了以往所有朝代都没有过的彻底的统治。而外蒙古虽然在1917年被北洋政府派兵强行结束了自治，但却在新兴的苏联的支持下，实现了独立，先是君主立宪，后来干脆成为共和国。这时候的外蒙古独立运动，虽然是两个共产党员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所领导，但有着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不再是以宗教作为独立的号召，而是要建立“蒙古人自己的国家”。
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百年来中国第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所有有着分离倾向的地区都施加铁拳予以收回，它不再惧怕英美等西方国家，所以，西藏的靠山是靠不住的。而它却不得不服从于苏联老大哥，外蒙古的靠山稳固如初，中华民国政府承认在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在后。可谓回天无力了。
值得一提的是，外蒙古在成为了苏联保护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后，仅仅是名义上的独立国家。有自己的政府，但总理任命得由苏联说了算，有自己的军队，但完全听命于苏联。开国领袖苏赫巴特尔就是因为民族精神过于突出，而在国家成立仅一年后，便不明不白的死在了医院。苏联时代，蒙古有十位总理因为反对苏联的政策而被杀害。原有文字被废除，改为俄文字母拼写。原来要求独立而保护的黄教也遭到了灭顶之灾，曾经是被人崇敬的喇嘛集团被成群的逼令还俗，不肯还俗的则被屠杀掉。可说是“改天换地”。若按笔者自己的观点，外蒙古的独立，因该从1990年苏联解体开始，在这之前，只是从中国版图进入到苏联版图。
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可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损失了广大的领土，还表现在，外蒙古想要在清朝衰落时获得自己独立，不同阶层的人物都为之努力。但在弱肉强食的时代，这些可称作本民族英雄的人，不过是大国的牵线木偶。经过一场场血与火的浩劫，也只是获得了换个环境重复自己曾经的遭遇而已。
能够建造如此城墙（长城）的人民，必有其足以骄傲的伟大历史。那么，逼使建造这一城墙的人民，就有着至少是同样足以骄傲的伟大历史。
内蒙古的独立和自治运动
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对于同宗同源的内蒙古，不能不产生影响。但因为内外蒙古在清朝时处境不同，环境不同，因此内蒙古的独立运动更为复杂。
清朝建立对内蒙古地区的统治之后，视内蒙古为自己的长城，对其上层甚为优礼。为了能后控制这个有过辉煌历史而又桀骜不驯的民族，联姻、分封和大力推行黄教就成为最有效的手段。
联姻，使得蒙古上层贵族和清朝皇族成为了“一家人”，据学者统计，有清一代，满清皇室公主下嫁蒙古王公多达32人，而蒙古贵族女子嫁入满清皇室的也很多，就皇太极一人的后妃自庶妃以上的就有6人，一家人之间即使有冲突，也可以在家里解决。分封，使得曾经拥有强大武力的蒙古贵族们，所统领的百姓和领土越分越小，对中央构不成威胁，如内蒙古原三大部被分为六盟四十九旗，外蒙古原四大部被分为八十六旗，卫拉特蒙古分为34旗，青海蒙古分为26旗。而推广黄教，则使蒙古人的好战、善战的民族特性被消磨殆尽，而人口也无法得到增长，甚至出现锐减。
但是，清朝对于内蒙古诸王公一向都是“另眼相看”，倍加宠信。在蒙古各旗当中，只有内蒙古各旗的扎萨克拥有统帅兵丁之权，并且各旗事务均由扎萨克自行处理。
相对于清朝对外蒙古的横征暴敛，对于内蒙古则是采取轻徭薄赋政策，按照清朝有关蒙古赋役的条文规定，内蒙古只需供应少量的战马、汤羊、乳酒、石青等物，虽然也要承担一些守卡、驿递等劳役，但相对负担较轻。这种轻徭薄赋的政策，在清代前期一直奉行不渝。另外，对于天灾，清廷还进行慷慨的赈济，规定蒙古但凡遇到重大天灾，都要调拨大量的米粮、皮裘、牲畜、毡房、银两给予救济。除此之外，对于内蒙古，清廷还实行养赡制度，《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优恤〉》记载，在荒年岁月：“先察明贫乏之户，由本旗扎萨克及富户、喇嘛等抚养，不足则各旗公助牛羊。每贫台吉给牛三头，羊十只，每贫人给牛二头，羊十只。”如本地无力养赡，由“盟内等共出牛羊协济养赡。设若连年饥馑，该盟内力乏不能养济，可申报理藩院遣官查勘，发布赈济。
这样的优厚待遇，使得内蒙古地区很快摆脱了清初因为战乱而经济凋敝的状况。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记载在康熙三十五年时，“进边口，于沿途见蒙古生计，阿巴垓、苏尼特等旗骆驼皆健，马匹较少，牛羊饶裕”，鄂尔多斯地区“见其人多有礼貌，不失旧时蒙古规矩，各旗县和睦一体。无盗贼，驼马牛羊不必防守，生计周全，牲畜繁盛，较它蒙古殷富，围猎娴熟，稚兔复多，所献马皆极驯，取马不用套杆，随手执之，水土食物皆甚宜。”
在这种欣欣向荣的情况下，无论是上层王公，还是普通牧民，都感到“皇恩浩荡”，自然不可能如外蒙古一样对于清廷素怀二心的。
而在康乾盛世过去之后，清朝迅速向衰世滑落，内蒙古地区也一损俱损的告别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和清廷的蜜月也结束了。
因为视内蒙古为自己的长城，清廷对于王公们的土地也和自己的龙兴之地一样禁止流民进入开荒。然而，在嘉庆、道光两朝发生的川陕白莲教、回民起义波及到蒙古地区时，蒙古各旗兵勇表现的软弱无能、战斗力低下，使得清朝统治者大失所望，再加上鸦片战争爆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来临，国库空虚。于是清廷于1840年对蒙古地区开禁，在木兰围场（锡林郭勒南部）招佃放垦，分片出卖草原，换取饷银。
其实虽然清朝对于蒙古地区的禁垦推行的甚为严厉，但在乾隆中期以后，“违禁出关”“违禁开垦”的流民就形成了“移民潮”，达到了“至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清仁宗实录》嘉庆十一年七月已未）的地步。但那属于民间自发，清廷也予以限制，《大清会典》记载，当农耕和牧业发生冲突时，清廷是要保护牧民利益的：“蒙古地方基已耕种，不可牧马，非数十年，草不复茂，尔等酌量耕种，其草佳者，应多留之，蒙古牲口惟赖牧地而已”，而流民垦荒也应和了蒙古地区需要农业的要求。但到政府开禁，性质便全然不同，规模巨大，且毫无限制，与牧民争夺土地，这就引起了大量的抗垦运动，原本相安无事的满蒙、蒙汉民族之间，开始出现了裂痕。
当然，这些摩擦和裂痕还不足以让内蒙古对于清朝产生离心力，各王公还是对清廷忠心耿耿。在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岌岌可危的时候，内蒙古各王公并没有如外蒙古王公一样谋求独立，而是力图延续清朝的寿命。
清朝覆亡前夜，当时驻京蒙古王公有：“清廷御前大臣中的喀尔喀赛音诺颜札萨克亲王那彦图、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八旗都统、副都统的科尔沁札萨克亲王阿穆尔灵圭、土默特札萨克贝子棍布札布、科尔沁辅国公达赉、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之子祺诚武；资政院钦选议员中的喀喇沁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喀尔喀车臣汗部郡王多尔济帕拉穆；新疆旧土尔扈特部札萨克郡王帕拉塔、科尔沁札萨克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巴林札萨克郡王扎噶尔、奈曼札萨克郡王苏珠克图巴图尔等”（参阅《宣统政纪》、《东方杂志》第二辑；陈仲言《近代史资料》总48号）。
在京的蒙古王公们，面对清朝覆亡、共和将兴的局势，为挽救清王朝覆亡的命运，在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活动。10月24日，首先在京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勃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亦称“蒙古同乡联合会”。该会订立《章程》八章二十一条及《附件》一条。“本会以开通蒙古风气，改良政治，保存权利，联络全体，互相结睦为宗旨”；规定"本会以蒙古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议员及现有任职之台吉、塔布囊、旗号等为会员"；还规定“设总会于京师，设分会于蒙古各地。”
“蒙古王公联合会”成立后，即以全体蒙古王公的名义，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向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了一件请愿书，其中写道：“代表等世居朔漠，久濯王灵，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故代表等痛心疾首，期复旧观”。并说：“前此库伦所以宣言独立者，非叛大皇帝，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实以改为民主之讹传，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于是，他们殷望恳求袁世凯“详示就里，以释群疑”，以便于 “此意通告内外各蒙藩，俾识德意，咸生爱戴”。
这封请愿书不但宣称自己“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而且还为外蒙古的独立运动辩解，说“非叛大皇帝”而是“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在他们心中，只要不实行共和制度，外蒙古便不会独立。这当然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与外蒙古独立的真正原因完全南辕北辙。
蒙古王公拥戴清廷反对共和，自然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和情感因素，更多的，是对共和提倡者们的恐惧。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高举的是两面旗帜：一是以民主反对大清帝国的专制；二是以大汉民族主义反对腐朽的满族统治。而后者的影响更强一些。虽然也讲民主、民权，但最有煽动力的是民族的诉求。用他的话来说是：“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况以满洲少数之民族，不能不设种种之苛法，以断绝吾人之生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版），因此“发誓要建立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孙中山年谱长编》第80页）正如兴中会的加盟誓词所说：“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0页）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日本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中山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 “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据与孙中山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甚至更早时开始，孙就曾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既然“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然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国”，既然要“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怎么能不让与清廷休戚相关的蒙古王公胆战心惊？他们发电给南北议和的南方代表伍廷芳发电，指责革命派是“狭隘民族主义者”，当是肺腑之言。
代表革命派利益的伍廷芳，收到蒙古王公的电报后，以民国议和全权代表的身份和名义，向内蒙古王公发出覆电，晓以五族共和大义，规劝他们拥护民国。
指出“军民起义之目的，欲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此举并非为汉人之自私自利起见，乃俗与蒙、满、回、藏，同脱专制奴仆之苦，而享共和兄弟之乐，此与满人大有利益。即如今日满人不能贸易自由等弊，将来民国，何致有此制度。至于蒙古，若能除去苛政，同享平权，其为利益，更不待言。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今诸王公何以于专制之满清，尚思拥戴，于共和之民国，反不赞同，此诚本代表所未喻。颇闻京中有人布散流言，谓民军所持民族主义，至为狭隘，想诸王公闻之，致生疑虑，故有此言。若以本代表所闻，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确无疑义。其满、蒙、回、藏原有之王公爵俸，及旗丁口粮等，必为谋相当之位置，决不有稍有向隅。且国民平权，将来之大总统，汉、满、蒙、回、藏人，皆得被举，政治上之权利，决无偏畸。此皆本代表所敢为诸王公明告者，幸同扶人道，同卫中国，毋惑浮言，自相疑贰，是所深望。”（《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这“五族共和”的说辞，“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的解释，对于蒙古王公消除疑虑，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虽然还有诸多王公反对共和，但在1月26日皇族宗社党首领良弼被革命党炸伤身亡，清廷再也没有挽救的可能的时候。蒙古王公也就顺势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 (《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同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2月1日，那彦图、阿穆尔灵圭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致电孙中山、伍廷芳，称：“合五大民族组织共和政体……此本无所用其反对。惟以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与内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国大半，民风强悍，逼外强邻，危险实多……”，要求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仅要考虑蒙古王公的特殊利益，而且应该维持蒙古固有的社会制度。2月6日，清帝正式颁诏退位。蒙古王公在袁世凯召集的皇族近支、军政会议上又表示：“某等对于君主，共和并无成见，只要双方和平了解，则为五大族之幸福。况朝廷已欲颁诏共和，某等敬谨遵旨，决不反对”(同上)。
然而，在驻京蒙古王公表示对共和“敬谨遵旨，决不反对”的时候，外蒙古独立政府对于内蒙古各王公散发了大量的檄文，希望他们能够响应独立运动。并颁布《致内蒙古王公八项优待条件》，其内容是：
一、凡内蒙古王公归顺者，仍袭现职，年俸皆加倍赐给，由库伦政府支取；
二、凡王公以下皆晋升一级，其年俸由库伦政府支给；
三、各旗政费及军费，若有不足，库伦政府予以适当补助；
四、各旗若有改革之处，库伦政府竭力援助；
五、内蒙古人民也可充库伦政府官吏，得外蒙古人享有同等权利；
六、一切租税均与外蒙古一律，不加偏重；
七、库伦政府有维持内蒙治安之责，若民国加压迫，政府必派军队保护；
八、以上各条，由呈归顺库伦政府之日起生效（柏屈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上卷）。
在这样的条件诱惑下，当时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中，相继有三十五旗蒙古王公响应或者支持库伦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卷）在这三十五个旗中，“包括锡林郭勒盟的所有十个旗；哲里木盟十个旗中的七个旗；昭乌达盟十一个旗中的六个旗；乌兰察布盟六个旗中的五个旗；卓索图盟五个旗中的两个旗；伊克昭盟七旗中的五个旗”（［蒙古］Sh.桑达克《蒙古的政治与外交》第1卷）。
当然，内蒙古王公不仅仅是对于外蒙古独立的支持，也在寻求自己的独立。
1912年8月，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联合科尔沁右翼后札萨克镇国公拉喜敏珠尔，并纠集扎赉特旗王公，发动武装政变，宣布“独立”。9月，昭乌达盟扎鲁特左右两旗、奈曼旗等部分王公潜往库伦归顺。还有克什克腾旗蒙古平民乐山也参与了当地的“独立”运动。当时，在卓索图盟以贡桑诺尔布郡王为首的索得那木、海山、罗布桑却珠等蒙古王公，也卷入了这次“独立”运动。此外，在锡林郭勒盟十个旗的蒙古王公和一些喇嘛，在外蒙古和东部蒙旗“独立”运动的影响下，东、西浩齐特旗有大量蒙古居民投往外蒙古，还有东阿巴嘎旗和阿巴哈纳尔旗等王公，对外蒙古独立的态度，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至于内蒙古西部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十三个旗的蒙古王公，从最初自发的反应来看也是支持外蒙古独立的，并有的王公派人到库伦发生过联系。
这些独立运动，虽然一时让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但都没有成为外蒙古独立那样的既成事实。原因有多方面，但主要是内外蒙古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有着极大的差别。
从地理上来说，外蒙古距离中国中心地带“山高皇帝远”，民族较为单一，主要是蒙古人，而汉人和其他民族人数少的可以忽略不计。“独立”的客观可能性大。而内蒙古靠近中国政治中心，一举一动对于中国来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难以成事。
从人文情况来说，外蒙古还保持着传统的蒙古特征，其他民族文化进入较少，对于中国的离心力也大。而内蒙古地区，明清两代大量汉族、回族人口迁入，人口已经超过原住民蒙古人，文化交流频繁，民族差别小，对于中国的向心力也大。在外蒙古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黄教，在内蒙古并不能成为实现独立的法宝。虽然有很多王公倾向独立或是并入外蒙古，但无法形成外蒙古那种一呼百应的局面。
著名的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在进行独立运动时的遭遇便可说明。
贡王在1912年3月回到本旗后，“就召集旗内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宣布了他的关于内蒙古独立计划和主张”。然后，他同来自东蒙古的各旗王公和代表在乌兰哈达(今赤峰市)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为主要领袖和发言人之一，明确主张脱离中国加入大蒙古国”(扎奇斯钦《贡桑诺尔布王，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出身于蒙古平民的乐山支持采取独立行动以外，“大多数内蒙古王公对于独立的心情是矛盾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对脱离中国感到担心”；“同时他们又认识到，由于他们的领地位于内蒙古南部，靠近中国的政治中心，像沈阳、承德这样的军事驻地，这种举动是危险的”（《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所以，出席会议的蒙古王公，由于考虑到个人安危问题，“会场默然，不发一言”，最后“不欢而散”，未取得任何结果。
会议结束后，贡王除了派遣罗布桑却珠前往库伦与外蒙古独立政府联系外，还指派阿拉坦敖其尔(金永昌)前往大连的日本基地联系领取原定在铁岭车站接运的日本武器。但日本泰平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地点运到铁岭，而是把标有“东蒙古开垦用新式农具”字样、内装枪支弹药的十几个木箱错运到郑家屯站。阿拉坦敖其尔到郑家屯后，当把这些军火分别装在十几辆牛车上，准备运往喀喇沁旗王府的时候，突被东北驻军吴俊升的军队查获，车上十几名穿着中国服装押运军火的日本人亦被枪决，武器全部被缴获，阿拉坦敖其尔只身脱逃。
不久，贡桑诺尔布又准备“热河境内实行自治”的运动。同年冬，这次热河蒙旗自治运动刚一开始，就被热河都统熊希龄所侦悉，贡王便被袁世凯以赴京就职为由调离了热河，终未能成事。
这位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当年兴业变革，创建邮电事业、开办工厂商店，兴办教育，创办培养蒙古族技术军事人才的崇正学堂、守正武学堂和蒙古族第一所新式女子学校——毓正女子学堂。何等雷厉风行，意气风发，但要谈到独立和自治，则是寸步难行。
综上所述，清末内蒙古的独立运动是在挽救清王朝灭亡无果的情况下才出现的，由于地理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内蒙古倾向独立的王公并不像外蒙古王公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而有着更多的民族主义思潮。能够建造如此城墙（长城）的人民，必有其足以骄傲的伟大历史。那么，逼使建造这一城墙的人民，就有着至少是同样足以骄傲的伟大历史。
德穆楚克栋鲁普的独立和自治运动
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原因在于清朝依靠武力将其纳入统治之下后，又对其进行了相当的压迫，到统治后期又不再尊重自己打当初制定的宗教政策，以至于上下离心，究其本源，仍然没有脱离古老帝国衰落后，被征服地区起而反抗的范畴。内蒙古在清末民初的独立运动则是在清王朝覆灭后，因为对于新建立的共和政府不信任，并受到外蒙古的煽动而产生的，民族主义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而当时间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内蒙古的格局已经完全在国党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趋于稳定，清末民初的情况都不再存在。这个时候的自治和独立运动，又是怎么样的？
德穆楚克栋鲁普，统称为德王，是一个有着极大争议的人物。在清末民初的内蒙古独立运动沉寂下去后。他是主张独立和自治最为著名，活动也最为频繁的内蒙古王公。由于他的独立和自治活动是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时进行的，也就被戴上了“蒙奸”的帽子。把他的事迹单独列出来解析，对于蒙古地区的独立运动的分析有着特别的意义。
德穆楚克栋鲁普，孛儿只斤氏，公元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出生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他的父亲那木济勒旺楚克是该旗的郡王。那王去世后，1908年清朝政府按蒙古王公世袭制度，封他为苏尼特右旗郡王。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加封他为苏尼特右旗扎萨克和硕都棱亲王。
德穆楚克栋鲁普成长时期正好是中国政治局势处于剧烈变化的年代，在他9岁时，清王朝灭亡。10岁时，日俄第三次“日俄密约”签订，把内蒙古分为东、西两部，“俄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和西蒙古地区的利益”。清朝政府对内蒙古实行放垦开荒政策，在北洋政府时期得到了更好的贯彻，在内蒙古划设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继而1928年改为行省，到处设立垦务局，抵制、反抗放垦斗争此起彼落，先后有前郭尔罗斯陶克陶胡起义抗垦；科左前旗嘎达梅林抗垦；西部乌审旗白音赛音起义抗垦；准噶尔旗丹丕尔起义抗垦；扎萨克旗旺丹尼玛起义抗垦；达拉特旗胡尔嘎起义抗垦；1943年伊盟七旗联合抗垦。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德王有着比他的前辈更为浓烈的民族意识，也就不奇怪了。
1924年，德穆楚克栋鲁普升迁补任为锡林郭勒盟副盟长。1925年，以西盟代表的身份应邀赴京出席了善后会议，被选为段祺瑞政府临时参议院参政。从这时期他涉足政治舞台，和贡桑诺尔布、凌升、白云梯、郭道甫、吴鹤龄、金永昌及西藏宗教领袖九世班禅等人相互交往，探讨内蒙古自治出路。同年，二十三岁的德王提出“改革旗政，出问蒙事”，加强和扩大蒙旗保安武装组织，兴办中、小学教育和卫生、工业组织，建立纺织厂。他以保护张家口至外蒙古境内的乌得之间的公路交通为名，向北京政府和各路军阀要钱要枪，挑选本旗精壮子弟组建起一支500多人的乌滂守备队。这一年他还积极参与了北京的蒙古族各界人士和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举行的，内蒙古人民反对移民屯垦的大规模的游行请愿运动，取得较大影响和效果。
1930年，吴鹤龄等一大批蒙古族青年不满国民政府的治蒙政策，以内蒙古各盟旗代表组成内蒙古代表团，前往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从而促成了1930年南京蒙古会议的召开并通过了《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对于这一运动，作为锡副盟长的德王表示了赞同和支持，并派代表参加。
由此可见，德王这时候的政治理念，是蒙古区域自治，这并不影响国家稳定，相反还是促成共和制度的发展。因为现代共和应该有两个要点：一是公民自由权利的宪政保障体系；二是地区和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拒绝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既然国民政府承诺“五族共和”，“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那么，五族之一的蒙古族成立区域自治，可说理所当然。
在从政过程中，德王了解到属地方自治性质的内蒙古自治，尚在国民党中央许可之列，便和锡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乌盟盟长云丹旺楚克、伊盟盟长沙格德尔扎布会商，于1933年8月24日在百灵庙举行了第一次自治会议，发出通电宣布成立“蒙政会”，云王为委员长、索王、沙王为副委员长、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上具体事宜都由德王一手操办。同年10月，各盟旗选派代表赴京请愿国民党中央批准“蒙政会”。德王还派私人代表面见蒋介石，一则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地区，请示如何对待；再则请拨经常费及建筑费。这次自治运动得到蒙古各阶层和各派的一致赞同、支持。南京政府也于1934年3月，批准成立“蒙政会”，4月在百灵庙隆重举行了蒙政会成立典礼。蒙政会委员中包括白云梯、克兴额、吴鹤龄等国民党中央党政官员，也有阿拉坦鄂齐尔、达理扎雅、郭尔卓尔扎布、卓特巴扎普、尼玛鄂特索尔、荣祥等各盟旗执政王公。还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为工作人员。德王发动和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终于获得了成立“蒙政会”的成果，成为当时国内蒙古各盟旗统一的民族自治机关。
但是，国民党中央对于何谓“共和”仅仅是一个时髦，“领时代之先”的招牌，他们更追求的是全国的大一统，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之下实现中国传统的“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根本没有领会共和的真谛。何况，国民党从创始人孙中山开始，便不承认中国为多民族国家，孙中山便说：“中国自广州北至满洲，自上海西迄国界，确为同一国家与同一民族。（《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87页）”。而蒋介石更是提出“中国没有不同民族，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不同宗族”。既然这样，德王等蒙古先进分子创立的“蒙政会”，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眼里，就成了一个新型的地方军阀。
而作为在华北有着实际利益的军阀傅作义也容不得在自己治下有这么一个机关存在。因此，对于这个有着地方自治性质的民族自治机关，无论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还是地方政府，都用尽一切手段进行破坏：
1934年8月，蒙政会保安队总队长、德王的日文翻译并为德王办理对外联络事宜的韩凤林，在北京被国民党宪兵机关以日本特务的罪名秘密逮捕后处死；
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的“各项税收在蒙地及向蒙民征收的部分应一律劈分蒙古若干成”的规定迟迟得不到落实，于1935年秋，德王与傅作义为蒙旗过境税问题，在乌拉特中旗黑沙图税卡发生冲突，几至交火动武；
乌拉特前旗（西公旗）扎萨克去世，其族侄巴图巴雅尔、石拉布道尔济二人发生争袭事件。盟长云王主张由近支巴图巴雅尔承袭，绥远省当局却硬行将石拉布道尔济扶上王位。后因该旗贵族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发展为德王和傅作义之间武装冲突的起因，死伤几十人；
绥远和察哈尔省当局无视南京政府公布的有关政令，仍继续在蒙旗地区推行屯垦，增设设治局，使得蒙汉矛盾、农牧矛盾越发激化。
在成立的一年中，在与傅作义的较量中处处败北，中央政府又“管不住封疆大吏”的处境下，蒙政会步履艰难，一事无成。如果仅仅是这样，德王只会继续在中央和地方实力派的夹缝当中谋求政治权力。在他日后被迫与日本合作后，屡次向要难逃，并对蒋介石表白“内蒙古是寻找蒙古民族自治的路，不是勾结日本反对中国”，便可说明这一点。
而这时，一股比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更强大也更危险的力量逼近了西蒙，那便是侵华日军。
在德王和傅作义矛盾激化的时候。华北被日本人被占领，日军西进已成定局。这时候的德王仍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挡住日本入侵，让自己的自治运动在中国的框架内得以实现。可是，国民政府对于蒙古地区的安危并不放在心上。蒙政会副委员长索特那木拉布丹对日本西进很担心，曾多次派人给蒋介石、何应钦报告过日本人在西蒙地区设电台、特务机关等活动情况。但得到的只是“尽力拖延日本的行动”的空洞的指示。1935年1月，何应钦以军政部部长身份在国民党高级会议上作报告，比较中国和日本两国实力，得出的结论是“与日本立即战争，惟有失败一途”，“华北不能保，更谈不上蒙疆”。在这样局势下，西蒙地区被日本占领只剩时间问题了。
西蒙该何去何从？
德王找同僚研究怎样度过难关时，众人认为：“蒙古人为自己的利益，跟谁都可以合作，既可和日本合作，也可与外蒙、苏联合作”，并提出要走三条路：日本、蒙古国、苏联三者中选择。德王当即表态：“走日本路线太危险，日本有领土野心，我们有被吞并的可能；外蒙古赤化后对王公喇嘛的排挤，我们已经由迪鲁瓦格根和从外蒙古逃亡出来的人们中听得太多了。苏联是控制外蒙古的，外蒙古的一切无不听命于苏联，步外蒙古的后尘实在危险的很。”
国民政府已经要放弃西蒙了，凭借蒙政会和各旗王公武装力量也不可能阻挡日军西进。德王意识到，如果不与日本“联合”，则不是为伪满管辖，就后来的汪精卫管辖的省或县，内蒙古人民的遭遇恐怕更为可悲，与日本以“自治”形式“联合”虽然是饮鸩止渴，在当时的局势下可以说唯一的办法。再加上蒙政会成立以来，发生的韩凤林被杀、与傅作义的斗争失败等等遭遇，终于使德王决心倒向日本一方。
德王之“联日”，可说是无政府弃地之后的无奈之举，但也存在着希望能够在日本人帮助下，实现在自己“自治”或“独立”的侥幸心理。
1935年冬德王开始了他的联日行动。而这对于日本方面也是求之不得的结果。1936年初便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的初衷是借助于既成事实的日本势力建立“蒙古自治邦”或“独立的蒙古国”；日本军利用德王是为了扩大和加快侵略中国步伐。蒙古军司令部成立后不久，日本派驻德王处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鼓动德王：“为了蒙古独立必须把傅作义从绥远赶走”。但德王此时还不想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虽然田中隆吉多次鼓动，德王以“军队组建不久，训练较差”为由推拖出兵。田中隆吉无奈，只好另组织汉人部队，从河北、察哈尔省召集土匪、杂兵，组成三四千人的乌合之众交由王道一指挥，为了急于成功，迫不及待把这部队投入绥东前线，攻击红格尔图，遭到惨败。紧接着又组织了王英的“大汉义军”。王英是河套地区最有势力的恶霸大地主。傅作义主绥后与他产生利益冲突，被赶出河套，跑到天津租界观望等待。经过日本在天津的特务人员的鼓动，他出面招兵买马，组织了“大汉义军”。
田中隆吉组成“大汉义军”后，要求“蒙古军作第二线布置，否则赶走傅作义就要让王英入主绥远”的胁迫下，德王只好答应出兵。结果全面失败，傅作义成了全国景仰的抗日英雄。
七七事变后德王入主绥远，建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9年9月1日，日本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虽然从地域上看比原来扩大了，但却引起德王的不满和反对。因为，德王从政开始时，就把蒙古民族的自治自主当做自己追求的目标。现在日本人把亲自扶持成立的三个自治政府合并为一个较大行政区域，统一管理，控制财源，搜刮战略物资，为侵略中国战争服务。德王拟就了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公文，提出：“张作霖曾当过‘蒙疆经略使’，对东部蒙旗横加压迫，强制开垦，引起蒙古人对蒙疆二字的极大反感。现在仍沿用蒙疆二字，作为代表新政权的名称，是对蒙古民族的莫大侮辱。……‘复兴蒙古民族，实现蒙古自治’是我们蒙古民族当前的两大目标"等理由，以蒙文作为主件，日文作为附件，总总共制成六份，分别寄往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等日本上层机关，表示抗议。但这些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1939年4月末，德王被日本军部邀请到张家口“商量要事”，到达后日军方宣布“现在就举行任命仪式”，任命德王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总务委员长”。对于这样连推选形式都没有搞，把中国行政要员直接由日本军部任命的作法，更使德王感到自己被欺骗、玩弄了。
随着平绥铁路由满铁会社管理，蒙疆银行、邮电事业、矿产开发、畜产收购等都由日本资本家投资经营，实行“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侵略政策，把内蒙古做为吸取原料、销售商品、输出资本的殖民地。德王对于日本人的幻想彻底破灭，知道再也“合作”不下去了，但又无能力挽回这种已经形成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于日本方面的“蒙疆”事宜不过问、不争执，采取任他们干的消极态度，与李守信等人联络，准备出走。德王受其历史环境、自身经历、思想所决定，仍想回归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因而，他们通过军统特务在“蒙疆”工作的高荣和马汉三等又和蒋介石建立了关系。为了稳妥安全，他们计划从边境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再取道苏联转赴重庆。出走的方向和计划决定后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打来密电称：“佛君（德王化名）南来，抗战军民无不欢迎，惟取道北路，殊不相宜。最好取道包头，渡过黄河，这边派白海风率队迎接”。后来又送来蒋介石任命德王和李守信的任命状。德王再次提出，自己从张家口到呼和浩特，再到包头，又渡黄河，容易惹人注意和发觉，请准取道北路赴渝。蒋介石仍不同意，转来复电指示：“取北路南来，绝不相宜。……如果无道路可寻，希无庸前来，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
蒋介石的“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的命令，对于德王来说，皆知是无稽之谈。这时蒙古地区完全被日本人所控制，德王根本是没有“以待将来”的可能。
1940年春，德王以慰问五原前线军队为名，准备逃出，但未走成。不久，日本特务机关偷听和搜查出与重庆联络的电台，呼和浩特警察局长刘建华等人逃走，牵连到好几人被捕。在这种情况下德王和李守信只好亲往日本军部自首承认。日本军部田中信一参谋长问德王：“这事我也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和蒋介石联络呢？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吗？”德王回答：“因为我不满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不满意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合并方案，更不满意不许蒙古独立建国。适在这时蒋介石派人联络我，我就要求蒋介石许可蒙古独立”。他的这番交代正与主要联络人梁芝祥的供词不谋而合。当时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中找不到代替德王当傀儡的影响人物，因此日本军方没有深究撤换德王，只是警告说：“德王这次和蒋介石联络，可以从宽不究，如果德王要和苏联和外蒙联络，那一定要从严处理”。后来处死几名具体联络人员，判刑几人，平息了这件事。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逼近张家口，德王才得以率属员南下，投奔国民政府。南下期间，德王把蒋介石曾给他“忍辱负重，以图将来”的指示作为依据，8月18日在张家口给蒋拍电报，祝贺抗战胜利，并请允许蒙古高度自治，但遭到蒋的拒绝。
这时候的蒋介石已经是“四大强国”之一的领袖，大一统思想更加坚定，对于德王的要求自然不屑一顾。在此之后的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德王在阿拉善盟定远营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同年9月，随着解放军迫进，“自治政府”内部发生分歧，导致分裂，德王出走。这期间，解放军宁夏军区致函德王、李守信，劝其投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也致函德王，望其投降人民，并表示只要归向人民，一概不咎既往。德王接函后要求准许由他统一东西蒙古实行“自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痴心不改”只能是“镜花水月”。从清末开始的内蒙古独立和自治运动，至此落下了帷幕。
德王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和日占时期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代表人物，其身上的复杂性和悲剧性色彩要比他的前辈更为突出。他的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若是在有着真正共和思想的国家，不但不是什么离经叛道，反而是稳定国家，达成共和的极为有利的补充。中华民国刚建立之时，孙中山还指出“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页），很符合“地区和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的共和原则。民族区域自治和“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正好相得益彰。然而，孙中山后来抛弃了自己的这些正确观点，而国民政府在北伐胜利后，也以建立地方完全服从中央的中央集权为己任。德王的自治运动注定处于被打压和破坏的地位。而日本入侵，德王无奈“附逆”，对于日本侵略者抱有幻想，遭受的打击更为沉重，但这实在是国民政府逼出来的。如果国民政府能够有从实际出发逐步联合，逐步建立互信，逐步推进国家的民主宪政的胸襟，支持德王的民族区域自治运动。已经有着“中国人”概念的德王又怎么谋求“独立的蒙古国”的要求，去和日本人与虎谋皮？如果说德王民族主义思想严重，这并不足为奇，只要民族存在，就存在民族感情；存在民族差别，就存在民族情绪。但如果有着平等的民族环境和合理的政治制度，民族主义是不会也无法制造出灾难的。
然而一切都是停留在假设和希望之上，停留在无力的字纸之上
外蒙古在清末民初独立于中国之外，至今为很多人所扼腕。时至今日，那片土地早已成为世界所承认的蒙古共和国，所谓一些“收复失地”的言论都成为无稽之谈。但是，外蒙古的独立，以及因为其独立而引发的内蒙古数十年未能平息的独立和自治运动，却并不是随着那段历史逐渐尘封而为人们所淡忘，可若要说起来，又很难说得清楚，其中所涌现的一系列人物，也都是那么面目模糊。专家学者们有着大量的论述，而我们这些民间的历史爱好者，却往往都在“体制之外”，难窥堂奥，有必要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去了解这段历史，了解在那衰乱之世所发生的扑朔迷离的事情。
而要谈论这一问题，首先要把我们教科书所灌输的一个理论扔到一边，那便是“自古以来”论。因为如果这个论调不排除，很多问题便说不清楚，什么都是“自古以来”便是这样，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发生？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冲突？“自古以来”说法实在是自欺欺人。人类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期都有变化，一个国家的疆域，民族构成，往往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变化。何来“自古以来”？
大唐王朝灭亡之后，经过五代十国的大动乱，虽然有宋朝的建立，号称“统一”，但中原皇帝再也没有能够成为“天可汗”。虽是“天朝”，却被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一直占着燕云十六州，后来又被西夏占去了灵州、西凉府等地。等到金国崛起，更是完全失去了江北土地。所以说，从唐朝灭亡的公元907年到公元1276年南宋灭亡，中国才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大一统王朝，也就是元朝。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而这个“大一统”却是远超历代。首先一直与中原王朝征战不断北方草原完全纳入实际统治之下，然后是吐藩，也就是西藏，在被招降后由王朝直接管辖，还有今天的东北、云南地区，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完全被中原王朝所控制，而不再是以“称臣纳贡”作为依附而实际保持独立的渤海国、南诏国或大理国。
但是，元朝的统治者们却没有能够守好这份家业，短短98年之后，随着元顺帝北逃，明王朝建立，中国的版图再一次经过了一次洗牌。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虽然多次北伐，打击北元政权和以后的蒙古可汗，但却固执的认为“长城之外非我土”，内外蒙古可以说成为了明帝国的“敌国”，领土问题就成了空穴来风。
而新疆，元朝时就是兄弟国家的察合台汗国，其时仍然如此。西藏，由完全服从统治，又回归到了称臣纳贡的独立状态，这还包括幅员辽阔的青海。除了汉人王朝的固有领土之外，元朝扩充时扩充的领土，唯一保留在明朝版图内的，只剩下辽东和云南。
可以说元朝的家业，明朝并没有很好继承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帝国也灭亡了，灭亡他的是清朝。一个被现代人普遍唾骂的朝代。但是，如果没有清朝的建立，让明朝如李氏朝鲜那样延续500多年，那么现代人对于内外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广大的领土，就压根不会有什么“自古以来”的底气。可以说，清朝的皇帝们不但接受了明朝的“祖宗之地”，还把明朝所放弃的东西全盘收了回来，甚至元朝没有弄到手的东西也囊括到自己的腰包里，并且通过自己近300年的稳固统治，使这些家当深深的打上了中国印记。
在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不遗余力的打击蒙古汗国的林丹汗，使其败死青海，将内蒙古完全纳入版图。顺治时期，清朝的主要任务是消灭明朝和农民军的残余势力。到了康熙时代，在消灭三藩之后，他收回了台湾，并通过击退准噶尔汗国噶尔丹的胜利，将喀尔喀蒙古也就是现在的外蒙古纳入到直接统治之下。直到乾隆中期，称雄中亚的准噶尔汗国灰飞烟灭，新疆、青海被牢牢的攥在了手心里，至于西藏，驻藏大臣的出现，终清朝一世，没有人怀疑西藏不是“大清”的领土。
说这些不得不说的废话，就是要表明，所谓“自古以来”，还是从清朝说起，才有说服力，才能有个基础来论述内外蒙古独立运动的前因后果。
清朝对外蒙古地区的征服及外蒙古的独立
清廷对于内、外蒙古的态度并不一样，内蒙古诸王公因为是“从龙入关”的功臣，所以最被信任，与清廷联姻也极多，所以清廷对于内蒙古的管理，基本上是“自治”。而外蒙古诸王公对抗清朝征服时间长，归附的时间晚，而其后又有反复，所以并不被十分信任，虽也封官予爵，但还要在库伦（今乌兰巴托）设立办事大臣，以为监督。这就和西藏的情形大同小异。
清朝虽然稳固的统治了这个多民族国家200多年，但并没有形成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在现代化的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完全平等，都是国家的主人。虽然民族不同，但都有共同的国家观念。而清朝，满族无疑是这个国家无可争议的家长，汉族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家庭成员；内蒙古的蒙古族，是家长最重要的亲戚，享有和家长一样的尊贵；藏族按他们自己的话说，与清廷是“供施关系”，是清廷养活和尊敬的僧人；而比较尴尬的，便是外蒙古，他们与内蒙古同宗同源，但却享受不到内蒙古在清朝皇族中的地位。如果说内蒙古是十分认同清朝，可以和满人共同分享家长的权势和荣光，那么外蒙古便是被清朝牢牢控制而又很是疏远的“远亲”。
这样的构成，表面上相得益彰，实则要有强大的武力形成的威权作为后盾，在出现重大的变故，家长无力在维持这种关系的时候便会有“树倒猢狲散”的危机。清朝衰落之后，汉人的革命党喊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藏人开始驱逐清朝驻军，外蒙古的独立活动也就风起云涌了。因为，外蒙古对于清朝的反抗，在蒙古人中，除了西蒙古的准噶尔人之外，是最为顽强的。准噶尔人几乎被清朝屠戮殆尽，那么外蒙古的“内附”又是如何的呢？
清朝对于外蒙古的征服和控制可说一波三折。
在清朝征服漠南蒙古也就是内蒙古之后，又不停的向漠北蒙古也就是喀尔喀蒙古渗透自己的势力。面对清朝强大的压力，原本混战不休的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不得不考虑联合。于是，在1640年，喀尔喀蒙古三部汗王与漠西卫拉特蒙古诸位首领共26名贵族举行了会盟，制定了《喀尔喀——卫拉特法典》。《法典》明晰了贵族的权利和义务，调整了蒙古各部的关系，从新整合了力量，共同应对清朝的征服。在这次会盟之后，喀尔喀汗王们策动了内蒙古的滕吉斯对于清朝的叛乱，并亲自率兵支援。但在清朝的强力反击之下，滕吉斯被镇压，喀尔喀派出的援军也遭到惨败。随后喀尔喀诸汗王对于清朝表示了妥协和退让，与之保持了30多年的和平状态。
到1686年，喀尔喀诸部发生内讧，直接导致了准噶尔汗国的入侵，诸部汗王和大活佛哲布尊丹巴一世纷纷南逃到内蒙古境内，寻求清朝保护。清朝康熙皇帝亲率大军迎战准噶尔军并大败之。借着这次胜利的余威，康熙皇帝在1691年于多伦诺尔与喀尔喀各王公会盟，这标志着喀尔喀蒙古也就是外蒙古正式服从了清朝的统治。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清朝降伏了外蒙古，将其作为征服准噶尔汗国的前哨站。外蒙古诸部也就理所当然的承担了清朝征服战争的种种义务。据喀尔喀蒙古文档案记载，在1715年至1735年（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十三年），清朝从喀尔喀四部征调骟马二十三万匹，骡马五万三千匹，骆驼约十万峰，牛四千头，绵羊两百万只，毡子三万块。这是实物征调，还有繁重的徭役，在阿尔泰台、塞尔乌苏——乌里雅苏台、塞尔乌苏——恰克图的驿站，都要令喀尔喀兵供役，在喀尔喀边境上还设有许多哨所和卡伦。吐谢图汗部共设28座卡伦，赛因诺颜部和扎萨克图汗部共设19座卡伦，在喀尔喀西端还设立26座卡伦，都要派遣喀尔喀兵驻守，而各王公还要为这些卡伦供应一切军需物资，至于清朝军队的物资运输也完全由喀尔喀人负担。
这样的竭泽而渔，使得喀尔喀蒙古不堪负重，牧民大量破产，“过度的征集大量骆驼、马匹和绵羊，除了那些两岁的儿马和母马外，最后把牧民所剩下的全部马匹都烙上汗的印记登记了”，“无限制的勒索，带来了兀鲁斯人民的破产。”（《蒙古近代史纲》）。于是，成群的人逃到俄罗斯避难。据俄国档案记载，1730年有2091帐蒙古人赶着5210峰骆驼，68465匹马，14962头牛和131610只羊逃到俄国境内。原因是“在此之前他们向中国皇帝以牲畜纳贡。自从洪台吉（指噶尔丹策零）的战争开始之后，繁杂的赋税多了起来。最后为了移居洪台吉地方，受蒙古将军和王的命令，一个不留的同妻子儿女一同参加征战洪台吉的军队。”（赛切夫斯基《中国边界历史笔记》）另据记载，1734年有喀尔喀人935帐逃到尼布楚地区，俄国地方当局将他们用武力遣返。但不久又有540帐逃入俄境，经遣返后，又有227帐第三次逃到俄国境内。俄国是喀尔喀蒙古人曾经英勇抵抗过的侵略者，现在却成了他们避难的港湾。可想而知受到的压迫剥削何等严重。
这样的剥削使得喀尔喀蒙古人对于清朝的不满日益高涨，而1755年冬又发生了白灾和瘟疫，对于卡尔喀蒙古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在这个多事之秋，清朝乾隆皇帝杀死了因为疏忽而放走准噶尔首领阿穆尔萨纳的扎萨克亲王额璘沁，额璘沁是喀尔喀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二世的哥哥。他的被杀引起了诸王公的普遍愤怒，这就引起了1756年的“撤驿之变”。
撤驿之变是以撤驿站、弃哨探为形式的反清斗争。它的发起人青衮扎布是喀尔喀蒙古很有名望的贵族，他与阿穆尔萨纳交好，因此在看到额璘沁被杀后，为求自保，起了反叛之心。虽然是出自私心，但因为正好与喀尔喀人不满清朝的情绪相契合，因此引起了相当大的动乱，各地牧民纷纷举行暴动，撤驿弃哨，袭击清军，并对平素依靠官府势力发放高利贷进行勒索的汉商进行打击，清朝在漠北的驿站全部瘫痪。但是，青衮扎布没有利用牧民的反抗情绪，仅仅想联络上层王公。而上层王公又不敢对清朝彻底翻脸，撤驿之变仅维持了数月便彻底失败。青衮扎布父子被杀，追随者遭到残酷镇压。
这次事件，使得清廷对喀尔喀蒙古加强了警惕，从而用各种手段加强对外蒙古的控制。
首先是设置了驻库伦办事大臣，直接对中央负责，管理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和哲布尊丹巴活佛属民的所有事务，将土谢图汗、车臣汗和哲布尊丹巴活佛这些在喀尔喀蒙古有着崇高威望和号召力的贵族架空，处于绝对控制之下。
其次，收回了策凌家族的特权，改革了定边左副将军制度。策凌家族对清朝平定准噶尔立有大功，策凌被封为超勇襄亲王，并被任命为定边左副将军，全面负责喀尔喀军政事务。策凌死后，清廷对其子成衮扎布的继承其位几经变化，但因为喀尔喀内部尚未稳定，而没有最终收回他的权力。成衮扎布死后，其弟车布登扎布袭位，这时喀尔喀已经稳定，便以“强占游牧”的罪名免除了他的将军职务，派内蒙古喀喇沁王公瑚图灵阿担任。到乾隆四十五年，则开始委派八旗出身的大臣担任此职。定边左副将军职务由清朝直接委派大臣担任，标志着外蒙古的军政清朝从间接管辖转为直接管辖。
更为重要的，就是对于在喀尔喀蒙古人中有着崇高威望的哲布尊丹巴活佛的转世系统的操纵。一世和二世哲布尊丹巴活佛都是在喀尔喀贵族土谢图汗家族中转世，从三世开始，清朝操纵必须在藏人中转世，并成为定制。活佛系统和喀尔喀贵族上层的血缘联系被切断。
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稳定外蒙古地区的统治无疑十分有利。但加重了外蒙古贵族和普通牧民对于清廷的不满。这些不满在清朝如日中天的时候，至多会出现一些牢骚，一些小的冲突，但在清朝大厦将倾的时候，便星火燎原一般汇集成分离运动的大火。
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内忧外患日甚一日，原本看成是樊篱的各少数民族地区都成为各列强的势力范围。蒙古地区的局势也愈加混乱、复杂，日、俄等国的势力逐渐深入其中。1912年7月第三次“日俄密约”签订时，两国相互承诺，“俄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和西蒙古地区的利益”。这个条约，仅仅是俄日两国划分势力范围，俄国对于外蒙古地区的觊觎，是从来毫不掩饰的，频频利用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和外蒙古诸王公的矛盾，积极策划外蒙古从中国分离。
俄国所进行的策划，最为主要的借口便是清朝当局对于在漠北蒙古人中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哲布尊丹巴活佛的不尊重。这倒也不完全是捏造，自1840年以后，哲布尊丹巴八世没有一次被清廷召见，而在他之前的五十年，历任哲布尊丹巴活佛没有受过一次朝廷的褒奖。朝廷的态度也影响了驻库伦办事大臣对于哲布尊丹巴的态度。1878年，新被任命为办事大臣的满人大臣志刚，刚一到任，便要求废除以往办事大臣谒见哲布尊丹巴时的叩拜礼，并要求哲布尊丹巴站立起来迎接。如果不从，便要上奏朝廷，让朝廷来解决。几经交涉，志刚终于同意哲布尊丹巴不用起身迎接，但也从此免除了叩拜之礼。以后的办事大臣也都遵循此例。
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感觉无足轻重，但对于当时的外蒙古地区的蒙古人简直是不可忍受，而对于哲布尊丹巴自己，也视之为耻辱。
基于以上的问题，我们就不难理解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夜，有18名蒙古王公在库伦附近的博克多乌拉山中举行秘密会议，所通过的向哲布尊丹巴八世递送的呈文内容了：
"我们的确再不能忍受满清办事大臣和官员们的贪欲，以他们对我国权利的掠夺了。虽然，努力争取独立和保护我们的黄教与国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外国的援助，要独立将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将派特使去我们的北方邻邦俄国，并以友好的方式阐述这些事实，请求它考虑给我们援助。杭达多尔济亲王、大喇嘛车林齐密特和官员海山已被任命为特使。"（希.散达格《蒙古政治外交》第1卷，第244页，1971年乌兰巴托版）
这个呈文，明白的说明要“争取独立”，原因是清朝对外蒙古“权力的掠夺”和要“保护我们的黄教”。
而在独立政府向内蒙古王公发出的第一次《檄文》中也说：“现值南方大乱，各省独立，清皇权势，日就凌夷。国体变更，指日可待”；“我蒙古亦应联合各盟，自立为国，以便保我黄教，而免受人权力压制之苦。自应协力同心，奋勉图维”
在第二次《檄文》中又说：“现南路敌人，行将举兵来伐，即应妥为防守，以固疆土。凡交界关卡之处，须不时细心巡查，免贻祸患。相应飞咨喀尔喀连界之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盟长等，及阿拉善王查照，传饬所属各旗传谕各游蒙各沙毕奴仆等，如何定居？黄教如何扶持？各情形具闻，当奉法旨。非图独立，继难生存。” （《民国经世文编》第十八册）。
强调的也是“以便保我黄教，而免受人权力压制之苦” ；“黄教如何扶持”的问题。
这与1913年10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驱逐清朝驻军后，由噶厦政府签署的一份表明西藏立场的文件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
“满族皇帝与保护神五世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师徒试的关系。当时中国政府的唯一目的即是为今世和来世积德，他们帮助和优荣历代达赖喇嘛，礼通各寺院的喇嘛。这样的情谊使两个国家像同一个国家的兄弟一样团结起来。西藏人并不在意他们与中国的边界，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所有的行为都是对西藏友好的。然而，中国皇帝逐渐丧失了对佛教的信仰，对珍贵的保护神达赖喇嘛也不大尊敬了。后来，中国驻藏大臣及他的下属官员和军队对珍贵的达赖喇嘛就谈不上尊敬了。……西藏人民终于彻底绝望了，不得不起而反抗，并以中国人的失败而告终，由敦尔喀驻藏官居间调停停战，缔结媾和条约，规定中国官员和军队撤出西藏，从海路返回中国。……”
清朝皇帝把信仰黄教的蒙古人和藏人分成四大教区，前藏、后藏、内蒙古和外蒙古，在雍正时正式确定，分别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四大活佛执掌，并规定不分高低，各掌其事。上面引用的外蒙和西藏两份文件，都是举出清廷对于荒郊大活佛的不尊重，失去了这些地方黄教信徒的信任，从而引发了分离运动。
诚然，这些放在表面上的原因，还可以看成是“借口”，但对于外蒙古的王公和人民来说，却是再充分不过的。西藏的分离，与英国的努力分不开，而外蒙古的分离，也与俄国的努力分不开。
1911年７月，以哲布尊丹巴活佛为首的外蒙古王公，以会盟为名，在库纶召开四盟王公秘密会议，决定实行外蒙古独立，并派遣以杭达多尔济、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首的代表团密往俄京圣彼得堡请求俄国政府“庇护”，“接纳喀尔喀于俄国保护之下”。7月30日，杭达多尔济率领一个代表团带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向俄国“要求武装援助”（阿.波波夫《沙俄与蒙古》，见《红档》杂志第6卷，1929年第37期）的信件去俄国首都彼得堡。8月15日，代表团抵达彼得堡，经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俄国内阁总理大臣商谈，沙皇政府于８月１７日举行的远东问题特别会议决定：“帝国政府……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经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会议还允诺“将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中旬，杭达多尔济一行赶回库伦，密谋宣布外蒙古独立，组成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临时总理蒙古国务衙门。11月30日，杭达多尔济等人，向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后通牒，宣布“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不日登极”，要三多立刻出境。
据中文史料记载：在农历十月“十四日，三多见蒙人无加害之意始由领事馆雇车数量，逃至恰克图。恰克图署任章京见三多至，再三挽留，不令其去，三多坚执不从，遂乘俄国火车，逃归奏天，旋又逃至天津”。12月16日，库伦独立集团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任命大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内阁共设外务、内务、财政、兵、刑五部。各部大臣如下：
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内务大臣：车林齐密特(兼)；财政大臣：察克都尔扎布；兵部大臣：棍布苏伦；刑部大臣：那木萨赖。此外，海山、陶克陶二人也分别被任命为内务部司官和兵部司官。
1912年5月，库伦独立军5000余人，由海山和丹必占灿喇嘛带领进攻科布多。当时科布多城有守军300余人。科布多守军与外蒙古军队奋战几十天，直到8月6日，科布多城失陷。
至此，外蒙古独立政权控制了外蒙古全境。
外蒙古诸王公在这个时候也许以为大功告成，但他们忘了，一个弱小民族的命运，在这个时代是不会属于他们自己的。
帮助藏人获得实际独立的英国人不主张西藏真正的“独立”，因为怕引起俄国的介入造成国际纠纷；而俄国也不愿意外蒙古独立，因为怕和日本形成紧张局势。所以西藏是实现了保持驱逐清朝驻军和大臣的自治，而外蒙古也不得不在宣布成立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八世成为“日光皇帝”后退回到承认中国宗主身份的自治。
1912年年９月３日，俄国外交部指派俄国驻华公使廓索慈为全权代表，前往库伦与外蒙古当局单独订约。同年11月３日，在俄国挟持下，外蒙古当局与俄国签订了《俄蒙协约》和《商务专条》。《协约》和《专条》对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和俄人在该地享有的控制权及各项特权作了明确的规定。《协约》第１条称：“俄国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现已建立之自治秩序，不准中国军队入蒙境及以华人移植蒙地之权利”。在《协约》谈判过程中，蒙古大臣达喇嘛等曾不只一次提出不同意见，强烈要求《协约》中载明外蒙古为独立国，并要将内蒙古纳入大蒙古国，但俄方代表始终坚持“目前还不能提出蒙古独立问题，只能提出内部自治问题”。结果是外蒙古当局不得不屈从俄国的意志，按照俄方起草的草案签订了《协约》和《专条》。
1915年6月7日，中俄代表及外蒙当局在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中俄蒙协约》凡22条，要点为：一，“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二，外蒙古“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及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但有“办理一切内政并与各外国订立关于自治外蒙工商事宜国际条约及协约之专权”；三，中国货物运入外蒙古须纳内地货捐，洋货由外蒙古运入中国内地，应照1881年之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所定之关税交纳；四，中国属民在外蒙古之民刑案件由中国官员审理，蒙人与中国属民之民刑案件，由中蒙官员会同审理，各案自己法律治罪。
《中俄蒙协约》使俄国几年来通过《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中俄《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所获得的在外蒙古的特权以中俄蒙三方条约的形式从法律上巩固下来。通过此约，俄国没有支持外蒙古王公建立独立国的要求，而是按其既定方针，将外蒙古成功地限制在自治的范围内。
再往下的路，西藏和外蒙古则分道扬镳了。西藏在清朝灭亡后一直保持着独立状态，但仍要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最后随着1949年中国出现了百余年来第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宣告了“喇嘛王国的覆灭”，重新回到中国的版图之内，而且遭到了以往所有朝代都没有过的彻底的统治。而外蒙古虽然在1917年被北洋政府派兵强行结束了自治，但却在新兴的苏联的支持下，实现了独立，先是君主立宪，后来干脆成为共和国。这时候的外蒙古独立运动，虽然是两个共产党员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所领导，但有着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不再是以宗教作为独立的号召，而是要建立“蒙古人自己的国家”。
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百年来中国第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所有有着分离倾向的地区都施加铁拳予以收回，它不再惧怕英美等西方国家，所以，西藏的靠山是靠不住的。而它却不得不服从于苏联老大哥，外蒙古的靠山稳固如初，中华民国政府承认在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在后。可谓回天无力了。
值得一提的是，外蒙古在成为了苏联保护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后，仅仅是名义上的独立国家。有自己的政府，但总理任命得由苏联说了算，有自己的军队，但完全听命于苏联。开国领袖苏赫巴特尔就是因为民族精神过于突出，而在国家成立仅一年后，便不明不白的死在了医院。苏联时代，蒙古有十位总理因为反对苏联的政策而被杀害。原有文字被废除，改为俄文字母拼写。原来要求独立而保护的黄教也遭到了灭顶之灾，曾经是被人崇敬的喇嘛集团被成群的逼令还俗，不肯还俗的则被屠杀掉。可说是“改天换地”。若按笔者自己的观点，外蒙古的独立，因该从1990年苏联解体开始，在这之前，只是从中国版图进入到苏联版图。
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可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损失了广大的领土，还表现在，外蒙古想要在清朝衰落时获得自己独立，不同阶层的人物都为之努力。但在弱肉强食的时代，这些可称作本民族英雄的人，不过是大国的牵线木偶。经过一场场血与火的浩劫，也只是获得了换个环境重复自己曾经的遭遇而已。
能够建造如此城墙（长城）的人民，必有其足以骄傲的伟大历史。那么，逼使建造这一城墙的人民，就有着至少是同样足以骄傲的伟大历史。
内蒙古的独立和自治运动
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对于同宗同源的内蒙古，不能不产生影响。但因为内外蒙古在清朝时处境不同，环境不同，因此内蒙古的独立运动更为复杂。
清朝建立对内蒙古地区的统治之后，视内蒙古为自己的长城，对其上层甚为优礼。为了能后控制这个有过辉煌历史而又桀骜不驯的民族，联姻、分封和大力推行黄教就成为最有效的手段。
联姻，使得蒙古上层贵族和清朝皇族成为了“一家人”，据学者统计，有清一代，满清皇室公主下嫁蒙古王公多达32人，而蒙古贵族女子嫁入满清皇室的也很多，就皇太极一人的后妃自庶妃以上的就有6人，一家人之间即使有冲突，也可以在家里解决。分封，使得曾经拥有强大武力的蒙古贵族们，所统领的百姓和领土越分越小，对中央构不成威胁，如内蒙古原三大部被分为六盟四十九旗，外蒙古原四大部被分为八十六旗，卫拉特蒙古分为34旗，青海蒙古分为26旗。而推广黄教，则使蒙古人的好战、善战的民族特性被消磨殆尽，而人口也无法得到增长，甚至出现锐减。
但是，清朝对于内蒙古诸王公一向都是“另眼相看”，倍加宠信。在蒙古各旗当中，只有内蒙古各旗的扎萨克拥有统帅兵丁之权，并且各旗事务均由扎萨克自行处理。
相对于清朝对外蒙古的横征暴敛，对于内蒙古则是采取轻徭薄赋政策，按照清朝有关蒙古赋役的条文规定，内蒙古只需供应少量的战马、汤羊、乳酒、石青等物，虽然也要承担一些守卡、驿递等劳役，但相对负担较轻。这种轻徭薄赋的政策，在清代前期一直奉行不渝。另外，对于天灾，清廷还进行慷慨的赈济，规定蒙古但凡遇到重大天灾，都要调拨大量的米粮、皮裘、牲畜、毡房、银两给予救济。除此之外，对于内蒙古，清廷还实行养赡制度，《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优恤〉》记载，在荒年岁月：“先察明贫乏之户，由本旗扎萨克及富户、喇嘛等抚养，不足则各旗公助牛羊。每贫台吉给牛三头，羊十只，每贫人给牛二头，羊十只。”如本地无力养赡，由“盟内等共出牛羊协济养赡。设若连年饥馑，该盟内力乏不能养济，可申报理藩院遣官查勘，发布赈济。
这样的优厚待遇，使得内蒙古地区很快摆脱了清初因为战乱而经济凋敝的状况。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记载在康熙三十五年时，“进边口，于沿途见蒙古生计，阿巴垓、苏尼特等旗骆驼皆健，马匹较少，牛羊饶裕”，鄂尔多斯地区“见其人多有礼貌，不失旧时蒙古规矩，各旗县和睦一体。无盗贼，驼马牛羊不必防守，生计周全，牲畜繁盛，较它蒙古殷富，围猎娴熟，稚兔复多，所献马皆极驯，取马不用套杆，随手执之，水土食物皆甚宜。”
在这种欣欣向荣的情况下，无论是上层王公，还是普通牧民，都感到“皇恩浩荡”，自然不可能如外蒙古一样对于清廷素怀二心的。
而在康乾盛世过去之后，清朝迅速向衰世滑落，内蒙古地区也一损俱损的告别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和清廷的蜜月也结束了。
因为视内蒙古为自己的长城，清廷对于王公们的土地也和自己的龙兴之地一样禁止流民进入开荒。然而，在嘉庆、道光两朝发生的川陕白莲教、回民起义波及到蒙古地区时，蒙古各旗兵勇表现的软弱无能、战斗力低下，使得清朝统治者大失所望，再加上鸦片战争爆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来临，国库空虚。于是清廷于1840年对蒙古地区开禁，在木兰围场（锡林郭勒南部）招佃放垦，分片出卖草原，换取饷银。
其实虽然清朝对于蒙古地区的禁垦推行的甚为严厉，但在乾隆中期以后，“违禁出关”“违禁开垦”的流民就形成了“移民潮”，达到了“至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清仁宗实录》嘉庆十一年七月已未）的地步。但那属于民间自发，清廷也予以限制，《大清会典》记载，当农耕和牧业发生冲突时，清廷是要保护牧民利益的：“蒙古地方基已耕种，不可牧马，非数十年，草不复茂，尔等酌量耕种，其草佳者，应多留之，蒙古牲口惟赖牧地而已”，而流民垦荒也应和了蒙古地区需要农业的要求。但到政府开禁，性质便全然不同，规模巨大，且毫无限制，与牧民争夺土地，这就引起了大量的抗垦运动，原本相安无事的满蒙、蒙汉民族之间，开始出现了裂痕。
当然，这些摩擦和裂痕还不足以让内蒙古对于清朝产生离心力，各王公还是对清廷忠心耿耿。在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岌岌可危的时候，内蒙古各王公并没有如外蒙古王公一样谋求独立，而是力图延续清朝的寿命。
清朝覆亡前夜，当时驻京蒙古王公有：“清廷御前大臣中的喀尔喀赛音诺颜札萨克亲王那彦图、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八旗都统、副都统的科尔沁札萨克亲王阿穆尔灵圭、土默特札萨克贝子棍布札布、科尔沁辅国公达赉、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之子祺诚武；资政院钦选议员中的喀喇沁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喀尔喀车臣汗部郡王多尔济帕拉穆；新疆旧土尔扈特部札萨克郡王帕拉塔、科尔沁札萨克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巴林札萨克郡王扎噶尔、奈曼札萨克郡王苏珠克图巴图尔等”（参阅《宣统政纪》、《东方杂志》第二辑；陈仲言《近代史资料》总48号）。
在京的蒙古王公们，面对清朝覆亡、共和将兴的局势，为挽救清王朝覆亡的命运，在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活动。10月24日，首先在京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勃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亦称“蒙古同乡联合会”。该会订立《章程》八章二十一条及《附件》一条。“本会以开通蒙古风气，改良政治，保存权利，联络全体，互相结睦为宗旨”；规定"本会以蒙古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议员及现有任职之台吉、塔布囊、旗号等为会员"；还规定“设总会于京师，设分会于蒙古各地。”
“蒙古王公联合会”成立后，即以全体蒙古王公的名义，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向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了一件请愿书，其中写道：“代表等世居朔漠，久濯王灵，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故代表等痛心疾首，期复旧观”。并说：“前此库伦所以宣言独立者，非叛大皇帝，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实以改为民主之讹传，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于是，他们殷望恳求袁世凯“详示就里，以释群疑”，以便于 “此意通告内外各蒙藩，俾识德意，咸生爱戴”。
这封请愿书不但宣称自己“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而且还为外蒙古的独立运动辩解，说“非叛大皇帝”而是“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在他们心中，只要不实行共和制度，外蒙古便不会独立。这当然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与外蒙古独立的真正原因完全南辕北辙。
蒙古王公拥戴清廷反对共和，自然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和情感因素，更多的，是对共和提倡者们的恐惧。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高举的是两面旗帜：一是以民主反对大清帝国的专制；二是以大汉民族主义反对腐朽的满族统治。而后者的影响更强一些。虽然也讲民主、民权，但最有煽动力的是民族的诉求。用他的话来说是：“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况以满洲少数之民族，不能不设种种之苛法，以断绝吾人之生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版），因此“发誓要建立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孙中山年谱长编》第80页）正如兴中会的加盟誓词所说：“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0页）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日本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中山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 “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据与孙中山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甚至更早时开始，孙就曾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既然“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然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国”，既然要“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怎么能不让与清廷休戚相关的蒙古王公胆战心惊？他们发电给南北议和的南方代表伍廷芳发电，指责革命派是“狭隘民族主义者”，当是肺腑之言。
代表革命派利益的伍廷芳，收到蒙古王公的电报后，以民国议和全权代表的身份和名义，向内蒙古王公发出覆电，晓以五族共和大义，规劝他们拥护民国。
指出“军民起义之目的，欲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此举并非为汉人之自私自利起见，乃俗与蒙、满、回、藏，同脱专制奴仆之苦，而享共和兄弟之乐，此与满人大有利益。即如今日满人不能贸易自由等弊，将来民国，何致有此制度。至于蒙古，若能除去苛政，同享平权，其为利益，更不待言。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今诸王公何以于专制之满清，尚思拥戴，于共和之民国，反不赞同，此诚本代表所未喻。颇闻京中有人布散流言，谓民军所持民族主义，至为狭隘，想诸王公闻之，致生疑虑，故有此言。若以本代表所闻，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确无疑义。其满、蒙、回、藏原有之王公爵俸，及旗丁口粮等，必为谋相当之位置，决不有稍有向隅。且国民平权，将来之大总统，汉、满、蒙、回、藏人，皆得被举，政治上之权利，决无偏畸。此皆本代表所敢为诸王公明告者，幸同扶人道，同卫中国，毋惑浮言，自相疑贰，是所深望。”（《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这“五族共和”的说辞，“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的解释，对于蒙古王公消除疑虑，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虽然还有诸多王公反对共和，但在1月26日皇族宗社党首领良弼被革命党炸伤身亡，清廷再也没有挽救的可能的时候。蒙古王公也就顺势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 (《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同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2月1日，那彦图、阿穆尔灵圭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致电孙中山、伍廷芳，称：“合五大民族组织共和政体……此本无所用其反对。惟以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与内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国大半，民风强悍，逼外强邻，危险实多……”，要求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仅要考虑蒙古王公的特殊利益，而且应该维持蒙古固有的社会制度。2月6日，清帝正式颁诏退位。蒙古王公在袁世凯召集的皇族近支、军政会议上又表示：“某等对于君主，共和并无成见，只要双方和平了解，则为五大族之幸福。况朝廷已欲颁诏共和，某等敬谨遵旨，决不反对”(同上)。
然而，在驻京蒙古王公表示对共和“敬谨遵旨，决不反对”的时候，外蒙古独立政府对于内蒙古各王公散发了大量的檄文，希望他们能够响应独立运动。并颁布《致内蒙古王公八项优待条件》，其内容是：
一、凡内蒙古王公归顺者，仍袭现职，年俸皆加倍赐给，由库伦政府支取；
二、凡王公以下皆晋升一级，其年俸由库伦政府支给；
三、各旗政费及军费，若有不足，库伦政府予以适当补助；
四、各旗若有改革之处，库伦政府竭力援助；
五、内蒙古人民也可充库伦政府官吏，得外蒙古人享有同等权利；
六、一切租税均与外蒙古一律，不加偏重；
七、库伦政府有维持内蒙治安之责，若民国加压迫，政府必派军队保护；
八、以上各条，由呈归顺库伦政府之日起生效（柏屈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上卷）。
在这样的条件诱惑下，当时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中，相继有三十五旗蒙古王公响应或者支持库伦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卷）在这三十五个旗中，“包括锡林郭勒盟的所有十个旗；哲里木盟十个旗中的七个旗；昭乌达盟十一个旗中的六个旗；乌兰察布盟六个旗中的五个旗；卓索图盟五个旗中的两个旗；伊克昭盟七旗中的五个旗”（［蒙古］Sh.桑达克《蒙古的政治与外交》第1卷）。
当然，内蒙古王公不仅仅是对于外蒙古独立的支持，也在寻求自己的独立。
1912年8月，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联合科尔沁右翼后札萨克镇国公拉喜敏珠尔，并纠集扎赉特旗王公，发动武装政变，宣布“独立”。9月，昭乌达盟扎鲁特左右两旗、奈曼旗等部分王公潜往库伦归顺。还有克什克腾旗蒙古平民乐山也参与了当地的“独立”运动。当时，在卓索图盟以贡桑诺尔布郡王为首的索得那木、海山、罗布桑却珠等蒙古王公，也卷入了这次“独立”运动。此外，在锡林郭勒盟十个旗的蒙古王公和一些喇嘛，在外蒙古和东部蒙旗“独立”运动的影响下，东、西浩齐特旗有大量蒙古居民投往外蒙古，还有东阿巴嘎旗和阿巴哈纳尔旗等王公，对外蒙古独立的态度，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至于内蒙古西部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十三个旗的蒙古王公，从最初自发的反应来看也是支持外蒙古独立的，并有的王公派人到库伦发生过联系。
这些独立运动，虽然一时让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但都没有成为外蒙古独立那样的既成事实。原因有多方面，但主要是内外蒙古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有着极大的差别。
从地理上来说，外蒙古距离中国中心地带“山高皇帝远”，民族较为单一，主要是蒙古人，而汉人和其他民族人数少的可以忽略不计。“独立”的客观可能性大。而内蒙古靠近中国政治中心，一举一动对于中国来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难以成事。
从人文情况来说，外蒙古还保持着传统的蒙古特征，其他民族文化进入较少，对于中国的离心力也大。而内蒙古地区，明清两代大量汉族、回族人口迁入，人口已经超过原住民蒙古人，文化交流频繁，民族差别小，对于中国的向心力也大。在外蒙古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黄教，在内蒙古并不能成为实现独立的法宝。虽然有很多王公倾向独立或是并入外蒙古，但无法形成外蒙古那种一呼百应的局面。
著名的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在进行独立运动时的遭遇便可说明。
贡王在1912年3月回到本旗后，“就召集旗内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宣布了他的关于内蒙古独立计划和主张”。然后，他同来自东蒙古的各旗王公和代表在乌兰哈达(今赤峰市)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为主要领袖和发言人之一，明确主张脱离中国加入大蒙古国”(扎奇斯钦《贡桑诺尔布王，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出身于蒙古平民的乐山支持采取独立行动以外，“大多数内蒙古王公对于独立的心情是矛盾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对脱离中国感到担心”；“同时他们又认识到，由于他们的领地位于内蒙古南部，靠近中国的政治中心，像沈阳、承德这样的军事驻地，这种举动是危险的”（《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所以，出席会议的蒙古王公，由于考虑到个人安危问题，“会场默然，不发一言”，最后“不欢而散”，未取得任何结果。
会议结束后，贡王除了派遣罗布桑却珠前往库伦与外蒙古独立政府联系外，还指派阿拉坦敖其尔(金永昌)前往大连的日本基地联系领取原定在铁岭车站接运的日本武器。但日本泰平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地点运到铁岭，而是把标有“东蒙古开垦用新式农具”字样、内装枪支弹药的十几个木箱错运到郑家屯站。阿拉坦敖其尔到郑家屯后，当把这些军火分别装在十几辆牛车上，准备运往喀喇沁旗王府的时候，突被东北驻军吴俊升的军队查获，车上十几名穿着中国服装押运军火的日本人亦被枪决，武器全部被缴获，阿拉坦敖其尔只身脱逃。
不久，贡桑诺尔布又准备“热河境内实行自治”的运动。同年冬，这次热河蒙旗自治运动刚一开始，就被热河都统熊希龄所侦悉，贡王便被袁世凯以赴京就职为由调离了热河，终未能成事。
这位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当年兴业变革，创建邮电事业、开办工厂商店，兴办教育，创办培养蒙古族技术军事人才的崇正学堂、守正武学堂和蒙古族第一所新式女子学校——毓正女子学堂。何等雷厉风行，意气风发，但要谈到独立和自治，则是寸步难行。
综上所述，清末内蒙古的独立运动是在挽救清王朝灭亡无果的情况下才出现的，由于地理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内蒙古倾向独立的王公并不像外蒙古王公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而有着更多的民族主义思潮。能够建造如此城墙（长城）的人民，必有其足以骄傲的伟大历史。那么，逼使建造这一城墙的人民，就有着至少是同样足以骄傲的伟大历史。
德穆楚克栋鲁普的独立和自治运动
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原因在于清朝依靠武力将其纳入统治之下后，又对其进行了相当的压迫，到统治后期又不再尊重自己打当初制定的宗教政策，以至于上下离心，究其本源，仍然没有脱离古老帝国衰落后，被征服地区起而反抗的范畴。内蒙古在清末民初的独立运动则是在清王朝覆灭后，因为对于新建立的共和政府不信任，并受到外蒙古的煽动而产生的，民族主义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而当时间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内蒙古的格局已经完全在国党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趋于稳定，清末民初的情况都不再存在。这个时候的自治和独立运动，又是怎么样的？
德穆楚克栋鲁普，统称为德王，是一个有着极大争议的人物。在清末民初的内蒙古独立运动沉寂下去后。他是主张独立和自治最为著名，活动也最为频繁的内蒙古王公。由于他的独立和自治活动是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时进行的，也就被戴上了“蒙奸”的帽子。把他的事迹单独列出来解析，对于蒙古地区的独立运动的分析有着特别的意义。
德穆楚克栋鲁普，孛儿只斤氏，公元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出生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他的父亲那木济勒旺楚克是该旗的郡王。那王去世后，1908年清朝政府按蒙古王公世袭制度，封他为苏尼特右旗郡王。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加封他为苏尼特右旗扎萨克和硕都棱亲王。
德穆楚克栋鲁普成长时期正好是中国政治局势处于剧烈变化的年代，在他9岁时，清王朝灭亡。10岁时，日俄第三次“日俄密约”签订，把内蒙古分为东、西两部，“俄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和西蒙古地区的利益”。清朝政府对内蒙古实行放垦开荒政策，在北洋政府时期得到了更好的贯彻，在内蒙古划设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继而1928年改为行省，到处设立垦务局，抵制、反抗放垦斗争此起彼落，先后有前郭尔罗斯陶克陶胡起义抗垦；科左前旗嘎达梅林抗垦；西部乌审旗白音赛音起义抗垦；准噶尔旗丹丕尔起义抗垦；扎萨克旗旺丹尼玛起义抗垦；达拉特旗胡尔嘎起义抗垦；1943年伊盟七旗联合抗垦。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德王有着比他的前辈更为浓烈的民族意识，也就不奇怪了。
1924年，德穆楚克栋鲁普升迁补任为锡林郭勒盟副盟长。1925年，以西盟代表的身份应邀赴京出席了善后会议，被选为段祺瑞政府临时参议院参政。从这时期他涉足政治舞台，和贡桑诺尔布、凌升、白云梯、郭道甫、吴鹤龄、金永昌及西藏宗教领袖九世班禅等人相互交往，探讨内蒙古自治出路。同年，二十三岁的德王提出“改革旗政，出问蒙事”，加强和扩大蒙旗保安武装组织，兴办中、小学教育和卫生、工业组织，建立纺织厂。他以保护张家口至外蒙古境内的乌得之间的公路交通为名，向北京政府和各路军阀要钱要枪，挑选本旗精壮子弟组建起一支500多人的乌滂守备队。这一年他还积极参与了北京的蒙古族各界人士和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举行的，内蒙古人民反对移民屯垦的大规模的游行请愿运动，取得较大影响和效果。
1930年，吴鹤龄等一大批蒙古族青年不满国民政府的治蒙政策，以内蒙古各盟旗代表组成内蒙古代表团，前往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从而促成了1930年南京蒙古会议的召开并通过了《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对于这一运动，作为锡副盟长的德王表示了赞同和支持，并派代表参加。
由此可见，德王这时候的政治理念，是蒙古区域自治，这并不影响国家稳定，相反还是促成共和制度的发展。因为现代共和应该有两个要点：一是公民自由权利的宪政保障体系；二是地区和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拒绝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既然国民政府承诺“五族共和”，“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那么，五族之一的蒙古族成立区域自治，可说理所当然。
在从政过程中，德王了解到属地方自治性质的内蒙古自治，尚在国民党中央许可之列，便和锡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乌盟盟长云丹旺楚克、伊盟盟长沙格德尔扎布会商，于1933年8月24日在百灵庙举行了第一次自治会议，发出通电宣布成立“蒙政会”，云王为委员长、索王、沙王为副委员长、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上具体事宜都由德王一手操办。同年10月，各盟旗选派代表赴京请愿国民党中央批准“蒙政会”。德王还派私人代表面见蒋介石，一则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地区，请示如何对待；再则请拨经常费及建筑费。这次自治运动得到蒙古各阶层和各派的一致赞同、支持。南京政府也于1934年3月，批准成立“蒙政会”，4月在百灵庙隆重举行了蒙政会成立典礼。蒙政会委员中包括白云梯、克兴额、吴鹤龄等国民党中央党政官员，也有阿拉坦鄂齐尔、达理扎雅、郭尔卓尔扎布、卓特巴扎普、尼玛鄂特索尔、荣祥等各盟旗执政王公。还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为工作人员。德王发动和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终于获得了成立“蒙政会”的成果，成为当时国内蒙古各盟旗统一的民族自治机关。
但是，国民党中央对于何谓“共和”仅仅是一个时髦，“领时代之先”的招牌，他们更追求的是全国的大一统，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之下实现中国传统的“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根本没有领会共和的真谛。何况，国民党从创始人孙中山开始，便不承认中国为多民族国家，孙中山便说：“中国自广州北至满洲，自上海西迄国界，确为同一国家与同一民族。（《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87页）”。而蒋介石更是提出“中国没有不同民族，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不同宗族”。既然这样，德王等蒙古先进分子创立的“蒙政会”，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眼里，就成了一个新型的地方军阀。
而作为在华北有着实际利益的军阀傅作义也容不得在自己治下有这么一个机关存在。因此，对于这个有着地方自治性质的民族自治机关，无论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还是地方政府，都用尽一切手段进行破坏：
1934年8月，蒙政会保安队总队长、德王的日文翻译并为德王办理对外联络事宜的韩凤林，在北京被国民党宪兵机关以日本特务的罪名秘密逮捕后处死；
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的“各项税收在蒙地及向蒙民征收的部分应一律劈分蒙古若干成”的规定迟迟得不到落实，于1935年秋，德王与傅作义为蒙旗过境税问题，在乌拉特中旗黑沙图税卡发生冲突，几至交火动武；
乌拉特前旗（西公旗）扎萨克去世，其族侄巴图巴雅尔、石拉布道尔济二人发生争袭事件。盟长云王主张由近支巴图巴雅尔承袭，绥远省当局却硬行将石拉布道尔济扶上王位。后因该旗贵族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发展为德王和傅作义之间武装冲突的起因，死伤几十人；
绥远和察哈尔省当局无视南京政府公布的有关政令，仍继续在蒙旗地区推行屯垦，增设设治局，使得蒙汉矛盾、农牧矛盾越发激化。
在成立的一年中，在与傅作义的较量中处处败北，中央政府又“管不住封疆大吏”的处境下，蒙政会步履艰难，一事无成。如果仅仅是这样，德王只会继续在中央和地方实力派的夹缝当中谋求政治权力。在他日后被迫与日本合作后，屡次向要难逃，并对蒋介石表白“内蒙古是寻找蒙古民族自治的路，不是勾结日本反对中国”，便可说明这一点。
而这时，一股比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更强大也更危险的力量逼近了西蒙，那便是侵华日军。
在德王和傅作义矛盾激化的时候。华北被日本人被占领，日军西进已成定局。这时候的德王仍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挡住日本入侵，让自己的自治运动在中国的框架内得以实现。可是，国民政府对于蒙古地区的安危并不放在心上。蒙政会副委员长索特那木拉布丹对日本西进很担心，曾多次派人给蒋介石、何应钦报告过日本人在西蒙地区设电台、特务机关等活动情况。但得到的只是“尽力拖延日本的行动”的空洞的指示。1935年1月，何应钦以军政部部长身份在国民党高级会议上作报告，比较中国和日本两国实力，得出的结论是“与日本立即战争，惟有失败一途”，“华北不能保，更谈不上蒙疆”。在这样局势下，西蒙地区被日本占领只剩时间问题了。
西蒙该何去何从？
德王找同僚研究怎样度过难关时，众人认为：“蒙古人为自己的利益，跟谁都可以合作，既可和日本合作，也可与外蒙、苏联合作”，并提出要走三条路：日本、蒙古国、苏联三者中选择。德王当即表态：“走日本路线太危险，日本有领土野心，我们有被吞并的可能；外蒙古赤化后对王公喇嘛的排挤，我们已经由迪鲁瓦格根和从外蒙古逃亡出来的人们中听得太多了。苏联是控制外蒙古的，外蒙古的一切无不听命于苏联，步外蒙古的后尘实在危险的很。”
国民政府已经要放弃西蒙了，凭借蒙政会和各旗王公武装力量也不可能阻挡日军西进。德王意识到，如果不与日本“联合”，则不是为伪满管辖，就后来的汪精卫管辖的省或县，内蒙古人民的遭遇恐怕更为可悲，与日本以“自治”形式“联合”虽然是饮鸩止渴，在当时的局势下可以说唯一的办法。再加上蒙政会成立以来，发生的韩凤林被杀、与傅作义的斗争失败等等遭遇，终于使德王决心倒向日本一方。
德王之“联日”，可说是无政府弃地之后的无奈之举，但也存在着希望能够在日本人帮助下，实现在自己“自治”或“独立”的侥幸心理。
1935年冬德王开始了他的联日行动。而这对于日本方面也是求之不得的结果。1936年初便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的初衷是借助于既成事实的日本势力建立“蒙古自治邦”或“独立的蒙古国”；日本军利用德王是为了扩大和加快侵略中国步伐。蒙古军司令部成立后不久，日本派驻德王处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鼓动德王：“为了蒙古独立必须把傅作义从绥远赶走”。但德王此时还不想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虽然田中隆吉多次鼓动，德王以“军队组建不久，训练较差”为由推拖出兵。田中隆吉无奈，只好另组织汉人部队，从河北、察哈尔省召集土匪、杂兵，组成三四千人的乌合之众交由王道一指挥，为了急于成功，迫不及待把这部队投入绥东前线，攻击红格尔图，遭到惨败。紧接着又组织了王英的“大汉义军”。王英是河套地区最有势力的恶霸大地主。傅作义主绥后与他产生利益冲突，被赶出河套，跑到天津租界观望等待。经过日本在天津的特务人员的鼓动，他出面招兵买马，组织了“大汉义军”。
田中隆吉组成“大汉义军”后，要求“蒙古军作第二线布置，否则赶走傅作义就要让王英入主绥远”的胁迫下，德王只好答应出兵。结果全面失败，傅作义成了全国景仰的抗日英雄。
七七事变后德王入主绥远，建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9年9月1日，日本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虽然从地域上看比原来扩大了，但却引起德王的不满和反对。因为，德王从政开始时，就把蒙古民族的自治自主当做自己追求的目标。现在日本人把亲自扶持成立的三个自治政府合并为一个较大行政区域，统一管理，控制财源，搜刮战略物资，为侵略中国战争服务。德王拟就了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公文，提出：“张作霖曾当过‘蒙疆经略使’，对东部蒙旗横加压迫，强制开垦，引起蒙古人对蒙疆二字的极大反感。现在仍沿用蒙疆二字，作为代表新政权的名称，是对蒙古民族的莫大侮辱。……‘复兴蒙古民族，实现蒙古自治’是我们蒙古民族当前的两大目标"等理由，以蒙文作为主件，日文作为附件，总总共制成六份，分别寄往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等日本上层机关，表示抗议。但这些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1939年4月末，德王被日本军部邀请到张家口“商量要事”，到达后日军方宣布“现在就举行任命仪式”，任命德王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总务委员长”。对于这样连推选形式都没有搞，把中国行政要员直接由日本军部任命的作法，更使德王感到自己被欺骗、玩弄了。
随着平绥铁路由满铁会社管理，蒙疆银行、邮电事业、矿产开发、畜产收购等都由日本资本家投资经营，实行“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侵略政策，把内蒙古做为吸取原料、销售商品、输出资本的殖民地。德王对于日本人的幻想彻底破灭，知道再也“合作”不下去了，但又无能力挽回这种已经形成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于日本方面的“蒙疆”事宜不过问、不争执，采取任他们干的消极态度，与李守信等人联络，准备出走。德王受其历史环境、自身经历、思想所决定，仍想回归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因而，他们通过军统特务在“蒙疆”工作的高荣和马汉三等又和蒋介石建立了关系。为了稳妥安全，他们计划从边境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再取道苏联转赴重庆。出走的方向和计划决定后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打来密电称：“佛君（德王化名）南来，抗战军民无不欢迎，惟取道北路，殊不相宜。最好取道包头，渡过黄河，这边派白海风率队迎接”。后来又送来蒋介石任命德王和李守信的任命状。德王再次提出，自己从张家口到呼和浩特，再到包头，又渡黄河，容易惹人注意和发觉，请准取道北路赴渝。蒋介石仍不同意，转来复电指示：“取北路南来，绝不相宜。……如果无道路可寻，希无庸前来，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
蒋介石的“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的命令，对于德王来说，皆知是无稽之谈。这时蒙古地区完全被日本人所控制，德王根本是没有“以待将来”的可能。
1940年春，德王以慰问五原前线军队为名，准备逃出，但未走成。不久，日本特务机关偷听和搜查出与重庆联络的电台，呼和浩特警察局长刘建华等人逃走，牵连到好几人被捕。在这种情况下德王和李守信只好亲往日本军部自首承认。日本军部田中信一参谋长问德王：“这事我也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和蒋介石联络呢？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吗？”德王回答：“因为我不满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不满意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合并方案，更不满意不许蒙古独立建国。适在这时蒋介石派人联络我，我就要求蒋介石许可蒙古独立”。他的这番交代正与主要联络人梁芝祥的供词不谋而合。当时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中找不到代替德王当傀儡的影响人物，因此日本军方没有深究撤换德王，只是警告说：“德王这次和蒋介石联络，可以从宽不究，如果德王要和苏联和外蒙联络，那一定要从严处理”。后来处死几名具体联络人员，判刑几人，平息了这件事。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逼近张家口，德王才得以率属员南下，投奔国民政府。南下期间，德王把蒋介石曾给他“忍辱负重，以图将来”的指示作为依据，8月18日在张家口给蒋拍电报，祝贺抗战胜利，并请允许蒙古高度自治，但遭到蒋的拒绝。
这时候的蒋介石已经是“四大强国”之一的领袖，大一统思想更加坚定，对于德王的要求自然不屑一顾。在此之后的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德王在阿拉善盟定远营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同年9月，随着解放军迫进，“自治政府”内部发生分歧，导致分裂，德王出走。这期间，解放军宁夏军区致函德王、李守信，劝其投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也致函德王，望其投降人民，并表示只要归向人民，一概不咎既往。德王接函后要求准许由他统一东西蒙古实行“自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痴心不改”只能是“镜花水月”。从清末开始的内蒙古独立和自治运动，至此落下了帷幕。
德王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和日占时期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代表人物，其身上的复杂性和悲剧性色彩要比他的前辈更为突出。他的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若是在有着真正共和思想的国家，不但不是什么离经叛道，反而是稳定国家，达成共和的极为有利的补充。中华民国刚建立之时，孙中山还指出“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页），很符合“地区和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的共和原则。民族区域自治和“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正好相得益彰。然而，孙中山后来抛弃了自己的这些正确观点，而国民政府在北伐胜利后，也以建立地方完全服从中央的中央集权为己任。德王的自治运动注定处于被打压和破坏的地位。而日本入侵，德王无奈“附逆”，对于日本侵略者抱有幻想，遭受的打击更为沉重，但这实在是国民政府逼出来的。如果国民政府能够有从实际出发逐步联合，逐步建立互信，逐步推进国家的民主宪政的胸襟，支持德王的民族区域自治运动。已经有着“中国人”概念的德王又怎么谋求“独立的蒙古国”的要求，去和日本人与虎谋皮？如果说德王民族主义思想严重，这并不足为奇，只要民族存在，就存在民族感情；存在民族差别，就存在民族情绪。但如果有着平等的民族环境和合理的政治制度，民族主义是不会也无法制造出灾难的。
然而一切都是停留在假设和希望之上，停留在无力的字纸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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