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蒙古人

当伊朗人种的游牧民（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占据着草原地带西部即南俄罗斯时，无疑地还包括图尔盖河流域和西西伯利亚；草原地带的东部是处于突厥－蒙古种民族的统治之下。

其中在古代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是以"匈奴"一名而被人所知。匈奴一名与后来罗马人和印度人称呼同一蒙古人族的名称（Huns〔Hunni〕和Huna）是同词源的。可能这些匈奴人（直到公元前3世纪编年史上清楚地记载了匈奴一名）在公元前第9和第8世纪时已经被人称为严狁。

更早一些的时候，他们可能被称为"草粥"，或更含糊地被叫作"胡人"。在历史的黎明时期，人们所知的胡人是指那些当时居住在蒙古边境上，即在鄂尔多斯北部的那些民族。马斯佩罗推测：所谓北戎即"北部之戎"，分布在今天的上都西部和西北部，是一支胡人部落。

据史家司马迁记述，正是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匈奴蒙古似乎成为一支统一的、强大的民族，他们由一位名叫单于的首领统帅着，单于的全名汉文译音是撑犁孤涂单于，人们把这些词解释为"像天子一样广大的首领"。在这些词中可以发现突厥－蒙古语词根，特别是"撑犁"是突厥－蒙古语词（Tangri，天国）的译音。在单于之下，有两个最大的官职，即屠耆王，意为左右贤王。汉文译音"屠耆"与突厥字（doghri）有关系，意思是"正直的"、"忠实的"。就基本上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民族所能谈到的固定居住地而言，单于住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山区，以后成吉思汗蒙古人的都城哈拉和林就建在这儿。左贤王--原则上是单于的继承人--住在东面，可能在克鲁伦高地。右贤王住在西面，可能像阿尔伯特·赫尔曼认为的那样，在杭爱山区、今乌里雅苏台附近。

接下去，匈奴蒙古统治集团内依次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然后是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这个游牧民族，在行进时被组织得像一支军队。一般行进的方向是朝南，这在突厥－蒙古种各民族中已成为习惯；类似的现象在匈奴的后裔、6世纪的突厥人中，以及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中都可以看到。
　　
　　人们描绘的匈奴蒙古肖像上的特征，我们在他们的继承者突厥人和蒙古人身上也可以看到。威格尔概括道："他们的身材矮而粗壮，头大而圆，阔脸，颧骨高，鼻翼宽，上胡须浓密，而领下仅有一小撮硬须，长长的耳垂上穿着孔，佩戴着一只耳环。头部除了头顶上留着一束头发外，其余部分都剃光。厚厚的眉毛，杏眼，目光炯炯有神。身穿长齐小腿的、两边开叉的宽松长袍，腰上系有腰带，腰带两端都垂在前面，由于寒冷，袖子在手腕处收紧。一条短毛皮围在肩上，头戴皮帽。鞋是皮制的，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在踝部捆扎紧。弓箭袋系在腰带上，垂在左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吊在腰背部，箭头朝着右边。"
　　
　　上述服装的一些细部，特别是裹齐踝部的裤子，对匈奴蒙古人与斯基泰人来说都是共同的。有许多习惯也是相同的：如葬礼上的牺牲。匈奴和斯基泰人都是在酋长（或首领）的墓上，割开其妻子及随从们的喉咙，至于匈奴人，其人数达到上百或者上千。希罗多德（IV．65）记载，斯基泰人将敌人的头盖骨在沿眉毛平处锯开，在外面用皮套蒙上，里面嵌上金片，作为饮器使用。《前汉书》证实了匈奴人中有同样的习惯。这一习惯特别是从老上单于用月氏王的头盖骨来饮酒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确实，匈奴和斯基泰人都是把头看作战利品的。希罗多德（IV．64）曾提到斯基泰人在战利品中展示他们砍下的敌人的头颅以及挂在马缰绳上的头皮，以示夸耀。
　　
　　在匈奴蒙古的后裔，即公元第6世纪的突厥人中，一个战士坟墩上的石头，其数目是与他一生中所杀敌人的数目成比例。这种嗜血性的风俗也同样盛行于印欧种和突厥－蒙古种的游牧民中。斯基泰人用敌人的血洒在插在一个小土堆上的神圣的短弯刀上，以及喝一杯被他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血。匈奴人在订盟约时，要用人头盖骨制成的容器喝血。在悼念死者时，斯基泰人和匈奴蒙古人用小刀把脸划破，"让血和泪一起流出来"。
　　
　　像斯基泰人一样，匈奴蒙古人基本上是游牧民，他们生活的节奏也是由他们的羊群、马群、牛群和骆驼群而调节。为寻找水源和牧场，他们随牧群而迁徙。他们吃的只是畜肉（这一习惯给更多是以蔬菜为食的人很深的印象），衣皮革，被谢裘，住毡帐。他们信奉一种以崇拜天（腾格里）和崇拜某些神山为基础的、含混不清的萨满教。他们的单于或者最高君主，在秋季召集全体匈奴蒙古人（这个季节马最壮）课校人畜。所有的著作家都把这些野蛮人描述成顽固的掠夺者，他们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耕地边缘，侵袭人畜和抢劫财产，然后在任何还击可能来到之前带着战利品溜走。当他们被追赶时，他们的战术是引诱中原军队深入大戈壁滩或是草原荒凉之地，然后在自己不遭埋伏的情况下，以雷雨般的箭惩罚追赶者，直到他们的敌人被拖垮，被饥渴弄得精疲力竭，他们才一举而消灭之。由于他们的骑兵的机动性以及他们的弓箭技术，这些方法相当有效。在从最初的匈奴蒙古到成吉思汗时期的所有草原居民中，这些方法都很少变化。对于所有那些由马上弓箭手组成的部落，无论是东方的匈奴人或是西方的斯基泰人，这些方法都是共同的。正如希罗多德所陈述的，斯基泰人对付大流士就是采用同样的策略。大流士及时地意识到这种危险，并且在这种"退出俄罗斯"可能终止灾难的来临之前就撤退了。
　　
至于匈奴蒙古在突厥－蒙古种各民族中的语言位置，一些作者，如白鸟库吉倾向于把他们归入蒙古种人。相反，伯希译本所提供的反复核对的几次巧合中，认为全面来看，这些匈奴人应该属于突厥种，特别是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其族属尚无定论，主要有突厥、蒙古等说。无文字。

南匈奴屯居朔方、五原、云中（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等郡，304年，匈奴刘渊建立政权。除刘赵政权外，十六国中的夏（赫连氏）和北凉（沮渠氏）也是匈奴支裔建立的。
公元91年，延塞(今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一带)，北匈奴单战败后部分西迁，余众后来归附于兴起的鲜卑。多数学者认为，西迁的北匈奴就是欧洲史上的匈人。

前3世纪匈奴统治结构分为中央王庭、东部的左贤王、和西部的右贤王，控制着从里海到长城的广大地域，包括今蒙古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中亚北部、东北等地区。

之后，匈奴蒙古远走欧洲，一部分在高加索，一部分在中伏尔加河地区（今天的俄罗斯鞑靼蒙古自治共和国），一部分在下多瑙河（今天的保加利亚），一部分在中多瑙河（今天的匈牙利）。中亚匈奴蒙古，一部分与图兰低地民族融合（中亚两河地区），一部分在阿富汗山区，一部分在印度旁遮普邦。在3世纪末，这个几乎消失了的民族突然又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内，东征西讨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匈奴蒙古人于350年左右进入了欧洲，随后在称为巴兰比尔王的领导下开始了他们的征服战争，第一个目标便是当时称为阿兰的突厥人国度。
阿兰人的灭亡

350年，当时的阿兰国堪称强国，阿兰王倾全国之兵与匈奴军战于顿河沿岸，却遭惨败，阿兰王被杀，阿兰国灭，阿兰余部最终臣服于匈奴蒙古。匈奴蒙古在西方史书第一次出现即伴随著阿兰国的灭亡，整个西方世界为之震动。灭亡阿兰国后，匈奴在顿河流域附近逗留了几年，然后在他们年迈的国王巴兰比尔的带领下继续开动他们极具毁灭性的铁蹄，踏向西方。
对日耳曼民族的征服 。

374年时，位于黑海北岸、日耳曼人所建立的东哥特王国是一个成立不久的国家。它辽阔的疆土东起至顿河，与阿兰人接壤；西至德聂特河与西哥特人为邻；南起黑海北至德聂斯特河的支流，普利派特河沼地；匈奴蒙古联同被征服的阿兰人，大军进入东哥特领土，被曾被东哥特人征服的部落乘机造反，内乱以致东哥特人屡战屡败，终于475年投降。东哥特人灭国后，匈奴蒙古人接著继续向西，西哥特人以德聂斯特河为险，布兵防守，试图击匈奴蒙古军于半渡。匈奴蒙古军一边在河对岸作势佯攻，大部却从上游乘夜偷渡再回攻。这边西哥特人在河岸构筑工事备战正酣，却不料被拦腰一顿痛打，数十万人马渡过多瑙河逃入罗马帝国境内，并于378年在阿德里雅堡大败罗马皇帝瓦伦斯，由此动摇了罗马的根基，罗马再也没法控制管辖下的诸侯和领土。匈奴蒙古人再征服北方的诸日耳曼部落，夺取了匈牙利平原。由此，起自黑海至多瑙河以北的大片地土，尽入匈奴人之手。

对拜占庭和色雷斯各省的进攻
395年冬，匈奴蒙古人攻入色雷斯，大掠而返。400年，匈奴蒙古人再次攻入色雷斯，以后对色雷斯连年侵扰。431年，东罗马帝国不得已，答应每年向匈奴蒙古交纳页税，并允许他们在境内的几个城镇同进行互市。 435年左右，阿提拉杀死与自己共同掌政的兄弟而大权独揽。他对南俄罗斯和波斯帝国发动了一系列的突袭。不久他将目光投向了拜占庭，逼使东罗马缴纳更多的贡税，并且不继插手西罗马帝国的外交事务。罗马自然无法满足这年年高升的贡税，匈奴蒙古人则以此为借口于441年向拜占庭宣战，大肆洗劫巴尔干半岛，442年才被东罗马的阿斯帕尔将军阻截于色雷斯地区，被迫后撒。 443年，匈奴蒙古攻到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城外，东罗马全军覆没，不得已签城下之盟，与匈奴蒙古订立和约。

阿提拉的统治时期，盛极时的匈奴蒙古帝国
由448年至450年，匈奴帝国的版图到了盛极的地步：东起自咸海，西至大西洋海岸；南起自多瑙河，北至波罗的海。这广大区域的一带附属国，都有自己的国王和部落酋长，平日向阿提拉称臣纳贡，战时出兵参战。

对西罗马的侵略和匈奴帝国的瓦解
罗马军队在教皇里奥一世的率领下，打败阿提拉带领的匈奴蒙古人。451年，在意大利本土，入侵的匈奴人被击退。

450年，阿提拉转而进攻西罗马帝国，他带著大约十万名战士渡过了莱茵河。在向前推进的一百英里内，匈奴蒙古军团洗劫了位于现今法国北部的大部分村庄。罗马将军阿提纽斯组织了一支高卢罗马军团以抵抗正在围困奥尔良城的阿提拉。在查隆丕尼的大决战中，阿提拉终于被打败。尽管匈奴蒙古人的战力没有被完全毁灭，这埸战役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具决定性意义的重大战役之一，它阻止了整个基督教的覆灭和蒙古游牧民族控制欧洲的严重后果。 453年，阿提拉在迎娶日尔曼公主的第二天被发现死于动脉破裂。在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人之后，曾经称雄一时的匈奴帝国面临著崩溃的边绿。异族的奴隶纷纷起来反抗，不同的派系为了争夺统治权而激战不休。匈奴蒙古帝国最终由于汪逹尔部落等新敌人的入侵而灭亡，从历史的长河中消逝不见了。

影响
匈奴蒙古人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匈奴蒙古人促成了欧洲历史的发展，他们把丛林里的日耳曼人推上了历史舞台，并与后者一起摧毁了罗马人的时代。帝国的历史消失后，多元化的封建国家政治开始了，一个几乎延续至今的欧洲国家的主要划分格局形成了。

有些学者认为匈奴蒙古4世纪西迁到了欧洲东部，并入侵欧洲，与第4、5世纪侵入欧洲的匈人有血缘关系或系同一民族。匈人驱逐日耳曼人等野蛮民族使得蛮族大迁徙，从而灭亡罗马帝国。

从史书中似乎找到了匈人即北匈奴的证据。关于匈人灭阿兰国，是匈人首次出现在欧洲历史典籍中。

另外，有少量的匈奴蒙古邦消失在异国，在东、西罗马帝国军队服役的匈奴蒙古军人不少，大多驻扎在北叙利亚、北非洲与南英格兰地区，有几个匈奴蒙古邦随西哥特人进入法国与西班牙，有一个匈奴蒙古部落随东哥特人进入意大利。有人认为今天的匈牙利人就是匈奴蒙古的后裔。

匈奴蒙古语
有一首《匈奴歌》，不少学者用蒙古语、突厥语、叶尼塞语言等进行过分析和解读，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

除此之外，匈奴蒙古的人名、部落名、地名和称号都可以用来研究匈奴语。例如：“撑犁孤涂单于”据说在匈奴里有“天子”的意思，其中的“撑犁”和“单于”分别和蒙古语的tngri“天”和daruγa“君主”相似。

关于匈奴蒙古语的来源，由于资料阙如，很难得到肯定的结论，有些认为匈奴人讲蒙古语，而其他则认为他们的语言属于叶尼塞语系。

匈奴蒙古战马
阴山等地的岩画中出现的牵马图和骑马图表明在5000年左右，北方草原民族已顺利完成了对马的驯化。正是由于对马驯化的成功，带来了草原划时代的变革，使草原经济逐渐由畜牧转变为游牧，点燃了灿烂的草原游牧文化的火炬。由于马的乘骑，彻底改变了草原先民的生产、生活，以及思维方式。尤其是马的迅捷和灵活，给草原民族的军事带来了空前的活力和优势，也赋予了骑马民族战斗的人生，马成为草原民族生死与共的朋友。

外贝加尔、蒙古和内蒙古地区发掘的上千座匈奴墓葬显示，用马头陪葬是匈奴蒙古民族的重要习俗，马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匈奴民族竞争力的源泉。马匹在匈奴蒙古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和平时期它更多是作为交通工具，战争时期，它就成为战马。从出土实物看，匈奴马匹身体略矮，头部偏大，应属于蒙古马。蒙古马虽不十分高大，但体能充沛，耐力持久，行动迅速，非常适应高原环境，因此，蒙古马作为草原战马更较其他马种占有优势。这些优良的战马再配上先进的御马工具——马笼头和便于乘骑的马鞍，大大增强了匈奴蒙古军队的战斗能力。《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种“尽为甲骑”，表明战马是匈奴军事的重要组成元素。“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充分显示了匈奴帝国强大的军事实力。

匈奴蒙古兵器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蒙古兵器“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考古发掘资料与此正相吻合。匈奴墓地发掘情况显示，兵器一般出土于男性墓葬中，以铜、铁、骨、木质地为主，主要有弓、箭镞、弩机、刀、剑、戈、矛、斧、流星锤等。

匈奴蒙古的弓多木质，上有华丽的装饰构件。由于木头容易腐朽，目前还没有发现完整的匈奴蒙古弓，大多是一些残留的弓饰件，具体形制无法得知。但根据弓腐朽后残留的痕迹看，其长可达1.3米。

匈奴箭镞形制多样，有铜、铁和骨三种质地，其中包括著名的发信号用的匈奴蒙古鸣镝。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现可确认的匈奴鸣镝，但我们可从稍晚的契丹族鸣镝得到启发。其他的作为兵器的匈奴箭镞出土数量众多，尤其是在外贝加尔南部、蒙古北部和中部地区出土的箭镞特征鲜明，散发着慑人的力量。看着它们至今依然锐利的前锋，再假以弩机或剽悍的神射手弯弓发射时的威力，人们仍能真切地感受到它们巨大的杀伤力和穿梭于刀光剑影中生命的脆弱。

匈奴蒙古刀剑多以铁制成，还有少量的铜刀。刀大多安装有木柄，分直背弧刃、弧背直刃、直背直刃等几种形制，刀鞘带有装饰物。匈奴短剑多发现于鄂尔多斯地区，具有较明显的鄂尔多斯式短剑的风格，双刃，柄末端常装饰有动物纹饰，有的为铃首或环首。长剑一般长1米左右，双刃，有的有柄，有的无柄，多锈蚀严重，难见其原来面目。匈奴蒙古墓葬中出土的斧、矛和戈应是对中原兵器的引进和借鉴。这些匈奴蒙古短兵器在辽阔的帝国疆域内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具有鲜明的匈奴族特点，与其他民族的兵器有较明显的区别。

综观匈奴蒙古的兵器，可以看出具有鲜明匈奴蒙古特色的为弓矢和长剑，刀子和短剑多是在继承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遗风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另外，对中原优良兵器的吸收和引进无疑大大提高了匈奴兵器的杀伤能力。
匈奴盔甲
在需要近身搏斗的冷兵器时代，士兵装备的坚实与否会极大地影响着军队整体的战斗力。匈奴蒙古人深谙此道，非常重视士兵的保护，他们不像中原士兵靠盾牌保护自己，而代之以更省劲、更坚固的盔甲来装备自身，形成“尽为甲骑”、机动灵活而又庞大的匈奴骑兵。

出土的匈奴蒙古头盔继承了北方草原的传统，与北京昌平西周白浮木椁墓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南山根出土的东胡族青铜头盔形制相仿，匈奴蒙古的头盔仍为青铜质地，素面无沿，盔顶有方钮，两侧护耳下方有系穿带子的小洞，两面开口，佩戴可不分前后。从其形制看，我们可以了解匈奴头盔的系戴方式，同时也可体会到这样的头部防护在激烈的肉搏战中对士兵所起到的良好保护作用。匈奴铠甲比起头盔来更少见，高勒毛都M32出土的匈奴甲残片青铜制成，呈鱼鳞状密布，显得非常坚实。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利用匈奴蒙古青铜甲片复原了一件匈奴铠甲，尺寸约为65×50㎝，分前后两片，由众多的圆形青铜甲片组合而成。甲片之间原应用皮条连系，但皮条已腐朽，因此只剩下甲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