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要求恢复我蒙古地名 - 白音太

为什么将蒙古地名更改为汉地名, 哲里木、昭乌达两地怎么就改称通辽、赤峰了呢？

这些年来，每遇哲昭盟亲朋故友，首要话题就是这两地改名问题。国家发展了，时代前进了，在城市化推动下，盟改市是历史的必然。对此，社会各界同认共识。改就改了吧，把“盟”改为“市”，改一个字不就得了吗！那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然而，怎么就改成通辽、赤峰了呢？古老地名扔掉了，蒙古地名遗弃了；小地名放大了，大地名消逝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两地的更名，是在广大干部群众社会各界不知道的情况下，由当时的领导人暗箱操作秘密上报，等到上边批下来之后，在换牌子时人们才知道的。知道了也晚了，已成事实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征询社会各界意见，不经有关部门论证，个人专权就把它定了。可见我们的领导人行使权力是个什么样的运作状态。
      这不是简单的个人专权问题，而是内蒙古领导人在推行大汉族主义同化政策。在盟改市过程中，将蒙古地名改换为汉名的始作俑者是八十年代的内蒙古区党委书记周惠。有了他带头，第二家哲盟就效尤了。周惠于八十年代在昭盟改建会上，指令民政厅上报昭乌达盟更名为赤峰市。民政厅领导人提出，民族地区应该保留原有的蒙古名称。“赤峰”是根据“乌兰哈达”译过来的，改也应改为乌兰哈达市，或者仍保留昭乌达。“盟”改为“市”就行了。周惠指斥，“挺好的干部，有民族情绪”。然而，这位王德义副厅长是个可敬的懂得政策的汉族老干部。
      对于哲里木盟改名为“通辽”上报一事，当时的专权领导人向着社会各界的凌厉发问回答是，当时考虑对“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定名原则，过于偏重“照顾现实”、“顾全大局”和“可批性”了。这位浅薄的领导人倒是将问题的要害和盘托出了。改为汉名就有“可批性”,如若保留蒙古名就没有“可批性”。“现实”是什么,照顾什么“现实”？八十年代的内蒙古当权者大汉族主义分子周惠曾讲过“两个照顾”政策.一个是居少数的蒙古人要“照顾”，再一个是居多数的汉人也要“照顾”，即“双照顾”政策，其实质就是汉化政策。蒙古地名忙着改为汉名，就是加速同化政策。按照他们的想法，“照顾占多数的现实”政策，那么，内蒙古自治区也应改为“绥远省”了。因为解放以来，已经进来两千万汉人了，汉人早已占有绝对多数了。
     
我们再看看他们是怎么“尊重历史”的？
      通辽市在《1999年哲里木盟撤盟改市》、《通辽的建制沿革》的宣传报导中说“有着300多年悠久历史的通辽从此步入了新的发展里程！”。请注意！通辽有了300年历史了。又说“汉武帝三次出兵匈奴获胜，使通辽 同内地联系更为密切”。通辽的历史又连到汉代去了。“在隋、唐之际，当时的整个通辽都在以契丹人为地方长官的中原王朝的统一控制下”、“到了清朝崇德元年建哲里木盟”。请再注意，通辽出世在前，哲盟出现在后。够了，不用再多引述了。                                 请你们看看，颂扬“通辽市”的官员是在如此这般的忽悠历史。
      大家手头、身边都有近代史，不妨翻开看看，“通辽”这个地名出世才几天哪！它是在军阀张作霖时代才出现的。也仅是百八十年的历史。1914年，窃国大盗袁世凯推行大汉族主义同化政策，在内蒙古设置热、察、绥三个特别行政区，准备以省、县取代盟、旗。土匪出身的东北军阀张作霖、吴大舌头、汤大虎疯狂掠夺蒙古土地。张作霖的岳母老丈娘王老太太也抢到二百方土地。二百方呵，二百户农民都种不过来呀。张作霖成为“东北王”的时代与满清政府开禁蒙地，容留汉民租佃土地的时代是不同的。满清倒台，民国初年，这一时期是蒙古民族最为黑暗的民族压迫时期。1914年丈量土地，然后设置“通辽镇”，“镇”谁呢？镇压反对垦荒的蒙古牧民。1919年“镇”又升格为“通辽县”。通辽县的出现是民族压迫制度的产物，它伴随着蒙古人的血泪历史。起义造反的嘎达梅仁是被张作霖的哥们儿汤玉麟出兵，以“蒙古叛匪”罪名剿灭的。达尔汉王爷作威作福，在奉天小河沿建造王府，与张作霖结成亲家，连手镇压反对垦荒的旗民，迫使牧民退入沙坨子里去，引发了这个地区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
      哲里木盟，蒙古人习惯上称之为“诺文·阿日本·霍硕”。由嫩江到盛京奉天，原都属科尔沁部领地。齐齐哈尔是蒙古人的游牧边界。从那以北地区夏天雨多地湿，冬季雪大又冷，不适于畜牧业。十九世纪沙俄势力东进，满清政府移民实边。从关内来的民人来到这个黑龙江地区，呆不了多久大都退到齐齐哈尔以南哲里木盟东北地区定居下来不走了。从而，到二十世纪初，已设置了三十来个县治来管理这些民人。于是哲盟东部一半地区都划入辽、吉、黑三省了。剩下来的这一半地区现在又称为“通辽市”。如此这般，科尔沁部亦即哲里木盟这块地在地图上消失了。无怪乎，中国科学院一位学者写文章，竟将通辽市说成是辽宁省所属了。如果是保留蒙古地名绝不会出现如此差错。哲、昭盟改为通辽、赤峰之后，蒙地就变成了汉地，从而，可以堂而皇之的改设汉官统治这个地区了。
     
追溯历史，哲昭盟地区原属契丹地，末代辽主天祚帝无道，女真人完颜阿骨打不甘屈辱，从辽东突袭过来，契丹军民仓惶西奔。女真人经略此地只是军事占领，在百年时空里，荒无人烟，十三世纪蒙古科尔沁部南下到这里，成为这个地区的主人。七百年后，汉民才开始来到这里，以学术语言来讲，是为“客家人”。因为汉民来蒙地是租佃土地，到了民国设县置地局，虽然可以买卖土地，但是汉人所买的是耕种权，也可以建房、埋坟，而土地所有权仍是蒙古人的，要收取“小租”。到了“满洲国”，1939年博彦满都以“土地奉上”的赎买政策,由国库出钱给蒙古人，切断土地所有权。解放后，各民族一律平等，平均地权，蒙汉人民这才从法律意义上共同成为这个地区的主人。
      汉民流向蒙地，在近代史上称之为“闯关东”、“走西口”。由于昭乌达盟是出关第一站，那里的流民聚集最多，然后逐渐疏散分流深入蒙地。先民流传山东民人到了蒙地几年，学会蒙语之后，将其所走的历程，以《好来宝》韵调格律编唱蒙汉合璧顺口溜：“山东嘎吉拉（地方）三（从）嘎日吉（出）叶日列（来），萨克撒（筐）达木柱日（扁担）扁担挑儿。山海关伊（的）翁热得（过了）沙海（鞋）乌盖（无）光脚板。固日本（三）早布日戈（塔）三座塔（朝阳县）乌兰哈达（红岩、赤峰）赤峰昙···”这是关内民人闯关东去蒙地谋生的历史写照。
      
解放后，赤峰、通辽保留原来的县级政权单位已经照顾了汉民的感情。蒙古人坚持保留祖先留下的蒙古地名是自然合理的，是符合党的“尊重历史”的民族政策的。汉族兄弟来了，蒙古人容留了。但你来的多了就把蒙古地名改称汉名了，这就反客为主不合情理了。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多次讲过，汉人进入内蒙古再多，仍然是自治区。蒙古人已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帽子，汉人也必须戴内蒙古这个小帽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民族感情充分表达的时期，是民族文化繁荣发展时期。地名对于蒙古人来说，比自治权还要重要，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将自己世世代代生生息息的地名保不住，然后再将语言文字丢掉，它就消亡了。1954年撤销绥远省建制时《人民日报》社论中指出，“国民党在蒙地设省置县就是民族同化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周惠、王群在内蒙古主政仿效傅作义统治绥远，推行加速同化政策，枉谈内蒙古这块地方是汉人的，秦汉时驻过兵留有汉地名。可见地名之重要。争夺地名就是争夺生存空间呵。
     
西部地区盟改市进程中都保留了原有名称，而蒙古人最为密集的，哲、昭盟却将蒙名都改成了汉名。赤峰、通辽是县一级单位，弹丸之地，它涵盖不了一个盟的地区，是拿碗盖做锅盖，盖不住偌大地区。这些年，全国各地为发展旅游业，都在争抢古老地名文化。通辽、赤峰如何向外人宣传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呢。孝庄皇后、僧格林沁 “通辽人”吗。近代史上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先驱者也大都出在这个地区。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骑兵部队参军参战烈士多数都从这个地区出来的。他们都成了“通辽人”。现在每年从这个地区升入高等学校的蒙授生员也最多。这些青年人的民族意识都是强烈奔放的。这几年很多民主人士也抱怨，内蒙古作为自治区，连自己地名都保不住，任凭个别领导人随意更改，还算什么自治区。一些年轻人多次启动要组织上访请愿。被老干部劝解疏导，叫他们忍耐、等待，不要冲动。如今已过十多年了，也该提到领导日程上考虑这事了。领导人的面子、威信是小事，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是大局。如不解决这事，硬压这两地蒙民感情，那将是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此件主送：内蒙古人大常委会
抄送：赤峰、通辽人大常委会
国家民政部

内蒙古党委机关离休干部白音太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