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权的权力来源合法吗？

世界进入现代革命以后，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它的合法性来源，在根本上已经不能不取决于人民的意志了。一个现代政党上台执政的合法性（即执政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不是经济增长或其它的政绩赋予的，而是由自然法（天赋人权、自由优先）的道义性决定的。它的现代形式，就是由宪法规定的授权方式——选民授权。对遵守宪法的在任执政者，社会舆论只能评价其执政能力的高或低、个人品质的好与坏，而不能质疑其权力的合法与否。

而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先天缺陷就是：它没有合法来源，它不是通过公众认可的选举来产生的，而是通过暴力压制而得到，而非民主选举正常政权获得。所以，它的权力的来源就有疑问性，不具合法性，执政根基就不稳固。所以中共袒护今天的利比亚卡扎菲就是袒护中国的执政者，因为二者的权力来源、暴力性独裁性是一致的。

任何政权都不能缺乏合法性基础，否则仅能维持表面秩序。这里说的合“法”，不是某个法律专家杜撰的条文，而是被统治阶层的内心价值标准。大众认可了，你就合法，反之你就非法。

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一开始是怎样诞生，后来又经过怎样的演变一直到今天，让我们来看看吧！一个政权有没有合法性基础，不是被专家论证出来，而是民众的认可与渴望是否承认你的问题。今天，你可以暴力夺权，维持暴政。但是，最近的中东茉莉花革命，我们可以看到民众是可以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和约旦等国家的独裁政权推到的。如果像利比亚的卡扎菲那样负隅顽抗的话，那么，世界上的真正民主国家就可以插手了。（卡扎菲亲眼目睹了米洛舍维奇死在狱中，而萨达姆被绞死，穆巴拉克被拘禁。他现在别无退路，他只能将战斗到底）这就是时代的进步，民众争取合法权利的升华。

当年，第三国际给中共在1921年建党，是当时社会的产物。政党这个概念，在清代是不存在的，也就是非法的。1911年清室退位，民国建立，国体不完善，孙文建国民党，是选举的，就获得了某种合法性。中共的党，可没有登记注册，这是一个不合法的开始。

中共政权夺取政权采用非法手段，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是一个合法政府，而中共是在苏联的操控下，用武装叛乱的方式推翻合法的国民政府。孙的这次建党，让政党组建军队，是继苏联体制，与中共党的军队内容是一个来源。现在，国民党步入民主，苏联体制进入历史，中共还能走多远呢？

中共政权是一个专制暴政，又是一个非法政权。为什么呢？人们对于中共政权到底是不是一个暴政？这个问题已经比较清楚。但是对于中共政权到底是个合法政权，还是一个非法政权？这个问题，有许多人迄今还仍然非常胡涂。

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同意，而一旦政府和政权违背了人民的意志，人民就有权废除并推翻该窃取政权的政府，人民不但有权利更有义务推翻专制暴政。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其实很简单，即然政府是由人民组成的，而政府的权力来源根据是由人民的授权，也就意谓着，政府实质上是人民的代理人。

政府的官员实际上就是公仆，公仆也就是大众的仆人，真正的主人就是人民。其实中共政权也不得不承认。中共通过虚伪至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完全虚假的选举，轻而易举的盗国窃政，而全体中国人却被长期洗脑、欺骗，变成了愚民、愚夫。因此对于中共暴政，要嘛一无所知，要么忍气吞声，或者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甘愿做奴隶变成猪民，中共政权则随心所欲强加其一党意志与通过它们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把自己的意志给全体民众。

人民意志是政治权力的基础，人民意志必须通过定期的、自由的、真实的选举体现，这才是现代人类社会公认的关于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理念。也就是说，人民的政治选择权不容任意剥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不是指这个政权对其自行拟定的某一具体的法律，比如说宪法、刑法或人民团体登记法等，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而是指其政治范围内是否符合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政治规范。具体而言就是指是否符合主权在民这一现代国家组织的根本法理基础的问题。

中共政权的所谓的稳定，是在政治高压，秘密警察特务无孔不入的恐怖统治下的暂时的，表面稳定。实际上潜伏着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这种危机一旦爆发，将是灾难性、毁灭性的。

中共执政的水平可以说最差，历史上没有比中共执政水平更差的；还有，纯属民间公益性的组织，也被中共给强行取缔。这说明中共强行非法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不允许反对呻吟的存在，更说明了它自己不具合法性，所以底虚。

中共政权是不是因为现在全世界各国，包括美国欧盟各国在内，都要看着中共的脸色行事，就成为合法。这个观念错在成王败寇这个观念。中共虽然现在仍把持着政权，绑架了全体民众，决不能因为中共现在仍然有控制社会的资源实力，或有使社会运转的能力，就认为他是合法的，因为这与政权的合法性无关；必须从根本上认清中共政权始终是一个极权专制暴政，始终不具备人民同意这个前题条件，而且中共政权夺取政权当时非法，维持政权仍然非法。

因为它夺取政权靠非法暴力和欺诈，而维持政权它仍然依赖暴力欺骗加恐怖，完全没有人民自由同意意志支撑，根本违背了主权在民的国际法公认的合法性准则，所以中共政权是始终是一个非法政权。

也正由于中共政权是一个非法政权， 因此它长期蛮横无理的拒绝定期选举，野蛮的实行党禁、报禁、言禁，网禁，独裁操控司法，封锁新闻舆论，强制洗脑，强暴全体人的精神心灵，而劫持本应属于国家的军队、警察，成为党卫军、党卫警，行无孔不入的特务法西斯统治，大家全部生活在毫无法律保障的奴隶恐惧之中。

因为一旦开放党禁、报禁，言禁，网禁，一旦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中共专制暴政一天都不能生存。正因为如此，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明白，中共政权始终不合法，民众可以把属于自己的权力夺回来的。

有一年，胡锦涛访问日本期间，参观一所小学，一个小学生问胡锦涛为什么想当（国家）主席。胡锦涛回答说：“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了我，让我当主席。”

这当然是撒谎。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不是全中国人民选出来的。不过胡锦涛的回答倒从反面告诉我们：其实中共领导人也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是应该由全中国人民选举产生的，否则就没有合法性。因此，我们理当把胡锦涛这句谎言看作是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的不打自招。

合法性的问题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所谓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是说一个政权有没有正当性，这是底线。合法性（正当性）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承认并接受一个政权的管治。所谓合法性或曰正当性，就是指人民承认并接受一个政权的管治，换句话，就是指人民自愿服从自愿认同一个政权。

因为人民的意愿必须通过一种形式公开地展示才能确定。抢到了天下的就是王，抢不到天下的就是贼，这恰恰是违反合法性概念的。按照合法性概念，一个用武力取胜的政权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过渡性的政权；它的合法性或正当性还有待通过选举来证明。就像最近，穆巴拉克倒台后埃及军队暂时管理埃及国家一样。埃及宣布，解散秘密警察机构，惩办前政权的非法压迫者，最后于今年九月举行大选。所以，埃及只有通过选举产生的政权才具有合法性或正当性。中共政权是通过暴力建立起来的，它至今仍然没有通过选举这一关，因此它至今仍然不具有合法性或正当性。

没有一个政权愚蠢到把成功的政策或政绩作为其统治合法性基础，因为合法性的本质就在于它不管实行了怎样有偏差的政策而仍旧承认这个政权。权力的合法性首先取决于它的来源，而不是取决于它的内容。恰如任何一项特殊命令，如美国学者丹尼斯•朗(Dennis H.Wrong)所言，“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它的‘来头’赋予它以合法性。”在世袭制下，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血统，来自世袭；在民主制下，权力的合法性来自选举和民众的意愿与认可。

为什么不能用政绩来确立合法性呢？道理很简单。首先，对任何权力而言，确定其是否合法乃是使权力得以正常行使的前提（强行运作的权力不是权力，只是暴力），而判定其政绩优劣却只能是权力行使一定时期之后的结果。如果你的能力不够，蔓延腐败，民众可以换一个代言人。换言之，权力的合法性一定是在权力做出政绩之前就必须确定的，所以，政绩决不可能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根据；所以，决无所谓“政绩合法性”。可见，只有民主选举才能赋予一个政权的合法性。

一个政权只有在符合人民愿望时，才有存在的理由。这就必然要求，最起码的，人民可以毫无顾忌地表示对这个政权的真实态度，换言之，这个政权就决不能禁止人们发表反对自己的意见。一个有权禁止一切反对意见的政权可以担保永远被‘人民’所拥护，因为它把所有反对自己的都排除在‘人民’之外。

一个政权，只有在充分实行言论自由的前提下，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它才能证明巩固自身是正当的。结论是：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政权的合法性。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告，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有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利改变或者废除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的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因此美国的独立宣言强调了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同意，而一旦政府和政权违背了人民的意志，人民就有权废除并推翻该窃取政权的政府。

中共从执政之日起，其政权的合法性首先是靠暴力、其次是靠政绩来支撑的，却从来没有稳定的道义来源。它依靠经济政绩和暴力恐怖来维持政权的实质。市场化及经济高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和“6．4”大屠杀及镇压法轮功并行不悖；大众文化的泛滥与严密的言论管制及意识形态灌输互为表里；引进外资、高科技及管理方式和坚决防止和平演变同时进行……也就是邓小平的遗训：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然而，在世界进入现代以后，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它的合法性来源，在根本上不取决于执政者的政绩。比如，在日益普及的宪政民主制度下，总统的低能以及执政的乏善可陈，并不能否定他上台和执政的合法性。只要他没有违反宪法，总统再蠢也不能将他中途赶下台，而只能等到宪法规定的下一次大选。作为相反的例子，邱吉尔执政时期的政绩可谓举世公认。他领导英国人民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成为欧洲罕见的、没有遭受纳粹铁蹄蹂躏的土地。但是，这样恢弘的政绩，并不能保证他在战后的执政。就在刚刚取得战争胜利的1945年年底的大选中，工党战胜了保守党上台执政。邱吉尔也失去了首相的位置。邱吉尔现象在一个专制国家中是难以理解的：斯大林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政绩，巩固了他的个人独裁；毛泽东靠内战胜利的政绩登上了个人独裁权力的顶峰。换言之，一个现代政党上台执政的合法性（即执政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在根本上并不是由高速经济增长或其它的政绩赋予的，而是道义性决定的。

发源于西方的宪政民主政权，之所以能依靠和平的方式基本保证政权的稳定，不会出现朝代更迭时的动乱、甚至暴力革命，就在于其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道义来源的稳定性。西方传统中的超越性价值一直极为发达。古代人对上帝的虔诚自然转化为现代人对自由的坚守，转化为宪政民主政权合法性的超政绩的道义之源，即道义上从上帝法到自然法的演变过程，就是在社会中由教会法到自由宪法的演变过程。美国的《独立宣言》、总统就职时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就是这种珍视和尊重超越价值的传统的最好例证。

虽然大陆的《宪法》也有民众授权的条文，但也就止于文字原则，从来没有得到过现实中的践行。中共执政后，总把每一点点成绩挂在嘴边，总是让民众感恩戴德，总是编造谎言和挥舞刺刀，实在是因为它对自己政权的道义合法性缺乏信心。中共对公共权力合法性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中古时期，把暴力和政绩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如果中共自身的改造仍然迷恋暂时政绩的权宜之计，那么大陆政权就会永远处在治乱循环的不稳定和以暴易暴的血腥之中。执政者就永远摆脱不了疟疾式的合法性危机。

古希腊哲人德莫克利特说：“我宁可在民主制度下受穷，也不去专制制度下享福。”这句话之所以成为千古传颂的名言，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世界性共鸣，就在于，这句话简洁地道出了制度合法性之源的优劣——来自道义的合法性优于来自暴力及政绩的合法性。而在目前的大陆，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其他精英，无论是大款、还是失业者，还无法真正区分出制度及政权的合法性来源的优劣。小康的日子已经遮蔽了二者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