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淘金往事

60岁的侯厚培是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色股份）在蒙古敖包锌矿的负责人，可以随时向你讲述过去6年里，精确到天的一幕幕戏剧性场景——简直就是中国企业海外生存的鲜活传记。

2004年5月，侯厚培把自己和200多位中国工人发射到距离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西北方向520公里的荒凉戈壁滩上。此后4个月里，他往这里运送了8万吨建材和设备（包括所有的砖头），在除了沙子什么配套也没有的荒野之上建起一座年处理46万吨矿石的铅锌矿场。他带领的车队曾在无路的500公里的戈壁摊上走了18天，他们开辟出一条从二连浩特通往蒙古腹地车轮之路，也成为中国与蒙古资源贸易的开拓者。

1998年，中色股份因承建蒙古图木尔廷敖包锌矿（下称敖包锌矿）工程入蒙。后因采矿证主人资金紧张，中色以5.1万美元与其合资成立鑫都矿业公司获得了开发权。在此前一年，蒙古颁布了《矿产资源法》、《外国投资法》，鼓励外资来蒙进行矿产勘查和开发。蒙古有令人艳羡的储量位列亚洲第一的铜和磷、产量位列世界第四的萤石以及丰富的焦煤资源。但由于勘探开发水平落后，1990年代的蒙古的仍是一片资源处女地。

敖包锌矿开启了中色股份“以工程换资源”战略转型的先河，也是随后五矿、中铝等央企集体向资源商转型的发轫。过去10年，这些央企资源企业的触手遍及全球偏远、荒凉的个各个角落。与之相伴的，是整个中国在资源上的庞大需求——消耗了40%的铁矿石、30%的铜，且还在日益增长。

蒙古无疑是中国资源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过去10年，中蒙两国贸易额增长了10倍至24亿美元。“中国元素”在蒙古随处可见。2007年在蒙古投资了一个萤石矿的温州商人陶军说：“买菜你都不用翻译。”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蒙古的全面渗透。除了政治制度上高度欧美化，在蒙古人的餐桌上，西方的刀叉已取代了筷子；蒙古人甚至也跟美国人一样很快花光到手的工资。“这是很多中国人并不了解的国家，因为资源多而人口少，他们将比我们先一步达到人均收入1万美元。”侯厚培说，他感觉蒙古对外开放资源的动力越来越不足，而相反中国企业的热情却是越来越高涨，这让蒙古人产生了抵触情绪。

4月份，一家中国人投资的矿山遭到洗劫。劫匪驾驶两辆豪华越野车，其中有一辆是悍马。他们强迫20多名中国籍矿工蹲在地上，拳打脚踢之后把所有值钱的东西席卷一空，还搬走了矿上的一个保险柜。又过了2个月，陶军的矿山也遭不幸。

与这些安全问题相比，6月24日的消息可谓更加糟糕。当天，蒙古国政府宣布着手修建一条1520毫米的宽轨铁路，起点是距离中国只有80公里的塔旺陶勒盖（有世界上最大的焦煤矿），方向却与中国相反，途径赛音山达和乔巴山地区，最后通至俄罗斯，长达1100公里。

这条与中国标准轨完全不同的铁路干线把蒙古国东、中部和戈壁地区的铜、铁、铀、煤和石油等自然资源与东北亚国家连在一起，强烈暗示着中国企业在蒙古的令人担心的未来。

用5.1万美元搭建起通往蒙古国之桥的中色股份，经历了蒙古国对中资在蒙投资矿产资源情绪变化的全过程，从积极欢迎到犹豫，最后是心情复杂的抵触。中国企业如何摆脱“野蛮人”的标签？中色股份的经历或可给出答案。
开疆扩土

2004年10月的一天，侯厚培刚从赞比亚回到北京办公室便被任命为蒙古敖包锌矿项目的总指挥。当几天后候亲眼看到敖包锌矿，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境地。

在一开始，敖包锌矿就不是一桩简单的生意，而是被置于两国经贸标杆的光环之下。1999年，中国与蒙古国合作框架协议，当时中蒙之间的资源合作仍处于沉寂期，中色股份的敖包锌矿项目作为唯一的备选被纳入两国框架协议中。蒙古给予鑫都矿业以最大的优惠条件：其自投产之日起，最初五年经营免所得税，后五年所得税减半。在蒙古2006年修订的《矿产法》中，这一优惠的门槛至少需要在蒙连续5年每年投资在五千万到一亿美元。

但在1998年之前，中色股份是典型的矿山工程承包商。对于从未开采过矿山的他们而言，偶然吃下的蒙古敖包锌矿存在很大变数。更现实的考量则是，全球锌矿价格一直徘徊在1000美元之下，这意味贸然开发赚钱的可能性不大。在2002年一个高调的奠基仪式后，敖包锌矿并未进行实质推进。但到2003年，中蒙宣布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又对这一项目做了专门批示，要求做成中蒙两国合作典范工程——3年内必须投产。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当时已经是零下20多度，”候厚培回忆2004年10月份他第一次到现场时说，“我们每个人抱着一个电暖气在唯一的一间房子里开会。那时只做了一些分离的工作。”恶劣的天气——蒙古每年10月至次年4月是冰冻期——让中色股份损失了一半的时间；配套措施匮乏，除了沙子就连砖头也没有，这意味着他们只能从国内运来他们需要的一切。

综合锌市场价格因素，图木尔廷敖包锌矿的投产日期定在了2005年8月28日，候厚培只有4个月的时间。他用了1个多月梳理了1个设计院、3个工程队、1个监理公司、20多个设备供应商的流程。整个项目被分解在了以天计算的日程表里。

在这个项目中，有几个关键节点，7月1日通电，7月15日通水，8月份正式生产。水是横亘在中色股份面前最大的难题。戈壁滩严重缺水，中色股份的施工队每人每天限用1杯水，所有人都剃了光头，因为只有每个月回国办理签证时才有机会洗澡。最终，他们在距离矿山30公里之外的地方找到了水源，在戈壁滩永久冻土带上，候用炸药炸开了深4米、长达30公里的“隧道”，将30公里长水管一次性放入；到了最为关键的建设输电环节，电线杆已经立起来，费尽周折运来的一个关键器件却在中途翻车，全部损毁。按照国内厂商的生产流程，下一批货至少要等到半年之后。这显然是候厚培无法接受的。候紧急回到国内，以敖包锌矿被赋予的外交意义，说服了国内几个厂家推掉原有订单加班为其重新生产。候厚培承认，在每一个环节上，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都在他“不讲理的高压下”完成了。“我必须绷住，不然不可能完成。”他说。

到了2004年7月26日晚上，侯厚培们终于见到了锌精矿。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工程以小时计快速推进，直至2005年8月28日，他们忙到凌晨3点。候厚培包了一架飞机，把蒙古主要部委的负责人总共40多人接到现场。蒙古总统巴嘎班迪也乘坐专机抵达。在随后在一场高调的庆祝中，中色股份将敖包锌矿顺利交接给中蒙合资项目公司鑫都矿业。

到此，中色股份是完全借助中国的资金、人力和资源在戈壁滩上缔造了一个奇迹。但中国国际化的真正考验不是工程，而是其后的运营。

鑫都矿业最初招聘的工人让侯苦笑不得。蒙古人天生的游牧民族基因，即使一群人站在一起，也能看出巨大的差别来。候说，很多工人把发放的工服晚上拿回家，这种在中国最常见的东西在当地却是个稀罕玩意儿，他们要给家里人看看；召集工人一块吃饭甚至也是一个问题，蒙古的习惯是要搭一个蒙古包，挖灶烧饭；敖包锌矿最初招聘的20个大学生，要从欧姆定律开始培训。
蜂拥而入

无论是工程建设，还是当地的工人素质，中色股份似乎都是在做“勉为其难”的事情。但幸运的是在2005年下半年，锌价摆脱前半年的低迷适时开始一路飙升，直至2007年，国际锌价升至4000美元/吨大关。中色股份过去5年仅交给当地的税收就超过6000万美元。

此时，中国企业赴蒙寻矿风潮也开始酝酿，到2005年，蜂拥而至的中国企业让蒙古国相关层级逐渐意识到矿产资源对其经济的支撑作用，由此触发2006年对于《矿产法》的修订。
这次新修订的《矿产法》规定，凡影响国家安全、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或每年产量占国家生产总值5%以上的矿，如果国家支付了有战略意义的矿的勘探费用，政府需最高持股50%。

到2007年，开工仅两年的鑫都矿业原有的“五年全免、五年减半”优惠税收政策缩短为“两年全免、两年减半”。这在5月11日的蒙古国矿业投资政策法规论坛暨蒙古矿业合作项目推介会上，被蒙方官员称之为“积极推动蒙古国经济建设的善举”。

中国投资者的最高潮出现在2007年。2006年蒙古修改《矿产法》后，矿山投资政策趋严，投资者们试图在政策大门关闭前抓住最后的机会。

陶军就是这个时候走进蒙古。在此之前，出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陶，在宁波靠经营一家纺织机械制造厂积累了一定资本。2006年以后，因纺织无序竞争，回收款困难，经朋友介绍，陶军来到蒙古寻找机会。

当年，陶军以1000多万人民币的价钱买下了一个矿石储量16.8万吨的萤石矿。陶是典型的冒险者。他从未有过矿山经营经验，也没有相关团队的支持。于是，原本计划在2009年下半年投产的矿山，至今仍未获得蒙古政府可行性经济报告做出的批复。按照规定，这样的报告需要蒙古当地具有资质的工程师编写、出具。然而，对蒙古知之甚少的陶，先后请了三家本土勘探公司来做此项工作，其中一家竟在蒙方审评问答时一无所知。

陶至今没有放弃该项目的打算，但他说：“我身边有80%的中国民营企业开始后悔来这儿了。”
这是很多民营企业典型的遭遇，除了资金，他们既无任何矿山勘探和开采经验，更没有对国际化道路上的种种困难的心理准备。很多人抱怨说，这是蒙古给投资者设下的“诱饵”，先是以矿产资源吸引进来，等资金到位后却以各种方法不予审批。

侯厚培却不这么认为。他曾在赞比亚负责中国有色集团的赞比稀铜矿三年，跟当地人打了近500场官司，90%以上与劳资纠纷有关，这让他学会了中国企业国际化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尊重当地的游戏规则。

“无论是赞比亚，还是蒙古，”候厚培说，“虽然他们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但都有一套与发达国家接近的法律体系。”蒙古矿业工程的审批权在当地的技术质量监督局，他们给鑫都矿业的第一次审批意见高达300多页。其中很多意见看起来不可思议，比如厂区的门要有两根柱子，一根横梁构成。有人抱怨说，水泥一体浇注的根本没有梁和柱的区别。但侯却坚持向质量监督局解释：水泥一体的实际上也是符合他们的规定的。如果解释不通，侯会作出调整。
侯还推翻了人力部门拟定的劳动合同，完全按照蒙古的《劳动法》来重新拟定，并交由当地劳动局审核。这一做法的好处显而易见，敖包锌矿5年来辞退了几十名当地工人，没有引发一场劳动纠纷。与之相关的，是蒙古要求外资企业雇佣外国人比例低于10%的，按这部分的全额工资缴纳费用，超过10%部分则以10倍征收。侯坚持把这笔费用视为不能节省的开支。

但对于大多数民营企业而言，这些制度降低了效率，提升了成本。有些民营企业老板在一再受挫后，干脆做起来倒卖采矿证的买卖。蒙古在2006年将采矿证和探矿证定量发给个人，这使之成为一个可炒作的市场。近几年，蒙古开采证和探矿证的价格一路的飙升超出想象，中色股份当年花费5万美元获得采矿证，曾有人开价数亿美金。中国人被认为该为此负一定责任。

与此同时，蒙古继续开放资源的动力也越来越不足。今年4月3日，蒙古政府宣布向全国270万公民每人发放150万图格里克(约合1000美元)的红包。这些资金来自于加拿大艾芬豪矿业有限公司(IVN.NYSE)一项总额为40亿美元的铜金矿开采协议。这个位于蒙古国奥尤陶勒盖的铜金矿，预计未来50年将上缴300亿美元的税款。显然，让不足300万人富裕起来，蒙古并不需开放太多的资源。

“现在中国企业还是前赴后继，但蒙古人不那么热情了。”中色股份派驻鑫都矿业总经理张士利说。中色股份试图来缓解这种紧张气氛，他们迄今已为当地捐款达300万美元，而矿上最初招聘的蒙古员工中还有一位成了省议员。

至2009年，中国赴蒙投资进一步升级，出现了中核国际、中石油、中铝、神华、厚朴基金等重量级选手。但在去年底，中铝试图参与距中国边境仅200公里左右、被称为“世界储量最大的未开发金铜矿”奥尤陶勒盖金铜矿招标时，有蒙古高官公开表态说，“中铝很难进入蒙古。”

4月17日，蒙古国矿产资源领域投资政策再次收紧，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无限期叫停新矿产勘查许可证的办法，并禁止转让许可证。这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只能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投资拥有矿权的蒙古国企业。

似乎是为了缓和蒙古趋紧的资源战略，4月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见蒙古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时，表示要尽力落实一批有影响的大项目，推动中蒙产业合作规模。此后中国又宣布向蒙古矿产项目提供百亿美元融资。

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动辄数亿美元的大项目仍未有明确进展。侯厚培不无担忧地指出，中国越是表露出对资源的企图，越是寄望于大项目，越容易推着蒙古走向更谨慎的境地。

中色股份本身也面临一些新挑战。采矿权价格的抬升使其投资风险增大。而勘探权虽然价格低，但国际上平均1%的成功率在国有企业考核体系里是不能被接受的。因此中色股份只能寄希望于有明确结果的勘探权上。迄今为止，中色股份是为数不多能把矿石运回国内的在蒙中国企业，侯厚培寄望于在国家层面能够成立专门基金，来帮助中色股份这样已经在蒙有良好基础的企业解决风险问题。

现在，每天都有人向侯厚培兜售勘探权，但大部分是来自中国民营企业。“一听是中国的企业，我就放一边儿了。”他说，“再等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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