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离开日本相扑界却始终传闻不断的原横钢级相扑选手朝青龙为了支援祖国蒙古的建设，不惜投入巨资。没想到一腔爱国热情竟被骗子钻了空子，被骗金额高达1亿日元。
朝青龙受骗是因为相信了对方关于“开发蒙古”的游说，被邀参与投资。日本东京都警视厅搜查二科在11月30日以涉嫌诈骗的罪名逮捕了居住在神奈川县逗子市77岁的某公司董事菊地武雄和居住在埼玉县所沢市63岁的某公司董事熊田隆春。
根据日本警方的调查，2009年4月上旬左右，菊地武雄和熊田隆春两人先后两次向朝青龙游说称，打算在蒙古搞开发事业，需要1兆日元，“打算将保管的金块熔化换成现金，所以需要向保管金块的地方支付保管延误费”，结果两次共从朝青龙处骗取了大约1亿日元。
朝青龙是通过相识的女性介绍在2009年2月左右认识这两个人的。据有关人员说，两人伪称自己是由GHQ（联合国占领军司令部）授权支配在日本占领时接收的一笔被通称为“M资金”的巨额资产，并以此为借口接近朝青龙。
朝青龙向熊田隆春的账户里汇入了大约1亿日元，但是开发的事情却再也没有声息了，而两名嫌疑人对朝青龙要求退还投资的要求也置之不理，所以2011年3月，朝青龙来到东京都警视厅搜查二科咨询。
根据警视厅警方的调查发现，那1亿日元几乎已经被菊地武雄和熊田隆春挥霍一空，所剩无几。
2011年11月30日星期三
2011年11月29日星期二
内蒙会不会成为藏、维之后的第三种民族力量/ 席海明
（注：“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11月21日至22日在德国科隆近郊的勒沃库森举行。本文是此次会议主要组织者——内蒙古人民党主席、欧洲蒙维藏汉协商会主席席海明先生向会议提交的论文。）
一、回顾内蒙古问题的由来
这不是我的猜测，而是不少西方媒体的观点，这也是整个世界对内蒙古的关注点，内蒙古会不会成为中国第三大冲突和对立的民族地区？
一九九六年，在美国肯塔基召开了中国“民阵”与“民联”的代表大会，我曾受邀前往参加。在会上，我受会议主持人的委托，主持并讲演“台海问题与民族独立运动”的专题。我在讲演中指出了内蒙古问题及其严重性。当时在座的中国学者王鹏令当场反驳说，“西藏是个问题，新疆或许是个问题，但内蒙古不是问题。”
二〇〇三年，在华盛顿由美国的一个基金会举办的题为“内蒙古问题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西藏或新疆”的研讨会上，内蒙古学者宝力格曾说，内蒙古与西藏和新疆不一样，内蒙古不存在民族问题。
这些结论显然太武断了，太不客观，是完全违背现实的错误结论。
中共建政后的民族政策，实际上已经为民族冲突和对立埋下了种子，长期政治上的不平等政策，造成了民族之间的歧视、不信任，导致共存合作中的怀疑、猜忌，最终酿成人身迫害，肉体消灭等政治运动。
从结果上来看，便一目了然。“文革”时期残害“内人党”的血腥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时汉人执政者狂言，“十个中抓住一个就是收获，就是成绩”。为此成千上万的蒙古族社会精英遭到清洗，遭到迫害，甚至失去生命，造成了对手无寸铁的民族一场大屠杀。
而就眼前来说，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日，中共对以分裂国家罪被关押十五年刑满获释后的哈达先生再次逮捕，并以同样的罪名再次关押，同时为给哈达施加压力，中共又逮捕了哈达的妻子和儿子。中国这种毫无人性的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和愤怒，从而也使得内蒙古问题进入国际视线。
今年五月，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民莫日根守家卫土而惨遭碾死，终于使蒙古人忍无可忍的愤怒爆发了，形成“五月抗争”浪潮。国际社会也进一步认识到内蒙古问题的严重性。
无论是历史的看问题，还是就眼前事实而言，内蒙古问题始终存在，从来就没有得到解决和化解。
二、蒙汉两族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
我们可以概要的归为两大类原因：
一是历史、文化、传统、宗教等原因。历史上蒙古与中国就是两个国家，以长城为界，有和平友好时期，有血腥战争时期，有互有占领统治和被统治，这就是历史对现代产生的阴影。而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等，蒙汉均有自己生活、生存的环境和基础，这种文化上、宗教信仰的格格不入，这种文化信仰传统的差异历经了数千年传承，是一种无形的障碍和鸿沟，这不是说统一就统一，说抚平就能抚平的。就此而言，内蒙古的民族问题不爆发，不等于不存在，它是客观存在的。
二是政治原因，从而派生出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问题，土地政策问题，移民政策问题，利益分配问题等。
中共建政后，首先在内蒙古建立了不平等政府机构，蒙族人在政治地位上受到歧视，自治州一把手，以及各重要部门的首席官员等都由汉人担任。政治上不平等必然带来经济上、利益上的不平等。
譬如：内蒙古是游牧社会，以畜牧养殖经济为主；汉人属于农耕社会，在倾向性政治的庇护下，对土地的占有和利用上产生了一面倒势头。随着汉人人口不断增长，远超越蒙族的人口增强，造成汉人人口压力不断加剧，中共政府便不断鼓励、号召汉族人的大迁移、大移民，号称“移民实边”和“建设边疆”。从而造成蚕食的占领内蒙古草原，致使农业吞并牧业，化蒙古草原为汉家良田，其结果是千年无恙的草原生态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使内蒙古不断沙化，造成现今每到春季都会发生席卷整个中国北方的沙尘暴。不仅蒙古人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中国人自己也深受其害。
而政治性和政策性原因造成的后果尤为严重，这也是蒙汉之间冲突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因素。换句话说，今天，中共对内蒙古实行着最残酷的殖民统治，使蒙古民族在内蒙古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这就是内蒙古问题的由来。
由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的限制和中共的镇压与封锁，使内蒙古问题长久以来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多数中国人的承认。
三、内蒙古问题愈演愈烈
我作为会议的主办人之一，对为内蒙古问题给予关注、理解和支持的所有中国民运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与我们命运与共的西藏朋友和维吾尔朋友的共同参与深表谢意，你们让我深深体会到了兄弟情谊。这正像尊者达赖喇嘛所说的，西藏、维吾尔和内蒙古是三个亲兄弟。
当然，我非常了解多数中国人在民族问题上的承受力和界限。我今天与诸位讨论的内蒙古问题，不谈统独，不论归属，两个极端，不是谁是谁非的问题，而只会加深对立与对抗。相反，只有对话和沟通才有利于解决问题。所以尊者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是正确的主张。这不是政治上的原则丧失，而是以佛教的慈悲与人本的出发点，对全球化的思考和适应。
正是出于对尊者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思考和理解，我不再强调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的独立的立场，而是主张胡适先生的“多谈问题，少谈主义”。
我现在要谈的内蒙古问题，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内蒙古的人权。如今，保障人权已成为举世公认的价值准则，中共也不得不把保护人权写进自己的宪法。蒙古人的人权必须得到保障，不能再像现在这样下去了！哈达先生就因为主张南蒙古的出路与中共的态度发生冲突，被关押了十五年，而且至今仍不能获得自由。像呼沁夫一样，因公开同情哈达，便从此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像新娜一样，因支持丈夫哈达的政治言论而数度系狱，目前仍被关押。像草原之子莫日根一样，因阻止外来者毁坏自己的家园而被活活碾死；像照日格图一样，在回家的路上被人压死。新华社却说这些都是普通的交通事故。蒙古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家园，生命都毫无保障，经常有“飞来横祸”，这种悲剧不能再重演了。
四、解决内蒙古问题现实之路
我要谈的内蒙古问题，就是草原生态环境必须得到保护。对草原生态的破坏，不是蒙古人的千年放牧过度，而是长期以来的农业开垦和疯狂开发造成的。现在中共在内蒙古实行生态移民和“闭牧还草”的政策，是对蒙古人的双重惩罚。真正应该做的是“退农还牧”，停止以任何名义向内蒙古继续移民。要指出的是，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的保护，不仅是保障蒙古人的生存环境不再不可挽回地继续恶化，也是保证传统的蒙古文化避免灭绝的直接前提，因为草原是蒙古人生存的根基，也是蒙古文化延续的条件。所以说，草原是蒙古人的生命之本。
我谈的内蒙古问题，就是中国在高速度的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对内蒙古自然资源进行开采开发的同时，如何保障对蒙古人的经济利益问题。纵观三十多年来中共对内蒙古资源的开发，是掠夺性的乱开乱发，丝毫没有考虑对蒙古人生存环境的保护。所以，今后再对内蒙古进行开发时，要加强规划性，尽可能减小对环境的破坏。中国应设立内蒙古环保基金，从开发的利润中抽成筹资。某一个开发项目完成后，不是留下一堆废墟一走了之，而是用环保基金进行环境恢复。这样既保护了原住民的生存环境，又能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改善当地的生活条件。
在内蒙古的资源开发中至今还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对原住民的经济赔偿问题。原住民仅仅得到一点土地费，但将来却要承担无穷的“后害”，丰厚的利益则让各级太子党集团以国家的名义席卷而去。我们希望的是国家、地方和原住民之间的利益得到合理的分配，以互利减少并消除对立，不至于原住民被夺走「金饭碗”，而沦落到讨饭的地步。对此，国家应有明确的法律和规章条例的保证。
当然，我谈的种种的内蒙古的问题，期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因为中共没有解决民族问题的诚意和措施。从中共对待尊者达赖喇嘛“中间道路”主张的态度以及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数次与中共谈判的结果上，就能确认这一点。但是，我们仍然寄望于中国的民主化，虽然民主化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它起码提供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前提和可能性。这也是我和中国民运朋友团结在一起的原因和努力的方向。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1/11/201111300407.shtml
一、回顾内蒙古问题的由来
这不是我的猜测，而是不少西方媒体的观点，这也是整个世界对内蒙古的关注点，内蒙古会不会成为中国第三大冲突和对立的民族地区？
一九九六年，在美国肯塔基召开了中国“民阵”与“民联”的代表大会，我曾受邀前往参加。在会上，我受会议主持人的委托，主持并讲演“台海问题与民族独立运动”的专题。我在讲演中指出了内蒙古问题及其严重性。当时在座的中国学者王鹏令当场反驳说，“西藏是个问题，新疆或许是个问题，但内蒙古不是问题。”
二〇〇三年，在华盛顿由美国的一个基金会举办的题为“内蒙古问题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西藏或新疆”的研讨会上，内蒙古学者宝力格曾说，内蒙古与西藏和新疆不一样，内蒙古不存在民族问题。
这些结论显然太武断了，太不客观，是完全违背现实的错误结论。
中共建政后的民族政策，实际上已经为民族冲突和对立埋下了种子，长期政治上的不平等政策，造成了民族之间的歧视、不信任，导致共存合作中的怀疑、猜忌，最终酿成人身迫害，肉体消灭等政治运动。
从结果上来看，便一目了然。“文革”时期残害“内人党”的血腥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时汉人执政者狂言，“十个中抓住一个就是收获，就是成绩”。为此成千上万的蒙古族社会精英遭到清洗，遭到迫害，甚至失去生命，造成了对手无寸铁的民族一场大屠杀。
而就眼前来说，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日，中共对以分裂国家罪被关押十五年刑满获释后的哈达先生再次逮捕，并以同样的罪名再次关押，同时为给哈达施加压力，中共又逮捕了哈达的妻子和儿子。中国这种毫无人性的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和愤怒，从而也使得内蒙古问题进入国际视线。
今年五月，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民莫日根守家卫土而惨遭碾死，终于使蒙古人忍无可忍的愤怒爆发了，形成“五月抗争”浪潮。国际社会也进一步认识到内蒙古问题的严重性。
无论是历史的看问题，还是就眼前事实而言，内蒙古问题始终存在，从来就没有得到解决和化解。
二、蒙汉两族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
我们可以概要的归为两大类原因：
一是历史、文化、传统、宗教等原因。历史上蒙古与中国就是两个国家，以长城为界，有和平友好时期，有血腥战争时期，有互有占领统治和被统治，这就是历史对现代产生的阴影。而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等，蒙汉均有自己生活、生存的环境和基础，这种文化上、宗教信仰的格格不入，这种文化信仰传统的差异历经了数千年传承，是一种无形的障碍和鸿沟，这不是说统一就统一，说抚平就能抚平的。就此而言，内蒙古的民族问题不爆发，不等于不存在，它是客观存在的。
二是政治原因，从而派生出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问题，土地政策问题，移民政策问题，利益分配问题等。
中共建政后，首先在内蒙古建立了不平等政府机构，蒙族人在政治地位上受到歧视，自治州一把手，以及各重要部门的首席官员等都由汉人担任。政治上不平等必然带来经济上、利益上的不平等。
譬如：内蒙古是游牧社会，以畜牧养殖经济为主；汉人属于农耕社会，在倾向性政治的庇护下，对土地的占有和利用上产生了一面倒势头。随着汉人人口不断增长，远超越蒙族的人口增强，造成汉人人口压力不断加剧，中共政府便不断鼓励、号召汉族人的大迁移、大移民，号称“移民实边”和“建设边疆”。从而造成蚕食的占领内蒙古草原，致使农业吞并牧业，化蒙古草原为汉家良田，其结果是千年无恙的草原生态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使内蒙古不断沙化，造成现今每到春季都会发生席卷整个中国北方的沙尘暴。不仅蒙古人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中国人自己也深受其害。
而政治性和政策性原因造成的后果尤为严重，这也是蒙汉之间冲突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因素。换句话说，今天，中共对内蒙古实行着最残酷的殖民统治，使蒙古民族在内蒙古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这就是内蒙古问题的由来。
由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的限制和中共的镇压与封锁，使内蒙古问题长久以来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多数中国人的承认。
三、内蒙古问题愈演愈烈
我作为会议的主办人之一，对为内蒙古问题给予关注、理解和支持的所有中国民运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与我们命运与共的西藏朋友和维吾尔朋友的共同参与深表谢意，你们让我深深体会到了兄弟情谊。这正像尊者达赖喇嘛所说的，西藏、维吾尔和内蒙古是三个亲兄弟。
当然，我非常了解多数中国人在民族问题上的承受力和界限。我今天与诸位讨论的内蒙古问题，不谈统独，不论归属，两个极端，不是谁是谁非的问题，而只会加深对立与对抗。相反，只有对话和沟通才有利于解决问题。所以尊者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是正确的主张。这不是政治上的原则丧失，而是以佛教的慈悲与人本的出发点，对全球化的思考和适应。
正是出于对尊者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思考和理解，我不再强调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的独立的立场，而是主张胡适先生的“多谈问题，少谈主义”。
我现在要谈的内蒙古问题，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内蒙古的人权。如今，保障人权已成为举世公认的价值准则，中共也不得不把保护人权写进自己的宪法。蒙古人的人权必须得到保障，不能再像现在这样下去了！哈达先生就因为主张南蒙古的出路与中共的态度发生冲突，被关押了十五年，而且至今仍不能获得自由。像呼沁夫一样，因公开同情哈达，便从此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像新娜一样，因支持丈夫哈达的政治言论而数度系狱，目前仍被关押。像草原之子莫日根一样，因阻止外来者毁坏自己的家园而被活活碾死；像照日格图一样，在回家的路上被人压死。新华社却说这些都是普通的交通事故。蒙古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家园，生命都毫无保障，经常有“飞来横祸”，这种悲剧不能再重演了。
四、解决内蒙古问题现实之路
我要谈的内蒙古问题，就是草原生态环境必须得到保护。对草原生态的破坏，不是蒙古人的千年放牧过度，而是长期以来的农业开垦和疯狂开发造成的。现在中共在内蒙古实行生态移民和“闭牧还草”的政策，是对蒙古人的双重惩罚。真正应该做的是“退农还牧”，停止以任何名义向内蒙古继续移民。要指出的是，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的保护，不仅是保障蒙古人的生存环境不再不可挽回地继续恶化，也是保证传统的蒙古文化避免灭绝的直接前提，因为草原是蒙古人生存的根基，也是蒙古文化延续的条件。所以说，草原是蒙古人的生命之本。
我谈的内蒙古问题，就是中国在高速度的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对内蒙古自然资源进行开采开发的同时，如何保障对蒙古人的经济利益问题。纵观三十多年来中共对内蒙古资源的开发，是掠夺性的乱开乱发，丝毫没有考虑对蒙古人生存环境的保护。所以，今后再对内蒙古进行开发时，要加强规划性，尽可能减小对环境的破坏。中国应设立内蒙古环保基金，从开发的利润中抽成筹资。某一个开发项目完成后，不是留下一堆废墟一走了之，而是用环保基金进行环境恢复。这样既保护了原住民的生存环境，又能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改善当地的生活条件。
在内蒙古的资源开发中至今还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对原住民的经济赔偿问题。原住民仅仅得到一点土地费，但将来却要承担无穷的“后害”，丰厚的利益则让各级太子党集团以国家的名义席卷而去。我们希望的是国家、地方和原住民之间的利益得到合理的分配，以互利减少并消除对立，不至于原住民被夺走「金饭碗”，而沦落到讨饭的地步。对此，国家应有明确的法律和规章条例的保证。
当然，我谈的种种的内蒙古的问题，期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因为中共没有解决民族问题的诚意和措施。从中共对待尊者达赖喇嘛“中间道路”主张的态度以及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数次与中共谈判的结果上，就能确认这一点。但是，我们仍然寄望于中国的民主化，虽然民主化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它起码提供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前提和可能性。这也是我和中国民运朋友团结在一起的原因和努力的方向。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1/11/201111300407.shtml
2011年11月28日星期一
内蒙古鄂尔多斯鬼城康巴什楼市房价下跌7成，离全面崩盘已经不远
身处风暴边缘的鄂尔多斯，正遭遇着地产借贷恐慌。鄂尔多斯新城康巴什楼市全面崩盘！据一位长期生活在鄂尔多斯的人士透露：继高利贷危机之后，康巴什楼市大面积降价，从去年的均价10000元暴跌至现在3000多元。
以当地“金信翰林苑”项目为例，其二手房价此前都在10000元左右，而现在市价仅3750元。消息人士还详列了康巴什多个楼盘的价格。
“房子卖不出去，开发商扛不住了。”上述该消息人士说。
因为从银行无法获得贷款，从民间借高息借款进行房地产开发是鄂尔多斯许多房地产商的通行做法。
“几乎所有的高利贷都和房地产有关。”鄂尔多斯当地一名企业家告诉记者，“前段时间中富公司的事情是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危机的典型代表。”
新城却是空城
康巴什新区位于鄂尔多斯中南部，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腹地，距东胜25公里、阿镇3公里，与东胜区、伊金霍洛旗的阿镇共同组成鄂尔多斯市城市核心区，是鄂尔多斯新的政治文化中心、金融中心、科研教育中心和装备制造基地、轿车制造业基地。
2004年以前，那时的整个鄂尔多斯一度是内蒙古最为贫困的地区，而康巴什还是片荒漠，只有两个小村庄，不到1400人。
直到有一天，这里发现了四大“宝贝”：特有的阿尔巴斯白山羊绒被誉为软黄金；煤炭探明储量1676亿吨，占全国总量的1/6，鄂尔多斯如今是中国产煤第一大市；稀土储量65亿吨；天然气探明储量8000多亿立方米，占全国总储量的1/3。
2007年年底，城市竞争发展力排名显示：鄂尔多斯增长竞争力全国第一；人均GDP1.0451万美元，超过北京、上海。手中有了钱，政府便开始拓建新的城市发展空间。2004年，政府在荒漠中开始兴建新区，建设总投资达50多亿元。
康巴什新区在规划的设计上，采用开放的思维，大范围选择国内外具有优秀业绩的甲级规划设计单位，邀请来自中国工程院、建设部、同济大学(微博)等机构资深专家评审把关，编制完成各层次规划，形成了完整配套的规划体系。
新区城市建设坚持舒展、生态、宜居的思想，充分体现地域特色、民族风貌，草原文化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结合逶迤起伏、依山傍水的地形，突出了城市唯一性。
据康巴什新区政府网站数据：截至今年6月18日，康巴什地上项目总建筑面积322万平方米，预计到2011年年底，新区本年新增竣工面积达到350万平方米，总竣工面积672万平方米。
然而，空旷的大街上几乎没有人，仿佛刚刚经历过巨大的灾难。按规划，康巴什新区二期建设为70平方公里，包括县(乡)在内的康巴什总体面积为352平方公里。
康巴什新城里，高楼鳞次栉比，居住人口却相对稀少，曾被媒体冠以“鬼城”名号，但现在，这座新城仍是“空城”。老城区东胜23平方公里上拥挤着30万人，康巴什新区就是为百姓投资建设的，面积达32平方公里。目前，据2009年8月出版的《康巴什》季刊统计：新区人口情况2008年为28000人，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为2.86万人。
康巴什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曾向媒体表示，二期建设并不是此前媒体报道的352平方公里，而是70平方公里；其中只有10%是建设用地，其余90%是绿地和公园用地，“352平方公里是包括县 (乡)在内的康巴什总体面积。”
即使是总体面积，352平方公里相比新区一期的32平方公里，亦将是目前规模的10多倍。
房地产泡沫典型案例
“煤矿稀土最富有”是鄂尔多斯留给人们最多的想象，即使去过鄂尔多斯的人也差不多是这种印象，然而没有人真正能够看得懂鄂尔多斯，这是所有来到此地的人对鄂尔多斯房地产市场的评价。全市共有房地产企业442家，几乎每家能源企业都有房地产开发业务，“在鄂尔多斯做房地产业务的公司很正常，相反，不做房地产业务的公司就不正常了。”一位知情者说。
房子卖不出去，同时，加上外地房地产商也不断进入鄂尔多斯。滞销之中，房价纷纷下跌，降价成为许多房地产商的选择。
据一名长期观察鄂尔多斯房地产人士说，今年以来，房地产早已有价无市，打折促销不断。“最典型的是绿城项目。”当地一位长期观察房产的人士刘先生说。
2006年，鄂尔多斯房地产的均价在1200元每平方米左右，到2007年时均价达到5000多元。2009年，房价再次大幅上涨，达到7000到8000元每平方米；2010年房价小幅上涨，普遍涨幅为600到700元每平方米。“当时，一些高档住宅或商业地产售价已达到2万到3万每平方米”。
由于地产供给过剩，加之配套设施不完备，这里就少有人住，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老城区东胜。政府投资了那么多的钱，但是百姓不需要，康巴什这座空城已经成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最佳展品”。
美国《时代》周刊2010年4月5日发表文章，原题为《鬼城》。没有比这个问题更让众多经济学家、投资者和银行家们夜不能寐的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充斥着泡沫吗？
多年来，中国各地上马大量房地产项目，吸引了私人及公司的购买者。随着房价持续上涨，更多投资者变成投机者，他们买入崭新房屋只有一个目的，等高价时抛出。
自美国房地产业崩盘变成全球经济衰退催化剂以来，很多人士担心这一幕在中国重演将是灾难性的。事实上，供给过剩的证据到处都是。
在北京，一幢幢商业楼盘空置着。但如果深入中国内地，会有更加怪异的情景让人无法乐观：为数百万居民建造的城市耸立着，却成为了一座“鬼城”。
最初为100万人居住、生活和娱乐而设计的这个地方却几乎没有人居住。只有几辆汽车驶过多车道公路，白天有些政府办公室开门办公。偶尔出现的行人，看起来就像幻觉，孤独地沿着人行道走着，仿佛恐怖电影中大灾难过后的一名幸存者。
尽管“鬼城”康巴什震惊了不少人，但还是希望这是中国一个最特殊的例子，但愿别成为中国的一个普通缩影。
以当地“金信翰林苑”项目为例，其二手房价此前都在10000元左右，而现在市价仅3750元。消息人士还详列了康巴什多个楼盘的价格。
“房子卖不出去，开发商扛不住了。”上述该消息人士说。
因为从银行无法获得贷款，从民间借高息借款进行房地产开发是鄂尔多斯许多房地产商的通行做法。
“几乎所有的高利贷都和房地产有关。”鄂尔多斯当地一名企业家告诉记者，“前段时间中富公司的事情是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危机的典型代表。”
新城却是空城
康巴什新区位于鄂尔多斯中南部，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腹地，距东胜25公里、阿镇3公里，与东胜区、伊金霍洛旗的阿镇共同组成鄂尔多斯市城市核心区，是鄂尔多斯新的政治文化中心、金融中心、科研教育中心和装备制造基地、轿车制造业基地。
2004年以前，那时的整个鄂尔多斯一度是内蒙古最为贫困的地区，而康巴什还是片荒漠，只有两个小村庄，不到1400人。
直到有一天，这里发现了四大“宝贝”：特有的阿尔巴斯白山羊绒被誉为软黄金；煤炭探明储量1676亿吨，占全国总量的1/6，鄂尔多斯如今是中国产煤第一大市；稀土储量65亿吨；天然气探明储量8000多亿立方米，占全国总储量的1/3。
2007年年底，城市竞争发展力排名显示：鄂尔多斯增长竞争力全国第一；人均GDP1.0451万美元，超过北京、上海。手中有了钱，政府便开始拓建新的城市发展空间。2004年，政府在荒漠中开始兴建新区，建设总投资达50多亿元。
康巴什新区在规划的设计上，采用开放的思维，大范围选择国内外具有优秀业绩的甲级规划设计单位，邀请来自中国工程院、建设部、同济大学(微博)等机构资深专家评审把关，编制完成各层次规划，形成了完整配套的规划体系。
新区城市建设坚持舒展、生态、宜居的思想，充分体现地域特色、民族风貌，草原文化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结合逶迤起伏、依山傍水的地形，突出了城市唯一性。
据康巴什新区政府网站数据：截至今年6月18日，康巴什地上项目总建筑面积322万平方米，预计到2011年年底，新区本年新增竣工面积达到350万平方米，总竣工面积672万平方米。
然而，空旷的大街上几乎没有人，仿佛刚刚经历过巨大的灾难。按规划，康巴什新区二期建设为70平方公里，包括县(乡)在内的康巴什总体面积为352平方公里。
康巴什新城里，高楼鳞次栉比，居住人口却相对稀少，曾被媒体冠以“鬼城”名号，但现在，这座新城仍是“空城”。老城区东胜23平方公里上拥挤着30万人，康巴什新区就是为百姓投资建设的，面积达32平方公里。目前，据2009年8月出版的《康巴什》季刊统计：新区人口情况2008年为28000人，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为2.86万人。
康巴什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曾向媒体表示，二期建设并不是此前媒体报道的352平方公里，而是70平方公里；其中只有10%是建设用地，其余90%是绿地和公园用地，“352平方公里是包括县 (乡)在内的康巴什总体面积。”
即使是总体面积，352平方公里相比新区一期的32平方公里，亦将是目前规模的10多倍。
房地产泡沫典型案例
“煤矿稀土最富有”是鄂尔多斯留给人们最多的想象，即使去过鄂尔多斯的人也差不多是这种印象，然而没有人真正能够看得懂鄂尔多斯，这是所有来到此地的人对鄂尔多斯房地产市场的评价。全市共有房地产企业442家，几乎每家能源企业都有房地产开发业务，“在鄂尔多斯做房地产业务的公司很正常，相反，不做房地产业务的公司就不正常了。”一位知情者说。
房子卖不出去，同时，加上外地房地产商也不断进入鄂尔多斯。滞销之中，房价纷纷下跌，降价成为许多房地产商的选择。
据一名长期观察鄂尔多斯房地产人士说，今年以来，房地产早已有价无市，打折促销不断。“最典型的是绿城项目。”当地一位长期观察房产的人士刘先生说。
2006年，鄂尔多斯房地产的均价在1200元每平方米左右，到2007年时均价达到5000多元。2009年，房价再次大幅上涨，达到7000到8000元每平方米；2010年房价小幅上涨，普遍涨幅为600到700元每平方米。“当时，一些高档住宅或商业地产售价已达到2万到3万每平方米”。
由于地产供给过剩，加之配套设施不完备，这里就少有人住，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老城区东胜。政府投资了那么多的钱，但是百姓不需要，康巴什这座空城已经成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最佳展品”。
美国《时代》周刊2010年4月5日发表文章，原题为《鬼城》。没有比这个问题更让众多经济学家、投资者和银行家们夜不能寐的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充斥着泡沫吗？
多年来，中国各地上马大量房地产项目，吸引了私人及公司的购买者。随着房价持续上涨，更多投资者变成投机者，他们买入崭新房屋只有一个目的，等高价时抛出。
自美国房地产业崩盘变成全球经济衰退催化剂以来，很多人士担心这一幕在中国重演将是灾难性的。事实上，供给过剩的证据到处都是。
在北京，一幢幢商业楼盘空置着。但如果深入中国内地，会有更加怪异的情景让人无法乐观：为数百万居民建造的城市耸立着，却成为了一座“鬼城”。
最初为100万人居住、生活和娱乐而设计的这个地方却几乎没有人居住。只有几辆汽车驶过多车道公路，白天有些政府办公室开门办公。偶尔出现的行人，看起来就像幻觉，孤独地沿着人行道走着，仿佛恐怖电影中大灾难过后的一名幸存者。
尽管“鬼城”康巴什震惊了不少人，但还是希望这是中国一个最特殊的例子，但愿别成为中国的一个普通缩影。
大肆在内蒙古买官卖官的储波及其他的儿子储惠斌
储波（1944年10月－），安徽桐城人，天津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现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长期担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人。
储波是由国有企业领导岗位起步，进入中共政坛的。曾历任湖南省岳阳化工厂总厂副厂长、党委副书记，中共岳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等职。1990年10月，当选第六届中共湖南省委常委；1993年出任湖南省常务副省长；一年后，晋升省委副书记；1998年10月出任湖南省代省长；1999年2月，正式当选湖南省省长。2001年8月，中共中央宣布，调储波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接替退休的刘明祖；2003年1月，又当选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在担任内蒙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九年后，年已65岁、即将退休的储波于2009年11月被宣布免去自治区的领导职务；同时辞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一个月后，他被增补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委。
在内蒙古任期内，全区GDP以每年17%猛涨，但重视面子工程，是为内蒙古六十年大庆主要策划人员。同时，有媒体批露，储波的儿子储惠斌（涉嫌伊利案，现已携巨资外逃至澳大利亚），曾插手内蒙古建设开发项目，从中渔利。
储波在内蒙古主政期间，大肆买官卖官，修建楼堂馆所，不注意保护环境，造成乌海、锡林浩特等地严重污染，由《中国国家地理》曝光后震惊世人。内蒙古自治区等额选举出席中共十七大党代会代表，储波丢了10%的选票，列倒数第一。
储波儿子储惠斌妻子及相关亲属成立公司，骗取、侵吞国有资产，利用内部消息炒作伊利股票。
储惠斌逃到澳大利亚后，巨企伊利集团倒下，股份跌停。储惠斌还插手内蒙古其他建设开发项目，从中渔利。
2003年，一个叫潘刚的小混混结识了内蒙古自治区原委书记的儿子储惠斌，此后成为储家的常客，并认储父为干爹。2005年上半年潘靠储的力量成为伊利董事长。随后便将伊利的证券业务交给了储惠斌掌控。潘刚在2006年实行的伊利股权激励，就是在储惠斌一手操纵下完成的。按照有关规定，伊利的股权激励方案是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有关部门不予批准。但他们弄虚作假，由储惠斌上下疏通促成此事。潘刚用企业的钱为自己获得了4330万股伊利股份，金额高达16亿多元。储惠斌等人也从中获得了巨额的收益。潘还在2005年至2006年从伊利给储惠斌挪用二个亿资金供其在内蒙古收购企业使用。储惠斌外逃后，他在赤峰和乌海的矿业由潘刚继续秘密经营。
被江泽民甚为赏识的“人材”储波后来遭到到中共中纪委调查。调查的原因是储波和其子女涉嫌经商所得2亿元巨额赃款。储波在2001年8月就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后不久，他的儿子储惠斌随之而来。之后储惠斌大肆掠夺各种资源，插手内蒙古各种建设开发项目，从中渔利。初步估计，他们经商涉及的金额约二十亿元。
“团派”刊物曾向内蒙开火
据亚洲时报报导，两年多前中国中央电视台揭发，2000年动工、2001年交付使用的呼和浩特市政府办公大楼，竟然投资3亿多元、欠款2913万元，其中不少是民工血汗钱。一位副市长面对央视记者说，自己说不准还账的具体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属“团派”官方刊物的《中国青年报》当时刊登了一篇题为《如此特大腐败之举，内蒙古媒体为何集体失语？》的文章，矛头直指内蒙古省委。该文说：“奇怪的是，这种明显违反自治区有关规定，明显损害公众利益的事情，最了解内情的当地媒体集体失语，而由远在千里的南京媒体披露，令人不得其解。”中国青年报的“檄文”被视为胡温要向内蒙官场、江派势力动手的信号。
储波为江泽民系人马
在中国官场，储波被广泛视为江泽民系人马。在九十年代，湖南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有一个争论，一派认为湖南应该“南向（广东）”，另一派认为湖南还是该“北向（上海）。在九十年代历任中共湖南省岳阳市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湖南省副省长、代省长至湖南省省长的储波，一直大力推动湖南“北向发展”，向上海靠拢。
后来，出身石油系统的储波被保送往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和当时的组织部部长曾庆红打的火热。他后来被曾庆红引荐给江，江力保他升任内蒙古自治区书记。
储波是由国有企业领导岗位起步，进入中共政坛的。曾历任湖南省岳阳化工厂总厂副厂长、党委副书记，中共岳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等职。1990年10月，当选第六届中共湖南省委常委；1993年出任湖南省常务副省长；一年后，晋升省委副书记；1998年10月出任湖南省代省长；1999年2月，正式当选湖南省省长。2001年8月，中共中央宣布，调储波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接替退休的刘明祖；2003年1月，又当选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在担任内蒙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九年后，年已65岁、即将退休的储波于2009年11月被宣布免去自治区的领导职务；同时辞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一个月后，他被增补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委。
在内蒙古任期内，全区GDP以每年17%猛涨，但重视面子工程，是为内蒙古六十年大庆主要策划人员。同时，有媒体批露，储波的儿子储惠斌（涉嫌伊利案，现已携巨资外逃至澳大利亚），曾插手内蒙古建设开发项目，从中渔利。
储波在内蒙古主政期间，大肆买官卖官，修建楼堂馆所，不注意保护环境，造成乌海、锡林浩特等地严重污染，由《中国国家地理》曝光后震惊世人。内蒙古自治区等额选举出席中共十七大党代会代表，储波丢了10%的选票，列倒数第一。
储波儿子储惠斌妻子及相关亲属成立公司，骗取、侵吞国有资产，利用内部消息炒作伊利股票。
储惠斌逃到澳大利亚后，巨企伊利集团倒下，股份跌停。储惠斌还插手内蒙古其他建设开发项目，从中渔利。
2003年，一个叫潘刚的小混混结识了内蒙古自治区原委书记的儿子储惠斌，此后成为储家的常客，并认储父为干爹。2005年上半年潘靠储的力量成为伊利董事长。随后便将伊利的证券业务交给了储惠斌掌控。潘刚在2006年实行的伊利股权激励，就是在储惠斌一手操纵下完成的。按照有关规定，伊利的股权激励方案是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有关部门不予批准。但他们弄虚作假，由储惠斌上下疏通促成此事。潘刚用企业的钱为自己获得了4330万股伊利股份，金额高达16亿多元。储惠斌等人也从中获得了巨额的收益。潘还在2005年至2006年从伊利给储惠斌挪用二个亿资金供其在内蒙古收购企业使用。储惠斌外逃后，他在赤峰和乌海的矿业由潘刚继续秘密经营。
被江泽民甚为赏识的“人材”储波后来遭到到中共中纪委调查。调查的原因是储波和其子女涉嫌经商所得2亿元巨额赃款。储波在2001年8月就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后不久，他的儿子储惠斌随之而来。之后储惠斌大肆掠夺各种资源，插手内蒙古各种建设开发项目，从中渔利。初步估计，他们经商涉及的金额约二十亿元。
“团派”刊物曾向内蒙开火
据亚洲时报报导，两年多前中国中央电视台揭发，2000年动工、2001年交付使用的呼和浩特市政府办公大楼，竟然投资3亿多元、欠款2913万元，其中不少是民工血汗钱。一位副市长面对央视记者说，自己说不准还账的具体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属“团派”官方刊物的《中国青年报》当时刊登了一篇题为《如此特大腐败之举，内蒙古媒体为何集体失语？》的文章，矛头直指内蒙古省委。该文说：“奇怪的是，这种明显违反自治区有关规定，明显损害公众利益的事情，最了解内情的当地媒体集体失语，而由远在千里的南京媒体披露，令人不得其解。”中国青年报的“檄文”被视为胡温要向内蒙官场、江派势力动手的信号。
储波为江泽民系人马
在中国官场，储波被广泛视为江泽民系人马。在九十年代，湖南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有一个争论，一派认为湖南应该“南向（广东）”，另一派认为湖南还是该“北向（上海）。在九十年代历任中共湖南省岳阳市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湖南省副省长、代省长至湖南省省长的储波，一直大力推动湖南“北向发展”，向上海靠拢。
后来，出身石油系统的储波被保送往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和当时的组织部部长曾庆红打的火热。他后来被曾庆红引荐给江，江力保他升任内蒙古自治区书记。
2011年11月27日星期日
蒙古国手工开矿者
蒙古国矿产能源部、瑞士发展署前不久在乌兰巴托共同举办了主题为“手工开矿与牧区发展”的国家会议，来自蒙古国政府及各省的手工开矿业代表160余人与会。会议主要围绕手工开矿面临的困难、问题以及解决办法等展开讨论。
据有关资料显示，全球约有1亿人从事手工开矿，而最近30年手工开矿业发展较快。蒙古国1990年实行私有化经济以来，手工开矿开始在该国兴起。在蒙古国人们通常把手工开矿者称为“Ninja”，意为用手工挖矿的私人采矿者。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蒙古国手工开矿者超过10万人，这对于人口近280万的蒙古国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他们分布在全国100多个矿点，即使到了寒冷的冬季，也有3.5万人在从事这一行业。
蒙古国手工开矿者主要通过淘沙金、挖晶石、宝石和煤获利，每年可淘金4至5吨。有专家认为，手工开矿业的发展不仅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对减少牧区贫困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还可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如副食品、服务、运输等行业。
蒙古国手工开矿业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开矿者有不少未成年人、开矿安全无法保障、环境遭到破坏、偷税漏税等。据统计，目前已有128名手工开矿者因安全事故死亡。同时，手工开矿区的暴力、卖淫等犯罪现象也十分普遍。近几年手工开矿者到本国和外国公司的矿区强行挖矿淘金的事件时有发生，由此还引发了冲突，这对蒙古国的投资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
上述问题已经引起蒙古国政府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这也是蒙古国此次召开手工开矿会议的目的之一。蒙对外关系部部长赞登沙塔尔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手工开矿者应该遵循有关法律规定，蒙政府部门应通过法律进一步规范手工开矿这一行业。
此次研讨会的另一个主题是“手工开矿法律法规的实施”，主要讨论如何实施现有手工开矿法律，同时结合政府官员和手工开矿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法律，如建立手工开矿者登记制度、许可制度等。
今年以来，蒙古国政府在努力用法律手段规范这一行业的同时，也开始着手解决手工开矿者的社会保障问题。蒙政府办公厅主任呼日勒巴特尔此前曾表示，将通过法律保障使原来没有合法身份的手工开矿者正式合法化，这也为手工开矿者享受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提供了条件。
据有关资料显示，全球约有1亿人从事手工开矿，而最近30年手工开矿业发展较快。蒙古国1990年实行私有化经济以来，手工开矿开始在该国兴起。在蒙古国人们通常把手工开矿者称为“Ninja”，意为用手工挖矿的私人采矿者。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蒙古国手工开矿者超过10万人，这对于人口近280万的蒙古国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他们分布在全国100多个矿点，即使到了寒冷的冬季，也有3.5万人在从事这一行业。
蒙古国手工开矿者主要通过淘沙金、挖晶石、宝石和煤获利，每年可淘金4至5吨。有专家认为，手工开矿业的发展不仅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对减少牧区贫困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还可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如副食品、服务、运输等行业。
蒙古国手工开矿业也存在诸多问题，如开矿者有不少未成年人、开矿安全无法保障、环境遭到破坏、偷税漏税等。据统计，目前已有128名手工开矿者因安全事故死亡。同时，手工开矿区的暴力、卖淫等犯罪现象也十分普遍。近几年手工开矿者到本国和外国公司的矿区强行挖矿淘金的事件时有发生，由此还引发了冲突，这对蒙古国的投资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
上述问题已经引起蒙古国政府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这也是蒙古国此次召开手工开矿会议的目的之一。蒙对外关系部部长赞登沙塔尔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手工开矿者应该遵循有关法律规定，蒙政府部门应通过法律进一步规范手工开矿这一行业。
此次研讨会的另一个主题是“手工开矿法律法规的实施”，主要讨论如何实施现有手工开矿法律，同时结合政府官员和手工开矿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法律，如建立手工开矿者登记制度、许可制度等。
今年以来，蒙古国政府在努力用法律手段规范这一行业的同时，也开始着手解决手工开矿者的社会保障问题。蒙政府办公厅主任呼日勒巴特尔此前曾表示，将通过法律保障使原来没有合法身份的手工开矿者正式合法化，这也为手工开矿者享受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提供了条件。
促进亚洲民主化东京大集会 -- 亚洲自由民主连带协议会（多图）
促进亚洲民主化东京大集会 -- 亚洲自由民主连带协议会于2011年11月25日-26日在日本东京駒沢体育館召开，来自南蒙古民主人士，维吾尔代表、藏人代表、中国民主党代表、台湾、缅甸、北朝鲜、越南、多位日本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此次大会。趁此次大会，南蒙古两个主要政党（内蒙古人民党与蒙古自由联盟党）的两位秘书长与会，打出了经两党双方协商后得到认可的统一南蒙古民主运动旗帜。进一步统一协调了蒙古人之间的政治联盟，为即将到来的统一南蒙古大呼拉尔筹备委员会大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http://asiandemocracy.jp/
http://freeasia2011.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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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6日星期六
班禅喇嘛转世灵童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疑似遭毒害身亡
『国际西藏邮报2011年11月25日达兰萨拉报导』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搜寻委员会负责人夏札强巴赤列仁波切(Jadrel Jampa Thinley Rinpoche)，因泄露国家机密入监服刑6年，从2002年失踪至今，据西藏境内消息指出，仁波切已经死亡，享年72岁。
1995年7月17日，因拒绝中共强行认证自行任命的伪班禅而被捕，随即遭判处5年有期徒刑。
夏札仁波切在国四川省川东监狱服刑，从1995年至2002年期间，曾一度以绝食静坐，抗议中国政府的不公正判决。
中国政府违反其本国法律，不但秘密拘捕夏札仁波切，甚至仁波切未犯任何罪刑而被判入监服期；并且在2001/2002年左右，仁波切服满刑期后，仍然下落不明。
据仁波切的密友、也是藏传佛教协会的高层官员，在西藏境内流出的录音带中透露，夏札仁波切的死亡报告，显然是因为中毒死亡；进一步说明了为何近10年的时间，仁波切一直处于音讯全无的状况。
夏札仁波切1940年出生在日喀则，并且曾担任札什伦布寺住持。
去年11月，搜寻委员会的另一位资深藏人官员强巴琼拉(Jampa Chungla)，因在长期监禁及在家软禁期间药石枉顾而病逝；强巴琼拉(Jampa Chungla)在1989年参与寻找十一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工作，当时被任命为以夏札仁波切为首委员会的秘书长。从1990年开始，致力协助夏札仁波切寻找灵童的过程。
达赖喇嘛尊者认证6岁的根顿．确吉尼玛(Gedhun Choekyi Nyima)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不幸的是，他连同家人在1995年5月17日失踪；中共政府后来承认「保护性拘留」这名失踪的男孩和他的家人。
尽管一再呼吁中共政府交代男孩的下落，但仍未有国际机构或人权组织能够与年轻的班禅喇嘛或他的家人联系。迄今，他们的福祉和下落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的证实。
国际西藏邮报驻台北记者黄凯莉中文编译。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intl/2011/11/201111261926.shtml
1995年7月17日，因拒绝中共强行认证自行任命的伪班禅而被捕，随即遭判处5年有期徒刑。
夏札仁波切在国四川省川东监狱服刑，从1995年至2002年期间，曾一度以绝食静坐，抗议中国政府的不公正判决。
中国政府违反其本国法律，不但秘密拘捕夏札仁波切，甚至仁波切未犯任何罪刑而被判入监服期；并且在2001/2002年左右，仁波切服满刑期后，仍然下落不明。
据仁波切的密友、也是藏传佛教协会的高层官员，在西藏境内流出的录音带中透露，夏札仁波切的死亡报告，显然是因为中毒死亡；进一步说明了为何近10年的时间，仁波切一直处于音讯全无的状况。
夏札仁波切1940年出生在日喀则，并且曾担任札什伦布寺住持。
去年11月，搜寻委员会的另一位资深藏人官员强巴琼拉(Jampa Chungla)，因在长期监禁及在家软禁期间药石枉顾而病逝；强巴琼拉(Jampa Chungla)在1989年参与寻找十一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工作，当时被任命为以夏札仁波切为首委员会的秘书长。从1990年开始，致力协助夏札仁波切寻找灵童的过程。
达赖喇嘛尊者认证6岁的根顿．确吉尼玛(Gedhun Choekyi Nyima)为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不幸的是，他连同家人在1995年5月17日失踪；中共政府后来承认「保护性拘留」这名失踪的男孩和他的家人。
尽管一再呼吁中共政府交代男孩的下落，但仍未有国际机构或人权组织能够与年轻的班禅喇嘛或他的家人联系。迄今，他们的福祉和下落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的证实。
国际西藏邮报驻台北记者黄凯莉中文编译。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intl/2011/11/201111261926.shtml
关于统一南蒙古自由民主运动旗帜的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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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人民党与蒙古自由联盟党双方协商，决定启用蒙古青旗作为南蒙古自由民主运动的统一旗帜，两党保留旗帜的解释权。
内蒙古人民党
蒙古自由联盟党
2011年11月26日
http://www.lupm.org/chinese/pages/111125.htm
内蒙古人民党与蒙古自由联盟党双方协商，决定启用蒙古青旗作为南蒙古自由民主运动的统一旗帜，两党保留旗帜的解释权。
内蒙古人民党
蒙古自由联盟党
2011年11月26日
http://www.lupm.org/chinese/pages/111125.htm
席海明：保护蒙古文化才能解决蒙汉危机
以“建立蒙古文化特区”为主题的“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11月21日在德国科隆近郊的勒沃库森开幕。研讨会主席(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表示，此次研讨会以纪念1981年内蒙古学生运动30周年和今年5月份内蒙古牧民大规模抗议为契机，希望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更多的人士关注内蒙古牧民的生存现状，声援内蒙古人民争取民族和民主权利的抗争，保护蒙古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
据大纪元24号报道，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包括蒙古文化和历史、高速经济发展下的生态代价、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民主发展与民主政治诸多问题。本次会议传递出一个资讯，就是面对蒙古草原遭到毁灭性破坏，未来蒙汉民族如何共同解决给中国民族带来的生存危机。
今年5月份因运煤车故意辗毙牧民导致内蒙古爆发大规模牧民游行示威活动，中共当局极力封锁资讯，调集大量军警镇压。随后在如何改善牧民生活状况中当局也加大了舆论宣传，同时在政治方面也采取了一些举措。
对此，席海明表示，在政治上给蒙族增加一些席位，在文化上找学院教授蒙古族宫廷歌曲或推广牧民开始用卫星放牧，那只是中共做的表面文章，其根本目的是掩盖它对蒙古草原的资源继续掠夺。
席海明说：“蒙古民族文化的内涵不是单纯的像中共当局现在搞的建立一些旅游景点，唱唱歌、跳跳舞这些简单形式，不是那些用金钱堆积成的表面文化。在精神层面，我们蒙古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生存问题与保护草原息息相关。”
席海明认为，破坏草原并不是中共当局所渲染的是牧民不断超载放牧造成的。草原几千年延续下来为什么到今天出现这么大的破坏，就是中共大规模开发草原、掠夺资源造成的，中共是破坏草原真正的罪魁祸首。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国平报导。
http://soundofhope.org/programs/162/204199-1.asp
据大纪元24号报道，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包括蒙古文化和历史、高速经济发展下的生态代价、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民主发展与民主政治诸多问题。本次会议传递出一个资讯，就是面对蒙古草原遭到毁灭性破坏，未来蒙汉民族如何共同解决给中国民族带来的生存危机。
今年5月份因运煤车故意辗毙牧民导致内蒙古爆发大规模牧民游行示威活动，中共当局极力封锁资讯，调集大量军警镇压。随后在如何改善牧民生活状况中当局也加大了舆论宣传，同时在政治方面也采取了一些举措。
对此，席海明表示，在政治上给蒙族增加一些席位，在文化上找学院教授蒙古族宫廷歌曲或推广牧民开始用卫星放牧，那只是中共做的表面文章，其根本目的是掩盖它对蒙古草原的资源继续掠夺。
席海明说：“蒙古民族文化的内涵不是单纯的像中共当局现在搞的建立一些旅游景点，唱唱歌、跳跳舞这些简单形式，不是那些用金钱堆积成的表面文化。在精神层面，我们蒙古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生存问题与保护草原息息相关。”
席海明认为，破坏草原并不是中共当局所渲染的是牧民不断超载放牧造成的。草原几千年延续下来为什么到今天出现这么大的破坏，就是中共大规模开发草原、掠夺资源造成的，中共是破坏草原真正的罪魁祸首。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国平报导。
http://soundofhope.org/programs/162/204199-1.asp
2011年11月25日星期五
多民族人士参加“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
“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11月21日和22日在德国科隆近郊的勒沃库森开幕。此次会议由内蒙古人民党和欧洲蒙维藏汉协商会筹备举办，蒙古、维吾尔、汉、满等多民族人士参加了会议。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intl/2011/11/2011112423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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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人民党主席、欧洲蒙维藏汉协商会主席席海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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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中文笔会主席廖天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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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流亡政府驻欧洲代表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洛桑尼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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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秘书长多里坤•艾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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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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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欧华导报》总编钱跃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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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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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蒙古信息中心负责人恩赫巴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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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盛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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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德学联主席彭小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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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潘永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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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维吾尔笔会主席恺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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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中国阵线监事会主席张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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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汉藏友好协会会长洛桑旺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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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台湾商会副总会长郭琛 |
2011年11月24日星期四
达赖喇嘛转世的阴影
 |
| 藏人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森格与达赖喇嘛 |
班禅是最大王牌
该报（11月17日）写道，"西藏精神领袖流亡几十年，已经76岁，其继任人问题导致与北京的冲突日益尖锐。这一切的背景是西藏地区的紧张不断加剧，出于抗议中国安全部门的逮捕、搜查和其它打压，今年已有11名僧尼自焚，6人死亡。"
文章认为，很多藏人不接受中共选定的班禅喇嘛，但是，"这个班禅喇嘛是藏人和北京之间权力斗争的最大王牌，他在寻找14世达赖喇嘛的转世时起着关键作用。……'
"要是中共领导人培养自己的达赖喇嘛，藏人的抵抗可能会遭到决定性的削弱。因为，这会深入藏人认同的核心即宗教。……如果中共得以进入这个最后的堡垒会怎样？一个受北京恩宠的达赖喇嘛会改写其人民的历史，他会塑造一个乖乖地顺从中共统治的西藏历史。那么抵抗在其中不过是一个插曲，丝毫不会让人回忆，更不是必须继续进行下去的事业，而14世达赖喇嘛在历史书中也不过多几行字而已。"
北京最后拍板
文章说，"无神论的中共"采取"历史机会主义和近乎宗教占卜的混合战略"，通过金瓶挚签，决定自己信得过的班禅喇嘛。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不仅因为共产党俨然以宗教传统的守护者自居，它也利用一名清朝皇帝在18世纪末想出来的工具，决定西藏和蒙古在政治、宗教上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为了削弱达赖喇嘛的影响，中共接受了一个被其唾弃的封建统治者的传统。
"北京在2007年9月就宣布过一个规定，根据这个规定，'所谓达赖喇嘛的转世没有政府同意是非法并且无效的'。在此期间，达赖喇嘛宣布，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可能找到他的继任人。……达赖喇嘛说，等他90岁时想决定是否转生、在哪里转生。如果转世，那么肯定是在自由世界，就是说是在中国境外。北京反击说，不可能，按照规定，下一个达赖喇嘛只会在中国被发现。"
流亡政府处境艰难
文章说，"14世达赖喇嘛虽然看上去依然精神矍铄，但是可以看出日渐衰老。……
"一方是1951年吞并西藏的中国政府，拥有13.2亿美元的货币储备，以及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这样一个经济大国，影响力之大，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敢于轻易与之交恶，而它根本就无意放弃西藏。
"另一方是在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要求给予西藏地区更大的自治，而且乐于看到一个解决办法-一国两制，就像在前英、葡殖民地香港和澳门所实行的那样。流亡政府既没有领土，也没有军队，几乎没有钱，只有一个象旧教室一样的会议厅。……"
该报指出，"借助于国际朋友圈的帮助，洛桑森格的政府可以对北京说几句刻薄话。达赖喇嘛愈受欢迎，喜欢表现为温和大国的中国就愈不受欢迎。可是，这张王牌无法转化为政治筹码。无论对西藏怎样同情，任何国家都不愿制裁中国、或者为了藏人的事业甚至甘冒军事冲突的危险，所以洛桑森格政府只剩下一个选择，就是希望公平的谈判。……"
摘译：林泉 责编：叶宣
(以上内容摘自或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5554092,00.html
内蒙古人民党 -- 维基百科
内蒙古人民党（蒙古语：Öbür mongγul-un arad-un nam，英语：IMPP），又称新内人党，是一个以主张内蒙古独立为主要宗旨的政党，于1997年3月23日在美国纽约成立。该组织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蒙古族的迫害，主张内蒙古从中国独立。内蒙古人民党是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的成员之一[1]。
本文是介绍现今存在的主张内蒙古独立的政党。关于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的同名政党，详见“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内蒙古人民党主席 席海明
内蒙古人民党副主席 巴赫
内蒙古人民党秘书长 忽必思嘎拉图
（Oyunbilig）
建立1997年3月23日于美国纽约首届代表大会
意识形态 内蒙古独立，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
网站 ：内蒙古人民党
历史1980年代以来，席海明（蒙古语：Temtselt Shobshuud）、呼庆特古斯、王满来及哈达（Hada (activist)）等异议人士在呼和浩特就读大学时，讨论成立以蒙古族为主的政党，并以历史上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为名，称“内蒙古人民党”。而后因来自东蒙的成员主张政党应以东部为主实现独立，西蒙的人员则以西部受汉文化影响要小，主张以西部为主实现独立，双方发生争执而没有达成共识，最后宣告分裂，呼庆特古斯在鄂尔多斯市成立鄂尔多斯民族文化协会（Ordos Association of Ethnic Culture），哈达则在东蒙成立南蒙古民主联盟（Southern Mongolian Democratic Alliance），席海明等人逃离中国，在1997年3月于在美国纽约成立内蒙古人民党[2]。
内蒙古人民党的首届代表大会有来自中国、蒙古、美国、德国、加拿大、澳洲及日本等数个国家的五十余名内蒙古人参加，推举席海明为主席，巴赫为副主席，同时设立党旗，发表《告内蒙古人民的同胞书》，内容指称蒙古在历史上即为一独立国家，并抗议中共半世纪以来在内蒙古实行大汉族主义，镇压异议人士，逮捕哈达等，期待当时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垮台的国际情势非常有利，蒙古人应有权自己主导自己的命运[3]。该次会议也通过了该党的组织章程，章程中宣称要“结束中共在内蒙古的殖民统治”[4]。
名称由来内蒙古人民党的名称来源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时的内人党事件，中国政府以通过刑讯逼供的手段将数十万人打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并加以迫害。内蒙古人民党自期能成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继承者，完成争取内蒙古自由的历史使命[5]。
目标内蒙古人民党的最终目标是内蒙古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同时支援新疆、西藏及台湾独立，故一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非法组织”[4][1]。
行动内蒙古人民党常在日本与美国等地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内容主要为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要求立即释放被非法囚禁的哈达。哈达遭中国政府判刑15年，本应于2010年得到释放，但目前为止行踪仍不明[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6%85%E8%92%99%E5%8F%A4%E4%BA%BA%E6%B0%91%E5%85%9A
2011年11月23日星期三
内蒙古阿拉善盟策克口岸规模最大的洁净煤项目
内蒙古阿拉善盟建设的规模最大的年产300万吨洁净煤项目，日前在额济纳旗策克口岸建成，进入试生产阶段。
策克口岸北与蒙古国南戈壁省西伯库伦口岸对应，对外辐射蒙古国南戈壁、巴音洪格尔、戈壁阿尔泰、前杭盖、后杭盖五个畜产品、矿产品资源较为富集的省区，是内蒙古、陕、甘、宁、青五省区所共有的陆路口岸。近年来，额济纳旗积极推进自治区“向北进军”战略，扩大策克口岸对外开放水平，促使中国境内一些大中型煤炭企业通过策克口岸走出国门，在蒙古国广挖深开，拉回大量煤炭、做原煤进口业务，部分企业已发展成为跨国国际物流企业，策克口岸过货量逐年增加，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大口岸，第一大公路口岸。
为延伸煤炭资源开发产业链，额济纳旗庆华马克公司投资2.63亿元，于2010年4月在策克口岸开工建设年处理300万吨洗煤厂，经过一年半的施工，厂房和年产300万吨洁净煤跳汰洗煤生产装置及配套设施安装基本完成，现已进入调试和试生产阶段。生产环节下设原煤准备车间、洗煤车间、浓缩压滤车间。洗煤厂采用跳汰浮选联合工艺流程，原煤经过处理后可生产出精煤以及煤泥、煤矸石、中煤等副产品，实现进口原煤的深加工和综合利用。该项目工艺先进、设备精良、配套合理，具有节水、洗精率高的特点，体现了循环经济理念。目前，设备还在进一步调试中，预计12月初该项目可正式投入生产运行。项目达产后，企业年生产能力为300万吨洁净煤，按目前市场销售价格650元/吨计算，可实现年销售收入19.5亿元。 该项目开启了额济纳旗进口原煤深加工的先河。
策克口岸北与蒙古国南戈壁省西伯库伦口岸对应，对外辐射蒙古国南戈壁、巴音洪格尔、戈壁阿尔泰、前杭盖、后杭盖五个畜产品、矿产品资源较为富集的省区，是内蒙古、陕、甘、宁、青五省区所共有的陆路口岸。近年来，额济纳旗积极推进自治区“向北进军”战略，扩大策克口岸对外开放水平，促使中国境内一些大中型煤炭企业通过策克口岸走出国门，在蒙古国广挖深开，拉回大量煤炭、做原煤进口业务，部分企业已发展成为跨国国际物流企业，策克口岸过货量逐年增加，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大口岸，第一大公路口岸。
为延伸煤炭资源开发产业链，额济纳旗庆华马克公司投资2.63亿元，于2010年4月在策克口岸开工建设年处理300万吨洗煤厂，经过一年半的施工，厂房和年产300万吨洁净煤跳汰洗煤生产装置及配套设施安装基本完成，现已进入调试和试生产阶段。生产环节下设原煤准备车间、洗煤车间、浓缩压滤车间。洗煤厂采用跳汰浮选联合工艺流程，原煤经过处理后可生产出精煤以及煤泥、煤矸石、中煤等副产品，实现进口原煤的深加工和综合利用。该项目工艺先进、设备精良、配套合理，具有节水、洗精率高的特点，体现了循环经济理念。目前，设备还在进一步调试中，预计12月初该项目可正式投入生产运行。项目达产后，企业年生产能力为300万吨洁净煤，按目前市场销售价格650元/吨计算，可实现年销售收入19.5亿元。 该项目开启了额济纳旗进口原煤深加工的先河。
蒙古将停止从日本进口未经辐射检测的汽车
共同社报道，因从日本进口的汽车被检出放射性物质，蒙古的核能局和乌兰巴托海关日前决定本月30日起停止从日本进口未经辐射检测的汽车。
据消息人士透露，蒙古政府从5月起对从日本进口的全部车辆进行了辐射检测，其中18辆被检出了放射性物质。
日本外务省表示“正向蒙方核实信息”。
据消息人士透露，蒙古政府从5月起对从日本进口的全部车辆进行了辐射检测，其中18辆被检出了放射性物质。
日本外务省表示“正向蒙方核实信息”。
蒙古国将向新疆输送煤炭
11月23日，随着一辆辆满载焦煤的重型大货车驶进青河县塔克什肯口岸，蒙古国向新疆正式实现煤炭运输。
首批焦煤共12车、1000多吨，从蒙古国胡硕图煤矿出发，经由新修建的从蒙古国胡硕图——塔克什肯口岸长达360公里的煤炭运输专用通道，最终进入富蕴县恰库尔图境外资源加工循环经济示范园区。
蒙古国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但资源转化不足，矿产品开发和深加工能力有限；新疆每年的焦煤缺口达160万吨，用于炼钢的15号焦煤更是奇缺。早在2008年，新疆向蒙古国就积极探索，寻求在经贸领域的更大范围合作。
11月7日，蒙古国与新疆青河县塔克什肯口岸长达360公里的国际公路顺利通过验收，双方协议，这条煤炭运输专用通道为长期货运线路，新疆的车可以到蒙古国胡硕图煤矿拉煤，蒙古国的车可以行驶到富蕴县恰库尔图境外资源加工循环经济示范园区。
从蒙古国胡硕图煤矿引进中国新疆的焦煤将达千万吨，主要用于富蕴县恰库尔图境外资源加工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和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的发展需要，同时辐射北疆各相关产业所需。
首批焦煤共12车、1000多吨，从蒙古国胡硕图煤矿出发，经由新修建的从蒙古国胡硕图——塔克什肯口岸长达360公里的煤炭运输专用通道，最终进入富蕴县恰库尔图境外资源加工循环经济示范园区。
蒙古国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但资源转化不足，矿产品开发和深加工能力有限；新疆每年的焦煤缺口达160万吨，用于炼钢的15号焦煤更是奇缺。早在2008年，新疆向蒙古国就积极探索，寻求在经贸领域的更大范围合作。
11月7日，蒙古国与新疆青河县塔克什肯口岸长达360公里的国际公路顺利通过验收，双方协议，这条煤炭运输专用通道为长期货运线路，新疆的车可以到蒙古国胡硕图煤矿拉煤，蒙古国的车可以行驶到富蕴县恰库尔图境外资源加工循环经济示范园区。
从蒙古国胡硕图煤矿引进中国新疆的焦煤将达千万吨，主要用于富蕴县恰库尔图境外资源加工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和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的发展需要，同时辐射北疆各相关产业所需。
亚行将向蒙古提供1.7亿美元贷款修筑公路
蒙古国议会安全和对外政策常设委员会23日举行会议，讨论并同意政府与亚行签署有关蒙古国西部地区公路网建设融资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亚行将向蒙古国政府提供1.7亿美元的优惠贷款，用于建设蒙古国西部地区纵向公路干线 贷款期限为32年，年息1%。
蒙古国议会经济常设委员会同一天也就上述问题进行讨论并表示同意。
亚行今年8月决定向蒙古国公路局提供200万美元无偿援助资金，蒙政府计划将这笔资金用于人才培养和成立公路委员会等方面 亚行认为，改善蒙古国公路网对加速该国采矿业发展 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降低贫困水平等具有积极意义。
当天，蒙古国政府例会还讨论了公路建设招标问题 蒙古国计划到2018年建成上述743公里的公路干线，届时蒙古国的国际和国家级公路网可望达到6000多公里。
根据协议，亚行将向蒙古国政府提供1.7亿美元的优惠贷款，用于建设蒙古国西部地区纵向公路干线 贷款期限为32年，年息1%。
蒙古国议会经济常设委员会同一天也就上述问题进行讨论并表示同意。
亚行今年8月决定向蒙古国公路局提供200万美元无偿援助资金，蒙政府计划将这笔资金用于人才培养和成立公路委员会等方面 亚行认为，改善蒙古国公路网对加速该国采矿业发展 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降低贫困水平等具有积极意义。
当天，蒙古国政府例会还讨论了公路建设招标问题 蒙古国计划到2018年建成上述743公里的公路干线，届时蒙古国的国际和国家级公路网可望达到6000多公里。
"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在德召开-- 德国之声
"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在德国科隆近郊的勒沃库森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40余名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汉族等与会，达赖喇嘛为会议发来致辞，认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尊重、平等和公平。
一直以来，中国境内的藏族及维吾尔族两个民族的处境和人权问题被国际社会关注。今年5月份以来，蒙古族牧民莫日根因为维护草场被当地矿产公司的汽车碾压致死，引发内蒙古牧民对当局的持续抗议行动。内蒙古民族问题也开始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在此背景下，11月21日至22日，"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在德国科隆近郊的勒沃库森举行，来自德国、美国、加拿大、瑞士、法国、台湾、香港等世界各地的40余位民主人士与会，这也是近年来首次就不同民族问题的共性原因、如何协同行动进行交流的会议。在会议进行中，国内的民主人士通过网络与会议进行了交流和互动。
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独立中文笔会长廖天琪、达赖喇嘛驻欧洲代表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洛桑尼玛、世维会秘书长多里坤.艾沙、德国民主阵线主席费良勇、旅居加拿大的民主人士盛雪、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的恩赫巴图南等发表演讲。虽然在会议中，不同的民族在自治或独立的选择立场上还有争议，但达成的基本共识为，民族问题的本质相同，在专制政权下，各民族的政治权益不可能获得平等，各民族之间应该达成共识和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尊重，只有民主制度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钥匙。
达赖喇嘛："武力之下，建立不了真正的民族和谐"
21日，西藏流亡政府驻欧洲代表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洛桑尼玛在开幕式上宣读了达赖喇嘛的致辞。他在信中表示："今年五月，内蒙发生了牧民保护草场，中国政府调出大批军警进行'维稳'的事件。这表明了继'2008西藏3.14事件'和'2009新疆7.5事件'后，中国政府不仅没有寻找、面对导致这些问题的真正原因，而是依然坚持不切实际的极左的民族政策。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尊重、平等和公平；达成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的基础，是相互了解和理解。武力之下，建立不了真正的民族和谐。"
达赖喇嘛也期待各民族代表能够通过对话的正常渠道，达成更多的共识和建构一条民族理解的桥梁，来推动中国民主进步。
"我们受着共同的压制"
关于各不同民族的共性问题，世维会新闻发言人迪里夏提认为在现行的中国体制下，三大民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受着共同的压制："我们在文化和信仰上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摧残，经济上导致了殖民经济，移民彻底垄断了当地的资源，使原住民失去了利用资源而发展民族自身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我们同样都是失去了政治上的支配和决策的权利。在政治命运的未来归宿中，虽然各个民族有不同的观点，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都是希望摆脱目前的处境。"
"少数民族是要独立还是自治？"
在会议上，关于各民族未来的政治命运，与会代表产生分歧和争论。维吾尔族代表艾江由以国民党时期历史资料说明，在1944年11月12日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在他的桌前，摆放着一面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国旗。他表示希望恢复原有的国家名称和收回原有的国家，因为在自己的国家，每个维吾尔人生活得有尊严。
藏族代表坚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洛桑尼玛表示："虽然这次会议出现激烈的争论，我们藏族人在佛教的洗礼下，喜欢用柔和温和的手段去解决问题。有些人说藏族人和中共谈了那么长时间不会有结果，我认为已经有结果了，许多善良的中国站在藏族人这边，我们知道中共的强大只是表面的强大，他们的灭亡只是时间的问题，中共独裁政体越来越不明智，越来越多的采访残酷镇压的方式，这个时代不是靠暴力和强权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我们也需要理性的方式去解决民族问题。"
廖天琪认为,不论未来的选择是什么,但不能屏蔽真正的历史,也要尊重每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坚守;
席海明呼吁与会代表搁置"统独"争论，当前最为紧迫的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一起来推动中国的制度改革和宪政民主。他也表示希望在内蒙建立"文化特区"。保护草原应该成为特区的核心。
"民族的关系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在会议中，有代表在谈及汉族移民对少数民族区域文化、环境的破坏时，将矛头指向汉族，旅居法国的民主人士张健表示汉族与其他民族一样被殖民、被压制。他也期待在谈及民族问题时，不要强调与汉族的隔离。
《欧华导报》主编引用歌德思想，提出要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继而理解和宽容，旅居加拿大的民主人士盛雪认为民族的关系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建立起彼此的熟悉和信任。盛雪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今天的欧洲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在演变的过程中越来越降低了所谓的国家、主权、边界的概念，而代以人的群体之间的在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的共和利益所形成的一种新的结构，比如欧洲共同体，今天的欧盟等，这是人利用开放的空间，彼此可以更好的了解、更充分的交换意见达成的一种共识基础上所形成的架构。"
盛雪也认为民族问题也是中国走向民主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中国的民主运动和未来的民主架构，必须要面对民族问题，民主制度本身并不一定圆满的解决所有的民族问题，但民族问题一定要放到民主的框架中去解决。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专制政权，也是民族关系特别复杂的区域，以多数人口为主的汉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受到非常严重压迫的国家，在这种环境下，作为汉民族，在这个时候应该为那些受到迫害的族群着想。"
席海明在闭幕时表示，这仅仅是一个多民族合作的开始，今后面对每个民族发生的问题和公共事件时，应该协同行动："就象捆绑在一起的五支箭，我们就不容易被折断。"
作者:吴雨 责编:叶宣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5550462,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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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会现场,席海明发言 |
一直以来，中国境内的藏族及维吾尔族两个民族的处境和人权问题被国际社会关注。今年5月份以来，蒙古族牧民莫日根因为维护草场被当地矿产公司的汽车碾压致死，引发内蒙古牧民对当局的持续抗议行动。内蒙古民族问题也开始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在此背景下，11月21日至22日，"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在德国科隆近郊的勒沃库森举行，来自德国、美国、加拿大、瑞士、法国、台湾、香港等世界各地的40余位民主人士与会，这也是近年来首次就不同民族问题的共性原因、如何协同行动进行交流的会议。在会议进行中，国内的民主人士通过网络与会议进行了交流和互动。
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独立中文笔会长廖天琪、达赖喇嘛驻欧洲代表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洛桑尼玛、世维会秘书长多里坤.艾沙、德国民主阵线主席费良勇、旅居加拿大的民主人士盛雪、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的恩赫巴图南等发表演讲。虽然在会议中，不同的民族在自治或独立的选择立场上还有争议，但达成的基本共识为，民族问题的本质相同，在专制政权下，各民族的政治权益不可能获得平等，各民族之间应该达成共识和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尊重，只有民主制度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钥匙。
达赖喇嘛："武力之下，建立不了真正的民族和谐"
21日，西藏流亡政府驻欧洲代表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洛桑尼玛在开幕式上宣读了达赖喇嘛的致辞。他在信中表示："今年五月，内蒙发生了牧民保护草场，中国政府调出大批军警进行'维稳'的事件。这表明了继'2008西藏3.14事件'和'2009新疆7.5事件'后，中国政府不仅没有寻找、面对导致这些问题的真正原因，而是依然坚持不切实际的极左的民族政策。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尊重、平等和公平；达成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的基础，是相互了解和理解。武力之下，建立不了真正的民族和谐。"
达赖喇嘛也期待各民族代表能够通过对话的正常渠道，达成更多的共识和建构一条民族理解的桥梁，来推动中国民主进步。
"我们受着共同的压制"
关于各不同民族的共性问题，世维会新闻发言人迪里夏提认为在现行的中国体制下，三大民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受着共同的压制："我们在文化和信仰上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摧残，经济上导致了殖民经济，移民彻底垄断了当地的资源，使原住民失去了利用资源而发展民族自身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我们同样都是失去了政治上的支配和决策的权利。在政治命运的未来归宿中，虽然各个民族有不同的观点，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都是希望摆脱目前的处境。"
"少数民族是要独立还是自治？"
在会议上，关于各民族未来的政治命运，与会代表产生分歧和争论。维吾尔族代表艾江由以国民党时期历史资料说明，在1944年11月12日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在他的桌前，摆放着一面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国旗。他表示希望恢复原有的国家名称和收回原有的国家，因为在自己的国家，每个维吾尔人生活得有尊严。
藏族代表坚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洛桑尼玛表示："虽然这次会议出现激烈的争论，我们藏族人在佛教的洗礼下，喜欢用柔和温和的手段去解决问题。有些人说藏族人和中共谈了那么长时间不会有结果，我认为已经有结果了，许多善良的中国站在藏族人这边，我们知道中共的强大只是表面的强大，他们的灭亡只是时间的问题，中共独裁政体越来越不明智，越来越多的采访残酷镇压的方式，这个时代不是靠暴力和强权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我们也需要理性的方式去解决民族问题。"
廖天琪认为,不论未来的选择是什么,但不能屏蔽真正的历史,也要尊重每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坚守;
席海明呼吁与会代表搁置"统独"争论，当前最为紧迫的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一起来推动中国的制度改革和宪政民主。他也表示希望在内蒙建立"文化特区"。保护草原应该成为特区的核心。
"民族的关系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在会议中，有代表在谈及汉族移民对少数民族区域文化、环境的破坏时，将矛头指向汉族，旅居法国的民主人士张健表示汉族与其他民族一样被殖民、被压制。他也期待在谈及民族问题时，不要强调与汉族的隔离。
《欧华导报》主编引用歌德思想，提出要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继而理解和宽容，旅居加拿大的民主人士盛雪认为民族的关系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建立起彼此的熟悉和信任。盛雪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今天的欧洲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在演变的过程中越来越降低了所谓的国家、主权、边界的概念，而代以人的群体之间的在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的共和利益所形成的一种新的结构，比如欧洲共同体，今天的欧盟等，这是人利用开放的空间，彼此可以更好的了解、更充分的交换意见达成的一种共识基础上所形成的架构。"
盛雪也认为民族问题也是中国走向民主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中国的民主运动和未来的民主架构，必须要面对民族问题，民主制度本身并不一定圆满的解决所有的民族问题，但民族问题一定要放到民主的框架中去解决。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专制政权，也是民族关系特别复杂的区域，以多数人口为主的汉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受到非常严重压迫的国家，在这种环境下，作为汉民族，在这个时候应该为那些受到迫害的族群着想。"
席海明在闭幕时表示，这仅仅是一个多民族合作的开始，今后面对每个民族发生的问题和公共事件时，应该协同行动："就象捆绑在一起的五支箭，我们就不容易被折断。"
作者:吴雨 责编: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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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鼓励蒙汉对话推动中国进步 法广新闻
作者 蒙特利尔特约记者 潘卫
达赖喇嘛日前致函《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鼓励内蒙古人“通过对话、论坛这一正常渠道，探讨目前亟待解决的民族和民主问题”，并希望蒙汉双方“达成更多的共识，实实在在地建构一条民族理解的桥梁，推动中国民主进步。”达赖喇嘛同时还告诫中国政府“武力之下，建立不了真正的民族和谐。”
首届《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于11月21日和22日在德国科隆近郊小城勒沃库森举行，四十多名流亡的维吾尔人、藏人、蒙古人以及海外中国民主活动人士与会，会议就“蒙古文化和历史”、“ 经济高速发展下的生态代价”、“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及“民族发展与民主政治”等主题展开了探讨。
会议主办者之一、流亡德国的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认为历史文化、宗教传统以及政治因素是构成蒙汉两个民族矛盾的根本原因，经济高速发展使中国对内蒙古资源进行了掠夺性的开发，草原生态遭受极大的破坏，他呼吁“中国设立内蒙古环保基金”，以保护原住民生存环境和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海外内蒙古人主要集中居住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地，1997年内蒙古人民党在美国成立，1998年曾一度考虑成立流亡政府。这次研讨会之后，流亡者们准备成立南蒙古大议会筹委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达赖喇嘛日前致函《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鼓励内蒙古人“通过对话、论坛这一正常渠道，探讨目前亟待解决的民族和民主问题”，并希望蒙汉双方“达成更多的共识，实实在在地建构一条民族理解的桥梁，推动中国民主进步。”达赖喇嘛同时还告诫中国政府“武力之下，建立不了真正的民族和谐。”
首届《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于11月21日和22日在德国科隆近郊小城勒沃库森举行，四十多名流亡的维吾尔人、藏人、蒙古人以及海外中国民主活动人士与会，会议就“蒙古文化和历史”、“ 经济高速发展下的生态代价”、“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及“民族发展与民主政治”等主题展开了探讨。
会议主办者之一、流亡德国的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认为历史文化、宗教传统以及政治因素是构成蒙汉两个民族矛盾的根本原因，经济高速发展使中国对内蒙古资源进行了掠夺性的开发，草原生态遭受极大的破坏，他呼吁“中国设立内蒙古环保基金”，以保护原住民生存环境和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海外内蒙古人主要集中居住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地，1997年内蒙古人民党在美国成立，1998年曾一度考虑成立流亡政府。这次研讨会之后，流亡者们准备成立南蒙古大议会筹委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流亡德国内蒙团体开研讨会 纪念内蒙学运三十周年 RFA
流亡德国的内蒙古人权团体，联合欧洲的民运团体，藏族、维吾尔族维权团体共同在德国召开纪念内蒙学生运动三十周年大型研讨会。达赖喇嘛亲自发来贺信，来自世界各地的七十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十一月二十一号，二十二号，流亡德国的内蒙古的人权团体，联合德国的民运团体，异议人士在德国文化名城科隆的市郊，召开了一次大型的有关内蒙古问题的研讨交流会。参加者包括来自加拿大、美国、瑞典、法国、荷兰等世界各地的，各民族流亡海外的维权人士、民运团体。这次会议是今年在欧洲举行的最大的一次有关中国民主运动问题的会议，也是最近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有关中国的民族问题的会议。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记者采访了这次会议的发起人，以及组织者之一，流亡德国的保卫内蒙古人权同盟主席，欧洲蒙维藏汉协谈会主席席海明先生。
关于这次会议，席海明先生对记者介绍说，“这次会议主要是以内蒙古问题为出发点，来了很多西藏的朋友，维吾尔族的朋友，当然大多数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些朋友们。讨论重点是内蒙古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讨论内蒙古问题呢？因为今年是一九八一年内蒙古学生运动三十周年。我们原来在内蒙古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三十周年一定要开一个纪念会。但是现在所有当时参加过这次学生运动的朋友在一起纪念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在科隆开这个会，用这个会议的形式表示对八一年学生运动的精神的继承和继续。把内蒙古问题，我们八一年学生运动所提出的问题，和现在存在的问题提出来，进一步引起公众和国际社会的重视。所以我们开这个会”。
席海明先生是三十年前的内蒙古学生运动的总指挥，在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运动后，也被迫流亡海外。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席海明先生介绍说，“会议情况超过我的预料。因为共产党为了防止继新疆西藏问题之后，内蒙古问题也国际化，采取了很多办法对这次会议进行打压。例如经济来源，有些人最开始答应给我们捐款，最后因为共产党的压力不给钱了。所以这个会议没有钱，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大家还是很积极，很多人是自己买机票，自己花钱交报到费来开会，会议来了七十多个人。”
席海明先生说，会议气氛热烈，讨论了很多具体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达赖喇嘛给大会亲自发来了贺信。亲自口授，亲自签名的一封贺信。这对我们大会是一个很好的鼓舞和支持。大家发言也非常踊跃，包括各方面的朋友，如维吾尔族的朋友，西藏的朋友。”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r-11232011104551.html
十一月二十一号，二十二号，流亡德国的内蒙古的人权团体，联合德国的民运团体，异议人士在德国文化名城科隆的市郊，召开了一次大型的有关内蒙古问题的研讨交流会。参加者包括来自加拿大、美国、瑞典、法国、荷兰等世界各地的，各民族流亡海外的维权人士、民运团体。这次会议是今年在欧洲举行的最大的一次有关中国民主运动问题的会议，也是最近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有关中国的民族问题的会议。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记者采访了这次会议的发起人，以及组织者之一，流亡德国的保卫内蒙古人权同盟主席，欧洲蒙维藏汉协谈会主席席海明先生。
关于这次会议，席海明先生对记者介绍说，“这次会议主要是以内蒙古问题为出发点，来了很多西藏的朋友，维吾尔族的朋友，当然大多数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些朋友们。讨论重点是内蒙古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讨论内蒙古问题呢？因为今年是一九八一年内蒙古学生运动三十周年。我们原来在内蒙古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三十周年一定要开一个纪念会。但是现在所有当时参加过这次学生运动的朋友在一起纪念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在科隆开这个会，用这个会议的形式表示对八一年学生运动的精神的继承和继续。把内蒙古问题，我们八一年学生运动所提出的问题，和现在存在的问题提出来，进一步引起公众和国际社会的重视。所以我们开这个会”。
席海明先生是三十年前的内蒙古学生运动的总指挥，在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运动后，也被迫流亡海外。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席海明先生介绍说，“会议情况超过我的预料。因为共产党为了防止继新疆西藏问题之后，内蒙古问题也国际化，采取了很多办法对这次会议进行打压。例如经济来源，有些人最开始答应给我们捐款，最后因为共产党的压力不给钱了。所以这个会议没有钱，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大家还是很积极，很多人是自己买机票，自己花钱交报到费来开会，会议来了七十多个人。”
席海明先生说，会议气氛热烈，讨论了很多具体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达赖喇嘛给大会亲自发来了贺信。亲自口授，亲自签名的一封贺信。这对我们大会是一个很好的鼓舞和支持。大家发言也非常踊跃，包括各方面的朋友，如维吾尔族的朋友，西藏的朋友。”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r-11232011104551.html
2011年11月22日星期二
2011年11月21日星期一
澳大利亚公司在蒙古南戈壁省发现大型煤矿
澳大利亚吉尔福德煤炭公司最近在蒙古国境内、距中国约60公里的南戈壁省发现一大型煤矿。根据联合矿石储量委员会规范计算，初步确认该煤矿含煤6300多万吨。其中，3800多万吨为探明储量，2490万吨为推测储量。
该公司在这一地区拥有5个勘探许可证。如果该公司通过露天开采的方式开发这一煤矿，预计煤炭年产量将达到100万至200万吨。据报道，该煤矿将于明年夏天启动开采。
该公司在这一地区拥有5个勘探许可证。如果该公司通过露天开采的方式开发这一煤矿，预计煤炭年产量将达到100万至200万吨。据报道，该煤矿将于明年夏天启动开采。
蒙古国柔道选手名列阿姆斯特丹大奖赛总成绩第二名
蒙古国媒体21日报道，在日前结束的2011年世界柔道大奖赛阿姆斯特丹站的比赛中，蒙古国选手取得2金1银3铜的好成绩，在总成绩榜上名列第二。
图木尔呼勒格和勒哈木德格德分别夺得男子60公斤级和女子78公斤级金牌，米亚拉格查获得男子66公斤级的银牌。另外的三枚铜牌分别来自男子60公斤级、66公斤级和女子63公斤级。
共有来自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逾400名运动员参加了本站比赛，蒙古国派出9名男选手和5名女选手参与了该赛事。
蒙古国的奥运冠军图布辛巴亚尔也参加了比赛，但只在自己的级别中名列第五。
图木尔呼勒格和勒哈木德格德分别夺得男子60公斤级和女子78公斤级金牌，米亚拉格查获得男子66公斤级的银牌。另外的三枚铜牌分别来自男子60公斤级、66公斤级和女子63公斤级。
共有来自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逾400名运动员参加了本站比赛，蒙古国派出9名男选手和5名女选手参与了该赛事。
蒙古国的奥运冠军图布辛巴亚尔也参加了比赛，但只在自己的级别中名列第五。
蒙古国的卫拉特研究
〔蒙古〕楚伦·达赖
编者案：楚·达赖先生是蒙古国新当选的科学院院士，早年曾留学我国，后工作于蒙古驻华使馆。现为蒙古国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近年来倡导卫拉特文化的研究。作者的这篇中文稿介绍了蒙古国有关卫拉特研究的实况和作者个人的观点。仅供研究者参考。
阿阑豁阿的子孙——卫拉特蒙古是蒙古民族共同体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他们是一群保留着许多早期的传统礼仪和习俗并具有独特的文化，具有果敢、智慧、勤劳的品德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人民。卫拉特史是蒙古史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卫拉特研究将充实和丰富蒙古民族古今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上从未有过单独的卫拉特民族，她不是独立的少数民族或是蒙古民族的小部族。历史上的蒙古民族是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的，这在古代是由叫“草原百姓”（尼鲁温蒙古）和“林中百姓”（卫拉特、布利亚特）的两部分组成的。到后来是由东部蒙古（中央蒙古）和西部蒙古（以卫拉特为主）两部分组成的。但是如果否认以黄金家族为主的中央蒙古在历史上一直作为蒙古民族的主体这一事实，那就是歪曲历史。蒙古历史是由所有的蒙古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但由于受异族恶毒的挑拨分化政策的控制，蒙古统治阶级实行某些狭隘的政策，使蒙古两大主要集团之间世代都有令人痛心的悲剧发生。成吉思汗从未将蒙古民族整体依大小、强弱或是黄金家族和非黄金家族来区分，而是一视同仁，强调统一和团结。这一点应当成为蒙古历史研究人员坚持的主要思想准则。
自成吉思汗创建的大蒙古国帝国之后，尤其是在满清统治时期，卫拉特蒙古人民深受灾难、溃散、歧视之苦，这是由于内外势力相互勾结造成的。卫拉特人民的历史虽曾一度被歪曲，但在全球性的改革大潮汹涌澎湃的今天，所有国家的民族的历史都开始得到公正的评价。总之，认真地介绍、评价西部蒙古人民历史的高质量的论著在蒙古国内外还不多见。
卫拉特蒙古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具体来说在新疆、青海、甘肃北部的肃北蒙古、呼伦贝尔的厄鲁特和黑龙江的厄鲁特旗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盟境内都居住着保留传统习俗的卫拉特蒙古人。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聚居着被称为额勒斯太卡尔梅克的以吐尔扈特、杜尔伯特为主的卫拉特蒙古人，现在他们建立了卡尔梅克共和国，走上发展的新路程。从卡尔梅克中分出来的一部分卫拉特人现居住在美国。还有自认为是蒙古人一支的图瓦乌梁海。在蒙古国西部的三个省——科布多、乌布斯、巴彦乌勒盖省居住着属卫拉特蒙古的杜尔伯特、巴雅特、扎哈沁、乌梁海、吐尔扈特、厄鲁特、明嘎特等部族。从１９８９年的统计数字看，杜尔伯特有５５２００人，巴雅特有３９２００人、扎哈沁有２３０００人、乌梁海有２１３００人、吐尔扈特有１０１００人、厄鲁特人９２００人、明嘎特有４８００人［（１）ａ］。因噶丹汗战争而移居到后杭爱、前杭爱省的少数厄鲁特人民至今还在那里生活并仍保留着自己的习俗。土默特的阿勒坦汗和呼图格台彻辰洪台吉等征讨平定居住在扎布汗的卫拉特，在翻越西阿尔泰山时，落下一部分属辉特部的厄鲁特人，他们的后代至今还居住在那里并完好地保留着自己的传统习俗。此外，戈壁阿尔泰、扎布汗、色楞格、苏赫巴特尔等省也散居着一些卫拉特部族的人。蒙古国共有２０万卫拉特人，占全国总人口的１０％。在术赤、察哈尔、斡阔台汗所统辖的国家和地区，因服兵役或以属民的身份被调去的一部分卫拉特人已被伊斯兰同化了。如果除去这部分人，现在全世界大约有近６０万卫拉特蒙古人。
《蒙古秘史》［（２）ａ］、拉施特哀丁的《史集》［（３）ａ］、《元史》［（４）ａ］、《明实录》［（５）ａ］、《明史》［（６）ａ］和《明史纪事本末》［（７）ａ］等史料和流传于卫拉特蒙古人中的一些传说和故事及一些零散的托忒文史料记载，卫拉特蒙古人的祖先生活在沿贝加尔湖、库苏古尔湖、色楞格河下游，唐努、萨彦岭、郭尔罗格河（叶尼塞）、额尔齐斯河上游和沿阿尔泰山脉的原始森林地带。她们除了从事牧业外，一部分还以狩猎、捕鱼为生。她们中间也有一部分从事农业，这大概是后来才产生的。早在９世纪的史料中就有对卫拉特部的先民之一的乌梁海部的记载。
卫拉特部族在史料中的记载虽有２０００多年，但较明确的记述还是在１０世纪之后。“卫拉特”这一名称的发音在早先可能与现在有些区别，也许在方言中叫“θлхнийхэ、θθлд、θголэй”等。“卫拉特”这一名称在汉文史料中有六、七种记载。例如：斡亦剌惕、斡亦剌、外剌、猥剌、瓦剌、卫拉特、厄额鲁特等。在元（１２６０—１３６８），明（１３６８—１６４４），清（１６１６—１９１１）时代，是以不同的文言都能适应的象形文字记载的。其中明朝的“瓦剌”、清朝的“卫拉特”使用较多。有些汉文史料中还有“大瓦剌”（Их Ойрад）这一名称。学者们对于“卫拉特”这一名称的含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有两种解释影响最大。一种认为是从“Ойрдотно”“（亲密的）”“Ойр худын”（亲家），“Ойрынхолбоо”（亲近的联盟）而来的。另一种认为是从“Ойр иргэн”（林中百姓）“Ойд амьдрагчид”（生活在林中的人）发展而来的。研究卫拉特史的大部分学者一直赞同第二种观点。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依据。有关“卫拉特”这一名称的更详尽的研究，最近几年国外学者，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努力钻研，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１）ｂ］。“卫拉特”这一名称最初也许是地名、也许是以主要首领的名字称呼的。不管怎么说，“卫拉特”似乎是以卫拉特四部的主要部族卫拉特部的名字命名的。较可信的说法是指卫拉特四部之间的联盟或他们内部之间亲密的联系，从这一内容产生了“卫拉特”这一名称。
虽说有关卫拉特蒙古历史的文献资料不算丰富，但以蒙、藏、汉、满、俄文写成的史记、回忆录、游记、信件、公函、呈文、法典等并不少见，在蒙、汉文文献中见不到的一些珍贵资料在藏文中可以查到，现在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料。这类资料尤其是在青海蒙古中比较多见。
对于中国明代，特别是清朝的有关卫拉特的汉、满文文献如果不进行仔细的推敲，只求字面上的理解，就会产生片面的见解。举个例子，１７５５—１７５８年，满清皇帝为讨伐卫拉特蒙古多年不降之罪，采取了杀尽斩绝，迫使他们背井离乡等手段，造成了深重的罪孽。１７５７年的悲剧在卫拉特蒙古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创伤。那一年，奉乾隆皇帝的旨令，几万卫拉特人被活埋，无数的村落被扫荡一空，特别是对领导卫拉特四部斗争的绰罗斯和厄鲁特部更是格杀勿论。卫拉特蒙古的首府古尔扎城遭到破坏，该城中闻名于世的“巴伦召”的金顶古尔扎都纲和银顶海奴齐都纲全都化为灰烬。在古尔扎寺和海奴齐寺内可召开容纳７０００名喇嘛的大法会。满人为了悔罪，收拢当地人民的心，在原寺的遗址上建造了“安远庙”。用蒙古文所写的经文有许多被烧毁了。１７６５年，乾隆皇帝亲自赴卫拉特草原，隆重纪念镇压卫拉特１０周年，并去了“安远庙”，对卫拉特蒙古采取了奸滑的政策。那时，胜者是满清统治者，败者为卫拉特人民。所以，胜者一方以自身利益为标准，大力吹嘘自己的力量，指鹿为马，颠倒是非。伤天害理的事，也被描绘成是“正义的事业”。为民族的自由而进行不懈斗争的卫拉特蒙古因为遭到失败，所以其功绩一概被抹煞，在史籍中被冠以“叛徒”、“逆贼”、“乱匪”等罪名。对其领袖人物噶尔丹巴（Galdambaa），策妄阿拉布坦（Tseveenravdan）噶尔丹策凌（Galdantseren），舒奈（Shunai）、达瓦齐（Dawats）和噶尔丹（Galdan-Boshogt），阿穆尔萨纳（Amarsanaa）等人更是除了“猪”“狗”之类的词外没有其他称呼。深受卫拉特人民爱戴的英雄噶尔丹巴和舒奈在历史上几乎没有被记载。这一点在记录１６６３—１７２２年间事情的康熙《实录》，记录１７３６—１７９５年间事情的乾隆《实录》中清楚地得到了证实。满清时期的一切历史，档案资料都是依据这些“实录”写成的。可见，对于封建阶级的文献资料如果不加分析地引用，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人民的历史。但是一概否认汉、满文的卫拉特文献资料的价值也是行不通的。由汉文或满文写成的卫拉特史研究的基础文献资料《清实录》、《朔漠方略》、《钦定准格尔方略》等三部巨著至少应当得到利用，否则，进行卫拉特史研究将会有很多缺憾。
过去，我们在进行卫拉特研究时，没有充分利用蒙、藏、汉、满、俄文的著作、档案资料，只是局限于手头的一些资料，从而产生了片面的研究成果，这一点上面已经说到了。
蒙古国西部的阿尔泰地区是卫拉特四部发源地之一。那里有与卫拉特、蒙古历史有关的уенч Бодомчнийн урхацал． Алтайн таван богд． иаван хумаст хайрхан． Б--умба уул． улаан даваа． Цамбагарав уул． Баатар хайрхан уул． уенчийн цагаан д-- эрс． ээрийн щар хулс． сартагтайн гуу（суваг）等众多的地方。在蒙古国科布多、乌布斯、巴彦乌勒盖、后杭爰、戈壁阿尔泰、扎布汗、库苏古尔、色楞格、苏赫巴特尔等省的卫拉特蒙古地区或其部族的后代中存有许多文化和实物方面的遗产，此外，蒙古国中央图书馆存有《卫拉特四部史》、《札雅班迪传》（四卫拉特史记）、《金念珠》、《文字的汇编》、《汗哈冉惠》等一批托忒蒙古文史料。这些文物资料对于推进卫拉特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
１９２４年，学者Ｋ·策旺（Tseween）撰写了《蒙古诸部落族源与现状》（моголын жижиг ястнуудын угсаа． оноо--гийн байдал）一文［（１）ｃ］，这是蒙古学者撰写的第一篇有关卫拉特蒙古方面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蒙古国的杜尔伯特、巴雅特、厄鲁特，明嘎特，扎哈沁，吐尔扈特、乌梁海、和硕特、霍屯和从新疆迁移来的察哈尔等部的起源、历史、文化及当时的状况。在这之后，Ｂ·布彦楚格兰（B·Buyanchuulgan）的《蒙古厄鲁特史》［（２）ｃ］发表于３０年代，该书由《噶尔丹汗》、《噶尔丹策凌汗》、《达瓦齐汗》、《阿穆尔萨纳汗》、《卫拉特部族的斗争》等五部分组成。之后直到５０年代末，卫拉特研究在蒙古一度处于停顿状态。从５０、６０年代开始在Ｂ·仁亲（B·Rentsin）、Ｕ·达木丁苏荣（Ch·Damdinsuren）、Ｍ·鲁布桑旺丹（Sh·Luwsanwandan）等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卫拉特研究又开始得到发展。
从那时开始，一批研究卫拉特历史、语言文学、艺术、风俗等的学者队伍逐步形成。通过走访卫拉特部族，搜集有关历史文物，托忒文文献资料，故事寓言、歌词等，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１９６０年，在莫斯科召开了苏联、美国、蒙古三国卫拉特研究学者会议。三国学者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情况，这次会议对于蒙古的卫拉特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１９６５年，为纪念著名说书艺人帕尔亲（Parchin）诞辰１１０周年，召开了学术讨论会。这是蒙古首次召开卫拉特研究方面的学术讨论会。帕尔亲是西部蒙古巴雅特部族人，是以马头琴伴奏吟唱史诗的著名说书艺人。会议的报告、讲话及吟唱的史诗通过整理，于１９６６年出版专辑《蒙古英雄史诗辑》。
１９６８年９月，为纪念托忒文字诞生３２０周年，在乌兰巴托市举行了学术讨论会。这是在蒙古举办的有关卫拉特研究的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蒙古著名学者全部出席了会议并做了学术报告。科学院院士Ｍ·鲁布桑旺丹宣读的论文为《论八思巴文和托忒文正字法中标记长元音的方法》、Ｂ·仁亲院士的论文是《论托忒蒙文的文化意义》、Ｕ·达木丁苏荣院士的论文题目为《托忒文〈罗摩衍那〉》。通过这次学术活动进一步认识用托忒文翻译、编写的书籍对于蒙古学研究，特别是卫拉特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不重视利用这些文献资料而进行卫拉特研究，将会产生片面的结论。
１９９０年８月，蒙古和中国的卫拉特研究学者在乌兰巴托会晤，就各自的卫拉特研究情况做了通报，在今后的研究计划方面交换了意见［（１）ｄ］。在此应当特别提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拉特学研究工作最有成效，已出版、发表了许多论著。他们还召开了几次卫拉特研究方面的国际研讨会。１９８８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了“江格尔”国际研讨会，蒙古学者д·策仁索德诺姆 (D·Tserehsodnom）、ч·达赖（Ch·Dalai）参加了会议并宣读了论文。台湾的蒙古历史研究也有进展，其中出版了几本有关卫拉特研究方面的论著［（２）ｄ］。
与卫拉特历史有关的问题一直是蒙古历史学工作者的课题。其中д·宫古尔（D·Gonggor）的《科布多简史》［（１）ｅ］。Ｈ·伊西扎木茨（N·Ishjamts）的《１７５５—１７５８年蒙古人民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２）ｅ］。Ｃ·普尔布扎布（S·Purevjav）写的《和托辉特的族源与历史问题》［（３）ｅ］。奥其尔的《蒙古的卫拉特简史》［（４）ｅ］等著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国历史学者在撰写《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三卷本、一卷本时，其卫拉特史部分虽然尚显简要，可都是必有的内容。但是我们的有些史学家在成果中坚持一些片面的观点，这可能是在对卫拉特研究方面的文献资料掌握不足，尤其是对汉、满、藏文献几乎没有加以利用的情况下撰写的。有关卫拉特蒙古的文学作品也不少见。有作家Ｋ· 普热布（J·Purev）的《心中的怒火》、《迷雾》，ш·纳楚克道尔基院士（Sh·Natsagdorji）所写的《水晶鉴》，记者策恩布勒（Tsembel）所写的《阿穆尔萨纳》、《噶尔丹汗》等长篇小说。这些作品以大胆涉及领导卫拉特蒙古人民进行争取自由斗争的主要英雄人物为特点。可以看出作家为创作好作品而花费了不少心血。但在真实地描写卫拉特蒙古人民的斗争历史，对领袖人物噶尔丹汗、阿穆尔萨纳、青贡扎布等人的形象刻画方面，除策恩布勒的《噶尔丹汗》之外，可以说还很不够，没有能够很好地进行总结和反映。这是由于没能认真查阅各种文字的有关卫拉特的资料，或对卫拉特人民的风俗习惯方面的知识尚有欠缺。小说是人民大众的财富，很容易得到他们的信任，尤其是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以蒙古历史为题材的作品，应有根有据，不应歪曲历史或虚设人物，必须从“蒙古”这一整体意识出发才是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近年来，在卫拉特历史方面：Ａ·奥其尔（A·Ochir）、Ｔ·明斯（G·Mins）、女学者Ｃ·朝洛蒙（S·Tsolmon）；在这方面和民间文学方面：Ｋ·措罗（J·Tsoloo），在江格尔研究方面：Ａ·纳然图雅（A·Narantuyaa）、л·杜格尔苏荣（L·Dugersuren）；在古迹、风俗、物质文化方面画家阿木嘎朗（Amgalan）等人的成绩显著。现在，蒙古很重视研究整理卫拉特人民的历史这项工作。这是一项有益于研究和丰富祖国历史文化的工作。在蒙古的图书馆中藏有近２０００册托忒文书籍资料。在恢复卫拉特研究、搜集托忒文资料并进行研究方面学者Ｘ·鲁布桑巴拉丹（H·Luwsanbaldan）做了很大的努力。历史研究所的民俗学研究室正在编写卫拉特民俗学，这一大部头的著作对于卫拉特研究将做出突出的贡献。
１９９１年蒙古成立了卫拉特学会并创办发行了《卫拉特风俗》报，该报经常刊登些与卫拉特历史、文化、习俗有关的新资料。１９９３年初，在乌兰巴托市成立了“国际卫拉特研究会”。这些学会的宗旨在于，使卫拉特历史、文化的研究不受政治方面的影响。１９９４年是噶尔丹汗逝世３００周年，届时蒙古将举行纪念活动。长篇历史小说《噶尔丹汗》已完稿，现正在出版当中。由作家道格米德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被清理的活佛》已完成。
努力发展蒙古的卫拉特研究事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开始同卡尔梅克的学者们合作开展这项工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开展合作是十分重要的。此外，还要同俄罗斯、日本、德国、美国等开展卫拉特研究的国家进行合作。
（楚伦·达赖 蒙古国科学院院士 东北亚研究所所长）
参考文献：
（１）ａ Anniversary Hatistical year book乌兰巴托１９９１，１４—１６卷。
（２）ａ 在《蒙古秘史》第１０卷中有“槐因亦尔坚”，汉字旁译为“林木中的百姓”。这是有关卫拉特文献中最初的明确记载。
（３）ａ 在拉施特哀丁的著名《史集》中记载了林中百姓或卫拉特、布利亚特的情况。详见拉施哀丁《史集》《蒙古史暨成吉思汗争取帝位的开始到其逝世的历史》。波斯文；其俄文译注见и·и·别列吉娜《俄国考古文学会东方分会学报》５—８卷１８５８—１８８８。
（４）ａ 在《元史》的“太祖本纪”、《定宗本纪》、“世祖本纪”、“宁宗本纪”第６３、９０、１０９、１２０、１２７、１３３、１３５、１６５、１６６、１６７部中有卫拉特历史方面的零散记载。
（５）ａ 《明实录》是研究卫拉特史的重要汉文史料。１９６１年台湾出版的是最好的版本。在这部巨著中的“太宗实录”、“仁宗实录”、“宣宗实录”、“英宗实录”、“世宗实录”和“神宗实录”中记载了较详细的卫拉特资料。
（６）ａ 《明史》第３２８章中有“瓦刺传”。
（７）ａ 《明史纪事本末》节２０、２１、２９、３２、３３章中记载着卫拉特蒙古历史方面的详尽资料。特别是第３２章中的内容更是引人入胜，是反映明朝时期蒙古真实情况的可靠资料。
（１）ｂ 陶格陶呼：《文献研究五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７年增刊。１９８７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增设了卫拉特研究专辑。
（１）ｃ Ｋ·策温《论达尔哈特、库苏古尔乌梁海、杜尔伯特、回回、巴雅特、厄鲁特、明嘎特、扎哈沁、吐尔扈特、和硕特、察哈尔、达理冈嘎、阿尔泰乌梁海、哈萨克、哈莫尼干等的起源问题》。乌兰巴托，１９３４。
（２）ｃ Ｂ·布彦楚格兰《蒙古厄鲁特史》中噶尔丹汗部分，国家图书馆藏书；《蒙古版图》，国家图书馆藏书；《满清统治蒙古时期的资料》，国家图书馆藏书。以上所述书籍都与卫拉特史有关。
（１）ｄ 在双方的会晤中，蒙方有Ｈ·伊什扎木茨和ч·达赖博士、教授、Ａ·奥其尔、Ｋ·措罗、ц·巴特尔副博士等卫拉特研究人员，中方有巴雅尔、金峰、那仁巴图、确丹达尔、额尔德尼巴雅尔等卫拉特研究方面的专家教授参加。
（２）ｄ 刘学铫：《土尔扈特喀尔玛克蒙古简史》，台北，１９６９。
刘学铫：《土尔扈特源流与考证校补》，台北，１９７０。
金兆鸿：《海西及青海额鲁特蒙古》，《新夏月刊》１２期，１９７０。
张哲诚：《从阿鲁台到额鲁特》，《中国边政》８５期，１９８４。
李卓英：《卡尔玛克蒙古之历史背景》，《中国边政》３７—３８期合刊，１９７２。
（１）ｅ д·宫古尔博士是卫拉特蒙古史方面的专家，在《科布多史》这部著作中，对居住在科布多省的卫拉特人的历史写得相当好。
（２）ｅ Ｈ·伊什扎本茨：《１７５５—１７５８年蒙古人民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阿穆尔萨纳、青贡扎布起义）》，乌兰巴托，１９６２年；Ｈ·伊什扎本茨是蒙古历史学者中首先运用汉、满文资料撰写卫拉特史的人。
（３）ｅ Ｃ·普热布扎布：《霍特高依特的族源考（１６—１９世纪）》，乌兰巴托，１９７０。
（４）ｅ Ａ·奥其尔：《蒙古的卫拉特简史》，乌兰巴托，１９９３，这是蒙古最新的有关卫拉特史的力作。
编者案：楚·达赖先生是蒙古国新当选的科学院院士，早年曾留学我国，后工作于蒙古驻华使馆。现为蒙古国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近年来倡导卫拉特文化的研究。作者的这篇中文稿介绍了蒙古国有关卫拉特研究的实况和作者个人的观点。仅供研究者参考。
阿阑豁阿的子孙——卫拉特蒙古是蒙古民族共同体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他们是一群保留着许多早期的传统礼仪和习俗并具有独特的文化，具有果敢、智慧、勤劳的品德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人民。卫拉特史是蒙古史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卫拉特研究将充实和丰富蒙古民族古今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上从未有过单独的卫拉特民族，她不是独立的少数民族或是蒙古民族的小部族。历史上的蒙古民族是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的，这在古代是由叫“草原百姓”（尼鲁温蒙古）和“林中百姓”（卫拉特、布利亚特）的两部分组成的。到后来是由东部蒙古（中央蒙古）和西部蒙古（以卫拉特为主）两部分组成的。但是如果否认以黄金家族为主的中央蒙古在历史上一直作为蒙古民族的主体这一事实，那就是歪曲历史。蒙古历史是由所有的蒙古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但由于受异族恶毒的挑拨分化政策的控制，蒙古统治阶级实行某些狭隘的政策，使蒙古两大主要集团之间世代都有令人痛心的悲剧发生。成吉思汗从未将蒙古民族整体依大小、强弱或是黄金家族和非黄金家族来区分，而是一视同仁，强调统一和团结。这一点应当成为蒙古历史研究人员坚持的主要思想准则。
自成吉思汗创建的大蒙古国帝国之后，尤其是在满清统治时期，卫拉特蒙古人民深受灾难、溃散、歧视之苦，这是由于内外势力相互勾结造成的。卫拉特人民的历史虽曾一度被歪曲，但在全球性的改革大潮汹涌澎湃的今天，所有国家的民族的历史都开始得到公正的评价。总之，认真地介绍、评价西部蒙古人民历史的高质量的论著在蒙古国内外还不多见。
卫拉特蒙古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具体来说在新疆、青海、甘肃北部的肃北蒙古、呼伦贝尔的厄鲁特和黑龙江的厄鲁特旗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盟境内都居住着保留传统习俗的卫拉特蒙古人。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聚居着被称为额勒斯太卡尔梅克的以吐尔扈特、杜尔伯特为主的卫拉特蒙古人，现在他们建立了卡尔梅克共和国，走上发展的新路程。从卡尔梅克中分出来的一部分卫拉特人现居住在美国。还有自认为是蒙古人一支的图瓦乌梁海。在蒙古国西部的三个省——科布多、乌布斯、巴彦乌勒盖省居住着属卫拉特蒙古的杜尔伯特、巴雅特、扎哈沁、乌梁海、吐尔扈特、厄鲁特、明嘎特等部族。从１９８９年的统计数字看，杜尔伯特有５５２００人，巴雅特有３９２００人、扎哈沁有２３０００人、乌梁海有２１３００人、吐尔扈特有１０１００人、厄鲁特人９２００人、明嘎特有４８００人［（１）ａ］。因噶丹汗战争而移居到后杭爱、前杭爱省的少数厄鲁特人民至今还在那里生活并仍保留着自己的习俗。土默特的阿勒坦汗和呼图格台彻辰洪台吉等征讨平定居住在扎布汗的卫拉特，在翻越西阿尔泰山时，落下一部分属辉特部的厄鲁特人，他们的后代至今还居住在那里并完好地保留着自己的传统习俗。此外，戈壁阿尔泰、扎布汗、色楞格、苏赫巴特尔等省也散居着一些卫拉特部族的人。蒙古国共有２０万卫拉特人，占全国总人口的１０％。在术赤、察哈尔、斡阔台汗所统辖的国家和地区，因服兵役或以属民的身份被调去的一部分卫拉特人已被伊斯兰同化了。如果除去这部分人，现在全世界大约有近６０万卫拉特蒙古人。
《蒙古秘史》［（２）ａ］、拉施特哀丁的《史集》［（３）ａ］、《元史》［（４）ａ］、《明实录》［（５）ａ］、《明史》［（６）ａ］和《明史纪事本末》［（７）ａ］等史料和流传于卫拉特蒙古人中的一些传说和故事及一些零散的托忒文史料记载，卫拉特蒙古人的祖先生活在沿贝加尔湖、库苏古尔湖、色楞格河下游，唐努、萨彦岭、郭尔罗格河（叶尼塞）、额尔齐斯河上游和沿阿尔泰山脉的原始森林地带。她们除了从事牧业外，一部分还以狩猎、捕鱼为生。她们中间也有一部分从事农业，这大概是后来才产生的。早在９世纪的史料中就有对卫拉特部的先民之一的乌梁海部的记载。
卫拉特部族在史料中的记载虽有２０００多年，但较明确的记述还是在１０世纪之后。“卫拉特”这一名称的发音在早先可能与现在有些区别，也许在方言中叫“θлхнийхэ、θθлд、θголэй”等。“卫拉特”这一名称在汉文史料中有六、七种记载。例如：斡亦剌惕、斡亦剌、外剌、猥剌、瓦剌、卫拉特、厄额鲁特等。在元（１２６０—１３６８），明（１３６８—１６４４），清（１６１６—１９１１）时代，是以不同的文言都能适应的象形文字记载的。其中明朝的“瓦剌”、清朝的“卫拉特”使用较多。有些汉文史料中还有“大瓦剌”（Их Ойрад）这一名称。学者们对于“卫拉特”这一名称的含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有两种解释影响最大。一种认为是从“Ойрдотно”“（亲密的）”“Ойр худын”（亲家），“Ойрынхолбоо”（亲近的联盟）而来的。另一种认为是从“Ойр иргэн”（林中百姓）“Ойд амьдрагчид”（生活在林中的人）发展而来的。研究卫拉特史的大部分学者一直赞同第二种观点。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依据。有关“卫拉特”这一名称的更详尽的研究，最近几年国外学者，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努力钻研，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１）ｂ］。“卫拉特”这一名称最初也许是地名、也许是以主要首领的名字称呼的。不管怎么说，“卫拉特”似乎是以卫拉特四部的主要部族卫拉特部的名字命名的。较可信的说法是指卫拉特四部之间的联盟或他们内部之间亲密的联系，从这一内容产生了“卫拉特”这一名称。
虽说有关卫拉特蒙古历史的文献资料不算丰富，但以蒙、藏、汉、满、俄文写成的史记、回忆录、游记、信件、公函、呈文、法典等并不少见，在蒙、汉文文献中见不到的一些珍贵资料在藏文中可以查到，现在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料。这类资料尤其是在青海蒙古中比较多见。
对于中国明代，特别是清朝的有关卫拉特的汉、满文文献如果不进行仔细的推敲，只求字面上的理解，就会产生片面的见解。举个例子，１７５５—１７５８年，满清皇帝为讨伐卫拉特蒙古多年不降之罪，采取了杀尽斩绝，迫使他们背井离乡等手段，造成了深重的罪孽。１７５７年的悲剧在卫拉特蒙古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创伤。那一年，奉乾隆皇帝的旨令，几万卫拉特人被活埋，无数的村落被扫荡一空，特别是对领导卫拉特四部斗争的绰罗斯和厄鲁特部更是格杀勿论。卫拉特蒙古的首府古尔扎城遭到破坏，该城中闻名于世的“巴伦召”的金顶古尔扎都纲和银顶海奴齐都纲全都化为灰烬。在古尔扎寺和海奴齐寺内可召开容纳７０００名喇嘛的大法会。满人为了悔罪，收拢当地人民的心，在原寺的遗址上建造了“安远庙”。用蒙古文所写的经文有许多被烧毁了。１７６５年，乾隆皇帝亲自赴卫拉特草原，隆重纪念镇压卫拉特１０周年，并去了“安远庙”，对卫拉特蒙古采取了奸滑的政策。那时，胜者是满清统治者，败者为卫拉特人民。所以，胜者一方以自身利益为标准，大力吹嘘自己的力量，指鹿为马，颠倒是非。伤天害理的事，也被描绘成是“正义的事业”。为民族的自由而进行不懈斗争的卫拉特蒙古因为遭到失败，所以其功绩一概被抹煞，在史籍中被冠以“叛徒”、“逆贼”、“乱匪”等罪名。对其领袖人物噶尔丹巴（Galdambaa），策妄阿拉布坦（Tseveenravdan）噶尔丹策凌（Galdantseren），舒奈（Shunai）、达瓦齐（Dawats）和噶尔丹（Galdan-Boshogt），阿穆尔萨纳（Amarsanaa）等人更是除了“猪”“狗”之类的词外没有其他称呼。深受卫拉特人民爱戴的英雄噶尔丹巴和舒奈在历史上几乎没有被记载。这一点在记录１６６３—１７２２年间事情的康熙《实录》，记录１７３６—１７９５年间事情的乾隆《实录》中清楚地得到了证实。满清时期的一切历史，档案资料都是依据这些“实录”写成的。可见，对于封建阶级的文献资料如果不加分析地引用，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人民的历史。但是一概否认汉、满文的卫拉特文献资料的价值也是行不通的。由汉文或满文写成的卫拉特史研究的基础文献资料《清实录》、《朔漠方略》、《钦定准格尔方略》等三部巨著至少应当得到利用，否则，进行卫拉特史研究将会有很多缺憾。
过去，我们在进行卫拉特研究时，没有充分利用蒙、藏、汉、满、俄文的著作、档案资料，只是局限于手头的一些资料，从而产生了片面的研究成果，这一点上面已经说到了。
蒙古国西部的阿尔泰地区是卫拉特四部发源地之一。那里有与卫拉特、蒙古历史有关的уенч Бодомчнийн урхацал． Алтайн таван богд． иаван хумаст хайрхан． Б--умба уул． улаан даваа． Цамбагарав уул． Баатар хайрхан уул． уенчийн цагаан д-- эрс． ээрийн щар хулс． сартагтайн гуу（суваг）等众多的地方。在蒙古国科布多、乌布斯、巴彦乌勒盖、后杭爰、戈壁阿尔泰、扎布汗、库苏古尔、色楞格、苏赫巴特尔等省的卫拉特蒙古地区或其部族的后代中存有许多文化和实物方面的遗产，此外，蒙古国中央图书馆存有《卫拉特四部史》、《札雅班迪传》（四卫拉特史记）、《金念珠》、《文字的汇编》、《汗哈冉惠》等一批托忒蒙古文史料。这些文物资料对于推进卫拉特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
１９２４年，学者Ｋ·策旺（Tseween）撰写了《蒙古诸部落族源与现状》（моголын жижиг ястнуудын угсаа． оноо--гийн байдал）一文［（１）ｃ］，这是蒙古学者撰写的第一篇有关卫拉特蒙古方面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蒙古国的杜尔伯特、巴雅特、厄鲁特，明嘎特，扎哈沁，吐尔扈特、乌梁海、和硕特、霍屯和从新疆迁移来的察哈尔等部的起源、历史、文化及当时的状况。在这之后，Ｂ·布彦楚格兰（B·Buyanchuulgan）的《蒙古厄鲁特史》［（２）ｃ］发表于３０年代，该书由《噶尔丹汗》、《噶尔丹策凌汗》、《达瓦齐汗》、《阿穆尔萨纳汗》、《卫拉特部族的斗争》等五部分组成。之后直到５０年代末，卫拉特研究在蒙古一度处于停顿状态。从５０、６０年代开始在Ｂ·仁亲（B·Rentsin）、Ｕ·达木丁苏荣（Ch·Damdinsuren）、Ｍ·鲁布桑旺丹（Sh·Luwsanwandan）等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卫拉特研究又开始得到发展。
从那时开始，一批研究卫拉特历史、语言文学、艺术、风俗等的学者队伍逐步形成。通过走访卫拉特部族，搜集有关历史文物，托忒文文献资料，故事寓言、歌词等，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１９６０年，在莫斯科召开了苏联、美国、蒙古三国卫拉特研究学者会议。三国学者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情况，这次会议对于蒙古的卫拉特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１９６５年，为纪念著名说书艺人帕尔亲（Parchin）诞辰１１０周年，召开了学术讨论会。这是蒙古首次召开卫拉特研究方面的学术讨论会。帕尔亲是西部蒙古巴雅特部族人，是以马头琴伴奏吟唱史诗的著名说书艺人。会议的报告、讲话及吟唱的史诗通过整理，于１９６６年出版专辑《蒙古英雄史诗辑》。
１９６８年９月，为纪念托忒文字诞生３２０周年，在乌兰巴托市举行了学术讨论会。这是在蒙古举办的有关卫拉特研究的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蒙古著名学者全部出席了会议并做了学术报告。科学院院士Ｍ·鲁布桑旺丹宣读的论文为《论八思巴文和托忒文正字法中标记长元音的方法》、Ｂ·仁亲院士的论文是《论托忒蒙文的文化意义》、Ｕ·达木丁苏荣院士的论文题目为《托忒文〈罗摩衍那〉》。通过这次学术活动进一步认识用托忒文翻译、编写的书籍对于蒙古学研究，特别是卫拉特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不重视利用这些文献资料而进行卫拉特研究，将会产生片面的结论。
１９９０年８月，蒙古和中国的卫拉特研究学者在乌兰巴托会晤，就各自的卫拉特研究情况做了通报，在今后的研究计划方面交换了意见［（１）ｄ］。在此应当特别提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拉特学研究工作最有成效，已出版、发表了许多论著。他们还召开了几次卫拉特研究方面的国际研讨会。１９８８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了“江格尔”国际研讨会，蒙古学者д·策仁索德诺姆 (D·Tserehsodnom）、ч·达赖（Ch·Dalai）参加了会议并宣读了论文。台湾的蒙古历史研究也有进展，其中出版了几本有关卫拉特研究方面的论著［（２）ｄ］。
与卫拉特历史有关的问题一直是蒙古历史学工作者的课题。其中д·宫古尔（D·Gonggor）的《科布多简史》［（１）ｅ］。Ｈ·伊西扎木茨（N·Ishjamts）的《１７５５—１７５８年蒙古人民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２）ｅ］。Ｃ·普尔布扎布（S·Purevjav）写的《和托辉特的族源与历史问题》［（３）ｅ］。奥其尔的《蒙古的卫拉特简史》［（４）ｅ］等著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国历史学者在撰写《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三卷本、一卷本时，其卫拉特史部分虽然尚显简要，可都是必有的内容。但是我们的有些史学家在成果中坚持一些片面的观点，这可能是在对卫拉特研究方面的文献资料掌握不足，尤其是对汉、满、藏文献几乎没有加以利用的情况下撰写的。有关卫拉特蒙古的文学作品也不少见。有作家Ｋ· 普热布（J·Purev）的《心中的怒火》、《迷雾》，ш·纳楚克道尔基院士（Sh·Natsagdorji）所写的《水晶鉴》，记者策恩布勒（Tsembel）所写的《阿穆尔萨纳》、《噶尔丹汗》等长篇小说。这些作品以大胆涉及领导卫拉特蒙古人民进行争取自由斗争的主要英雄人物为特点。可以看出作家为创作好作品而花费了不少心血。但在真实地描写卫拉特蒙古人民的斗争历史，对领袖人物噶尔丹汗、阿穆尔萨纳、青贡扎布等人的形象刻画方面，除策恩布勒的《噶尔丹汗》之外，可以说还很不够，没有能够很好地进行总结和反映。这是由于没能认真查阅各种文字的有关卫拉特的资料，或对卫拉特人民的风俗习惯方面的知识尚有欠缺。小说是人民大众的财富，很容易得到他们的信任，尤其是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以蒙古历史为题材的作品，应有根有据，不应歪曲历史或虚设人物，必须从“蒙古”这一整体意识出发才是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近年来，在卫拉特历史方面：Ａ·奥其尔（A·Ochir）、Ｔ·明斯（G·Mins）、女学者Ｃ·朝洛蒙（S·Tsolmon）；在这方面和民间文学方面：Ｋ·措罗（J·Tsoloo），在江格尔研究方面：Ａ·纳然图雅（A·Narantuyaa）、л·杜格尔苏荣（L·Dugersuren）；在古迹、风俗、物质文化方面画家阿木嘎朗（Amgalan）等人的成绩显著。现在，蒙古很重视研究整理卫拉特人民的历史这项工作。这是一项有益于研究和丰富祖国历史文化的工作。在蒙古的图书馆中藏有近２０００册托忒文书籍资料。在恢复卫拉特研究、搜集托忒文资料并进行研究方面学者Ｘ·鲁布桑巴拉丹（H·Luwsanbaldan）做了很大的努力。历史研究所的民俗学研究室正在编写卫拉特民俗学，这一大部头的著作对于卫拉特研究将做出突出的贡献。
１９９１年蒙古成立了卫拉特学会并创办发行了《卫拉特风俗》报，该报经常刊登些与卫拉特历史、文化、习俗有关的新资料。１９９３年初，在乌兰巴托市成立了“国际卫拉特研究会”。这些学会的宗旨在于，使卫拉特历史、文化的研究不受政治方面的影响。１９９４年是噶尔丹汗逝世３００周年，届时蒙古将举行纪念活动。长篇历史小说《噶尔丹汗》已完稿，现正在出版当中。由作家道格米德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被清理的活佛》已完成。
努力发展蒙古的卫拉特研究事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开始同卡尔梅克的学者们合作开展这项工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开展合作是十分重要的。此外，还要同俄罗斯、日本、德国、美国等开展卫拉特研究的国家进行合作。
（楚伦·达赖 蒙古国科学院院士 东北亚研究所所长）
参考文献：
（１）ａ Anniversary Hatistical year book乌兰巴托１９９１，１４—１６卷。
（２）ａ 在《蒙古秘史》第１０卷中有“槐因亦尔坚”，汉字旁译为“林木中的百姓”。这是有关卫拉特文献中最初的明确记载。
（３）ａ 在拉施特哀丁的著名《史集》中记载了林中百姓或卫拉特、布利亚特的情况。详见拉施哀丁《史集》《蒙古史暨成吉思汗争取帝位的开始到其逝世的历史》。波斯文；其俄文译注见и·и·别列吉娜《俄国考古文学会东方分会学报》５—８卷１８５８—１８８８。
（４）ａ 在《元史》的“太祖本纪”、《定宗本纪》、“世祖本纪”、“宁宗本纪”第６３、９０、１０９、１２０、１２７、１３３、１３５、１６５、１６６、１６７部中有卫拉特历史方面的零散记载。
（５）ａ 《明实录》是研究卫拉特史的重要汉文史料。１９６１年台湾出版的是最好的版本。在这部巨著中的“太宗实录”、“仁宗实录”、“宣宗实录”、“英宗实录”、“世宗实录”和“神宗实录”中记载了较详细的卫拉特资料。
（６）ａ 《明史》第３２８章中有“瓦刺传”。
（７）ａ 《明史纪事本末》节２０、２１、２９、３２、３３章中记载着卫拉特蒙古历史方面的详尽资料。特别是第３２章中的内容更是引人入胜，是反映明朝时期蒙古真实情况的可靠资料。
（１）ｂ 陶格陶呼：《文献研究五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７年增刊。１９８７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增设了卫拉特研究专辑。
（１）ｃ Ｋ·策温《论达尔哈特、库苏古尔乌梁海、杜尔伯特、回回、巴雅特、厄鲁特、明嘎特、扎哈沁、吐尔扈特、和硕特、察哈尔、达理冈嘎、阿尔泰乌梁海、哈萨克、哈莫尼干等的起源问题》。乌兰巴托，１９３４。
（２）ｃ Ｂ·布彦楚格兰《蒙古厄鲁特史》中噶尔丹汗部分，国家图书馆藏书；《蒙古版图》，国家图书馆藏书；《满清统治蒙古时期的资料》，国家图书馆藏书。以上所述书籍都与卫拉特史有关。
（１）ｄ 在双方的会晤中，蒙方有Ｈ·伊什扎木茨和ч·达赖博士、教授、Ａ·奥其尔、Ｋ·措罗、ц·巴特尔副博士等卫拉特研究人员，中方有巴雅尔、金峰、那仁巴图、确丹达尔、额尔德尼巴雅尔等卫拉特研究方面的专家教授参加。
（２）ｄ 刘学铫：《土尔扈特喀尔玛克蒙古简史》，台北，１９６９。
刘学铫：《土尔扈特源流与考证校补》，台北，１９７０。
金兆鸿：《海西及青海额鲁特蒙古》，《新夏月刊》１２期，１９７０。
张哲诚：《从阿鲁台到额鲁特》，《中国边政》８５期，１９８４。
李卓英：《卡尔玛克蒙古之历史背景》，《中国边政》３７—３８期合刊，１９７２。
（１）ｅ д·宫古尔博士是卫拉特蒙古史方面的专家，在《科布多史》这部著作中，对居住在科布多省的卫拉特人的历史写得相当好。
（２）ｅ Ｈ·伊什扎本茨：《１７５５—１７５８年蒙古人民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阿穆尔萨纳、青贡扎布起义）》，乌兰巴托，１９６２年；Ｈ·伊什扎本茨是蒙古历史学者中首先运用汉、满文资料撰写卫拉特史的人。
（３）ｅ Ｃ·普热布扎布：《霍特高依特的族源考（１６—１９世纪）》，乌兰巴托，１９７０。
（４）ｅ Ａ·奥其尔：《蒙古的卫拉特简史》，乌兰巴托，１９９３，这是蒙古最新的有关卫拉特史的力作。
俄罗斯土尔扈特蒙古人命运
1771年1月16日，土尔扈特部落的蒙古人反抗俄国，举行起义回归故乡时，由于伏尔加河一直没有封冻，无法把回归祖国的消息及时传给西岸的卡尔梅克人，这些卡尔梅克人就留居在俄国。
“当时在西岸没有东归祖国的卡尔梅克人(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221页，莫斯科，1967年版。)”有4700帐，其中有杜尔伯特部落10000多人，土尔扈特部落8000多人，和硕特部落3000多人。为了防止他们东归祖国，沙皇军队一直包围了他们十几年，不准他们离开伏尔加河沿岸。自1771年至1775年有2000多人小规模的、分散的，巧妙利用游牧的方式回到祖国，清朝政府都很好地给予了安置。1775年以后，俄国政府对留居的人严禁四处游牧，使这批卫拉特人至今留居俄国。
土尔扈特人回归故乡以后，留居俄国的卡尔梅克人也在酝酿回归，准备冬季到来举事。1771年10月19日，俄国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赶紧下令取消土尔扈特汗国，成立了卡尔梅克管理处，由阿斯特拉罕省务厅直辖管理，省长作为最高监督，选派了一大批俄国警官去卡尔梅克部维持治安。
1772年，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管理处又下设了札尔固法庭，由3个主要部落——土尔扈特部落、和硕特部落和杜尔伯特部落推选3名代表组成，按古代的卡尔梅克人法典和法规审理，法庭裁决由省长批准。又把鼓动群众回归的3大部落的领袖:杜尔伯特的台吉策伯克乌巴什、和硕特的台吉杨德克、土尔扈特的台吉阿沙尔瑚召集到彼得堡，女沙皇又用各种宴请规劝并耐心说服他们。但这3位台吉软禁威胁不了，好言利诱哄骗不了。“1774年4月，俄国政府的官员将杨德克和阿沙尔瑚在一次聚会上毒死了，策伯克乌巴什侥幸逃脱(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人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8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鼓动东归祖国的首领们给镇压下去了，但是激起了卡尔梅克人的更大不满。
1774年，俄国农民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蔓延到卡尔梅克人的驻地，8月15日，俄军首领阿·敦杜科夫公爵，让卡尔梅克领主车臣多尔济率军联合去镇压普加乔夫农民起义。
车臣多尔济不但不援助俄军，反而和卡尔梅克长老及首领们商量后，派出代表和普加乔夫联合起来反对俄国政府，普加乔夫亲自接见卡尔梅克的各路王公和卡尔梅克人，他们联合起来打败了俄军，并占领了不少俄军的城镇。8月25日，普加乔夫农民起义军不幸兵败撤走，俄国政府追问卡尔梅克首领和普加乔夫共同进攻俄军的原因，“卡尔梅克首领以‘诈降’的原因搪塞过去(《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第78页，1774年案卷，第246号，96捆。))，”使俄国政府毫无办法。
1786年，“阿斯特拉罕总督波焦金下命令撤消了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法庭札尔固和卡尔梅克管理处，卡尔梅克人的诉讼案件转交县级法庭处理。（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人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9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只是在阿斯特拉罕设立了卡尔梅克军需处，由一名俄国政府官员任主要负责人，还有3名卡尔梅克领导和3名宰桑为办事员，主要是征收赋税和征兵。军需处遭到卡尔梅克人强烈的反对，军需处被迫撤消。波焦金的命令落空，1788年又成立了卡尔梅克办事处，并搬到阿斯特拉罕，以利省长控制。这个机构，还是遭到卡尔梅克人的普遍不满，俄国政府再次变换花样，于1797年又撤消了卡尔梅克办事处而成立了卡尔梅克公署。
“1801年10月26日，任命杜尔伯特首领丘切伊·通杜托夫为卡尔梅克公署的总督，并赐给了旗子、马刀、铠甲、貂皮大衣和帽子。（《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第56页，1801年案卷，第211号，82捆）”并任命索宾为卡尔梅克人首席喇嘛，恢复了卡尔梅克法庭札尔固。在总督之下，由8位民众代表——宰桑组成，并发出特别指令:卡尔梅克藏传佛教僧侣，允许有宗教仪式的自由，赐给卡尔梅克人权力和特权，规定在职务需要时，才允许干涉卡尔梅克人的事务，任命卡尔梅克人警察总长，为卡尔梅克事务的领导者，马卡罗夫被任命为第一任警察总长，各兀鲁思维持治安的警察区长听其指挥。卡尔梅克人除受俄国阿斯特拉罕省警务厅管理外，还受俄国政府外务委员会管辖。俄国政府对卡尔梅克人控制进一步增强了，卡尔梅克人几乎失去了一切卡尔梅克汗国的权力。
由于俄国政府直接插手札尔固的审判工作并且规定用俄国的法律进行审判，而且在卡尔梅克人驻地俄国警察遍地，他们随意捉拿拘捕人，使人民感到现在过的“是地狱般的生活(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110页。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到了“最痛苦的深渊中”(《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1821案卷，第1045号，第131卷)。由于人民有冤无处诉，是非得不到分辨，草原法庭混乱不堪，而卡尔梅克人又不能根据自己的法律予以审判。俄国人对卡尔梅克人的法律不了解，而且态度冷酷无情，不理不睬。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政府为了平息卡尔梅克人的众怒，1821年撤消了马卡罗夫的警察总长，又任命了卡哈诺夫为警务总长。他上台之后，在1822年3月20日，在阿斯特拉罕以南一百俄里的里海岸边津齐林村召开会议，制定了一部法规。签字的有土尔扈特领主阿木哈，氏族的首领翰齐尔，兀鲁思首领莫库先，喇嘛根库藏巴格素尔，宰桑佐德巴、藏巴和巴克萨尔德木奇；和硕特王爷车尔贝丘缅涅夫，宰桑巴图尔；杜尔伯特领主额尔得尼台吉，宰桑巴德巴、杨德克、兀鲁思女领主纳德木特，额尔德尼巴克夏喇嘛，宰桑乌巴什等16人。《津齐林法规》经过几天酝酿，于3月31日，有39人签字、按手印、盖图章进行了所谓的多数卡尔梅克领主通过的程序。《津齐林法规》却遭到土尔扈特青年领主策凌乌巴什和杜尔伯特领主翰齐尔·哈布楚科夫坚决反对。一是认为应当彻底恢复《卫拉特法典》和《敦多克达什法规》。二是认为这个法规不适合卡尔梅克人。
三是它通过警务总长念了一遍，就强迫签了字、按了手印、盖了图章了事。四是卡哈诺夫因为策凌乌巴什和翰齐尔·哈布楚科夫迟到污辱他们，说策凌乌巴什18岁结婚，像小骚狗。因当时俄国的法律规定是20岁结婚，而《卫拉特法典》规定结婚年龄是16岁。策凌乌巴什认为卡哈诺夫不尊重古老的《卫拉特法典》，而警务总长卡哈诺夫不但不听意见，反而污蔑两位青年首领的母亲是“行为放荡的女领主(策凌乌巴什的岳母是翰齐尔·哈布楚科夫的生母)，他们是受其母巴克乌什的挑唆来胡闹的”。俄国警务总长无耻地对女首领巴克乌什的诽谤和人格侮辱，激怒了卡尔梅克人。“1822年10月，巴克乌什带领一千多人袭击了警务总长，他狼狈溃逃(《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案卷》第3-4页，1822年案卷，第1054号，133捆，第4卷。)，”巴克乌什又捉住了卡哈诺夫并予以毒打，洗劫了他的办事处，并把他交给总督。俄国阿斯特拉罕总督波波夫不但没有指责女首领巴克乌什半句，反而表扬了她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行为。立即给俄国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和俄国政府写信，请求撤掉卡哈诺夫的警务总长职务，以平息卡尔梅克人的愤怒。
这件事传遍了整个草原。卡哈诺夫向俄国政府阿斯特拉罕边区总长官叶尔莫洛夫报告事件的经过，以及波波夫的偏袒，请求派专员予以调查。经过调查，1823年10月25日叶尔莫洛夫解除了卡哈诺夫卡尔梅克警务总长的职务。“由于他怂恿卡尔梅克人中间的骚乱和风波，应交付法庭”。叶尔莫洛夫派人于1823年和1824年，在卡尔梅克草原进行《津齐林法规》情况的调查。1825年3月11日，公布了《卡尔梅克族管理条例》，俄国政府提都没敢提《津齐林法规》中的一个字，只是1825年卡尔梅克管理事务委员会内部编写的《卫拉特蒙古法规条令汇编》，附着津齐林会议的决议，于1827年报到俄国政府，俄国政府未敢批准。1834年和1847年，俄国政府关于《卡尔梅克管理条例》也没有提到这部法规(N·列昂托维奇著《论俄国异族人的法律史》第31—34页)。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卡尔梅克人参加了红军，组建了卡尔梅克骑兵团，为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浴血奋战，参加了著名的察里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1918年8月10日和1919年2月，在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领导下，3次打退了盘踞顿河地区的克拉斯诺夫白匪军对交通枢纽察里津的围攻。这次战役，卡尔梅克骑兵团总是奋马疾驰，冲锋在前，杀入敌阵，东拼西搏，使敌军无法实施围攻，狼狈而逃，从而保障了中央地区的粮食肉食的后勤供应，稳定南方战线，保护了卡尔梅克游牧民不受侵扰。1920年，卡尔梅克骑兵团解甲归牧，官兵回到家乡继续放牧牛羊，捕鱼晒盐。1920年，卡尔梅克建立了卡尔梅克自治州，1935年，改为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亚·涅克里奇著，沈江译《被流放的民族》第100页)。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卡尔梅克两万多子弟组成骑兵团参加著名的基辅保卫战。1941年7月7日，德国法西斯南方集团突破苏军西南方面的防御，苏军顽强抵抗，卡尔梅克子弟也英勇出击，重创敌人不少，并多次实施反突击，反包围，打击敌人，阻击敌军进攻。8月13日苏军反包围，将希特勒的两个方面军全歼，歼灭敌军达6万多人。8月14日德军中央集团军从莫斯科南下，威胁苏军西南方面军侧后，8月19日苏军西南方面军奉命撤至第聂伯河东岸设防，9月15日陷入重围。9月19日放弃基辅城，9月20日苏军被歼，这个战役中苏军损失约70万人。卡尔梅克子弟1万多人壮烈战死，近万人被俘。在斯大林格勒(察里津)战役、高加索战役、第聂伯河战役中，卡尔梅克人民积极支援红军，送去无数的牛羊、毡靴、粮食，为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出过不少力。
同时，卡尔梅克人在克里木、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的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积极打击敌人，骚扰敌人，重创敌人，和德国法西斯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史迹。1943年12月，苏军在第聂伯河战役胜利后，不幸的是全体卡尔梅克族人被扣上了通敌罪的大帽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撤消，全民族不分老少被迁移到中亚、西伯利亚等地(亚·涅克里奇著，沈江译《被流放的民族》第101页)。
原因:一是卡尔梅克3位主要领导人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投降了德国，并组织了伪政府。二是三大战役胜利后，苏军清理被俘人员时发现有两千多卡尔梅克子弟。这些子弟是德国法西斯看他们身体悍，百般威胁利诱，并被伪卡尔梅克政府以雇佣军的名义征用的。正是由于这些人在苏联红军进攻时，往往是消极，或者逃跑，或者速降，使苏军取得了某些不可缺少的胜利，促成了战役的全胜。但当时苏联的极左政策，打击面过宽的株连政策，凡是被俘的苏联人无论怎样情况，基本上都被扣上了通敌罪，凡是投降的人被定为叛国罪，杀的杀，判的判，关的关。他们的家属、子女基本上都被扣上了通敌叛国罪，备受极左政策的折磨。像这样全民族全地区的人不问青红皂白扣上通敌罪有好几起大案。甚至许多十月革命时期的老红军战士，老布尔什维克都无一幸免。卡尔梅克人不服，成千上万的人起诉、上访、控告，甚至冒着杀头的危险要求给予平反。在国际上，中国、美国、德国许多反法西斯的老战士和知名人士都作证，声援，要求苏联澄清事实。在苏联国内，伏罗希洛夫公开站出来为受株连的红军老战士、老布尔什维克讲话，请求予以平反。他们反法西斯的行为应该受到尊重，经过长达15年的调查取证，苏联政府在1958年5月才平反这起卡尔梅克人的冤案，卡尔梅克人的民族声誉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以恢复，大多数人得以返回伏尔加河两岸的原籍，1958年11月7日重新建立了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据1978年统计，卡尔梅克人达174000人(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2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其中土尔扈特人65000人。他们的后裔讲蒙语，使用中国的蒙文托忒文，少数人信仰东正教，大部分人信仰藏传佛教，有自己的喇嘛庙，多数人已经不从事畜牧业，而是从事石油、铁路、机器制造业。
生活在国外的土尔扈特人，大部分聚居在俄国境内，少部分聚居在美国、法国、蒙古、瑞典等国家，零星居住在西欧、中亚、西亚、东南亚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
生活在法国的土尔扈特人，是俄国十月革命时逃到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又自动联络，聚居到巴黎定居的。1990年有3400多人(其它部落有2000多人)，法国卫拉特蒙古人有5400多人，中产阶级较多，生活优越，文化素质较高，大部分使用法语、法文，不少人会蒙语、蒙文和汉语、汉文。主要从事经商、法律、金融、制造业。***民占百分之四十，信仰藏传佛教仍占多数，并在法国巴黎市有自己的喇嘛庙，不时有人到西藏班禅活佛处熬茶礼佛。
生活在瑞典的土尔扈特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法西斯占领了原苏联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一部分卫拉特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既没有能力参加苏联红军同法西斯作战，也不想在纳粹德国法西斯统治压迫下生活，只好到西欧各地流浪避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逐渐聚居在斯德哥尔摩，这就是现在生活在瑞典的土尔扈特人。瑞典对他们持优惠政策，他们陆续将自己的不少亲人从苏联的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接到瑞典一同定居。苏联对卡尔梅克人也予以放行(实际上驱逐出境)，“因1943年12月，苏联政府将全体卡尔梅克人扣上了通敌叛国罪(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城的民族》第2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除名，全体卡尔梅克人不分老幼，不予甄别，不分是非，强制迁到西伯利亚劳改，或者驱逐到外国，瑞典有亲戚的万幸放行到了瑞典。瑞典政府同情他们，也乐意接收。
1990年人口2000多人(其它部落有1700多人，瑞典的卫拉特蒙古人共计3700多人)，他们在家庭中至今讲蒙语，在外讲瑞典话，知识分子占了二分之一，许多人除了学官方文字瑞典文以外，还自学蒙古托忒文和汉文，不少人还是研究卫拉特蒙古史的专家。所有的卫拉特人都能背出自己十几代祖先的名字，信仰佛教占多数，建有喇嘛昭(尼玛·道尔森著《瑞典卫拉特人的生活》第3页)，时常去供佛，生活习俗还保持着许多卫拉特的习俗。信仰天主教的占百分之十，瑞典政府给予他们信仰宗教的充分自由，不予干涉，也不强迫他们信仰哪种宗教。
生活在美国的土尔扈特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部分土尔扈特青壮年被纳粹德国法西斯军队胁迫，参加了法西斯德国组织的反对苏联的伪军，并参加了防御美军和英军的战役，英、美军胜利后被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不敢回到苏联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一是乡亲们因为他们的原因，全民族扣上了通敌叛国罪，怕乡亲们歧视他们，认为他们是奸细和叛徒。二是被苏军俘虏的卡尔梅克人杀头的杀头，坐牢的坐牢，他们担心回去后要遭到更坏的待遇。他们请求回到中国的伊犁或焉耆，参加波茨坦会议的英、美代表，将这一要求转告了中国政府，竟然遭到拒绝。他们心灰意冷，要求留在德国，而苏、美、英3国代表又不同意，担心增加纳粹的势力。后来美、英代表私自商议，建议他们迁往美国。他们接受了建议，但要求美国政府同意他们的一点要求，全部的人聚居在一个城市生活。美国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全部聚集于旧金山市。他们迁往美国时，都是男性青年，当时有一千多人，多半是土尔扈特部落的。他们后来大部分人和黑人妇女结了婚，少部分人和白人妇女结了婚。他们的妻子和后裔知识分子较少，仅占百分之十，他们的后裔中，有不少是汉学家和卫拉特学家。现在约有3200多人，***民占百分之三十，大部分仍然信仰藏传佛教，旧金山市有卫拉特蒙古人的喇嘛昭和敖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事铁路和机器制造业，少部分人从事畜养业和种植业，有的开垦了不少美国西部土地，成了种植园主。
生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土尔扈特人。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1911年11月30日)，喀尔喀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沙俄政府的怂恿下，乘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之机，宣布外蒙古独立，即派人到科布多和阿尔泰游说，均被当地卫拉特蒙古人扭送中国官府查处斩首示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大怒，派兵进攻科布多，胁迫卫拉特蒙古人1万多人到了外蒙，“其中土尔扈特人达5000多人(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戊集四，民国三年一月十三日)。”土尔扈特密什克栋固鲁布，坚决反对哲布尊丹巴分裂祖国的行为，于1913年5月16日毅然举行起义，要求南迁吉木萨尔县，中国政府即予支持慰勉。1913年8月20日，密亲王只带回了土尔扈特部2000多人回来，以后又陆续通过各种渠道逃回2000多人，其余仍被羁留。他们曾多次要求回到中国。由于当时沙俄政府干涉，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至今仍留在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的后裔主要从事畜牧业，少数从事和畜牧业有关的手工业。信仰藏传佛教，至今讲托忒蒙语，使用托忒蒙文，许多风俗习惯至今和中国的土尔扈特人相同。
零星居住在土耳其、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国、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的土尔扈特人，他们有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末期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有的借口回到祖国亲人那儿去，取得签证出苏联的(见A 多尔济著《卡尔梅克人概略》第3页)。
当时中国新疆伊犁正在进行三区革命，国内抗日战争到了最后最艰苦阶段，以后中国内战又起，他们就没有回到中国，而是怀揣签证，到了德国慕尼黑难民营，这些难民，以后辗转到了各国，成了这些国家的新移民。他们第二代、第三代已经成了所在国的一员，但仍然信仰藏传佛教，一些零星散居在各国的土尔扈特人很少有改变宗教信仰的。究其原因，一是怕忘掉了祖宗，二是怕祖国的神忘掉了他们。在这种心理中，他们一般在家供佛念经，有条件的还自建喇嘛昭供佛。零散居住在各国的土尔扈特人一般从事经商。散居的土尔扈特人为3000多人。
从当今土尔扈特人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情况看可以称其为世界性的民族，生活在国外的土尔扈特人总数为80000余人，多数人信仰藏传佛教，并有自己的喇嘛昭，大部分已经不从事畜牧业。
“当时在西岸没有东归祖国的卡尔梅克人(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221页，莫斯科，1967年版。)”有4700帐，其中有杜尔伯特部落10000多人，土尔扈特部落8000多人，和硕特部落3000多人。为了防止他们东归祖国，沙皇军队一直包围了他们十几年，不准他们离开伏尔加河沿岸。自1771年至1775年有2000多人小规模的、分散的，巧妙利用游牧的方式回到祖国，清朝政府都很好地给予了安置。1775年以后，俄国政府对留居的人严禁四处游牧，使这批卫拉特人至今留居俄国。
土尔扈特人回归故乡以后，留居俄国的卡尔梅克人也在酝酿回归，准备冬季到来举事。1771年10月19日，俄国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赶紧下令取消土尔扈特汗国，成立了卡尔梅克管理处，由阿斯特拉罕省务厅直辖管理，省长作为最高监督，选派了一大批俄国警官去卡尔梅克部维持治安。
1772年，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管理处又下设了札尔固法庭，由3个主要部落——土尔扈特部落、和硕特部落和杜尔伯特部落推选3名代表组成，按古代的卡尔梅克人法典和法规审理，法庭裁决由省长批准。又把鼓动群众回归的3大部落的领袖:杜尔伯特的台吉策伯克乌巴什、和硕特的台吉杨德克、土尔扈特的台吉阿沙尔瑚召集到彼得堡，女沙皇又用各种宴请规劝并耐心说服他们。但这3位台吉软禁威胁不了，好言利诱哄骗不了。“1774年4月，俄国政府的官员将杨德克和阿沙尔瑚在一次聚会上毒死了，策伯克乌巴什侥幸逃脱(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人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8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鼓动东归祖国的首领们给镇压下去了，但是激起了卡尔梅克人的更大不满。
1774年，俄国农民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蔓延到卡尔梅克人的驻地，8月15日，俄军首领阿·敦杜科夫公爵，让卡尔梅克领主车臣多尔济率军联合去镇压普加乔夫农民起义。
车臣多尔济不但不援助俄军，反而和卡尔梅克长老及首领们商量后，派出代表和普加乔夫联合起来反对俄国政府，普加乔夫亲自接见卡尔梅克的各路王公和卡尔梅克人，他们联合起来打败了俄军，并占领了不少俄军的城镇。8月25日，普加乔夫农民起义军不幸兵败撤走，俄国政府追问卡尔梅克首领和普加乔夫共同进攻俄军的原因，“卡尔梅克首领以‘诈降’的原因搪塞过去(《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第78页，1774年案卷，第246号，96捆。))，”使俄国政府毫无办法。
1786年，“阿斯特拉罕总督波焦金下命令撤消了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法庭札尔固和卡尔梅克管理处，卡尔梅克人的诉讼案件转交县级法庭处理。（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人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9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只是在阿斯特拉罕设立了卡尔梅克军需处，由一名俄国政府官员任主要负责人，还有3名卡尔梅克领导和3名宰桑为办事员，主要是征收赋税和征兵。军需处遭到卡尔梅克人强烈的反对，军需处被迫撤消。波焦金的命令落空，1788年又成立了卡尔梅克办事处，并搬到阿斯特拉罕，以利省长控制。这个机构，还是遭到卡尔梅克人的普遍不满，俄国政府再次变换花样，于1797年又撤消了卡尔梅克办事处而成立了卡尔梅克公署。
“1801年10月26日，任命杜尔伯特首领丘切伊·通杜托夫为卡尔梅克公署的总督，并赐给了旗子、马刀、铠甲、貂皮大衣和帽子。（《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第56页，1801年案卷，第211号，82捆）”并任命索宾为卡尔梅克人首席喇嘛，恢复了卡尔梅克法庭札尔固。在总督之下，由8位民众代表——宰桑组成，并发出特别指令:卡尔梅克藏传佛教僧侣，允许有宗教仪式的自由，赐给卡尔梅克人权力和特权，规定在职务需要时，才允许干涉卡尔梅克人的事务，任命卡尔梅克人警察总长，为卡尔梅克事务的领导者，马卡罗夫被任命为第一任警察总长，各兀鲁思维持治安的警察区长听其指挥。卡尔梅克人除受俄国阿斯特拉罕省警务厅管理外，还受俄国政府外务委员会管辖。俄国政府对卡尔梅克人控制进一步增强了，卡尔梅克人几乎失去了一切卡尔梅克汗国的权力。
由于俄国政府直接插手札尔固的审判工作并且规定用俄国的法律进行审判，而且在卡尔梅克人驻地俄国警察遍地，他们随意捉拿拘捕人，使人民感到现在过的“是地狱般的生活(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110页。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到了“最痛苦的深渊中”(《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1821案卷，第1045号，第131卷)。由于人民有冤无处诉，是非得不到分辨，草原法庭混乱不堪，而卡尔梅克人又不能根据自己的法律予以审判。俄国人对卡尔梅克人的法律不了解，而且态度冷酷无情，不理不睬。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政府为了平息卡尔梅克人的众怒，1821年撤消了马卡罗夫的警察总长，又任命了卡哈诺夫为警务总长。他上台之后，在1822年3月20日，在阿斯特拉罕以南一百俄里的里海岸边津齐林村召开会议，制定了一部法规。签字的有土尔扈特领主阿木哈，氏族的首领翰齐尔，兀鲁思首领莫库先，喇嘛根库藏巴格素尔，宰桑佐德巴、藏巴和巴克萨尔德木奇；和硕特王爷车尔贝丘缅涅夫，宰桑巴图尔；杜尔伯特领主额尔得尼台吉，宰桑巴德巴、杨德克、兀鲁思女领主纳德木特，额尔德尼巴克夏喇嘛，宰桑乌巴什等16人。《津齐林法规》经过几天酝酿，于3月31日，有39人签字、按手印、盖图章进行了所谓的多数卡尔梅克领主通过的程序。《津齐林法规》却遭到土尔扈特青年领主策凌乌巴什和杜尔伯特领主翰齐尔·哈布楚科夫坚决反对。一是认为应当彻底恢复《卫拉特法典》和《敦多克达什法规》。二是认为这个法规不适合卡尔梅克人。
三是它通过警务总长念了一遍，就强迫签了字、按了手印、盖了图章了事。四是卡哈诺夫因为策凌乌巴什和翰齐尔·哈布楚科夫迟到污辱他们，说策凌乌巴什18岁结婚，像小骚狗。因当时俄国的法律规定是20岁结婚，而《卫拉特法典》规定结婚年龄是16岁。策凌乌巴什认为卡哈诺夫不尊重古老的《卫拉特法典》，而警务总长卡哈诺夫不但不听意见，反而污蔑两位青年首领的母亲是“行为放荡的女领主(策凌乌巴什的岳母是翰齐尔·哈布楚科夫的生母)，他们是受其母巴克乌什的挑唆来胡闹的”。俄国警务总长无耻地对女首领巴克乌什的诽谤和人格侮辱，激怒了卡尔梅克人。“1822年10月，巴克乌什带领一千多人袭击了警务总长，他狼狈溃逃(《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案卷》第3-4页，1822年案卷，第1054号，133捆，第4卷。)，”巴克乌什又捉住了卡哈诺夫并予以毒打，洗劫了他的办事处，并把他交给总督。俄国阿斯特拉罕总督波波夫不但没有指责女首领巴克乌什半句，反而表扬了她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行为。立即给俄国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和俄国政府写信，请求撤掉卡哈诺夫的警务总长职务，以平息卡尔梅克人的愤怒。
这件事传遍了整个草原。卡哈诺夫向俄国政府阿斯特拉罕边区总长官叶尔莫洛夫报告事件的经过，以及波波夫的偏袒，请求派专员予以调查。经过调查，1823年10月25日叶尔莫洛夫解除了卡哈诺夫卡尔梅克警务总长的职务。“由于他怂恿卡尔梅克人中间的骚乱和风波，应交付法庭”。叶尔莫洛夫派人于1823年和1824年，在卡尔梅克草原进行《津齐林法规》情况的调查。1825年3月11日，公布了《卡尔梅克族管理条例》，俄国政府提都没敢提《津齐林法规》中的一个字，只是1825年卡尔梅克管理事务委员会内部编写的《卫拉特蒙古法规条令汇编》，附着津齐林会议的决议，于1827年报到俄国政府，俄国政府未敢批准。1834年和1847年，俄国政府关于《卡尔梅克管理条例》也没有提到这部法规(N·列昂托维奇著《论俄国异族人的法律史》第31—34页)。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卡尔梅克人参加了红军，组建了卡尔梅克骑兵团，为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浴血奋战，参加了著名的察里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1918年8月10日和1919年2月，在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领导下，3次打退了盘踞顿河地区的克拉斯诺夫白匪军对交通枢纽察里津的围攻。这次战役，卡尔梅克骑兵团总是奋马疾驰，冲锋在前，杀入敌阵，东拼西搏，使敌军无法实施围攻，狼狈而逃，从而保障了中央地区的粮食肉食的后勤供应，稳定南方战线，保护了卡尔梅克游牧民不受侵扰。1920年，卡尔梅克骑兵团解甲归牧，官兵回到家乡继续放牧牛羊，捕鱼晒盐。1920年，卡尔梅克建立了卡尔梅克自治州，1935年，改为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亚·涅克里奇著，沈江译《被流放的民族》第100页)。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卡尔梅克两万多子弟组成骑兵团参加著名的基辅保卫战。1941年7月7日，德国法西斯南方集团突破苏军西南方面的防御，苏军顽强抵抗，卡尔梅克子弟也英勇出击，重创敌人不少，并多次实施反突击，反包围，打击敌人，阻击敌军进攻。8月13日苏军反包围，将希特勒的两个方面军全歼，歼灭敌军达6万多人。8月14日德军中央集团军从莫斯科南下，威胁苏军西南方面军侧后，8月19日苏军西南方面军奉命撤至第聂伯河东岸设防，9月15日陷入重围。9月19日放弃基辅城，9月20日苏军被歼，这个战役中苏军损失约70万人。卡尔梅克子弟1万多人壮烈战死，近万人被俘。在斯大林格勒(察里津)战役、高加索战役、第聂伯河战役中，卡尔梅克人民积极支援红军，送去无数的牛羊、毡靴、粮食，为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出过不少力。
同时，卡尔梅克人在克里木、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的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积极打击敌人，骚扰敌人，重创敌人，和德国法西斯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史迹。1943年12月，苏军在第聂伯河战役胜利后，不幸的是全体卡尔梅克族人被扣上了通敌罪的大帽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撤消，全民族不分老少被迁移到中亚、西伯利亚等地(亚·涅克里奇著，沈江译《被流放的民族》第101页)。
原因:一是卡尔梅克3位主要领导人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投降了德国，并组织了伪政府。二是三大战役胜利后，苏军清理被俘人员时发现有两千多卡尔梅克子弟。这些子弟是德国法西斯看他们身体悍，百般威胁利诱，并被伪卡尔梅克政府以雇佣军的名义征用的。正是由于这些人在苏联红军进攻时，往往是消极，或者逃跑，或者速降，使苏军取得了某些不可缺少的胜利，促成了战役的全胜。但当时苏联的极左政策，打击面过宽的株连政策，凡是被俘的苏联人无论怎样情况，基本上都被扣上了通敌罪，凡是投降的人被定为叛国罪，杀的杀，判的判，关的关。他们的家属、子女基本上都被扣上了通敌叛国罪，备受极左政策的折磨。像这样全民族全地区的人不问青红皂白扣上通敌罪有好几起大案。甚至许多十月革命时期的老红军战士，老布尔什维克都无一幸免。卡尔梅克人不服，成千上万的人起诉、上访、控告，甚至冒着杀头的危险要求给予平反。在国际上，中国、美国、德国许多反法西斯的老战士和知名人士都作证，声援，要求苏联澄清事实。在苏联国内，伏罗希洛夫公开站出来为受株连的红军老战士、老布尔什维克讲话，请求予以平反。他们反法西斯的行为应该受到尊重，经过长达15年的调查取证，苏联政府在1958年5月才平反这起卡尔梅克人的冤案，卡尔梅克人的民族声誉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以恢复，大多数人得以返回伏尔加河两岸的原籍，1958年11月7日重新建立了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据1978年统计，卡尔梅克人达174000人(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2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其中土尔扈特人65000人。他们的后裔讲蒙语，使用中国的蒙文托忒文，少数人信仰东正教，大部分人信仰藏传佛教，有自己的喇嘛庙，多数人已经不从事畜牧业，而是从事石油、铁路、机器制造业。
生活在国外的土尔扈特人，大部分聚居在俄国境内，少部分聚居在美国、法国、蒙古、瑞典等国家，零星居住在西欧、中亚、西亚、东南亚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
生活在法国的土尔扈特人，是俄国十月革命时逃到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又自动联络，聚居到巴黎定居的。1990年有3400多人(其它部落有2000多人)，法国卫拉特蒙古人有5400多人，中产阶级较多，生活优越，文化素质较高，大部分使用法语、法文，不少人会蒙语、蒙文和汉语、汉文。主要从事经商、法律、金融、制造业。***民占百分之四十，信仰藏传佛教仍占多数，并在法国巴黎市有自己的喇嘛庙，不时有人到西藏班禅活佛处熬茶礼佛。
生活在瑞典的土尔扈特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法西斯占领了原苏联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一部分卫拉特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既没有能力参加苏联红军同法西斯作战，也不想在纳粹德国法西斯统治压迫下生活，只好到西欧各地流浪避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逐渐聚居在斯德哥尔摩，这就是现在生活在瑞典的土尔扈特人。瑞典对他们持优惠政策，他们陆续将自己的不少亲人从苏联的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接到瑞典一同定居。苏联对卡尔梅克人也予以放行(实际上驱逐出境)，“因1943年12月，苏联政府将全体卡尔梅克人扣上了通敌叛国罪(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城的民族》第2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除名，全体卡尔梅克人不分老幼，不予甄别，不分是非，强制迁到西伯利亚劳改，或者驱逐到外国，瑞典有亲戚的万幸放行到了瑞典。瑞典政府同情他们，也乐意接收。
1990年人口2000多人(其它部落有1700多人，瑞典的卫拉特蒙古人共计3700多人)，他们在家庭中至今讲蒙语，在外讲瑞典话，知识分子占了二分之一，许多人除了学官方文字瑞典文以外，还自学蒙古托忒文和汉文，不少人还是研究卫拉特蒙古史的专家。所有的卫拉特人都能背出自己十几代祖先的名字，信仰佛教占多数，建有喇嘛昭(尼玛·道尔森著《瑞典卫拉特人的生活》第3页)，时常去供佛，生活习俗还保持着许多卫拉特的习俗。信仰天主教的占百分之十，瑞典政府给予他们信仰宗教的充分自由，不予干涉，也不强迫他们信仰哪种宗教。
生活在美国的土尔扈特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部分土尔扈特青壮年被纳粹德国法西斯军队胁迫，参加了法西斯德国组织的反对苏联的伪军，并参加了防御美军和英军的战役，英、美军胜利后被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不敢回到苏联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一是乡亲们因为他们的原因，全民族扣上了通敌叛国罪，怕乡亲们歧视他们，认为他们是奸细和叛徒。二是被苏军俘虏的卡尔梅克人杀头的杀头，坐牢的坐牢，他们担心回去后要遭到更坏的待遇。他们请求回到中国的伊犁或焉耆，参加波茨坦会议的英、美代表，将这一要求转告了中国政府，竟然遭到拒绝。他们心灰意冷，要求留在德国，而苏、美、英3国代表又不同意，担心增加纳粹的势力。后来美、英代表私自商议，建议他们迁往美国。他们接受了建议，但要求美国政府同意他们的一点要求，全部的人聚居在一个城市生活。美国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全部聚集于旧金山市。他们迁往美国时，都是男性青年，当时有一千多人，多半是土尔扈特部落的。他们后来大部分人和黑人妇女结了婚，少部分人和白人妇女结了婚。他们的妻子和后裔知识分子较少，仅占百分之十，他们的后裔中，有不少是汉学家和卫拉特学家。现在约有3200多人，***民占百分之三十，大部分仍然信仰藏传佛教，旧金山市有卫拉特蒙古人的喇嘛昭和敖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事铁路和机器制造业，少部分人从事畜养业和种植业，有的开垦了不少美国西部土地，成了种植园主。
生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土尔扈特人。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1911年11月30日)，喀尔喀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沙俄政府的怂恿下，乘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之机，宣布外蒙古独立，即派人到科布多和阿尔泰游说，均被当地卫拉特蒙古人扭送中国官府查处斩首示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大怒，派兵进攻科布多，胁迫卫拉特蒙古人1万多人到了外蒙，“其中土尔扈特人达5000多人(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戊集四，民国三年一月十三日)。”土尔扈特密什克栋固鲁布，坚决反对哲布尊丹巴分裂祖国的行为，于1913年5月16日毅然举行起义，要求南迁吉木萨尔县，中国政府即予支持慰勉。1913年8月20日，密亲王只带回了土尔扈特部2000多人回来，以后又陆续通过各种渠道逃回2000多人，其余仍被羁留。他们曾多次要求回到中国。由于当时沙俄政府干涉，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至今仍留在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的后裔主要从事畜牧业，少数从事和畜牧业有关的手工业。信仰藏传佛教，至今讲托忒蒙语，使用托忒蒙文，许多风俗习惯至今和中国的土尔扈特人相同。
零星居住在土耳其、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国、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的土尔扈特人，他们有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末期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有的借口回到祖国亲人那儿去，取得签证出苏联的(见A 多尔济著《卡尔梅克人概略》第3页)。
当时中国新疆伊犁正在进行三区革命，国内抗日战争到了最后最艰苦阶段，以后中国内战又起，他们就没有回到中国，而是怀揣签证，到了德国慕尼黑难民营，这些难民，以后辗转到了各国，成了这些国家的新移民。他们第二代、第三代已经成了所在国的一员，但仍然信仰藏传佛教，一些零星散居在各国的土尔扈特人很少有改变宗教信仰的。究其原因，一是怕忘掉了祖宗，二是怕祖国的神忘掉了他们。在这种心理中，他们一般在家供佛念经，有条件的还自建喇嘛昭供佛。零散居住在各国的土尔扈特人一般从事经商。散居的土尔扈特人为3000多人。
从当今土尔扈特人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情况看可以称其为世界性的民族，生活在国外的土尔扈特人总数为80000余人，多数人信仰藏传佛教，并有自己的喇嘛昭，大部分已经不从事畜牧业。
突厥人与蒙古人 (摘自全球通史）
1000年至1500年的500年中，最显著最惊人的发展是，突厥人和蒙古人从广阔的原居住地中亚向四处扩张。这些游牧民几乎占领了除遥远的边缘地区日本、东南亚、南印度和西欧以外的整个欧亚大陆。
在这几个世纪中，游牧民的扩张明显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000—1200年）突厥人兴起。突厥人先是作为阿拔斯王朝的雇佣军，随后便统治了这个王朝。他们赋予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以活力和侵略能力，并击败拜占廷和印度斯坦，将其疆土扩张到小亚细亚和印度北部。第二阶段（1200－13O0年）蒙古人入侵。蒙古人不仅吞并了中亚、东亚和俄罗斯，而且侵占了穆斯林中东，从而突然终止了穆斯林突厥人的扩张。最后一个阶段（13O0－150O年）蒙古帝国崩溃。蒙古帝国的崩溃为突厥人的复兴，为ysl教突厥人再度进入jidu教欧洲和印度斯坦扫清了道路。
本章将—一叙述这三个阶段，以及它们在整个世界历史中的意义。
一、突厥人在伊斯兰教世界中的优势
突厥人操同一语系的语言，但不是同一种族集团，他们因都说一种或另一种突厥语而共同联结在一起。尽管他们种族上是一个混杂的民族，但一般说来，他们看上去更象高加索种人，而不象蒙古种人。到6世纪中叶，他们统治了从蒙古到奥克苏斯河即阿姆河的广大平原地区。从8世纪起，由于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并在怛逻斯打败了中国人（751年），突厥人日益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突厥人对奥克苏斯河对岸的伟大的阿拔斯王朝的反应，同日耳曼人对莱茵河对岸的罗马帝国的反应极为相似。首先是文化上的影响：野蛮的突厥异教徒屈服于高级文明的物质诱惑，皈依了伊斯兰教教义。与此同时，如前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的军事机构一样，突厥人开始进入哈里发王朝的军事机构。由于他们是具有高度灵活性的骑兵射手，因此，很快就表现出优于他人的军事素质，在哈里发军队中，日益取代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随着哈里发王朝的日渐衰弱，突厥雇佣军同日耳曼雇佣军一样，由原先的仆人变成了主人。他们在巴格达废立统治者，并将哈里发们相继监护起来。大约970年，突厥民族的一支塞尔柱人，顺利通过边境，进入穆斯林地区，不久便独揽了这里的政权。1O55年，当哈里发宣布塞尔柱酋长托格卢尔·贝伊为“苏丹”，即“君主”时，这一政权被正式承认。尽管哈里发名义上仍是帝国的首领，但实际的统治者从此便是突厥人苏丹。在好战的突厥人的领导下，伊斯兰教帝国的边境这时进一步扩张到两大地区。
一个地区是小亚细亚，几个世纪以来，小亚细亚一直是伊斯兰拜占廷势力抵抗阿拉伯伊斯兰教多次进攻的堡垒。但1071年，在小亚细亚东部的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塞尔柱人大获全胜，俘虏了拜占廷是帝罗曼努斯四世。这一战役是中东历史上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它随即引起了拜占廷敌对派系间的内战。事实上，曼齐刻尔特战役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派系间的斗争；如今这种派系斗争的继续，又使突厥人未受到任何抵抗便进入了小亚细亚。为在突厥部落酋长的行政部门中谋取职务，彼此不和的拜占廷官吏和军官相互竞争，将许多城镇和要塞奉献给了侵略者。而且，农民因不满拜占廷官吏的腐败和剥削，虽不信任，但却屈从地接收了他们的新主人。因此，11至13世纪，小亚细亚的大分部地区，从希腊和伊斯兰地区变成了突厥和穆斯林地区，而且一直存留到现在。此外，拜占廷因小亚细亚的丧失，变得内部空虚；小亚细亚作为一个行省，过去曾为帝国提供了大量税收和大批军人。君士坦丁堡如今就象一个架在枯瘦的躯体上的大脑袋；因此，1453年其衰亡的原因应追溯到1071年。
曼齐刻尔特的胜利，对塞尔柱人来说，是前进中的一大步，使他们重建了即将灭亡的哈里发统治。马里克沙（1073—1092年）在位时期，塞尔杜帝国达到鼎盛，统治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以及小亚细亚。在塞尔柱人的支持下，文化事业极为繁荣，以波斯的语言、文学和艺术的成就最为显著。但塞尔杜的优势只是短暂的，马里克沙死后，继承人之间你争我夺，封地成为世袭，帝国开始分裂（见第十三章第六节）。帝国的这一分裂，使12世纪十字军征服圣地成为可能。另一个结果是，小亚细亚西部出现了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继续高举伊斯兰教的旗帜，兵临维也纳城下，并在20世纪前，统治着整个中东地区。
正当塞尔柱人向西挺进，追求名望，寻找战利品时，其他突厥人也在东部扩张，向巨大的宝库印度进军。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叫马哈茂德（997－1030年）的人。他以阿富汗的加慈尼为基地，几乎每年都向印度地区进攻，最终吞并了旁遮普，此后，旁遮普一直成为穆斯林地区。马哈茂德热心于捣毁印度教徒的神庙，砸碎他们的偶像，因而得一绰号“偶像破坏者”；他的这一热心以伊斯兰教信条为基础：对神作任何肉眼可见的描画，都是有罪的。马哈茂德及其追随者们被狂热的伊斯兰教一神论所激发，来到印度，不仅为了掠夺，而且为了改变异教徒的信仰，或消灭他们。另外，这里还涉及到社会冲突问题，即两个不同社会的冲突：一个社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另一个社会则以种姓制度为基础，而这一种姓制度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因此，正是从这时起，这里开始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的斗争，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半岛分裂成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
12世纪，马哈茂德的继承者们被另一个以廓尔为基地的突厥王朝所取代，廓尔也在阿富汗境内。在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的人的领导下，廓尔突厥人向南挺进至古吉拉特，向东进入恒河流域。1192年，他们占领了德里，并将德里作为印度突厥苏丹的王国的首都。在这次战役中，佛教寺院被破坏，大批僧侣遭屠杀，以致佛教在其发源地从此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突厥人不甚费力地在一个人口绝对超过他们的国家里安置下来，之所以能如此，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印度古老的军事战术；这种战术，同150O年前反对亚力山大时的战术一样，是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的。其步兵通常是一群涣散的暴民，而他们自吹自擂的象队，对抵抗穆斯林骑兵毫无用处。印度的种姓制度同样具有破坏作用，而且是一个更为致命的弱点，它使能参战的人仅限于“刹帝利”，即武士阶层。其他人都未经过训练，而且对作战也毫无兴趣，这主要是因为阶级分化将压迫者地主同农民分隔开来，使社会等级更加支离破碎。因此，人民大众或是采取不关心的态度，或是欢迎侵略者，信奉他们的宗教。这种情况后来反复多次出现。在现代，英国统治者之所以能象前突厥人苏丹那样，从德里统治印度，原因也就在于此。
二、成吉思汗
在突厥人成为穆斯林世界的统治者的同时，遥远的蒙古，有位不引人注目的首领正在开始他的征服生涯；这一征服最终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的形成。成吉思汗（也可拼成Chinggis，Chingis，Jenzhiz等），原名铁木真，生于1167年，是一个较小部落首领的儿子。铁木真12岁时父亲中毒身亡，结果，这位未来大汗的童年生活非常悲惨。铁木真精通部落政治这门复杂的艺术，它需要将忠诚、狡猾、无情的背叛及自身的勇猛等各种因素创造性地混合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他能战胜早年的地位低下，在转而反对他的首领，并消灭所有对手之后，最后完成了蒙古各部落的统一。120s年，在“库里尔台”，即蒙古各部落酋长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全蒙古大汗，得尊号成吉思汗，意为“世界的统治者”。
现在，他能满足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征服和掠夺欲望。据说他曾说过：“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在这方面，成吉思汗与在他之前的草原征服者们没任何区别。那么，为什么只有他注定成为欧亚大陆绝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呢？这个问题颇为吸引人，因为，作为一个蒙古人，成吉思汗没有其他游收征服者——主要是突厥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源。蒙古各部落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不过100万人，这最多只能为他提供12500O名军人。以如此有限的兵力，他怎能成为近乎名副其实的“世界的统治者”呢？
成吉思汗从各游牧武士所具有的内在优势入手。其实，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作战演习的不断训练。这些武士身穿毛皮衣服，外备新马作为补充，能在极少休息、吃饭的情况下骑马连续行军几天几夜，他们将“闪电战”引入13世纪的世界。据说，他们在匈牙利平原作战时，三天走了270英里。他们用皮袋装水；皮袋没有水时，又能充气在游泳渡河时使用。他们通常靠农村居民生活，然而，如有必要，也喝马血、马奶。从小学到的打猎技术，使他们能控制长距离飞奔的马群。蒙古人最喜欢的战术是假装溃逃，这时，敌人很可能会一连好几天追逐他们；结果只能是受骗中计，遭到伏击、全军覆没。其他战略战术还有：将树枝拴在马尾巴上，扬起灰尘，以及让假人骑在多余的马上，给人以大部队在行军的假象。
蒙古人最基本的武器是大型混合弓，这种弓比英国人的长弓更具杀伤力，其穿甲箭能在60O呎内杀死敌人。这是蒙古骑兵使用的一种可怕的武器；他们能在骑马飞奔时射出所配备的30支箭。其他装备包括钢盔、轻便兽皮盔甲、马刀，有时还有一支带挂钓的长予和一把钉头锤。蒙古马仅在空旷的牧区牧放，漫长的严冬里没有避寒之地，没有干草或谷物作为补充饲科。这虽使得它们体格不很高大，但却非常能吃苦，且适应性强。“即使今天”，一位权威人士说：“在牧区用套索捕捉一匹蒙古马，装上马鞍，不需要再喂食，能连续骑100多英里，这是常见的事。但第二天就不能再骑这么远了，得将它放牧好几天才行。”这对蒙古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战时备有大批新马，能按需要连续不断地换着骑。
成吉思汗为游牧民族传统的技术增添了新的技能和装备。这些技能和装备，绝大多数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其中包括强有力的石弩、攻城槌和坑道工兵；坑道工兵能将地道挖到城墙底下，然后用火药把城墙炸掉。这样，成吉思汗为无与伦比的骑兵射手增加了攻城武器；这种武器在攻占带有防御工事的城市时，是必不可少的。
蒙古人还是从事间谍活动和心理战的能手。战前，他们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他们还派间谍散布蒙古势力强大，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谣言，使敌人士气低落。战斗中，他们采用残酷的恐怖战术，以削弱敌人的土气。战俘被迫站在队伍前列向自己人进攻；而攻城时稍遇抵抗，便将全城居民屠杀殆尽。
最后，成吉思汗的伟大战略独具一格：他在进攻强大的帝国之前，十分注意征服他的游牧邻邦．他非常熟悉中国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战略，或如中国人所说的，“以夷制夷。”过去，许多游牧部落的酋长，因同时遭到帝国军队和敌对部落的进攻而被消灭。因此，成吉思汗的战略是，首先联合“所有住在毡制围墙的帐蓬里的人们”。
三、早期征服
即使具有军事天才和精良的武器，如果不是恰好出现在适当的历史关头，成吉思汗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征服者。若在汉朝或唐朝，团结强大的中国能轻而易举地制止他；最强盛时期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也能阻止他。然而13世纪初期，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却完全不同了。中国这时已分成三个小国：统治北方的金朝、控制南方的宋朝和西藏党项人建立在西北的西夏王朝。中国的西面，是建立在绿洲城市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基础上的喀拉开国；喀拉汗国西边，奥克苏斯河畔，是穆斯林王国花刺子模，再往西就是巴格达的阿投斯王朝。但是，花刺子模和阿披斯王朝这时均处于衰落时期。
1205至1209年，成吉思汗首先征服了西夏，迫使它成为附属国。1211年进攻中国的北方，占领了长城以北地区，然后于1213年，突破长城防线，进入黄河平原。到1215年，他已劫掠占领了北京，而且得到了那些知道如何围攻城市的中国人和知道怎样开发和管理农业社会的外国人的帮助。按照他的总战略，这时，成吉思汗转而进攻周围游牧部落的领土。1216年满洲沦陷，1218年朝鲜失守，次年喀拉汗灭亡。
完成上述地区的征服后，他已接近花刺子模边境，并于1219至1221年，占领了这个国家。富饶且古老的城市如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巴尔赫均惨遭抢劫，居民们被大批屠杀，只有熟练工匠幸免于死，被送往蒙古。中国一位道士当时旅经此地，这样记载道：“我们经过伟大的城市巴尔赫，这里的居民前不久因反抗成吉思汗而惨遭屠杀，不过在街上，我们仍能听到狗叫声。”其实，巴尔赫已变成一座鬼城，而且是遭到如此厄运的许多的城市中的第一个。花刺子模的受侵害的统治者躲到里海的一座小岛上避难，并死于那里，而他的儿子则向东逃到印度。但在印度河上游沿岸，他又被无情的蒙古军打败，于是逃亡德里；这里的突厥人苏丹因被残杀吓呆，准许他在此避难。
蒙古人并不满足在中东和印度取得的这些惊人的胜利。他们转而向北进攻高加索，在那里打败了格鲁吉亚人。随后，继续向乌克兰挺进，1223年，打垮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80O00俄罗斯军人。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因西夏反对他的统治而返回蒙古，再次指挥对西夏王朝的战役，并获得胜利。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功绩，不久以后，即1227年，他去世了。遵照遗嘱，他被埋葬在家乡，他生前选择的一棵大树下。为了确保坟墓的位置不被发现，护送尸体到现场的人全被杀害。
四、蒙古帝国
王位空缺两年后，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继位为大汗。在位期间（1229－1241年），他继续对欧亚大陆两端约相距5000英里的中国和欧洲征战。在中国，1234年蒙古人歼灭了北方金朝的残兵，随即进攻南宋。宋兵顽强抵抗，战争持续了45年，最终被彻底消灭。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兵15万，被派往欧洲西部。1237年秋，他越过伏尔加河中游，进攻俄罗斯中部各公国，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城镇，其中包括当时不太重要的城市莫斯科。到1238年3月，他已逼近波罗的海沿岸城市诺夫哥罗德，但他担心春雪可能将骑兵困在泥泞中，因而突然撤兵南下。
两年以后，1240年夏，蒙古人从高加索基地再次进攻俄罗斯南部，到12月，占领了俄罗斯古都基辅。蒙古人对当地居民极为残暴，当时一位僧侣记载说，幸存者寥寥无几，他们“非常羡慕死者。”第二年，蒙古人继续西侵，进入波兰和匈牙利，在西里西亚的利格尼兹，大败德意志军3万人。然后，穿过冰封的多瑙河，占领萨格勒布，最后到达亚得里亚海岸。至此，蒙古军队控制了从亚得利亚海到日本海的欧亚大陆广大地区。1242春，蒙古传来窝阔台大汙去世的消息，于是，拔都穿过巴尔干地区，撤回伏尔加河下游，在此建立汗国；因其帐殿金色，故名为金帐汗国。
这些来自东方的陌生的骑手影响甚大，以致在遥远的、伦敦附近的圣奥尔本斯，马修·帕里斯修立在其编年史中这样记叙道：
象成群的煌虫扑向地面，他们彻底劫掠了欧洲东部；焚烧与屠杀使这里变成一片废墟。经过萨拉森人的国度后，他们铲平城市、伐光林木、推倒堡垒、拔掉蔓藤、捣毁公园、屠杀市民和农民。如果他们偶尔饶恕了某些哀求者，还要强迫这些沦为最低层的奴隶站在队伍的前列，去同自己的邻邦作战。那些假装打仗或幻想逃跑的人，被鞑靼人追回后统统杀个掉；而〔为他们」勇敢征战的人，却也得不到任何酬谢。可见，他象对待牲口一样虐待俘虏。他们野蛮残忍，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鬼；他们酷爱喝血，撕吞狗肉人肉，身穿牛皮，手持铁盾；他们身材矮胖，体格健壮，不屈不挠，战无不胜；他们的背后毫无遮盖，胸前披挂铠甲；他们非常喜欢喝纯羊血，骑高大健壮的马；这些马吃树枝树叶；他们由于腿短，只有借助于三级阶梯才能骑上这些马。他们没有人类的法律，不懂得任何安慰，比狮子熊罴还要凶猛；他们拥有牛皮船，一般10至12人一条；他们会游泳，又会驾船，因此，他们能无阻碍地渡过最宽、最急的河流；他们在没有血［作饮料」时，就喝浊水、泥水。他们配有单刃剑和匕首，是出色的弓箭手，当遇到敌人时，不论男女老幼、地位高低，一概不予饶恕。他们除本族语言外，不懂得其他任何语言，而他们的语言也无人知道。因为时至今日，没有任何途径可接近他们，他们也未曾离开过自己的国家，所以，无法通过人类的普通交往，了解他们的习俗或人们。他们同妻子一起，带着羊群到处游牧；妻子们也象男人一样学习打仗。因此，他们闪电般地攻入伊斯兰世界，烧杀抢掠，使每个人胆战心惊，无比恐惧。
这些令人惧怕、带来灾难的人是否会撤退是欧洲人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蒙古的政治发展过程回答了这个问题。窝阔台去世五年后，其子贵由才继位为大汗。在这一动荡时期不可能有较大的远征，而在嗜酒如命的贵由统治的短短两年间。远征也不可能。贵由之后，王位又空缺了三年，最后，成吉思汗的有才能的孙子蒙哥（1251—1259年）继位。鲁伯鲁克的威廉曾谈到这位新大汗打算继续入侵欧洲。他说蒙哥的大臣曾问过他“法兰西王国的情况，那里是否有许多羊、牛和马，他们是否最好立即进攻那里，并完全占领它。”最后的决定是，完成对中国南部的征服和攻占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蒙哥把这两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交给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旭烈兀；前者被派往中国，后者派往中东。
蒙古人迅猛地扫荡了中亚、中东和东欧，可是，在中国则陷入困境：同中国人的大规模战斗打打停停地持续了数十年。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宋朝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王朝，但对蒙古人来说，征服宋朝却比征服中东的穆斯林统治者要艰难得多，尽管后者离蒙古权力中心更远。在对中国的征战中，蒙古人再度显示了他们从事大规模战略包围战的完善战术。除沿长江推进并攻取宋朝首府杭州外，忽必烈还从西、南两翼包围宋朝。经过大规模战役，他侵占了四川、云南、安南和东京，从四面八方将来王朝团团围住。1277年，占领南方大港广州，三年后，在海南岛沿海消灭宋朝海军，从而完成了对中国的征服。
1259年，在进攻四川期间蒙哥去世，忽必烈当选为继承人。作为大汗，他将帝国首都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到华北的北京。他忠实于成吉思汗最初提出的征服世界的计划，在战胜宋朝后，又发动了新的战争，从陆路侵略印度支那和缅甸，经水路进攻爪哇和日本。难怪侍奉忽必烈17年的马可·波罗这样写道：忽必烈是“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到现在，人世间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统治者，他拥有的臣民最多，土地最广阔，财富最充裕。”
与此同时，旭烈兀已渡过奥克苏斯河；横扫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1258年，阿拔斯首都巴格达沦陷，据说除少数技艺高超的工匠外，该城的80万居民被屠杀殆尽。按照成吉思汗的禁令，为了不让皇族的血沾污战刀，不幸的哈里发被裹在一张地毯里被马活活踩死。在以同样的方式攻克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以后，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蒙古人继续向埃及和北非进击，从而完成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征服。
但是，在巴勒斯坦的阿因扎鲁特（政利亚发源地），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重大转折。1260年，埃及马木鲁克军队在那里大败蒙古人。失败的一个原因是，1259年，蒙哥大汙的去世使团结的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旭烈兀支持他的哥哥忽必烈继承空缺的王位，但却遭到堂弟，俄罗斯金帐汗国大歼别尔克的反对。实际上，别尔克已皈依伊斯兰教，对旭烈兀消灭哈里发政权极为愤慨，以致两人渐渐开始公开对战。作为防御措施，旭烈兀再次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波斯，而在巴勒斯坦只留下一支精疲力尽的部队，其中绝大多数是非蒙古人。这支军队的失败挽救了伊斯兰教世界，标志着蒙古帝国衰亡的开端。
五、蒙古帝国的衰落
尽管在巴勒斯坦吃了败仗，但这时的蒙古帝国仍是一座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庞大建筑，除成吉思汗最初征服的地区外，它还占有俄罗斯、中东和中国南方。蒙古陆军在从波罗的海沿岸到缅甸一带活动，而海军则在进攻日本和爪哇。不过，这个庞大的帝国这时确已开始崩溃，实际上仅几十年后，它便不复存在。
当然，其原因并不仅在于败给了马木鲁克军队。卷入那场战斗的蒙古军队很少，蒙古人仍在期望能迅速前去报复；这种报复，是以往少数赢得个别战斗胜利的对手所逃脱不了的。然而，这种情况这次却未再发生，其原因是帝国的崩溃过程已经开始。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崩溃与过分的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扩张到欧亚大陆两端之后，即使是具有高度机动性的蒙古人，这时也发现他们正陷入困境。除在歌利亚发源地的失败之外，1285年至1303年，蒙古人对印度的进攻也被德里的突厥人苏丹所击退。在缅甸和越南，蒙古人还发现森林作战完全不同于平原上的骑兵袭击。蒙古海军的海外征服也未能奏效。1291年，派去进攻琉球群岛的舰队甚至连这些岛屿都没有找到；一支派往爪哇的远征部队，两年后，损失惨重地撤了回来。最大的海外征服是进攻日本，1274年和1281年，蒙古人向日本派遣了大批远征军。日本人顽强抵抗，最后被一股西南台风所营救；这股台风吹毁了敌人的船只，日本人感激地称它为“神风”。这样，在海上如同在森林里一样，蒙古人的扩张受到了限制。
然而，不仅仅是欧亚大陆两端和海上诸岛难以征服，对蒙古人来说，更严重的是他们发现无法保住已经征服的地区。首要的问题是：同属国人民相比，他们人数太少，太不开化。正如普希金所说的那样，蒙古人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因此，他们一旦从马上下来，在征服的地区居住，就很容易被同化。在这方面，蒙古人与阿拉伯人迥然不同：阿拉伯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这一语言和信你为属国人民所乐于采用，并成为帝国统一的强有力的纽带。蒙古人没有阿拉伯人先进，丝毫不具备这种优势。恰恰相反，蒙古人采用了比他们更先进的属国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从而丧失了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其帝国创立后不久即崩溃的根本原因。
忽必烈将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的决定，恰好表示了这一同化过程。他在中国人设计的宫殿里进行统治，举行复杂的儒教仪式，建立新的孔庙，因此必将成为中国式的皇帝。作为大汗，忽必烈只是蒙古各汗国名义上的君主，其实地的权力仅限于中国。最初，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曾与他争夺大汗王位，经过四年的斗争，忽必烈才取得胜利。后来，他的堂弟，控制着突厥斯坦的海都也与他争位，于是，爆发了长达40年的内战，最后以双方相持不下而告终。因此，蒙古帝国的毁灭，不仅是由于文化上受到同化，而且还由于王朝内部的争斗。
忽必烈成为中国皇帝的同时，旭烈兀也变成了波斯的统治者。他以大不里士为都，建立了所谓的伊儿汗国（伊儿汗一词意为“附属汗”，即指波斯的蒙古统治者从属于大汗）。1295年，旭烈兀的继承者着伊斯兰教为国教，这反映并促进了伊朗-伊斯兰教环境对蒙古人的同化。同样，高加索山另一边的金帐汗国也自行其事，接受了当地东正教文化和正式的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不久以后，只有蒙古本上的那些蒙古人仍保持着纯蒙古血统；在那里，他们受到佛教的影响，从此变得湮没无闻。
六、穆斯林突厥人的复兴
由于蒙古人人数极少，因此，他们源源不断地招募大批突厥人入伍。然而，随着蒙古帝国的分裂，这些穆斯林突厥人立刻占据了显著的地位，与蒙古人入侵前他们在哈里发王朝所占据的地位相同。为了控制欧亚大陆中部平原，这时一批批军事冒险家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是帖木儿，欧洲人称为塔米兰。他于1369年占领撒马尔罕，由此向各处出击。首先消灭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然后打败了俄罗斯的金帐汗国和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甚至还侵入印度，洗劫了德里。他决心将首都撒马尔罕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因此，每次战斗之后，他都要送回满载战利品的车队，以及工匠、艺术家、占星术家和文人等。鼎盛时期，帖木儿帝国的疆土从地中海延伸到中国；他在1405年去世之前，正准备入侵中国。然而，在他去世之后，其帝国的分裂比蒙古帝国还要快得多。
继帖木儿之后，最显著的发展是穆斯林突厥人在印度和拜占廷的扩张。13世纪，在蒙古人的威胁的逼迫下，德里的突厥人苏丹仅控制着印度北部。14世纪，随着这一威胁的消除，他们开始向南扩张，抵达吉斯德纳河，占领了印度半岛三分之二的领土。然而，帖木儿的侵略，使当时的印度北部和中部形成了许多小国，这些小国由突厥人统治，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来恢复德里苏丹的统治。同时，伊斯兰教势力对印度大部分地区的扩张，引起印度教教徒的反抗，结果形成了印度教大国维查耶那伽尔，其领土包括吉斯德纳河以南整个印度地区。这就是16世纪，当另一个穆斯林突厥人王朝，莫卧儿帝国，从外部强行统一印度半岛时，这里所存在的分裂状况。
与此同时，在中东，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损害拜占廷的情况下；使伊斯兰教的疆土不断扩展。这些来自中亚的入侵者，乘塞尔柱帝国衰微之时，进入该帝国，在小亚细亚的西北角定居下来，那里距分隔欧亚两洲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不到5O英里。1299年，这些土耳其人的首领奥斯曼摆脱塞尔柱君主的统治，宣布独立，并将他的国家从地位低下的小国，发展成为以其名命名的、伟大的奥斯曼帝国。
土耳其人征服的第一步，是占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廷领土。由于伊斯兰农民对拜占廷当局的不满，以及从中东各地蜂拥而来、同伊斯兰异教徒作战的伊斯兰教武士的大力支援，1340年，这一征服宣告完成。接着，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首次插足于欧洲，于1354年在加利波利建立一个要塞。他们选择了一个几乎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进军欧洲。这时，敌对的伊斯兰教会之间的冲突，拜占廷、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诸国的相互竞争，将巴尔干半岛弄得四分五裂；而且这些国家均处于衰落时期。另外，同小亚细亚的农民一样，巴尔干半岛的伊斯兰农民也对统治者不满。西方伊斯兰国家已经分裂，它们即使愿意，也无法援助巴尔干半岛各国；何况，天主教和东正数之间早已存在着隔阂，它们并不愿意予以援助。这便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扫清了道路，并且，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一大好时机。
1362年，土耳其人占领阿得里安堡；1384年，夺取索非亚，从而包围了君士坦丁堡。然而，1402年，帖木儿打败并俘虏了他们的苏丹，随后几十年，他们被迫转移。但帖木儿的统治只是昙花一现，14O5年他的去世，使奥斯曼土耳其人获得自由，得以重建他们的统治，继续对外侵略。终于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从而结束了长达1000年的帝国历史。15世纪末，除几座由威尼斯控制的沿海堡垒外，他们已统治了多瑙河以南的整个巴尔干半岛（详情见第十五章第四节）。
七、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的意义
1000年至1500年间，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的一个结果是在欧亚大陆出现了新的势力平衡，其中伊斯兰教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15世纪后期，当西方开始海外扩张时，伊斯兰教已在陆上朝四面八方扩张。奥斯曼土耳其人正渡过多瑙河进入中欧；中亚除东部边缘地区外，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莫卧儿人将开始实际上对整个印度半岛的征服。而且，伊斯兰教正向欧亚大陆核心区的遥远的边缘地带推进。在非洲，伊斯兰教从两大中心稳步传入内地。它从北非沿岸穿过撒哈拉大沙漠传入西非；在这里，许多黑人穆斯林王国蓬勃兴起。同样，它从东非沿岸的阿拉伯殖民地传入内地各国，其中包括伊斯兰努比亚王国这一王国后被伊斯兰教征服，并皈依了伊斯兰教（见第十七章）。
阿位伯和印度商人还将伊斯兰教带入东南亚。在这里，同在非洲和文明程度较低的其他地区一样，皈依伊斯兰教比较容易，因为这一新的宗教仪式简单，适应性强。所有要成为穆斯林的人，只须反复念诵这句话即可：“找证明，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新增加的伊斯兰教仪式，通常接受并尊重当地的习俗和传统。因此，这一宗教信仰的传播不是靠剑，而是靠商人不引人注目的工作；这些商人通过学习当地居民的语言，接受他们的习俗，同他们的妇女通婚，改变他们的新亲属和商业伙伴的信仰，来争取他们。下面这段话，描写了这些商人传教士所使用的方法，虽说是在菲律宾，但也能说明早期其他岛屿的类似情况：“这些穆斯林采用当地人的语言，按受他们的许多风俗，同他们的女子结婚，购买奴隶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最后，成功地挤进了地位最高的首领的行列；这些对于他们将自己的宗教传入这一国家较为有利。”
1292年，马可·波罗访问费莱克（今亚齐）时，发现那里有许多穆斯林。“众所周知，费莱克人民过去都是偶像崇拜者。但是由于同经常乘船来此的萨拉森商人接触，现在，他们都改信了穆罕默德的教义。”到15世纪末，伊斯兰教向东最远传到菲律宾的棉兰老岛。马六甲的穆斯林国家，是著名的商业中心，控制着经过海峡的所有贸易，在传播伊斯兰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吸引着来自印度和整个东南亚的商人，而且通过提供指导富裕的赞助人的机会，吸引了著名的教师和经师。马六甲最大的成就是，使爪哇皈依伊斯兰教；爪哇的穆斯林君主，推翻前印度教的麻喏巴歇王国的胜利，正是这一皈依的标志。若把东南亚看作一个整体，那么，穆斯林主要的中心正如所期望的那样，是那些贸易交往最为活跃的地区：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
在这五个世纪中，伊斯兰教传遍欧亚大陆，使其领土几乎增加两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7、8世纪，在初期扩人阶段，伊斯兰教已将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湖；而在晚期扩张阶段，它又使整个印度洋成为穆斯林湖。这意味着当时，尤其是1995年伊儿汗国信奉伊斯兰教以后，从亚洲运往欧洲的所有货物，实际上是沿穆斯林所控制的陆路水路运输的。124O年后的几十年里，虽然蒙古帝国使欧亚大陆间的安全旅行和贸易成为可能，但这几十年只是早期和晚期扩张阶段中的一个插曲；而在这一时期，阿拉伯突厥人控制着中亚和中东，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到1500年，伊斯兰教的继续扩张，还使它成为一股世界力量，而不仅仅是中东的势力。这一点至今仍深刻地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如今印度半岛之所以分成两部，穆斯林政治集团之所以在东南亚影响甚大，伊斯兰教之所以成为非洲的一股强有力的、迅速发展的势力和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人们的信仰，原因就在于此。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他们还促进了欧亚大陆间的相互影响。众所周知，在技术领域里，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导致了中国发明的大批传播，其中包括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等（见第十二章第三节人在伊儿汗国统治的波斯，也可看到这种相互影响的情况；波斯因所处的地理位置，受到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影响。据了解，中国炮兵曾去过波斯，在蒙古军队中服役；另外一位名叫傅梦之的人提出了中国的天文学原理；中国医生曾在伊儿汗朝廷里工作；中国艺术家曾对波斯的微型绘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欧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和外交领域中。在首都大不里士，聚居的意大利商人们生意十分兴隆；伊儿汗国从他们中间征募了一些使者和翻译，让他们肩负着各种使命，前往欧洲。其中当然有马可·波罗，他在护送一位蒙古公主从中国到波斯、同伊儿汗国的大汗结婚以后，继续向威尼斯航行。
最后，由这种相互影响提供的机会，又被正在欧洲形成的新文明所充分利用。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直到现在，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欧亚大陆其他各文明过于一成不变。最初，伊斯兰教世界似乎很容易适应和改变新的东西。尽管伊斯兰教有其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原始背景，却非常善干接受已形成的伟大文明，创造新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但是，这引起了伊斯兰教教义与希腊唯理论哲学及科学之间的必然、内在的紧张关系。哈里发马蒙（813－833年）早年曾大力支持古典名著的翻译，信奉唯理论者的学说，认为《古兰经》是人创造的，并不是永恒的。但他的继承者则完全不同，他们支持保守的神学家，这些神学家指责所有科学的、哲学的推测，认为这将导致异端和无神论。
在人们开始相信寻求上帝比了解自然更为重要的意义上，这一点意味着经院哲学的胜利。中世纪早期，蛮族入侵后，这种经院哲学在西方也很盛行。当时罗马教皇统治了文化生活，神学被公认为各门科学的“皇后。”如今，在伊斯兰教世界，随着蛮族——十字军、柏柏尔人、贝都因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的一系列侵略，出现了同样的发展情况。在这里，如同在西方一样，人们面临巨大的灾难，为了得到救济和安慰，只得求助于宗教信机。但在西方，经院哲学最终追到驳斥并被取代，而在穆斯林世界，它却一直居统治地位至19世纪末。
伊斯兰教著名的神学家加扎利（1058—1111年），在其著作《哲学的矛盾》中，猛烈地攻击了整个世俗学派。他争辨说，神的启示是真理的最终源泉，理智应用于摧毁信任本身。他受到了穆斯林亚里土多德学派的著名哲学家伊本·路西德（1126—1198年）的挑战。伊本·路西德生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被西方人称为阿成罗伊。他在《矛盾的矛盾》一书中宣称：认识应服从理性的判决，哲学对伊斯兰教并无害处。但他决不是一个唯理论者，他强调民众应接受“神学”教育，因为他们在理智上既不期望、也不具备哲学推理的能力。然而，他所认为的能接受“哲学“教育的知识阶层，却拒绝他的主张，指责他虚伪，怀疑他是无神论者。
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之父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在其著作中反映了这一正统派反应的广度。他最先将历史看作是关于诸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科学，而不是当时传统的编年史和有关某一事件的作品。然而，这位学识渊博、富于创造力的思想家，却认为哲学和科学是无用、危险的。他说：“应该明白，哲学家所持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物理学问题对我们的宗教事务或日常生活来说，无关紧要，所以我们对此不必理会。……任何研究它［逻辑学］的人，只有在完全掌握宗教法规，且研究了《古兰经》的解释和法学之后，才应从事这项工作。不懂穆斯林宗教科学的人，是不应致力于此事的。因为缺乏这一知识的人，几乎无法躲避有害面的侵蚀。”
因此，在穆斯林世界中，智力的发展与创新停止了；在欧洲诸大学极度活跃的同时，伊斯兰教学校却满足于死记硬背权威性的教科书。800至1200年，穆斯林世界远远超过西方，但到16世纪时，这种差距已经消失。此后，西方迅速发展，突然跑到了前面，而伊斯兰教世界则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下面这段话生动地描写了这两个世界间的差别：“白昼逝去了，伊斯兰教医学和科学却反射出古希腊文化的太阳的光芒，它象一轮明月，照亮了欧洲中世纪漆黑的夜晚；有些明亮的星星也闪烁着各自的光芒。但在新的一天——文艺复兴——的黎明，月亮和星星却都变得暗淡无光。”
西方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之间，也呈现出类似的差别。原因很简单，只有西方实现了趋向近代思潮的重大转变。印度和拜占廷均被伊斯兰教征服，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中国虽然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并于1368年将他们驱逐出去，但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势感——一种对外国以及蛮族的所有东西近乎本能的敌意和轻蔑。148O年，俄罗斯也取得了推翻蒙古统治的胜利，但长久的创伤依然存在。这个国家已拒绝西方吹来的清新之风达两个半世纪之久；因此，蒙古人的思想和习俗已为莫斯科大公国和东正教的专制主义铺平了道路。
在这一般格局中，唯独西方是个例外。只有西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出现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这一新文术立即表现出自身的优越性，不仅传入欧亚大陆，而且传遍全球。如前所述（第十一章第六节），蛮族侵略的毁灭性的冲击，是形成西方这种独特性的原因所在；它埋葬了古典文明，让新观念和新制度生根、繁荣。后面几章首先介绍位于伊斯兰教世界两侧的传统的拜占廷文明和儒家文明，然后分析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革命的西方文明。
《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是加拿大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经典世界历史着作，初版发行于1970年，1998年12月推出最后一版，即第7版，是很多学校的历史教材。
作者 L·S·斯塔夫里阿诺斯
原名 A global history :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出版地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语言 英文
题材 世界历史
出版者 Prentice Hall
出版日期 1998年12月 (7th ed.)
媒介 印刷品
ISBN 0139238972
在这几个世纪中，游牧民的扩张明显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000—1200年）突厥人兴起。突厥人先是作为阿拔斯王朝的雇佣军，随后便统治了这个王朝。他们赋予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以活力和侵略能力，并击败拜占廷和印度斯坦，将其疆土扩张到小亚细亚和印度北部。第二阶段（1200－13O0年）蒙古人入侵。蒙古人不仅吞并了中亚、东亚和俄罗斯，而且侵占了穆斯林中东，从而突然终止了穆斯林突厥人的扩张。最后一个阶段（13O0－150O年）蒙古帝国崩溃。蒙古帝国的崩溃为突厥人的复兴，为ysl教突厥人再度进入jidu教欧洲和印度斯坦扫清了道路。
本章将—一叙述这三个阶段，以及它们在整个世界历史中的意义。
一、突厥人在伊斯兰教世界中的优势
突厥人操同一语系的语言，但不是同一种族集团，他们因都说一种或另一种突厥语而共同联结在一起。尽管他们种族上是一个混杂的民族，但一般说来，他们看上去更象高加索种人，而不象蒙古种人。到6世纪中叶，他们统治了从蒙古到奥克苏斯河即阿姆河的广大平原地区。从8世纪起，由于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并在怛逻斯打败了中国人（751年），突厥人日益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突厥人对奥克苏斯河对岸的伟大的阿拔斯王朝的反应，同日耳曼人对莱茵河对岸的罗马帝国的反应极为相似。首先是文化上的影响：野蛮的突厥异教徒屈服于高级文明的物质诱惑，皈依了伊斯兰教教义。与此同时，如前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的军事机构一样，突厥人开始进入哈里发王朝的军事机构。由于他们是具有高度灵活性的骑兵射手，因此，很快就表现出优于他人的军事素质，在哈里发军队中，日益取代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随着哈里发王朝的日渐衰弱，突厥雇佣军同日耳曼雇佣军一样，由原先的仆人变成了主人。他们在巴格达废立统治者，并将哈里发们相继监护起来。大约970年，突厥民族的一支塞尔柱人，顺利通过边境，进入穆斯林地区，不久便独揽了这里的政权。1O55年，当哈里发宣布塞尔柱酋长托格卢尔·贝伊为“苏丹”，即“君主”时，这一政权被正式承认。尽管哈里发名义上仍是帝国的首领，但实际的统治者从此便是突厥人苏丹。在好战的突厥人的领导下，伊斯兰教帝国的边境这时进一步扩张到两大地区。
一个地区是小亚细亚，几个世纪以来，小亚细亚一直是伊斯兰拜占廷势力抵抗阿拉伯伊斯兰教多次进攻的堡垒。但1071年，在小亚细亚东部的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塞尔柱人大获全胜，俘虏了拜占廷是帝罗曼努斯四世。这一战役是中东历史上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它随即引起了拜占廷敌对派系间的内战。事实上，曼齐刻尔特战役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派系间的斗争；如今这种派系斗争的继续，又使突厥人未受到任何抵抗便进入了小亚细亚。为在突厥部落酋长的行政部门中谋取职务，彼此不和的拜占廷官吏和军官相互竞争，将许多城镇和要塞奉献给了侵略者。而且，农民因不满拜占廷官吏的腐败和剥削，虽不信任，但却屈从地接收了他们的新主人。因此，11至13世纪，小亚细亚的大分部地区，从希腊和伊斯兰地区变成了突厥和穆斯林地区，而且一直存留到现在。此外，拜占廷因小亚细亚的丧失，变得内部空虚；小亚细亚作为一个行省，过去曾为帝国提供了大量税收和大批军人。君士坦丁堡如今就象一个架在枯瘦的躯体上的大脑袋；因此，1453年其衰亡的原因应追溯到1071年。
曼齐刻尔特的胜利，对塞尔柱人来说，是前进中的一大步，使他们重建了即将灭亡的哈里发统治。马里克沙（1073—1092年）在位时期，塞尔杜帝国达到鼎盛，统治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以及小亚细亚。在塞尔柱人的支持下，文化事业极为繁荣，以波斯的语言、文学和艺术的成就最为显著。但塞尔杜的优势只是短暂的，马里克沙死后，继承人之间你争我夺，封地成为世袭，帝国开始分裂（见第十三章第六节）。帝国的这一分裂，使12世纪十字军征服圣地成为可能。另一个结果是，小亚细亚西部出现了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继续高举伊斯兰教的旗帜，兵临维也纳城下，并在20世纪前，统治着整个中东地区。
正当塞尔柱人向西挺进，追求名望，寻找战利品时，其他突厥人也在东部扩张，向巨大的宝库印度进军。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叫马哈茂德（997－1030年）的人。他以阿富汗的加慈尼为基地，几乎每年都向印度地区进攻，最终吞并了旁遮普，此后，旁遮普一直成为穆斯林地区。马哈茂德热心于捣毁印度教徒的神庙，砸碎他们的偶像，因而得一绰号“偶像破坏者”；他的这一热心以伊斯兰教信条为基础：对神作任何肉眼可见的描画，都是有罪的。马哈茂德及其追随者们被狂热的伊斯兰教一神论所激发，来到印度，不仅为了掠夺，而且为了改变异教徒的信仰，或消灭他们。另外，这里还涉及到社会冲突问题，即两个不同社会的冲突：一个社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另一个社会则以种姓制度为基础，而这一种姓制度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因此，正是从这时起，这里开始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的斗争，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半岛分裂成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
12世纪，马哈茂德的继承者们被另一个以廓尔为基地的突厥王朝所取代，廓尔也在阿富汗境内。在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的人的领导下，廓尔突厥人向南挺进至古吉拉特，向东进入恒河流域。1192年，他们占领了德里，并将德里作为印度突厥苏丹的王国的首都。在这次战役中，佛教寺院被破坏，大批僧侣遭屠杀，以致佛教在其发源地从此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突厥人不甚费力地在一个人口绝对超过他们的国家里安置下来，之所以能如此，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印度古老的军事战术；这种战术，同150O年前反对亚力山大时的战术一样，是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的。其步兵通常是一群涣散的暴民，而他们自吹自擂的象队，对抵抗穆斯林骑兵毫无用处。印度的种姓制度同样具有破坏作用，而且是一个更为致命的弱点，它使能参战的人仅限于“刹帝利”，即武士阶层。其他人都未经过训练，而且对作战也毫无兴趣，这主要是因为阶级分化将压迫者地主同农民分隔开来，使社会等级更加支离破碎。因此，人民大众或是采取不关心的态度，或是欢迎侵略者，信奉他们的宗教。这种情况后来反复多次出现。在现代，英国统治者之所以能象前突厥人苏丹那样，从德里统治印度，原因也就在于此。
二、成吉思汗
在突厥人成为穆斯林世界的统治者的同时，遥远的蒙古，有位不引人注目的首领正在开始他的征服生涯；这一征服最终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的形成。成吉思汗（也可拼成Chinggis，Chingis，Jenzhiz等），原名铁木真，生于1167年，是一个较小部落首领的儿子。铁木真12岁时父亲中毒身亡，结果，这位未来大汗的童年生活非常悲惨。铁木真精通部落政治这门复杂的艺术，它需要将忠诚、狡猾、无情的背叛及自身的勇猛等各种因素创造性地混合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他能战胜早年的地位低下，在转而反对他的首领，并消灭所有对手之后，最后完成了蒙古各部落的统一。120s年，在“库里尔台”，即蒙古各部落酋长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全蒙古大汗，得尊号成吉思汗，意为“世界的统治者”。
现在，他能满足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征服和掠夺欲望。据说他曾说过：“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在这方面，成吉思汗与在他之前的草原征服者们没任何区别。那么，为什么只有他注定成为欧亚大陆绝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呢？这个问题颇为吸引人，因为，作为一个蒙古人，成吉思汗没有其他游收征服者——主要是突厥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源。蒙古各部落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不过100万人，这最多只能为他提供12500O名军人。以如此有限的兵力，他怎能成为近乎名副其实的“世界的统治者”呢？
成吉思汗从各游牧武士所具有的内在优势入手。其实，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作战演习的不断训练。这些武士身穿毛皮衣服，外备新马作为补充，能在极少休息、吃饭的情况下骑马连续行军几天几夜，他们将“闪电战”引入13世纪的世界。据说，他们在匈牙利平原作战时，三天走了270英里。他们用皮袋装水；皮袋没有水时，又能充气在游泳渡河时使用。他们通常靠农村居民生活，然而，如有必要，也喝马血、马奶。从小学到的打猎技术，使他们能控制长距离飞奔的马群。蒙古人最喜欢的战术是假装溃逃，这时，敌人很可能会一连好几天追逐他们；结果只能是受骗中计，遭到伏击、全军覆没。其他战略战术还有：将树枝拴在马尾巴上，扬起灰尘，以及让假人骑在多余的马上，给人以大部队在行军的假象。
蒙古人最基本的武器是大型混合弓，这种弓比英国人的长弓更具杀伤力，其穿甲箭能在60O呎内杀死敌人。这是蒙古骑兵使用的一种可怕的武器；他们能在骑马飞奔时射出所配备的30支箭。其他装备包括钢盔、轻便兽皮盔甲、马刀，有时还有一支带挂钓的长予和一把钉头锤。蒙古马仅在空旷的牧区牧放，漫长的严冬里没有避寒之地，没有干草或谷物作为补充饲科。这虽使得它们体格不很高大，但却非常能吃苦，且适应性强。“即使今天”，一位权威人士说：“在牧区用套索捕捉一匹蒙古马，装上马鞍，不需要再喂食，能连续骑100多英里，这是常见的事。但第二天就不能再骑这么远了，得将它放牧好几天才行。”这对蒙古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战时备有大批新马，能按需要连续不断地换着骑。
成吉思汗为游牧民族传统的技术增添了新的技能和装备。这些技能和装备，绝大多数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其中包括强有力的石弩、攻城槌和坑道工兵；坑道工兵能将地道挖到城墙底下，然后用火药把城墙炸掉。这样，成吉思汗为无与伦比的骑兵射手增加了攻城武器；这种武器在攻占带有防御工事的城市时，是必不可少的。
蒙古人还是从事间谍活动和心理战的能手。战前，他们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他们还派间谍散布蒙古势力强大，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谣言，使敌人士气低落。战斗中，他们采用残酷的恐怖战术，以削弱敌人的土气。战俘被迫站在队伍前列向自己人进攻；而攻城时稍遇抵抗，便将全城居民屠杀殆尽。
最后，成吉思汗的伟大战略独具一格：他在进攻强大的帝国之前，十分注意征服他的游牧邻邦．他非常熟悉中国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战略，或如中国人所说的，“以夷制夷。”过去，许多游牧部落的酋长，因同时遭到帝国军队和敌对部落的进攻而被消灭。因此，成吉思汗的战略是，首先联合“所有住在毡制围墙的帐蓬里的人们”。
三、早期征服
即使具有军事天才和精良的武器，如果不是恰好出现在适当的历史关头，成吉思汗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征服者。若在汉朝或唐朝，团结强大的中国能轻而易举地制止他；最强盛时期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也能阻止他。然而13世纪初期，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却完全不同了。中国这时已分成三个小国：统治北方的金朝、控制南方的宋朝和西藏党项人建立在西北的西夏王朝。中国的西面，是建立在绿洲城市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基础上的喀拉开国；喀拉汗国西边，奥克苏斯河畔，是穆斯林王国花刺子模，再往西就是巴格达的阿投斯王朝。但是，花刺子模和阿披斯王朝这时均处于衰落时期。
1205至1209年，成吉思汗首先征服了西夏，迫使它成为附属国。1211年进攻中国的北方，占领了长城以北地区，然后于1213年，突破长城防线，进入黄河平原。到1215年，他已劫掠占领了北京，而且得到了那些知道如何围攻城市的中国人和知道怎样开发和管理农业社会的外国人的帮助。按照他的总战略，这时，成吉思汗转而进攻周围游牧部落的领土。1216年满洲沦陷，1218年朝鲜失守，次年喀拉汗灭亡。
完成上述地区的征服后，他已接近花刺子模边境，并于1219至1221年，占领了这个国家。富饶且古老的城市如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巴尔赫均惨遭抢劫，居民们被大批屠杀，只有熟练工匠幸免于死，被送往蒙古。中国一位道士当时旅经此地，这样记载道：“我们经过伟大的城市巴尔赫，这里的居民前不久因反抗成吉思汗而惨遭屠杀，不过在街上，我们仍能听到狗叫声。”其实，巴尔赫已变成一座鬼城，而且是遭到如此厄运的许多的城市中的第一个。花刺子模的受侵害的统治者躲到里海的一座小岛上避难，并死于那里，而他的儿子则向东逃到印度。但在印度河上游沿岸，他又被无情的蒙古军打败，于是逃亡德里；这里的突厥人苏丹因被残杀吓呆，准许他在此避难。
蒙古人并不满足在中东和印度取得的这些惊人的胜利。他们转而向北进攻高加索，在那里打败了格鲁吉亚人。随后，继续向乌克兰挺进，1223年，打垮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80O00俄罗斯军人。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因西夏反对他的统治而返回蒙古，再次指挥对西夏王朝的战役，并获得胜利。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功绩，不久以后，即1227年，他去世了。遵照遗嘱，他被埋葬在家乡，他生前选择的一棵大树下。为了确保坟墓的位置不被发现，护送尸体到现场的人全被杀害。
四、蒙古帝国
王位空缺两年后，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继位为大汗。在位期间（1229－1241年），他继续对欧亚大陆两端约相距5000英里的中国和欧洲征战。在中国，1234年蒙古人歼灭了北方金朝的残兵，随即进攻南宋。宋兵顽强抵抗，战争持续了45年，最终被彻底消灭。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兵15万，被派往欧洲西部。1237年秋，他越过伏尔加河中游，进攻俄罗斯中部各公国，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城镇，其中包括当时不太重要的城市莫斯科。到1238年3月，他已逼近波罗的海沿岸城市诺夫哥罗德，但他担心春雪可能将骑兵困在泥泞中，因而突然撤兵南下。
两年以后，1240年夏，蒙古人从高加索基地再次进攻俄罗斯南部，到12月，占领了俄罗斯古都基辅。蒙古人对当地居民极为残暴，当时一位僧侣记载说，幸存者寥寥无几，他们“非常羡慕死者。”第二年，蒙古人继续西侵，进入波兰和匈牙利，在西里西亚的利格尼兹，大败德意志军3万人。然后，穿过冰封的多瑙河，占领萨格勒布，最后到达亚得里亚海岸。至此，蒙古军队控制了从亚得利亚海到日本海的欧亚大陆广大地区。1242春，蒙古传来窝阔台大汙去世的消息，于是，拔都穿过巴尔干地区，撤回伏尔加河下游，在此建立汗国；因其帐殿金色，故名为金帐汗国。
这些来自东方的陌生的骑手影响甚大，以致在遥远的、伦敦附近的圣奥尔本斯，马修·帕里斯修立在其编年史中这样记叙道：
象成群的煌虫扑向地面，他们彻底劫掠了欧洲东部；焚烧与屠杀使这里变成一片废墟。经过萨拉森人的国度后，他们铲平城市、伐光林木、推倒堡垒、拔掉蔓藤、捣毁公园、屠杀市民和农民。如果他们偶尔饶恕了某些哀求者，还要强迫这些沦为最低层的奴隶站在队伍的前列，去同自己的邻邦作战。那些假装打仗或幻想逃跑的人，被鞑靼人追回后统统杀个掉；而〔为他们」勇敢征战的人，却也得不到任何酬谢。可见，他象对待牲口一样虐待俘虏。他们野蛮残忍，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鬼；他们酷爱喝血，撕吞狗肉人肉，身穿牛皮，手持铁盾；他们身材矮胖，体格健壮，不屈不挠，战无不胜；他们的背后毫无遮盖，胸前披挂铠甲；他们非常喜欢喝纯羊血，骑高大健壮的马；这些马吃树枝树叶；他们由于腿短，只有借助于三级阶梯才能骑上这些马。他们没有人类的法律，不懂得任何安慰，比狮子熊罴还要凶猛；他们拥有牛皮船，一般10至12人一条；他们会游泳，又会驾船，因此，他们能无阻碍地渡过最宽、最急的河流；他们在没有血［作饮料」时，就喝浊水、泥水。他们配有单刃剑和匕首，是出色的弓箭手，当遇到敌人时，不论男女老幼、地位高低，一概不予饶恕。他们除本族语言外，不懂得其他任何语言，而他们的语言也无人知道。因为时至今日，没有任何途径可接近他们，他们也未曾离开过自己的国家，所以，无法通过人类的普通交往，了解他们的习俗或人们。他们同妻子一起，带着羊群到处游牧；妻子们也象男人一样学习打仗。因此，他们闪电般地攻入伊斯兰世界，烧杀抢掠，使每个人胆战心惊，无比恐惧。
这些令人惧怕、带来灾难的人是否会撤退是欧洲人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蒙古的政治发展过程回答了这个问题。窝阔台去世五年后，其子贵由才继位为大汗。在这一动荡时期不可能有较大的远征，而在嗜酒如命的贵由统治的短短两年间。远征也不可能。贵由之后，王位又空缺了三年，最后，成吉思汗的有才能的孙子蒙哥（1251—1259年）继位。鲁伯鲁克的威廉曾谈到这位新大汗打算继续入侵欧洲。他说蒙哥的大臣曾问过他“法兰西王国的情况，那里是否有许多羊、牛和马，他们是否最好立即进攻那里，并完全占领它。”最后的决定是，完成对中国南部的征服和攻占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蒙哥把这两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交给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旭烈兀；前者被派往中国，后者派往中东。
蒙古人迅猛地扫荡了中亚、中东和东欧，可是，在中国则陷入困境：同中国人的大规模战斗打打停停地持续了数十年。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宋朝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王朝，但对蒙古人来说，征服宋朝却比征服中东的穆斯林统治者要艰难得多，尽管后者离蒙古权力中心更远。在对中国的征战中，蒙古人再度显示了他们从事大规模战略包围战的完善战术。除沿长江推进并攻取宋朝首府杭州外，忽必烈还从西、南两翼包围宋朝。经过大规模战役，他侵占了四川、云南、安南和东京，从四面八方将来王朝团团围住。1277年，占领南方大港广州，三年后，在海南岛沿海消灭宋朝海军，从而完成了对中国的征服。
1259年，在进攻四川期间蒙哥去世，忽必烈当选为继承人。作为大汗，他将帝国首都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到华北的北京。他忠实于成吉思汗最初提出的征服世界的计划，在战胜宋朝后，又发动了新的战争，从陆路侵略印度支那和缅甸，经水路进攻爪哇和日本。难怪侍奉忽必烈17年的马可·波罗这样写道：忽必烈是“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到现在，人世间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统治者，他拥有的臣民最多，土地最广阔，财富最充裕。”
与此同时，旭烈兀已渡过奥克苏斯河；横扫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1258年，阿拔斯首都巴格达沦陷，据说除少数技艺高超的工匠外，该城的80万居民被屠杀殆尽。按照成吉思汗的禁令，为了不让皇族的血沾污战刀，不幸的哈里发被裹在一张地毯里被马活活踩死。在以同样的方式攻克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以后，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蒙古人继续向埃及和北非进击，从而完成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征服。
但是，在巴勒斯坦的阿因扎鲁特（政利亚发源地），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重大转折。1260年，埃及马木鲁克军队在那里大败蒙古人。失败的一个原因是，1259年，蒙哥大汙的去世使团结的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旭烈兀支持他的哥哥忽必烈继承空缺的王位，但却遭到堂弟，俄罗斯金帐汗国大歼别尔克的反对。实际上，别尔克已皈依伊斯兰教，对旭烈兀消灭哈里发政权极为愤慨，以致两人渐渐开始公开对战。作为防御措施，旭烈兀再次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波斯，而在巴勒斯坦只留下一支精疲力尽的部队，其中绝大多数是非蒙古人。这支军队的失败挽救了伊斯兰教世界，标志着蒙古帝国衰亡的开端。
五、蒙古帝国的衰落
尽管在巴勒斯坦吃了败仗，但这时的蒙古帝国仍是一座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庞大建筑，除成吉思汗最初征服的地区外，它还占有俄罗斯、中东和中国南方。蒙古陆军在从波罗的海沿岸到缅甸一带活动，而海军则在进攻日本和爪哇。不过，这个庞大的帝国这时确已开始崩溃，实际上仅几十年后，它便不复存在。
当然，其原因并不仅在于败给了马木鲁克军队。卷入那场战斗的蒙古军队很少，蒙古人仍在期望能迅速前去报复；这种报复，是以往少数赢得个别战斗胜利的对手所逃脱不了的。然而，这种情况这次却未再发生，其原因是帝国的崩溃过程已经开始。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崩溃与过分的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扩张到欧亚大陆两端之后，即使是具有高度机动性的蒙古人，这时也发现他们正陷入困境。除在歌利亚发源地的失败之外，1285年至1303年，蒙古人对印度的进攻也被德里的突厥人苏丹所击退。在缅甸和越南，蒙古人还发现森林作战完全不同于平原上的骑兵袭击。蒙古海军的海外征服也未能奏效。1291年，派去进攻琉球群岛的舰队甚至连这些岛屿都没有找到；一支派往爪哇的远征部队，两年后，损失惨重地撤了回来。最大的海外征服是进攻日本，1274年和1281年，蒙古人向日本派遣了大批远征军。日本人顽强抵抗，最后被一股西南台风所营救；这股台风吹毁了敌人的船只，日本人感激地称它为“神风”。这样，在海上如同在森林里一样，蒙古人的扩张受到了限制。
然而，不仅仅是欧亚大陆两端和海上诸岛难以征服，对蒙古人来说，更严重的是他们发现无法保住已经征服的地区。首要的问题是：同属国人民相比，他们人数太少，太不开化。正如普希金所说的那样，蒙古人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因此，他们一旦从马上下来，在征服的地区居住，就很容易被同化。在这方面，蒙古人与阿拉伯人迥然不同：阿拉伯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这一语言和信你为属国人民所乐于采用，并成为帝国统一的强有力的纽带。蒙古人没有阿拉伯人先进，丝毫不具备这种优势。恰恰相反，蒙古人采用了比他们更先进的属国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从而丧失了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其帝国创立后不久即崩溃的根本原因。
忽必烈将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的决定，恰好表示了这一同化过程。他在中国人设计的宫殿里进行统治，举行复杂的儒教仪式，建立新的孔庙，因此必将成为中国式的皇帝。作为大汗，忽必烈只是蒙古各汗国名义上的君主，其实地的权力仅限于中国。最初，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曾与他争夺大汗王位，经过四年的斗争，忽必烈才取得胜利。后来，他的堂弟，控制着突厥斯坦的海都也与他争位，于是，爆发了长达40年的内战，最后以双方相持不下而告终。因此，蒙古帝国的毁灭，不仅是由于文化上受到同化，而且还由于王朝内部的争斗。
忽必烈成为中国皇帝的同时，旭烈兀也变成了波斯的统治者。他以大不里士为都，建立了所谓的伊儿汗国（伊儿汗一词意为“附属汗”，即指波斯的蒙古统治者从属于大汗）。1295年，旭烈兀的继承者着伊斯兰教为国教，这反映并促进了伊朗-伊斯兰教环境对蒙古人的同化。同样，高加索山另一边的金帐汗国也自行其事，接受了当地东正教文化和正式的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不久以后，只有蒙古本上的那些蒙古人仍保持着纯蒙古血统；在那里，他们受到佛教的影响，从此变得湮没无闻。
六、穆斯林突厥人的复兴
由于蒙古人人数极少，因此，他们源源不断地招募大批突厥人入伍。然而，随着蒙古帝国的分裂，这些穆斯林突厥人立刻占据了显著的地位，与蒙古人入侵前他们在哈里发王朝所占据的地位相同。为了控制欧亚大陆中部平原，这时一批批军事冒险家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是帖木儿，欧洲人称为塔米兰。他于1369年占领撒马尔罕，由此向各处出击。首先消灭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然后打败了俄罗斯的金帐汗国和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甚至还侵入印度，洗劫了德里。他决心将首都撒马尔罕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因此，每次战斗之后，他都要送回满载战利品的车队，以及工匠、艺术家、占星术家和文人等。鼎盛时期，帖木儿帝国的疆土从地中海延伸到中国；他在1405年去世之前，正准备入侵中国。然而，在他去世之后，其帝国的分裂比蒙古帝国还要快得多。
继帖木儿之后，最显著的发展是穆斯林突厥人在印度和拜占廷的扩张。13世纪，在蒙古人的威胁的逼迫下，德里的突厥人苏丹仅控制着印度北部。14世纪，随着这一威胁的消除，他们开始向南扩张，抵达吉斯德纳河，占领了印度半岛三分之二的领土。然而，帖木儿的侵略，使当时的印度北部和中部形成了许多小国，这些小国由突厥人统治，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来恢复德里苏丹的统治。同时，伊斯兰教势力对印度大部分地区的扩张，引起印度教教徒的反抗，结果形成了印度教大国维查耶那伽尔，其领土包括吉斯德纳河以南整个印度地区。这就是16世纪，当另一个穆斯林突厥人王朝，莫卧儿帝国，从外部强行统一印度半岛时，这里所存在的分裂状况。
与此同时，在中东，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损害拜占廷的情况下；使伊斯兰教的疆土不断扩展。这些来自中亚的入侵者，乘塞尔柱帝国衰微之时，进入该帝国，在小亚细亚的西北角定居下来，那里距分隔欧亚两洲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不到5O英里。1299年，这些土耳其人的首领奥斯曼摆脱塞尔柱君主的统治，宣布独立，并将他的国家从地位低下的小国，发展成为以其名命名的、伟大的奥斯曼帝国。
土耳其人征服的第一步，是占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廷领土。由于伊斯兰农民对拜占廷当局的不满，以及从中东各地蜂拥而来、同伊斯兰异教徒作战的伊斯兰教武士的大力支援，1340年，这一征服宣告完成。接着，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首次插足于欧洲，于1354年在加利波利建立一个要塞。他们选择了一个几乎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进军欧洲。这时，敌对的伊斯兰教会之间的冲突，拜占廷、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诸国的相互竞争，将巴尔干半岛弄得四分五裂；而且这些国家均处于衰落时期。另外，同小亚细亚的农民一样，巴尔干半岛的伊斯兰农民也对统治者不满。西方伊斯兰国家已经分裂，它们即使愿意，也无法援助巴尔干半岛各国；何况，天主教和东正数之间早已存在着隔阂，它们并不愿意予以援助。这便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扫清了道路，并且，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一大好时机。
1362年，土耳其人占领阿得里安堡；1384年，夺取索非亚，从而包围了君士坦丁堡。然而，1402年，帖木儿打败并俘虏了他们的苏丹，随后几十年，他们被迫转移。但帖木儿的统治只是昙花一现，14O5年他的去世，使奥斯曼土耳其人获得自由，得以重建他们的统治，继续对外侵略。终于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从而结束了长达1000年的帝国历史。15世纪末，除几座由威尼斯控制的沿海堡垒外，他们已统治了多瑙河以南的整个巴尔干半岛（详情见第十五章第四节）。
七、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的意义
1000年至1500年间，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的一个结果是在欧亚大陆出现了新的势力平衡，其中伊斯兰教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15世纪后期，当西方开始海外扩张时，伊斯兰教已在陆上朝四面八方扩张。奥斯曼土耳其人正渡过多瑙河进入中欧；中亚除东部边缘地区外，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莫卧儿人将开始实际上对整个印度半岛的征服。而且，伊斯兰教正向欧亚大陆核心区的遥远的边缘地带推进。在非洲，伊斯兰教从两大中心稳步传入内地。它从北非沿岸穿过撒哈拉大沙漠传入西非；在这里，许多黑人穆斯林王国蓬勃兴起。同样，它从东非沿岸的阿拉伯殖民地传入内地各国，其中包括伊斯兰努比亚王国这一王国后被伊斯兰教征服，并皈依了伊斯兰教（见第十七章）。
阿位伯和印度商人还将伊斯兰教带入东南亚。在这里，同在非洲和文明程度较低的其他地区一样，皈依伊斯兰教比较容易，因为这一新的宗教仪式简单，适应性强。所有要成为穆斯林的人，只须反复念诵这句话即可：“找证明，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新增加的伊斯兰教仪式，通常接受并尊重当地的习俗和传统。因此，这一宗教信仰的传播不是靠剑，而是靠商人不引人注目的工作；这些商人通过学习当地居民的语言，接受他们的习俗，同他们的妇女通婚，改变他们的新亲属和商业伙伴的信仰，来争取他们。下面这段话，描写了这些商人传教士所使用的方法，虽说是在菲律宾，但也能说明早期其他岛屿的类似情况：“这些穆斯林采用当地人的语言，按受他们的许多风俗，同他们的女子结婚，购买奴隶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最后，成功地挤进了地位最高的首领的行列；这些对于他们将自己的宗教传入这一国家较为有利。”
1292年，马可·波罗访问费莱克（今亚齐）时，发现那里有许多穆斯林。“众所周知，费莱克人民过去都是偶像崇拜者。但是由于同经常乘船来此的萨拉森商人接触，现在，他们都改信了穆罕默德的教义。”到15世纪末，伊斯兰教向东最远传到菲律宾的棉兰老岛。马六甲的穆斯林国家，是著名的商业中心，控制着经过海峡的所有贸易，在传播伊斯兰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吸引着来自印度和整个东南亚的商人，而且通过提供指导富裕的赞助人的机会，吸引了著名的教师和经师。马六甲最大的成就是，使爪哇皈依伊斯兰教；爪哇的穆斯林君主，推翻前印度教的麻喏巴歇王国的胜利，正是这一皈依的标志。若把东南亚看作一个整体，那么，穆斯林主要的中心正如所期望的那样，是那些贸易交往最为活跃的地区：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
在这五个世纪中，伊斯兰教传遍欧亚大陆，使其领土几乎增加两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7、8世纪，在初期扩人阶段，伊斯兰教已将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湖；而在晚期扩张阶段，它又使整个印度洋成为穆斯林湖。这意味着当时，尤其是1995年伊儿汗国信奉伊斯兰教以后，从亚洲运往欧洲的所有货物，实际上是沿穆斯林所控制的陆路水路运输的。124O年后的几十年里，虽然蒙古帝国使欧亚大陆间的安全旅行和贸易成为可能，但这几十年只是早期和晚期扩张阶段中的一个插曲；而在这一时期，阿拉伯突厥人控制着中亚和中东，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到1500年，伊斯兰教的继续扩张，还使它成为一股世界力量，而不仅仅是中东的势力。这一点至今仍深刻地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如今印度半岛之所以分成两部，穆斯林政治集团之所以在东南亚影响甚大，伊斯兰教之所以成为非洲的一股强有力的、迅速发展的势力和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人们的信仰，原因就在于此。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他们还促进了欧亚大陆间的相互影响。众所周知，在技术领域里，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导致了中国发明的大批传播，其中包括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等（见第十二章第三节人在伊儿汗国统治的波斯，也可看到这种相互影响的情况；波斯因所处的地理位置，受到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影响。据了解，中国炮兵曾去过波斯，在蒙古军队中服役；另外一位名叫傅梦之的人提出了中国的天文学原理；中国医生曾在伊儿汗朝廷里工作；中国艺术家曾对波斯的微型绘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欧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和外交领域中。在首都大不里士，聚居的意大利商人们生意十分兴隆；伊儿汗国从他们中间征募了一些使者和翻译，让他们肩负着各种使命，前往欧洲。其中当然有马可·波罗，他在护送一位蒙古公主从中国到波斯、同伊儿汗国的大汗结婚以后，继续向威尼斯航行。
最后，由这种相互影响提供的机会，又被正在欧洲形成的新文明所充分利用。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直到现在，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欧亚大陆其他各文明过于一成不变。最初，伊斯兰教世界似乎很容易适应和改变新的东西。尽管伊斯兰教有其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原始背景，却非常善干接受已形成的伟大文明，创造新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但是，这引起了伊斯兰教教义与希腊唯理论哲学及科学之间的必然、内在的紧张关系。哈里发马蒙（813－833年）早年曾大力支持古典名著的翻译，信奉唯理论者的学说，认为《古兰经》是人创造的，并不是永恒的。但他的继承者则完全不同，他们支持保守的神学家，这些神学家指责所有科学的、哲学的推测，认为这将导致异端和无神论。
在人们开始相信寻求上帝比了解自然更为重要的意义上，这一点意味着经院哲学的胜利。中世纪早期，蛮族入侵后，这种经院哲学在西方也很盛行。当时罗马教皇统治了文化生活，神学被公认为各门科学的“皇后。”如今，在伊斯兰教世界，随着蛮族——十字军、柏柏尔人、贝都因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的一系列侵略，出现了同样的发展情况。在这里，如同在西方一样，人们面临巨大的灾难，为了得到救济和安慰，只得求助于宗教信机。但在西方，经院哲学最终追到驳斥并被取代，而在穆斯林世界，它却一直居统治地位至19世纪末。
伊斯兰教著名的神学家加扎利（1058—1111年），在其著作《哲学的矛盾》中，猛烈地攻击了整个世俗学派。他争辨说，神的启示是真理的最终源泉，理智应用于摧毁信任本身。他受到了穆斯林亚里土多德学派的著名哲学家伊本·路西德（1126—1198年）的挑战。伊本·路西德生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被西方人称为阿成罗伊。他在《矛盾的矛盾》一书中宣称：认识应服从理性的判决，哲学对伊斯兰教并无害处。但他决不是一个唯理论者，他强调民众应接受“神学”教育，因为他们在理智上既不期望、也不具备哲学推理的能力。然而，他所认为的能接受“哲学“教育的知识阶层，却拒绝他的主张，指责他虚伪，怀疑他是无神论者。
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之父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在其著作中反映了这一正统派反应的广度。他最先将历史看作是关于诸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科学，而不是当时传统的编年史和有关某一事件的作品。然而，这位学识渊博、富于创造力的思想家，却认为哲学和科学是无用、危险的。他说：“应该明白，哲学家所持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物理学问题对我们的宗教事务或日常生活来说，无关紧要，所以我们对此不必理会。……任何研究它［逻辑学］的人，只有在完全掌握宗教法规，且研究了《古兰经》的解释和法学之后，才应从事这项工作。不懂穆斯林宗教科学的人，是不应致力于此事的。因为缺乏这一知识的人，几乎无法躲避有害面的侵蚀。”
因此，在穆斯林世界中，智力的发展与创新停止了；在欧洲诸大学极度活跃的同时，伊斯兰教学校却满足于死记硬背权威性的教科书。800至1200年，穆斯林世界远远超过西方，但到16世纪时，这种差距已经消失。此后，西方迅速发展，突然跑到了前面，而伊斯兰教世界则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下面这段话生动地描写了这两个世界间的差别：“白昼逝去了，伊斯兰教医学和科学却反射出古希腊文化的太阳的光芒，它象一轮明月，照亮了欧洲中世纪漆黑的夜晚；有些明亮的星星也闪烁着各自的光芒。但在新的一天——文艺复兴——的黎明，月亮和星星却都变得暗淡无光。”
西方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之间，也呈现出类似的差别。原因很简单，只有西方实现了趋向近代思潮的重大转变。印度和拜占廷均被伊斯兰教征服，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中国虽然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并于1368年将他们驱逐出去，但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势感——一种对外国以及蛮族的所有东西近乎本能的敌意和轻蔑。148O年，俄罗斯也取得了推翻蒙古统治的胜利，但长久的创伤依然存在。这个国家已拒绝西方吹来的清新之风达两个半世纪之久；因此，蒙古人的思想和习俗已为莫斯科大公国和东正教的专制主义铺平了道路。
在这一般格局中，唯独西方是个例外。只有西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出现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这一新文术立即表现出自身的优越性，不仅传入欧亚大陆，而且传遍全球。如前所述（第十一章第六节），蛮族侵略的毁灭性的冲击，是形成西方这种独特性的原因所在；它埋葬了古典文明，让新观念和新制度生根、繁荣。后面几章首先介绍位于伊斯兰教世界两侧的传统的拜占廷文明和儒家文明，然后分析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革命的西方文明。
《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是加拿大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经典世界历史着作，初版发行于1970年，1998年12月推出最后一版，即第7版，是很多学校的历史教材。
作者 L·S·斯塔夫里阿诺斯
原名 A global history :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出版地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语言 英文
题材 世界历史
出版者 Prentice Hall
出版日期 1998年12月 (7th ed.)
媒介 印刷品
ISBN 0139238972
新疆博湖县查干罗尔乡的“托茂”家回回
在新疆巴音郭愣蒙古族自治川博湖县查干罗尔乡有五、六十户被称之为“托茂”家的伊斯兰教徒，他们自称是回回民族。这些为数不多多的回族人，使用的语言不是汉语，却是蒙古语。他们还和蒙古人一样，过着逐水草游牧的生活。
这几十户回族为什么自是“托茂”家，而且讲的蒙古语和过的是游牧生活。1985年4月29日，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谭吴铁同志进行了调查，和托茂家的长者马德容(七十岁)、马富元(六十岁)和马富海等人进行了座谈；谭吴铁同志还在中共焉耆回族自治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刘春新同志的陪同下，访问了哲赫忍耶门宦板桥派焉耆地区的第四任热依斯马鸿祖的弟弟马鸿武：他把所得材料整理成《马德容、马富元、马富海谈话》和《马鸿武谈话》两篇文章，发表在《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十一辑上。
笔者根据谭吴铁同志所写的文章，并询问了焉耆县的有关知情人写了本文，将“托茂”回族人的情况介绍如下：
一、“托茂”家源流
据说托茂家人的祖先，原来住在俄国(今俄罗斯)境内的一个叫托合乃地方，“托茂”就是这个地名的音变，他们自然地被称人们称为“托茂”人。另一说是：他们的祖先在从俄国返回中国青海途中，以及从青海跟随哲赫忍耶教派狄道太爷的接班人马骥教长专程来新疆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千难万险，脱离了“冒险”而到达目的地的。因此称之“脱冒”，后来枉流传中走了样，“脱冒”就成“托茂”了。
托茂家人在俄国时，过着游牧生活，讲蒙古语。他们因不堪沙俄统治者的压迫，加以又发生了一些变故，他们族的一部人才从俄国的托合乃冒险迁徒到中国青海的。据说现在俄罗斯境内的托合乃地方，仍有叫“托茂”家人五百多户留在那里。
托茂家人到达青海后，给蒙古和硕特部一家王爷下当百姓。由于他们信仰伊斯兰教，而和硕部的蒙古人却信仰喇嘛教。信仰的不同难免要发生不愉快的事。他们讲的蒙语，在发音以及个别词语上也同和硕特蒙古不一样。后来，因为宗教和婚姻方面的问题，双方发生纠纷，为了逃避灾难，他们就从青海逃到新疆。途中族人又分成了两路，一路从青海经甘肃逃到新疆的哈密；另一路则从青海直接进入南疆的罗布淖尔(即罗布泊)。沿途又战死，饿死一了很多人，只有少数人到达新疆。
二、在查干罗尔留居
托茂家人来到罗布淖尔后，受到当地官吏的安抚。中坊寺的人大部分在焉誓定居。这里的和硕特蒙古王知道他们的来龙去脉，要求官府分配这些人，给他当百姓。当时和硕特蒙古王是谁，托茂家还弄不清楚。直到民国二十年(公了1931年)以后，才知道托茂人是和硕特蒙王林丹德手下的臣民，他们属于伯朗苏木。
1933年，马仲英在北疆与盛世才争霸，打了败仗，马仲英部退到南疆，同时也就给托茂人和其他各族人民带来了灾难。马仲英的部队，把托茂家的青年人全都抓去当兵，接着盛世才的军队也过来了，到处捕杀回族的青壮年。托茂家人在战乱中只好四下逃避，牲畜也丢光了。被抓去当兵的青年人，大部分在和田被杀，逃回来的为数极少。直到盛世习离开新疆，这一带不打仗了，逃散的托茂家人才慢慢地陆续回来。只是这时大多数人是光身一人逃得活命，牲畜、财产一无所有了。因此，他们只好给牧主下苦力力或是给地主、富农家当长工、打短工。这样，他们就从遂水草而牧的生活转到定居，不过，时至今日，托茂家人还是善于养牲畜，种田的技术要差得多。
三、托茂家人的另宗教信仰
托茂家人，在青海时分别属于伊斯兰教的虎夫耶教派和哲赫忍耶教派。虎夫耶的人少，哲赫忍耶的多。现在博湖县查干罗尔乡虎夫耶只有六、七户，查干罗尔哲赫林耶有四十多户，另外在焉耆县永宁乡还有十几户，在和硕县乌什塔拉回族民族乡也有六、七户。加起来总共有五、六十户人家。过去，托茂家人不论是大坊(虎夫耶)还是小坊(哲赫忍耶)，都在一个寺里作礼拜。由于托茂人住的地方离焉耆不很远，所以他们念经、送亡人，焉耆的回族人也来参加。
解放前，托茂家的阿訇是马鸿武的父亲，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清真寺，阿訇便都是托茂家的人了。托茂家人最早的阿訇是英格阿訇，他之后是尕里阿訇，尕里在“文革”中逝世，接任的是马正英阿訇。马正英是虎夫耶派。大家都在一起作礼拜，没有发生过纠纷。后来有了清真寺，而且定居了，加上马正英阿訇归真，两个教派之间闹了点矛盾，大小坊才分开作礼拜了。
托茂家的阿訇，以前都是在焉耆中坊寺和大东寺学经的。解放前，他们之中还有一个人到天房朝觐过。
四、今日的托茂家
托茂家自从离开青海以后，由于交通不便，基本上同留在青海的托茂家人失去了联系。解放前，只有尕里阿訇回青海上过一次坟。解放后，两地的联系才多了起来。前不久，马富祥的堂兄从青海到这里来探亲。这里的托茂家才知道留在青海的托茂家现在聚居在托里牧场。
托茂家人除讲自己的语言外，大部分男子都会汉语，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汉语的名子，他们之中姓马的最多，有的人也呼经名。他们在家中以及与蒙古人打交道时，讲蒙语，和回族、汉族交往就讲汉语。托茂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一般也不学蒙文。过去老一辈人中不仅文盲多，而且连乌鲁木齐都没有去过，所以见识不多。现在不同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年青一代许多人上了汉文学校，读到了高中毕业，有的参加了工作，或当了教师。近年来，由于党执行了开放搞活的政策，托茂家人的生活日益提高，同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
这几十户回族为什么自是“托茂”家，而且讲的蒙古语和过的是游牧生活。1985年4月29日，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谭吴铁同志进行了调查，和托茂家的长者马德容(七十岁)、马富元(六十岁)和马富海等人进行了座谈；谭吴铁同志还在中共焉耆回族自治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刘春新同志的陪同下，访问了哲赫忍耶门宦板桥派焉耆地区的第四任热依斯马鸿祖的弟弟马鸿武：他把所得材料整理成《马德容、马富元、马富海谈话》和《马鸿武谈话》两篇文章，发表在《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十一辑上。
笔者根据谭吴铁同志所写的文章，并询问了焉耆县的有关知情人写了本文，将“托茂”回族人的情况介绍如下：
一、“托茂”家源流
据说托茂家人的祖先，原来住在俄国(今俄罗斯)境内的一个叫托合乃地方，“托茂”就是这个地名的音变，他们自然地被称人们称为“托茂”人。另一说是：他们的祖先在从俄国返回中国青海途中，以及从青海跟随哲赫忍耶教派狄道太爷的接班人马骥教长专程来新疆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千难万险，脱离了“冒险”而到达目的地的。因此称之“脱冒”，后来枉流传中走了样，“脱冒”就成“托茂”了。
托茂家人在俄国时，过着游牧生活，讲蒙古语。他们因不堪沙俄统治者的压迫，加以又发生了一些变故，他们族的一部人才从俄国的托合乃冒险迁徒到中国青海的。据说现在俄罗斯境内的托合乃地方，仍有叫“托茂”家人五百多户留在那里。
托茂家人到达青海后，给蒙古和硕特部一家王爷下当百姓。由于他们信仰伊斯兰教，而和硕部的蒙古人却信仰喇嘛教。信仰的不同难免要发生不愉快的事。他们讲的蒙语，在发音以及个别词语上也同和硕特蒙古不一样。后来，因为宗教和婚姻方面的问题，双方发生纠纷，为了逃避灾难，他们就从青海逃到新疆。途中族人又分成了两路，一路从青海经甘肃逃到新疆的哈密；另一路则从青海直接进入南疆的罗布淖尔(即罗布泊)。沿途又战死，饿死一了很多人，只有少数人到达新疆。
二、在查干罗尔留居
托茂家人来到罗布淖尔后，受到当地官吏的安抚。中坊寺的人大部分在焉誓定居。这里的和硕特蒙古王知道他们的来龙去脉，要求官府分配这些人，给他当百姓。当时和硕特蒙古王是谁，托茂家还弄不清楚。直到民国二十年(公了1931年)以后，才知道托茂人是和硕特蒙王林丹德手下的臣民，他们属于伯朗苏木。
1933年，马仲英在北疆与盛世才争霸，打了败仗，马仲英部退到南疆，同时也就给托茂人和其他各族人民带来了灾难。马仲英的部队，把托茂家的青年人全都抓去当兵，接着盛世才的军队也过来了，到处捕杀回族的青壮年。托茂家人在战乱中只好四下逃避，牲畜也丢光了。被抓去当兵的青年人，大部分在和田被杀，逃回来的为数极少。直到盛世习离开新疆，这一带不打仗了，逃散的托茂家人才慢慢地陆续回来。只是这时大多数人是光身一人逃得活命，牲畜、财产一无所有了。因此，他们只好给牧主下苦力力或是给地主、富农家当长工、打短工。这样，他们就从遂水草而牧的生活转到定居，不过，时至今日，托茂家人还是善于养牲畜，种田的技术要差得多。
三、托茂家人的另宗教信仰
托茂家人，在青海时分别属于伊斯兰教的虎夫耶教派和哲赫忍耶教派。虎夫耶的人少，哲赫忍耶的多。现在博湖县查干罗尔乡虎夫耶只有六、七户，查干罗尔哲赫林耶有四十多户，另外在焉耆县永宁乡还有十几户，在和硕县乌什塔拉回族民族乡也有六、七户。加起来总共有五、六十户人家。过去，托茂家人不论是大坊(虎夫耶)还是小坊(哲赫忍耶)，都在一个寺里作礼拜。由于托茂人住的地方离焉耆不很远，所以他们念经、送亡人，焉耆的回族人也来参加。
解放前，托茂家的阿訇是马鸿武的父亲，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清真寺，阿訇便都是托茂家的人了。托茂家人最早的阿訇是英格阿訇，他之后是尕里阿訇，尕里在“文革”中逝世，接任的是马正英阿訇。马正英是虎夫耶派。大家都在一起作礼拜，没有发生过纠纷。后来有了清真寺，而且定居了，加上马正英阿訇归真，两个教派之间闹了点矛盾，大小坊才分开作礼拜了。
托茂家的阿訇，以前都是在焉耆中坊寺和大东寺学经的。解放前，他们之中还有一个人到天房朝觐过。
四、今日的托茂家
托茂家自从离开青海以后，由于交通不便，基本上同留在青海的托茂家人失去了联系。解放前，只有尕里阿訇回青海上过一次坟。解放后，两地的联系才多了起来。前不久，马富祥的堂兄从青海到这里来探亲。这里的托茂家才知道留在青海的托茂家现在聚居在托里牧场。
托茂家人除讲自己的语言外，大部分男子都会汉语，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汉语的名子，他们之中姓马的最多，有的人也呼经名。他们在家中以及与蒙古人打交道时，讲蒙语，和回族、汉族交往就讲汉语。托茂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一般也不学蒙文。过去老一辈人中不仅文盲多，而且连乌鲁木齐都没有去过，所以见识不多。现在不同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年青一代许多人上了汉文学校，读到了高中毕业，有的参加了工作，或当了教师。近年来，由于党执行了开放搞活的政策，托茂家人的生活日益提高，同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
青海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托茂人
蒙古族地区的一部分穆斯林。居住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祁连县蒙古族地区。60余户，300多人(1986)。自称“托茂”、“托茂家”；汉、回等族称其为“托茂鞑子”，汉文史籍称“骆毛鞑子”、“骆毛人”、“托茂人”，均为“托茂”的异写。“托茂”是藏语“托日木”的转音，意为流散人员。原系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南右翼后旗(原在今海晏县)的属民，因有这部分属民，故该旗俗称为“托茂公”。
1958年，少部分人留居海晏县，大部分迁往祁连县默勒乡、野牛沟乡和托勒牧场。操蒙古语，兼通汉语，在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使用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托茂人的历史来源尚来定论，有4种说法：一说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族反清起义时，陕西白彦虎部败退经过青海境内时，流落于青海蒙古南右翼后旗的一些起义人员受到当地蒙古上层的收留和保护，与当地蒙古人通婚，逐渐繁衍发展，成为“托茂人”。二说清顺治五年(1649)甘州(今张掖)米喇印、丁国栋反清起义失败后，除大批回族逃入大通和北大通(今门源)依附蒙古麦力干部外，也有一批逃入大草滩依附蒙古滚卜台吉，受其保护。清康熙年间迁至湟源，后又迁至海晏。三说托茂人的先民是从新疆和西亚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一部分人。四说托茂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上述四说中，第二说史书有记载(《甘州府志》卷16、《秦边纪略》卷6、《辛卯侍行记》)。托茂人从事畜牧业，住蒙古包。男子衣着青海蒙古族基本相同，冬天多穿长袖、大襟老羊皮袄，腰束绸带，戴狐皮帽，穿皮靴。夏天戴礼帽或黑、白色圆顶帽。妇女穿长袍，辫套前垂，束腰带。
20世纪30年代以来，妇女大多戴“盖头”，如同回族妇女。饮食以酥油、牛奶、肉食为主。因与邻近的湟中县上五庄回族农民常有贸易交流，面食品也较多。按伊斯兰教教规宰食牛羊肉。禁食猪、狗、马、骡、驴等肉，禁止吸烟、喝酒。婚、丧仪式与回族基本相同。在上五庄有其公共坟地。小孩出生后，请阿訇起经名。一般与回族通婚。遵行伊斯兰教“五功”，过“尔德节”和“古尔邦节”，不过“圣纪节”。曾在海晏哈里津建有1座清真寺，阿訇从上五庄、西宁等地聘请，1958年拆毁后又在祁连托勒牧场建立1座清真寺。
长期以来，青海各民族群众把这一部分群众称为“托茂人”、“托茂家”、“托茂公家”，他们以自称为“托茂”、“托茂家”。至于“托茂”之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一自称说，“托茂”是族称，“茂”指品德高尚、才华出众之人，所以有“托茂才子”之说，是英勇无比的意思；其二译音说，“托茂”是藏语“托日木”的转音，意为流散人员，又说是藏语“脱思麻”的另一译法；其三地名说，“托茂”是地名，由于青海蒙古族29旗一般都有族称，所以“托茂公”一词蒙旗所在地而得名；其四部落说，“托茂”是部落之名，故据所在部落“托茂公”而称其为“托茂人”。 在这几种说法中，地名说和部落说可靠性较大，比较符合事实，理由是：
第一、在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游牧于新疆天山东南的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率部进入青海后，将所辖地分为左右两翼，海北地区当属其中。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册封顾实汗长子大延之后裔，其五子索诺木达什为该旗辅国公。因为“托勒”是蒙古语兔子多之意，加之其旗草场辽阔，人多势大，牲畜发展，他们认为部落头领是英勇无比的英雄，领导有方。所以“托茂”是“托勒”的转音，以此将旗俗称为“托茂公”。这个正如青海湖西岸布哈河一带的布哈公一样，与所在地名有关。
第二、因为其部落（旗）俗称“托茂公”，故将所属旗民皆称为“托茂人”。
二、源流与现状
托茂人之源流，目前主要有四种说法。
第一、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西征中亚西亚等地时，由于当地人多信仰伊斯兰教，部分蒙古军受其影响改信了伊斯兰教。成吉思汗回师东进，占据西宁及环湖地区后，这部分人定居在今海晏县和湟中上五庄一带，清帝册封爵位时，以所在托茂公将他们称为托茂人。
第二、蒙古军西征时，先后攻取了葱岭以西，黑河以东广大地区，那里的许多中亚、西亚人、波斯人及其他色目人随蒙古军迁徙东来。后来于当地蒙古族通婚。这样这部分人既保留了原来的习俗和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同时也吸收了蒙古族的一些风俗习惯，逐渐发展成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托茂人。
第三、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三月，甘州（今张掖）副将米喇印、丁国栋诱杀巡抚张文衡而占领其州，后率10万大军相继攻陷凉州（今武威）、兰州等地。青海、新疆回族蜂起响应，聚众达50万，关内外为之大震。清廷急令三边总督孟乔芳率军镇压，米喇印在凉州战败身亡。是年八月，清军收复甘州，丁国栋退守肃州（今酒泉）转战于河西走廊。翌年十一月，肃州失守，丁国栋被害。与此同时，青海和硕特部顾实汗二子鄂木布率领蒙古军征伐河西丁国栋起义军，招降西宁城。这次声势浩大的反清斗争失败后，参加起义的回族一部分转往新疆南部安家落户。解放后，这些人与祁连的托茂人始有来往，有的还专程到湟中上五庄托茂公墓上坟。被蒙古军招降的这些人几经辗转到了海晏，受到托茂公王爷保护，并长期留居下来成为托茂公的属民。
第四、原先有三名回族兄弟，因为生活窘迫，逃难到托茂公部落打杂谋生。不久，王爷看他三人聪明伶俐就招为女婿。他们的宗教信仰未变，就成了后来的托茂人。以上的第一、二、三种的说法史书零星有载，但尚未定论。1958年10月，国家在海晏县建二二一厂，征用土地20万亩，将此境域内的400户近2000人（其中托茂人30余户约150人，当时按蒙古族统计），迁来祁连，几经调配，最后定居在今多隆、野牛沟和央隆乡。
第五、从历史角度出发研究托茂人的历史
蒙古瓦剌也先大汗（即额森）宣德年间征讨察合台系（成吉思汗的儿子）后裔的蒙兀儿斯坦（今吐鲁番）时，曾经俘虏过这个国家的国王崴思汗，其后崴思汗将妹妹马黑图木·哈尼木公主嫁给也先的小儿子阿马桑赤，并按照穆斯林仪式举行婚礼，两家化干戈为玉帛，做了亲戚。其后马黑图木·哈尼木和阿马桑赤育有两子，伊布拉金和耶利亚斯（既亦不剌和亦刺思），两兄弟从小生活在蒙兀儿斯坦，受到良好的伊斯兰教育，在母亲的影响下都成为虔诚的穆斯林。而阿马桑赤和其他卫拉特人则信仰藏传佛教。由于宗教信仰之相悖，导致了两兄弟同其父阿马桑赤的不和进而发动叛乱，却没有成功。亦不剌和弟弟率领自己的部落向东进入鞑靼蒙古，并收编各路瓦剌旧部人马势力迅速壮大，成为重要政治势力。
亦卜刺 （公元？-1533年）北元“瓦剌”太师 瓦刺秃马、哈刺灰、乜克力为主体的穆斯林部落首领 绰罗斯家族 亦卜刺汉文史籍又译为亦卜刺因王、伊毕喇伊木王、额布呐（勒）、伊巴里、义巴来、亦李来、倚巴、尾白儿、伊布拉金等音近两字不同的伊斯兰教阿拉伯文经名。这一经名今汉文通译为伊卜拉欣。 亦卜刺为阿马桑赤之子，天圣可汗也先也先之孙，母亲为蒙兀儿斯坦国王崴思汗的妹妹马黑图木·哈尼木公主，幼年生活在东察合台汗庭，受到良好的伊斯兰文化教育，是个虔诚的穆斯林，实际上亦不剌，如果换成伊卜拉（欣）这个阿拉伯式的名字，就一目了然了。青年时代在其祖父也先身边学习文治武功，率部征战。也先被杀后，同其兄亦刺思率部护送其父阿马桑赤、母哈尼木、妹齐齐克人哈密北山巴里坤一带。
后不久，亦卜刺族叔虬加思兰、亦思马因、拜亦撒哈等在其伯父阿失帖木儿率领下亦率部进人哈密北山地区，合兵一处，以哈拉辉特相称。后来一部人在虬加思兰、亦思马因率领下占据哈密，与其父赛因王、伯都王合兵一处，分为两部，一称乜克力，由虬加思兰、亦思马因统领，一称哈刺灰，由拜亦撒哈统领；游牧于北山的阿失帖本儿的后裔，克舍一系的部众则以小列秃相称。 1455-1456年间由于宗教信仰之相悖，导致了亦卜刺、亦刺思两兄弟同其父阿马桑赤的不和进而发动叛乱未果，兄弟两人率领自己的部落向东进入鞑靼蒙古。 弘治初年，亦卜刺同兄亦刺思、满哥率部随伯父孛罗罕（火儿忽力）借护送妹齐齐克人东蒙同达延汗成亲之机，将被达延汗劫掠而流散甘宁青地区的瓦刺各部招募归来。成化六年（1470）虬加思兰、亦思马因率瓦刺匕克力部数万人进人河套，立满都鲁为汗，虬加思兰为太师，后虬加思兰被杀，亦思马因成为乜克力部领主，于成化十五年（1479）立达延汗为大汗，自为太师，1483年达延汗出征亦思马因太师，亦思马因败逃。成化二十二年（1486）亦思马因率部归瓦刺故土，走至甘肃，被达延汗派人追杀，所部失去首领，又被劫掠而逃散。亦卜刺等率部向东进鞑靼蒙古入河套，最主要的还是要在沿途将流散的瓦剌亲族旧部，比如北元太师亦思马因的部落，以及势力较弱的部落都纳入囊中收归帐下，势力迅速壮大，成为右翼三万户鄂尔多斯万户和永谢布万户（达延汗公布的行政区域名称）中的重要政治势力。进人河套后，亦卜刺与其伯父孛罗罕先后任北元汗廷太师。亦卜刺为也先之孙，在政治上、军事上颇有雄才大略，很有号召力，在不长的时间内，瓦刺在东荣的各部，纷纷回归帐下，形成与达延汗直属的左翼3万户势均力敌的右翼3万户：一为永邵卜（史书又称永谢布、鹰韶堡回子，均为永昌府部的异译），所属10部8万人；一为阿尔秃厮，所属7部7万人；一为多罗土蛮（史书又称秃马），所属8部4万人，共19万人，多属瓦刺旧部的穆斯林。由亦卜刺兄弟统领的右翼3万户，对达延汗的汗权造成巨大威胁。达延汗为了削弱太师的权势，企图让其子替代亦卜刺成为右翼3万户的领主，即派其子前往右翼接收3万户，被亦卜刺所杀，从而发生了达延汗与亦卜刺的战争。因亦卜刺的军事部署被其亲族火筛出卖给达延汗，并从内部配合达延汗的进攻。亦卜刺在内外夹击下战败，仅率直属部队突出重围向甘青地区转移。
亦卜刺入河套前曾到过青海，对青海水草丰美的辽阔草原，早已看在眼里，因此他于正德四年（1509）进人青海牧区后，即向明守边官员派出使节，表示归顺，并请求明廷把环湖地区划为他的游牧地，明守边官吏则怕多事，而让他们到远离自己管区的地方。所以一个时期亦卜刺部没有固定游牧地，为脱离与明边防官兵的接触，曾先后到今四川松潘、青海西部4卫和青藏边境等地游牧，最后才固定于今青海湖北的海晏地区，筑三角城为首府，称其巴王，隐去原部落称号，称亦卜刺一阿尔秃厮部。正德九年（1514），小王子部（达延汗直属部）太师、亦卜刺亲族、达延汗异父同母兄弟（亦思马因子）卜儿孩与达延汗发生争战，失败后先后进人率部2万人进人青海，该部亦为原亦卜刺所属右翼3万户中秃满、永邵卜、哈刺灰、七克力等蒙古穆斯林部成员，进人青海以后，与亦卜刺部合牧。 正德十四年（1519）新疆哈密一支哈刺灰，其首领奄克是亦卜刺的姻亲，应亦卜刺相互照应、共同对付东蒙的倡仪，率部进人环湖地区，与亦卜刺互为依靠。安定等4卫与亦卜刺有亲族关系的蒙古穆斯林各部，也都向环湖地区靠拢。经过几年新的分化吸收，融汇组合，形成了以亦卜刺一其巴王为首领的、以穆斯林为主体的蒙古木速蛮（穆斯林）部落集团，约有近10万众，分别由卜儿孩、阿哈刺忽、奄克、巴布赀、兀耳笃思、塔素亥等统领。部落即以首领为名，隐去了原瓦刺、哈刺辉特、秃马、匕克力、哈刺灰、永邵卜、阿尔秃厮、多罗土蛮等部名，汉文史籍和官方文书称为“西夷”或“回夷”，东蒙统治集团卑称其为“刺古希”。
以亦卜剌为首的新的西北蒙古军事集团的形成，而且他们同西部蒙古一东察合台汗国、哈密忠顺王部、新*疆瓦刺部有着亲族关系，联系密切，往来频繁，结成新的联盟，坚持与东蒙抗衡争雄。这不仅对东蒙古是巨大的威胁，对明朝也构成大的威胁。因此，亦卜刺、卜儿孩等曾多次派使或通过关系向明廷要求归附，通贡互市，而明廷一直不表态，不仅封关闭市，阻断通道，而且边防官员还采取贿赂的办法，让他们到远离自己防区的地方去游牧；而当东蒙统治者派大军去征讨亦卜刺部时，明廷则予以默许，让沿途官兵让开道路，令其通过。从嘉靖十一年（1532）起，东部蒙古吉囊、俺答兄弟为了扩大领地，进而统一蒙古，曾多次率大军人青海征讨亦卜剌部。形成了对立双方隔青海湖相互对峙10余年，互有胜负，谁也没有征服谁。嘉靖二十五年（1546），在青海经营30多年而年迈体弱的亦卜刺决定避开争战之地，使灵魂得到安宁，在其子巴布费、兀耳笃思护送下率部回归新*疆东察合台地，附其母马黑秃木·哈尼木的亲族阿不都·拉失德汗，但被当地人杀死。其部则由2子率领游牧于博格多山一带，后逐步融合到维吾尔、柯尔柯孜等穆斯林民族中。留在青海的各部统由卜儿孩统领，卜儿孩被众拥戴为卜石兔汗，仍以三角城（位于海晏）为首府，并按亦卜刺行前的安排，避开东蒙古的锋芒，移牧于柴达木地区，后来又移牧于青海北缘祁连山一带，又与明军不发生冲突，所以明军于万历年间征讨俺答汗后裔各部蒙古时，从未触及过他们。而亦卜刺、卜儿孩留在青海的部落，随着向青海东部徙牧，逐渐从游牧向定居放牧转变，又由定居放牧向半农半牧转变，一直到清代雍正年间，史料还记载有这些部落的独立活动，以后史料再没有他们活动的记载，说明该部有的融合到明末进人青海的蒙古和硕特部托茂公旗下，有的融合到回族中。
三、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
原托茂公的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后来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到了此旗，所以就有回族托茂和蒙古族托茂的说法。现居祁连的托茂人皆信仰伊斯兰教，原来大多属虎夫耶派，今大多为伊赫瓦尼派遵行“念、礼、斋、课、朝”五项“天命”，过“尔德节”和“古尔邦节”（有的也过“圣纪节”）。 饮食方面积既保留了蒙古族的炒面、酥油、曲拉、奶皮和肉食，又吸收了回族的揪面片、面条、油炸食品、包子、饺子及冰糖盖碗茶等。所食牛、羊、鸡、兔肉须经阿訇或懂经文的人屠宰，禁食猪、马、骡、驴等不反刍动物及一切自然死亡的动物之肉。
服饰：解放前，托茂人说蒙古语，住蒙古包和黑牛毛账房。冬季习惯穿较宽大的长袖皮袄，用色彩鲜艳的长布带束腰，戴狐皮帽，穿长筒马靴；夏季则着长短袍，南多带黑白色圆顶帽或呢礼帽。女子多梳小辫，辫套上缀有各种珊瑚、玛瑙、翡翠等装饰品，成年女子还戴盖头，这种奇特的服饰一看便知是托茂妇女。如今，语言上以汉语为主，青年一代不懂蒙古语的较为普遍。服饰已经从传统的式样、制作方式逐步向新颖、美观、实用、方便、高档发展，人口普查时常按回族统计。
丧葬：过去，托茂人（尤其是老年人）殁后，不论居住何处，都不远千里用牲畜运到湟中上五庄或者门源吊沟公墓埋葬。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托茂人正常的宗教信仰与其他民族一样，得到了尊重和法律保护。目前，托茂人居住地均建有清真寺，牧民可在当地开展宗教活动。此外，亡人也可就地安葬。
1《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 第五七0页
2《中国穆斯林群体族际问题研究》
3《有关托茂人的一项论述》
4《青海民族研究》
1958年，少部分人留居海晏县，大部分迁往祁连县默勒乡、野牛沟乡和托勒牧场。操蒙古语，兼通汉语，在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使用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托茂人的历史来源尚来定论，有4种说法：一说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族反清起义时，陕西白彦虎部败退经过青海境内时，流落于青海蒙古南右翼后旗的一些起义人员受到当地蒙古上层的收留和保护，与当地蒙古人通婚，逐渐繁衍发展，成为“托茂人”。二说清顺治五年(1649)甘州(今张掖)米喇印、丁国栋反清起义失败后，除大批回族逃入大通和北大通(今门源)依附蒙古麦力干部外，也有一批逃入大草滩依附蒙古滚卜台吉，受其保护。清康熙年间迁至湟源，后又迁至海晏。三说托茂人的先民是从新疆和西亚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一部分人。四说托茂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上述四说中，第二说史书有记载(《甘州府志》卷16、《秦边纪略》卷6、《辛卯侍行记》)。托茂人从事畜牧业，住蒙古包。男子衣着青海蒙古族基本相同，冬天多穿长袖、大襟老羊皮袄，腰束绸带，戴狐皮帽，穿皮靴。夏天戴礼帽或黑、白色圆顶帽。妇女穿长袍，辫套前垂，束腰带。
20世纪30年代以来，妇女大多戴“盖头”，如同回族妇女。饮食以酥油、牛奶、肉食为主。因与邻近的湟中县上五庄回族农民常有贸易交流，面食品也较多。按伊斯兰教教规宰食牛羊肉。禁食猪、狗、马、骡、驴等肉，禁止吸烟、喝酒。婚、丧仪式与回族基本相同。在上五庄有其公共坟地。小孩出生后，请阿訇起经名。一般与回族通婚。遵行伊斯兰教“五功”，过“尔德节”和“古尔邦节”，不过“圣纪节”。曾在海晏哈里津建有1座清真寺，阿訇从上五庄、西宁等地聘请，1958年拆毁后又在祁连托勒牧场建立1座清真寺。
长期以来，青海各民族群众把这一部分群众称为“托茂人”、“托茂家”、“托茂公家”，他们以自称为“托茂”、“托茂家”。至于“托茂”之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一自称说，“托茂”是族称，“茂”指品德高尚、才华出众之人，所以有“托茂才子”之说，是英勇无比的意思；其二译音说，“托茂”是藏语“托日木”的转音，意为流散人员，又说是藏语“脱思麻”的另一译法；其三地名说，“托茂”是地名，由于青海蒙古族29旗一般都有族称，所以“托茂公”一词蒙旗所在地而得名；其四部落说，“托茂”是部落之名，故据所在部落“托茂公”而称其为“托茂人”。 在这几种说法中，地名说和部落说可靠性较大，比较符合事实，理由是：
第一、在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游牧于新疆天山东南的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率部进入青海后，将所辖地分为左右两翼，海北地区当属其中。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册封顾实汗长子大延之后裔，其五子索诺木达什为该旗辅国公。因为“托勒”是蒙古语兔子多之意，加之其旗草场辽阔，人多势大，牲畜发展，他们认为部落头领是英勇无比的英雄，领导有方。所以“托茂”是“托勒”的转音，以此将旗俗称为“托茂公”。这个正如青海湖西岸布哈河一带的布哈公一样，与所在地名有关。
第二、因为其部落（旗）俗称“托茂公”，故将所属旗民皆称为“托茂人”。
二、源流与现状
托茂人之源流，目前主要有四种说法。
第一、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西征中亚西亚等地时，由于当地人多信仰伊斯兰教，部分蒙古军受其影响改信了伊斯兰教。成吉思汗回师东进，占据西宁及环湖地区后，这部分人定居在今海晏县和湟中上五庄一带，清帝册封爵位时，以所在托茂公将他们称为托茂人。
第二、蒙古军西征时，先后攻取了葱岭以西，黑河以东广大地区，那里的许多中亚、西亚人、波斯人及其他色目人随蒙古军迁徙东来。后来于当地蒙古族通婚。这样这部分人既保留了原来的习俗和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同时也吸收了蒙古族的一些风俗习惯，逐渐发展成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托茂人。
第三、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三月，甘州（今张掖）副将米喇印、丁国栋诱杀巡抚张文衡而占领其州，后率10万大军相继攻陷凉州（今武威）、兰州等地。青海、新疆回族蜂起响应，聚众达50万，关内外为之大震。清廷急令三边总督孟乔芳率军镇压，米喇印在凉州战败身亡。是年八月，清军收复甘州，丁国栋退守肃州（今酒泉）转战于河西走廊。翌年十一月，肃州失守，丁国栋被害。与此同时，青海和硕特部顾实汗二子鄂木布率领蒙古军征伐河西丁国栋起义军，招降西宁城。这次声势浩大的反清斗争失败后，参加起义的回族一部分转往新疆南部安家落户。解放后，这些人与祁连的托茂人始有来往，有的还专程到湟中上五庄托茂公墓上坟。被蒙古军招降的这些人几经辗转到了海晏，受到托茂公王爷保护，并长期留居下来成为托茂公的属民。
第四、原先有三名回族兄弟，因为生活窘迫，逃难到托茂公部落打杂谋生。不久，王爷看他三人聪明伶俐就招为女婿。他们的宗教信仰未变，就成了后来的托茂人。以上的第一、二、三种的说法史书零星有载，但尚未定论。1958年10月，国家在海晏县建二二一厂，征用土地20万亩，将此境域内的400户近2000人（其中托茂人30余户约150人，当时按蒙古族统计），迁来祁连，几经调配，最后定居在今多隆、野牛沟和央隆乡。
第五、从历史角度出发研究托茂人的历史
蒙古瓦剌也先大汗（即额森）宣德年间征讨察合台系（成吉思汗的儿子）后裔的蒙兀儿斯坦（今吐鲁番）时，曾经俘虏过这个国家的国王崴思汗，其后崴思汗将妹妹马黑图木·哈尼木公主嫁给也先的小儿子阿马桑赤，并按照穆斯林仪式举行婚礼，两家化干戈为玉帛，做了亲戚。其后马黑图木·哈尼木和阿马桑赤育有两子，伊布拉金和耶利亚斯（既亦不剌和亦刺思），两兄弟从小生活在蒙兀儿斯坦，受到良好的伊斯兰教育，在母亲的影响下都成为虔诚的穆斯林。而阿马桑赤和其他卫拉特人则信仰藏传佛教。由于宗教信仰之相悖，导致了两兄弟同其父阿马桑赤的不和进而发动叛乱，却没有成功。亦不剌和弟弟率领自己的部落向东进入鞑靼蒙古，并收编各路瓦剌旧部人马势力迅速壮大，成为重要政治势力。
亦卜刺 （公元？-1533年）北元“瓦剌”太师 瓦刺秃马、哈刺灰、乜克力为主体的穆斯林部落首领 绰罗斯家族 亦卜刺汉文史籍又译为亦卜刺因王、伊毕喇伊木王、额布呐（勒）、伊巴里、义巴来、亦李来、倚巴、尾白儿、伊布拉金等音近两字不同的伊斯兰教阿拉伯文经名。这一经名今汉文通译为伊卜拉欣。 亦卜刺为阿马桑赤之子，天圣可汗也先也先之孙，母亲为蒙兀儿斯坦国王崴思汗的妹妹马黑图木·哈尼木公主，幼年生活在东察合台汗庭，受到良好的伊斯兰文化教育，是个虔诚的穆斯林，实际上亦不剌，如果换成伊卜拉（欣）这个阿拉伯式的名字，就一目了然了。青年时代在其祖父也先身边学习文治武功，率部征战。也先被杀后，同其兄亦刺思率部护送其父阿马桑赤、母哈尼木、妹齐齐克人哈密北山巴里坤一带。
后不久，亦卜刺族叔虬加思兰、亦思马因、拜亦撒哈等在其伯父阿失帖木儿率领下亦率部进人哈密北山地区，合兵一处，以哈拉辉特相称。后来一部人在虬加思兰、亦思马因率领下占据哈密，与其父赛因王、伯都王合兵一处，分为两部，一称乜克力，由虬加思兰、亦思马因统领，一称哈刺灰，由拜亦撒哈统领；游牧于北山的阿失帖本儿的后裔，克舍一系的部众则以小列秃相称。 1455-1456年间由于宗教信仰之相悖，导致了亦卜刺、亦刺思两兄弟同其父阿马桑赤的不和进而发动叛乱未果，兄弟两人率领自己的部落向东进入鞑靼蒙古。 弘治初年，亦卜刺同兄亦刺思、满哥率部随伯父孛罗罕（火儿忽力）借护送妹齐齐克人东蒙同达延汗成亲之机，将被达延汗劫掠而流散甘宁青地区的瓦刺各部招募归来。成化六年（1470）虬加思兰、亦思马因率瓦刺匕克力部数万人进人河套，立满都鲁为汗，虬加思兰为太师，后虬加思兰被杀，亦思马因成为乜克力部领主，于成化十五年（1479）立达延汗为大汗，自为太师，1483年达延汗出征亦思马因太师，亦思马因败逃。成化二十二年（1486）亦思马因率部归瓦刺故土，走至甘肃，被达延汗派人追杀，所部失去首领，又被劫掠而逃散。亦卜刺等率部向东进鞑靼蒙古入河套，最主要的还是要在沿途将流散的瓦剌亲族旧部，比如北元太师亦思马因的部落，以及势力较弱的部落都纳入囊中收归帐下，势力迅速壮大，成为右翼三万户鄂尔多斯万户和永谢布万户（达延汗公布的行政区域名称）中的重要政治势力。进人河套后，亦卜刺与其伯父孛罗罕先后任北元汗廷太师。亦卜刺为也先之孙，在政治上、军事上颇有雄才大略，很有号召力，在不长的时间内，瓦刺在东荣的各部，纷纷回归帐下，形成与达延汗直属的左翼3万户势均力敌的右翼3万户：一为永邵卜（史书又称永谢布、鹰韶堡回子，均为永昌府部的异译），所属10部8万人；一为阿尔秃厮，所属7部7万人；一为多罗土蛮（史书又称秃马），所属8部4万人，共19万人，多属瓦刺旧部的穆斯林。由亦卜刺兄弟统领的右翼3万户，对达延汗的汗权造成巨大威胁。达延汗为了削弱太师的权势，企图让其子替代亦卜刺成为右翼3万户的领主，即派其子前往右翼接收3万户，被亦卜刺所杀，从而发生了达延汗与亦卜刺的战争。因亦卜刺的军事部署被其亲族火筛出卖给达延汗，并从内部配合达延汗的进攻。亦卜刺在内外夹击下战败，仅率直属部队突出重围向甘青地区转移。
亦卜刺入河套前曾到过青海，对青海水草丰美的辽阔草原，早已看在眼里，因此他于正德四年（1509）进人青海牧区后，即向明守边官员派出使节，表示归顺，并请求明廷把环湖地区划为他的游牧地，明守边官吏则怕多事，而让他们到远离自己管区的地方。所以一个时期亦卜刺部没有固定游牧地，为脱离与明边防官兵的接触，曾先后到今四川松潘、青海西部4卫和青藏边境等地游牧，最后才固定于今青海湖北的海晏地区，筑三角城为首府，称其巴王，隐去原部落称号，称亦卜刺一阿尔秃厮部。正德九年（1514），小王子部（达延汗直属部）太师、亦卜刺亲族、达延汗异父同母兄弟（亦思马因子）卜儿孩与达延汗发生争战，失败后先后进人率部2万人进人青海，该部亦为原亦卜刺所属右翼3万户中秃满、永邵卜、哈刺灰、七克力等蒙古穆斯林部成员，进人青海以后，与亦卜刺部合牧。 正德十四年（1519）新疆哈密一支哈刺灰，其首领奄克是亦卜刺的姻亲，应亦卜刺相互照应、共同对付东蒙的倡仪，率部进人环湖地区，与亦卜刺互为依靠。安定等4卫与亦卜刺有亲族关系的蒙古穆斯林各部，也都向环湖地区靠拢。经过几年新的分化吸收，融汇组合，形成了以亦卜刺一其巴王为首领的、以穆斯林为主体的蒙古木速蛮（穆斯林）部落集团，约有近10万众，分别由卜儿孩、阿哈刺忽、奄克、巴布赀、兀耳笃思、塔素亥等统领。部落即以首领为名，隐去了原瓦刺、哈刺辉特、秃马、匕克力、哈刺灰、永邵卜、阿尔秃厮、多罗土蛮等部名，汉文史籍和官方文书称为“西夷”或“回夷”，东蒙统治集团卑称其为“刺古希”。
以亦卜剌为首的新的西北蒙古军事集团的形成，而且他们同西部蒙古一东察合台汗国、哈密忠顺王部、新*疆瓦刺部有着亲族关系，联系密切，往来频繁，结成新的联盟，坚持与东蒙抗衡争雄。这不仅对东蒙古是巨大的威胁，对明朝也构成大的威胁。因此，亦卜刺、卜儿孩等曾多次派使或通过关系向明廷要求归附，通贡互市，而明廷一直不表态，不仅封关闭市，阻断通道，而且边防官员还采取贿赂的办法，让他们到远离自己防区的地方去游牧；而当东蒙统治者派大军去征讨亦卜刺部时，明廷则予以默许，让沿途官兵让开道路，令其通过。从嘉靖十一年（1532）起，东部蒙古吉囊、俺答兄弟为了扩大领地，进而统一蒙古，曾多次率大军人青海征讨亦卜剌部。形成了对立双方隔青海湖相互对峙10余年，互有胜负，谁也没有征服谁。嘉靖二十五年（1546），在青海经营30多年而年迈体弱的亦卜刺决定避开争战之地，使灵魂得到安宁，在其子巴布费、兀耳笃思护送下率部回归新*疆东察合台地，附其母马黑秃木·哈尼木的亲族阿不都·拉失德汗，但被当地人杀死。其部则由2子率领游牧于博格多山一带，后逐步融合到维吾尔、柯尔柯孜等穆斯林民族中。留在青海的各部统由卜儿孩统领，卜儿孩被众拥戴为卜石兔汗，仍以三角城（位于海晏）为首府，并按亦卜刺行前的安排，避开东蒙古的锋芒，移牧于柴达木地区，后来又移牧于青海北缘祁连山一带，又与明军不发生冲突，所以明军于万历年间征讨俺答汗后裔各部蒙古时，从未触及过他们。而亦卜刺、卜儿孩留在青海的部落，随着向青海东部徙牧，逐渐从游牧向定居放牧转变，又由定居放牧向半农半牧转变，一直到清代雍正年间，史料还记载有这些部落的独立活动，以后史料再没有他们活动的记载，说明该部有的融合到明末进人青海的蒙古和硕特部托茂公旗下，有的融合到回族中。
三、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
原托茂公的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后来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到了此旗，所以就有回族托茂和蒙古族托茂的说法。现居祁连的托茂人皆信仰伊斯兰教，原来大多属虎夫耶派，今大多为伊赫瓦尼派遵行“念、礼、斋、课、朝”五项“天命”，过“尔德节”和“古尔邦节”（有的也过“圣纪节”）。 饮食方面积既保留了蒙古族的炒面、酥油、曲拉、奶皮和肉食，又吸收了回族的揪面片、面条、油炸食品、包子、饺子及冰糖盖碗茶等。所食牛、羊、鸡、兔肉须经阿訇或懂经文的人屠宰，禁食猪、马、骡、驴等不反刍动物及一切自然死亡的动物之肉。
服饰：解放前，托茂人说蒙古语，住蒙古包和黑牛毛账房。冬季习惯穿较宽大的长袖皮袄，用色彩鲜艳的长布带束腰，戴狐皮帽，穿长筒马靴；夏季则着长短袍，南多带黑白色圆顶帽或呢礼帽。女子多梳小辫，辫套上缀有各种珊瑚、玛瑙、翡翠等装饰品，成年女子还戴盖头，这种奇特的服饰一看便知是托茂妇女。如今，语言上以汉语为主，青年一代不懂蒙古语的较为普遍。服饰已经从传统的式样、制作方式逐步向新颖、美观、实用、方便、高档发展，人口普查时常按回族统计。
丧葬：过去，托茂人（尤其是老年人）殁后，不论居住何处，都不远千里用牲畜运到湟中上五庄或者门源吊沟公墓埋葬。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托茂人正常的宗教信仰与其他民族一样，得到了尊重和法律保护。目前，托茂人居住地均建有清真寺，牧民可在当地开展宗教活动。此外，亡人也可就地安葬。
1《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 第五七0页
2《中国穆斯林群体族际问题研究》
3《有关托茂人的一项论述》
4《青海民族研究》
蒙古人的到来
西方世界所面临的另一重大困境，是如何遏制斯蒂匹武士的文明。这些源自亚洲草原的族群包括阿瓦尔人，保加尔人，匈奴人和马扎尔人。这些斯蒂匹武士虽无书面语言，但他们却是极为优秀的战士，他们能够运用各种复杂的军事战略。蒙古人是该族群在军事上的最大成功者。罗马教廷与腓特烈二世之间的斗争极大地妨碍了对抗蒙古入侵所必需的欧洲联盟的形成。
成吉思汗的“鞑靼人”（tartars或tatars，是东欧人与俄罗斯人对成吉思汗麾下军队的称谓）变成了一个效率极高的王朝和一支残忍无比的武士队伍，并总是在四处流动。在13世纪最初三分之一的时期里，蒙古人先后完成了对中国，朝鲜和波斯的征服。他们摧毁了阿尤布哈里发国家政权，如果我们考虑到正是这个阿尤布王朝曾经挫败了西方基督教世界对其的征服企图，那么就会承认这真是一个难以置们的巨大成就。
蒙古武士如战争狂潮一般横扫了中东，亚洲和整个欧洲大陆。起初，蒙古入侵浪潮总是在出现后便接着一次退却。但伴随着第一次成功的冲击浪潮，蒙古人的存在就会更加持久，就会创建中更为集权化的社会结构。当成吉思汗的大军能够在亚欧大草原各个部落中形成聪明的时候，最初的中央集权的动力便出现了。随着征服狂潮的扩展，蒙古人征服和俄罗斯波兰和匈牙利。我们看到了鲁姆苏丹国的塞尔柱人和波斯人，在蒙古迅捷骑兵马队和暴风雨般箭矢的攻击下，化为碎屑齑粉。安纳托利亚也沦为蒙古人的殖民地。这些蒙古人凭借其骑兵迅猛的速度和协同作战的技巧，甚至打垮了凶狠的条顿骑士团，蒙古人可谓是数百年之后运用同类战略战术的拿破仑的先驱。
蒙古人在向敌人攻击时十分凶狠，在对待战俘上也极为残忍：他们会把熔化的白银液体灌进敌军首领的耳目之中（波斯的一位统治者就曾遭此酷刑）基辅罗斯大公则更惨，蒙古人把他塞入一个大箱子里，并在这个箱子上豪饮欢歌，结果使他窒息身亡。然而，如果某个战俘显示出极大的勇敢气质和超人的机智，那么他也可能成为蒙古军中的将领。
至于那些既未杀掉又派不上其他用场的战俘，蒙古人的办法是将其编为临时过渡性的囚犯队伍，送上战场充当炮灰，直至他们被更强大的蒙古军队所收编。在安纳托利亚，蒙古人则委任一些塞尔柱王公或酋邦头人作为傀儡苏丹，由他们直接向蒙古占领军负责。
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铁骑终于调转马头，挥戈西进。蒙古文明与西欧的头一次接触是在13世纪。活动在亚速海附近的威尼斯商人是最早见过蒙古人的西欧人。由成吉思汗麾下两位军事天才哲别和速不台率领的蒙古大军刚刚对库曼人和钦察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戮征服后，突厥—蒙古武士在多瑙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大草原上形成了一个政权联盟。尽管在战场上残酷无情，但蒙古人有一种荣誉道德准则，对这些手无寸铁的威尼斯人并无加害之心。他们通常的典型做法，尽管并非总是如此，是在宣战前向攻击对象发出警告。例如 ，同波斯人的战争是在波斯人杀掉一名负有和平使拿蒙古使者之后，蒙古人才愤怒地发起进攻的。
利用与威尼斯人的偶然相遇，蒙古人从他们身上收集获取有关未知的欧洲文明的各种住处。同样，威尼斯人也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文明有了初步肤浅的了解。那些跟随蒙古大军行进的翻译人员以及蒙古人身着的华丽丝绸和工艺精良的武器装备，给这些威尼斯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一毓铺张奢华的宴会之后，威尼斯人与蒙古人签订了一项重要的协定，其中规定威尼斯人将作为蒙古人的宣传工具和谘议参事；而作为回报，蒙古人将摧毁他们所经之路上的所有商贸中心，并赋予威尼斯人在这些地区进行独占排他性贸易的权利。而在蒙古人即将发起的对欧洲的征服战争中，威尼斯商人将充当间谍，向蒙古人提供各种情报。
虽然蒙古人对威尼斯持非常友好和善的态度，但这个条约绝不意味着对意大利所有城市国家的和平。此后不久，蒙古人便洗劫了热那亚的一个商业贸易中心。侥幸逃命的幸存者在回到热那亚之后向人们讲述道，那些魔鬼的马队将他们所遇到的人统统杀掉，极为凶残恐怖。
蒙古人以向亚欧大陆交界地带的攻击，掀开了征服欧洲战争的大幕。1223年，蒙古人对罗斯实施了一次极为大胆的军事试探行动。在此次行动中，蒙古人所使用的战略战术令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他们把与库曼人残部及位于基辅，切尔尼戈夫周围罗斯人结成同盟的一个王公武装集会的参与者全部消灭干净。蒙古人运用令人眼晕的机动速度，各种不同的诈败战术，再加上蒙古弓箭手所发射出的一种带有可怕呼啸声响的弓矢，把数量众多的罗斯军队分割开来，加以击破，歼灭。
对罗斯的征服，是蒙古人征服整个欧洲战争的第一步。虽然法兰克人曾以一种地方分权结构，成功地保持着繁荣兴盛，但基辅罗斯社会却做不到这样。此时的基辅罗斯已经分裂成十余个不一，且相互交战撕拼的公国。如此情形，使得基辅罗斯几无一丝可能将来犯的蒙古人抵御在乌克兰地区外。克比恰克突厥人曾在11世纪使该地的土著王公臣服，并取得了对其统治权。到13世纪中叶，基辅罗斯遭到蒙古帝国的猛烈进攻，一场旨在统一事例整个罗斯的征服运动被内部纠纷争斗所瓦解。基辅罗斯各大统治家族无法组成一个军事合作的体系。相反，在蒙古人入侵的大难临头之际，这些统治定族仍为了争夺对基辅社会的控制权而相互争斗不已。
蒙古人在这场战争中所采取的战略是把对罗斯的进攻伪装成突然性袭击，而不是一场真正的战役。当罗斯人真正意识到蒙古人的真正动机是要把罗斯全部并入蒙古帝国时，为时已晚。1237年冬，在罗斯人毫无觉察的情况下，一支蒙古军队突然从伏尔加河西岸的森林中冲了出来。这场战役是以蒙古人要求位于苏兹达尔地区的一个小封国里亚赞彻底投降为开端。当罗斯人拒绝之后，蒙古人就将攻城技术的威力和其军队的残暴性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他们将罗斯军队全部歼灭，并对里亚赞的居民施以大规模的屠戮。蒙古人留出一部分罗斯人从事军事工程的建筑，特别是在被进攻的城镇周围架起一道道木制栅栏，以此将城市团团围住，并在栅栏工事之外布置好弓箭手和攻城大炮，以及投掷器，这种武器能够向城内居民发射石块，飞弹，火箭（不是很有效），燃烧的柏油罐和榴弹，这种榴弹和石块一样，杀伤威力不见得有多大，但却能够引起人们的极大恐慌。
1238年，莫斯科（当时该城还不是几百年后那样的大城市）也被蒙古大军攻陷。在获取一毓的战果之后，蒙古人着手准备要对罗斯发起最后的猛攻。此时，蒙古人已成功地破坏了基辅罗斯社会在黑海附近的主要商贸通道，这是同南方和东南方拜占庭帝国以及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出口。1240年夏，蒙古人对罗斯的新一轮攻击开始了。同年12月，被时人称之为罗斯众城之母的基辅被攻陷了。蒙古大军在洗劫全城之后，将其夷为一片瓦砾。
13世纪中叶，位于西欧与蒙古人两大势力之间的罗斯彻底崩溃了。蒙古可汗们在罗斯强制推行一种税收政策，但他们又允许罗斯贵族保留其权力：罗斯贵族依旧可以控制其臣民，但必须唯蒙古人马首是瞻。
在征服罗斯之后，被认为是当时世界最优秀士兵的蒙古铁骑攻入了东欧。蒙古军队所使用的典型战术是，先以一支小型军队快速进攻，诱使敌军离开其防御工事，出外追击，然后帖事先潜伏的另一支蒙古骑兵突然从敌军侧翼发起突袭，予以歼灭。这一战略在对付波兰的征服中再奏奇效。当克拉科夫（cracow）和圣多米尔（sandomir）的过分自信的波兰守军紧紧追赶佯作退却的小股蒙军时，遭到了蒙军的伏击，暴雨般的箭矢落在他们的头上。1241年3月24日，波兰人被迫放弃了克拉科夫，蒙古人随后将其焚成一片焦土。
同年，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所统率的另一支蒙古大军在匈牙利遇到了极为坚强的抵抗。与其对阵的是蒙古战争年代另一支最为可怕的对手和最为强大的军队——圣殿骑士团与训练有素的匈牙利军队的联军。蒙古人在损失了众多兵员，付出沉重打击之后，终于打败了这支欧洲联军，当然匈牙利人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蒙古铁骑在1241年对波兰，1241~1242年对匈牙利的破坏性进攻，致使恐慌在西欧人中迅速广为扩散，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关于这支鲜为人知大军的神话，各种虚构的消息传闻和大量真实的暴行大大助长了这些神话的产生和流传。在蒙古军队中有部分聂斯托利亚派基督徒的存在，导致了蒙古铁骑是一支进行圣战的基督十字军的神话。有些欧洲人认为，蒙古武士在行军途中带有十字架，他们的目示是惩罚脱离基督教的俄罗斯东正教。另一些欧洲人则认为，一位新的大卫王正率领着蒙古大军向中东进发，以解放圣地。聂斯托利亚派基督徒的宗教实践可能就是这些神话的来源。一些曾亲眼见过蒙古人的目击者，则把蒙古人形容为半人半兽的怪物，并信誓旦旦地证明，这些蒙古人甚至吞食对手的尸体。还有一种传说讲道，拔都和一些凶神恶煞结成了同盟，以助他不断战胜对手。
至13世纪中叶，统治着伏尔加河流域的金帐汗皈依了伊斯兰教。金帐汗诸部是指拔都属下的军队。这个金帐汗帝国的版力由俄罗斯一直延伸到匈牙利边界，而其北疆直抵芬兰湾。在地理面积上，它远远超出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对手：古罗马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而直到19世纪大英帝国出现之前，蒙古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地域跨度最大的帝国。
至于蒙古人能否摧毁西欧的防御工事，人们的看法是有争议的。欧洲人所拥有的城堡和有围墙护卫的城市区域，这是与骑兵武装作战的最有效的手段。倘若西欧人能够抵制蒙古人引诱对手离开防御工事这一典型的战术，而依靠他们牢固的城堡，那么，欧洲人将拥有更大的获胜机会，就如同当年查理曼对阿瓦尔人，奥托对马扎儿人做的一样。
成吉思汗的“鞑靼人”（tartars或tatars，是东欧人与俄罗斯人对成吉思汗麾下军队的称谓）变成了一个效率极高的王朝和一支残忍无比的武士队伍，并总是在四处流动。在13世纪最初三分之一的时期里，蒙古人先后完成了对中国，朝鲜和波斯的征服。他们摧毁了阿尤布哈里发国家政权，如果我们考虑到正是这个阿尤布王朝曾经挫败了西方基督教世界对其的征服企图，那么就会承认这真是一个难以置们的巨大成就。
蒙古武士如战争狂潮一般横扫了中东，亚洲和整个欧洲大陆。起初，蒙古入侵浪潮总是在出现后便接着一次退却。但伴随着第一次成功的冲击浪潮，蒙古人的存在就会更加持久，就会创建中更为集权化的社会结构。当成吉思汗的大军能够在亚欧大草原各个部落中形成聪明的时候，最初的中央集权的动力便出现了。随着征服狂潮的扩展，蒙古人征服和俄罗斯波兰和匈牙利。我们看到了鲁姆苏丹国的塞尔柱人和波斯人，在蒙古迅捷骑兵马队和暴风雨般箭矢的攻击下，化为碎屑齑粉。安纳托利亚也沦为蒙古人的殖民地。这些蒙古人凭借其骑兵迅猛的速度和协同作战的技巧，甚至打垮了凶狠的条顿骑士团，蒙古人可谓是数百年之后运用同类战略战术的拿破仑的先驱。
蒙古人在向敌人攻击时十分凶狠，在对待战俘上也极为残忍：他们会把熔化的白银液体灌进敌军首领的耳目之中（波斯的一位统治者就曾遭此酷刑）基辅罗斯大公则更惨，蒙古人把他塞入一个大箱子里，并在这个箱子上豪饮欢歌，结果使他窒息身亡。然而，如果某个战俘显示出极大的勇敢气质和超人的机智，那么他也可能成为蒙古军中的将领。
至于那些既未杀掉又派不上其他用场的战俘，蒙古人的办法是将其编为临时过渡性的囚犯队伍，送上战场充当炮灰，直至他们被更强大的蒙古军队所收编。在安纳托利亚，蒙古人则委任一些塞尔柱王公或酋邦头人作为傀儡苏丹，由他们直接向蒙古占领军负责。
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铁骑终于调转马头，挥戈西进。蒙古文明与西欧的头一次接触是在13世纪。活动在亚速海附近的威尼斯商人是最早见过蒙古人的西欧人。由成吉思汗麾下两位军事天才哲别和速不台率领的蒙古大军刚刚对库曼人和钦察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戮征服后，突厥—蒙古武士在多瑙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大草原上形成了一个政权联盟。尽管在战场上残酷无情，但蒙古人有一种荣誉道德准则，对这些手无寸铁的威尼斯人并无加害之心。他们通常的典型做法，尽管并非总是如此，是在宣战前向攻击对象发出警告。例如 ，同波斯人的战争是在波斯人杀掉一名负有和平使拿蒙古使者之后，蒙古人才愤怒地发起进攻的。
利用与威尼斯人的偶然相遇，蒙古人从他们身上收集获取有关未知的欧洲文明的各种住处。同样，威尼斯人也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文明有了初步肤浅的了解。那些跟随蒙古大军行进的翻译人员以及蒙古人身着的华丽丝绸和工艺精良的武器装备，给这些威尼斯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一毓铺张奢华的宴会之后，威尼斯人与蒙古人签订了一项重要的协定，其中规定威尼斯人将作为蒙古人的宣传工具和谘议参事；而作为回报，蒙古人将摧毁他们所经之路上的所有商贸中心，并赋予威尼斯人在这些地区进行独占排他性贸易的权利。而在蒙古人即将发起的对欧洲的征服战争中，威尼斯商人将充当间谍，向蒙古人提供各种情报。
虽然蒙古人对威尼斯持非常友好和善的态度，但这个条约绝不意味着对意大利所有城市国家的和平。此后不久，蒙古人便洗劫了热那亚的一个商业贸易中心。侥幸逃命的幸存者在回到热那亚之后向人们讲述道，那些魔鬼的马队将他们所遇到的人统统杀掉，极为凶残恐怖。
蒙古人以向亚欧大陆交界地带的攻击，掀开了征服欧洲战争的大幕。1223年，蒙古人对罗斯实施了一次极为大胆的军事试探行动。在此次行动中，蒙古人所使用的战略战术令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他们把与库曼人残部及位于基辅，切尔尼戈夫周围罗斯人结成同盟的一个王公武装集会的参与者全部消灭干净。蒙古人运用令人眼晕的机动速度，各种不同的诈败战术，再加上蒙古弓箭手所发射出的一种带有可怕呼啸声响的弓矢，把数量众多的罗斯军队分割开来，加以击破，歼灭。
对罗斯的征服，是蒙古人征服整个欧洲战争的第一步。虽然法兰克人曾以一种地方分权结构，成功地保持着繁荣兴盛，但基辅罗斯社会却做不到这样。此时的基辅罗斯已经分裂成十余个不一，且相互交战撕拼的公国。如此情形，使得基辅罗斯几无一丝可能将来犯的蒙古人抵御在乌克兰地区外。克比恰克突厥人曾在11世纪使该地的土著王公臣服，并取得了对其统治权。到13世纪中叶，基辅罗斯遭到蒙古帝国的猛烈进攻，一场旨在统一事例整个罗斯的征服运动被内部纠纷争斗所瓦解。基辅罗斯各大统治家族无法组成一个军事合作的体系。相反，在蒙古人入侵的大难临头之际，这些统治定族仍为了争夺对基辅社会的控制权而相互争斗不已。
蒙古人在这场战争中所采取的战略是把对罗斯的进攻伪装成突然性袭击，而不是一场真正的战役。当罗斯人真正意识到蒙古人的真正动机是要把罗斯全部并入蒙古帝国时，为时已晚。1237年冬，在罗斯人毫无觉察的情况下，一支蒙古军队突然从伏尔加河西岸的森林中冲了出来。这场战役是以蒙古人要求位于苏兹达尔地区的一个小封国里亚赞彻底投降为开端。当罗斯人拒绝之后，蒙古人就将攻城技术的威力和其军队的残暴性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他们将罗斯军队全部歼灭，并对里亚赞的居民施以大规模的屠戮。蒙古人留出一部分罗斯人从事军事工程的建筑，特别是在被进攻的城镇周围架起一道道木制栅栏，以此将城市团团围住，并在栅栏工事之外布置好弓箭手和攻城大炮，以及投掷器，这种武器能够向城内居民发射石块，飞弹，火箭（不是很有效），燃烧的柏油罐和榴弹，这种榴弹和石块一样，杀伤威力不见得有多大，但却能够引起人们的极大恐慌。
1238年，莫斯科（当时该城还不是几百年后那样的大城市）也被蒙古大军攻陷。在获取一毓的战果之后，蒙古人着手准备要对罗斯发起最后的猛攻。此时，蒙古人已成功地破坏了基辅罗斯社会在黑海附近的主要商贸通道，这是同南方和东南方拜占庭帝国以及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出口。1240年夏，蒙古人对罗斯的新一轮攻击开始了。同年12月，被时人称之为罗斯众城之母的基辅被攻陷了。蒙古大军在洗劫全城之后，将其夷为一片瓦砾。
13世纪中叶，位于西欧与蒙古人两大势力之间的罗斯彻底崩溃了。蒙古可汗们在罗斯强制推行一种税收政策，但他们又允许罗斯贵族保留其权力：罗斯贵族依旧可以控制其臣民，但必须唯蒙古人马首是瞻。
在征服罗斯之后，被认为是当时世界最优秀士兵的蒙古铁骑攻入了东欧。蒙古军队所使用的典型战术是，先以一支小型军队快速进攻，诱使敌军离开其防御工事，出外追击，然后帖事先潜伏的另一支蒙古骑兵突然从敌军侧翼发起突袭，予以歼灭。这一战略在对付波兰的征服中再奏奇效。当克拉科夫（cracow）和圣多米尔（sandomir）的过分自信的波兰守军紧紧追赶佯作退却的小股蒙军时，遭到了蒙军的伏击，暴雨般的箭矢落在他们的头上。1241年3月24日，波兰人被迫放弃了克拉科夫，蒙古人随后将其焚成一片焦土。
同年，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所统率的另一支蒙古大军在匈牙利遇到了极为坚强的抵抗。与其对阵的是蒙古战争年代另一支最为可怕的对手和最为强大的军队——圣殿骑士团与训练有素的匈牙利军队的联军。蒙古人在损失了众多兵员，付出沉重打击之后，终于打败了这支欧洲联军，当然匈牙利人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蒙古铁骑在1241年对波兰，1241~1242年对匈牙利的破坏性进攻，致使恐慌在西欧人中迅速广为扩散，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关于这支鲜为人知大军的神话，各种虚构的消息传闻和大量真实的暴行大大助长了这些神话的产生和流传。在蒙古军队中有部分聂斯托利亚派基督徒的存在，导致了蒙古铁骑是一支进行圣战的基督十字军的神话。有些欧洲人认为，蒙古武士在行军途中带有十字架，他们的目示是惩罚脱离基督教的俄罗斯东正教。另一些欧洲人则认为，一位新的大卫王正率领着蒙古大军向中东进发，以解放圣地。聂斯托利亚派基督徒的宗教实践可能就是这些神话的来源。一些曾亲眼见过蒙古人的目击者，则把蒙古人形容为半人半兽的怪物，并信誓旦旦地证明，这些蒙古人甚至吞食对手的尸体。还有一种传说讲道，拔都和一些凶神恶煞结成了同盟，以助他不断战胜对手。
至13世纪中叶，统治着伏尔加河流域的金帐汗皈依了伊斯兰教。金帐汗诸部是指拔都属下的军队。这个金帐汗帝国的版力由俄罗斯一直延伸到匈牙利边界，而其北疆直抵芬兰湾。在地理面积上，它远远超出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对手：古罗马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而直到19世纪大英帝国出现之前，蒙古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地域跨度最大的帝国。
至于蒙古人能否摧毁西欧的防御工事，人们的看法是有争议的。欧洲人所拥有的城堡和有围墙护卫的城市区域，这是与骑兵武装作战的最有效的手段。倘若西欧人能够抵制蒙古人引诱对手离开防御工事这一典型的战术，而依靠他们牢固的城堡，那么，欧洲人将拥有更大的获胜机会，就如同当年查理曼对阿瓦尔人，奥托对马扎儿人做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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