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9日星期二

内蒙会不会成为藏、维之后的第三种民族力量/ 席海明

(注:“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11月21日至22日在德国科隆近郊的勒沃库森举行。本文是此次会议主要组织者——内蒙古人民党主席、欧洲蒙维藏汉协商会主席席海明先生向会议提交的论文。)

一、回顾内蒙古问题的由来
这不是我的猜测,而是不少西方媒体的观点,这也是整个世界对内蒙古的关注点,内蒙古会不会成为中国第三大冲突和对立的民族地区?

一九九六年,在美国肯塔基召开了中国“民阵”与“民联”的代表大会,我曾受邀前往参加。在会上,我受会议主持人的委托,主持并讲演“台海问题与民族独立运动”的专题。我在讲演中指出了内蒙古问题及其严重性。当时在座的中国学者王鹏令当场反驳说,“西藏是个问题,新疆或许是个问题,但内蒙古不是问题。”


二〇〇三年,在华盛顿由美国的一个基金会举办的题为“内蒙古问题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西藏或新疆”的研讨会上,内蒙古学者宝力格曾说,内蒙古与西藏和新疆不一样,内蒙古不存在民族问题。

这些结论显然太武断了,太不客观,是完全违背现实的错误结论。

中共建政后的民族政策,实际上已经为民族冲突和对立埋下了种子,长期政治上的不平等政策,造成了民族之间的歧视、不信任,导致共存合作中的怀疑、猜忌,最终酿成人身迫害,肉体消灭等政治运动。

从结果上来看,便一目了然。“文革”时期残害“内人党”的血腥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时汉人执政者狂言,“十个中抓住一个就是收获,就是成绩”。为此成千上万的蒙古族社会精英遭到清洗,遭到迫害,甚至失去生命,造成了对手无寸铁的民族一场大屠杀。

而就眼前来说,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日,中共对以分裂国家罪被关押十五年刑满获释后的哈达先生再次逮捕,并以同样的罪名再次关押,同时为给哈达施加压力,中共又逮捕了哈达的妻子和儿子。中国这种毫无人性的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和愤怒,从而也使得内蒙古问题进入国际视线。

今年五月,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民莫日根守家卫土而惨遭碾死,终于使蒙古人忍无可忍的愤怒爆发了,形成“五月抗争”浪潮。国际社会也进一步认识到内蒙古问题的严重性。

无论是历史的看问题,还是就眼前事实而言,内蒙古问题始终存在,从来就没有得到解决和化解。

二、蒙汉两族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

我们可以概要的归为两大类原因:

一是历史、文化、传统、宗教等原因。历史上蒙古与中国就是两个国家,以长城为界,有和平友好时期,有血腥战争时期,有互有占领统治和被统治,这就是历史对现代产生的阴影。而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等,蒙汉均有自己生活、生存的环境和基础,这种文化上、宗教信仰的格格不入,这种文化信仰传统的差异历经了数千年传承,是一种无形的障碍和鸿沟,这不是说统一就统一,说抚平就能抚平的。就此而言,内蒙古的民族问题不爆发,不等于不存在,它是客观存在的。

二是政治原因,从而派生出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问题,土地政策问题,移民政策问题,利益分配问题等。

中共建政后,首先在内蒙古建立了不平等政府机构,蒙族人在政治地位上受到歧视,自治州一把手,以及各重要部门的首席官员等都由汉人担任。政治上不平等必然带来经济上、利益上的不平等。

譬如:内蒙古是游牧社会,以畜牧养殖经济为主;汉人属于农耕社会,在倾向性政治的庇护下,对土地的占有和利用上产生了一面倒势头。随着汉人人口不断增长,远超越蒙族的人口增强,造成汉人人口压力不断加剧,中共政府便不断鼓励、号召汉族人的大迁移、大移民,号称“移民实边”和“建设边疆”。从而造成蚕食的占领内蒙古草原,致使农业吞并牧业,化蒙古草原为汉家良田,其结果是千年无恙的草原生态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使内蒙古不断沙化,造成现今每到春季都会发生席卷整个中国北方的沙尘暴。不仅蒙古人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中国人自己也深受其害。

而政治性和政策性原因造成的后果尤为严重,这也是蒙汉之间冲突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因素。换句话说,今天,中共对内蒙古实行着最残酷的殖民统治,使蒙古民族在内蒙古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这就是内蒙古问题的由来。

由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的限制和中共的镇压与封锁,使内蒙古问题长久以来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多数中国人的承认。

三、内蒙古问题愈演愈烈

我作为会议的主办人之一,对为内蒙古问题给予关注、理解和支持的所有中国民运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与我们命运与共的西藏朋友和维吾尔朋友的共同参与深表谢意,你们让我深深体会到了兄弟情谊。这正像尊者达赖喇嘛所说的,西藏、维吾尔和内蒙古是三个亲兄弟。

当然,我非常了解多数中国人在民族问题上的承受力和界限。我今天与诸位讨论的内蒙古问题,不谈统独,不论归属,两个极端,不是谁是谁非的问题,而只会加深对立与对抗。相反,只有对话和沟通才有利于解决问题。所以尊者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是正确的主张。这不是政治上的原则丧失,而是以佛教的慈悲与人本的出发点,对全球化的思考和适应。

正是出于对尊者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思考和理解,我不再强调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的独立的立场,而是主张胡适先生的“多谈问题,少谈主义”。

我现在要谈的内蒙古问题,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内蒙古的人权。如今,保障人权已成为举世公认的价值准则,中共也不得不把保护人权写进自己的宪法。蒙古人的人权必须得到保障,不能再像现在这样下去了!哈达先生就因为主张南蒙古的出路与中共的态度发生冲突,被关押了十五年,而且至今仍不能获得自由。像呼沁夫一样,因公开同情哈达,便从此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像新娜一样,因支持丈夫哈达的政治言论而数度系狱,目前仍被关押。像草原之子莫日根一样,因阻止外来者毁坏自己的家园而被活活碾死;像照日格图一样,在回家的路上被人压死。新华社却说这些都是普通的交通事故。蒙古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家园,生命都毫无保障,经常有“飞来横祸”,这种悲剧不能再重演了。

四、解决内蒙古问题现实之路

我要谈的内蒙古问题,就是草原生态环境必须得到保护。对草原生态的破坏,不是蒙古人的千年放牧过度,而是长期以来的农业开垦和疯狂开发造成的。现在中共在内蒙古实行生态移民和“闭牧还草”的政策,是对蒙古人的双重惩罚。真正应该做的是“退农还牧”,停止以任何名义向内蒙古继续移民。要指出的是,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的保护,不仅是保障蒙古人的生存环境不再不可挽回地继续恶化,也是保证传统的蒙古文化避免灭绝的直接前提,因为草原是蒙古人生存的根基,也是蒙古文化延续的条件。所以说,草原是蒙古人的生命之本。

我谈的内蒙古问题,就是中国在高速度的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对内蒙古自然资源进行开采开发的同时,如何保障对蒙古人的经济利益问题。纵观三十多年来中共对内蒙古资源的开发,是掠夺性的乱开乱发,丝毫没有考虑对蒙古人生存环境的保护。所以,今后再对内蒙古进行开发时,要加强规划性,尽可能减小对环境的破坏。中国应设立内蒙古环保基金,从开发的利润中抽成筹资。某一个开发项目完成后,不是留下一堆废墟一走了之,而是用环保基金进行环境恢复。这样既保护了原住民的生存环境,又能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改善当地的生活条件。

在内蒙古的资源开发中至今还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对原住民的经济赔偿问题。原住民仅仅得到一点土地费,但将来却要承担无穷的“后害”,丰厚的利益则让各级太子党集团以国家的名义席卷而去。我们希望的是国家、地方和原住民之间的利益得到合理的分配,以互利减少并消除对立,不至于原住民被夺走「金饭碗”,而沦落到讨饭的地步。对此,国家应有明确的法律和规章条例的保证。

当然,我谈的种种的内蒙古的问题,期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因为中共没有解决民族问题的诚意和措施。从中共对待尊者达赖喇嘛“中间道路”主张的态度以及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数次与中共谈判的结果上,就能确认这一点。但是,我们仍然寄望于中国的民主化,虽然民主化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它起码提供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前提和可能性。这也是我和中国民运朋友团结在一起的原因和努力的方向。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1/11/2011113004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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