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的卫拉特研究

〔蒙古〕楚伦·达赖
编者案：楚·达赖先生是蒙古国新当选的科学院院士，早年曾留学我国，后工作于蒙古驻华使馆。现为蒙古国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近年来倡导卫拉特文化的研究。作者的这篇中文稿介绍了蒙古国有关卫拉特研究的实况和作者个人的观点。仅供研究者参考。　

　　阿阑豁阿的子孙——卫拉特蒙古是蒙古民族共同体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他们是一群保留着许多早期的传统礼仪和习俗并具有独特的文化，具有果敢、智慧、勤劳的品德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人民。卫拉特史是蒙古史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卫拉特研究将充实和丰富蒙古民族古今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上从未有过单独的卫拉特民族，她不是独立的少数民族或是蒙古民族的小部族。历史上的蒙古民族是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的，这在古代是由叫“草原百姓”（尼鲁温蒙古）和“林中百姓”（卫拉特、布利亚特）的两部分组成的。到后来是由东部蒙古（中央蒙古）和西部蒙古（以卫拉特为主）两部分组成的。但是如果否认以黄金家族为主的中央蒙古在历史上一直作为蒙古民族的主体这一事实，那就是歪曲历史。蒙古历史是由所有的蒙古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但由于受异族恶毒的挑拨分化政策的控制，蒙古统治阶级实行某些狭隘的政策，使蒙古两大主要集团之间世代都有令人痛心的悲剧发生。成吉思汗从未将蒙古民族整体依大小、强弱或是黄金家族和非黄金家族来区分，而是一视同仁，强调统一和团结。这一点应当成为蒙古历史研究人员坚持的主要思想准则。

　　自成吉思汗创建的大蒙古国帝国之后，尤其是在满清统治时期，卫拉特蒙古人民深受灾难、溃散、歧视之苦，这是由于内外势力相互勾结造成的。卫拉特人民的历史虽曾一度被歪曲，但在全球性的改革大潮汹涌澎湃的今天，所有国家的民族的历史都开始得到公正的评价。总之，认真地介绍、评价西部蒙古人民历史的高质量的论著在蒙古国内外还不多见。

　　卫拉特蒙古人散居在世界各地。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具体来说在新疆、青海、甘肃北部的肃北蒙古、呼伦贝尔的厄鲁特和黑龙江的厄鲁特旗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盟境内都居住着保留传统习俗的卫拉特蒙古人。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聚居着被称为额勒斯太卡尔梅克的以吐尔扈特、杜尔伯特为主的卫拉特蒙古人，现在他们建立了卡尔梅克共和国，走上发展的新路程。从卡尔梅克中分出来的一部分卫拉特人现居住在美国。还有自认为是蒙古人一支的图瓦乌梁海。在蒙古国西部的三个省——科布多、乌布斯、巴彦乌勒盖省居住着属卫拉特蒙古的杜尔伯特、巴雅特、扎哈沁、乌梁海、吐尔扈特、厄鲁特、明嘎特等部族。从１９８９年的统计数字看，杜尔伯特有５５２００人，巴雅特有３９２００人、扎哈沁有２３０００人、乌梁海有２１３００人、吐尔扈特有１０１００人、厄鲁特人９２００人、明嘎特有４８００人［（１）ａ］。因噶丹汗战争而移居到后杭爱、前杭爱省的少数厄鲁特人民至今还在那里生活并仍保留着自己的习俗。土默特的阿勒坦汗和呼图格台彻辰洪台吉等征讨平定居住在扎布汗的卫拉特，在翻越西阿尔泰山时，落下一部分属辉特部的厄鲁特人，他们的后代至今还居住在那里并完好地保留着自己的传统习俗。此外，戈壁阿尔泰、扎布汗、色楞格、苏赫巴特尔等省也散居着一些卫拉特部族的人。蒙古国共有２０万卫拉特人，占全国总人口的１０％。在术赤、察哈尔、斡阔台汗所统辖的国家和地区，因服兵役或以属民的身份被调去的一部分卫拉特人已被伊斯兰同化了。如果除去这部分人，现在全世界大约有近６０万卫拉特蒙古人。

　　《蒙古秘史》［（２）ａ］、拉施特哀丁的《史集》［（３）ａ］、《元史》［（４）ａ］、《明实录》［（５）ａ］、《明史》［（６）ａ］和《明史纪事本末》［（７）ａ］等史料和流传于卫拉特蒙古人中的一些传说和故事及一些零散的托忒文史料记载，卫拉特蒙古人的祖先生活在沿贝加尔湖、库苏古尔湖、色楞格河下游，唐努、萨彦岭、郭尔罗格河（叶尼塞）、额尔齐斯河上游和沿阿尔泰山脉的原始森林地带。她们除了从事牧业外，一部分还以狩猎、捕鱼为生。她们中间也有一部分从事农业，这大概是后来才产生的。早在９世纪的史料中就有对卫拉特部的先民之一的乌梁海部的记载。

　　卫拉特部族在史料中的记载虽有２０００多年，但较明确的记述还是在１０世纪之后。“卫拉特”这一名称的发音在早先可能与现在有些区别，也许在方言中叫“θлхнийхэ、θθлд、θголэй”等。“卫拉特”这一名称在汉文史料中有六、七种记载。例如：斡亦剌惕、斡亦剌、外剌、猥剌、瓦剌、卫拉特、厄额鲁特等。在元（１２６０—１３６８），明（１３６８—１６４４），清（１６１６—１９１１）时代，是以不同的文言都能适应的象形文字记载的。其中明朝的“瓦剌”、清朝的“卫拉特”使用较多。有些汉文史料中还有“大瓦剌”（Их　Ойрад）这一名称。学者们对于“卫拉特”这一名称的含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有两种解释影响最大。一种认为是从“Ойрдотно”“（亲密的）”“Ойр　 худын”（亲家），“Ойрынхолбоо”（亲近的联盟）而来的。另一种认为是从“Ойр　иргэн”（林中百姓）“Ойд　 амьдрагчид”（生活在林中的人）发展而来的。研究卫拉特史的大部分学者一直赞同第二种观点。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依据。有关“卫拉特”这一名称的更详尽的研究，最近几年国外学者，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努力钻研，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１）ｂ］。“卫拉特”这一名称最初也许是地名、也许是以主要首领的名字称呼的。不管怎么说，“卫拉特”似乎是以卫拉特四部的主要部族卫拉特部的名字命名的。较可信的说法是指卫拉特四部之间的联盟或他们内部之间亲密的联系，从这一内容产生了“卫拉特”这一名称。

　　虽说有关卫拉特蒙古历史的文献资料不算丰富，但以蒙、藏、汉、满、俄文写成的史记、回忆录、游记、信件、公函、呈文、法典等并不少见，在蒙、汉文文献中见不到的一些珍贵资料在藏文中可以查到，现在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料。这类资料尤其是在青海蒙古中比较多见。

　　对于中国明代，特别是清朝的有关卫拉特的汉、满文文献如果不进行仔细的推敲，只求字面上的理解，就会产生片面的见解。举个例子，１７５５—１７５８年，满清皇帝为讨伐卫拉特蒙古多年不降之罪，采取了杀尽斩绝，迫使他们背井离乡等手段，造成了深重的罪孽。１７５７年的悲剧在卫拉特蒙古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创伤。那一年，奉乾隆皇帝的旨令，几万卫拉特人被活埋，无数的村落被扫荡一空，特别是对领导卫拉特四部斗争的绰罗斯和厄鲁特部更是格杀勿论。卫拉特蒙古的首府古尔扎城遭到破坏，该城中闻名于世的“巴伦召”的金顶古尔扎都纲和银顶海奴齐都纲全都化为灰烬。在古尔扎寺和海奴齐寺内可召开容纳７０００名喇嘛的大法会。满人为了悔罪，收拢当地人民的心，在原寺的遗址上建造了“安远庙”。用蒙古文所写的经文有许多被烧毁了。１７６５年，乾隆皇帝亲自赴卫拉特草原，隆重纪念镇压卫拉特１０周年，并去了“安远庙”，对卫拉特蒙古采取了奸滑的政策。那时，胜者是满清统治者，败者为卫拉特人民。所以，胜者一方以自身利益为标准，大力吹嘘自己的力量，指鹿为马，颠倒是非。伤天害理的事，也被描绘成是“正义的事业”。为民族的自由而进行不懈斗争的卫拉特蒙古因为遭到失败，所以其功绩一概被抹煞，在史籍中被冠以“叛徒”、“逆贼”、“乱匪”等罪名。对其领袖人物噶尔丹巴（Galdambaa），策妄阿拉布坦（Tseveenravdan）噶尔丹策凌（Galdantseren），舒奈（Shunai）、达瓦齐（Dawats）和噶尔丹（Galdan-Boshogt），阿穆尔萨纳（Amarsanaa）等人更是除了“猪”“狗”之类的词外没有其他称呼。深受卫拉特人民爱戴的英雄噶尔丹巴和舒奈在历史上几乎没有被记载。这一点在记录１６６３—１７２２年间事情的康熙《实录》，记录１７３６—１７９５年间事情的乾隆《实录》中清楚地得到了证实。满清时期的一切历史，档案资料都是依据这些“实录”写成的。可见，对于封建阶级的文献资料如果不加分析地引用，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人民的历史。但是一概否认汉、满文的卫拉特文献资料的价值也是行不通的。由汉文或满文写成的卫拉特史研究的基础文献资料《清实录》、《朔漠方略》、《钦定准格尔方略》等三部巨著至少应当得到利用，否则，进行卫拉特史研究将会有很多缺憾。

　　过去，我们在进行卫拉特研究时，没有充分利用蒙、藏、汉、满、俄文的著作、档案资料，只是局限于手头的一些资料，从而产生了片面的研究成果，这一点上面已经说到了。

　　蒙古国西部的阿尔泰地区是卫拉特四部发源地之一。那里有与卫拉特、蒙古历史有关的уенч　 Бодомчнийн　урхацал．　Алтайн　таван　богд．　иаван　хумаст　хайрхан．　Б--умба　 уул．　улаан　даваа．　Цамбагарав　уул．　Баатар　хайрхан　уул．　уенчийн　цагаан　д-- эрс．　ээрийн　щар　хулс．　сартагтайн　гуу（суваг）等众多的地方。在蒙古国科布多、乌布斯、巴彦乌勒盖、后杭爰、戈壁阿尔泰、扎布汗、库苏古尔、色楞格、苏赫巴特尔等省的卫拉特蒙古地区或其部族的后代中存有许多文化和实物方面的遗产，此外，蒙古国中央图书馆存有《卫拉特四部史》、《札雅班迪传》（四卫拉特史记）、《金念珠》、《文字的汇编》、《汗哈冉惠》等一批托忒蒙古文史料。这些文物资料对于推进卫拉特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

　　１９２４年，学者Ｋ·策旺（Tseween）撰写了《蒙古诸部落族源与现状》（моголын 　жижиг　ястнуудын　угсаа．　оноо--гийн　байдал）一文［（１）ｃ］，这是蒙古学者撰写的第一篇有关卫拉特蒙古方面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蒙古国的杜尔伯特、巴雅特、厄鲁特，明嘎特，扎哈沁，吐尔扈特、乌梁海、和硕特、霍屯和从新疆迁移来的察哈尔等部的起源、历史、文化及当时的状况。在这之后，Ｂ·布彦楚格兰（B·Buyanchuulgan）的《蒙古厄鲁特史》［（２）ｃ］发表于３０年代，该书由《噶尔丹汗》、《噶尔丹策凌汗》、《达瓦齐汗》、《阿穆尔萨纳汗》、《卫拉特部族的斗争》等五部分组成。之后直到５０年代末，卫拉特研究在蒙古一度处于停顿状态。从５０、６０年代开始在Ｂ·仁亲（B·Rentsin）、Ｕ·达木丁苏荣（Ch·Damdinsuren）、Ｍ·鲁布桑旺丹（Sh·Luwsanwandan）等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卫拉特研究又开始得到发展。

　　从那时开始，一批研究卫拉特历史、语言文学、艺术、风俗等的学者队伍逐步形成。通过走访卫拉特部族，搜集有关历史文物，托忒文文献资料，故事寓言、歌词等，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１９６０年，在莫斯科召开了苏联、美国、蒙古三国卫拉特研究学者会议。三国学者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情况，这次会议对于蒙古的卫拉特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１９６５年，为纪念著名说书艺人帕尔亲（Parchin）诞辰１１０周年，召开了学术讨论会。这是蒙古首次召开卫拉特研究方面的学术讨论会。帕尔亲是西部蒙古巴雅特部族人，是以马头琴伴奏吟唱史诗的著名说书艺人。会议的报告、讲话及吟唱的史诗通过整理，于１９６６年出版专辑《蒙古英雄史诗辑》。

　　１９６８年９月，为纪念托忒文字诞生３２０周年，在乌兰巴托市举行了学术讨论会。这是在蒙古举办的有关卫拉特研究的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蒙古著名学者全部出席了会议并做了学术报告。科学院院士Ｍ·鲁布桑旺丹宣读的论文为《论八思巴文和托忒文正字法中标记长元音的方法》、Ｂ·仁亲院士的论文是《论托忒蒙文的文化意义》、Ｕ·达木丁苏荣院士的论文题目为《托忒文〈罗摩衍那〉》。通过这次学术活动进一步认识用托忒文翻译、编写的书籍对于蒙古学研究，特别是卫拉特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不重视利用这些文献资料而进行卫拉特研究，将会产生片面的结论。

　　１９９０年８月，蒙古和中国的卫拉特研究学者在乌兰巴托会晤，就各自的卫拉特研究情况做了通报，在今后的研究计划方面交换了意见［（１）ｄ］。在此应当特别提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拉特学研究工作最有成效，已出版、发表了许多论著。他们还召开了几次卫拉特研究方面的国际研讨会。１９８８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了“江格尔”国际研讨会，蒙古学者д·策仁索德诺姆 (D·Tserehsodnom）、ч·达赖（Ch·Dalai）参加了会议并宣读了论文。台湾的蒙古历史研究也有进展，其中出版了几本有关卫拉特研究方面的论著［（２）ｄ］。

　　与卫拉特历史有关的问题一直是蒙古历史学工作者的课题。其中д·宫古尔（D·Gonggor）的《科布多简史》［（１）ｅ］。Ｈ·伊西扎木茨（N·Ishjamts）的《１７５５—１７５８年蒙古人民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２）ｅ］。Ｃ·普尔布扎布（S·Purevjav）写的《和托辉特的族源与历史问题》［（３）ｅ］。奥其尔的《蒙古的卫拉特简史》［（４）ｅ］等著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国历史学者在撰写《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三卷本、一卷本时，其卫拉特史部分虽然尚显简要，可都是必有的内容。但是我们的有些史学家在成果中坚持一些片面的观点，这可能是在对卫拉特研究方面的文献资料掌握不足，尤其是对汉、满、藏文献几乎没有加以利用的情况下撰写的。有关卫拉特蒙古的文学作品也不少见。有作家Ｋ· 普热布（J·Purev）的《心中的怒火》、《迷雾》，ш·纳楚克道尔基院士（Sh·Natsagdorji）所写的《水晶鉴》，记者策恩布勒（Tsembel）所写的《阿穆尔萨纳》、《噶尔丹汗》等长篇小说。这些作品以大胆涉及领导卫拉特蒙古人民进行争取自由斗争的主要英雄人物为特点。可以看出作家为创作好作品而花费了不少心血。但在真实地描写卫拉特蒙古人民的斗争历史，对领袖人物噶尔丹汗、阿穆尔萨纳、青贡扎布等人的形象刻画方面，除策恩布勒的《噶尔丹汗》之外，可以说还很不够，没有能够很好地进行总结和反映。这是由于没能认真查阅各种文字的有关卫拉特的资料，或对卫拉特人民的风俗习惯方面的知识尚有欠缺。小说是人民大众的财富，很容易得到他们的信任，尤其是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以蒙古历史为题材的作品，应有根有据，不应歪曲历史或虚设人物，必须从“蒙古”这一整体意识出发才是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近年来，在卫拉特历史方面：Ａ·奥其尔（A·Ochir）、Ｔ·明斯（G·Mins）、女学者Ｃ·朝洛蒙（S·Tsolmon）；在这方面和民间文学方面：Ｋ·措罗（J·Tsoloo），在江格尔研究方面：Ａ·纳然图雅（A·Narantuyaa）、л·杜格尔苏荣（L·Dugersuren）；在古迹、风俗、物质文化方面画家阿木嘎朗（Amgalan）等人的成绩显著。现在，蒙古很重视研究整理卫拉特人民的历史这项工作。这是一项有益于研究和丰富祖国历史文化的工作。在蒙古的图书馆中藏有近２０００册托忒文书籍资料。在恢复卫拉特研究、搜集托忒文资料并进行研究方面学者Ｘ·鲁布桑巴拉丹（H·Luwsanbaldan）做了很大的努力。历史研究所的民俗学研究室正在编写卫拉特民俗学，这一大部头的著作对于卫拉特研究将做出突出的贡献。

　　１９９１年蒙古成立了卫拉特学会并创办发行了《卫拉特风俗》报，该报经常刊登些与卫拉特历史、文化、习俗有关的新资料。１９９３年初，在乌兰巴托市成立了“国际卫拉特研究会”。这些学会的宗旨在于，使卫拉特历史、文化的研究不受政治方面的影响。１９９４年是噶尔丹汗逝世３００周年，届时蒙古将举行纪念活动。长篇历史小说《噶尔丹汗》已完稿，现正在出版当中。由作家道格米德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被清理的活佛》已完成。

　　努力发展蒙古的卫拉特研究事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开始同卡尔梅克的学者们合作开展这项工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开展合作是十分重要的。此外，还要同俄罗斯、日本、德国、美国等开展卫拉特研究的国家进行合作。
（楚伦·达赖　蒙古国科学院院士　东北亚研究所所长）

参考文献：
（１）ａ　Anniversary Hatistical year book乌兰巴托１９９１，１４—１６卷。
（２）ａ　在《蒙古秘史》第１０卷中有“槐因亦尔坚”，汉字旁译为“林木中的百姓”。这是有关卫拉特文献中最初的明确记载。
（３）ａ　在拉施特哀丁的著名《史集》中记载了林中百姓或卫拉特、布利亚特的情况。详见拉施哀丁《史集》《蒙古史暨成吉思汗争取帝位的开始到其逝世的历史》。波斯文；其俄文译注见и·и·别列吉娜《俄国考古文学会东方分会学报》５—８卷１８５８—１８８８。
（４）ａ　在《元史》的“太祖本纪”、《定宗本纪》、“世祖本纪”、“宁宗本纪”第６３、９０、１０９、１２０、１２７、１３３、１３５、１６５、１６６、１６７部中有卫拉特历史方面的零散记载。
（５）ａ　《明实录》是研究卫拉特史的重要汉文史料。１９６１年台湾出版的是最好的版本。在这部巨著中的“太宗实录”、“仁宗实录”、“宣宗实录”、“英宗实录”、“世宗实录”和“神宗实录”中记载了较详细的卫拉特资料。
（６）ａ　《明史》第３２８章中有“瓦刺传”。
（７）ａ　《明史纪事本末》节２０、２１、２９、３２、３３章中记载着卫拉特蒙古历史方面的详尽资料。特别是第３２章中的内容更是引人入胜，是反映明朝时期蒙古真实情况的可靠资料。
（１）ｂ　陶格陶呼：《文献研究五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７年增刊。１９８７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增设了卫拉特研究专辑。
（１）ｃ　Ｋ·策温《论达尔哈特、库苏古尔乌梁海、杜尔伯特、回回、巴雅特、厄鲁特、明嘎特、扎哈沁、吐尔扈特、和硕特、察哈尔、达理冈嘎、阿尔泰乌梁海、哈萨克、哈莫尼干等的起源问题》。乌兰巴托，１９３４。
（２）ｃ　Ｂ·布彦楚格兰《蒙古厄鲁特史》中噶尔丹汗部分，国家图书馆藏书；《蒙古版图》，国家图书馆藏书；《满清统治蒙古时期的资料》，国家图书馆藏书。以上所述书籍都与卫拉特史有关。
（１）ｄ　在双方的会晤中，蒙方有Ｈ·伊什扎木茨和ч·达赖博士、教授、Ａ·奥其尔、Ｋ·措罗、ц·巴特尔副博士等卫拉特研究人员，中方有巴雅尔、金峰、那仁巴图、确丹达尔、额尔德尼巴雅尔等卫拉特研究方面的专家教授参加。
（２）ｄ　刘学铫：《土尔扈特喀尔玛克蒙古简史》，台北，１９６９。
　　　　　刘学铫：《土尔扈特源流与考证校补》，台北，１９７０。
　　　　　金兆鸿：《海西及青海额鲁特蒙古》，《新夏月刊》１２期，１９７０。
　　　　　张哲诚：《从阿鲁台到额鲁特》，《中国边政》８５期，１９８４。
　　　　　李卓英：《卡尔玛克蒙古之历史背景》，《中国边政》３７—３８期合刊，１９７２。
（１）ｅ　д·宫古尔博士是卫拉特蒙古史方面的专家，在《科布多史》这部著作中，对居住在科布多省的卫拉特人的历史写得相当好。
（２）ｅ　Ｈ·伊什扎本茨：《１７５５—１７５８年蒙古人民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阿穆尔萨纳、青贡扎布起义）》，乌兰巴托，１９６２年；Ｈ·伊什扎本茨是蒙古历史学者中首先运用汉、满文资料撰写卫拉特史的人。
（３）ｅ　Ｃ·普热布扎布：《霍特高依特的族源考（１６—１９世纪）》，乌兰巴托，１９７０。
（４）ｅ　Ａ·奥其尔：《蒙古的卫拉特简史》，乌兰巴托，１９９３，这是蒙古最新的有关卫拉特史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