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官方左右开弓，向民间全面“亮剑”，大面积抓捕维权律师、学者、记者、编辑、作家、NGO活动人士、人权捍卫者、不同政见人士，限制新闻自由、网络自由，控制意识形态。仅民生观察工作室举办的《中国维稳与监控动态》的不完全统计，包括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以及访民在内，2014年就有2270人次被维稳监控。这种人权状况的后退和恶化，实属近二十多年来之最。
一、二0一四年中国维稳的重大变化和动向
1.维稳体制升级到维安体制
中国维稳支出已连续四年超过国防预算，面临难以为继的状况；而随着社会抗争网络的形成，抗争者获得社会道义资源的增加，原有的维稳体制呈现效能下降的趋势；这些因素使官方改变了原维稳体制的被动“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以拔旗斩首，遏止发展为主的维稳策略，开始主动出击，强化对民间社会的控制与打压，以全面清场为目标，因而维稳体制的“升级版”----维安体制，在2014年全面出台。
在2014年4月15日，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了首次会议，强调“总体安全观”。国内媒体以“改革新动向：安全第一，维安取代维稳”为题报导。德国之声引述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指出，国安委加强了国内安全机构的力量，试图更好的应对因污染、土地和腐败引发的中国民众抗议活动，及民族问题。
2.“网格化”维稳成为控制社会方向
维安体制一方面以大扫荡模式清除“危害”政权安全的社会进步力量，一方面建立和加强“网格化”维稳的控制社会体系以对民间加以先期的管控和及时的打压。
网格化就是将城区行政性地划分为一个个的“网格”，使这些网格成为政府管理基层社会的单元，加强社会控制能力。网格内所有固定物都被一一编码、定位，网格内所发生的任何治安、刑事案件、群体性抗议、敏感人物活动等均被分类、编码，被随时采集和报告，并以此数据为基础布置各种监控设备。如北京东城区把所辖区域划分成若干网格状的单元，由专门的网格工作人员对社区实施24小时动态、全方位管理。福建省规定城市社区原则上以街巷定界，按300—500户或1000人左右划分网格；农村社区按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界，不交叉重叠、不留空白区域。7月2日广州市城市社区网格化全面启动，以每个网格涵盖200户，1000人左右，将这座拥有12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划分为20777个基础网格，网格员要做到“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街”。
“网格化”维稳流程图
网格化维稳在2014年全面开花，实现了全覆盖、全天候、无缝隙，使专政体系越来越精巧、高技术化和系统化。官方号称“确保各类不稳定因素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掌控、第一时间化解”。在网格织成的天罗地网中，所有公民都被罩进去，《1984》中的预测“老大哥在看着你”成为了中国的现实。在网格化体系的贴身“服务”下，维稳对象的行动被全方位管制，公民成为实现稳定的工具，最终实现权力管控社会的目的。
二.2014年维稳与监控的主要状况
1.以暴力手法对民间大“扫荡”
在2014年，当局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以大扫荡模式严厉镇压中国的民间社会，表现出惊人的蛮横和疯狂。大批维权律师、学者、记者、编辑、作家、NGO活动人士、人权捍卫者、不同政见人士被抓捕，持续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数之多为近二十多年之最。
2.持续打击社会组织 消耗民间力量与资源
在维稳时代每次的打压后都不断有新的民间活跃人士冒头，而在维安时代，当局采用了持续打击消耗民间力量与资源的手法，即是试图通过对社会所形成的主要的社会组织进行打击而将社会重新控制在官方的手上。这些打击包括解散民间NGO机构、干扰教会活动等，意图消耗民间的资源，达到彻底瓦解民间抗争力量的目的。
3. 收紧信息传播 控制意识形态
2月25日，中宣部和中国记协召开会议，宣布将把新闻道德委员会的试点由目前的五个省市扩大到15个省市。分析人士认为，在各地增设新闻道德委员会是中共为了收紧对媒体的钳制，试图以整治新闻敲诈及假新闻的罪名进一步封杀批评中共腐败现象的媒体声音。
7月8日，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布新规，禁止中国新闻从业者担任境外媒体特约记者、特约通讯员、特约撰稿人或专栏作者等。同时，要求记者在领取“记者证”之前，先签订保密协议。此后，知名媒体人宋志标因“触犯”此规定被南都报开除。
官方把互联网视为舆论斗争主战场，是中共面临的“最大变量”、“心头之患”，所以对网络的控制与打压也是意识形态控制的最主要战场。从实名制到封杀微博知名大V，严控社交媒体等控制手段层出不穷。在明确的“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指导方针之下，中共的理论媒体和军方人物多次严厉咒骂社会的宪政、法治及民主诉求，“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等各种腐朽的红色意识形态话语借尸还魂，不断被各种官方背景的人士和机构有意释出。
随着新媒体的兴盛而出现的包括新闻从业者、媒介知识分子和网络意见领袖在内的“新意见阶层”成为控制意识形态的必然消音目标。对付“新意见阶层”的主要手段是收编、分化、打压。人民网副总编辑、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传播研究中心的演讲题为《加强政治引领吸纳网上新型知识分子》，透露了官方对“新意见阶层”的处理手法：“经济上给出路，消除职业网友。像五岳散人这样的网友，一边开餐馆、开网店，一边在网上发表对公共事务的看法。我觉得这是网络意见领袖非常好的生存之道”。
“经济上给出路”是官方的统战策略，而对不合作者则按照不同“危害”进行边缘化分化和打压至刑事打击。10月10日，广电总局下发文件：“余英时、九把刀的书全面下架，野夫、茅于轼、张千帆、梁文道、许知远等人的书不予出版”。而针对网络大V的“清网行动”，採取正面打压手法，拥有700万粉丝的知名作家李承鹏7月10日被新浪微博封号。收编、分化、打压外，基於体制佔领新媒体领域的策略需要，官方推出了周小平这样符合体制意识形态的另类“新意见阶层”，用宣传机器密集形成表面张力“引导”民意，操控舆论，祭起消除自由思想，为体制意识形态歌颂和开脱的障眼术.
高校亦成为意识形态控制的重灾区。11月14日，中共辽宁省委机关报《辽宁日报》推出大型策划《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刊发编辑部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称派多名记者卧底中国几十个高校的课堂，调查发现中国的大学老师缺乏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辽宁日报》的公开信文章获得官方宣传机构的极度肯定和推荐，官方媒体网站给以大量转载。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党媒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对高校的意识形态教育大肆指责，被外媒解读为开始新一轮思想领域特别是高等院校的肃反清污运动的信号。
高校是自由思潮影响的主要平台，毛左大将、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说过：“在高校，共产党已经成了准地下党。”在这些人眼中高校就是“敌对势力渗透的重要目标，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向大学生传播西方的政治观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企图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使青年一代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因此对高校的思想控制历来是意识形态领域控制的重心。
在此肃杀氛围下，高校老师人人自危。不少大学的教师被官方约谈过关，盘问其对宪政和普世价值的看法。对与官方意识形态持不同意见者则进行处理。讲授宪法学的中国公安大学副教授王守田就因“不当”言论的罪名被拘留。而知名学者如北京大学的夏业良、中国政法大学的滕彪、华东政法大学的张雪忠等人也陆续被其所在大学除名，正如官方所言：“绝不允许这类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纸媒、网络、高校严控一体化，力图不留死角，扫除一切杂音，整肃意识形态领域，占领和控制思想阵地，达到在精神领域控制知识分子和媒体人，使其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目的。
4.对网络、公民言论的维稳与监控越来越严厉 大量民间网站消失
对于至今尚未获得言论自由的中国人而言，互联网是目前争取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最主要战场。而随着Twitter、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新媒体的出现，更对极权构成了强烈的挑战，为中国的反对运动提供了最重要的平台。为此当局采用了以下手段监控网络、限制言论传播：一、强化网络监控的最主要工具----臭名昭著的“国家防火墙(GFW)”，封锁屏蔽境外关于人权、自由、民主的言论信息。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网络新媒体在中国都被禁止访问。二、实施世界上最严厉的网络控制制度，强迫网络媒体进行自我审查，以处罚、查禁、关闭、取缔措施惩罚那些违反控制规定者。三、雇用大量的网络警察和网络评论员（五毛）监控网络，审查公民言论，以“网络实名制”恐吓、阻止网民的自由言论，甚至拘捕、监禁和平表达观点的公民。
5.敏感期泛滥成灾
随着政权对其统治体系加强对社控制与打压，使得 “敏感时期”越来越多，“敏感时间段”不断扩大。
特别因2014年是“六四”25周年，为了防止民间组织悼念活动和回顾“六四”历史真相，公安部将“维稳”时间段加长到近5个月之久，“维稳”力度空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教育学院5月29日向外国留学生发出通告要求他们参加“免费学习团”，地点是内蒙古坝上草原或北京市郊景点十渡，二者任择其一。通告声称是次旅行是要丰富留学生的生活经历和领略风光，但却以加粗字体提醒学生“必须参加” ，外界解读为学生“被旅游”， 将留学生于六四敏感时期调离北京。
敏感期泛滥成灾还体现在传统的“敏感时期”包括“两会”、 六·四周年、各种重要政治性会议、重大庆典外，新增了更多的新的 “敏感期”。
三. 2014年维稳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1.滥用扰乱社会秩序、非法集会、寻衅滋事等口袋罪名作为维稳手段
维稳十八招·口袋罪
2014年当局打压民间活跃人士最“流行”的罪名之一就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寻衅滋事罪。对依法行使宪法权利的公民动辄强行以扰乱秩序、非法集会、寻衅滋事等罗织罪名予以“维稳”已成为官方百试不爽的口袋罪。初中生在网上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构成“寻衅滋事”；几个人在家中闭门开会，构成“寻衅滋事”；访民求告无门在报社门口集体自杀，构成“寻衅滋事”。5月知名维权律师浦志强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拘后，多名律师感叹“该罪名滥用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有网民直言：“干脆换个直接点的罪名：公民让领导不爽罪！”
口袋罪皆为人定法而非自然法意义上的罪名，符合极权体系下任由维稳机器任意解释的、操纵的程序，罪名抽象而弹性空间巨大，从而为维稳提供极大方便，成为极权体系打压公民权利的得心应手利器，其恶法性质昭彰。
2.滥用拘留手段维稳迫害人权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61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先行拘留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①必须是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②必须是情况紧急，来不及办理逮捕手续。在法学界的通行解读中，拘留应适用于紧急情况，而不是经常性适用的强制措施。但是在网格化维稳下，警方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滥用拘留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以达到保住政权和利益的目的。特别是2013年底废除劳教制度以后，拘留已成为各地警方达到维稳目的而最常用的手段之一。
在劳教制度废除后，在已送往国务院审议的《社区矫正法》出台前，警方滥用拘留手段意在填补两者间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空白。在2月26日一批律师和公民联署发布《中国公民要求人大停止审议《社区矫治法》的公开信》，指出该法（草案送审稿）第四十四条、第五十条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事实。《矫正法（草案送审稿）》第四十四条的规定里，一个县级司法行政部门社区矫正机构、甚至是一个司法所就可以任意剥夺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权利。而在《矫正法（草案送审稿）》第五十条里，赋予社会矫正机构对公民基于矫正工作人员的主观判断就有权集中管理，时间可达一个月，这是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新的监禁刑罚措施，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与社区矫正立法目的完全相背。这种规定若得以通过，必将使“马家楼”一类的接访中心、法教中心、学习基地等黑监狱堂而皇之地披上法律的外衣，成为新版的“劳教”，将使中国的人权灾难继续在合法外衣下得以延续。
官方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新的维稳模式的结论，就是官方对以合法方式行使公民权利，表达利益诉求和政府不同的意见时，都可能先采取拘留的方式进行严厉强制，然后通过取保候审等措施使到公民成为被适用于《社区矫正法》的对象，再通过社区矫正机构完全限制公民的公民权利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在此模式下，通过全国数十万个社区把社会抗争积极分子、活跃人士、维权人士置于其严控范围，把社会变成监狱，达到维护官方统治和利益的目的。
在2014年，不论是在两会、六四25周年、APEC峰会、占中、四中全会等维稳重点时间段，还是在公民的正常维权行为里，都大面积遭到警方动辄使用刑事拘留或行政拘留的强制措施。刑事拘留或行政拘留已成为维稳机器对付公民的标准配置手法。
3.肆无忌惮姑息纵容恐吓、跟踪等等非法维稳手段
在暴力打压之外，现行政体在维稳的旗号下，喝茶、传唤、上岗、警告、殴打、非法骚扰、跟踪、蹲守、围堵、拦截、被旅游、被停职、被搬家、被失踪、关“黑监狱”、办“法教班”等种种非法的维稳手段被肆无忌惮地惯常化、日常化，践踏公民的基本权利。
这些非法的维稳手段能肆无忌惮地横行，是因为官方为了维护其现行政体的“政治稳定与安全”，所以必须把可能危害其稳定的个人和群体进行直接控制，实现“将一切不稳定消灭在萌芽状态”的目标，因而姑息纵容在常规法律手段之外的野蛮侵犯人权行为。
四.2014年被维稳的重点人群
1对人权捍卫者的维稳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定义，人权捍卫者包括“揭露侵犯人权事件的记者、推动人权教育的社区工作者、争取工人权利的工会成员、致力于促进生育权利的妇女、关切经济发展冲击原住民土地权利的环保人士”，这些个人、群体或组织，通过和平、非暴力手段来“揭露侵犯人权的行为、让侵犯人权的行为受到公众审查、施加压力，追究责任、培力个人或社群，使他们能为自己主张基本人权”。
在官方的强力维稳下，中国的人权捍卫者处境十分艰难。位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指2014年是中国大陆人权捍卫者面临最严峻的一年，他们因为行使和保护人权受到报复，全年有近1000例剥夺人权捍卫者人身自由的个案。
2013年9月14日，著名人权捍卫者曹顺利在前往日内瓦参加国际人权学习途中，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被警察带走，此后失踪、刑拘，在北京朝阳看守所遭到迫害及非人道待遇，身染重病，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致病情恶化，直到陷入深度昏迷状态才被送至北京309医院，于2014年3月14日溘然辞世。中国政府无视法制，迫害人权捍卫者的罪恶行径震惊了全世界。
2对访民的维稳
在中国，从没有一个社会群体的苦难能象访民那样深厚，在灭绝人性的维稳机器下，访民被黑监狱拘押、被毒打、被饿饭、被拘留、被失踪、被劳教、被刑罚。关于访民的话题，关于他们苦难的浓重，日复一日的持续已经多到让人们麻木。单只在民生观察网上每天关于他们浓重的苦难报道就足以让人绝望，然而他们的苦难，就是中国人民的苦难、国家的苦难、历史的苦难，所以还是要说，不得不说，没有人能对这全世界最大的人道灾难视若无睹。
始于1951年6月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而建立的信访制度，试图在一元权力体系下以非常规、非制度化的渠道来解决社会矛盾。一元权力体系下的司法不独立现状，使信访制度成为民众的权利救济最主要途径。而在2005年1月开始实行的“信访排名”制度因其与地方官员升迁直接挂钩，在利益影响下地方官员采取各种非法手段对上访民众截访乃至非法拘禁，而在08北京奥运会后建立的维稳体制在荒谬的维稳逻辑下，黑保安、黑监狱盛行，掮客、打手云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维稳“市场”，访民的公民权利被肆意侵犯，各种恶性案件令人发指，访民的人权困境已成为中国当下不断激化的官民对立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
2014年4月国家信访局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从5月1日起禁止越级上访，明确规定信访人应当根据信访事项的性质和管辖层级，到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新规提出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把涉及民商事、行政、刑事等诉讼权利救济的信访事项从普通信访体制中分离出来，由政法机关处理，强调不支持、不受理越级上访。但由于司法不独立，司法机关都受制于党政权力，权力支配下的司法不可能解决矛盾，司法的公信力荡然无存。而事实上的公权力对社会利益的抢夺是绝大多数访民上访的原因，地方行政侵权、司法不公构成了上访的主要诉求，地方政府和官员本身就是大多数上访问题的制造者，访民只能象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权利诉求无从解决。新规要求逐级上访就地解决，但是没有配套的措施没有，事实上纵容了地方政府针对访民的打压，信访改革把压力转移到了地方政府，后果就是“法制教育学习班”、“训诫中心”这些非法拘禁访民的地方黑监狱的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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