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父亲——诺拉嘎尔扎布

我是诺拉嘎尔扎布的养女。从记事起就生活在他的身边。他是克什克腾旗的公爷，我知道他是喇嘛出身，自学成才，精通蒙汉满几种文字，还善于书法。他去过大库仑，还领兵打过仗，枪法好，左手虎口以上有一片疤痕，他说是枪伤。当时有个喇嘛立即采了一种草药，咀嚼后敷在伤口处即止住了血，至于他打的是什么仗我不知道。据说是牛年变乱，好像是和外蒙闹革命有关。失败后被通缉而逃到奉天（今沈阳市），投靠了张作霖。至于他如何办书社，如何从政我也是以后从资料记载中略知一二。可是，我小时候在开鲁家中西厢房内放有一台印刷机，地下还堆有很多裁下来的碎纸条，有一年放花炮还引起了不大的火灾。以后家中还存有一些印有蒙文字头的书本，是灰色皮，纸也有些粗糙。我们都用它学过蒙文字母。

　　父亲那时还收集蒙古民歌。我记得还有民歌手来我家试唱。来的女歌手头顶梳着盘头，穿长袍外加长坎肩，当时屋里还有很多人，所以我记得很深。以后还灌有唱片。有一首《大雁歌》就有唱片，那时我还会跟着唱：“图门嘎拉古……，哈鲁那嘎加鲁……”至于灌唱片的过程我就不知道了。而以后的《成吉思汗出征歌》更充分体现了他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
……“十万大军……二十万大军……征服全世界……”。这首歌我们在兴安女子高等学校上学时代，还是每天出操时必唱的。

　　父亲的家族成员我不清楚，知道他有个妹妹我们都叫她胖姑姑，在克旗管理家产，她人很精明，没出嫁就病死在草地。还有三个叔伯哥哥都是我父亲供养。但我不知道是否是亲叔伯，父亲家还有没有亲兄弟?因父亲常年在外，并不关注什么家产管理，胖姑姑去世后，就由大哥旺其格掌管，他在克旗是有名的大少爷。吃喝玩乐还抽大烟。每年过年前来开鲁一趟，送些土产奶食，其他也就没人过问了；二哥道尔吉就读于兴安学院（王爷庙），因学习不好每年回来都挨骂。以后兴安学院开除了四个少爷，轰动一时，其中就有二哥道尔吉。因不敢再回来，就跑去了当时的蒙疆。据说是当了兵。三哥嘎瓦也来开鲁念过书，人还算本分，以后一直在克旗生活。

　　父亲为人很坦率大度，性格不急不燥，话语不多，平时总好像在思考什么，很少发脾气，实在生气时也只用蒙语骂两句。我的第一任母亲是彰武县人，什么时候嫁到克旗我不知道，但我推算父亲成婚不会太早。在他逃亡时不会有家眷跟随，在克旗也没站住脚。那么到沈阳办书社时和克兴格的交往有关。因为母亲和克兴革都是科尔沁人，并和克夫人关系密切，以姐妹相称，多年后克夫人见到我时还流过泪。据说母亲也是彰武大地主的女儿，年龄偏大，待嫁闺中。婚后生过一个女儿叫“彦晶高瓦”，我见过照片。可能在两三岁时就夭折了。这对母亲的打击太大，她变得喜怒无常，每天喝酒抽大烟，而后就抱养了我。所以，从我记事起就跟着她，在经棚、去奉天后在开鲁。

　　在我六岁时父亲已是伪兴安西省民政厅长。这年母亲领着我回了克旗，说是探望姑姑的病。当时她去了草地，把我留在了经棚街里，等她回来时已经处理完了姑姑的后事。可没过几天她也死在了经棚街里。我记得很清楚，她发病是在一天早晨。说是早起床后还在院子里散了步，当时的情景不叫我看，就叫人领我出去玩，院子里静悄悄的，我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一个人偷着跑进了屋，只见几个人围着母亲，又拽头发、又灌药。等我再被人领回屋时，母亲已停放在了外屋的炕上，已用白布蒙了起来。当时叫我给磕个头时，我还不停地问：“阿吉在哪呢……?”当时在我幼小的心中，还没有死的概念。

　　在开鲁的父亲马上派人来接我，这样就有我大姐（我亲生母亲所生）护送我们踏上了回开鲁的路程。失去母亲我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是一到晚上就感到心焦意乱，哭闹不止，大家只有千方百计哄我入睡。

　　回到开鲁的家中，当我走进父亲，他立刻坐了起来，拉住我的手，炕桌上放着一盘桃，他拿着一个放在我的手里……。我看见他眼角流下的两行清泪……，但没有说什么。多么沉痛的遭遇，这么短时间里失去了两个亲人，七十多年过去了，而这一场景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想起来心里还会酸酸的，好像还能感受到父亲的手温。

　　这段日子里父亲就是我的保护神，不叫我有半点闪失。有一次我从炕上摔了下来，把脸碰破了，父亲回来问起时大家就说是踩在狗身上摔的，他知道是撒谎就都挨了骂。我小时候有惊风的毛病，有时晚上玩兴奋了就会昏厥，此时，父亲就吓得满头大汗，当我醒来后还看见有人在给我烧“局魂马”（也就是一种符），总得忙乱一番。好象父亲深怕再失去我。这段日子也是我和父亲最亲密接触的日子，那时父亲上午有车来接去省公署上班，家中有几个人陪我玩，这中间我还要打电话叫父亲快点回来，给我买樱桃罐头。这样每天都会带回些零食和牛奶糖之类的东西。总之，对我是有求必应。闲下来父亲还给我讲故事。什么“书生的窗台上有一木厘，到时一道金光飞出宝剑就去斩妖……”，以后我才知道这都是聊斋故事。父亲还给我唱“可怜的秋香”，……“暖和的太阳、太阳、太阳它记得，照过金姐的脸，照过银姐的衣裳，也照过幼年时候的秋香。金姐有爸爸爱，银姐有妈妈爱，秋香你的爸爸呢?你的妈妈呢?，她呀，每天只在草场上，牧羊、牧羊，可怜的秋香!”我那时依附在父亲的臂弯里，并感受不到什么是可怜。可哪知在父亲的心底蕴藏着多么沉重的父爱!

　　还有父亲吟唱的一首蒙古歌，据说是外蒙古的情歌。那时也广为传唱。前两年我在席慕容的文章中看到，说她父亲教她唱过。她外婆每当对镜梳头时也吟唱：“采热奈痕查干那，查不嘎奈痕拿日英那……”并说歌词大意是对美丽女子的倾慕：“洁白清秀的脸庞，细嫩的手腕、柔润的双唇……”，可见其流传之广。

　　这一年，我在父亲的庇护下随心所欲，没人管束，父亲考虑的就是如何呵护我，对怎样教育我成长还没有作过打算。但给我找来一个中年蒙古妇女，是想叫我学说蒙古话，但也告失败。
　　第二年，父亲在长春完婚。我的第二任母亲是满清肃亲王的第九女金显玖。她出自名门，曾经留学日本，受过高等教育，是一位有教养、有学识、又非常有理智的人。从此，我们家就有了根本的变化。一切开始走向了正规，生活井然有序。她和父亲更是相敬如宾，对我的管教也是细致入微，看不惯我那些坏习惯，也总是在我无理取闹之后加以说服，并教以礼仪和时常给予鼓励。我从她身上也得到了充分的母爱和良好的教育，从此，我就完全依附于母亲了。

　　那时候，父亲的生活是：早起洗漱后，就在炕桌上打开经卷念诵几页经文，然后喝早茶。每天炒米奶食是必不可少的，但父亲也吃不多。同时，也有烧饼、油条和粥。炕上那个紫檀色的炕桌打开是个围棋盘，闲时他也和母亲下过围棋。这间屋子是在卧室的外面，临窗放一大写字台，靠里边放有父亲的文房四宝，外面抽屉放我的书本文具，靠里边墙有书架，放的都是父亲的线装书。最上面放有经卷。父亲的坐椅是紫檀香木的，上面有贝壳镶的图案，古朴而华丽。一些平日的常客也都是在这屋里接待。

　　早茶后，父亲稍事休息就开始用小楷书写蒙文字典。我见过是蒙汉文对照的写法。字迹整洁清秀，也是线装本。在父亲去世后，母亲将全部遗作交给了克兴格。但遗憾的是，克兴格在1943年以后就双目失明了。我1944年在兴安女高时，在父亲忌日那天，克先生还焚香设祭，并有一首诗作。可惜我只记得其中两句…“……挚友半凋零……，儿女幼稚目失明”。至于那部没有完成的手稿——《蒙文字典》，也在战乱年代遗失了。

　　父亲和克兴格可称是莫逆之交。有机会去长春时总领上我去克家。他俩一见面就争论不休，还开玩笑。最后父亲总会在他那抢到喜欢的书才会满足离去。

　　开鲁的“蒙文学会”父亲常领我去，那也是我愿意去的地方，至于他们探讨什么我并不关心，因为那里有可看的图书，是课本那么大，用厚纸印刷，有点蓝或褐色的画图，不是很鲜艳，主要是些讲卫生、防蚊虫、辨别花草或航海、天文等知识性的故事。以后，母亲从长春也给我买回一些这类的书。还有就是后院有一架秋千，我那时能把秋千打的很高。蒙文学会院内还住着梁厅长一家（名字已记不清），他也是创办人之一，也是我们家的常客，有一时期母亲在那教授过日语，学员主要是些知识女性和女教师，我也就可以每周跟着去一趟了。

　　由于家中一切事务都由母亲管理，父亲也不再过问，包括对我的管教。母亲很注重礼仪，接人待物都很讲究，但从不刁难人。所以上下人都很循规蹈矩。父亲身居省长职位，有时也来车接去省公署，平时总有秘书察隆阿来和他交谈，察秘书是五短身材，为人谦恭谨慎，蒙汉兼通。每到过年他都送来一批用蒙文写好的对联，大门、二门，各房门大小很多副。所以我们家过年一直是贴蒙文对联，这种对联的字是扁的，和用毛笔写的不一样，说是用竹蓖写成的。

　　父亲平时交往也是蒙古各界人士和外地来人，如博彦满都等就在家中招待。另外，如哈丰阿、哈斯巴特、萨嘎拉扎布等人也常来我家相聚，谈话也多用蒙语，多是傍晚时来的多，也都是茶点招待。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哈丰阿，他仪表堂堂、温文尔雅，有学者风范。父亲平时的起居、写作以及待客，我虽然每天都见到、听到，但并不知其内容，所以也只是表面印象。

　　父亲从不外出应酬，只是每年去新京(今长春市)觐见溥仪，是在宫中招待各蒙古王公，这是惯例，还有合影。这一时期除了母亲的姐妹来住过，还有就是在奉天农业大学任教的十三舅和一对日本夫妇也是植物种植方面的教授一同来住过几天，其他家中也不宴请什么人。

　　那一年，我说不清是哪位活佛来开鲁，就住在客厅里诵经，看着使人感到很庄严，我不敢近前，只在门外观望，院子里来了很多信男信女，在等候膜拜。那天我正好在学校里把嘴摔破了，眼里含着泪，手里拿个苹果不能吃，正赶上活佛在院子里，我就接受了在头顶上拍一下的祝福，过一会儿我就和母亲说：“现在吃苹果嘴也不疼了”。母亲只对我含笑不语，我知道她不信这些，她是个很有科学思想的人。对我也从不灌输迷信思想。但她非常尊重父亲的信仰，每天也虔诚地对佛焚香。

　　父亲非常重视教育和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尤其对克旗在外地上学的学生更为关注，每年来往很多人都住在我家，并询问每个人的学习情况，有困难的还给接济，尤其对学习成绩优秀者更加赏识。其中额尔敦陶格陶（语委主任）就与其经常接触，探讨学术方面的问题，还资助送日本的留学生，其中的包德魁就是一例，他对此始终念念不忘。其他还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每当有学生来时，厨房就架起了床，吃饭的人多了，我感到很热闹，记得有个克旗的学生患眼疾，就留在家里给他医治，他情绪很低落。平时给我讲故事，还教我唱歌……“我爱天上的云，云里的星、星傍的月儿明，我恨他只能照着我的身，照不到我的心，明月啊，这使我无限的伤悲，分外的痛心!”据说他是经棚河南人，肯定也是个高才生，听说回去后已失明，郁闷而终。

　　开鲁蒙古一中学生也常来我家，父亲询问学习和生活情况，有一次问在校吃什么时?学生回答说吃了高粱，父亲就说：高粱是喂牲口的，现在还给你们吃?谈话完后也都分给每人糕点，并留在厨房吃了饭才回校。

　　父亲还领我去一中参加过学校的庆典，还看了学生用蒙语演的话剧，也体现了他对民族教育的关注。

　　父亲对成吉思汗崇拜至深。有一次母亲无意中把一幅成吉思汗的挂像给擦黑了，因不知道上边涂的是银粉，父亲当即就变了脸，并大声地斥责，母亲落了泪，这是我见到他和母亲唯一的一次变了脸。

　　他信奉的佛是释迦牟尼。在他的卧室内设有佛龛，墙上挂的两副镜框内镶有挂图，父亲也给我讲解释迦牟尼本是王子，如何历经磨难，普渡众生，最后坐在菩提树下终成正果。我对此也很感兴趣。

　　父亲懂医药，他有一套完整的蒙(藏)药包，都是用皮口袋装着，用时有个圆形专用银勺，量出后很专业地用纸包好，一般感冒等杂症疗效很好。有求药者他也是来而不拒。因为身体原因，西医主张让他不要喝酒，少吃肉。可他说：不让蒙古人喝酒吃肉等于骂蒙古人。可实际中他也只在年节时象征性的喝点酒而已。

　　在和母亲成婚前，父亲吸鸦片。第二年就去新京市立医院戒掉了。母亲我们都陪他在医院，在我印象里也没见他有多么痛苦，可能他的烟瘾也不大，另外也说明他很有毅力。

　　关于“八仙筒事件”，以后在资料里我才知道是杀了日本人。当年我见到过家来了日本人，父亲和他们在交涉什么，父亲是站在外面的台阶上和他们对话，并不招待他们进屋里坐，母亲在一旁给翻译。以后听母亲说过，有的话她不敢按照父亲的原话翻译，可见，父亲当时是很强硬的。那时在西厢房住着一个什么王爷，都管他叫五爷，长的又瘦又白，有气无力的样子。每天足不出户，就躺着抽大烟，没有跟随人员，都是我们家人服侍他。还在铁笼中给我养了一只兔子，所以，我也去他那儿玩。他送给父亲一柄七星宝剑，就在父亲书架的上方挂着，我见过是青灰色的剑锋，上面确实能看到有隐约的七星。说日本人是来要宝剑和找人的，父亲当然不会交出。那时我们家还有四、五支长枪，就挂在客厅中的储藏室里。每年都拿出来擦拭，他们说这枪能打下飞机来，日本人也不敢来收缴。当然父亲一去世，这一切就不可能存在了。

　　1939年父亲回克旗祭敖包，家人随从有六、七个人。那时出远门路不好走，坐的大型汽车、轮胎都是双层的，很坚固。驾驶室后面还有一排能坐人，母亲我们就坐在后排，还跟随两名荷枪的警卫。当车开近院子，父亲见车上已装了很多东西，可能还坐其他人，当即就发火说：“这不是送我的车，不坐”!车只得返回，清理后我们才出发，可见父亲对一些事是很有尊严的、不苟且。

　　这年克旗祭敖包也非常隆重。天不亮就都骑马出发了。那时是不准女人上敖包山的，所以母亲我们是去不得的!可遥望那云松深处的敖包山，更增加了几分神秘感，之后几天里也有赛马、摔跤、说唱“好来宝”等游戏项目，晚上还放电影。草地的孩子还领我用水灌田鼠玩，追逐嬉戏也很尽兴。

　　回到经棚就赶上了7—8月份连降大雨，（记载为降潦雨40天），大水已淹到了东边的老爷庙，河上游流下了很多漂浮物，我们家的房子也因年久失修，到处漏雨，只得在房上用席子遮盖，吃的莱都没有，等熬过这雨季返回开鲁时，更是一路颠簸，险象丛生。有一回我正在车中打瞌睡时被人叫醒，下车后见到车的后轮已滑向了坝的边缘，由于大水的冲刷，坝边已悬空，承受不住车轮的压力，已出现了裂纹，岸下是滚滚的黑水，大家都心悬一线，司机头上汗水直流，真有千钧一发之势。等脱离险情后，随行人员就跪地磕头，说是车上有大命之人，是黑龙出来给托住了。因为这里正是黑龙坝!这是父亲离开故乡十几年后的第一次返乡，也是最后的一次。直到他病重时还不断说要回老家，这也是他对家乡的无比眷恋!

　　从克旗回来后，谁也没有料到母亲怀孕了。开鲁有一个姓张的中医是山西人常来我家，就是不看病也常来作客，总是谈医论药，这时他给母亲诊脉，说是气血不通，给开了去病的药。服侍母亲的人在煎药时就商量先不给吃，又给请来一位姓李的大夫，他诊脉后肯定是怀孕了。从此，内外哗然，这也是我父母平时对人宽厚而得到的回报吧!至于那位张大夫再也没见来过，据说他自此名声扫地，因为他一贯出入上层人家，架子很大，一般人是请不到的，所以，对他的舆论也就更大。

　　1940年的6—7月间，我们全家去了长春，母亲待产，提前住到了一家私人妇产医院，是个有经验的日本老医生接产。八月的一天早晨，父亲还没有起床，来人报信说生了个男孩时，父亲激动得连衣服都穿不上了，我们立即赶往医院。路经可能是二马路口，有一家中国人开的百货商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父亲领我走了进去，就在卖小商品处迎面见到挂着一串念珠。淡黄色的珠粒比黄豆还小，上面有不规则的小黑点，父亲当即买下，说这是菩提子，他很早就找这种小粒的（因为我家有一串大珠粒的），真是巧合。所以，当即给弟弟取名叫“博迪”，实属菩提之意。从此，我有了弟弟，因为我的原名就叫都泰，也就是有弟弟的意思，自己也觉得是功不可没。我和父亲每天都去一趟医院看望，等要离开时我总要挟父亲答应条件，或是看电影，或是吃大餐。因路经中央饭店，去了就可吃到牛排和大菜汤等便餐。至于看电影则实属折磨我父亲。他身体不好，行动也不便，进了电影院还总要到楼上就座，说不能坐在别人的下面。而他哪里是在看电影，只是闭着眼睛陪我坐到散场，总是想尽量不亏待我而已。可我那时哪有一点对父亲的体贴与关爱?又怎能知道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还有多少?就在去医院的几天里，有一次父亲在下楼时突然歪了一下，从此就有些轻微的半身不遂，所幸的时还不影响日常行动。

　　有了弟弟是一大喜事，真是老年得子。满月后在中央饭店宴请亲朋。等回开鲁后，也在家中设宴招待。那时有喜庆事都送“银盾”，大小都有，都是联名送的多。在长春就是送成盒的小孩衣服，家里堆了很多。

　　这年入冬，开鲁下起了冻雨。全城树上、电线上都挂满了冰琉，细细的树枝上挂上比手指还粗的冰琉。这也叫树挂，看起来晶莹剔透，可有的树枝承受不了过大的压力而整枝折断。那天我放学回家，一进二门见大家都在院子里，父母也在台阶上站着，大家都喊叫我不要过来。因为院中的两棵大树有一枝很大的枝杈正在折断，我不知为什么就悲从中来，站在二门口就无助地哭了起来。等回到了母亲身边时她问我为什么哭?我随口就说出：“以后弟弟就看不着了”。是为大树的残缺吗?还是一种冥冥中的预感?

　　转年春天，父亲的身体日见不支。省公署用飞机从奉天请来南满医科大学的日本专家，诊断后即送去医大住院。过一时期，因为父亲十分想念弟弟，母亲便带着我和弟弟又去医院陪护了。父亲的主要病症是高血压、心脏病。那时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检测仪器，更没有特殊疗法，只是吃些水药、面药。主治医是个中国人宏大夫，母亲有时在外面和他谈话，有一次他摸着弟弟的头说：“快点长大吧”!母亲就感到不是好的征兆。八月是弟弟的周岁生日，母亲领我俩出去照了几张像也就过去了。弟弟穿着月白色长衫，黑纱小坎肩，系着腰带，憨态可掬。

　　过了八月，父亲的病不见好转就出院回了开鲁，来住院时还是走着下的车，回去时已不能自理。这期间家中上下忙于护理父亲，我还照常上学。

　　 十月的一天，我放学回来感到气氛不对，赶快进到屋里，见父亲靠坐在椅子上，呼吸很困难，身旁吊着输液瓶。那时能输液也就是盐水或葡萄糖之类，也没有什么抢救措施。当时中西医都在。父亲见到我只是握住了我的手……，这也就是父亲在弥留之际和我的最后诀别。母亲抱者弟弟站在一旁。因为大家都在忙乱，我就出去了，随后就是母亲忙着找衣服，等我再回到屋里时，父亲已停放在了里屋的炕上，这也是我再见父亲的最后一面。这一夜，除了和母亲坐着哭泣以外就是喇嘛围坐在里屋的地上念了一夜的经。

　　第二天入殓时有忌讳，几个属相的人要回避，其中就有属马的，所以我不能近前。等棺木抬出去后与父亲已是阴阳两隔了。弟弟才十四个月，可他当时见到父亲被放到棺木里时，已哭哑了嗓子，所有在场的人无不垂泪。

　　父亲是省葬，接下来就是搭灵棚，喇嘛、和尚、道士都在经棚内诵经，一切都是按照佛教的程序进行。灵魂在几天后回来望乡，什么时候转世超生，在什么方向，都是由主要的大喇嘛来指点，他是坐在房里定时念经。外面经棚里也是按惯例诵经不断。这些我都深信，好像父亲没有走远。

　　每天各方祭奠的人士络绎不绝，新京宫内也派来代表。我们都穿着黑色孝服，大哥他们是主要的跪灵人。蒙中的克旗学生也来守灵。母亲我们每天也参加祭拜。长春的七姨、十三姨也赶来陪伴母亲。外院搭起了临时炉灶，吃饭的人很多。

　　母亲是不会嚎啕大哭的人，可那无声的垂泪定是肝肠寸断。
　　灵柩运回克旗。起灵那天下着雨和雪，地上都是冰和水，我们坐在马车上送行。沿途各处都设案摆供焚香设祭，送行的人也一直排到西门外；到此，我们作了最后的诀别!父亲也就此魂归故里了。

　　沿途各地也都停灵祭奠，都照片记载。
　　家中院子里拆除了灵棚，二门的墙也拆除了一半，一切喧嚣过后， 更显得空荡荡的，接下来就是母亲打点一切，遣散人员，处理东西，带不走的分给每个人。亲朋至交都赠送了父亲的遗物作为留念，就连养了十几年的两只宠物狗（是我的最爱）也被装在口袋里被人带走，那种嚎叫（哭声）撕心裂肺。真是一派树倒猢狲散的景象。一切结束也就是挥泪送别。
　　从此，母亲带领我和弟弟走上了漂泊的旅程。
　　
　　注：关于父亲的死因，有一种传说是日本人设鸿门宴下了毒。过去也曾有人问过我。但那时我只能回答不了解。现在我的记载中父亲的死亡过程是真实的，因他身体肥胖，高血压、心脏病很严重，加上有轻度中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