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在内蒙古

公元前五世纪，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边境）净饭王的太子乔达摩•悉达多，因对当时婆罗门教不满，又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各种苦恼，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经过10多年的苦苦修炼，最终创立了佛教，信徒尊他为“释迦牟尼”，即释迦族的圣人，后来被神化为“佛祖”。公元一世纪始，佛教逐步通过三条途径传入中国，一条是从古印度向北，经新疆沿“丝绸之路”传入西北地区；一条是从古印度向南，经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国传入云南；一条是从古印度北，经尼泊尔传入西藏。从此，佛教在中国形成了北传佛教、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三大派。

一
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前，蒙古人绝大多数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由意为巫师、大神而得名的萨满教，使人们相信神灵赐福，鬼魔布祸。人们请萨满为其求儿求女、跳神治病，臣民生老病死要杀牲祭奠，贵族死亡要用奴隶陪葬。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始于13世纪，1240年元太宗窝阔台的皇子阔端派兵进入土蕃（西藏），看到喇嘛教萨迦派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的重要影响。为了利用喇嘛教统治土蕃，阔端派大臣邀请该派宗师萨班赴凉州会面。1247年萨班携侄子八思巴到达凉州，受到阔端的隆重接待，萨班在蒙古贵族中进行传教活动。1251年萨班病故，由八思巴继位。1253年成吉思汗孙忽必烈将八思巴召至左右，从受佛戒，皈依了佛教。1260年忽必烈继皇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后升为“帝师”），赐“灌顶国师”玉印，授权管理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事务。元朝利用八思巴在西藏地方政府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结束了部落割据的局面，西藏统一于元朝。忽必烈大力提倡扶持喇嘛教，对巩固边疆起了重要作用。

二
明朝喇嘛教始于嘉靖年间，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孙、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统一了漠南蒙古各部，又西征甘肃、青海，东进辽东，基本控制了蒙古各部。阿勒坦汗在青海住了两年，接触到宗喀巴喇嘛创立的新教格鲁派（因格鲁派以黄色的帽子作为戒洁的象征，故俗称黄教），了解到西藏地区喇嘛教统治藏族人民的巨大功效，认为在蒙古地方建立一个宗教中心，可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明万历二年（1574年），阿勒坦汗邀请西藏高僧到土默特部传经。西藏黄教最高领袖索南嘉措派遣高僧阿兴经青海，辗转来到土默特部。阿兴喇嘛不厌其烦地给阿勒坦汗等贵族首领讲经说佛，宣扬黄教教义，阿勒坦汗进一步认识到喇嘛教的教义能够控制蒙古，是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有力工具，接受了佛教。万历四年（1576年），阿勒坦汗派出使者持请贴和珍贵礼物，到西藏邀请索南嘉措亲莅土默特讲经。双方把会晤时间定在万历五年。为迎接索南嘉措，阿勒坦汗征得明廷的同意，在青海湖畔建了由万历帝赐名的“仰华寺”。

万历六年（1578年）5月，阿勒坦汗率土默特部贵族和部众等8万多人，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青海。得知索南嘉措已启程，阿勒坦汗前去途中迎接。5月15日，索南嘉措在僧众和阿勒坦汗使者的陪同下到达青海察布齐雅勒。阿勒坦汗偕钟金哈屯（即“夫人”，又称“三娘子”）及贵族在驻营地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向索南嘉措呈献了“以银所造的七珍八宝，三十两金碗内盛满宝石，上好的缎各十匹，五色缎百匹，各色宝石银嵌金鞍白马十匹，布帛五千匹，牲畜五千匹，共万件”的见面礼。随后陪同索南嘉措前往仰华寺，双方会商开始互赠尊号，阿勒坦汗尊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圣识一切”为“遍知一切”，“瓦齐尔达喇”是梵文音译，意为“执金刚”、“达赖”是蒙古语“大海”之意，“喇嘛”是藏语“上师”的意思。至此西藏有了“达赖喇嘛”尊号。索南嘉措被尊为“三世达赖喇嘛”，并追认了以前两位最高活佛为一世、二世达赖喇嘛。自三世达赖喇嘛始，这个尊号一直传承至今。索南嘉措回赠阿勒坦汗为“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尊号，意为“能转千金法轮的睿智汗王”。阿勒坦汗还向索南嘉措颁赠了“达赖喇嘛”金印。他们商定后，阿勒坦汗决定在蒙古地区废除萨满教，信奉喇嘛教，修建寺庙，广泛传播喇嘛教；保护喇嘛教徒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喇嘛享受一定的特权，免除劳役、赋税；高僧享有蒙古贵族的等级地位和待遇。会商之后，举行了由蒙古、藏、畏兀儿、汉等民族群众10多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为阿勒坦汗和钟金哈屯及蒙古王公贵族等作了灌顶入教仪式，阿勒坦汗正式皈依佛教。阿勒坦汗如是赞颂这次相遇：“应将涌血之大江，变为溢乳之净海，普渡众生，无穷无饥。”从此蒙古民族的社会风俗逐渐起了变化，开始信奉喇嘛教。

万历七年（1579年）阿勒坦汗回到土默特，兑现其在仰华寺的承诺，修建了蒙古地方第一座喇嘛教大召寺，万历帝为大召赐名“弘慈寺”。又修建了美岱召、席力图召等召庙。万历十年（1582年）阿勒坦汗去世。十三年（1585年），三世达赖喇嘛应继承汗位的阿勒坦汗长子僧格都棱•帖木尔和钟金哈屯之邀，来到库库和屯（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旧城），驻锡大召寺，为阿勒坦汗主持超度法会，按照喇嘛教教规，将阿勒坦汗遗体火化。随后又主持了大召寺释迦牟尼银佛的“开光法会”，为银佛加戴金冠。前来参加开光法会的土默特、察哈尔、喀尔喀、卫拉特蒙古各部代表，向三世达赖喇嘛顶礼朝拜，请僧取经。

万历十六年（1588年），三世达赖喇嘛应邀赴察哈尔部讲经，自土默特出发，途中圆寂，为巩固黄教在蒙古的影响，临终前他留下 “转世灵童在阿勒坦汗家族中”的遗言。翌年，阿勒坦汗之孙青格尔杰布彻辰的福晋在今土左旗台格牧乡生下一子，经众喇嘛、三世达赖喇嘛的老管家和后来四世达赖喇嘛之师贡桑仔巴等的确认，并得到土默特部蒙古贵族的支持，认定是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转世灵童”。按照黄教教规，西藏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派出多名喇嘛组成的使团，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来到土默川一带寻访，返回拉萨后经反复商讨，正式确认为四世达赖喇嘛，赠法名云丹嘉措。这是喇嘛教最高领袖——达赖喇嘛中迄今唯一的蒙古族。四世达赖喇嘛的确认，促进了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黄金史纲》称：“达赖喇嘛的化身降生于阿勒坦汗的黄金氏族，而今才将宗喀巴的宗教在蒙古之国显扬得如太阳一般。”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15岁的云丹嘉措来到西藏北热振寺举行了坐床仪式。翌年，西藏黄教派十三岁的藏族活佛扎木苏•锡里巴达到库库和屯大召寺坐床，成为土默川地方至高无尚的佛教法师。

三
清朝自皇太极始，就推崇和利用黄教，作为柔服蒙古诸部的重要工具之一。皇族礼亲王称：“国家宠信黄僧，并非崇信奉其教以祈福祥也。只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借以其徒，使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清朝初期是喇嘛教在蒙古地方兴起的高峰时期。顺治十年（1653年），清世祖正式册封达赖喇嘛；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清圣祖正式册封班禅额尔德尼，从此历辈达赖、班禅活佛的转世与坐床，都由中央政府明令授封，成为定制。经清朝政府的大力提倡和鼓励，蒙古各部各旗广建寺宇。康熙帝宣称“建一寺，胜养十万兵”；乾隆帝说：“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也。”并认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

于是在土默川一带新建了五当召、昆都伦召、五塔寺、小召、乌素图召、喇嘛洞召等众多寺庙。在鄂尔多斯地区修建了准格尔召、伊克召等。清廷对明朝已建和新建寺庙赐了名，如大召寺赐名“无量寺”、乌素图召赐名“庆绿寺”、“法禧寺”，五塔寺召赐名“慈灯寺”，喇嘛洞召赐名“广化寺”，最终归化城有了“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的召城之称，“殿宇雄壮，比拟佛国”。到清末，从呼伦贝尔到阿拉善地区，各盟旗、苏木都建起了众多的喇嘛寺庙，王公贵族也建有家庙。据统计，清末内蒙古地区共建起1300多座寺庙。晚明至清，由于蒙古地区各旗广建寺庙，各部从贵族到平民普遍信奉喇嘛教。

清政府还制定了鼓励蒙古贵族和平民当喇嘛的一系列优待政策，清廷册封上层喇嘛为“国师”、“禅师”、活佛等尊号，均由藏族、蒙古族充任，享有同蒙古王公、台吉同等的政治、经济特权；对所有的喇嘛免除兵役、赋税、徭役等，不参加劳动还能过优厚的生活；理藩院对喇嘛颁发官方传教执照“度牒”，喇嘛受政府保护等等。这些优待政策吸引了众多蒙古族青少年争当喇嘛，每建一座寺庙，就吸收几十人、数百人、上千人为喇嘛，到清朝中期，内蒙古地区喇嘛总数达到15万人之多，到清末降至12.8万人，占蒙古族男性人口的30%至40%。

为了密切清廷与喇嘛教的关系，利用喇嘛教安抚清王朝的后院蒙古各部。顺治帝多次下诏约请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十年（1653年）正式进行册封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最高称号。康熙帝于三十四年（1695年）两次西征凯旋归化城，并将甲胄、弓箭、腰刀等随身之物留在席力图召作为纪念。以后又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立石碑，纪念西征胜利，表彰小召托音二世活佛在对噶尔丹征讨中效忠朝廷的功绩。康熙五十年（1713年）封喇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之一的五世班禅世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班禅”意为“大学者”，“额尔德尼”，满语意为“珍宝”。并赐金册金印，确认班禅在格鲁派中的地位。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廷敕谕分别在西藏拉萨大昭寺和北京雍和宫先后设立金瓶。大昭寺的金瓶用来确定达赖、班禅及西藏各大呼图克图（即活佛，清廷对转世的喇嘛所授的封号）的转世灵童，掣签时，由清廷驻藏大臣监掣；雍和宫的金瓶是用来确定蒙古各部所有的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掣签时，由理藩院尚书监掣。这一制度的建立，使清廷完全控制了喇嘛教，巩固了对西藏和蒙古的统治。

四
从明至清喇嘛教在内蒙古广泛传播300多年，给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带来深刻的影响，也使一个骁勇剽悍的“马背民族”蒙古族由兴而衰。
喇嘛寺庙一般是蒙旗传播宗教文化的中心。寺庙设多种扎仓（学部）专门组织喇嘛学习和研究哲学、天文历法、数学、建筑学、音乐、医学等科技文化艺术，促进了蒙藏两族文化的融合和发展。如位于包头市的五当召就是这样一座寺庙。

医学部是喇嘛学习研究藏医、藏药、蒙医、蒙药的专门机构，从而促进和发展了蒙医、蒙药，丰富了祖国的医学宝库，也为蒙古族群众，特别是蒙古族平民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喇嘛医能为其解除病痛的折磨。

在明轮学部的喇嘛学习和研究天文、历法、数学、占卜、文法等，佛经里的天文、数学丰富和发展了蒙古地区的天文、历法、数学。五塔寺召照壁石雕蒙古文天文图，是清代蒙古族天文学家明安图对我国天文学的重要成果。石雕宣传和普及了这一科学知识。一些资深喇嘛，精通蒙、藏、汉三种文字，将藏汉佛教经卷译成蒙文，对提高翻译水平，传播佛教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著名佛经《甘珠尔经》是蒙、汉、藏三语翻译史上的壮举。在收集整理中，吸收了不少印地语、藏语词汇，丰富和发展了蒙古语文词汇。

众多的寺庙是集藏、汉、蒙古各族建筑学、雕塑、绘画、佛具工艺之大成。每一座金碧辉煌、巍峨雄宏的寺庙矗立在城乡、草原，都是蒙藏汉各族建筑学家、工程师、工匠和民工创造出的建筑成果。这些或蒙藏合一、或藏汉合一、或纯藏式的精美建筑物，为内蒙古留下宝贵的历史遗存。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参观了五塔寺后指出，五塔寺的建筑成就，与北京的名刹古寺相比毫无逊色。无量寺的建筑采取藏汉结合，寺里的银佛、龙雕、壁画堪称大召“三绝”，各种法器都是艺术珍品，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喇嘛教对蒙古民族的负面影响也非常大。喇嘛教宣扬神秘的神不灭论，让人们接受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说，把解脱世界上的不公和痛苦的希望寄托在幻想的极乐世界。宣称人生充满痛苦，是因果反映在六道轮回中。但人人具有不灭的灵魂，只要虔诚的修炼可超脱生死轮回，觉悟成佛。这样就把信佛的蒙古族人民束缚在追求来世的幻想中，甘愿忍受统治他们的王公贵族、上层喇嘛的压迫和剥削，在政治上削弱了与清王朝、王公贵族的斗争意志，成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和王公制度的特权的重要思想武器。

清政府对喇嘛的鼓励政策，吸引了广大蒙古族男子争当喇嘛，一个家庭只要有兄弟二人，必有一人出家,并可逃避王公贵族的剥削和压迫。出家为僧不得结婚生子、不参加劳动，还要消耗社会财富。每座寺庙都占有大量土地、牲畜和属民，接收源源不断的布施，拥有富足的庙仓，加重了农牧民的经济负担。如1933年伊克昭盟蒙古族人口有8.8万人，喇嘛就有1.8万人，占总人口的20.5%。1942年，锡林郭勒盟共有喇嘛1.1万人，占男性人口的42%。众多的寺庙和数量庞大的喇嘛，造成蒙古族农牧民沉重的经济负担，人口逐年减少，劳动力不足，直接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每况愈下，整个蒙古民族逐步走向衰落。

解放后，党和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在内蒙古废除了上层喇嘛的封建特权，提倡喇嘛参加劳动，自由还俗，自由结婚。人民的宗教信仰得到政府的保护和尊重。大力宣传科普知识，信教群众逐年减少，牧区出现了人畜两旺的新气象。全区蒙古族人口由1947年的83.2万人，到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增加到402.9万人，增加了3.84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蒙古民族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