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林与锡尼河事件

1945年8月11日，今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地区爆发了呼伦贝尔现代史上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重大事件，即锡尼河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伪满第十军管区中将司令官郭文林、少将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在带领所属部队南下途中，于锡尼河地区打死部队内的30余名日本军官，而后集体向苏联红军投诚，从而加速了包括呼伦贝尔在内的我国东北地区的解放。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重大事件在呼伦贝尔、在内蒙古自治区却鲜有人知，更不为史学著作和相关的书籍所收录，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笔者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有幸在中央档案馆查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档案，从而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现拟就郭文林本人、锡尼河事件及其影响，以及若干思考做一阐述，以期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取得共识，推动对呼伦贝尔现代史的研究。

一、郭文林其人其事
郭文林，别名彬儒，原名色尔曾格，达斡尔族，郭布勒哈拉，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今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人。其父、伯父均在当时的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中任职。青少年时代，郭文林受过良好的教育，先后于1914年、1920年入海拉尔蒙旗两级学校、蒙旗中学学习，1922～1926年就读于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赴北平蒙藏学校学习。1928年，经呼伦道尹赵仲仁①和日本陆军步兵少佐寺田利光②的介绍，东渡日本，先是在东京善邻学僚学习日语，后于次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10月又入陆军士官学校本科学习，直至1931年7月毕业回家。“9·18”事变后，郭文林一度参与蒙古自治运动(主要是招募少数民族青年到日本军队受训，约5个月)。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前后，郭文林追随凌升③参与“满洲国”的“建国”活动，并经伪满兴安北分省省长凌升的推荐，被委任为骑兵上校、伪满执政府侍卫官兼护军统领，后以护军统领任禁卫步兵团团长，主要负责“执政府”的警备、警卫任务。
　　正当郭文林感到踌躇满志的时候，1936年4月，兴安北省省长凌升等4人被日本关东军以“通蒙通苏”的罪名杀害，一大批人受到株连，郭文林的父亲、伯父也被罢官免职，不久先后离开人世。郭文林是凌升的近亲，又曾被推荐任军职，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对他进行了多次“讯问”，原拟定去日本陆军大学学习的机会因此被取销。因没有证据和出于统治的需要，只好解除对他的怀疑。这一期间，郭文林于1935年10月至1936年10月人奉天伪满陆军训练专科班学习，结业后任伪满宫内府上校侍从武官。凌升事件对郭文林是有影响的，他不相信日本特务机关强加给凌升等人的罪名，也为自己所受到的“讯问”不满，但这只能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1938年9月，郭文林调任伪满兴安军管区参谋长，次年晋衔少将。其间，郭文林以军管区参谋长身份，负责对到华北参加“讨伐”的甘珠支队的后方勤务事宜；“诺门罕”事件爆发后，先后负责编成乌尔部队、野村部队，赴中蒙边境，同时担任参加诺门罕作战的伪满兴安军后方勤务，并于事件之后“统裁”在诺门罕取得的教训和作战经验，研究对苏作战。当然，这一事件也使他意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在利用少数民族士兵充当炮灰，与“外蒙古”士兵互相残杀，对他内心深处是有所触动的。

　　1940年2月，伪满治安部改编兴安军和撤销兴安军管区，郭文林以伪满兴安军管区参谋长转任伪满第二师师长(第二师直属伪满第九军管区)。次年3月，升任伪满第九军管区司令官(司令部驻通辽)，1942年8月又代行防卫司令官职务。这一期间，出于军事行动和治安部的命令，在军管区内开始修筑公路、架设桥梁，新设粮秣囤集所，加强搜收武器弹药。这一命令的强制实施，使大批居住国境附近的老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适值冬季，又使许多百姓因饥饿寒冷而在半途中死亡，就是侥幸抵达指定地点后，又因为无住房而不得不挖洞居窑过冬。据郭文林自己的交待，“那年冬季在围场附近猖狂的流行了百斯笃，而死去了一百余名”。

　　1943年3月，郭文林调任伪满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校址设今兴安盟乌兰浩特)。1944年12月，晋级中将军衔，升任伪满第十军管区司令官(司令部驻海拉尔)。军管区下辖骑兵47团、48团和炮兵营(均驻南屯——今鄂温克旗巴彦托海镇)、辎重营、通讯队、汽车班、陆军看守所、军事部海拉尔病院，司令部的编成包括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法处、兵器处、兽医处、军医处等，各处处长均由日本校级军官担任，全军管区共约2000余人。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日本侵略军已有穷途末路之感，难逃失败的厄运。郭文林上任后，即按伪满军事部的部署，命令所属部队分别到即设防线构筑工事，以应付突然事变的发生。
　　综上所述，郭文林在东北沦陷时期为伪满洲国的统治、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是卖力的，是为他们所信任的。正因为如此，其职务与军衔不断上升，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由一名军校学生升至中将司令官，被委以重任。然而，还有另一面。如前所述，1936年4月的凌升事件，1939年夏季的诺门罕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不断战败和德国的投降，这些不能不对他有所触动，不能不使他认识到日本统治的残暴，不能不认识到伪满洲国统治的垮台和日本军国主义难逃失败的下场。而这些内心深处的变化，为其以后顺应形势的发展，进而领导锡尼河事件提供了思想方面的准备。

　　二、锡尼河事件
　　1945年8月8日，根据雅尔塔协议，苏联对日本国宣战。9日凌晨，苏联红军飞机开始轰炸海拉尔的日伪军军事设施，并向边界一侧的日军守备队发动进攻。上午9时许，驻海拉尔地区日军司令野村登龟江少将派参谋到军管区司令部，在说明苏军进攻情况后，命令第十军管区所属部队当日向第一、二防区——大兴安岭南麓一带出发，抵达后固守阵地，阻止苏军前进，不得已时向扎兰屯逐次撤退。当日下午5时，郭文林与参谋长正珠尔扎布率司令部及部分部队抵达南屯，与那里的骑兵50团、51团留守部队会合。撤离海拉尔时，按日军司令官的命令，郭文林下令烧毁司令部的20余所房屋和百余间的物资武器仓库、营房，以及大批文件、档案等。

　　10日凌晨两点，郭文林率领所属部队500多人由南屯出发，出发时，又烧毁那里的兵营、仓库和军官宿舍。当日上午，部队抵达锡尼河地区休息。还在部队行军途中和抵达锡尼河地区后，郭文林与参谋长正珠尔扎布④商议目前的形势，感到再继续追随日本军国主义肯定没有好下场，唯一的出路就是趁此机会，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然后向苏军投诚。此事决定下来以后，遂由正珠尔扎布找一些可靠的蒙古族军官秘密商议具体行动方案，决定首先把非武装人员、病患者(包括日本人)送到后方扎兰屯；其次，力争全部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而后投降苏军，行动时间定在8月11日上午。

　　部队在锡尼河休息时，司令部内的日本军官反对郭文林和正珠尔扎布下达的“就地构筑工事，整顿待命”的命令，要求部队火速进入防区，阻击苏军。正在此时，苏联飞机空投传单，号召伪满官兵认清形势，消灭日本侵略军，向苏军投诚。苏军传单在部队内引起很大震动，亦坚定了郭、正两人率部起义的决心与信心。为慎重起见，10日晚再次召集军官会议，决定在第二天早晨部队行动时，由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发出信号后一起动手。

　　8月11日早晨，全军向兴安岭进发(实际上这是计划的一部分，用以迷惑日本军官)，日本军官则毫无警惕地骑着马走在部队中间。当部队行至锡尼河庙东面不远的地方时，由正珠尔扎布发出“军队向后退”的命令和连长玛格斯尔连放3枪以后，部队内知情的官兵开始动手消灭日本军官。经过几十分钟激战，除跑掉几人外，共有20多名日本军官和军士被打死。据正珠尔扎布在1954年9月的一份交待材料中称，这些被打死的日本军官有：高级副官南作太郎中校、参谋处富泽吉沿上尉、副官川龙上尉、军需处长官岛中校、军需处小和口信中尉、军需佐藤稔中尉、军需佐藤中尉、兽医处大井敏中校、松本少校、辎重队长酒井顺平中校、炮兵营长大岛少校、炮兵营连长工泽上尉、炮兵营某少尉、通讯队长森三次少校、骑兵第50团副平泽保少校(在苏联听说跑出去了)、骑兵第51团副伊势荣作少校、兽医冈田中尉(在苏联听说跑出去了)、兽医森村中尉、辎重连长山本上尉、宪兵团长内泽伊中校、宪兵平井上尉、宪兵某中尉和通讯队军属三、四名、副官处军属两名等。

　　应该说，这一事件的策划是比较周密的，起事也完全获得了成功，从而为呼伦贝尔现代史留下了极为光辉和有深远影响的一页。

　　事后，全军将士将伪满军的帽徽肩章全部摘下，部队改称为“兴蒙汉第一军”。同时，请当时的索伦旗旗长色仁⑤(布里亚特蒙古族，郭文林的俄语老师)做特使，携带由正珠尔扎布口述、色仁执笔的俄文投诚书，向苏军接洽投诚事宜。鉴于海拉尔方向尚有日本军队，遂决定向乌兰哈热嘎那(今鄂温克旗南部)苏军投诚。12日，根据事先约定，全军渡过伊敏河，在指定地点放下武器，正式向苏军投诚。随后，郭、正两人和郭的副官鄂信台被苏军送往后方指挥部。13日，苏军飞机空投印有郭、正两人照片的《郭文林、正珠尔扎布劝降伪军将士通告书》，号召第十军管区其他部队放下武器，向苏军投诚。正是在这一事件的影响下，在南线红花尔基修筑工事的骑兵50团700余人、在北线哈克一带构筑工事的骑兵51团400余人，在金永福、郭美郎上校团长的带领下，分别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于8月15日前后分别向苏军投诚。此后，苏军将第十军管区的部队收容在蒙古境内，由于管理不善和疾病流行，有不少人死于收容之中。一个多月以后，苏军将所剩人员全部遣回海拉尔原日军兵营内，修筑苏军烈士纪念塔，完工后经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请求，于1946年初全部释放回家(笔者的父亲额尔敦巴图，时任中尉排长，当时即在哈克一带，亲眼目睹了打死日本人的一幕，亦参加了修筑纪念塔工程)。

　　三、锡尼河事件的影响、意义
　　如前所述，郭文林、正珠尔扎布领导和发动锡尼河事件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既有日本关东军一系列的倒行逆施而引发的民族意识觉醒，又有形势出人意料的发展促使其猛醒而有此一举。当然，这里有“被迫”的性质，如果没有苏联对日本宣战，没有苏联红军的全面进攻，他们或许不会发动锡尼河事件，至少不会在8月11日起事。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在当时——8月10日，苏联红军还没有对郭、正两人领导的部队形成军事压力，他们之间还没有发生冲突或战斗。他们是在得知苏联已对日本宣战，在南下途中认识到日本已无可避免地战败、再继续追随下去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决定打死日本军官向苏军投诚的。在这点上说，他们还是能认清形势的，能够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毅然决然走上光明之路，这点我们是应该肯定的。由郭、正两人率部起义，我们还可以想到，在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后期，许多国民党军队不正是迫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压力而不得不投诚的吗?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所以，无论是主动也好，被迫也好，锡尼河事件在当时的影响和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这是自1932年12月日本军队侵占呼伦贝尔地区以后，第一起由少数民族领导和发动、主要由少数民族士兵参加的自上而下的武装起义，且是成建制的部队参加(这远比同日发生在葛根庙8·11起义规模大的多，其领导人级别之高、参与士兵之广、打死日本军官之多，都是葛根庙起义无法相比的)，这在当时内蒙古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其意义不可低估。

　　其二，由于郭文林、正珠尔扎布领导第十军管区主力部队的投诚，加速了日本军队在呼伦贝尔地区的崩溃，加速了苏联红军解放呼伦贝尔、进而解放我国东北地区的进程。

　　其三，由于第十军管区主力部队迅速起义投诚，从而避免了一场与苏联红军抗衡的流血战争，也使大批少数民族士兵避免了在无谓的抵抗中充当炮灰的下场，并使自己获得了一条出路。
　　其四，第十军管区起义投诚的部队在被苏军收容期间，由于苏、蒙方人员的教育与开导，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因而在被释放以后，有不少人参加了革命，参加内蒙古自治军，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之，锡尼河事件我们是应该肯定的，尽管其动机可能“不纯”，但它所带来的影响和意义却是不可低估的。如果说1932年10月苏炳文⑥在海拉尔率部誓师抗日，打响了呼伦贝尔地区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那么，1945年8月，郭文林、正珠尔扎布顺应历史潮流，率部起义，则为呼伦贝尔地区反对外来侵略者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郭、正两人率部在锡尼河地区的壮举，将在呼伦贝尔地区各族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将在呼伦贝尔的现代史上，永远留下光辉的一页。

　　四、由锡尼河事件引发的思考
　　郭文林、正珠尔扎布率部投诚以后，苏军先是将他们带往蒙古的塔木斯克布勒嘎收容，后将其与溥仪等伪满重要官员和日军高级将领关押在苏联哈布茹斯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方于1950年7月将溥仪、郭文林在内的前伪满重要官员由绥芬河口岸移交给中国，并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12月，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特赦令，郭文林走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他先是在呼和浩特长子家中居住，后安置到玉泉区废品收购站、木器厂工作。由于年龄的关系，子女劝他不要再工作，他说我还得干，还要接受劳动改造(每月有40多元的收入)。当他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民证时，很激动，说自己重新做人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他身份特殊，有关方面出面保护，未受到冲击。1969年9月5日，郭文林因患脑溢血，猝死于呼和浩特医院，终年63岁。一代伪满洲国的中将司令官就这样默默走完了自己最后10年的人生之路。是悲剧还是别的什么?我以为，在其最后10年，甚至再向前延伸十几年，在总共20多年的人生道路上，总让人感觉到他的后半生带有苦涩味，读来感到不顺畅。同时，不能不引发我们的若干思考：
　　第一、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国家宣判定为战争罪犯的，特别是少数民族战争罪犯，在内蒙古自治区仅有几人。前文提到的正珠尔扎布是其一，其二为正的兄长甘珠尔扎布，郭文林是第三位。以民族而论，前两人为蒙古族，郭是达斡尔族，亦是达斡尔族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战争罪犯。
　　第二、在国家先后几批特赦的国民党将军战争罪犯，多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战场上被俘的，作为战犯——改造10年或10多年，那是应该的，理应如此。郭文林不是被俘的，而是率部反正以后被拘押的。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不可能率部向中共武装投诚，那时这里还没中共的组织，也没有它所领导的武装力量——那都是近一年以后的事。他只能率部向苏军投诚，难道是投错了门?
　　第三、195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曾派专人到海拉尔，以了解郭、正两人供述的于日本投降前投降苏军的真实情况。尽管在结论中称郭、正两人率部投诚“具有被迫性质，在投降前是另有打算的，在其到外蒙的企图不能实现后才不得已投降了苏军”，但仍认为“二犯于日本投降前率队投降苏军是肯定的”。既然主要事实是肯定的，为什么还要把他们当做战犯?或许他们的这一举动不足以弥补、减轻他们在过去十几年犯下的罪过，因而在量刑时不予考虑。或许这件事还不算大，还不到认真考虑的程度，因而在量刑时“疏忽”过去。显然，在肯定这一事件与认定战犯之间有着某种差异，这是比较少见的，是特殊的个例。
　　第四、如果说上述三点还可以忽略过去的话，那么，这第四点则实在不能不是一个遗憾。在笔者目前所见的图书史册（指正式公开出版发行者）中，无一提到锡尼河事件，也很少有人去谈论它。外界不了解倒也罢了，可悲的是我们自己、呼伦贝尔，也是一问很多人不知道，这难道不是一个遗憾吗？适值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锡尼河事件60周年，我们有责任、有必要去纪念这一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深入发掘相关资料，促进对呼伦贝尔现代史的研究。
　　郭文林或许是个悲剧式的人物，由他，我们还想到了苏炳文，他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也遭到了厄运。但是，他们俩人所领导和发动的海满抗战、锡尼河事件，却是惊天动地、意义深远的。
　　
　　注释：
　　①赵仲仁，曾任呼伦贝尔善后督办兼交涉员、呼伦贝尔道尹。日本侵占黑龙江省后，沦落为汉轩。后因与同为汉奸的程志远（时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有隙，为其所杀。
　　②寺田利光（1884~1937），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后选送东京外语大学学习。曾长期在呼伦贝尔从事特务活动。日本侵占呼伦贝尔地区后，任兴安北省警备军顾问，大佐军衔。
　　③凌升（1886~1936），字云志，达斡尔族，莫日登哈拉，今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曾任额鲁特旗总管、署理索伦右翼总管等职。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任兴安北省省长。因对日本统治不满，遂于1936年4月被日本关东军以“通蒙通苏”罪名杀害于长春。
　　④正珠尔扎布（1906~1968），又名韩信宝、韩绍德，蒙古族，原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人。其父巴布扎布，曾从事“满蒙独立”活动，后被打死。正珠尔扎布曾赴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1937年后任伪满骑兵上校、兴安军管区上校参谋长等职。1943年3月任伪满第十军管区少将参谋长。1950年与郭文林等一起由苏联移交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特赦，安置在海拉尔苗圃工作，1968年2月自缢身亡。
　　⑤色仁（1897~1953），布里亚特蒙古族。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随同全家迁居呼伦贝尔锡尼河地区。曾任额尔古纳左翼旗、索伦旗旗长、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政务处处长等职。
　　⑥苏炳文（1882~1975），字翰章，辽宁省新民县人。1914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历任东北军上校参谋长、团长、少将旅长、师长、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公署中将参谋长、步兵15旅中将旅长兼呼伦贝尔警备司令。哈满护路军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