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夫与保护牧场政策

乌兰夫为我们制定和实施的“保护牧场”政策，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万代的千秋大计，是留给内蒙古极其珍贵的物质财富。

1952年11月，乌兰夫在中共政务院159次政务会议上作《关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三年来的工作报告》，提出：内蒙古草原实施“保护牧场，禁止开荒”的政策。早在1947年5月1日起施行、由乌兰夫制定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施政纲领》，也提出过“保护牧场”的要求。乌兰夫对于实施“保护牧场”的政策，是坚定明确的。

内蒙古草原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保护牧场，就是维护草原的生态环境，积极稳步地发展牧业生产，尊重草原上数百万蒙古族人民的切身利益；而垦殖草原，则是破坏生态环境，把从事牧业生产的蒙古族牧民群众驱赶出家园，使他们流落异乡，遭受苦难。这是一道极其鲜明的分水岭，是从古至今、颠扑不破的道理。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发展观。

历史上，内蒙古的许多地方是林木茂盛、水草丰美、风景宜人的草原。“四大沙漠”出现于什么时候，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考证；而“五大沙地”①则是没有的。公元413年，匈奴大夏王赫连勃勃巡游到鄂尔多斯高原的纳林河(当时称黑水)、无定河(当时称朔方水)，赞美这里的风光说：“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②。北宋诗人欧阳修奉使契丹，路经赤峰地区，作有“深山闻鹿鸣，林里有生风”的诗句。据《职方图考》和《中堂纪事》载：十三世纪，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的元上都，生长着大面积松林，“山多林木，水鱼虾”。

内蒙古草原遭到破坏，是近一二百年的事。清代初，清朝政府有“口内居住旗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垦殖，违者照私人开垦牧场例治罪”的规定。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1901年9月7日，清朝政府代表与美、日、英、奥、法、意、俄、西、荷、比、德十一国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合计九亿八千多万两。清朝政府为搜刮钱财，同年11月26日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来内蒙古地区进行历史上范围最广、面积最大的草原垦殖。清朝政府夺占草原广大蒙古族人民赖以生存的牧场，直接侵犯了他们的利益，迫使牧民群众离开家园，流离失所。贻谷在《蒙垦陈诉供状》中承认：“不垦牧地，则无可垦矣”，“不垦蒙地则已，垦则蒙人必有怨者。”

此后，北洋军阀袁世凯、东北军阀张作霖、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等，都在内蒙古草原上大规模放垦。

有压迫就有反抗，蒙古族人民反抗垦殖的正义斗争风起云涌，同我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融汇在一起。其中，伊克昭盟以席尼喇嘛为首的“独贵龙”运动，科尔沁草原嘎达梅林领导的牧民抗垦起义运动，都表达了蒙古族人民反垦荒、图生存的愿望，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事件。

1943年，国民党伊盟警备总司令陈长捷大兴军垦，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大批被驱赶出家园，背井离乡地流离失所。鄂尔多斯蒙古民歌有一段悲凄的字句，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的情景：
绿色的草原啊，
被犁铧头尖尖把胸膛挑破；
背枪的人过来了，
踏着牧民的血泪把种子撒播；
他们不是种粮食，
是在播种饥饿………

由于陈长捷的倒行逆施，爆发了震惊世人的“伊克昭盟事变”⑧。毛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一九四三年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就是明证。这是大汉族主义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

乌兰夫制定、实施保护牧场的政策，不仅以史为鉴，而且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内蒙古草原的土质不适宜耕种，如果在草原上搞种植业，极易造成土地的沙化，而导致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

内蒙古有丰富的资源优势，但也存在着脆弱的生态劣势。内蒙古横亘祖国的北部边疆，处于西伯利亚冷空气侵入的要冲，冬季漫长、严寒，无霜期短；大部分是干旱、半干旱地区，贫瘠土壤多，土层薄，土壤多为砂质壤土和砂土，抗风蚀能力弱，土壤缺乏水分，养分含量低，水资源贫乏；天然降水量集中于夏季，冬春雨水少、风沙大。全自治区的降水量自东向西递减，其中：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旗，年降水量为37毫米，仅为东部鄂伦春自治旗年降水量486毫米的1／13。内蒙古的生态条件脆弱，存在着发生土地荒漠化的潜在因素。如果把内蒙古草原的沙土地辟为农田，破坏沙质草地的天然植被，肥土在风力作用下被吹失，沙物质移位，土地被沙土所覆盖，沙质土地就会逐渐变为沙丘，造成草原荒漠化。

1960年，中央农垦部的一支机耕队伍，盲目地搬套中原农村地区的经验，把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视为“荒地”，在大兴安岭以北牧区开垦十多万公顷草原，其中：不适宜种植的沙地2万多公顷，牧场和打草场9万多公顷，引发了牧场纠纷，直接侵犯了当地蒙古族牧民群众的利益。当时的中央农垦部长王震，曾经来海拉尔处理问题。以乌兰大为第一书记的内蒙古党委，提出了《关于调整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以北牧业区农牧关系的报告》。中共中央于1963年8月批复同意，将已垦殖的十多万公顷土地，除少量留作饲料地外，大部分封闭，妥善解决了在牧区错误地进行垦殖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同年还批转了《关于少数民族牧业区工作和牧区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指出：草原“是发展畜牧业的物质基础，不要把草场看作荒地”。中共中央在上述两个文件中，纠正了垦殖草原的错误做法，批驳了那种把草原视作“荒地”的荒谬认识，从而明确地支持了乌兰夫制定和施行的保护牧场政策。

乌兰夫在实施保护牧场政策的过程中，遭遇到了旧的习惯势力的重重阻碍。长期以来，一些人既不考察内蒙古草原历经沧桑的发展史，也不实地观察草原生态的敏感性和环境的脆弱性，而是顽固地鼓吹“草原垦殖”的歪理邪说。他们胡说：从狩猎到养畜，是生产手段的一大进步；草原上从养畜到农业种植，是生产手段“进化”的必然趋势。他们的目的是：消灭草原，妄图彻底取消畜牧业生产。他们的“理论”根据是：当时苏联赫鲁晓夫在西伯利亚大面积垦荒所取得的“成就”。事实证明：垦殖草原，是一条草地资源退化、沙化，草原生态恶化、荒漠化的危险之路。原苏联的赫鲁晓夫在西伯利亚大面积放垦，造成土地大范围荒漠化，后果极其严重。

然而，一些人不愿意看到内蒙古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趁乌兰夫出访东欧之机，于1964年冬来到内蒙古。李雪峰歪曲内蒙古是“一潭死水”，攻击内蒙古党政领导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行尸走肉”，并公然咒骂蒙古族人民，胡说“蒙”，就是“糊涂的意思”⑤。他还指派一些人去科尔沁草原进行所谓的“调查”，荒谬地提出什么在科尔沁草原大面积垦殖的“意见”。李雪峰等人垦殖草原的错误论调，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家乌兰夫实施保护牧场政策的恶意挑衅，是对中共中央关于保护牧场方针的肆意攻击，是对广大牧区蒙古族人民合法权益的故意侵犯，是对草原生态环境的蓄意破坏。乌兰夫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科尔沁草原放牧着百万头(只)牲畜，如果在这里垦殖，那么多牲畜安置到什么地方?乌兰夫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李雪峰等人关于垦殖草原的错误论调，坚定地维护了由中共中央批准、草原人民坚决拥护、经实践检验完全正确的保护牧场政策。

“文革”开始后，乌兰夫坚持的保护牧场政策，被当做“黑线”、“流毒”揭批，垦殖草原的错误做法则肆无忌惮地疯狂进行。仅数万知青在锡林郭勒草原种地，破坏草原植被，使相当多的耕地成为亩产不足百斤的低产田，60多万亩耕地弃耕。

“文革”中，内蒙古草原遭到严重破坏，已固定的沙丘活化，一些村庄被沙漠吞没，成为不毛之地。群众痛心地说：“一年开草场，二年打点粮，三年五年变沙梁。”据测算，开垦一亩牧场，会引起三亩草地退化。伊克昭盟在全国解放后开垦草地600万亩，造成沙化面积1800万亩。草原风蚀荒漠化的危害，是沙进人退。伊盟鄂托克旗2203间房屋、3312间棚圈和1438眼水井被流沙埋压，698户农牧民不得不离开他们世世代代久居的家园。

飓风使沙漠掩埋铁路，乌达至吉兰泰的火车多次脱轨；从乌海至托克托县的黄河干流段，每年风力输沙达三亿多吨，使黄河航运受到严重影响。内蒙古草原大面积退化，成为贫瘠土地、低劣或有毒的草场，鼠害、虫害频频发生，草原的生产力下降，家畜品种退化，商品率低，死亡率高。

1970年，内蒙古仍然盲目地继续搞草原垦殖，并提出什么牧区“社队粮食自给”、“牧民不吃亏心粮”等错误口号。

1970年9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北方农业会议”，内蒙古革委会一负责人汇报：内蒙古牧区正在垦殖，并提“牧民不吃亏心粮”口号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立刻插话严肃地批评说：
“内蒙古怎么能提‘牧民不吃亏心粮’的口号呢?牧区发展畜牧业就是对国家的贡献。”⑥

周的明确指示，当时起到了中流砥柱、力挽狂澜的作用，打击了在内蒙古滥肆垦殖草原的歪风，而保护了牧场，强有力地支持了乌兰夫实施的保护牧场政策。为贯彻周总理的重要指示，内蒙古党委于1971年10月18日颁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牧区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于1985年颁布施行，第十条规定：“严格保护草原植被，禁止开垦和破坏。”至此，乌兰夫制定和实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周恩来赞同和支持的保护牧场政策，就以国家立法的形式获得了肯定。

然而有法不依、继续垦殖草原的问题仍然存在。1995年7月，全国政协调查组在呼伦贝尔盟发现，近几年垦殖草原的问题仍较严重。据估算，共开垦草原20多万公顷。

继续垦殖草原造成的土地荒漠化问题是严重的。1885年，内蒙古商都县是纯草原地区，既无农田，也无沙漠化土地。从1915年开始大规模垦殖，在20世纪40年代末，沙漠化面积为8万亩，占当时耕地面积5.4%；80年代末，沙漠化土地为100万亩，占此时耕地面积的32.4%⑦。

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乌拉盖开发区，一直以开垦种植为主，不仅难见经济效益，而且造成草原生态的严重破坏。⑧

1992、1993年，发生了一起破坏阿拉善草原生态环境的恶性违法事件。我国宪法第九条明文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据《新华每日电讯》、《中国环境报》、《中国绿色时报》、《北京青年报》载：某省在额济纳河⑨上游截流，致使额济纳河断流，造成有322平方公里水面的居延海干涸，逐渐变为沙漠，阿拉善盟举世闻名的胡杨林成片枯死；1995年，沿额济纳河水道的1548眼水井，有1018眼干枯。当地的大量蒙古族牧民被逼举家搬徙，沦为“生态难民”。

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由于阿拉善草原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极端恶化，阿拉善盟境内的巴丹吉林、乌兰布和、腾格里三大沙漠更加逞凶肆虐，于是，阿拉善地区成为我国华北蔓延沙尘暴的源头。沙尘暴又称“黑风暴”，作用于大风天气，与土地的荒漠化密切相关。专家称：土地荒漠化是地球的“癌变”。

2000年1月1日，北京遭到了沙尘暴的袭击，是近些年遭受的最严重的沙尘暴。北京市天空阴沉，大风劲吹，沙尘滚滚，混沌一片，这一罕见的黑色风暴震动了北京。据气象部门统计，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发生5次沙尘暴，60年代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14次，90年代23次，仅2000年一年就有15次之多，几乎大半个中国都处于沙尘暴的威胁之下⑩。媒体报道，朝鲜、日本和美国的科罗拉多州也受到了中国沙尘暴的影响。距北京70公里北方的一个县，近几年发生一种怪现象，一座又一座大沙丘突然出现在眼前，它是从空中降下来的数十万吨黄沙，人称“飞行的沙漠”。在居民住房的近旁，沙丘同房屋一般高。

据测算，近年来我国每年因风沙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40亿元人民币。

沙尘暴的肆虐，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沙尘暴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荒漠化，它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结果，是人为活动因素导致的。为了消除沙尘暴的根源，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内蒙古退耕还林还草、防沙治沙工程已经启动。此时此刻，草原人民更加怀念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乌兰夫，无比敬佩他实施保护牧场政策的远见卓识和革命风范。
注释：
①腾格里、乌兰布和、巴丹吉林、库布齐四大沙漠，毛乌素、浑善达克、乌珠穆沁、科尔沁、呼伦贝尔五大沙地。
②《太平御览》卷五五五，中华书局版。
③陈长捷以解决军粮为名，强行开垦草原，引起伊盟七旗的一致反抗。陈长捷派兵镇压，伊盟盟长沙王府的保安队在沙漠地带与国民党军队周旋。国民党军队侵入沙王府，逢入便杀，大肆抢掠，掘地挖窖，洗劫一空，并且把附近召庙的财物、神像，牧民的牛羊、马匹都掳掠而去。保安队护沙王进入陕北解放区，这一事件震动了全国。蒋介石被迫停止放垦草原，并撤销了陈长捷的职务。
④《内蒙古自治区志·畜牧志》506页。
⑤塔拉：《平凡的一生》36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⑥《内蒙古地方志》1996年第2期第32页。
⑦《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第二卷第100、101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⑧《解放日报》2004年12月20日载。
⑨额济纳河为祁连山消雪、消冰和雨季洪水下泄的季节性河流。它流经某省称黑河，自南向北流入额济纳旗，称额济纳河。河宽平均150米，额济纳旗境内流程250公里，最后注入居延海天然湖泊。
⑩中国古代也发生过沙尘暴，但较罕见，《汉书》卷10《成帝纪》载：汉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夏四月，黄雾四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