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把灵魂交给了蒙古文化的汉人

誓为游牧文明吼一吼
郭雨桥在得到社会各界数万元的资助后，于2005年8月1日只身进入蒙古国。在蒙古国，郭雨桥的采风行程很艰辛，经常夜宿野外。他用4个多月的时间，把蒙古国的22个省走了21个，对该国境内方方面面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细致的考察。郭雨桥对蒙古人聚集地的采访，是全方位、立体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地理环境、历史变迁等诸多方面无不涉猎，采访所需的记录、照相、摄像、翻译也都由他一人承担。

郭雨桥认为，蒙古草原上的许多民俗和工艺，不像汉族的能找到详细的文字记载，但它在民间的传承中却没受到过多的冲击，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比如蒙古人使用的皮壶，不漏不坏，能用一辈子。它有13道工序，制作工艺复杂。缝合就有两层，里面的一层，是把大畜的筋在木碓里捣成糊状后，用抽出的线缝制的。外面的一层，是用驼毛捻的线缝的。因为这些活性物质能随着液体的出入膨胀收缩，渗漏的问题解决后，又通过定型和21天的烟熏，把皮物装水后容易变形和撑大的问题也解决了。目前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对畜产品的了解和运用，能达到蒙古民族这么科学和精深的程度。蒙古人的器物用具，都有这样一个特点：乍看简单，做起来却难度挺大，功夫很深。

“我觉得我一到草原就焕发出激情，浑身的细胞都活跃起来了。牧民都把我当成亲人和知己。为了让我拍摄到某种场景，他们能把所有亲戚和可以做道具的种种全部调动起来，而这一切都是自愿的、无偿的，这一点很让我感动。”郭雨桥说。

郭雨桥的名片上这样写道：“在牧民家中坐一坐，在大自然中走一走，在历史遗址上想一想，为游牧文明吼一吼。”为此，有人问郭雨桥：“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游牧文明大喊大叫？”郭雨桥回答：“都什么时候了，还不为游牧文明大喊大叫？再不喊叫就没有了。”

只身苦行成就多部著作
郭雨桥每一次考察回来，都要闭门整理资料，继而将他只身苦行各地观察思考的结晶集结成一部又一部厚重的著作。

2007年8月，郭雨桥撰写的《蒙古通》一书出版。这是一部用通俗流畅的笔触，系统展示蒙古族生活习俗的文化读物。内容包括族源、诞辰、婚礼、葬礼、节日、信仰、居住、饮食、服饰、畜牧、狩猎、交通12个方面。涵盖了我国内蒙古、新疆以及蒙古国大部分蒙古族聚居地区，是迄今为止较为详备的汉文蒙古风俗实录。作品融文学性、资料性、趣味性为一体，是一部了解蒙古族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对于普查和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2008年7月，郭雨桥的又一部力作——《成吉思汗祭祀全书》出版，该书第一次以通俗的笔调、图文并茂的方式揭开了成吉思汗陵祭祀的神秘面纱。成吉思汗逝世近800年来，生活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达尔扈特人一直守护着成吉思汗陵，至今依然保存着一整套内容丰富、形式纷繁、内涵深奥的祭祀文化。数百年来，达尔扈特人对这套规范的祭祀秘籍都是父传子受，概不外宣。然而郭雨桥却凭借自己蒙汉兼通的优势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多次参加成陵祭祀活动，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访问了几十名达尔扈特老人，又经过反复考证和研究，终于写成了这部内容严谨的著作。

2010年9月，郭雨桥又出版了《细说蒙古包》一书。在外界看来，蒙古包只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帐篷式民居，可在郭雨桥笔下，这个简单的蒙古包却变成了一部30万字的大著作。郭雨桥在该书的绪论中说：“蒙古包是游牧生活土壤上的民居奇葩，是蒙古族和北方游牧民族最有代表性的民居，也是游牧民族与草场、牲畜的长期相互作用和动态平衡中找到的最佳民居选择。蒙古包因游牧活动的产生而产生，也必然因游牧活动的结束而消亡。站在农耕文化的立场上，永远都不能理解它的要理妙道。”

冯骥才称赞他是沉默的脊梁
多年前，郭雨桥只身苦行抢救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事迹就引起了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的高度关注，他多次对媒体说：“内蒙古有位民间文化学者叫郭雨桥，多年来他个人的工资稿费全都为他的责任感付出了，他弃家不顾，终年在山野草场中踽踽独行。他不怕辛苦，但是要完成他的调查，迫切需要的是资金支持。”2005年，本报对郭雨桥需要资助的情况进行报道后，冯骥才还以个人名义给郭雨桥寄来了2万元。

2006年5月，郭雨桥荣获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提名奖。冯骥才在为郭雨桥等人颁奖时说：“他们是沉默的脊梁，是抢救文化遗产的英雄，他们用身体作围栏，保护着我们的精神家园。”

2007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文化项目官员专门接见了郭雨桥，对他抢救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予以赞扬。该官员还向郭雨桥介绍了国际上几个研究游牧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团体，建议他和这些团体联系，承担一些研究项目。

还有1/3的路要走
今年1月5日，郭雨桥撰写的《细说蒙古包》一书荣获第10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这是全国民间文艺的最高奖项。

就在几天前，记者见到郭雨桥时，他的又一部著作《蒙古部族服饰说》一书刚刚完稿，全书有16万字，200多幅照片。他说这是他对自己10多年服饰调查和拍摄的理论性总结，是他下一步出版更多部族服饰著作的奠基礼。

如今，郭雨桥“走遍蒙古人聚集地”的个人计划已经走完10万公里，还有1/3的地方需要继续走下去。郭雨桥说：“漫漫行程虽说已近尾声，但大规模的写作正渐进高潮。对于一切过程，人们很快就会忘记，真正留在历史上的只是有质量的成果，这也是我最终的追求。”

【旧闻新读】郭雨桥：孤身苦行守望游牧文明
几年前，我区著名学者郭雨桥“走遍蒙古人聚集地”的个人计划在实施了几年后，进入了“弹尽粮绝”的尴尬境地。一直以抢救蒙古族传统文化为己任的郭雨桥焦急万分，无奈中，他想到了向《北方新报》求助。

还记得那是2005年6月底的一天，已经63岁的郭雨桥骑着一辆破旧的老式自行车来到报社，他的穿着极为朴素，却很干净。一番交谈后，记者惊讶地发现，这是一位很不平常的学者。

郭雨桥本名郭永明，雨桥是其笔名，他还给自己起了个蒙古族名字叫艾吉姆。他出生于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的一个汉族农民家庭。1968年，郭雨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鄂尔多斯报社成为一名记者。为了学好蒙古语，郭雨桥只身进入牧区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学会蒙古语的同时，还掌握了许多蒙古族传统民俗民风方面的知识。

1971年，郭雨桥开始大量收集鄂尔多斯民歌。后来，郭雨桥又被调到内蒙古自治区文联成为了一名专业作家，他的每部作品都具有浓郁的草原特色和个人烙印。

2000年起，郭雨桥开始踏上了“走遍蒙古人聚集地”的征途，其目的就是想用文字、照片、图像的形式，完成两个系列的著作：一个是文学系列，写亲身经历蒙古人聚居地文化、地理、历史遗迹的所见、所闻、所感，给后人留下本世纪蒙古人生活最本真的东西；另一个是文化系列，要对其走过的所有蒙古部族的衣食住行、古老工艺的制作、节日礼仪等进行全方位的采录。

漫漫行程中，郭雨桥总是左手拉一个带轮的皮箱，右手拉一个行李车，车上捆着一个衣服包、一个杂物包、一个三脚架。背上背着一个伞兵包，包里是怕压怕震的摄像机与照相机。他就是以这样一个孤独苦行者的形象，定格在蒙古人的记忆中。

与记者相识的那一刻，郭雨桥为了完成自己的誓言，已经花尽了所有积蓄，可“走遍蒙古人聚集地”的宏大计划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走完。当记者问他为何要如此倔强地坚持时，郭雨桥说：“我虽然是个汉人，可我的灵魂已经是蒙古人。当我把蒙古文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像旅蒙商人那样想从草原赚取点什么时，蓦然回首，它却以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俘虏了我。我接受的是整整一个民族和辽阔的蒙古草原。我一闻到草香味就‘活'了，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注入我的生命，视通万里，思接千载……”

在倾听了郭雨桥的讲述后，记者连续发表多篇报道，为这个可敬的老人寻求援助。短短几天内，就得到数万元资助，其中既有北方新报社的资助，也有爱心企业和赏识者的支援。资金问题解决后，郭雨桥再一次孤独地走进了茫茫草原。多年过去了，这位只身苦行的老人，又有怎样的收获呢？

草原传统文化的守望者
郭雨桥，原名郭永明，汉族，生于内蒙古四子王旗。1968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在鄂尔多斯报社、伊盟盟委宣传部和盟文联工作，（蒙、汉）一级翻译，曾任中国民俗研究会理事。郭雨桥热爱蒙古族历史文化，精通蒙古语言文字。他立志走遍蒙古人居住的所有地方，已自费游历了内蒙古全境和青海、新疆等省区以及蒙古国的大部分地方，正计划前往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图瓦等地继续他的行程。郭雨桥走过的很多地方牧民们都不知道他是汉人，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们亲切地称呼他的蒙古名字“艾吉姆”。郭雨桥总是左手拉一个带轮的皮箱，右手拉一个行李车，车上捆着一个衣服包、一个杂物包、一个三脚架。背上背着一个伞兵包，包里是怕压怕震的摄像机与照相机。他就是以这样一位苦行者、独行侠的形象，定格在蒙古人的记忆中。郭雨桥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物，采访的时候，所有的文字、照相、摄像、翻译都是他一人承担的。他对蒙古地的采访，是全方位、立体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地理环境、历史变迁等诸多方面无不涉猎。蒙古草原，不像内地文人如云，资源几乎已经被挖掘空了。这里几乎是个处女地，没人开掘。这时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郭雨桥强迫自己必须要这样做下去。郭雨桥自言五年内走遍蒙地：“在牧民家中坐一坐，在大草原上走一走，在历史遗址上想一想，为游牧文明吼一吼。”郭雨桥目前已出版有关蒙古民族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的著作20余种，2005年被评为中国“十大传统文化守望者”。

图1：草原文化的独行侠-----“誓死走遍蒙古地”的郭雨桥
图2：“我的户籍上写的汉族，而我的心灵早已是一个蒙古人了”

走进郭雨桥的“蒙古包”
“走遍蒙古人聚集地”，是著名学者郭雨桥在10多年前立下的一个誓言。为了践行自己的这个誓言，年过六旬的他背着重重的行囊，只身一人奔走了近9万公里。每次奔走一段时间后，郭雨桥都会停下匆忙的脚步，去整理自己的收获。近年来，郭雨桥已经撰写出版了《蒙古通》、《成吉思汗祭祀全书》、《牧笔高原》等著作。如今，郭雨桥给广大读者捧出了他的又一部新作《细说蒙古包》，这部著作也是他苦行各地观察思考的结晶。9月27日，记者来到郭雨桥的家中，了解了他独特的人生，以及他用汗水和心灵搭建的“蒙古包”。

一个把灵魂交给了蒙古族文化的汉人
与郭雨桥相识，是在2005年6月底。那时，郭雨桥“走遍蒙古人聚集地”的个人计划在实施了几年后，便进入了“弹尽粮绝”的尴尬境地。为此，一直以抢救蒙古族传统文化为己任的郭雨桥焦急万分。在这样的情况下，郭雨桥来到《北方新报》寻求帮助。于是，记者有幸认识了这位可敬的老人。还记得当时，已经63岁的郭雨桥是骑着一辆破旧的老式自行车来到报社的，身上穿着极为朴素，却很干净。面对这位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老人，记者最初还以为他是因为遇到了什么不公平的事，才来找媒体求助的。两人交谈之后，记者惊讶地发现，这个老人竟然是一个非常不平常的学者。

郭雨桥本名郭永明，雨桥是其笔名，还有个蒙古族名字叫艾吉姆。他出生于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笔架山下蒙古族聚集区内的一个汉族农民家庭。1968年，郭雨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鄂尔多斯报社从事食堂管理、采购等工作。一年以后，郭雨桥才成为该报社的一名正式记者。为了学好蒙古语，郭雨桥只身进入牧区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经过牧区特有的语言环境学习之后，郭雨桥的蒙古语水平直线上升，同时他还掌握了许多关于蒙古族传统民俗民风方面的知识。

1971年，郭雨桥被调到伊盟（现鄂尔多斯市）宣传部工作。在这里工作期间，郭雨桥开始收集大量的鄂尔多斯民歌。后来，郭雨桥又被调到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工作，成为一名专业作家。郭雨桥曾经12次获得全国级奖项，13次获得自治区级奖项。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草原特色和个人烙印。

2000年起，郭雨桥开始踏上了“走遍蒙古人聚集地”的长征之旅。他走遍蒙古人聚居地的最终目的，是想用文字、照片、图像的形式，完成两个系列。一个是文学系列，写亲身经历蒙古人聚居地文化、地理、历史遗迹的所见、所闻、所感，给后人留下本世纪蒙古人生活最本真的东西。另一个是文化系列，是对其走过的所有蒙古部族的衣食住行、古老工艺的制作、节日礼仪等进行全方位的采录。就这样，郭雨桥孤身一人走在漫漫行程中，身上总是携带着厚厚的文字资料、照相机、摄像机、衣物等，这些重达20多公斤的随身之物压在这个已经60多老人的身上，使他有些步履蹒跚。可是，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追求，一直在孤独地走着、走着……

到了与记者相识的那一刻，郭雨桥为了完成自己的誓言，已经花尽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可“走遍蒙古人聚集地”的宏大计划还有很多的地方没有走完。当记者问及他为何要如此倔强地坚持着务必要“走遍蒙古人聚集地”时，郭雨桥说：“我虽然是个汉人，可我的灵魂已经是蒙古人。当我把蒙古文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像旅蒙商人那样想从草原赚取点什么时，蓦然回首，它却以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俘虏了我。我接受的是整整一个民族和辽阔的蒙古草原。我一闻到草香味就‘活’了，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注入我的生命之躯，视通万里，思接千载。于是，我每时每刻都想在牧民家中坐一坐，在大自然中走一走，在历史遗址上想一想，为游牧文明吼一吼。”

在倾听了郭雨桥的事迹之后，记者的心灵被深深感动，并且连续发表多篇报道，为这个可敬的老人寻求援助。在短短几天内，就筹集到了数万的资助款，其中既有北方新报社的资助，也有爱心企业和爱心读者的支援。于是，郭雨桥感动万分地拿着这些充满关爱的资金，再一次孤独地走进了茫茫草原。此后，记者也与郭雨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游牧生活的民居奇葩
　　郭雨桥每走进一次蒙古族聚集区，就会定下心来仔仔细细地观察，并且认认真真地用笔记录，用相机和摄像机拍摄那一幅幅珍贵的画面。考察回来后，又经过认真的整理和深入的思考，这些资料就成了一部又一部厚重的著作。在外界看来，蒙古包只是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帐篷式民居而已，可在郭雨桥笔下这个简单的蒙古包却变成了一部30万字的《细说蒙古包》。那么，郭雨桥的《细说蒙古包》究竟说了些什么？

　　郭雨桥在该书的绪论中说：“ 蒙古包是游牧生活土壤上的民居奇葩，是蒙古族和北方游牧民族最有代表性的民居，也是游牧人与草场、牲畜的长期相互作用和动态平衡中找到的最佳民居选择。蒙古包因游牧活动的产生而产生，也必然因游牧活动的结束而消亡。蒙古包的发展过程，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如何更好地适应游牧生产的过程。对于蒙古包：一方面大家都觉得它独特、新奇；另一方面却认为它简单、原始，不太正规，一看就懂，没有什么科技含量。不像内地的四合院那么精致端庄，结构复杂。实际上蒙古包是另一种文化体系的产物，站在农耕文化的立场上，永远都不能理解它的要理妙道。”

　　郭雨桥说：“谈到蒙古包的时候，我们必须借用游牧文化术语，记住3个基本概念。蒙古包是一种3段组合结构：上面的圆顶天窗叫做‘套脑’，套脑上的伞骨一样辐射下来的细木叫做‘乌尼’，下面一扇一扇组成的网格状支架叫做‘哈纳’。书中别的名词术语可以随看随忘，这3个名词术语是基础，好多东西要以它为参照来说明，可以说是理解蒙古包的一把钥匙。汉民族把自己的住宅叫做‘家园’，因为家后面总跟着个‘园’。蒙古族的习惯说法则是‘家车’，因为家的后面的确跟着一溜车。‘车’一走，‘家’就跟着连根端了。蒙古族没有那么多的库房、菜窖，也不把金银财宝埋在地下，家中无长物。有些值钱的东西男人装饰在坐骑上，女人装饰在自己的头上。所以蒙古人的马鞍和头戴，至今都是最昂贵的工艺品。蒙古包就是行帐，行帐的好处就是行：畜行，人行，住所也行。三者动态平衡，不等水枯草败，便拔营起帐，寻找水清草嫩的地方去了。牲畜任何时候都是吃鲜草，草任何时候都能长好，人任何时候都在运动。这样牲畜吃起来的膘都是实的，肉质特别鲜美。草多会也是干净而富有生机的。人吃上这样的肉，活动在这样的天地里，自然也是健康长寿的。用农耕文化的眼光看，觉得蒙古人浪费，这么好的草，不等吃完就搬走了。他们不知道大自然还有一个今人才研究出来叫做‘拾壹律’的定律，自然自愿在消耗十分之一的情况下才能自行恢复，持续再生。而蒙古人在他们几千年前的老祖宗那里就已经做到了，世界上像这样对待自己生存环境的除了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和工业民族都做不到。”

　　在《细说蒙古包》中，郭雨桥还给蒙古包总结出了诸多好处。首先，蒙古包搭盖省劲，不必像盖房那样一块一块的垒砖。搭盖蒙古包时，旁观的人都觉得那是一种充满诗意的游戏。其次，拆卸容易，两个人拆卸一座蒙古包不超过10分钟。第三，搬迁轻便，由于蒙古包结构特点决定，乌尼粗不过一握，哈纳粗不过拇指，又选择分量最轻而又结实的材料，加之可以化整为零，就大大减轻了牧民，特别是牧区主劳力妇女的负担。第四，装载科学，千百年来，蒙古人搬迁时的装载已经规模化，程式化，什么东西方什么地方，祖祖辈辈念的都是一本经，早已烂熟于心，闭着眼也装不错。更令人叹服的是，蒙古人还要把搬迁的东西作为搬运工具消化掉，比如把蒙古包的围毡做成驼屉，把乌尼做成驮架，把哈纳变成铺车板，把幪毡做了包袱等等。第五，修理方便，蒙古包上的毡子都是牧民自己擀的，牧民又几乎都是半个木匠，哪个地方坏了换一个就行了，不必整个从头开始。

　　除了这些优点之外，蒙古包还是寒热风雨总相宜。因为蒙古包是圆的，所以风沙雨雪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它的圆顶棚，后片压了前片；它的围毡，上风头压了下风头，风雪都从它上面滑了过去。蒙古包里的哈纳更是对付恶劣天气的英雄。哈纳的特点是能屈能伸，特别是它与网眼、围绳配合起来，简直是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对付。秋天雨大，围绳把哈纳捆得紧些，蒙古包就变成了瘦高个，包顶更加圆滑，雨就存不住；春天风大，围绳把哈纳捆得松些，蒙古包就瘪塌下来，牢牢地扒在地上，尽量减少风的阻力。如果风实在大，还有加压绳、钉橛子、压勒勒车等多种办法。对付酷热或者严寒的天气，在蒙古包主体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更换和加减材料，就可以从容对付天气的冷暖。冬天冷得不行，就加毡，一层不行加两层，还不行，就把薄的换成厚的。夏天热得不行，就减毡，减成了一层还嫌热，干脆就把毡子去掉，顶棚换成苇帘，围毡换成柳笆。这样一来，蒙古包简直就成了一个天然空调。没有苇帘和柳笆的地方，夏天就拿掉蒙古包周边的围子，蒙古包就变成了凉亭。

蒙古包充满了游牧智慧
　　郭雨桥多年来不停地奔走各地的蒙古人聚集区，通过细心观察，调研，还发现小小的蒙古包却包含着诸多科学原理，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蒙古包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游牧智慧”。首先，蒙古包具有“薄壳原理”。鸡蛋皮那么薄，为什么握而不破？因为它是椭圆形。物理学告诉我们，同样的东西，如果做成空心或者弓形，用料最少，强度最大，重量最轻。赵州桥是这个道理，国家大剧院是这个道理。聪明的游牧民族，似乎在实践中更早地懂得了这个道理。蒙古包上套脑的基本构造，就是一个米字型构架跟大小两个圈固定在一起。但套脑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几何，小圈在大圈上面，全都鼓了起来，圆而如轮，扣而似锅，没有一处是直线的。乌尼伞骨状辐射以后，也变成了圆的。哈纳是S形的，也是弓形，由于毛绳捆而不松的特殊性能，再加上在用料方面，选的都是轻而坚韧、富有弹性、耐压的山杨、红柳，组合起来以后，就成了一个薄壳。

　　其次，蒙古包具有“火罐原理”。住土房或砖房的地方，如果火炕盘不好，屋里就容易倒烟。蒙古包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原因何在？答案就在蒙古包的造型上。有风的天气，蒙古包里生火的时候，一般要放下幪毡，这样蒙古包就变成了一个火罐。而火罐是抽烟的，投火燃烧以后，里外形成一种压差，一下子就把火吸附在了大地上。根据科学家研究，由于蒙古包顶部是个半球体，无论从那个方向来风，都会在蒙古包上空形成一个小低压区。所以蒙古包的炉灶特别好用，即使包里采用了比较弯曲的回龙灶，烧比较潮湿的羊砖粪，蒙古包里也绝对不会流烟。

　　第三，蒙古包具有“保温原理”。蒙古包之所以能抵御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是因为毡子是一种保温材料。蒙古包上用的毡子又虚又软，这不是技术不过关，是牧民们故意做成这样的。这样的毡子可以保存大量空气。这样一来，外面的冷气进不来，里面的热气也出不去。

　　第四，蒙古包具有“力学原理”。农耕民族的祖先，在建房起屋的时候发现，采用构架结构，比单纯把材料直接搭在墙壁上要结实得多，但是他们似乎不知道把构架加以分解，改变力的传导方向和承受能力。众所周知，农耕地区的房顶要搭梁，梁上要搭檩子，檩子上要搭椽子，椽子上面要搭栈子（由芦苇、木片或者柳笆等组成），栈子上面要抹泥巴。房顶的分量很重，跨度又大，所以房子的梁、檩子、椽子就必须粗壮结实，耐压力强。蒙古包的巧妙之处，就在于把梁、檩子、椽子这套东西，由一个层面，分解成了上下两个层面。蒙古包上面的套脑，不起梁的作用，椽子只把头儿搭在它上面，大部分重量传递给了哈纳。乌尼往哈纳上搭的时候，用了个斜坡，形成下滑力，所以套脑和乌尼的承受力，要比通常的反复顶小得多，材料相对单薄一些也没关系。

　　第五，蒙古包具有“几何原理”。一走进蒙古包，总觉得蒙古包虽然不大，里面却很宽敞。这其实暗含了一个普通而又深刻的几何原理：相同周长情况下，圆的面积最大。或者说相同面积情况下，圆的周长最小。蒙古包看上去很小，里面的容量很大。这是因为蒙古包底座是圆的。周围一圈可以放很多家具，睡七八个人，空中还可以利用，哈纳头上可以挂许多零碎家什。在打草的时候，一顶6个哈纳的蒙古包，转着圈可以睡下20多个人。

　　第六，蒙古包具有“光学原理”。坐在蒙古包里，任何时候都会给你一种宽敞明亮的感觉。宽敞的感觉，是由于球体状造成的。而明亮的干劲儿，却是由于蒙古包的套脑开在顶上，它的日照时间几乎和太阳同步运行。更为有趣的是，由于蒙古包这种套脑结构和乌尼的伞骨，能够均衡地丈量太阳照在蒙古包里的时间，几乎成了一个不花钱天天看的太阳历。

新时期蒙古包发展的悖论
　　在《细说蒙古包》一书中，郭雨桥在详细介绍了蒙古包由来，以及蒙古包的结构、如何搭建拆卸，蒙古包的制造工艺、蒙古包的风俗故事等等之后，又对新时期的蒙古包背离传统的种种情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思考。

　　进入新时期以来，内蒙古的经济突飞猛进。在广大的草原牧区，先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是草场使用权的划归牧户，千百年来的游牧经济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游牧变成了定牧，定牧出现了定居，定居消灭了蒙古包。上个世纪60年代，鄂尔多斯尚有蒙古包；70年代，乌兰察布尚有蒙古包，现在除了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盟还能在夏秋牧场上看到蒙古包以外，别的地方几乎绝迹。郭雨桥走过很多地方，他发现有些地方只有蒙古包的套脑还在羊圈顶上扔着，其他东西都处理掉了。对此，牧区不少干部却不以为然，他们说：“你们城里人喝自来水，烧煤气，住高楼大厦，牧民也要洗澡，住砖房，看电视。牲畜都圈在草库伦里，人住蒙古包还有什么用！”

　　随着全国实施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内蒙古也提出打造民族文化大区，各盟市旗县的领导班子也开始注重文化，努力挖掘本地可以整合利用的特色文化。于是，旅游景点的蒙古包，在几年之间就成了暴发户。现在的各种蒙古包，无论是毡子做的也好，砖木做的也好，固定的也好，能移动的也好，豪华富丽，远非历史上任何时期可比。好多地方都称自己有“天下第一包”，有的地方一个可容纳三四百人的蒙古包没有一根柱子，在蒙古包的建筑史上可以说史无前例。于是，许多地方的蒙古包厂也雨后春笋般涌现，可这些蒙古包厂生产的蒙古包却不是卖给牧民的，而是卖给旅游景点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草原上的蒙古包在萎缩，一方面是旅游景点上的蒙古包在膨胀，这怎能不是个悖论呢。

　　此外，好多旅游景点的蒙古包都是用钢筋水泥和砖木结构，而且还能上厕所。这样的蒙古包除了外壳，和宾馆没什么两样。这些所谓的蒙古包周围自然也没有草场，没有牛羊，没有挤奶的牧人，更没有搬迁的勒勒车。服务员穿的是蒙古袍，但一句蒙古语都不懂，蒙古族接人待物的礼节就更不懂了。这又是一个悖论。

　　对此，郭雨桥认为，现代人在搞蒙古包建筑设计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要了解蒙古包和学习游牧文化，蒙古族是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们创造的游牧文化博大精深，古老神奇，需要下苦功夫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