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民族领域的宪政坐标吗？

中国民族领域的政治生态与共和宪政坐标—论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治理民族领域的根本和必由之路

作者：张海洋
内容提要：龙马之年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期。本文基于朱维群在《学习时报》上发表的文章，分析辛亥革命百年之际的中国民族领域政治生态，说明官员公知的权力意识膨胀、国情知识匮乏、文化正义感缺失和民族领域不稳定幻象，都是大汉族主义猖獗，共和宪政意识衰退的表征。当今民族领域的知识盲点、教育误区和互信赤字，正在酿成国家的转型陷阱和维稳黑洞。但民族领域仍然有政协《共同纲领》、国家《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仍是国家政治改革的帕雷托最优领域和阿基米德支点。从民族领域入手凝聚改革共识、用强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来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用维护少数民族权益来消除互信赤字，最有利于树立国家文明形象，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确保中华民族复兴。

引言：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共识》内刊从本期开始，集中阐释在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于建设政治文明和维护文化生态平衡的必要性、必然性、可行性和紧迫性。

百年前的2月12日，清廷发布历史上最重要的法令：清帝《逊位诏书》。它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承认人心所向天命可知的基础上，以非凡的妥协精神，提出“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共有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以此确立了共和宪政国体和古今中国领土主权和民族关系的连续法统。二战后，这种共和宪政国体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得以完善。今年2月13日，朱维群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发表“关于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一文，引起各界对中国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走向的多种猜测。本文分析中国民族领域政治生态，论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政治文明的根本和必由之路。本文分五节，本期刊出一二两节。其他各节参见“论民族领域在中国政治改革顶层设计中的地位”。

一、 人性与共同体和社会
二、 民族领域问题的生态
三、 中国的民族文化结构
四、 民族领域问题的根源
五、 中国的共和宪政坐标

一、 人性与共同体和社会

西方启蒙运动有个“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命题，意思是前现代人类没有科学知识，缺乏主体意识，受制于结构规律，处于必然王国。现代人有了科学知识和主体意识，能掌握自然和社会规律，因而能进入自由王国。启蒙史观对于推动思想解放厥功甚伟。但它没说清的是：自由王国也不是“历史的终结”。自由王国里的人类还会有认识周期。例如，毛泽东、胡耀邦当年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认识达到了自由王国，今人的认识又回到了必然王国状态。又比如，当年国家搞计划生育是通往自由王国之路。现在看，自由王国还得鼓励生育。
民族学家看中国，就是一个镶嵌在现代世界体系里的五边形结构：水平的人性是底线，高耸的国家是顶尖，两肩是联袂而生的《共同体与社会》（滕尼斯1877）。M.莫斯的《礼物》讲了共同体精神的可贵之处。E.利奇的《缅甸高地政治体系》则用克钦/景颇的“贡萨贡老”，指出两者在结构上并存，在进程中交替的钟摆模型。现在看，启蒙史观把“交替”看成“替代”，现代人把“差异”看成“差距”，都是缺乏历史眼光，从而把树木当成了森林，把阶段当成了全过程。
市民社会具有文明现代性，讲究个体功利实惠。它用线性的时间观把世界看成名利场，侧重法理和理性算计，相信有权不使过期作废，适用于进化论和社会发展史范式。民族共同体具有文化保守性，讲究群体的道德诚信。它用循环的时间观把世界看成功德林，相信因缘果报，适用于博弈论和文化生态学范式。
共同体和社会在概念上可以截然两分，但在实践中却是谁也离不开谁，而且能相互转化。例如各地政府面对中央部委，都是共同体，但转而用治理地方时，又是个社会。国家对内是社会，对外是共同体。在马克思、M.韦伯和杜尔干那里，社会变成市场，共同体变成社会，两者仍是并存关系。人类的家族、村社、单位、民族等组织，也都是如此这般的多元一体。这是因为人类生活离不开族亲和姻亲。族亲为社会市场提供交换的产品，姻亲为共同体车间配置生产要素。
人类在共同体与社会里长成，就有了既讲功利又讲道德的普同人性。寻常动物只要觅食交媾就能存活。人类还要用符号和仪式做文化传承和道德再生产，才能体现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符号包括语言和艺术，用于推动互信合作。道德包括公平正义意识和互惠互报机制，用于识别奸伪和抵制欺诈。
市场如战场，一锤子买卖多，诈伪或能得利，因而要用法制规范。社会如棋局，讲究反复博弈，诚实才是上策，所以要用礼俗调节。今日中国官员公知总以为农民和少数民族不会记账，不能问责，因而就搞行为艺术。这是利令智昏搞错了状况。农民出身的林肯总统最懂得农民的真理：“你有法儿让所有的人短期上当，也有法儿让有些人长期上当。但你没法儿让所有的人长期上当”。这就是人性的执着。斯格特长年研究东南亚文化，指出农民和少数民族不仅都懂行为艺术，而且还会用弱者的武器来抵制背信弃义和逃避不义治理，从而印证了毛泽东关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道理。
当今世界，自由主义代表市民社会讲效率和普世文明，文化保守主义代表民族共同体讲公平和生态体系。两者对人类生活一个都不能少。国家因而要做制度建设，让各方按程序公平博弈各得其所，防止单边行动打破平衡、增加交易成本和扩大互信赤字。国家不能伙同民族主义去否认普世价值和侵犯个体人权，引起内外冲突耽误发展大计，也不能伙同市民社会去通吃民族共同体，使国民丧失生态家园和认同根基。翁永曦近日转述杜润生老前辈的经验：“世界上的事儿不在我们想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不在我们想怎样干，而在于只能怎样干”。中国会面对少数民族，也始终要讲信任团结合作，不能讲比狠比急比左。广东乌坎的事例说明，政府单边行动连一个村子都难搞定，何况民族领域要面对的是大半个中国的亿万人口、还有复杂多样的语言宗教和生态环境，还有千百年的经验教训和文史传统。
中国政界学界恒言民族领域复杂敏感，因而有时用阶级斗争遮盖，有时用无小事儿搪塞，有时用经济民生敷衍，有时用敌对势力说事儿。这都改变不了民族问题的性质：只要不讲《共同纲领》、国家《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文不对题言不及义，不能使天下归仁归心。其实民族领域貌似复杂，道理却极为简单，那就是要讲“明德、亲民、致中和”的大学中庸之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只有共和宪政才能致中和，只有民族区域自治才能使民族领域得到治理。
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农民跟少数民族是两大恒常问题领域。政府要像懂农民一样地懂少数民族，才能对国家深知善治。改革开放30多年，国家给农村发放过10多个1号文件和3个中央全会重要决议。相比之下，国家在少数民族领域却只开过“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只发过“区域工作会议”或“区域发展座谈会”纪要，没有拿出过整体的制度建设导向决策，没有彻底地清算过民族领域的左倾思潮、大汉族主义和少数民族消亡同化论。这是当前民族领域越维越不稳，经济上的支援、受援和待援三方都有挫折感的原因所在。
朱文针对这一困局，在《学习时报》上勾勒出大汉族主义和民族领域乱政潜规则的轮廓。这是不小的功德。但他仍昧于天下大势，二战前的西方民族国家理念高唱红歌，主张对少数民族采取加强消亡同化的措施。他誓言堵死国家民族识别和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法制通道，主张剥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由结社的权利，建议居民身份证上的隐匿民族标识，宣称少数民族院校是他的重点防范对象，污称民族政策法规是给少数民族“超市民待遇”，甚至用安排后事的语气制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消亡同化气氛，败坏双语教育名声。他要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每项投入都要计算回报，公然把政府变成了公司，把治国理政当成了风险投资，把政治伦理当成了经济交易，还涮了一把惠台政策措施。把朱文的主张跟《共同纲领》和国家《宪法》，跟胡耀邦生前引领民族区域自治改革的方向，跟习仲勋反复要求汉族官员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实践相比，我们不难看出新精英不仅在境界上等而下之，而且在方向上背道而驰。老一代领导人有过长征、抗战和开国建政的经历，深知在民族领域最要讲信修睦，尊重少数民族的心意和生态家园权益。他们不仅做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重大制度安排，还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并亲身结交少数民族朋友，因而能在把民族领域事务办出大国气象。[1]
新精英缺少国情知识、政治远见和社会担当，却有着无与伦比的权力意志和排他欲望。他们不仅要否认少数民族的主体地位和政治权利，还要怀疑少数民族的爱国忠诚，必欲把平等团结共生共和的民族关系办出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零和结局。朱文作者把中央党校当成中国足球协会，任意在里面打假球和吹黑哨，放言别国宪法的民族权利条款都“只是说说而已”，公然传销高官的权力无边界，能让宪法顶个球的邪教歪理，全然不悋中国还有前国家主席手持《宪法》死于非命的未雪国耻。这种无知者无畏的果敢偏激正把中国民族领域重新拖入种族革命的泥沼，使2010年的中国越来越像1950-60年代的美国。
新精英只会讲西方舶来的排他性社会发展史，不会讲中国本土的包容性文化生态学，也不肯学习老一代领导人制订的民族政策法规。他们只是一看见少数民族就想到消亡同化，一看见少数民族权益就喊叫“超市民待遇”，一看见“民族区域自治”就有国家分裂幻象。他们还养成了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搞穿越的分裂人格：一面痛感民权缺失民德不彰，一面对少数民族相煎不已，还要强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然不懂“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
历史的经验值得赢取。那些天天打着“反分裂”、“促同化”旗号，否定少数民族地位和权益，想让少数民族忘记语言文化和宗教的新精英，应该以国计民生和天下苍生为念。当年国家为了给人民公社护旗维稳，也曾派了满地的工作队，弄得国家鸡飞狗跳民穷财尽。早年清朝为了给剃头政策维稳不惜弄出扬州嘉定血案。今天看，那剃头维稳的政策的成功除了给辛亥革命留下很多会党种子之外，全无意义。

二、民族领域问题的生态

少数民族是中国共和宪政协商民主制度的天然盟友和中流砥柱。蒙、新、藏三地和其他边疆民族地区，当年都是按照“人民政治协商”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达成了和平协议加入的新中国民族大家庭。今天的新精英对这些政策法度看着不顺眼，想着不放心。他们不能理解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跟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都是依法治国的康庄正道。当年中国要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有人害怕“山变色人头落地”，结果连国家姓社姓资都不影响，只是让农民有了些尊严，国人吃饱了肚皮，又多了些糖尿病例。早年民国倡导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也有很多人害怕妻女要淫奔，家庭要解体，子孙要不继，祖宗要生气，后果很严重。结果也只是女人放开了脚板走路快些而已。新精英如果反唇相讥：说当年砍了人民公社的旗也没脾气，那今天砍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又能咋地？这是把乌托邦理想的“不封顶”误解为国家法制的“不保底”。胡锦涛主席因而要告诫：这三大基本制度之一是不容置疑、不容动摇、不容削弱地。
1989年北京风波和1999年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区域自治成为中国法规制度建设欠账最多的领域。统战部作为党和国家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协调关系、推荐干部的部门，理应提出增进社会和谐的方略，满足国家修文德、来远人、安民心的需求。但朱文作者却不守本份，总想为拆除民族政策法规投石问路，一心要把统战部变成作战部，把崇文区变成宣武区，把国情民情做成敌情匪情，把中国的统战部二局做成前苏联的克格勃五局。《学习时报》、《环球时报》和《新华文摘》等主流媒体，对朱文的政治错误照发照转不加节制，全然不管党纪国法尊严不尊严，少数民族乐意不乐意，焦虑不焦虑，答应不答应，生气不生气，硬是把传媒界对于为政以德、使民以信和羞恶之心的集体无意识表达得淋漓尽致，从而使中国模式更加形神俱足斯文扫地。
党政官员如此轻视国民和蔑视法度，学界和媒体如此不讲职业伦理底线，难怪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总会出现一些违反常识常理的乌龙鸟事，包括“插旗挂像摘头巾”、“俗人偶像进寺庙”等政教合一举措。
中国民族领域的政治生态如此，国家要想它长治久安谈何容易？幸而中国少数民族还有生态家园和文化传统，还有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还有身份证上的标明的法律地位，还有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政协两会要讲依法治国和政治改革，因而还有望回归法制正轨。否则中国就是再有财力，军警就是再有神威，国民就是再有独生子女，也罩不住二字当头的官员“可着劲儿折腾”，急于求售的学界媒体“可着劲儿忽悠”出来的维稳黑洞和公地悲剧。试想当年的苏联比今日中国孰强？但只要官员无知无畏，学者无良无耻，又没有舆论监督、法度节制和人民管束，最终都能演成“其亡也忽焉”的悲喜剧。
修辞立其诚，诚者无妄言。中国少数民族再小再弱势，也是国家世袭罔替的主人。政府官员再大再二虎，也是任期有限的公仆。现在命短的公仆天天要给命长的主人张罗后事。这对国家是重大隐患，对国民是教唆犯罪，对少数民族更是语言暴力和恐怖主义。当今世界的各国官员学者和记者，在公开场合必须替少数民族、底边人群、生态环保和文化多样性说话，才能保住职位。只有中国还让这些对少数民族这样出言不逊的人四处讲课酿造危机。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国家官员只要奉公守法，承认少数民族老百姓的生态家园主人翁地位，保障他们当家作主的权益，就无须担心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和认同。但如果官员总想把自己跟老百姓之间的大位大程序“弄反弄颠倒”，总想把单边行动进行到底，那就恐怕连“对口支援”和“干部挂职”这样用心良苦的措施，也挡不住官商勾结做出“圈地、移民、毁家园”的恶作剧。中国因而要尽早启动政治改革，要把落实充实完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首选领域，同时要对那些铁心阻挠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的官员 “实行精兵简政”、“进行休假式治疗”或“转变发展方式”。这样才能让少数民族放心，让民族领域安宁，让民族关系和谐并增加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关于在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来龙去脉和种种好处，请关注内蒙古大学郝维民教授等主编，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的《内蒙古通史》。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