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清史资料及其研究情况述略

清史研究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笔者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曾对全美各地重要大学中国学机构、资料及其研究状况做了实地考察，并拜见有关学者和专家。现根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有关文献、档案和网上资源，对美国清史资料收藏及其研究状况作一概述。由于美国清史研究相当发达，笔者所能了解到的情况还很有限，故不周之处，望方家指正。
（1）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和美国哈佛大学、纽因伦地区大学的清史研究
　　在哈佛大学，收藏清史资料的主要图书馆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截至1999年6月的统计，哈佛燕京图书馆（以下简称燕京）书籍的藏量超过947，000册，其中汉文书籍535，000册。50多万册汉文藏书中，20万册是古籍，包括宋、元、明刻本1500余种，20，000余册；清初至乾隆间刻本2，000余种，约20，000册；抄本（含稿本）1，200种，4，500余册；原版方志3，525种，约35，000册；丛书1，400种，约60，000册。燕京藏书之稿本、抄本的数量与质量，在美国均独占鳌头。不少重要稿本没有刊刻过，如丁日昌的《炮录十卷后编》、《军火杂录》等。燕京的未刻稿本还有如书画家高凤翰《南阜山人诗文类稿》、学者周广业《蓬庐文抄》、清宗室敬徵《敬徵日记》、数学家李锐《观妙居日记》、内阁侍读叶名澧《宝云阁诗草》与《城南集》、翁方纲《复初斋文集》等。燕京的少数民族历史文献也不少。满文著作中，有《春秋》、《易经》等儒家经典译文，以及《三国》、《聊斋》、《水浒》、《金瓶梅》等历史、文学方面的著作。藏文著作中，有分别印制于1700年、1732年和1933年的经典文献。蒙文著作中，有1724年印制于北京的若干文献。还有云南纳西族象形文字的手稿598册。这些纳西族的文献均已整理并列书目。《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已于1999年出版，记录了馆藏宋元明三代刻本的详尽信息。续编清代部分的撰写工作也已完成。至此，燕京图书馆清代典籍的整理工作基本完成。
　　哈佛大学是美国清史研究的重要基地，其清史研究可以追溯到费正清（Fairbank，John King）。费正清曾于1930年到中国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研究中国历史，1936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中国口岸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设（1842—1854）》，是对清史个案的深入研究。他是外国人中最早利用故宫档案《筹办夷务始末》的学者。为促进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费正清主张通过区域研究加强对中国问题的探讨，并从清史研究入手，确立其现代中国学的研究框架。他与邓嗣禹等学者合作，编撰了清代文献的系列阅读资料。其中，与邓嗣禹合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1954年），强调了西方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形成了强调西方中心论的“冲击—回应”说。此后，费正清还与美国和世界一些优秀清史专家合作，完成了《剑桥中国史》晚清卷的撰写。
　　作为哈佛清史研究的重要先行者，费正清培养了一支研究队伍。哈佛历史系和政治系的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虽然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和中共党史，但在清史研究方面，也成果斐然。他关于严复的研究专著《富强之探索：严复和西方》，至今被国际汉学界视为严复研究的经典之作。他也是美国最早开设中国近代思想史课的学者。根据哈佛的档案，他在1951年就开设了中国近代思想史课。史华慈是杰出的教育家，他培养的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了美国乃至世界有重要影响的清史专家和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在哈佛清史研究的发展史上，弗莱彻（Joseph Jr. Fletcher）教授也是十分关键的学者，他主要研究中国和中亚关系史。弗莱彻是《剑桥中国史》晚清卷的撰写者之一。其中《满人的兴起》、《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中俄关系（1800—1862）》、《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等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发表的论文有《中国西北边界简史》（1979年）、《中国和中亚》（1968年）等。可惜弗莱彻过早去世，哈佛的中亚研究也因此一蹶不振。哈佛档案馆收藏有他未发表的重要学术手稿。
　　
　　关于纽因伦地区的，还要提到帕米拉&S226;克罗斯列（Pamela K. Crossley）教授。她供职于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茂斯学院历史系，主要进行近代中亚史研究。她的学术著作主要有《镜》（1999年），该书探讨了清帝国机构和国家观念之间的关系，获得美国亚洲协会2001年度的列文森奖。她的另一部著作《满洲》（1997年）是关于满清创立时期文化史研究的论著。帕米拉参加了由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毕德胜（Willard J. Peterson）教授领衔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清史卷即第9卷第6章的编撰，是书已于2002年10月付梓出版。达特茂斯学院在美国声望很高，2003年进美国最佳高等学校的前十名。
　　　　　　（2）康乃尔大学、耶鲁大学、哥地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和美国东部清史研究
　　康乃尔大学的亚洲图书馆是西方世界最早的东亚图书馆之一，其中东亚地区的馆藏主要是校友华生（Charles W. Wason）捐赠的，资料十分丰富。馆藏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有关中国研究的西文资料，包括几十种报刊资料；一是中国典籍藏书，包括《永乐大典》6册，以及康熙玉玺、慈禧书签、敦煌文献等。其他还有相关的手稿本、照片、地图、文献等。由于胡适曾在这里留学，所以还有一部分他的资料，包括所收集的数量可观的清代官方信件。华生馆的馆长韩涛（Thomas H. Hahn）来自德国，曾作为中国复旦大学的访问学者，对汉学资料非常娴熟，主要研究图书馆学、资料科学、中国宗教、中国历史地理学等。华生馆的资料正在他的努力下向数据化方向发展。
　　关于康乃尔大学的清史研究，这里主要提两位学者。一是康乃尔大学中国学的奠基人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教授。1929—1932年为哈佛燕京学社的中国问题研究生，1944—1945年是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中国最早的近代官办学校》（1961年）是其代表作，主要研究了当时的同文馆、江南兵工厂的教育和训练，以及福州海军学校。是书的前言强调，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可以填补对中国近代化知识了解和认识的空缺。康乃尔大学另一位与清史研究有关的专家是历史系的高家龙（Sherman Cochran）教授。他是毕乃德教授的接班人，担任多年康乃尔大学历史系的主任。高家龙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和商业，并使这一方向成为康乃尔大学的特色研究项目。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国大商业：中外在卷烟工业的竞争，1890—1930》（1980年）、《遭遇中国人际网——在中国的西方、日本和中国企业，1880—1937》（2002年）等。他新近出版的著作提出了一些重要学术观点，其中关于外国投资家到中国面临社会等级制和人际关系网挑战的观点，被认为是西方学者对东方经商特点及其规律探索的重要成果。
　　耶鲁大学收藏汉文资料相当早。第一批藏书入藏于1878年，系清朝容闳所赠，共1，280册，40种。不久，耶鲁大学又得到清廷赠送的《古今图书集成》5，040册。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太平天国资料，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家简又文教授捐赠的，共320种，640册。简先生当时还捐赠了太平天国的钱币和官印。笔者访问时，发现这些文献分类放在纸盒中，保存完好。耶鲁古籍藏书显然没有哈佛那么多，但购买了大陆、台湾不少清廷文件影印本，为专职研究人员提供了很大方便。耶鲁中国学资料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收藏有一批传教士的资料，包括300位曾前往中国活动的传教士的手稿、日记、信件、照片、报告、论文、著作、地图。这套资料被命名为“中国档案项目”，由全美基督教委员会发起组织，其中相当一部分资料涉及清代史事。耶鲁大学还有一批关于西藏的研究资料，包括手稿，以及一些著名喇嘛的著作和资料，达数百卷。此外，还有若干古中国的航海图。
　　耶鲁大学是美国最早开始中国问题教学和研究的大学。1876年开始在耶鲁大学任教的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汉学教研室。卫三畏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撰有《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概观》，并修订和完善于80年代。《中国总论》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以及综合国情的全面介绍，相当部分内容是作者的目击实录。作者认为有关手工业、科学、家庭生活的部分十分重要，“这是非常必要的视角”。在耶鲁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清史专家是芮玛丽（Mary C. Wright），她是费正清的学生，也是费正清的晚辈同事，所著《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一书，奠定了她在美国清史研究中的学术地位。她认为对“同治中兴”的研究，有助于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总体认识。芮玛丽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培养了像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这样有影响的明清史大家。在耶鲁校史上，史氏的名字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排在一起，被誉为耶鲁杰出人士。史景迁的著作很多，主要有《康熙自画像》（1974年）、《王夫人之死》（1978年）、《利玛窦》（1984年）、《上帝之子》（1994年）等，最近出版了《雍正皇朝之大义觉迷》（2002年）。史景迁的著作注意将史料放进历史的大文化背景中考察，高屋建瓴地加以剖析，并得出自己的学术真见。在耶鲁，还有一位清史研究专家白彬菊（Beatrics S. Bartlett），主要进行清代文献和档案研究，也涉及20世纪中国史、中国史学史、海外华人史。正在研究的课题有“清史档案资料：通讯系统文献、管理者的职位与官方历史文件”。
　　哥伦比亚大学汉文图书馆于1905年设立丁良讲座之后建立，清朝政府赠送的《古今图书集成》是他们成立之初所获得的最早的中文著作。馆藏现在已逾20万册。哥伦比亚大学的古代中国文献中，方志是比较突出的收藏，有1，600余种，17，000册；族谱1，041种，10，000册。关于历史、地理、传记、家谱的书籍很丰富，文学方面的资料也不少。此外还有藏文、满文、蒙文的资料及各种学术性杂志和定期刊物。
　　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一直有很强的学术阵容。夏德（Fridrich Hirth）、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傅路特（L. C. Goodrich）、韦慕庭（Wilbur C. Martin）、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等，都是有影响的重要学者，但以研究先秦两汉、古代思想史、现当代中国问题的学者居多。在传教士研究方面，前东亚研究所所长林德贝克（John M. J. Lindbeck）教授曾撰写《美国传教士和美国对华政策，1898—1901》（1984年）。林德贝克的父亲是传教士，他自幼随父生活在中国。柯乐博（O. Edmund Clubb）研究中俄关系史，他的著作有《中俄关系史》（1971年）。目前哥伦比亚大学清史研究方面有成就者，有曾小平（Madeleine Zelin）等专家。曾小平是历史系教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教育部东亚国家资源中心主任。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早期现代问题、中国法律史、中外法律比较，著有《县官的故事：18世纪清朝合理化的财政改革》（1984年）、《清代中国的经济结构：鸦片战争150周年的一些思考》（1991年）、《现代化与19—20世纪中国的经济结构》（1994年）等。
　　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是美国很有实力的图书馆，原来是加拿大的葛斯特图书馆，1937年后全部转到普林斯顿大学。葛斯特图书馆有汉文藏书约100，000册，有宋刊本7种，2，800余册，明刊本1，000种，24，000册。其中，医书500种1，700册，围棋与棋谱500册。学者王重民曾撰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屈万里重订），共70万字，是对其馆藏宋、元、明、清诸朝近2，800部善本的著录。现葛斯特图书馆藏书总数在300，000册以上。胡适曾撰写过关于葛斯特图书馆收藏情况的文章，对馆内书籍状况有详细介绍，尤重于清代内容。
　　普林斯顿大学在中国古代史方面很有研究实力。在中国思想史方面，突出的研究者是余英时（Yu Yingshih）教授。他关于明清史的重要研究著作有《方以智晚年和他的死》（1972年）。《戴震和章学诚》（1976年）。他对汉代历史也有精深研究，著有《汉代中国的贸易和扩张》（1967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明清史专家还有毕德胜，主要研究明清思想史。他是1970年的哈佛博士，著有《方以智及其对思想变化的促进》（1979年）。他领衔主编了《剑桥中国史》第9卷清朝卷（至1800年）。此书已于2002年10月出版。目前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韩书瑞教授，也是中国清代和近代问题研究专家。她毕业于耶鲁大学，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任。主要研究清代社会，著有《中国千禧年暴乱：1813年的八卦教起义》（1976年）、《山东暴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1981年）、《18世纪的中国社会》（与罗斯基合著）、《北京：庙宇和城市生活，1400—1900》（2000）等。韩书瑞教授说，她始终希望自己研究乡村、农民、大众文化，但也想通过对北京的研究，揭示明清时期都市的变化。
　　这里有必要谈谈她和罗斯基（Eveiyn Sakakida Rawski）教授合作编著的《18世纪的中国社会》这本著作。这是一本关于清朝研究的重要著作，提出不少理论问题。罗斯基为1968年哈佛大学博士，现任匹兹堡大学的教授，主要进行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著有《中国南方的农业变化和农业经济》（1972年）、《清代中国的教育和大众文化》（1979年）、《晚清帝国和大众文化》（合著，1985年）、《晚清帝国和近代中国的葬礼》（合著，1988年）等。罗斯基和韩书瑞一样，重视对大众史、大众文化和社会礼俗史的研究，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和很多历史学家一样，罗斯基意识到礼仪和官僚制度是密切相关的，研究礼仪有助于中国官僚制度研究。
　　　　　　（3）芝加哥大学、密西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东亚图书馆和美国中东部清史研究
　　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成立不是很早，但清代文献不少。该馆建于1936年，当时学校也开始中文教学。1943年收购到德国汉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的汉、日、满、蒙、藏文书籍21，000册。现该馆藏书已达530，000册，其中汉文书籍达340，000册，包括有元、明刊本500余种，15，000册；清初至乾隆刊本500余种，7，000余册，还有方志2，700种，丛书600余种等。关于清代的资料，若干珍贵者如文廷式手稿《知过轩随录》5册。1969年我国台湾大华印书馆的《文廷式全集》未收录此书。《知过轩随录》对黑龙江及俄界边疆事宜有详细叙述。此外，该馆收藏的邓显鹤《沅湘老旧集续编》65册，也是未刊稿本。
　　芝加哥大学一直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重镇，在古代史研究方面一直名列前茅，顾里雅（Herrlee G. Creel）教授奠定的先秦史研究基础现在依然稳固。芝加哥大学还涌现了像何炳棣（Ho Ping-ti）这样有影响的华人学者。何炳棣清史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中国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的历史研究，1368—1953》（1959年）、《明清社会史论，1368—1911》（1974年）。前书揭示了近600年的中国人口发展趋势，指出中国社会内部存在有复杂的历史变化，强调1775年以后人口快速增长以及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困惑，赋予中国历史发展许多新特征。后书对中国社会流动及其趋势和由此反映的人口、经济因素变化做了精辟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启发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深入到中国内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对美国的“中国中心观”形成有重大理论意义。芝加哥大学另一位享誉国际学界的学者是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他是印度裔学者，著有《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1988年）。这本著作的重要理论创见是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学说。他认为孔飞力一代发现了绅士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但真正介于国家和社会中间的力量，应该是文化。杜赞奇是史华慈的学生，1988年10月，史华慈在给学术界朋友的信中就称赞过杜赞奇。他写道：“可以毫无保留地说，在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史研究领域中，他是最有思想和最有创造力的学者之一”，“在我印象中，他的新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在我所阅读的关于论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著作中，为最有创造性的一部专著”。此书获得1989年美国历史协会费正清奖、1990年美国亚洲协会的列文森奖。1995年，杜赞奇又出版新著《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密西根大学亚洲图书馆成立比较晚，主要收藏以现代的文集为主。据截至2002年7月的统计，该校有640，659册书籍，其中汉文书有351，240册，缩微胶卷中有29，563片是汉文的，还有24，115片单片汉文胶片。密西根大学中国中心以现当代中国研究为主要对象，他们的中国数据中心（China Data Center）在美国高校中很有名气，目标是建设一个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具有超前性质的信息网站。密歇根大学希望网站能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综合中国历史、社会和自然科学的数据，将空间和时间的所有相关信息很好保存。他们希望网站的工作有助于各学科对信息资源的利用。这个中心确定的使命还包括：支持对地方、地区和全球变化的人文和自然情况的研究；推动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定量分析；推动空间研究的合作探讨；促进中国问题教学和研究的信息共享等。他们强调与中国和世界诸大学、研究所合作与共同发展；调整诸种分散的工作，形成标准化、档案化、一体化的数据库。
　　密西根大学有几位清史研究的有影响专家。前密西根大学中国中心主任费维剀（Alburt Feuerker）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主要研究近代中国经济，著有《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办企业》（1958年）、《中国经济，1870—1949》（1969年）、《18世纪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清朝鼎盛时期》（1976年）等。费维剀赞同费正清的“西方冲击论”，他认为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制度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阻力，中国传统思想不改变，对西方的响应是无结果的。由此，他还对中日近代化的过程做了比较研究。费维剀也从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主要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而使密西根大学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博士的培养点。司徒琳（Lynn A. Struve）就是密西根大学1974年毕业的博士，现任印第安那大学历史系教授。当年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历史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清代史学中的南明》。司徒琳专著有：《黄宗羲学术思想中良知的概念》（1982年）、《对黄宗羲主要作品的重新评价》（1988年）、《明清之变》（1998年）《明清史学和史料问题》（1998）等。现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教授也是密西根大学培养的博士。她的学位论文《华北的暴动和革命，1845—1945》出版于1980年。她认为对农民反抗斗争的研究，在注意其发动时间、阶级身份、社会组织、政治倾向探讨的同时，还应注意其斗争区域，关注特殊地区的特殊模式问题。她试图从环境生态学的角度解释捻军和红枪会。裴宜理被认为是美国第三代中国学家中最有成就的代表之一。在密西根大学历史系执教的詹姆斯&S226;里（James Lee）教授也是清史专家，主要研究晚清、现代中国、比较人口统计学和比较人口社会学、社会科学史。清史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中国农村的运气和财富：社会组织和习俗，1774—1873年的辽宁》（合著，1997年）、《死亡率、生活水准和家庭本位：1700—1900年的欧洲和亚洲》（合著，2003年）。他主编有《强民：中国的粮仓和供应，1650—1850》（1991年）。
　　威斯康星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也有一些东亚历史资料。其中，特藏部有一批关于西藏和蒙古的木刻文件，共有549项，涉及350个题目，其中有50个藏文手稿，125个蒙古的木刻本，内容主要是当时的祷告和宗教仪式。该馆还有一批中国早期报纸的缩微胶卷、中国方志和佛教书籍。藏书部也有一些清代书籍，另有孙中山的部分墨迹。威斯康星大学中国学方面

4）斯坦福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南加州大学、夏威夷大学东亚图书馆和清史研究
　　斯坦福大学的东亚资料主要集中在胡佛图书馆的东亚藏书馆，其中主要是汉文和日文方面的资料。由于斯坦福大学总的研究方向是当代中国，关于清代或近代的文献不是很多。但也有一些大陆和台湾的档案文件，如1911年辛亥革命的海报等资料。该馆所收藏的康熙年间的《嵊县志》也为它处所未见。
　　在斯坦福大学，比较早的研究中国史学史和思想史的专家是尼维森（David Nivison）教授。主要代表作是《章学诚的生活和思想，1738—1801》（1966年），这是国际学术界对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的比较早的研究性专著。哲学史教授施友忠（Vincent Y. G. Shih）出版了《太平天国思想史》（1967年）。斯坦福大学另一位有影响的中国学家是马若孟（Ramon H. Myer）。他是经济史研究专家，曾是美国《清史研究》的编辑。他关于晚清和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著作是《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1970年），对1890—1949年间的华北农村进行了考察，探讨传统农业步入近代化的问题，马若孟还是《剑桥中国史》第9卷清史卷第10章“经济发展”篇的撰著者。施坚雅（William G. Skinne）也是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成员，1966—1989年间供职于斯坦福大学，主要著作有《中华晚期帝国的城市》（1977年）等。施坚雅是人类学家，主要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他用跨学科的方式，形成了自己一套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式——“施坚雅模式”。“施坚雅模式”理论体系比较完整，在美国和西方中国学界有相当大的学术影响。施坚雅促进了美国学界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并且是美国中国学界跨学科研究的积极倡导者。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就呼吁将社会科学引入中国学的研究，他本人也是积极而卓越的实践者。现在斯坦福大学进行清代历史研究的学者还有马修&S226;素穆（Matthew Sommer），他的主要著作是《晚清帝国的性、法律和社会》（2000年）。这是一本对18世纪清代性观念演变进行分析和研究的专著。
　　在美国西部地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也是中国学的重镇。在50—60年代，有一批重要的中国学家在这里活动。张仲礼是50年代很有影响的华人学者之一，后回国工作。他的著作《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1955年）主要从制度史的角度对19世纪中国科举体制、法律基础和绅士阶层进行了全面研究。他所描绘的绅士阶层的内容，引起美国学术界关注。该书的导言称赞说：“张仲礼关于19世纪中国绅士的研究成果，在华盛顿大学正在从事的中国社会研究项目中占有核心地位。他的成果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而且对于那些总的来说留意于了解社会组织和社会发展的学者来说，都是有意义的。”萧公权（Hslao Kung-chuan）1959—1968年间也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工作，著有《十九世纪中国乡村》（1960年）、《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世界研究》（1975年）。前书探讨的焦点是封建国家政权控制农村的问题。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权深入农村基层，但这样的政权控制，在19世纪已经普遍崩溃。目前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系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是两位学者，一位是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教授，进行宋代社会和文化研究；另一位是肯特&S226;R&S226;盖（Kent R. Guy），进行中华晚期帝国研究，包括清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史。肯特&S226;R&S226;盖是1981年哈佛大学博士，著有《乾隆晚期的学者和国家》（1987年），此书获1989年度美国亚洲协会列文森奖、美国历史协会太平洋分会年奖。他还撰写了有关中国法律文化的反思批评的文章。
　　南加州大学也建有东亚研究机构。傅斯（Charlotte Furth）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她是1965年斯坦福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也研究中国的性生活史和科学史。她的著作有《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和1970年出版的《丁文江：科学和中国新文化》。
　　在夏威夷大学历史系从事清史研究的学者是陆西华（Gertraude Roth Li）。她是1975年哈佛大学博士，通晓汉语、满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少数民族问题、国际教育问题，撰有论文《满汉关系》，收入史景迁主编的《从明到清》书中。研究的课题有《满族：满族资料阅读指导》、《满人与满州国建设》。她应邀参加《剑桥中国史》第9卷清史卷的撰写，承担清初部分的研究。夏威夷大学历史系的郭启涛（Guo Qitao）是年轻学者，1991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明清和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宗教史，专以安徽南部徽州为研究对象，进行该地区明清社会、宗教和经济的研究。
　　　　　　（5）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圣地亚哥分校、戴维斯分校、长滩分校、尔湾分校东亚图书馆和清史研究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的历史比较早，1896年，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设立了汉文藏书馆，他将在江南制造局任职时所译的科技书全套100册带回，成为现在这套书最全的收藏本子。后江亢虎将自己的13，000册书赠该馆，成为该馆汉文藏书的基础。至20年代初，伯克利东亚馆已是全美校园中最好的东亚书库，现在仍是全美大学图书馆汉文资料收藏的重点单位之一。除历史类书籍外，该馆还收藏有17—20世纪绘制的中国地图两千余件，藏文的那塘版甘珠尔经籍1，400卷，还有科技和方志类书籍等。该馆有各类汉文拓片2100余件，佛经100多种，各类手稿7，000多部，其中相当部分是清代文本。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学和清史研究一直走在美国前沿。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是影响相当大的一位。他的主要著作有《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1955年）和《儒教的中国及其现代命运》（1958年）。列文森是费正清的学生，才华横溢，不幸过早去世，美国亚洲协会以他名字命名设立列文森图书奖。列文森的学术贡献在于，他是西方世界首次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提高到全新高度的学者，并以“传统—近代”模式响应费正清的“西方冲击论”。魏斐德（Frederic Evans JR. Wakeman）是60年代崛起的第二代中国学家，主要研究明清史，著有《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的华南社会动乱》（1966年），这是他的学术奠基作。与费正清对中国问题的整体研究不同，魏斐德强调对中国地方问题的探讨，而正是这种对地方史的深入研究，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差异性。魏斐德的清史研究著作还有《洪业》（1985年）等，《洪业》获1987年度亚洲协会的列文森奖。魏斐德担任过多年的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另两位有造诣的中国学家是叶文心（Yen Wen-hsin）和从事明清研究的姜士彬（David Johnson）。姜士彬很重视大众文化的研究，这些年的主要精力也在于此。他和黎安友、罗斯基等学者合作编著了《晚清帝国的大众文化》（1985年）。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东亚图书馆是1948年成立的。创始人里查德&S226;C&S226;鲁道夫（Richard C. Rudolph）当时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方语言系主任，1947年到中国和日本进行访问的途中，购买了10，000册书籍，回来组织了东亚图书馆。据截止到2003年4月1日的统计，该馆总藏书471，305卷，其中汉文藏书253，763卷，主要是关于考古、佛教、民俗、前近代史方面的著作。该馆的一个特色，是关于中国教育史资料的收藏。历史系韩玉珊教授曾向东亚馆捐赠了他所收藏的清代科举试卷（1646—1904）近500份。洛杉矶分校的图书馆还将他们在台湾和日本东京大学收集到的资料汇总，编辑成《明清科举档案资料》（1531—1910）。此外，该馆还收藏有关于明清科举制度的缩微胶卷。
　　该校集中了一些中国学研究的学者。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教授在清史研究方面的奠基之作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梁启超和近代中国自由主义》，1972年出版。针对列文森的研究，他说并没有感觉到列氏所强调的梁启超的所谓情感与理智的冲突问题。恰恰相反，梁启超无论在情感上与理智上，都依恋着他的传统，“特别是依恋着他得自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黄宗智指出，在梁看来，中西思想并非截然相悖，而是各为一个复杂的思想范畴，两者有许多相通之处。1985年，他出版了《中国华北的社会变迁和农民经济》，此书获美国历史协会的费正清奖；1990年，又出版《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获亚洲协会列文森奖。他提出了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过密化”理论。近来，黄宗智转向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他认为西方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研究理论有偏颇，其间还应有“第三领域”。黄宗智是《近代中国》的主编，思想活跃，每每提出重要理论问题，引起学术界关注。2002年，他在《亚洲研究杂志》发表题为《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的文章，批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e）的《大分岔：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引起美国和世界中国学界的关注。
　　洛杉矶分校另一位重要的清史学者是艾尔曼（Ben jamin A.Elman）。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华帝国晚期和近代的思想史、文化史（1000—1930）、中国教育史（1600—1900）和中国史学，主要著作有《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和教育，1600—1900》（合著，1966年）、《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1998年）、《从哲学到文献学：晚期中华帝国的思想和社会变化问题》（2001年）。艾尔曼还在1996年编制了《中国经典文学工具书录及使用练习》并发布于互联网上，其中有清代史学研究的专章，为全球研究中国清史的学者带来极大便利。目前该校清史研究专家还有波哈特（Kathryn Bernhardt），主要研究晚期帝国和近代中国，研究方向为中国妇女史和中国法制史，著有《中国的妇女和权力，960—1949》（1999年）等。她在1992年出版的《租金、税和农民抵制：长江下游地区：1840—1950》，获当年亚洲协会的列文森图书奖。她是1984年斯坦福大学的博士。格莱恩（Richard Von Glahn）也是其中一位，主要研究10—18世纪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史、大众宗教、城市史、大众社会运动、比较经济史、1000—1800年的全球经济综合问题，著有《财富之源：1000—1700年间中国的钱和货币政策》（1996年）。他即将出版的著作还有《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演变》（合著）、《全球视野中的钱币史，1500—1800》（合著）等。他是1983年耶鲁大学的博士。
　　加州大学是由数个分校组成的圣地亚哥分校在加州的最南端。这里有影响的专家要数周锡瑞（Joseph W.Eserick）教授。他主要研究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主要著作有《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1976年）、《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987年）。其中，《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获1987年美国历史协会费正清奖、1989年的列文森奖。他还与玛里&S226;兰金（Mary Rankin）合撰《地方精英和统治模式》（1990年）。他是美国中国学界的活跃骨干和史学批评家。最近他对何伟亚（James L.Hevia）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提出批评。他对后现代主义现象表示异议，论文的题目是《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2000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由他主编的关于中国城市近代化问题研究的专著。
　　加州大学长滩分校进行晚清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专家主要是鲍晓兰（Bao Xiaolan）教授。她还研究中国妇女史、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电影史、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移民史。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前辈学者有徐中约（Hsu，Immanuel Chung-yuch）教授，早在1959年，他就出版了《清代的思想倾向》。他是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晚清卷的撰稿者。现在该校的清史专家有马克&S226;C&S226;艾略特（Mark C. Elliott），他主要进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和机构史、中国和亚洲内部国家关系史、清代少数民族问题研究，著有《满人之路：中华帝国晚期的八旗和民族身份》（2001年）。现在正在研究的课题有“18世纪清朝边境的政治、战争和民族”、“20世纪的满族”、“清季满文档案”等。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清史研究一直比较强。开拓者有刘广京（Kwang-ching Liu）教授。1950年，他就和费正清合作编写了《近代中国，中文著作书目指南，1898—1937》。1962年，出版学术著作《英美轮船业在中国的竞争，1862—1874》。他还和费正清合作主编了《剑桥中国史》晚清卷。普赖斯（Don Price）也是这方面专家，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专著有《俄国和中国革命起源，1896—1911》（1974年）。曼素恩（Susan Mann）教授则在妇女史和性生活史方面有较多成果。她是1972年斯坦福大学的博士，主要研究明清史、东亚地区家庭和性关系史、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中国社会文化经济史。著有《地方商人和中国官僚，1750—1950》（1987年）和《历史的记录：18世纪中国的妇女》（1997年）。后书获亚洲协会1999年度列文森奖。她在《剑桥中国史》第9卷前清卷中撰第9章“妇女、家庭和性”。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学者主要有彭慕兰教授，1988年耶鲁大学博士。他的研究兴趣主要是清代与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比较研究，代表作是《大分岔：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2000年）。该书获得2000年美国历史协会费正清奖，也是一本引起国际学术界很大学术争议的著作。他的主要观点认为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可能走上与中国江南经济发展相同的道路，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取向。他的观点受到黄宗智的批评，他们各自描绘了前近代中国的发展路径。彭慕兰的另一本重要著作是《从中心到边缘：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与经济》（1993年）。尔湾分校历史系的另一重要学者是王国斌（R. Bin Wong）教授，主要进行中国近代史和历史比较研究，著有《转变中国：历史变化和欧洲经验之局限》（1997年）等。他198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作为老师的史华慈教授对王国斌有很深印象，看好他的研究前景。他认为王国斌所写的关于清代食物供应的学术论文，奠定了其晚清经济史研究前沿专家的地位，建立在他对广阔学术问题的理解基础之上，也是对当代经济史前沿理论的敏锐捕捉。
　　　　　　（6）国会图书馆和美国中部、南部大学清史研究
　　美国国会图书馆是美国最早收集中国图书的图书馆，也是中国之外最大中文书籍收藏馆之一。最初是在同治八年（1869年）收到清廷所送书籍，这是应美国政府要求回赠的图书，为10种，933册。该馆于1928年正式成立东方部。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是该馆的第一任主任。现在藏书总量为900，000册，除汉文外，还有满文、蒙文、纳西族和其他民族文字的著作。藏书涉及领域很广，主要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其中相当部分是清代档案资料，而明清之间的方志、家谱、各类抄本和稿本也颇丰。国会图书馆还珍藏有一批藏文的木刻版画和手稿，其中的一部分是柔克义（William Woodwillm Rockhill）1888年至1892年间在蒙古和西藏旅游时所获得，包括有木刻版画57件、手稿8件。此后，在1901年至1928年间，柔克义、劳费尔等学者又获得920件木刻版画和手稿。现在，国会图书馆也是西方世界最大的藏文献馆之一，所藏藏文文献涉及佛学、历史、地理、医学、乐谱、占星术、解说词、肖像学等诸多领域。
　　这里有必要特别提到恒慕义馆长，他也可以说是美国清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恒慕义是1931年莱登大学博士，主编《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年》（30年代开始分两卷出版），50位东方和西方学者参加了工作。这部著作反映了美国早期汉学的特色，有800个人物传记。为撰写这部著作，主编恒慕义及其工作人员曾查阅1100多卷正史和数百卷“笔记”，行文也十分严谨。每位传主，都有姓名、号、字，出生年月、籍贯，主要经历和事迹，篇末有注释。胡适为这本著作撰写序言，称该书为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至少在目前来说，没有任何语言包括中文在内的著作可与之相匹，无论在对概念的理解方面，还是在陈述的客观性和其应用上”，是“研究现代中国早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同时代的重要学者还有拉铁摩尔（Owen J.Lattimore）。他曾于1928年至1929年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进修，先后考察过新疆、内蒙古、东北，是当时唯一到过内蒙古、新疆、东三省等多处边境游历过的美国人，著有《满洲：冲突的摇篮》（1932年）、《中国亚洲腹地边疆》（1940年）等。《中国亚洲腹地边疆》在逐一考察中国各时期边疆状况的基础上，论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该书被认为是具有“最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对于西方人了解远东，“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贡献”，由此确立了在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地位。拉铁摩尔关于长城历史地位的理论，至今仍值得认真研究。
　　美国中南部地区的清史专家中，田纳西大学的郝延平（Hao Yen-P'ing）教授是应该注意的一位。他是1966年哈佛大学博士，代表作为《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间的桥梁》（1970年）。他也是费正清《剑桥中国史》晚清卷下册第三章“中国人对西方看法，1840—1895”的撰著者，现该校历史系的中国学研究，正由年轻学者威德塔（Hilde De Weerdt）接续。她已经做成文渊阁《四库全书》的网上查阅本。
　　约翰&S226;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罗威廉（William Rowe）教授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崛起的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专家，主要著作有：《汉口：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1984年）、《汉口：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会，1796—1895》（1989年）、《陈宏谋18世纪中国精英意识》（2002年）。他力主用“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等范畴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发生，也不认为自己是按照西方标准研究中国社会。提出这个问题的学者还有玛里&S226;兰金和大卫&S226;斯特朗（David Strand），前者是在1986年提出这一学术创意的，后者则在1989年撰写了相关论文。罗威廉认为，汉口商人的独立自治取代了政府的直接干预，其行会等民间组织扮演了重要的地方自治的角色。除了绅商之外，新兴的军人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和其他阶层人士形成了庞大的市民阶级，他们反对政府干涉地方事务，追求自身既得利益，最终成为封建王朝的掘墓人，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罗威廉提出的问题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很大讨论，至今还是学术焦点。柯文认为，罗威廉的研究在克服了一种视中国无力自我转变而靠西方引进现代化的偏见之后，又无意中对中国历史形成了另一种偏见，即中国历史只有那些符合西方现代化定义的发展轨迹才变得有意义。
　　在北卡罗莱纳州大学，迈可&S226;亨特（Michael Hunt）曾经出版过关于美国在东北的政策的研究著作《中美关系，1895—1911》（1973年）。现在比较有影响的专家是何伟亚（James L. Hevia）教授，他是1986年芝加哥大学的博士，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全球发展史、18世纪以来中国和欧洲北美关系史。他的专著《怀柔远人》（1995年），获得亚洲协会的列文森奖，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经典著作而名声大躁。该书也由于周锡瑞的批评而引起争议。他即将出版的著作有《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育》，这本著作在资料的搜寻上花了很大的工夫。
　　在美国的中南部，杜克大学的阿尔夫&S226;德里克（Arif Dirilik）也是一位值得重视的中国学家，现调奥尔冈大学工作。他的主要方向虽不是清史，但所阐发的后现代理论对美国的中国学有很大影响，包括清史研究。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总结评论文章很多。杜克大学新出版的《立场》（Position）杂志曾发表多篇回顾和评论美国中国学的理论文章。法克哈（Judith B. Farquhar）和何伟亚，曾在1993年《立场》杂志发表论文《文化与战后中国历史学》，他们对“文化”提出了新解说，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实际是“伴随近代民族国家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在欧美产生的”，“在价值、意向、思想等观念与行为之间关系上的这种假定”，“应当重新进行审视”。
　　德克萨斯大学历史系教授路康乐（Edward J. M. Rhoads）撰著的《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2000年），被认为是重要学术成果，获2002年美国亚洲协会列文森奖。作者主要研究近代中国、满汉关系、在美华人、美籍华人，以及中国的妇女和性问题。他是1970年哈佛大学博士。
　　以上是笔者对美国清史资料和清史研究的概括性介绍。从所叙述的这些情况可以看出，美国的清史资料收集和整理，虽不能和国内比，但还是很有自己的特色，有些资料国内确实没有。在资料的收集和展示方式上，也很注意适应信息化时代的需要和特点。美国的清史研究，在方法上和理论上有相当大发展，与一百多年前的认识不可同日而语。耶鲁大学史景迁教授曾对笔者说，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清史、民国史研究相对突出，科技史、妇女史、大众问题研究、边疆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研究同步发展，继续呈现多学科交叉发展态势。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讲究史识、眼光和洞察力。我们在关注美国对我国清史研究的同时，要注意分析他们著作中的世界眼光和比较眼光，注意鉴别他们的理论、方法和前沿价值。有影响的学者是林毓生（Lin Yusheng），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社会史和儒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