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蒙元史研究专家

本世纪初期，涌现了一批卓越的蒙元史研究的带头人，本世纪中叶许多有成就的蒙元史专家多出于他们门下。随着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东方学各学科析分愈细，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更加专门化。但由于蒙元史涉及的民族甚多，地域甚广，因而又具有多学科的特点。一方面，汉学、蒙古学、藏学、伊朗学以及欧洲中世纪史的专家都有不少与蒙古史有关的著述；另一方面，优秀的蒙元史专家也多兼通数门语言和若干学科的知识。

法 国
东方学大师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是本世纪蒙元史研究领域无可争辩的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权威，这是由于他不仅汉学造诣极高，而且兼精蒙古、突厥、西藏、印度、伊朗、印支等学。渊博的语言和文献学知识加上异常的天才和勤奋，使他在极广的研究领域中几乎无往而不获。伯希和毕业于法国东方语言学院，曾受业于沙畹。1899年为印支古迹调查会（不久改为河内法国远东学校）研究人员，后任教授。其间多次来我国搜集图书资料。1906至1908年在我国新疆、甘肃考察古迹，从敦煌千佛洞等处劫走大量珍贵的古文书、写本、木简及绘画等文物。1911年成为法兰西学院教授，直至去世。1925年起担任《通报》主编，1935年当选为法国亚洲学会会长。

伯希和的主要研究领域一直是古代中亚史和中西交通史，其最重要阶段正是蒙元时期。从本世纪初至去世的四十多年中，他写下了大量研究蒙元史的论文、著作、札记和书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他去世后陆续出版的。概括地说，他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几种重要史料展开的。一是《元朝秘史》，涉及书名、成书年代、版本和相关的其他蒙文文献，以及古代蒙古语、名物、制度的考订等方面。主要论文有《元朝秘史的蒙文标题》（《通报》，1913）、《今已不发音的13、14世纪蒙文中的h字首词》（《亚洲杂志》，1925）、《元秘史旧蒙文中的一段讹误》（《通报》，1930）、《阔阔·迭卜帖儿与户口青册》（同上）、《释‘站’》（同上）《秘史蒙古原文中的两处脱漏》（《亚洲杂志》，1940）、《忽卜赤儿》（《通报》，1944），以及畏兀字和八思巴字蒙文碑铭、文书的研究。其《秘史》拉丁字转写及法译本（译文仅有前6卷，即第1—185节）于1949年出版。二是欧洲使臣、教士的报告和相关的东西方文献，由此研究蒙元与罗马教廷及欧州国家的关系和元代基督教情况。主要论著有《唐元时代中亚及远东之基督教徒》（《通报》，1914），《蒙古人与罗马教廷》（《东方基督教评论》，1923、1924、1928），《中亚和远东基督教徒研究》（1973年出版，有关卡尔平尼、卢勃鲁克、雅八剌哈与列班扫马、汪古部基督教的研究札记）。三是《马可波罗行记》，从他学术生涯之初便开始研究此书（1904年出版的《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就有这方面内容），后期倾注大部分精力于此。1938年，他与英国东方学家穆勒（A.C. Moule）合作完成的基于Zelada抄本的拉丁文合校本，和基于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法—意混合语原文抄本并用多种版本校订、增补的英文译本（书名从Zalada本作Description of theWorld）在伦敦出版，这被公认为研究者必用的最完善本子。伯希和的马可波罗行记注释虽未全部完成预定条目，但已形成为一部煌煌巨著，在他去世多年后由韩百诗负责整理，按字母顺序排列，分两卷出版于巴黎（Notes on Marco Polo，第1卷，1959；第2卷，1964）；1973年出版了第3卷：索引。全书共有386条，每条均首列各种版本的异写并考其正误，有很多条文长达数十页甚至百余页。诚如韩百诗在“前言”中所说：“这已不再是马可波罗行记的注解，而是展现了他极其博大精深之学识的专题论文集。”四是《圣武亲征录》的译注，只完成一部分，1951年出版于莱顿，题为《成吉思汗征战史》第一卷。其中一部分出于韩百诗之手，署名二人合著。注释中包含有蒙古诸部落、人名、地理以及成吉思汗建国前漠北历史的详细、精辟的考证。

伯希和的蒙元史研究重要著作还有《高地亚洲》（1931），《金帐汗国史札记》（巴黎，1950），在1902年译注本基础上增订的《真腊风土记》译注本（未完成， 1951年由戴密微、戈岱司整理出版），《卡尔梅克史评注》（巴黎，1960）。他写了大量书评，其中《评<王国维遗书>》，（《通报》，1929）、《评巴托尔德著<突厥斯坦>》（同上，1930）、《评<长春真人西游记>Waley英译本》（同上，1931）、《库蛮》（《亚洲杂志》，1920，评班额与马迦特合著之《东突厥方言研究》），都是有关蒙元史的精辟考证文章。

同时代的东方学家伯劳舍（E.Blochet，1870—1937）从1895年以来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写本部从事波斯、阿拉伯文史料的整理、编目和校勘工作，著有《拉施都丁蒙古史导论》（1910），并刊行了以本馆所藏抄本为底本的《史集》第二卷波斯原文校勘本（1911）。这个刊本尽管由于底本不佳和伯劳舍的东方语造诣不高而多有讹误，但长期以来没有更好的新刊本替代它，所以一直是最方便于研究者使用的本子。

以擅长编撰综合性著作闻名的东方学家格鲁塞（R.Grou- sset，1885—1952），开始是治希腊史的，后兴趣转移到亚洲历史文化。他知识广博，尤善于吸收和总结诸家研究成果，取其精华，有机地组织到自己的综合性著作中去，因而他的书往往能反映有关学科已达到的研究水平。他的这一类著作很多，蒙元史方面主要有《草原帝国：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从匈奴到清朝平定准噶尔，主要部分为蒙古史，1939）、《蒙古帝国》（第一阶段：成吉思汗建国前的蒙古、蒙古国的形成和后来的变迁，1941）和《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传》（1944）。此外，他的《远东史》（1929）和《中国史》（1942、1943、1947）等书都含有元代史内容。

伯希和时代法国的蒙元史研究达到顶峰，此后就逐渐下降了。能继承其事业者为数不多，其中佼佼者是他的学生韩百诗（L.Hambis，1906—1978）。上述伯希和的许多种重要遗著都是由他整理出版的，其功甚大。他从1942年起在东方语言学校教授蒙古语，编有《蒙古书面语语法》（1946）；后为高等实验研究学院教授，1965年以后为法兰西学院教授，恢复了伯希和创立的中亚历史文化课程，并建立了中亚研究中心（1974），从而使法国的中亚语言学、考古学研究传统得以维持。他的蒙元史研究成果主要有：《元史卷一○七宗室世系表》译注（1945）和《元史卷一○八诸王表》译注（1954），两书对检索蒙元史重要人物家世、履历十分有用；《马可波罗寰宇记》法译本（1955）与《卡尔平尼蒙古史》法译本（与Becquet合译，1965）；《成吉思汗》（1973），此是一部学术水平和文笔俱佳的传记作品；与伯希和合著的《圣武亲征录译注》；《明代蒙古史文献》（1971）。其重要论文有《蔑儿乞部伯颜传初释》（《亚洲杂志》，1953）、《谦河札记》（同上，1956）、《关于叶尼塞河上游的三个部落：乌思、合卜合纳思和帖良兀》（同上，1957）、《元代高丽史札记》（《通报》，1957）、《关于“成吉思汗石”》（高等中国研究所论文集，1960）、《汉、蒙文史料和拉施都丁书所载成吉思汗以前之蒙古历史》（《中亚杂志》，1970）、《圣路易与蒙古人》（《亚洲杂志》，1970）等多篇。

奥班夫人（F.Aubin）也是伯希和的学生，继从韩百诗学习，但她的研究方向注重于近现代蒙古史和蒙古社会史。1960年，她为拉契涅夫斯基的《元史刑法志》法译本编制了一部索引。1972年，在《蒙古研究》第3卷发表《内蒙古和中国的蒙古人：目录学基础》，长达158页，是当时唯一有关内蒙古的西文书目。她在1974年发表的《蒙古的汉学：蒙古人民共和国对10—14世纪中国的研究状况》（载《宋史研究通讯》9），系统介绍了蒙古的考古、历史、《秘史》及其他蒙元时代著作。

让·理查德（Jean Richard）是中世纪史专家，他在蒙古与西方关系的研究上很有建树，撰有《教廷与波斯蒙古人关系的起始》（《亚洲杂志》，1949），《13、14世纪前往蒙古的使团》（《天主教使团全史》第1卷，1956），《蒙古与拂郎》（《亚洲史杂志》，1969），《蒙古的最后通牒与伪信：西方与鞑靼人的战争动机》（《中亚杂志》，1973）等多篇论文。

此外，五十年代以来突厥学家巴津（L.Bazin）关于突厥—蒙古语的比较研究，人种学和蒙古语言学专家阿马雍（R.Ha- mayon）关于蒙古语和习俗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研究叙利亚教会史的专家J.M.Fiey所著《蒙古伊利汗国时代的叙利亚基督教徒》（鲁文，1975），分十章分别叙述伊利汗治下的雅各比派教士事迹，并研究了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此书史料十分丰富，可视为伊利汗国宗教史。

前苏联
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辽阔的领土——它几乎全部都曾处在蒙元帝国的统治之下——和与蒙古的特殊关系，因而蒙元时期史研究继续受到重视。成就最著者除巴托尔德外，当首推杰出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1884—1931）。符氏1904至1909年就学于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是著名东方学家科特维奇、鲁德涅夫和巴托尔德的学生。1912至1913年他赴巴黎、伦敦搜集资料和进修，听过伯希和的课。1915年起在彼得堡大学任教。曾先后多次到蒙古进行语言、民族学及历史与考古调查。他早期的著述主要是调查报告和语言、民间文学方面的文章，但一开始就有志于写蒙古人的历史，阐述其社会制度（1910年日记语，见符拉基米尔佐娃为亡夫遗著《蒙古社会制度史》所写的前言）。192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蒙元史著作《成吉思汗传》。书中充分利用了他称之为“成吉思汗及其战友们的……英雄史诗作品”的《元朝秘史》以及其他多种东西方史籍，资料丰富，文笔生动，是一部很好的传记读物，因而先后被译成法、英、日、土、汉等多种文字。此后他陆续发表了多篇语言学、历史学的考据文章，有关蒙元史者有《见于蒙古文献中的帖卜一腾格里》（《苏联科学院报告乙辑》，1924），《关于达延汗称号》（同上丙辑，1924），《关于在伊利汗阿鲁浑诏书中见到的一个词》（同上乙辑，1929），《蒙古语那可儿》（同上），《蒙古称号别乞和别吉》（同上丙辑，1930）等。1925、1926年又两次到蒙古考察，并根据文献记载试图在肯特山（即元代不儿罕山）探寻成吉思汗的葬地（见1927年发表之《库伦城、库伦地区及肯特山区的民族语言调查》的“古迹探考”一章），尽管没有发现，但其地理位置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经过长期的研究积累和深思熟虑，最后两年他集中精力撰写《蒙古社会制度史》，但最后一部分没有写完就不幸病故，这部遗著于1934年出版。作者从草原游牧民经济的研究出发，进而阐明蒙古社会民族结构、阶级阶层关系和政治组织的演变，时间跨度从十一至十八世纪初，但重点是蒙元时期。在缜密研究的基础上，他创立了“游牧封建制”理论。此书是他毕生研究成果的结晶，以其资料丰富、观察敏锐、考证精细和富有创见，被公认为最优秀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标志着古代蒙古史研究跨入了从经济视点深入考察社会结构和形态的新阶段。它被译成多种外文，成为蒙元史研究者必读之书。

蒙古学家柯津（C.A.KoзиH，1879—1956）的蒙元史研究论文有《关于蒙古诸伊利汗外交文件译释问题》（《苏联科学院通讯》，第七期，1935）、《有关成吉思汗的一系列史诗传说片断》（《列宁格勒大学学术集刊》，20卷第1期，1939）等篇。他的主要成果是根据《元朝秘史》汉字音写原文，用俄文字母转写，并译为俄文，于1941年出版。但其俄文音写水平不高。

专门研究蒙古法律的梁赞诺夫斯基（B.A.Рязановский）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其代表作为《蒙古诸部习惯法》，原载《亚洲通报》51、52（1923，1924），后合刊为单行本（哈尔滨，1929）。此书收集了散见于《世界征服者史》、《史集》、马克利齐书等各种史籍中的成吉思汗大札撒条文，以及后代的卫拉特法典、喀尔喀法典等资料，极便参阅。他的有关论文还有《中国法对蒙古法的影响》（《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1931）、《元代的蒙古法与中国法》（1936）、《古代蒙古文化与法律对俄国文化与法律的影响》（同上）、《成吉思汗大札撒》（《哈尔滨法学院学报》10，1938）等篇。

苏联学者的蒙元时期史研究更多偏重于金帐汗国史方面，研究的问题大体承袭沙俄时代传统，有拔都征俄之役、金帐汗的诏敕和钱币、古遗址发掘、俄罗斯编年史的有关记载以及蒙古制度文化对俄罗期的影响等。本世纪初期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为维谢洛夫斯基（Н.И.Веселовскии），其论著多出在革命前，有《毗邻萨莱之古里斯坦所在地考》（1907。古里斯坦为金帐汗国铸造钱币的重要地方）、《有关金帐汗颁赐俄罗斯僧侣之诏敕的一些考释》（1909）、《金帐汗国史札记》（1916）等。革命后续有新作。沙俄时代已开始进行的金帐汗国都城萨莱（拔都萨莱与别儿哥萨莱两城）的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珍贵的实物资料，对文献资料相对贫乏的金帐汗国史研究是极有力的促进。1940年，纳索诺夫（A.Н.Насонов）的专著《鞑靼人与俄罗斯》（蒙古统治俄罗斯政治史）出版，作者主要依据俄罗斯编年史资料，并利用了译成俄文的东方文字史料。在此之前，雅库鲍夫斯基（A.Ю.Якубовский,1886-1953）和格列哥夫（В.Д.Треков）合著了一部“13—14世纪术赤兀鲁思形成和兴盛期的历史纲要”，题为《金帐汗国》（1937年初版，1941年再版）。雅库鲍夫斯基先后就学于彼得堡大学历史系（1913年毕业）和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24年毕业），深受巴托尔德的影响。他是造诣很高的中世纪中亚史、西亚史专家和考古学家，曾主持昔格纳黑、玉龙杰赤等古城的发掘。他撰写的这两个废城的考古报告（分别载1929和1930年的国立物质文化研究所《通讯》和《通报》）以及《别儿哥萨莱手工业的起源问题》（同上《通讯》，1931）、《东方封建制度——金帐汗国都城别儿哥萨莱》（1932）等论著，都表现了他善于把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历史研究。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他对《金帐汗国》一书作了大幅度的修订，增加了第三篇《金帐汗国的衰亡》，1950年出第三版，改名《金帐汗国及其衰亡》（余大钧汉译本作《兴衰史》）。1952年，此书获斯大林奖金。此外，他有关蒙元史的著述还有《不花剌的答剌必叛乱》（《东方研究所丛刊》，1936）、《11—13世纪蒙古史研究概述》（载《俄国东方学史纲要》，1953）等篇。
1936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制订了一项宏伟的研究计划——出版《史集》第一部（蒙古史）的全文集校本和俄文译注本。由杰出的伊朗学家罗马斯凯维哥（A.A.Ромаскевин）主持其事，组成了一个很强的班子，分工进行。在此以前出过的各种刊本都不完全，而且使用的底本不佳，该所研究者利用最早、最好的伊斯坦布尔抄本和也是很好的古老抄本塔什干本作为底本，取伦敦、巴黎、德黑兰、列宁格勒及东方学研究所五种抄本参校，质量自然能超过前人。工作程序是先编定原文的集校稿，再据以译成俄文。鉴于当时此书之第三卷即波斯的蒙古诸汗纪除卡特麦尔刊布的旭烈兀纪外都没有刊本，工作就先从此卷开始。由于注释工作难度极大，准备在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另出单独的注释卷，原文校本和译本都只脚注重要的异文。此卷原文由阿里札德（A.A.Aлизадс）校编，经罗马斯凯维哥审订，交阿伦德斯（A.K.ApeHдc）译为俄文，于1939年完成。因战争影响，该译本到1946年才出版，而其原文集校本则迟至1957年才面世（与译本合刊）。1952年，第一卷的俄文译注本分两册出版。第一分册（部族志）译者赫塔古罗夫（A.A.Хетасуров），注释者谢麦诺夫（A.A.Семенов）；第二分册（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纪）由斯米尔诺娃（О.И.Смирнова）译注，汉学家潘克福（Б.И.Панкратов）参加了注释工作。此卷的原文集校本只出了罗马斯凯维哥、赫塔古罗夫和阿里札德校勘的第一分册（1965）。第二卷（元太宗至成宗纪）的俄文译注本（译者维尔霍夫斯基，Ю.П.Верховский，他与潘克福合注）于1960年出版，原文集校本只刊布了由阿里札德校勘的太宗窝阔台合罕纪部分（1980）。第一、二卷的注释，利用了一些汉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许多名称和语词的解释有参考价值，但一般都比较简单。由于不能充分利用汉文史料进行校勘，因而有不少处采取了讹误的写法，可以订正而未能订正，译本亦从之而误。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这部集校本和译本仍是研究者最方便使用的好本子，是苏联学者对蒙元史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
十九世纪以来，在沙俄政府扩张政策的背景下，俄国学者不断地深入蒙古和中亚各地进行多方面调查，出了大量对研究这些地区古代历史也很有参考价值的调查报告（如普尔日瓦尔斯基、格鲁姆格济迈洛、彼甫佐夫、波塔宁、克列门茨等人的著作）。革命后，这种调查仍继续进行。因此，他们对蒙古、中亚地区古代遗迹和文献的发现，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学者。对蒙元史研究来说，除上世纪末和林城的发现外，最有意义的就是1907至1909年柯兹洛夫（Л.К.Ко-лов，1863—1935）考察队在额济纳沙漠中发现了黑水城废墟，找到了大量珍贵的西夏及元代文书和其他遗物（著有《蒙古、安多和哈剌和托废城》，1923）。1923至1926年，柯氏又率领考察队进行了纵贯蒙古的大规模考察。这次考察的成果，除震惊世界学术界的诺颜乌拉匈奴墓葬的发现外，在南杭爱省找到元代屯戍漠北的一支侍卫亲军所建之“宣威军”城，同样具有重大价值；对黑水城的第二次发掘也有不少新发现（有《1923—1926年蒙古旅行日记》，1949）。

1948至1949年，考古学家吉谢列夫（С.В.Киселев，1905—1962）领导苏蒙联合考古队对回纥故城哈剌·巴剌哈孙和蒙古国都和林城进行考古发掘，弄清了和林城的街区、建筑物布局，特别是万安宫遗址情况。1957至1961年，他又率队考察、发掘了额尔古纳河西支流乌鲁伦圭河北岸、希尔希尔河口附近的一座元代古城，和古城西北、昆兑河旁的元代宫殿遗址。希尔希尔古城位于“移相哥刻石”所在地之南数里，可以肯定是移相哥或其后王（齐王）所建的王府城，昆兑宫殿也应属于他家。同时，苏联考古学者还在图瓦自治共和国发现数处蒙元时代古城或居民点遗址，并进行了发掘，其中，乌鲁克穆河支流厄列格斯特河旁的登一帖列克古城，城内有官衙、手工作坊、汉式房屋等遗址一百多处，城外有灌溉渠道及耕作遗迹，吉谢列夫认为应即元代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的驻所——益兰州城；此外，克穆齐克河旁的废墟可能与元代谦谦州有关。上述这些考古成果，由吉谢列夫主持合编为《古代蒙古城市》一书（1965），非常有用。

1953年，苏联出版了多卷本《苏联史纲》的11—13世纪卷，其中对蒙古西征有很详细的叙述，系由中世纪史专家帕舒托（В.Т.Пашуто）等人撰写。1956年，帕舒托又出版了一部个人专著：《俄罗斯人民争取独立的英勇斗争（十三世纪）》，内容不限于蒙古征服俄罗斯，还包括中亚地区。

蒙古史专家莎斯齐娜（Н.Т.Шастина）以研究十七世纪俄蒙关系史著名，但她也从事蒙古文历史文献和蒙元史史料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有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沙拉图吉（黄史）》的原文校勘和俄译本（1957），1911年出版的马列英（A.И.Малеин，拉丁语专家）《卡尔平尼行记》和《卢勃鲁克行记》俄译本的补注本（1957），《中世纪蒙古文学中的成吉思汗形象》（载于《鞑靼、蒙古人在亚洲和欧洲》，1970），罗卜桑丹津《黄金史》的原文校勘和俄译本（1973）等。

著名藏学家、蒙古学家列里赫（N.Roerich，1902—1960）曾就读伦敦、巴黎等地著名大学，师从列维、马伯乐、米诺尔斯基诸大家，通晓梵、巴利、波斯、藏、蒙、汉等语言，从1930年滞留印度到1957年归国，主持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的藏学研究，论著甚富，涉及蒙、藏语言、历史、宗教诸方面。有关蒙元论文有《蒙古时代的阿兰军》（《著作集》，1967），《13、14世纪的蒙藏关系》（《西藏学会学报》，1973）等多篇。

六十年代以后，苏联研究蒙元史的学者不多，其中成绩最著者为蒙库耶夫（H.Ц.MyHKyeB，1922—1986？）。他的汉文程度很高，着重利用汉文史料研究蒙元史。其研究工作开始于钻研两部宋人出使蒙古的报告《黑鞑事略》（载《东方学问题》1960年第五期）和《关于<蒙鞑备录>与<黑鞑事略>——13世纪中国旅行家关于古代蒙古的记载》（载《中国——日本：历史与语言学》，1961）。1962年，他以《有关13世纪蒙古史的一些重要汉文史料的翻译和研究》论文获得副博士学位。其后继续发表《13—14世纪蒙古史的主要汉文史料》（载《东方诸国的现代学》第1卷，1963）。《有关最初几个蒙古汗的汉文史料》（耶律楚材神道碑的翻译与研究，1965），《蒙鞑备录》俄文译注本（1975）。专题研究论文有《论13世纪前半期最初几个蒙古汗在中国政策上的两种倾向》（载《布里雅特综合科学研究所集刊》第8辑，1962），《论13—14世纪蒙古牧民的经营方式》（同上第16辑，1965），《13—14世纪蒙古和中国经济状况问题》（载《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6辑，1965），《黑水城发现之两件蒙文印件残片》（载《蒙古研究》，1970）等多篇。
着重研究元末农民起义的博洛甫柯娃（Л.А.Боровкова）撰写了一系列论文：《红巾军起义与朱元璋的兴起》（《亚非人民》1961年第2期），《红巾军起义最初阶段的郭子兴—朱元璋集团》（载《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1963），《论14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反对蒙古征服者的斗争》（载《鞑靼—蒙古人在亚洲与欧洲》，1970）等。其专著有《中国的红巾军起义》（1971）。

克恰诺夫（Е.И.Кцчанов）是著名的西夏史专家，对蒙夏关系和蒙古征服西夏的战争有深入的研究，除专著《唐兀国史纲》（1968）外，还撰有《关于成吉思汗征服后唐兀人历史命运的几点看法》（《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6辑，1965）、《蒙夏战争和西夏的灭亡》（《鞑靼—蒙古在亚洲和欧洲》，1970）等篇论文。此外，他还著有《<元史>中关于13世纪吉利吉思移民的记载》（《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类1，1963），《征服世界的铁木真的一生》（1977）。

维克托罗娃（Л.Л.Викторова）着重于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历史的研究，著有《蒙古民族起源的最初阶级》（副博士论文，1961）、《古代蒙古游牧民阶级社会的形成》（《前资本主义历史问题》第1卷，1968）、《蒙古人：民族起源与文化渊源》（1980）。1962年，中国学者举行成吉思汗诞生800周年学术讨论会，某些苏联学者也有反映，发表了迈斯基写的《论成吉思汗》（《历史问题》1962年第5期）和帕舒托等人写的《成吉思汗及其遗产》（《苏联历史》1962年第5期）等文。1970年，苏联出了一部名为《鞑靼—蒙古人在亚洲和欧洲》的论文集，所收论文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统一蒙古国家的形成与成吉思汗》（桑达格撰），《南宋的灭亡》（斯维思托诺娃撰）、《蒙古封建主在中国东北统治的建立》（麦里柯夫撰）、《13—14世纪中国蒙古诸汗的社会经济政策的一些问题》（杜曼撰）等。耶果罗夫的专著《13—14世纪金帐汗国历史地理》（莫斯科，1985）利用了大量俄国编年史及考古资料，其历史简述第一部分终于忙哥帖木儿，第二部分至1400年。此书主要内容是城市发展研究，分为六个时期。此外还论述了政府机构和军事地理。末附所有已知遗址的细目，极为有用。

德 国
十九世纪后期至本世纪初，著名汉学家夏德（F.Hirth，1845—1927）、格鲁伯（W.Grube，1895—1908）、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e，1863—1946）等人的卓越成就标志着德国的汉学（含满、蒙、藏和西域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格伦威德尔（A. Grunwedel）和勒柯克（A.von de Le Coq）在吐鲁鲁等地考察的丰富收获也对德国汉学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本世纪上半叶，继承前人事业并在蒙元史研究上作出大贡献的学者，首推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

海尼士受业于格鲁伯和夏德，通汉、满、蒙、藏语。1904年，他以博士论文《汉文版<蒙古源流>与蒙古原文的比较》奠定了后来主要研究方向的基础。接着，他在中国武昌、长沙担任军校教官共7年，并继续其汉学研究。二十年代以后，历任哥廷根大学、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其间，除在汉语和中国古代史方面陆续有著述外，他倾注了大量精力研究蒙元时代的历史与文献，特别是《元朝秘史》。1931年，开始著《关于<元朝秘史> 的研究》。经过多年工作，完成了这项研究课题，主要成果分三卷先后出版：第一卷为《元朝秘史》汉字音写蒙古原文的复原（1937）；第二卷为《元朝秘史词典》（1939。每词均列出其见于各节的不同语法形式和释义，并引有重要例句）；第三卷为德文译注本（1941）。此外，还撰有多篇研究《秘史》词汇、语法特点以及复原问题的论文。他的其他蒙元史著述还有：《成吉思汗的最后一次出征及其去世》（载《大亚细亚》第9卷，1933），《蒙古统治时代中国寺庙的赋税优惠权》（1940。其第二部分为八思巴字碑铭），《蒙古世界帝国的文化政策》（1942），《伊利汗阿鲁浑和完者都给法国国王腓力的信》（《东方》第2辑，1949。序论、译写、翻译和注释），《两个王朝的灭亡：1232—1233年与1368—1370年目击者的报告》（1969，为《录大梁事》与《北巡私记》的摘译，由其学生P.Olbricht编刊）等。

拉契涅夫斯基（P.Ratchnevsky，1899—1991）是著名蒙元史专家，三十年代就以对元代法律制度的卓越研究为学界所推崇。他先从海尼士学习汉、蒙、满语，1924年入法国东方语学校，次年入巴黎大学，成为伯希和的学生。在伯氏指导下，他以《元史·刑法志》研究作为博士论文课题。1937年，其成名之作《元代的法典》（《元史》卷一○二、一○三《刑法志》一、二的法文译、注，和一篇长达99页的论述元代法律制度的“绪论”），作为“高等中国研究所丛书”第四种在巴黎出版，伯希和为之作序。此书迄今仍是元代法律史研究的最优秀著作之一。1950年起，他在柏林洪堡大学东亚研究所主持蒙、汉语讲座，并任所长，继续从事蒙元史研究，先后发表《蒙古大汗与佛教》（《亚洲研究》，1954），《元代中国立法中的蒙古处罚法制》（《中国——阿尔泰研究》，1961），《论中国立法的蒙古影响》（第25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论文，1963），《失吉忽秃忽》（《中亚杂志》，1965），《关于蒙元时的“投下”一词》（《蒙古研究论集》，1966），《室韦是蒙古人吗？》（《汉学论集》，1966），《中国大汗宫廷的蒙古祭礼》（《蒙古研究》，1970。《元史、祭祀志》摘译并详细注释），《忽必烈》（《世界史名人传》，1973），《成吉思汗札撒及其疑难问题》（国际阿尔泰研究学会论文，1974）等多篇论文，以及与学生合编的《元代史学术语字典》（医学部分，1967）。80高龄时，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力作——《成吉思汗：其生平与事业》，于1983年出版。此书被学界推崇为迄今最优秀的一部成吉思汗传记。

施普勒（B.Spuler）主要从事伊利汗国史和金帐汗国史研究。伊利汗国史方面，他在前人（多桑、哈默尔）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和研究了大量波斯文、阿拉伯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包括前人未曾利用的一些原始抄本，用新的体裁著成《蒙古人在伊朗：伊利汗朝的政治、行政制度和文化》（1939年出版，1955年修订再版），分别对政治史（大蒙古国前四汗及历代伊利汗）、蒙古统治下的伊朗各大区史、宗教、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赋税、外交、法律、军事组织、公共设施和日用生活等各方面作了扼要阐述，征引原始资料非常丰富，内容充实，书末附有详细的史料和研究文献目录。此外还撰有一本简略的《伊斯兰诸国史：蒙古朝代》（1948）。金帐汗国史方面，1943年出版了他的《金帐：蒙古人在俄罗斯》专著（1965年增订重版）。1975年，他在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提出题为《定居社会中的游牧主义：金帐汗国》的论文。他的另一部对读者十分有用的书是《蒙古史：13—14世纪东西方史料选辑》（1968年出版，1972年英译本），分“帝国的建立”、“欧人眼中的蒙古人”、“波斯之伊利汗朝”、“中国的蒙古诸汗”、“金帐汗国”诸类，编集了除汉文史料外的各种文字重要史料。此外，他还用法文写了一本非常好的通俗读物：《历史上的蒙古人》（1961年出版，1972年英译本）。

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生）是近几十年德国研究中国史的权威学者。他从1952年起成为慕尼黑大学教授，后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继海尼士主持该校的汉学研究，一度出任过驻香港领事。他偏重于利用汉文史料研究元代史，著述丰富，涉及面很广。主要论著有：《赵孟頫》、《桑哥》（《汉学》，1940，1942）、《阿合马》（《东方》，1948）、《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与经济：元代经济史文献》（1949）——主要是阐释汉文资料，并讨论了忽必烈的货币政策和至元、至大、至正三次货币改革；《拉施都丁<中国史>汉学注释》（《东方》，1951）；《蒙古诸帝能读和写汉文吗？》（载《大亚细亚》新集3，1952）——引证大量元人文集资料说明元中后期的英宗、文宗、顺帝等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汉文化修养；《吐鲁番发现的一件元代蒙古历书残片》（1964）；《蒙古帝国时代的中西交往》（载《香港分部杂志》6，1966）；《<饮膳政要>中的非汉语名词补注》（《中亚研究》，1970）；《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历史在涵化中的作用》（《蒙古研究》，1974）；《从部落首领到天下皇帝：元朝的合法化》（1978），以及多篇考释元代蒙文文书残片的文章。近年，他仍著述不辍，续有新作问世。

著名蒙古学家海西希（W.Heissig）是近三十年德国蒙古学的领头人，他主要研究清代和近现代蒙文历史、文学和宗教文献，成就卓著，但涉及蒙古古代史的著述很少。1970年，出版了他和意大利藏学家图奇合著的《西藏和蒙古的宗教》一书，其中蒙古宗教部分由他撰写，用两章专述早期的萨满教和元代佛教在蒙古的传播。1982年海西希从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职位退下来后，由其学生萨加斯特（K.Sagaster）继任。萨加斯特兼通蒙、藏文，主要研究蒙文史籍和蒙藏宗教、文化关系，有关蒙元史的著述主要有《白史》德文译注本（1976）以及研究拉西彭楚克及其所著之《大元水晶鉴》（文载《中亚研究》4，1970），讨论搠思吉斡节儿是否译过《五护经》（载Olon Ulsyn2，1973）等篇论文。

海西希下面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是威尔斯（M.Weiers），主要擅长蒙古历史语言研究，六十年代以来发表多篇这方面论文。1986年出版了他主编的涵盖史料、语言与文学、宗教、艺术和历史各方面研究的《蒙古历史与文化论集》，其中他本人撰写了蒙古语言概述（讨论到元代色目人使用的语言，认为是波斯—突厥混合语），窝阔台至蒙哥时代的蒙古帝国及其与西方的关系，以及西北三汗国历史；成吉思汗和元代的历史由Kampfe和Trauzettel分别撰写；Veronika Veit撰写了蒙古自古至今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明、清蒙古史。这三位也是波恩大学蒙元史研究的骨干。藏学家D.Schuh撰写了该书的元代西藏部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绩很大，尤其是对元朝皇帝赐西藏诏旨的研究。

哥廷根大学是德国中亚和东亚研究的重要中心，该校突厥学和阿尔泰研究的领头人德福（G.Doerfer），以其四大卷巨著《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1963—1975）蜚声世界。德福对阿尔泰语系诸语和波斯语都有很深造诣，因而能采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考察蒙古和帖木儿时代及其以前新波斯语的历史源流。此书不仅是语言学的杰作，也是研究蒙元时代名物制度的优秀著作，是蒙元史研究者极好的工具书。他对《元朝秘史》的蒙文语法也有专门研究（文载《中亚杂志》，1955），此外还撰有《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德国东方学会学报》，113，1963）、《拉施都丁书中的蒙古人名》（《中亚杂志》，1、4，1970）等论文。该校另一位蒙元史研究者是傅海波的学生罗斯纳（E.Rosner）。他在1964年以题为《元代法律中的“十恶”罪》的长篇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对元代史汉文史料很熟悉，研究路子颇似其师。

藏学家和蒙古学家舒伯特（J，Schubert）于1950年应聘到莱比锡大学任教，1959年继任该校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蒙古文化史。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到蒙古进行了一系列学术考察，其中一项是专门寻找成吉思汗墓地，虽未达到目的，但写成了一部对蒙古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的考察报告《不儿罕山之旅》（1963）。根据考察的收获，他还写了好几篇研究的论文：《乌德犍山的观念与位置》（《乌拉尔—阿尔泰年刊》，35，1964），《古代蒙古史上的历史性场所考》（关于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曲雕阿兰的考证，载《东方学报》（华沙），30，1966），《不儿罕山即肯特山考》（《民族学博物馆年刊》29，1973）等。莱比锡大学另一位研究蒙元史的学者陶贝（M.Taube），著有《丹津札巴的<心箍注释>》（1957），《<蒙古秘史>的一种不熟悉版本》（1974），以及《秘史》的新译注本（1989）。
拉契涅夫斯基的学生维茨（H.P.Vietze）主要从事蒙古及阿尔泰系语言研究，编过一部《蒙古秘史逆序词典》（1969）；海德（D.Heyde）除与其师合编《元代史学术语词典》外，还著有《元朝重新推行科举考试的斗争》（1972），《中国科举取仕原则与蒙古游牧征服者》（1968）等；巴尔克曼（U.B.Barkmann）研究从古代至清代的蒙古史。他们都是现在柏林洪堡大学的蒙元史研究骨干。

德国学者对元代汉文史料的研究值得注意。有一组学者致力于《蒙鞑备录》与《黑勒事略》的译注。这工作由海尼士开始，其学生等继续进行，直到1980年才出版了P.Olbricht和E.Pins的德文译注本，译、注均称上乘（罗意果著文评介，载《华裔学报》，35，1981—1980）。Olbrcht曾撰有《元代的驿传》（1950年哥廷根大学博士论文，1954年出版）等文。《元史》第二、三卷（太宗、定宗、宪宗本纪）由Aramowski译成德文，于1976、1979年先后刊载于《中亚研究》（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上，其注释偏重于历史。回鹘历史语言研究专家冯加班（A.VonGabain）所著《850—1250年的和州回鹘王国》（1961）和《9—14世纪和州回鹘王国的生活》（1973），利用大量回鹘文文书，是目前有关元代畏兀儿史研究的最佳著作，很有参考价值。

英 国
本世纪初，英国杰出伊朗学家布朗（E.G.Browne，1862—1926）计划刊行《史集》全书。1908年，他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关于拉施都丁<史集>全刊本的建议》，详细分析了全书内容，对原书目录进行调整，仍按其顺序重新划分卷、编、章，提出了一份新的目录设计（参见本书“史料”篇）。其刊行计划没有实现，但所设计分卷方法比较合理，为后来刊行和翻译《史集》的学者所采用。布朗的代表性著作是四卷本巨著《波斯文学史》，其第三卷《蒙古统治时代的波斯文学史》（1920），对了解这个时期的波斯文史籍极为有用。

东方学者穆勒（A.C.Moule，1873—1957）以研究中国的基督教和《马可波罗行记》闻名。他出生于杭州，父为教士，剑桥大学毕业后再到中国任传教士（1889—1908），回国后仍任教职，后为剑桥大学中国语文和历史教授。从1914年起，相继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通报》等刊物上发表有关元代基督教（聂思脱里教、罗马天主教）历史文献、遗迹以及马可波罗的研究论文，其中有多篇关于元代杭州（行在）的研究。其名著《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出版于1930年，考述唐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兴衰，四分之三为元代东西方文献的研究。1938年，出版了他和伯希和合作完成的《马可波罗寰宇记》拉丁文汇校本和最完善的英译本。

著名伊朗学家米诺尔斯基（V.Minorsky）的代表性著作是中世纪波斯文地理名著《世界境域志》的英译本和丰赡的注释（1937年初版，1970年经博思活斯编订再版）。原书虽然是十世纪的作品，而米氏注释涉及的内容却十分丰富，对研究中亚古代诸部落及历史地理极为有用。米氏还发表过一些研究蒙元时期史的论文，如《高加索研究：阿兰都城麦怯思和蒙古的远征》（《东方与非洲研究学校学报》14，1952），《木克里库尔德斯坦的蒙古地名》（同上，1957）等。汉学家威莱（A.Waley）出版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英文译注本（1931），远胜于布莱茨奈德的旧译；他还撰有《元朝秘史札记》（12个段落或名称的考释，《东方与非洲研究学校学报》，1960），《蒙古秘史及其他片段》（同上，1963。《秘史》汉文音写本部分段落及有关资料的英译和解释）等。

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成就最大的是波义耳（J.A.Boyle）。1947年，他通过了由米诺尔斯基指导的研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的学位论文，1958年完成并出版了这部重要波斯文史籍的英文译注本（2卷本）。他虽不懂汉文，但能充分利用欧洲东方学家的元史研究成果，作出详细、丰赡的注释。《世界征服者史》只写到蒙哥时代为止，波义耳认为，拉施都丁《史集》的第二卷记述窝阔台至元成宗时代历史，内容正可补前书之未备，于是接着将《史集》的这一部分先译成英文，题为《成吉思汗的继承者》，1971年出版。不过他没有利用此时已可得到的最早、最好的伊斯坦布尔抄本，却用了布洛晒刊本为底本，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一大缺憾，并尽量参照维尔霍夫斯基俄译本补进了一些布氏刊本脱漏段落以图补救，但仍不免受到批评。此译本的注释和前书一样吸收了大量前人（特别是伯希和的）研究成果，但比较简单。此外，从五十年代以来，波义耳还发表了三十多篇蒙元史研究论文，其中重要者有《克烈部的夏、冬营地》、《窝阔台合罕的四季行宫》、《海屯行记译注》等等，1977年汇编为论文集《蒙古世界帝国》。波氏还是《剑桥伊朗史》第五卷《塞尔柱朗和蒙古伊利汗史》的主编。波氏从1950年起到1978年去世，一直在曼彻斯特大学任教。1963年“英国蒙古学会”成立，他当选为第一任主席。

蒙古学家鲍登（C.R.Bawden）重点研究清蒙古历史与文献，著述甚丰。他的《黄金史》（Altan tob■i，小黄金史）拉丁字复原与英文译注本（1955）也是蒙元时期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此外，还写过《元代马政札记》（与札奇斯钦合作，1965）及有关蒙古狩猎、礼俗等方面的文章。宗教史家道森（Ch.Dawson）编译的《出使蒙古记》，收了卡尔平尼、卢勃鲁克及其他欧洲使者的蒙古行记，以及来元天主教士的信件（1955，编译），译文明白通畅，收集最全，便于利用。吉布（Gibb）将伊本·拔图塔行记全文译为英文（未出全）。
波义耳的学生杰克逊（P.Jackson）是晚近英国的主要蒙元史研究者。七十年代以来，他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专题论文，如《忽必烈登基之再探讨》（《英蒙学会杂志》第2卷第1期，1975），《马哈木·秃忽鲁统治时代（1325—1351）的蒙古人与德里苏丹》（《中亚杂志》，19，1975），《蒙古帝国的瓦解》（《中亚杂志》）等。尤其最后一文，全面探讨了成吉思汗家族各宗支、各汗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内讧，通过将《史集》和《元史》的记载与埃及、亚美尼亚及其他史料进行比较研究，对许多重要史实作出新的考释，是极见功力的佳作。最近，他在莫尔根（D.O.Morgan）合作下完成了《卢勃鲁克东游记》新的注释译本（1990）。莫尔根也是长于蒙古帝国史研究的学者，撰有《波斯的蒙古军》（《伊斯兰》，56，1979）等多篇论文；其所著《蒙古人》（1986）被认为是继多桑之后比较成功的综合性著作，第一篇为史料概述，第二至第七篇为蒙元史，尤其是第六篇蒙古西征、波斯的蒙古史，是他的强项，第八篇简述元以后之蒙古。不过译名多据波斯文转写，有不少错误。
此外，还有一位内蒙古人奥农（Urgunge Onon），是四十年代末拉铁摩尔带到美国去的蒙古青年之一，他与其他三个蒙古人在拉氏领导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组成一个研究组，出了一些书和文章。奥农是主要研究蒙古历史的，后转到英国里兹大学任教，并主持那里的蒙古研究项目，最近出版了其《元朝秘史》的英文译注本，名为《成吉思汗的历史与生平》。他还是现任英国蒙古学会的副主席。

美 国
本世纪初，继业已名震东方学界的柔克义之后，美国又出了一位优秀的汉学家和东方学家劳费尔（B.Laufer，1874—1934）。劳氏通汉、藏、蒙、满、梵、波诸种东方语，其主要研究领域是中亚、西藏史及中国与伊朗关系史，但也写过一些有关蒙古、阿尔泰语系及元代史的论文，如《不儿罕》（《美国东方学会杂志》36，1917），《珊蛮一词的起源》（《美国人类学家》，19，1917）。《鄂多立克到过西藏吗？》（《通报》，1914）。这时，美国的东方学整体上还大大落后于欧洲。除劳费尔外，与蒙元史研究有关的学者值得一提的仅有做过驻俄国、波兰等国外交官的寇尔丁（J.Curtin）。1908年，他出版了两部书，一部名为《蒙古人：历史》，一部名为《蒙古人在俄罗斯》，篇幅都较大，但内容一般。
著名蒙古学家拉铁摩尔（O.Lattimore，1900—1989）二十年代开始崭露头角，他在北蒙古旅行中得到了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残卷，后归伯希和，对《元朝秘史》研究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他写了大量文章和书，主要是有关中国北部边疆及蒙古政治、历史和地理的，很有影响。曾将1928至1958年发表的此类文章编为《边疆史研究》论文集（1962）。但他的论著偏在近现代，蒙元史方面只写过一些概述性文章。

本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的蒙元史研究有了很大发展。成就卓著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是哈佛大学的柯立夫（F.W.Cleaves）。二战前他曾在法国从伯希和学习，并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在我国学者协助下研究《松漠纪闻》，又获得了不少蒙汉文合璧碑铭摹本，这成为他日后主要研究方向的基础。从1948年起，他连续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研究元代蒙汉文碑铭、伊利汗给教皇和法国国王的蒙文信件以及其他蒙古文献的论文，还编刊了重要蒙文史籍罗卜藏丹津《黄金史》（1952）和《蒙古源流》（1956）。他翻译和注释的《元史八邻部人伯颜传》（《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56）多达百余页，是一篇很有份量的元史研究论文。他研究的面很宽，著述丰富，还撰有《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史料和抵达波斯的波斯文史料》等多篇其他课题的文章。主要由于柯立夫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哈佛大学在五六十年代成为举世瞩目的蒙元史研究中心，吸引了许多国外学人前往深造。柯氏积多年之功研究完成的《元朝秘史》英译本已于1982年出版，但其注释卷尚未见问世。

马丁（H.D.Martin）比柯氏略早。三十年代他在绥北考察，发现了元代汪古部的多处墓葬，著有《关于归化城北聂思脱里遗迹的初步报告》（《华裔学志》，3，1939）。其后相继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蒙古与西夏的战争》（1942），《成吉思汗的第一次侵金战争》（1943），《蒙古的军队》（同年）等文。1950年，出版了专著《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征服华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四十年代末，老资格的比利时蒙古学家田清波神甫（A.Mostaert，1881—1971）和苏联蒙古学家鲍培（N.Poppe，1897—1992）先后移居美国，对美国的蒙元史研究推动很大。田清波从1906年到鄂尔多斯传教，一住二十多年，精通蒙语及蒙古事务；后在北京天主教会工作，1948年定居华盛顿附近。数十年中，他撰写了大量研究蒙古语言、部族和文献的著作与论文，尤其是鄂尔多斯研究更是独步天下。到美国后，他与柯立夫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曾协助从事蒙古史籍的编刊和伊利汗信件的研究，并为《黄金史》、《蒙古源流》和《水晶念珠》三书撰写了专篇绪论。他还发表有长篇的《关于元朝秘史的一些段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3，1950；14，1951；15，1952）等重要文章。鲍培战前已是苏联的著名学者，在蒙古语言、文学及元代八思巴字蒙文文献研究方面卓有成就。1949年赴美后，一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执教，吸引和带领了一班美国的蒙古研究者，如克拉德、法夸尔、克鲁格等人。他继续发表蒙古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论文，特别在《元朝秘史》中的古典蒙古语和八思巴字文献研究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先后出版了《蒙古书面语语法》（1954），《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1955）及《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铭》（1957，即1941年所出之俄文本《方体字》的英文修订本，由其学生克鲁格编译）等著作。

克拉德（L.Krader）主要研究蒙古游牧民社会组织、血缘关系和封建制度等问题，五十年代以来发表了多篇这方面的论文。法夸尔（D.M.Farguhar）主要研究清代蒙古史，元史方面发表过《元代的官印与花押》（《华裔学志》，25，1966），《元朝政府的结构与职能》（载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1981）等文。克鲁格（J.R.Krueger）著有《蒙古秘史的年代学与书志学》（《蒙古学会学报》，5，1966）和《蒙古源流》的英译本（1967），他的主要成绩是在蒙古语言、文献和卫拉特蒙古研究方面。出于伯希和门下的著名中亚史专家、匈牙利人塞诺尔（D Sinor），在英国剑桥大学执教十余年后，于1962年来到美国印弟安那大学，创立了乌拉尔-阿尔泰学系和内陆亚洲研究所，使该校成为世界著名的内亚研究中心之一。塞诺尔的蒙元史著述，有关于《卡尔平尼行记》中的蒙古词语、完者都致法王信以及蒙古与欧洲关系的研究，《论蒙古的兵法》等多篇。他编纂的《欧亚中部研究导论》（1963）文献目录对蒙元史研究也极为有用。移居美国的老一辈著名学者还有中国的洪煨莲，他于1946年应聘赴哈佛大学执教，是该校深受敬重的汉学权威，他并不专门研究元史，但1951年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发表《元秘史流传考》，凭其版本目录学的深厚根柢对《秘史》与相关史料的相互关系进行缜密考察，无疑是这方面的权威之作。他的另一篇文章《钱大昕的三首元史诗》（《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1956）也触及许多重要的元史问题。中国蒙元史专家札奇斯钦移居美国后受聘于杨伯翰大学，并继续从事蒙古史、元史研究，1988年出版的英文版《蒙古研究论集》中收入了他历年发表的《元代马政诸考》、《蒙古诸汗为何接受西藏佛教》、《元代的中国佛教与道教》等多篇重要论文。早年就移居美国的比利时神甫塞雷斯（H.Serruys）是研究明代蒙古史的著名前辈学者，他有关明初内地的蒙古人，明朝前期与蒙古的关系，以及《华夷译语》等文献的著述，对蒙元史研究也很有参考价值。

五十年代初哈佛大学博士出身的舒尔曼（H.F.Schurm-ann），对元代经济史有出色的研究。他将《元史》卷九三、九四《食货志》译为英文，加以详细注释，于1956年出版。同年，发表了《13世纪的蒙古贡纳制》（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这是一篇精密研究元代蒙古差发赋敛（Alban-Qubǒiri）制度在中国、波斯和斡罗思的实践及演变的高水平长篇论文。他还著有《阿富汗的蒙古人》（1962）和《元代的政治组织问题》（第25届国际东方学大会论文，1963）等。但此后即未见有新著述问世。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汉学家牟复礼（F.W.Mote）对中国思想史、制度史都很有研究。元史方面的著述有《元代的儒者隐士》（Wright编《儒士》，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0），《陶宗仪生平诸考》（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二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954）等篇。其著名论文《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评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论》（《远东》，3卷1期，1961）也涉及元史中的一些问题。

陈学霖于196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任教，是六十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学界十分活跃的学者。其主要研究领域为金元史，著述颇丰。元史方面的主要论著有《刘秉忠：忽必烈朝的佛—道政治家》（《通报》，53，1967）、《<汝南遗事>绪论》（《宋史研究通讯》，10，1974）等。1978年，他参与发起召开“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学术讨论会，编辑了一部此次会议的论文集《元代思想与宗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集中收入了他本人的长篇论文《马端临史学思想中的“通”、“变”》。他与罗意果、萧启庆合编《元代人物传》，撰写了王鹗、杨桓、姚枢、杨维中等传（先后刊登于《远东史集刊》）。其近作又有《元大都建城传说》（1986年南京大学国际元史讨论会论文）、《王文统“谋反”事件与元初政局》（台湾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9）等。劳延煊是1962年的哈佛大学博士，其学位论文为王恽《中堂事记》的译注。其后又发表《元朝诸帝的季节性狩猎生活》、《金元诸帝游猎生活行帐》（载台湾《大陆杂志》26∶3，27∶9，1963）、《<饮膳政要>中的非汉语名词诠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9，1969）等文。现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主要研究元代南方文人的思想与生活。

近二十年来，美国涌现了一批有成就的蒙元史研究者。窦德士（J.W.Dardess）重点研究元代中后期史，撰有《弥勒教起义的转折与明朝的建立》（《亚洲学会杂志》，29，1970）、《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华裔学志》，30，1972—1973）、《郑氏义门：元末明初的社会组织与理学》（《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4，1974）、《元后期浙江的儒学、地方改革与中央集权》（载《元代思想与宗教》，1982）等论文。其所著《征服者与儒士：元后期的政治变化》（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详细阐述了元中叶以后铁木迭儿、燕帖木儿、伯颜、脱脱等人为首的政治集团围绕“儒化”政策及争夺权力展开的复杂斗争及其对元代政治的影响。

罗沙比（M.Rossabi）偏重于内陆亚洲史，尤其是明朝与西域关系史的研究。在元史研究方面也有不少著述，发表过《忽必烈与其家族的妇女》、《元明时代的女真人》、《元代早期的穆斯林》（此文载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1981）等论文。他参与组织1978年召开的“10—14世纪东亚多国关系”学术讨论会，主编了一本此次会议的论文集《China amongEqual-10至14世纪中国与其邻国》（1983），并撰写了“导论”。其后他把撰写一部《忽必烈传》作为自己的重点研究计划，为此翻译了《元史·世祖本纪》，并仔细搜检《史集》、《高丽史》及其他多种文字史料：广泛参阅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经数年努力，于1988年完成并出版了这部蒙元史上最重要人物的长篇传记。罗沙比的汉文相当好，此书在资料利用方面，在忽必烈统治思想和政治、经济政策的分析方面，无疑都比以前爱宕松男（1941）和李唐（1978）写的忽必烈传前进了一步，从历史转变角度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但撰写一部完善的忽必烈传记难度相当大，书中对发生在忽必烈朝的复杂的政治派别斗争和重大制度变革还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

陆宽田（Luc Kwanten）于1972年以《元代的藏蒙关系》获南卡罗来纳大学博士学位。他还先后发表过《元朝皇族的藏语名字》（《蒙古学会学报》10卷1期，1971）、《成吉思汗征服西藏：是虚构还是真实？》（《亚洲史杂志》，8，1974）、《木华黎评传》（《宋元研究报告》，14，1978）等文章。1979年，出版了一部大型专著《游牧帝国：500年至1500年的中亚史》。这是自格鲁塞《草原帝国》出版40年来第一部西方学者写的同类著作，蒙元时期史是此书的重点部分。作者广泛利用了这40年中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本书内容较前人著作显得更为新颖。但由于涉及面很广，作者对其中许多专门问题难免研究不足，因而失误之处颇多。洪金富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81）上发表一篇书评，详细指摘了书中主要因误引、误解史料（特别是汉文史料）造成的错误。兰德彰（J.D.Langlois）着重元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他于1974年在普林斯顿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题为《蒙古统治下的金华学派》。其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虞集和他的蒙古主子》（《亚洲研究杂志》，48，1978），研究了虞集与元文宗的关系及其在当时文治政策中的作用；《元代政治思想中的法律、治国策和<春秋>经》（载《元代思想与宗教》），主要讨论元代学者对传统法律和经世治国思想的研究。
陈恒昭于1973年以《至元新格》的复原及元代法制研究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此文1979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制传统》，第一部分元代法制研究，第二部分《至元新格》的复原及其英译。这是一部元代法制史研究的力作。葛德卫（D.Gedalecia）为1971年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元代理学家吴澄》。其后又发表有《吴澄理学思想中的古典主义》（《宋元研究集刊》，14，1978），《吴澄的尊德性与道问学》（载《元代思想与宗教》）等文。爱尔森（T.T.Allsen）着重蒙元前期（前四汗时期）史的研究。1979年他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博士学位，学位论文是研究蒙哥汗时代大蒙古国的政治和经济，后经增补、修订，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87），题为《蒙古帝国制度：大汗蒙哥在中国、斡罗思和伊斯兰国家的政策》。此书分别论述了蒙哥汗的中央集权政策和手段、户口编籍、税收以及兵力的征集，各部分的研究均有相当深度。他的语言条件很好，得以利用尚无译本的几种重要波斯文史籍（《五世系》、《木因历史选》、《完者都史》等）和广泛搜检俄罗斯编年史资料。他的几篇专题论文——《蒙古在斡罗思的括户》（《哈佛乌克兰研究》，5，1981）、《13世纪元朝与吐鲁番畏兀儿》（罗沙比编《China amongEqual》，1982）、《西征的序幕：1217年至1237年蒙古在乌拉尔—伏尔加地区的军事经略》（1983），研究都十分精细，颇多新见。

安迪考特·韦斯特（E.EndicottWest），1982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其博士论文为《元代的区域和地方政府》，198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政府》。她的其他著述还有《元代早期的决策与人事管理状况》（“10至14世纪中国皇权统治的演变”学术会议论文，1982）、《元代中国的商人团体：斡脱》（1986年南京大学国际元史讨论会论文）等。刘元珠在哈佛大学从柯立夫攻习蒙元史，以《元史·奸臣传》的研究获博士学位，后在威尔斯利学院任教。撰有《虞集<道园类稿>在元史研究中的价值》（南京大学国际元史讨论会论文，后刊于台湾《食货月刊》16卷11、12期合刊）、《蒙元儒吏关系：延祐开科与抑吏》（《庆祝王锺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1993）等。

日本
日本的蒙元史研究始于十九世纪末。以前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基本遵循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这时开始学习西方，许多学者赴欧美考察、留学，并邀请欧洲学者来日讲学，积极引进欧洲的东方学，在著名高等学府创办史学科和研究机构。于是，出现了一批早期的新派“东洋史”学者，他们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加上传统的汉学优势，使日本的东方史研究获得划时代的进步。同时，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帝俄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特权，加紧推行侵华政策，成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学术调查部，招罗许多学者为之服务，对东北和蒙古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三十年代大规模侵华战争爆发后，适应占领和统治中国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满蒙史和辽金元史研究（吸取所谓“异民族统治中国”的经验）。日本对东北、华北（包括内蒙古）广大地区的占领又使其学者有条件深入各地进行调查，获得了更多资料。在上述历史背景下，日本的蒙元史研究后来居上，迅速跃居世界前列。

著名汉学家那珂通世（1851—1908）是日本蒙元史研究的开山祖师。其友人三宅米吉也是中国史专家，通晓多种西方语文，1886年赴美、英考察，带回很多西方书籍，对他们共同创建日本的新“东洋史学”起了重要作用。1896年那珂出任东京大学文科大学讲师，主要研究兴趣转向蒙古史。文廷式访日，与那珂及另一位著名汉学家内藤虎次郎（1866—1934）结识，应内藤之求于归国后将一部《元朗秘史》（顾广圻抄本之转抄本）寄赠之。1901年那珂得到此书，用数年之功据汉字音写之蒙文原文译为日文，并利用大量汉文和外文史料（主要从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及多桑《蒙古史》转引）加以详细注释，1907年以《成吉思汗实录》书名出版。其译文较准确，注释中对名物制度、事件多有精辟考证，成为日本蒙元史的奠基性名著。《那珂通世遗书》还收入了他的其他蒙元史著述。

内藤虎次郎的研究领域很广，成就卓著。元史方面的著述有《蒙文元朝秘史》（目睹书谭，1902）、《蒙古开国之传说》（1913）、《宪台通纪考证》（1917）、《地理学家朱思本》（1920）、《元末四大画家》（1920）等篇（参见山根幸夫、大岛立子编《元代史研究文献目录1900—1970》。以下所列日本学者著述皆见此书及野泽佳美的续编：1971—1988，不一一注出发表期刊名和出版社名）。

白鸟库吉（1865—1942）毕业于东京大学史学科，后一直在该校任教授。1899年出席在罗马召开的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提出著名论文《匈奴、东胡民族考》。后两度赴欧研究并搜集图书资料。1905年创立“亚细亚学会”（后改名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1909年出版刊物（寻定名《东洋学报》）。1908年组织了满铁历史研究部，重点研究朝鲜、满洲历史地理。他本人的研究领域是东北亚、蒙古和西域诸族历史、语言和文化，著述上百种。丰富的研究成果和积极的组织工作使他成为日本“东洋史”学界的领导人物。其与蒙元史有关的著述主要有：《蒙古民族的起源》（1907。此文中改变原来主张的匈奴为突厥说而提出匈奴为蒙古说）、《室韦考》（1916）、《释<高丽史>中所见之蒙古语》（1929）等。他以多年之功完成的《音译蒙文元朝秘史》在1943年出版。后人编辑了他的《全集》。
继那珂之后，专事蒙元史研究、成就最著者是箭内亘（1875—1926）。他毕业于东京大学史学科，继入大学院深造，1908年加入白鸟领导的满铁历史研究部，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考察和搜集资料。1914年起在东京大学任讲师、教授。重点研究蒙元制度及历史地理，主要论文有《满洲之元代疆域》（1913）、《元朝怯薛考》、《元代社会之三阶级》（1916）、《蒙古国会“忽里台”考》、《元世祖与唐太宗》（1917）、《鞑靼考》（1918）、《元朝斡耳朵考》、《元代之东蒙古》（1920）、《元朝之官制与兵制》（1921）、《元朝牌符考》（1922）等，考证精审，多有创见。其蒙元史著述均收入论文集《蒙古史研究》（1930），至今仍为元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

继白鸟之后，研究北亚、中亚诸族历史与语言的巨擘是羽田亨（1882—1955）。他也毕业于东京大学史学科，受白鸟影响着意攻习阿尔泰系及伊朗系诸语言；继入京都大学大学院深造，后在该校任教，做过京大总长、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羽田语言学造诣甚深，利用了当时在西域和蒙古发现的各种文字新资料，在西域文明史、东西文化交流史、突厥、回鹘史诸方面都有开拓性研究，著述甚丰，几可与同时的伯希和相比。其蒙元史论文有《蒙古驿传考》（1909）、《<元朝秘史>中所见之蒙古文化》（1917）、《元朝对汉文明的态度》（1928）、《关于元朝的海青牌》（1929）、《元朝驿传杂考》（1930）、《关于蒙古的斡脱钱》（1936）等多篇。后人编刊有《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1957）。

早期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在蒙元史方面有重要著述的还有：藤田丰八（1869—1929），著有《岛夷志略校注》（1911）、《宋元时代之海港杭州（附上海、泉州）》（1916）等；桑原骘藏（1870—1931），著有《蒲寿庚事迹考》1—3（1915—1917，1935年出单行本，有陈裕菁汉译本《蒲寿庚考》）；田中萃一郎（1869—1923），撰有《关于元代官吏的任用法》（1915），并译多桑《蒙古史》为日文（1919，上卷；全译本出版于1933年）；市村瓒次郎（1864— 1947），撰有《金元之际的道教》（1929）、《元朝之实录与<经世大典>》（1930）、《元清两代统治中国之政策》（1939）等文；中山久四郎（1874—1961），撰有《蒙古时代之回回人考》（1915）、《<算学启蒙>与元代之关税与货物》（1916）、《元版18史略与其正统观》（1938）等文；稻叶岩吉（1876—1940），撰有《元秘史汉译年代辨疑》（1911）、《元寇之新解释》（1938）等文；池内宏（1879—1952），发表过多篇研究元与高丽关系的高水平论文（1917—1930年间），其巨著《元寇之新研究》（1931）利用大量日本史料与中国、高丽史料对勘，考说详明，是研究蒙古侵高丽、侵日战争最完备的著作；他还有《元代地名开元之沿革》（1922）、《元代之怯怜口》（1929）等文。此外，考古学家鸟居龙藏（1870—1953）对东蒙古辽金元遗址的调查，津田左右吉（1873—1961）等满铁调查部人员关于辽金元时代东北与蒙古历史、地理的研究，对元史研究者都有参考价值。

有高岩（1884—1968）是较早就重视元代社会、经济和法律研究的学者，发表有研究元代海运、钞法、奴隶、科举、农民生活、法律特点、有关婚姻之法律、司法制度—以约会制为中心、僧侣与社会、财政经济与社会、诉讼审判制度等十多篇论文，并撰写《东洋中世史》（1939）元代部分。青木正儿（1887—1964）是日本研究元曲的泰斗，著述甚丰。和田清（1890—1963）是杰出的明代蒙古史专家，其著名论文如《内蒙古诸部落的起源》（1921）、《明初之经略蒙古》（1930）、《兀良合三卫研究》（1930、1932）、《北元世系考》、《扩廓帖木儿之死》（1933）等，都涉及元代蒙古部落及地理；还撰有《元代开元路考》（1928、1933）、《元征东都元帅府考》（1936）等文。1959年出版了他的论文集《东亚史研究·蒙古篇》。著名东方学家石田干之助（1891—1974）研究领域广泛，注重西方学者成果的介绍，元史方面也撰有《关于蒙古西征的二三疑问》（1914）、《文永之役蒙古军所用“铁炮”考》（1917、1918）、《关于<至元译语>》（1934）、《元代工艺家尼泊尔王族阿尼哥之传记》（1941）等多篇。岩井大慧（1891—1971）偏重元代宗教史研究，重要论文有《元初帝室与禅僧之关系》（1921，主要研究中观、海云师徒投附蒙古及成吉思汗对禅僧的优待）、《元代喇嘛僧与初夜权》（1932）、《元代之珊蛮教》（1935），《成吉思汗即位与巫觋》（1950）等篇，其他方面的著述有《元代经济史上之一新资料》（1936）、《元代之东西交通》（1939）等文。青山公亮（1896年生）早先研究元与日本、高丽三边关系，三十年代后着重蒙元统治制度的研究，主要论文为《成吉思汗时代的所谓汉官（特别是“行省”）考》（1933）、《元朝地方行政机构之一考察》（1940，重点研究路府州县达鲁花赤），专著《元朝尚书省考》（1951）。此外，有蒙元史撰述的还有著名学者石浜纯太郎（主要论文有《元朝秘史蒙文札记》、《元朝秘史考》等）、神田喜一郎（主要论文有《元昭宗“宣光”年号考》等）等人。

三四十年代，日本蒙元史学界涌现了一批学者，二战以后他们继续在这个领域努力耕耘，获得更大成就，成为日本蒙元史研究的台柱和领头人物。这一代学者总体上比前辈研究的面更广，开辟了许多新的课题，论文和著作的数量大大增加，学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把日本的蒙元史研究推进到新阶段。

安部健夫（1903生）三十年代初就在元代法制研究方面作出成绩。1930年北平图书馆影印出版了残存的《大元通制》“条格”部分，次年，安部在《东方学报》（京都）上发表《<大元通制>解说》一文，论证它是继承“古律”（唐、宋律，特别是金泰和律）制定的元代法典，并指出其意义在于标志着元朝从“蒙古至上主义”转向“中华至上主义”的演变。1932年他又发表《<元史·刑法志>与“元律”之关系》，驳正浅见伦太郎提出的《刑法志》来源为所谓“元律”的误说。1950年，他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时任所长）组织并主持《元典章》研究班，着手对其“刑部”部分进行会读研究，参加人员先后有岩村忍（组长）、田中谦二、山崎忠、宫崎市定、吉川幸次郎、田村实造、佐伯富、藤枝晃等，1959年出版了第一批研究成果《元典章研究》（《东方学报》特刊），并先后编印了《元典章索引稿》多册（油印）。这项工作持续到1964年，也就是安部去世（1959）后五年才出版了最后成果《元典章·刑部》校定本第一册（岩村忍、田中谦二校定。第二册于1972年出版）。安部发表的蒙元史研究重要论文还有《元代“投下”语原考》（1938）、《元代包银制研究》（1954）、《读<元典章>札记三则》（1958）和《元代知识人与科举》（1959）等篇，后人编刊了一部他的论文集《元代史研究》（1972）。他还专长西域史、清史，其名著《西畏兀儿国史研究》（1955）中，元代畏兀儿史是重要组成部分。

岩村忍（1905生）前期的著述有《13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1939）、《蒙古的欧洲远征》（1941）、《蒙古史杂考》（1943）、《马可波罗研究》（1948）等几本书和《拔都卒年考》（1940）、《<元史·速不台传>之西征纪事》（1941）、《元朝奥鲁考》（1942）等论文，着重在蒙元与西方关系的研究。1950年参加组织和领导元典章研究班，此后主要研究元代法制与经济史，前者有《元朝之笞杖刑》（1952）、《元朝法制中的人命赔偿——烧埋银与私和钱》（1953）、《<元典章·刑部>之研究——刑罚手续》（1954）和《元代之肉刑》（1964）等几篇论文，后者有《五户丝与元代地方制度》（1962）、《元代纸币之膨胀》（1964）两篇力作。1968年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了他的专著《蒙古社会经济研究》。

吉川幸次郎和田中谦二是继青木正儿之后的著名元曲专家，在这方面都有丰富著述（主要是元杂剧的研究、译释）。吉川的长篇论文《元诸帝之文学》（1—5，载《东洋史研究》1943—1944）最早注意到蒙古皇帝乐于学习汉文化并具有一定汉文水平的事实（后来德国傅海波对此作了更完备的研究）；参加《元典章》研究期间，撰有《<元典章>中的汉文吏牍文体》（1954）。田中谦二兼通蒙文，安部去世后由他主持《元典章·刑部》的会读，撰有《<元典章>中的蒙文直译体之文章》（1962），引用大量元代蒙汉双文碑刻及其他白话（主要是戏曲、小说）资料，分析与直译文213 体相对应之蒙文语法意义，对理解元代此类文献极有帮助。后对此文作了修订，与上述吉川文合刊，作为《元典章·刑部》校定本的附册。宫崎市定是日本中国史学界的权威，研究领域极广，著述等身。其有关元史的重要论作有《宋元之经济状况》（1938，《东洋文化史大系》之一节）、《宋元时代之法制与裁判机构——<元典章>编成之时代、社会背景》（1954）、《以元朝治下的蒙古官职为中心之蒙汉关系——恢复科举之意义再探》（1965）等篇，还撰写了几种大型中国史著作的宋元部分。田村实造的研究领域为辽金元清北族诸朝史，特别是辽史。三十年代他曾参加内蒙古辽代遗址考古调查（后著有《辽庆陵》），找到乌丹城附近的汉—蒙文元碑（竹温台碑和张应瑞碑），撰文作了介绍（《蒙古学》，1937）；并参与东亚研究所组织的所谓“异民族统治中国事例”的撰写。其蒙元史论文有《元札鲁忽赤考》（1930），《阿里不哥之乱——从蒙古帝国到元朝》（1955）、《蒙古族开国传说与移居问题》（1964）、《<元朝秘史>中所见之蒙古族谱系——朵奔篾儿干与海都》（1965）等多篇。其代表性著作是《中国征服王朝之研究》（中册，[金、元]，1971）。山崎忠精通蒙古语，所撰蒙元史重要论文有《别里哥文字考》（1954，《元典章》研究之一）和《有关保护道教之元白话碑——与八思巴字蒙古文并存之二、三资料》（1955），均载《东方学报》；还有多篇研究《华夷译语》的论文，惜其早亡（1956），未能继续其研究。藤枝晃三十年代末写过几篇研究马可波罗行记的论文，后来他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成就很大。

小林高四郎（1905生）前期主要研究《元朝秘史》及相关蒙古史籍，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41年出版了《秘史》译注本，并出了两种《黄金史》译注本（1940、1941），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则是1954年出版的总结性专著《元朝秘史的研究》。此外，还撰有关于斡脱钱、怯怜口、投下等问题的研究文章（1935—1938年），翻译了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1942）。他从国外带回伊斯坦布尔本《史集》及其他多种波斯文史籍抄本摄影，1947年撰《拉施都丁书所见民俗学资料》一文，对“金册”、蒙古世系和各部落起源传说作了细致研究。1958年，受京都大学元典章研究班工作的启发，他与小竹文夫协同组织东京的一批中青年元史研究者（岡本敬二、小林新三、长濑守、大薮正哉、海老泽哲雄等）开办中国刑法志研究会，首先进行《元史·刑法志》的专门研究，1960年完成后，又接着研究《通制条格》，1964年出版了他和岡本敬二合编的《通制条格研究译注》。在此前后，还发表有《成吉思名字考》（与佐藤诚合撰，1957）、《元代东西文化交流》（1970）、《元代法制史上的“旧例”》（1977）等文和一部成吉思汗传记（1960）。1983年出版了其论文集《蒙古史论考》。

青木富太郎（1908生）对元明清蒙古史都有研究，蒙元史方面的著述前期有《元朝初期之社会形势》（1934）、《蒙古忽里台考》（1935）、《蒙古兴起时期游牧民之掠夺》（1936）、《元初行省考》（1938、1940）、《元代的羊马抽分》等论文和《蒙古之民族与历史》（1941）一书，战后发表过《古代蒙古的幼子继承制》（1955）、《元代色目人之活跃》（1961）等文和《马可波罗旅行记》日译本（1954、1983）。
这一代日本蒙元史学者中，成果最丰硕者除上述岩村忍、小林高四郎外，当推村上正二和爱宕松男。村上正二（1913生）三四十年代间就在《史学杂志》、《东方学报》等著名刊物发表研究元代之斡脱钱、元世祖朝之财政政策、元代兵制、“投下”之意义、奥鲁制度、达鲁花赤、泉府司与斡脱、地税等问题的论文十余篇。战后数十年来著述不辍，出了许多新成果，重要论文有《成吉思汗帝国建立之过程》（1951）、《蒙古朝治下封邑制的起源》（特别研究“莎余儿合勒”、“忽必”、“奄出”相关问题，1962）、《蒙古部族社会之珊蛮氏族》（1963）、《蒙古部族的族祖传承》（特别研究部族制社会的构造，1964）、《蒙古帝国建立前之游牧诸部族》（以《史集·部族志》为中心的研究，1965）、《宋金战争期间之太行义士》（1979、1981）等多篇，并为几种大型世界史、亚洲史著作撰写蒙元史部分。他的《蒙古秘史》译注本（第1卷，1970；第2卷，1972；第3卷，1976），特点着重于史事、制度的考释，在《秘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最近出版了他的自选论文集《蒙古帝国史研究》（1993），从数十篇论文中仅精选9篇收入，可见其对学术的严谨态度。

爱宕松男（1912生）的元史研究也是从三十年代开始，战前先后发表有关元代之录事司（1936）、色目人（1937）、都市制度（1938）、李璮之乱（1941，此文着重考察其政治意义——蒙古统治下的汉地封建制向州县制的转化，并首先对汉人世侯问题作了研究）、海运（1942）、元朝对汉人的政策（1943）等方面论文十余篇，出了一本忽必烈传记（1941）。五十年代以来他的主要元史研究成果一是马可波罗研究，发表过几篇论文（关于在元年代、地名的考订），出版了《马可波罗行记》的译本（1954、1971，名为《东方见闻录》）；一是元代经济史研究，重要论文有《元朝税制考——税粮与科差》（1965），《斡脱钱及其背景——13世纪蒙元朝银的动向》上、下（1973），《元朝斡脱资本之进入南海贸易》（1979）等多篇。1988年出版了《爱宕松男东洋史学论集》第4集（元朝史）。他还有契丹史、中国陶瓷史等方面的著作。

三十年代开始从事蒙元史研究的学者还有驹井义明，撰有《蒙古乞颜氏考》（1937）、《成吉思汗称号考》（1940）、《起辇谷考》（1941）、《论元宪宗》（1942）等多篇论文，著作有《蒙古史序说》（1961）。藤野彪，主要著述为五十年代发表的《元代的迁转法》（1951）、《关于朱清、张瑄》、《元代的行大司农司——世祖朝之经理》（1953）以及《元朝的金融政策》（1955）、《元朝的经理》（1957）等篇。
还有几位同时代学者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有重要著述。鸳渊—（1896生，研究满蒙史），撰有《元征东行省考》（1929）、《八思巴字所记元代汉字字音》（1930）、《蒙古诸部之起源与蒙古种族问题》（1954）、《初期蒙古族之法的规制》等论文。植村清二（1901生），撰有《关于<元朝秘史>之“跋”的疑问》（1931）、《乃蛮小考》（1961）等文，其最重要的成果是长篇论文《察合台汗国的兴亡》1—4（1941、1942刊载于《蒙古》）。樱井益雄，撰有《汪古部族考》、《怯烈考》（1936）。蒙古语言学家服部四郎，三十年代曾在呼伦贝尔进行语言调查（写有研究报告），他将《元朝秘史》翻译为蒙文，但只出了第一卷（1939），重要的是完成了一部《<元朝秘史>中表示蒙古语之汉字的研究》（1946）；还发表了几篇就其《蒙文元朝秘史卷一》与小林高四郎的讨论文章（1940），以及《元秘史音译本源典八思巴字说》（1951）等论文。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专家前岛信次（1903生），五十年代发表有《忽必烈副枢博罗考》、《泉州波斯人与蒲寿庚》、《泉州蒲氏兴起年代考》、《元末泉州与回教徒》、《元代哈的大师考》等文，并译出《伊本拔图塔行记》（1955）。山本达郎，对元初侵略安南、占城、缅甸的战争以及与诸国的关系做过系列研究（1939—1941）。以研究中国法制史著称的仁井田升，有多篇有关元代法制的论文：《元明时代之典当契约研究》（1938）、《<元典章>之成立与<大德典章>》（1940）、《元代刑法考》（1941）、《元明时代之村规与佃作证书》（1968）等。三十年代，一批日本考古学者在“东亚考古学会”的组织下，深入内蒙古各地进行多次调查，主要成果有水野清二、江上波夫所编《内蒙古长城地带》（1935）和原田淑人所编《上都——蒙古多伦诺尔的元代遗址》（1941）。原田淑人和驹井和爱都撰有元上都城遗迹的发掘调查报告（1938、1940），江上波夫撰有《百灵庙鄂伦苏木元代汪古部王府址之发掘调查》（1942）、《汪古部之景教及其墓石》（1951）等文。研究东方基督教史专家佐伯好郎撰有《内蒙古百灵庙附近之景教遗迹考》及续考（《东方学报》，1939、1940）。

前田直典（1915—1949）是一位极聪敏、勤奋的学者，1939年东京帝大东洋史学科毕业后即疾病缠身，仍顽强不息，短促一生中写下了多篇高水平的论文。关于元代钞法，有《元纸币的式样》（1943）、《元代之货币单位》、《元代钞的发行制度与流通状态》（1944）和《元代纸币的价值变动》（1947）构成对元钞法全面的研究；其《元朝行省的成立过程》（1945）一文对蒙元时代行政机构作了精细研究；《十世纪时代之九族鞑靼》（1948）是他研究从回鹘汗国灭亡到蒙古国建立这段历史时期漠北诸部族历史的第一篇论文，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创见，惜因早逝而未能完成这一重要课题的系列研究。尽管他的著述不多，但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元史研究者之一，1973年出版了他的论文集《元朝史研究》。
佐口透（1916生）着重于蒙元时代中亚史特别是察合台汗国的研究，撰有《伊斯兰世界之察合台兀鲁思》（1941）、《察合台汗及其时代》、《14世纪大汗国与西方三王家的连带性——察合台兀鲁思研究》（1942）、《蒙古统治时代之畏兀儿》、《元代中亚站赤考》、《元代塔里木南边地带》（1943）等一系列论文。五十年代后主要研究清代中亚史，元史方面的重要著述有《蒙古帝国中之庸兀人》（1950）、《蒙古帝国与西洋》（1977，《东西文明之交流》丛书中的一种），并出了多桑《蒙古史》全书新译本（1—6，1968—1979）。
护雅夫的研究领域为古代北亚史，特别是突厥史和蒙元史。后一方面的重要著述有《探马赤部族考序说》、《元初之探马赤部族》（1944）、《那可儿考》、《那可儿序说》（1952）、《<元秘史>之“斡孛黑”语义考》（1955）、《元代畏兀儿土地买卖文书一通》（1963）等论文，著有《游牧骑马民族国家——“苍狼”的子孙》（1967），并出了卡尔平尼、卢勃鲁克行记的译本（1966、1979），参与编撰大型世界史著作中的《北亚史》（1981）。

野上俊静专长于元代佛教史特别是喇嘛教研究，四十年代以来发表有关于元代之功德使司、佛道两教之争、宣政院、上都之佛教、帝师、佛教徒与释囚问题、喇嘛教与汉人佛教、喇嘛教与民众等一系列论文，均收入其论文集《元史释老传之研究》（1978）。窪德忠是道教史专家，对金元道教特别是全真教很有研究，撰有《金元时代道教概说》（1943）、《金元道教团之性质》（1951）、《初期全真教的发展过程》（1954）、《元代佛道论争研究序说》（1964）、《全真教之成立》（1966）、《元代佛道关系——以<至元辨伪录>为中心》（1987）等论文。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薮内清，四十年代以来发表了多篇有关元代科学技术的论文，他主编的《宋元时代科学技术史》（1967）汇集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科学研究班成员在天文历法、数学、农业、医药、军事等专门领域的研究成果。

二战之后继踵而起的蒙元史学者中，本田实信的成就十分引人注目。1949年他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继入大学院攻读蒙古史，开始了从波斯原文翻译《史集》的宏伟工作，并依据《史集》与《秘史》及其他汉文史料对勘，撰写了《成吉思汗十三翼考》（1952）、《成吉思汗的千户》（1953）两篇论文，取得突破性进展。其后到剑桥大学攻读伊朗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扩展到伊朗中世史特别是伊利汗国史。发表论文有《伊利汗国之Iqta制》、《合赞汗之税制改革》、《成吉思汗之军制与部族制度》（1961）、《蒙古人之誓词》、《13、14世纪波斯语文献中之突厥、蒙古语》（1965）、《阿母河行省考》（1967）、《蒙古之游牧官制》（1982，主要依据伊利汗国末期文献《有关官职任命之书记规范》研究营帐官Yurtchi与掌管遗失物bularghuchi）、《札剌亦儿朝之蒙古异密》（1983）、《孙丹尼牙建都考》（1987）等多篇；《史集》译注工作继续进行，已完成《部族志》部分（刊印中）。著名蒙古语专家小泽重男对中古蒙语有精深研究，五十年代以来发表了多篇考释《元朝秘史》用语的论文，其巨著《<元朝秘史>全释》（5册，1984、1988）着重语言学的考释，把《秘史》研究水平大大推进了一步。

岡本敬二是东京法制史研究会进行的《元史·刑法志》研究和《通制条格》研究两大项目的主要参加者，并是这两部《研究译注》的主编。此外，他还撰有《元代之怯怜口与媵臣》（1953）、《元代之法律》（1961）、《<吏学指南>之研究》、《<元史>学规篇分?析》（1962）、《元代之奴隶制》（1968）等多篇论文。胜藤猛参加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的工作，其间撰有重要论文《关于元朝初期的胥吏》（1958）。后与岩村忍合著《大蒙古帝国》一书（1965），并著有《忽必烈汗》（1966）、《成吉思汗——草原世界帝国》（1972，“人与历史丛书”之一）两部传记，以及《旭烈兀西征》（1971）等论文。井之崎隆兴对汉人世侯做了两方面的专题研究，分析了河北和山东地区两种类型的世侯（1954）以及世侯在元朝建立过程中的作用（1961）；他还撰有《元代“社”制的政治考察》（1956）和《元代竹专卖及其意义》（1957）。山口修主要研究元朝侵日战争（1961）及相关日本史料，著有《蒙古袭来——元寇之真实记录》一书（1964）。伊藤幸一就元朝建立前后蒙古族的社会经济——畜牧、矿业、货币、土地所有制（游牧社会的封建制）、“森林之民”等问题写了几篇论文（1955—1963），出了一本《蒙古社会经济考——以元朝成立期为中心》（1965）。

丹羽友三部主要研究元代官制，著述颇多，先后发表阐述元代地方行政系统、行省制度、达鲁花赤、御史台和地方监察机构以及监察官分巡制度、仓库制度、枢密院和行枢密院、俸禄制度、诸寺监机构等备方面论文十余篇，并校订、译注了《宪台通记》（1968、1969，分两篇刊载于《三重法经》）。此外，他还撰有《<岛夷志略>成立年代考》（1953）、《元代中国爪哇交涉史》（书、1953）以及研究元征爪哇问题的三篇论文（1954、1972、1974）。其后，牧野修二在元代官制研究方面更为深入、细密，先后发表有《十道宣抚司——忽必烈政权集权化的布局》（1965）、《元朝中书省的建立》、《关于元代升官规定之一考察——特别是汉、南人路府州县官的情况》（1966）、《元代勾当官体系之研究》1—5（1972—1976）等论文。《勾当官》一文经补订于1979年出了单行本，分五章考察了见习吏员、司吏、书吏、典吏、令史与掾史，是对元代吏制中最重要部分的系统、深入的研究。他又研究元代教育，撰有《元代之儒学教育——以教育课程为中心》、《关于元代庙学书院之规模》（1979）、《元代生员之学校生活》（1980）等文。近年发表的论文有《成吉思汗攻金》1—3（1986—1988）和《金末元初士人的转变》（1987）。宋史专家柳田节子着重于乡村各阶层地位及其赋役负担研究，兼及元代，撰有《元代乡村之户等制》（1977）、《元朝治下农村社会之回民》（1986）等文，其代表作《宋元乡村制研究》（1986）对了解元代乡村社会结构很有帮助。

海老泽哲雄曾参加《元史·刑法志》的集体研究，并撰写《有关“约会”的记录》（1962）。他研究的课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蒙元制度，发表有关于封邑制度（1962、1966）、探马赤军、蒙古军人与汉人奴隶（1966）、投下制度（1967）、怯怜口（1969）、东道三王家（1973）以及僧道免税问题（1986）等论文多篇；二是蒙古与西方的关系，撰有《蒙古帝国·西域交涉史上的一个问题——关于野里知吉带致路易九世信》（1976）、《论蒙古帝国的对外文书》（1979）、《所谓“蒙古使节”访问路易九世事件》（1980、《关于1285年阿鲁浑汗致教皇信》（1982）和《蒙古帝国对外文书管见》（1987）。

吉田顺一着重古代蒙文历史文献和蒙古游牧经济及社会制度的研究，著述颇丰，主要论文有《元朝秘史之历史性》（1968）、《罗卜藏丹津黄金史引用之秘史》（1972）、《阿萨拉格齐史与秘史》（1978）、《11—13世纪蒙古人之游牧与狩猎》（1981）、《蒙古帝国时代蒙古人的游牧与转移》（1983）等多篇，并撰文就游牧封建制问题和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提出自己的见解。萩原淳平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明代蒙古史，蒙元史方面也有几篇重要论文：《木华黎王国的成立过程》（1978）、《木华黎国王麾下探马赤军考》（1977）和关于这个问题的《再论》（1982，与杨志玖讨论）、《成吉思汗陵墓与鄂尔多斯——以忽必烈的蒙古政策为中心》（1987）。

大薮正哉对元代的宗教（主要是佛教）政策和法规做了一系列专门研究，论文课题包括有关僧人的出家与度牒法令、僧尼犯罪问题的规定（为《元史·刑法志》研究之一）、民间信仰的法令、僧人税粮与词讼的规定、和尚头目、江南之佛寺道观等各方面。其《元代法制与宗教》一书（1983）汇集了上述研究成果。竺沙雅章对宋元佛教有精细的研究，撰有《元代白莲宗之一考察》（1980）、《宋元代之慈恩宗》（1983）、《宋元代杭州寺院与慈恩宗》、《宋元版大藏经考》（1984）、《宋元佛教与庵堂》（1987）等多篇论文。稻叶正就是研究西藏史和藏传佛教的专家，他与著名藏学家佐藤长合译了重要的元代藏文名著《红史》并加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