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5日星期二

我的蒙古行(有图)

2012年12月16-18日有机会前往北边的邻国蒙古,尽管时间短暂,但还是对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有了粗浅的认识。

国航每天都有一班飞机往返北京首都机场和乌兰巴托成吉思汗机场。但因成吉思汗机场所处地理位置,经常会因为风力过大,而不能飞行。2012年夏天本来有一次去蒙古开会的机会,就是因为天气原因,往返机场两次,最终都未能成行。因为待第二天飞机可以起飞时,会议已经开始,就没有必要跑一趟了。这次还好,虽然上了飞机半天不关机舱门,问过空姐,知道仍然是对方机场天气不好,但没有说肯定不行,那就等待吧,最终飞机晚点两个多小时到达成吉思汗机场。

原本计划先去宾馆,然后去吃晚饭,但机场取行李的低效率,让我们不得不打消回宾馆的念头,直接奔餐厅。即便这样,仍然在路上花了很长的时间,比计划晚了近1个小时才到达餐厅。经历了曼谷的堵车,再次经历乌兰巴托的拥堵,不得不承认首都都是“首堵”,以后谁嫌北京堵可以到乌兰巴托体验一下。

在路上又一个发现:前苏联后遗症——新蒙文。在内蒙古的城市到处可以看见蒙文,包括我们的人民币上也印有蒙文,但是在乌兰巴托,随处可见的是俄文字母,几乎见不到我们习惯的蒙文。有了哈萨克斯坦的先例,我可以猜到,这是以俄文字母的拼音来表示的蒙文。经过询问,我猜的不错,这种以俄文拼音表达的为新蒙文,而原来的蒙文被称为老蒙文。新蒙文学起来比老蒙文容易,就好比学汉语拼音要比学汉字容易一样的道理。经过几十年下来,现在蒙古的年轻人几乎都不会老蒙文了。蒙古现任总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隐患,号召大家学习老蒙文,并且以老蒙文开了个人博客。经历了哈萨克斯坦和蒙古,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和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是做的很好的,而前苏联对其加盟共和国最重要的是文化渗透,连蒙古这样不是其加盟共和国的国家也被渗透的如此彻底。

蒙古的气温很低,最高气温是零下二十几度,最高气温是零下三十多度,幸亏我的保暖工作做得好,否则可是够受的。不过,这里就像东北一样,屋外冰天雪地,屋内热气腾腾,供暖设施还是很不错的。这里地上都是冰雪,穿正装时必须穿高跟鞋,每走一步我都小心翼翼,每次上下台阶和上下车时,同行的小伙子都赶紧向我伸把手,生怕把我老人家给摔着。

晚餐过后,我们入住凯宾斯基饭店。饭店服务很好,尽管我的房卡打不开门,又到前台重新刷了一下,但我没有任何抱怨,因为前台的美女专程陪我上楼,确认房卡可以使用才离开。房间里有免费的wifi,还有热水壶,这就更让我满意了。不远的路,却走了一整天的行程,很疲乏,真想洗洗睡,但却只能洗洗看——窝在床上看第二天会议的资料。


博格多汗宫
位于乌兰巴托市南博格多汗山脚下的图拉河畔,原为蒙古宗教领袖博格多汗哲布尊丹巴八世(1869-1924)冬天的居所,他在此度过20载冬日,现已改为博物馆,是蒙古最重要的历史古迹之一。

该馆共有7个寺院,正门建于1912—1919年,整个建筑未使用一颗钉子,只用了108个榫口,属于传统的中式建筑。宫庙层层相联,梁上有以藏文、蒙文、满文和汉文等文字书写的横匾。

博格多,位蒙语圣贤、崇高之意。博格多汗宫始建于1893年,原为蒙古宗教领袖博格多汗哲布尊丹巴(1869—1924年)的夏宫,建成于清晚期的五世哲布尊丹巴呼克图时期,初称为博格多格根夏宫。第八世哲布尊丹巴1911年、1921年两度宣布独立,当了蒙古皇帝,博格多格根夏宫遂改称博格多汗宫。名称的改变与喀尔喀蒙古晚清至民国期间历史的变革有关。
真正的冬宫在宫殿群的北侧,是一个小型的两层欧式建筑,为博格多汗的冬季住所,据说是俄罗斯赠送的。

馆馆藏丰富,珍藏着博格多汗当年使用过的生活物品和宗教法器,还有一些17—20世纪蒙古的传统绘画。存有文物近万件。有金缕玉衣、80张狐狸皮制成的大衣和150张豹皮制作的蒙古包、从欧洲定制的各种动物标本等。
冬宫一侧还有铁铸大炮遗址,因为是蒙文,看不懂到底是啥意思。


蒙古甘丹寺
古流传着一句话:“到蒙古如果没有去甘丹寺,就等于没来过蒙古。” 甘丹寺。(Gandantegchinlen)是蒙古最大的佛教寺庙,汉文名为“极乐大经寺”。早在1809年这里就建起了第一座经堂,后逐渐扩大。到1838年,第三世哲布尊丹巴活佛时期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寺庙群,周围也开始有了居民区和商业及时,发展成外蒙古地区最繁华的地方。

甘丹寺前的广场有大量的鸽子,一点儿也不怕人。广场上有卖鸽子食的,拿到手里,张开双臂,鸽子会落到手上、胳膊上、肩膀上,甚至石头上和胸前。如果撒到地上,会有大量的鸽子扑过去抢食。

甘丹寺共有五座僧院,一百多名喇嘛,定期举行大规模或小规模的祈祷仪式。甘丹寺还是亚洲佛教徒和平运动委员会总部所在地。在甘丹寺院内,收藏着已经成为蒙古民族文化财富的许多极为珍贵的珍宝。甘丹寺的图书室拥有五万多册图书及手抄本。在这些图书及手抄本当中有许多罕见的出版物。

甘丹寺内最引入注目的是观音菩萨殿,建于1911年至1913年,是乌兰巴托最高的佛殿。殿中有巨大的观音菩萨像,高25米,重20吨,全身镀金,镶嵌大量宝石,是蒙古的国宝。菩萨像原建于建殿之时,是铜像,朝鲜战争时,蒙古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捐助给前苏联用来造子弹。现今这座菩萨像是1996年信徒捐款复建的。

据说,19世纪初期,清朝统治下的乌兰巴托只有约5万人,但却有很多寺庙。在1921年到1990年期间,蒙古受苏联控制和影响,信奉无神论,蒙古人民是不能公开信教的。在乔巴山统治的1928年到1952年间还进行了宗教大清洗,僧侣被杀、寺庙被焚,蒙古国所剩寺庙无几。甘丹寺在宗教清洗中也遭到了巨大破坏。1944年时任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蒙古,提出参观该寺院。为掩盖宗教迫害的罪行,乔巴山只得重新修缮开放甘丹寺,甘丹寺得以保留下来。直到前苏联解体,蒙古国才重新恢复宗教活动,而甘丹寺就成为了蒙古最具代表性的宗教寺院。


在蒙古的第二天中午是在公务活动附近的地方吃的蒙古自助餐。有熟食区,有汤、饭、肉和蔬菜,蔬菜种类和量都较少,肉食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个生食区,有各种肉和洋葱等配菜,还有各种调料,食客拿碗自取,送到烤肉的排挡,大厨烤制后顾客再自取回来。

第三天下午的飞机回北京,早上走马观花地去了甘丹寺,又匆忙去了趟蒙古国家博物馆,希望了解蒙古的历史。不过,一些展厅只有蒙文解释,根本看不懂,有英文解释的,时间也不允许我们仔细琢磨,所以对这次参观并没有觉得达到预期目的。印象最深的是,蒙古人的研究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匈奴人。妾不以为然。蒙古人种和匈奴人中都不一样,怎么可能是呢?不过最早匈奴人也生活在这一地区,后来被赶往了欧洲大陆。十八年前我在苏黎世机场候机八个小时,这难捱的时间就靠这一本《最后一个匈奴》渡过的,这本书其实讲的就是这段历史。十几年前负责一个联合国的项目,项目所在地在新疆,项目经理是个匈牙利人,对我说他第一次来中国,心情很激动,特别是知道要去新疆更是激动,因为传说中,他们的祖先是匈奴人,而匈奴就是从新疆西去欧洲大陆的。我觉得说匈牙利人是匈奴后裔还比较靠谱,至少长相上说的过去。但匈牙利人和蒙古人差的可就不是一星半点儿了。

然后我们去了百货大楼,这里有蒙古特产,皮制品比较便宜,我买了皮带和钱包,货真价实是真皮的。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小工艺品,我在这里发现了羊拐,一袋四个,每袋相当于人民币十几块钱。从里面的说明看,蒙古人是拿来占卜的。我买了几袋准备送给几位同事、朋友的女儿。如我所料,孩子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倒是每个妈妈拿到时激动万分,因为这是我们小时候玩儿的游戏。


因为要赶路,午餐就在百货大楼对面的一家中国餐馆了,餐馆名字非常大气—新世纪,但门脸儿和地方可不大。不过味道还是很正宗的,地道的中国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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