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其美（Migeddorj Batchimeg）雖然蒙古與中國歷史關係源遠流長，但彼此間現代國與國的關係是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才出現。之後蒙中關係經歷了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
在1950年代，基於意識形態與雙方現實的考量，兩國發展了友好關係。然而，隨著中俄關係的惡化，蒙中關係進入了敵對階段。在兩個互相衝突的強鄰之間，蒙古別無選擇，只能進入其中之一的保護傘。
對蒙古人而言，歷史經驗促使他們選擇了蘇聯，而蒙中關係直到中俄敵對狀況結束後才可能恢復。在主要障礙消除後，北京與烏蘭巴托都承認了他們共同的戰略利益，因此決定重新與對方交往。雖然之前的盟友俄羅斯在蒙古仍然享有一定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現在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了蒙古主要的政治經濟夥伴。政治夥伴關係中國在毛澤東時期曾公開質疑蒙古的主權，但在後冷戰時期的對蒙政策已經大不相同。
北京的策略是為國家發展創造一個和平的外在環境、加強與鄰國的關係、在國際上替自己塑造一個遵守國際規範及負責任的形象。到目前為止，這個做法成功地創造了一個互信的環境，使得蒙古與中國得以進一步重修舊好。自從重新交往後，中國領導人一再宣誓尊重蒙古的獨立與主權。
譬如，1991年8月，在雙方關係正常化的初期階段，國家主席楊尚昆訪問烏蘭巴托，表達中國對「蒙古獨立與主權」的尊重。之後，中國總理李鵬在1994年訪問蒙古時，簽訂了新的雙方友好合作條約。在訪問期間，李鵬也指出中國對蒙古的五項政策：
● 遵守和平共存五項原則；
● 尊重蒙古的獨立、主權、領土完整與發展的選擇；
● 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發展貿易與經濟合作；
● 支持蒙古的非核地位；
● 願意見到蒙古與其他國家發展關係。1
雖然目前的中俄關係已經使得烏蘭巴托在兩鄰的安全政策上作為緩衝的角色減弱，中國仍然把蒙古視為具有「關鍵地緣政治利益」的國家。2
中國與蒙古共有最長的陸上邊界，因此，維持友好的中蒙關係對中國北方（包括新疆、內蒙古與東北各省）的安全與穩定是非常重要的。3
北京與烏蘭巴托的政治關係發展快速。
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方面訪問蒙古的層級與次數都遠超過俄國。
2003年6月，在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首次出訪外國期間，胡錦濤正式訪問蒙古，顯示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將會給予烏蘭巴托更多的關注。當中國表示尊重蒙古對民主的選擇時，北京非常注意與蒙古主要政黨的交往。除了發展與蒙古人民革命黨（前共產黨）的關係之外，中國共產黨也積極設法與蒙古的新興自由民主黨派（即民主黨與人民意志共和黨）建立聯繫。北京的整體戰略在於達成其國際安全目標與維持經濟成長，而審慎地與這些蒙古政黨發展密切關係即是此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經濟友好關係
整體而言，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替地理封閉的蒙古創造了成長的機會，因為這提供了烏蘭巴托一個有利的外在環境。在經濟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去十年內成為對蒙古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中國在1995年成為蒙古第二大貿易夥伴，在1999年更提升為最大貿易夥伴。在2004年，蒙古的出口中有48%是運往中國，而蒙古的外資中有38%來自中國的公司。4
中國允許蒙古使用天津港，提供蒙古在1990年代初期通往亞太地區的主要道路，替蒙古創造了與此地區其他國家發展貿易關係的重要機會。
在這方面，中國愈來愈注意與蒙古發展經濟關係。除了與蒙古密切的經濟聯繫可以增加中國在雙邊關係上的籌碼外，對中國西北與東北各省的經濟發展也很重要。由於地理位置接近以及經濟補充性，中國最有機會利用蒙古為了替外國投資者創造有利環境而訂定的自由新法規。
蒙古擁有豐富的中國快速工業發展中所需要的自然資源，如煤、黃金、鐵與其他貴重金屬。過去幾年，隨著持續的經濟成長以及自然資源的減少，中國在蒙古重要戰略礦產部分的投資興趣大增。胡錦濤在2003年表達了中國在蒙古礦業方面增加大幅投資的興趣，也宣示將提供蒙古三億美金的優惠貸款，主要用以改善鄰近中國的蒙古主要礦區的基礎條件。5
次年，在訪問中國期間，蒙古總統巴嘎班迪（N. Bagabandi）宣示提升中國在蒙古礦業方面的投資。結果是，在過去兩年中，中國的投資大幅增加。中國在2003年投資了2,300萬美金在蒙古的礦業上，2004年的數目增為大約3.7倍，達到8,600萬美金。中國在蒙古礦業上的投資達到外資在該部份投資總數的30%。銅、煤及其他金屬等礦產品佔了蒙古出口中國貨物的最大部分。6
很清楚的，中國將成為蒙古礦產與畜產品最大的潛在市場。此外，在未來幾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是蒙古經濟上資金的主要來源。
未來的挑戰
由於中國在後冷戰時期對國際社會的政策以及迅速擴大的中蒙關係，蒙古對中國的態度也隨著時間有了改變。在1980年代後期以前，蒙古把中國視為敵對的修正主義國家，而現在則將其視為可以促進區域及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它對蒙古的政治人物與學者具有重要影響力，也因此會影響到烏蘭巴托的區域與國際關係。7
儘管如此，在兩國之間仍存在一定的挑戰。如同江澤民曾強調的，雙方沒有未解決的政治、法律與歷史問題。然而，因為歷史經驗而對中國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仍然廣泛存在於蒙古人之間。蒙古新聞界常常懷疑中國的野心，尤其害怕中國的擴張。住在蒙古的中國人也抱怨這類負面態度。8
因此，在2003年訪問烏蘭巴托時，胡錦濤強調兩國間互相理解與信任的重要性，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雖然蒙古承認在經濟上愈來愈依賴中國是無法避免的，但也很注意中國的影響力在其國內可能造成的傷害。蒙古在地理上的封閉性以及缺乏經濟區域主義是影響蒙古與東北亞其他地區整合的兩大阻礙。蒙古與中國在國際羊絨（Cashmere）市場上的不平等競爭在未來幾年都是相當令烏蘭巴托頭痛的事。蒙古羊絨的產量佔國際市場的20%。
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商人開始從蒙古國內市場上購買未經加工的羊絨，然後出口到中國進行加工，使得蒙古的羊絨供應流失，加工廠也衰弱了。如同蒙古最大羊絨加工廠「戈壁」的總裁色德旺齊格（Sedvanchig）對媒體所說的，蒙古國內的羊絨製造者只使用了40%的生產力，而蒙古也正在喪失大筆的出口所得。9
在烏蘭巴托提高生羊絨的出口稅後，往中國走私成了另一個必須注意的問題。中國的羊絨製造者與出口者顯然具有野心，企圖增加他們在國際市場的佔有率。
對蒙古人而言，與中國低廉的工業競爭是個艱鉅的挑戰，即使是在國內市場。取消紡織出口配額也對蒙古造成很大挑戰。2004年，烏蘭巴托的紡織工業生產了佔其出口所得16%左右的貨品與中國競爭。為了節省由於蒙古地理位置所造成的高額運輸成本，有些公司準備把他們的工廠遷往中國。最近蒙古媒體報導往中國走私情形增加引起民眾的關注。10
假如雙方無法有效地處理這些問題，很可能重新激起蒙古民族主義而嚴重傷害中蒙關係。關於這點，蒙古人與中國人有不同的歷史觀點。蒙古人把自己看成是和漢人一樣古老的亞洲民族之一，而中國人則認為蒙古以前是中國的一部分，把蒙古人看成其少數民族。這個根深蒂固的歧見對烏蘭巴托與北京未來的關係可能具有爆炸性的影響。
自從雙方關係正常化之後，政治議題──包括所謂的「泛蒙古主義」、達賴喇嘛、台灣問題──是北京領導人最關心的。近年來，北京也開始加強注意蒙古與美國的關係。放棄在中國與俄羅斯之間求取平衡，蒙古目前致力維持與中美兩個新的地緣政治競爭者的關係。此外，烏蘭巴托也尋求在多邊外交政策下與其他已開發國家發展關係。這兩個現實都可能在未來對蒙古人造成挑戰。
巴其美是蒙古戰略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編者按 巴其美於2005年7月14日就任駐台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代表）
1 Tsedendamba Batbayar, Mongoli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90s: New Identity and New Challenges (Ulaanbaatar: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2), p. 130.
2 Li Dongya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ortheast Asian Cooperation and Chinese Development Strategy,” ed. Lhamsurengiin Nyamtseren, Political, Security, Economic and Infrastructure Factors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Northeast Asia (Ulaanbaatar: Mongolia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2002), p. 30.
3 Yang Fan and Zhu Ning,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West Development,” Economic Selections, no. 32 (Chinese Financial Economy Press, June 2000), p. 15.
4 根據蒙古外資與外貿局以及工業貿易部的統計。
5 參見http://gate1.pmis.gov.mn/president/2003-06-04e.htm.
6 根據蒙古外資與外貿局以及工業貿易部的統計。
7 D. Shurhuu, “Kyatadyn Shine Diplomat Bodlogo ba Mongol-Kyatadyn Hariltsaa (China’s New Diplomacy and Mongolia-China Relations),” Unuugiin Hyatad（China Today）(Ulaanbaatar: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5), vol. 1, pp. 12-17.
8 可以找到許多這類文章。“Chinese Desire to Master Mongolian Gobi,” Notstoi Medee, March 2, 2005; “China’s All-front Offensive,” Unuudur (Today), October 13, 2004.
9 Unuudur (Today) Mongolian newspaper，April 8, 2005.
10 從可靠的蒙古媒體來源中可以發現很多資料。譬如，“A hundred thousand marmot fur has been confiscated in one investigation,” Udriin Sonin (Daily News), October 15, 2004; “Law does not apply to Chinese traders,” Udriin Sonin (Daily News), February 8, 2005; “A gang coveting Mongolia’s treasury chest is revealed,” Zuuny Medee (Cenruty News), March 5, 2005.
藍美華 譯（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