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腾宝力格
2月1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发表了《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最近，给国家有关部门制定方针、政策提供参考依据的学术权威单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与胡联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等人发布了他们“第二代民族政策”理论。 这些言论的出笼和媒体上公开传播，显得有点突然，实际上也并不是偶然，是早已酝酿、发酵、甚至掩慕背后实施的内容罢了。我们应清醒地理解他们的意图，作好思想准备，需要理智应对。
一、什么是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
第二代民族政策是指：“倡导推行淡化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和国家认同的政策。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是效仿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不容许任何一个族群生活在一块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 （胡鞍钢，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第二代民族政策倡议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加强国家认同：
1． 政治上推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坚持平等的向每个民族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2． 经济上促进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推进各族公民混居杂居。
3． 文化上坚决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对每个民族进行文化改造，强制推行普通话，防止宗教极端主义。促使人人争当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好国民，以工作为天职，培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同上）
朱维群、胡鞍钢、胡联合、马戎等人认为：“前苏联的民族大拼盘模式被称为第一代民族政策，又称为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它源自列宁提出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是摆脱资产阶级的民族纷争，防止工人被民族文化分化，（列宁，1914年，《精致的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腐蚀》）防止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教唆互相残杀的根本制度。因此列宁指出“凡是国内居民生活习惯或民族成分不同的区域,都应当享有广泛的自主和自治，其机构则用普遍、平等、秘密的投票方式来建立” （列宁，1913，《民族问题提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了‘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并由当时党内主管民族工作的李维汉起草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这个纲要的内容载入了1954年的新中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从此成为基本民族政策和基本政治制度。国家领导人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领导并完成了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并于1984年与第四部宪法一同颁布实施”。（国务院《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现在看来这些都是错的，这个制度“导致地区之间和民族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又导致了中央财力的下降，富裕地区不愿多交税，不愿意援助经济落后地区，不愿意背“经济包袱”，而贫困地区又认为中央不公平，认为自己遭受着发达地区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廉价剥削，导致地区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不断激化，最终国家陷入分裂。”（胡鞍钢原话）
他们这些言论，表达意思很清楚，但逻辑上却很有矛盾：似乎否定列宁的理论和实践，却一段一段地引用列宁语录来验证自己观点；似乎强调“法律上各民族平等”，却鼓吹限制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加速民族融合”，“ 抓紧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似乎全盘否定宪法和建国以来的方针政策，却大喊“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好像以前都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似的。
官方主导媒体历来是非常严控的，那怕是真实事件的报道也要考虑“这个负面作用大”，“那个导向作用差”地筛选多遍，动不动就封杀掉，连个人网络博客文章也要一个个过滤检查。然而，如此贬低、攻击少数民族，全盘否定六十多年来的国家基本民族政策和基本政治制度，违背宪法的奇谈怪论却在媒体传播，系属罕见。这好像预示着中国要发生大变革。如果出现大变革，无非两种结局：一是捷克式的“天鹅绒革命”，中国走向言论开放时代。这是我们再欢迎不过的前景。如果这样，以上文章和提议纯属言论自由范围，我们无需谴责，你说你的，我谈我的，都是自由；另一种可能是发生“啤酒店暴动”，希特勒式的极端势力上台，对少数民族采取对待犹太人般的排挤和镇压。如果是后一种，不仅我们的辩解被封杀，而且以上文章和提议内容也将会付诸实施。下面我们分段分析他们的理论观点。
二、所谓的“政治上加强国家认同”论
“政治上推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坚持平等的向每个民族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生育是苍天赋予人类乃至整个生命体的天性。大自然自由调节生命更替和生命数量的法则。当环境条件适度，又需要强体力劳动来维持种族生命延续时，人类自然会多生育；当环境条件优越或恶劣，多生育有碍于本种族生存的质量或存活，人类自然会减少生育。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是，刚经历过炮火连天的战争蹂躏和饥荒饿死穷困厄运的中国，恰到出现生育适度的环境条件时却遭遇不抓经济建设，大搞政治运动的执政集团的恐慌，视民众为消费负担的指导思想下强行推行的错误国策。那些年的非人道的粗暴措施、非正常的极端口号，我们都经历过。生存空间、资源固有前提下，没有“基本国策”，放任不管，生命也会考虑本身利益，会“计划”生育。少数民族生育二胎，本身就够响应基本国策的积极表现，你们却将自缚的“独生子女”政策视为不公，嫉妒和怨恨少数民族，不感到自愧吗？
“苏联搞加盟共和国制度，宪法规定各共和国有权通过‘自决’自由退出联盟，原以为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几十年后闹成真的了”、“民族间的矛盾和问题不但没有如制度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趋于消弭，反而不断加深，最终成为导致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朱维群：《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
苏联解体和罗马尼亚动乱都是不久以前的事，记忆犹新。解体和动乱既不是舆论开放所致，更不是少数民族的动乱，是制度运行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缺陷，是历史的必然。有关苏联解体原因的剖析、研究，随便搜索网络就会获得千万条，但朱维群他们这样把祸根和脏水泼向少数民族身上的论调还是极为罕见。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卢基扬诺夫总结的教训比较客观，比较普遍认可。他认为：“苏共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此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党政不分。党的体系自上而下，就像一个超级垄断的大公司，政治局就像董事会一样，什么事情都管。二、党越来越老化，越来越官僚化。党的第一书记不希望二把手比他强，下面的共和国也是一样，越到基层干部水平越低。三、党垄断一切。垄断了干部问题、意识形态、国家的权力。正如列宁所说，任何垄断都是一种腐败。……” （摘自《当代世界》第8期）
苏联十七个加盟国中创始成员国四个，自俄罗斯分设五个，1936年外高加索联邦分解后新设的三个，苏德战争期间占领新设的五个。它们都是原本独立国家，在世界第一、二次大战阴影下，为了共同利益聚集到苏维埃名下。1991年时其中15个共和国现已成为独立国家，有的加入了欧盟。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欧洲的传统古老国家建立起联盟，搞起共同体。对比之下，维持半个多世纪的强大的苏联解体，难道不是机制、制度不合理，利益不均分造成的吗？
1991年莫斯科出现“8.19事变”，推翻苏共的浪潮仅仅持续了三天，一千多万共产党党员袖手旁观，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倒戈，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或大规模抗议活动，苏共的辉煌就这样凄凉的谢幕了。整个过程中没有出现民族冲突和杀戮。当动乱在莫斯科、圣彼得堡掀起时，远在西伯利亚等边远地区的布里亚特共和国、阿尔泰边疆区等少数民族还一头雾水，茫然失措。现在的北高加索联邦管区的车臣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的动荡，只是受到前者影响而后来发展起来的独立运动。朱维群等人有什么依据把苏联解体的原因嫁祸于少数民族呢？用意何在？
“不能让任何的民族意识超越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我个人倾向于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朱维群：《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
“实现从识别国内56个民族、保持56个民族团结发展的第一代民族政策，到推动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和伟大复兴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转变，建构起凝聚力越来越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你我、永不分离的中华民族的繁荣共同体” （胡鞍钢 等：《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
他们的文章中还有很多类似内容的话。总之他们认为，识别56个民族是错的，应该全部取消，归为中华民族，“重新划分省区行政区划管理范围，适当增加省级行政区(含直辖市)数量……”，“要从政治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等等，还暗射民族区域自治这个基本政治制度是李维汉、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等人所为。简直可笑之至。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中国识别56个民族也许是不准确，但民族实实在在存在着。粗分可以说“五族为主的共和”，细分也许是556个民族，但绝对不会归结为一个“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纯政治概念，是国家的代言词，更准确的说，指的是汉族。他们这些人以极端民族主义心态，抹杀民族区别，把历史、语言、文化，甚至人种差异的各个民族统统搂揽于汉族名下，这不是大汉族主义又是什么呢？他们还说什么“处理民族问题必须要有智慧和策略”，言外之意，要用尽一切阴谋和伎俩“淡化民族意识，促进民族融合，尽早实现统一体”。朱维群、胡鞍钢他们的设想太简单了。在强权政治制度下，名义上的“中华民族”的大统一，也许明天就能实现，但实际上的多民族仍然存在着。苏联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也曾宣布过：“各民族差异已基本消除，已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即‘苏维埃民族’”。二者是如此相似，难道不怕重蹈覆辙吗？
他们在文章中还拉大旗作虎皮，多次重复提到了“强化国家意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统一到国家认同”……等等。“主权高于人权”、“国家意识高于民族意识”等空洞的烂词早不新鲜，不值得一驳。国家是由民族组成，而民族是由公民组成，否定公民权力，这是谁的主权？对立民族的意识又是什么国家的意识？这种将国家、民族、人民对立起来的理论其根基就错了，还谈什么国家利益？还有有损于人的、有损于民族的国家利益存在吗？如果存在，是谁代表着这个利益，是谁偷食着这个利益呢？这种思维意识的人还能担任常务副部长、权威单位的研究中心主任，简直是中国的悲哀！
三、所谓“经济上推进各族混居杂居”论
“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是效仿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不容许任何一个族群生活在一块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 （胡鞍钢，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民族政策和制度。美国也是多民族国家，美国的民族制度就是土著居民保留地政策。美国众多土著部落（民族）中没有印第安民族。“印第安人”一词只是哥伦布误以为所到之处为印度而传播的，是美洲各个民族的总称罢了。美国现有约310个保留地。各个土著部落（民族）保留地内有有限的国家主权，独立的语言、教育、法律、行政体系，是世界各国中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典范。真得仿效美国制度再好不过。但朱维群、胡鞍钢、胡联合他们大谈“美国的大熔炉模式”时，不得已的心态在括号内只说明了“印第安人有所例外”外，全篇文章都用偷梁换柱的方法，把非民族现象套用于民族问题上，简直是别有用心的拙劣比喻。
人们都知道美国的白种人、黑人、亚裔人都是迁移过去的“外来户”。他们虽然各自都属各自民族，但在美国没有固有土地，更没有形成民族特征的共同体，类似于很多国外人来中国经商、办厂，长期定居一样，在所谓的“国有土地”上定居生活。怎能用个体生存模式代替族群（民族）现状呢？他们这种偷换概念的举例方式，其目的不是真正“效仿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而是取消中国各民族基本权利，吞并中国少数民族赖以生存的“保留地”。
他们文章中重复多次的一个观点是：“我们支援少数民族太多”、“援助过多反而激发了少数民族的狭隘民族意识”、汉族成了“养活少数民族的‘奶牛’”……等等。
果真如此吗？只要舆论媒体公正、开放的对待，我们不妨摆事实，算个粗略帐。实际上这样的厥词也不是新出笼。几十年前在内蒙古的报纸、电台上突然指责开：“内蒙古人（实际指的是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吃别人种的‘亏心粮’……”我们很困惑。牧民是不种粮，但他们从来没有被别人养活过或白吃白占过。他们纳税交款，用劳动成果和畜牧业产品换取过粮食。如果国家不愿调批粮食，只要开放点，他们也能从别的国家进口质量更好、价格更合理的粮食。但那个年代哪有辩解的权利，只有官方媒体独自喧嚣。原来这是为下乡知识青年为主的建设兵团开发、开荒内蒙古草原的舆论准备。
国家援助少数民族多少？而从少数民族地区获利过多少？任何人都能看得出来。更何况，中央下拨的款项又不是印刷机随意、无限印刷出来的纸张，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富饶的林区、世界少有的稀土、金、铁矿藏、地下煤、气矿藏、肥沃的土地都变成“国有”，游牧民族无地放牧，铁丝圈起了一个个草场。这就是“太多支援”带给的杰作！这样大的付出和牺牲还不算对所谓“人口危机”的汉族的支援吗？我们宁愿生活在“原始社会”状态也不希望你们的这种“援助”，从内心厌恶你们的所谓“支援”！主导舆论媒体大力宣扬沿海地区如何如何富饶，如何如何承担着国家税收比例。如果没有边疆地区的资源、能源支持，如果没有中西部广阔地区的消费市场，沿海地区的那些产品不就是废品、垃圾一堆吗？谁不知道普通商品的消费中三分之一左右是成本，三分之一左右是税收，三分之一左右是流通领域的费用，名牌和高档消费的纯利润空间更大。如果把购买、消费内地产品也当做“吃奶”，那我们也问心无愧，因为这个“奶牛”是我们用饲料喂养起来的。
世界上没有平白无故的付出。说白了，支援边疆、西部开发都是掠夺更多利益为目的的。最近有个罗天昊的人向两会提议“新疆，青海，西藏一部，内蒙一部，其面积总和，大约为中国国土面积的一半，而人口尚未不足3000万，空间巨大……未来，中央准备向新疆投资10万亿，投资力度为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移民西部，已成大势所趋，应向西部移民1亿”。其口气和观点与“二胡一朱”很相似。投资10万亿为的是获取百万亿。把这也当成“支援、援助”，不如直接号召：“西部富饶，你们赶紧迁去西部，拣棉花、开荒地、捞黄金发财。国家投资10万亿，你们每个人获得10万元补贴……”
总之，谎言背后处处贯穿着：“人口众多，生存空间狭小，已经到了危急时刻，非移民不可，需要往外扩张”的呻吟。中国确实人口大国，但人口密度小于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亚洲经济四小龙”，更远远小于日本、以色列的人口居住密度。那些国家和地区严格控制居住范围，把大量土地留作耕地或自然状态，能达到世界人均生活高水平，为什么不能借鉴呢？文章中还侈谈什么“西部大开发应该借鉴以色列等先进国家的高科技开发，不能粗开放……”这无疑是幻觉似的美梦。执政者如果高科技开发的视野、能力和魄力，现有居住地域既有技术基础，又有人力资源，富富有余高科技改革建设条件，根本不需要病菌繁殖般往外扩张，蝗虫觅食式的移民流动。
朱、胡等人在文章中还说：“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率都高于除中国之外的世界所有高增长国家……”列举了很多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数据，指出：“……地区和民族之间经济差距的扩大又导致了中央财力的下降，富裕地区不愿多交税，不愿意援助经济落后地区，不愿意背‘经济包袱’，而贫困地区又认为中央不公平，认为自己遭受着发达地区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廉价剥削，导致地区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不断激化，最终国家陷入分裂”等。
看来，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也成了激化矛盾的根源。中国是税率最高，财政收入最多国家之一。财政收入和支出是国民经济状况所决定的。如果制度不合理，执政者贪婪又无能，再大的金山银山也会吃空。庞大的官僚集团的挥霍，加上豢养比例超众的警察、军队，不识时务地开展军备竞赛，制造大量的核武器……多少才是够用？更何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财政收入年年剧增，国家税收年年超收，哪来的“中央财政下降”、“国家陷入分裂危机”呢？恐怕危机不在少数民族地区，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吧！
他们还文章中引用马克思语录：“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人类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与驱动力，因此，“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
这段话引用的恰到好处。什么“国家意识”、“民族平等、和谐”、“支援边疆”都是假话，唯独“利益关系是出发点和驱动力”。说实际，中国矛盾焦点根本不在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而是统治集团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利益纷争矛盾。如果这个矛盾表现为民族之间冲突和危机，那也是执政者挑唆的。然而，他们所设想的“取消民族差异，加速民族融合”、“移民开发”、“文化改造和认同”能挽救得了中国人的危机吗？中国的危机也不在人口生育问题，而在于国家制度与国策、执政方针与能力上。实际上贫富两极分化才是最大隐患。我们承认内地很多平民比我们贫穷，但豪富比例更多，高档消费举世第一。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体制和国策。个体上，吃俸禄的高官高职、明星名模收入超高，行业上，非实体经济收入远远高出实体经济的收入，而真正创造日常消费品的工人、农民的收入在国家的调控政策下卷入最底层。这样不合理的收入再分配，移民能解决得了吗？在强权政治下你们的移民政策、重划行政区域措施也许能实现，但矛盾不会因此而解决，反而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更加剧。你们能把脏水泼向少数民族，能把矛盾转嫁到边疆地区，由此而能根除掉上海、广州多缴税的怨气、四川、河南人口压力的不公、落后地区的求援呼声、发达地区的严重污染、富人们享受的欲望、穷人们生存的挣扎……等等此起彼伏的自身矛盾吗？你们设想所达到的结果只能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四、所谓的“文化改造”论
“文化上坚决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对每个民族进行文化改造，强制推行普通话，防止宗教极端主义。促使人人争当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好国民，以工作为天职，培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不再强化中国是由56个民族(族群)组成的观念和做法”、“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语和普通话)，不断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胡鞍钢，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
他们的文章中贯穿了“最大”、“最快”、“强力”、“强化”等等迫不及待的语气来表达了实施民族同化的意图，还提出了“普通话汉语教育代替民族语言教育”、“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不再建设‘民族村’、‘民族聚居区’，要混居混住”、“提倡和鼓励不同族群通婚”、“推广汉族传统仪式来强化中华民族认同”……等等具体办法、步骤，达到了歇斯底里程度。
看来他们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掀起全国的又一次大动乱。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是以批判《海瑞罢官》、《二月提纲》作为舆论开端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要以《朱维群文章》、《第二代民族政策》作为开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否定的是解放十七年以来的文教政策；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要全盘否定解放六十多年以来的民族政策，强制推行露骨的民族同化政策；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持续了十年，给全国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四人帮被打倒而终；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不知持续多长，不知带来什么后果，怎样收尾……看来毛泽东很有预见：文革“这样的运动过些年就要发动一次”。
朱、胡他们的思维想象很像江青。江青在文化革命中训斥李维汉，识别56个民族是人为制造隔阂，“壮族人早已经被汉族融合掉了，还识别为另一个民族，制造什么民族文字，简直是历史倒退”。在这些人眼中不同民族就是“异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为某种政治目的而采用类似极端行为的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但其结果往往是相反，引来更大反弹。江青他们批判封、资、修，试图以样板戏来统领各文艺界，却复苏了多种多样地方剧目形式，最后发展到了黄色演出也无法控制地步；希特勒为了“弘扬伟大的日耳曼人文化”，对犹太人采取了肉体消灭程度，最后结果是几乎遗忘两千年的希伯来语文字复苏，掀起复国主义运动，使得后辈德国元首们世界公众面前鞠躬谢罪。
西班牙是欧洲古老历史的国家，在拉丁美洲独立的33个民族中有18个民族已在使用西班牙语，世界上使用西班牙语的人口已达2.8亿。西班牙国内人口只有4000多万，国土面积也只有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的四川省差不多。西班牙国内也存在少数民族，也存在自治省。按照朱、胡他们的设想，他们实现民族同化比中国简单多，但实际并非如此。在西班牙国内有一个少数民族加泰罗尼亚，人们称其为加泰隆人，现今有800万人口。自1716年起新波旁王朝五世菲利普开始对他们实施同化政策，禁止使用加泰隆语言文字，即“禁止出版加泰隆语（文）书籍，学校不得使用其书面文字和语言，基督教教育的讲授必须使用标准西班牙语（卡斯蒂利亚语）”。佛朗哥统治时期（1939——1975年），将此禁令更为强化：“把加泰隆语言、文字排除在公共生活、公共教育和传播媒体之外”。 这一政策随1975年佛朗哥将军去世才结束。加泰隆人在长达260多年时间里，以雄心、智慧和敏锐的判断力，维护和发展了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语言文字。加泰隆语言文字现已成为完全合法的系统化、规范化的语言文字，不仅进入了学校，又有了新闻媒体和出版社，出版了许多图书和词典，还成为自治省的通用语言，也成为欧盟共同体使用的语言之一。（来自：周庆生主编的《国外语言政策、语言规划推进》）
可见，一个国家吞并另一个民族容易，同化掉并不容易；消灭语言文字也许一时能实现，根除民族意识并不像他们所想象那么容易。美洲很多国家使用西班牙语、英语、法语，但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同他们一个民族。正如，回族使用汉语汉文，但不承认自己汉族一样。
世界上很多文明古老国家仍保持着多民族共存，民族间相互和睦，共创辉煌。如：英国有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有36个自治区；法国有法兰西人，科西嘉人，巴斯克人。为什么中国就出现民族裂痕、民族冲突呢？难道没有执政能力、制度、政策的漏洞值得反思吗？朱、胡他们这些人在民族关系、制定政策中起到什么样作用呢？他们在文章中也不得不承认并引用了“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最后是民族消亡”的马克思理论。我们很担心土地被吞并，文字被取缔，资源被糟蹋，但一点都不怕民族被同化掉，因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梦呓。我们宁愿相信国家解体，不相信民族同化。国家是比民族还不稳定的政体，国家的寿命永远没有民族寿命长！
五、少数民族宣言
又一场暴风雨可能要来临！
这个暴风雨也许预示着春天的到来，也许转入严寒的冬季，我们都需做准备！
我们自豪地宣布：我们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汉族同胞。六十多年以来我们奉献了故土的资源，容留了几千万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盲流人员，为国家和沿海地区经济建设输送了煤、气、电能源、供应了木材、稀土、金、铁原材料。我们付出了牺牲，做出了贡献，问心无愧！现在却有些极端分子叫嚷什么“养活着少数民族”、“越帮助越激发起了狭隘民族意识”、“少数民族是国家分裂的隐患，加速推进融合进程”、“要加强国家认同”等等，还提出了具体措施、步骤。
我们历来没有被别人养活过；我们民族意识的觉醒是由环境、政策刺激的；国家分裂的隐患不是我们，是你们自己内部；我们早有了国家认同观，而且有的过头，超越了民族认同观。我们一点都不担心和惧怕被融合（同化）。因为我们坚信“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最后是民族消亡”的理论定理。国家是政治利益为链条的社会机构；而民族是语言、情感为链条的稳定共同体。后者比前者更稳固、寿命更长。
污蔑、敌视少数民族的这些言论、文章也许是极端分子的个人行为；也许他们的背后有着庞大的政治势力集团。一旦是后者，我们将会面临劫难，需要度过漫长的严寒。
如果严寒来临，我们不需要请愿、示威。因为，这些是民主制度下表达不同意见和民意的方式，而强权政治对付你的只能是警察、枪炮。何况早已经民主被集中制代替，选举和被选举被任命制代替，我们根本不寄托什么希望。
如果严寒来临，我们不需要自杀、自焚来表达不满。因为，不值得。苍天赋予的生命对每个人都公平而珍贵的。不管权贵、平民，不分富人、贫民，都有生有死，不偏不倚。
如果严寒来临，我们不需要武装暴动、武力反抗。因为，我们是弱势群体，根本敌不过有核武器装备的庞大军队的政治势力。早在1981年内蒙古学生为拨乱反正到中央请愿，中央信访局局长张成梁怒斥学生代表：“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几个蒙古人就想闹事？老实告诉你们，别说一个内蒙古，就是新疆、西藏一块闹我们也不怕！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这是实话，我们不需要以卵投石。
我们到了如此处境，也许是过度相信共产主义美景，愚忠跟随赤色革命的报应。几十年的所谓“革命”培植出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面对的不是汉民族，而是武装到核武器的统治集团。自酿的苦果只能自食！
经过经济制度改革后强盛起来，并形成世界三局鼎立的强大中国一旦被希特勒似的人物或纳粹式的政治集团掌控，美国也不是对手，欧盟、日本更不在话下。而它的真正敌人是本身体制和贪婪无度。任何集权政治，随着权力集中，财富也跟着集中，贫富两极分化，加剧自身矛盾，自然而然内部腐败、残杀起来的。而贪婪本质所决定，它们也绝不仅仅少数民族边疆地区掠夺开发而终止，还要向南，破坏性开采南海、公海；向北提出“收复”蒙古国，面向亚洲叫喊“大亚洲共荣圈”，面向世界“要解放全人类！”……直至自取灭亡。
如果寒冬来临，我们蛰伏便是。任它叫喊，任它鼓动，不听、不信，不响应，不跟随，等待春天的到来。强权政治下最遭殃的是他们本民族的中、下层平民。当大兴安岭林木砍伐殆尽，当克拉玛依油气田枯竭，当青藏高原的冰雪融化完，当云贵高原变成光秃秃石海时，沿海地区被海水淹没，大都城市缺水、缺电、缺气而废弃，人们相互埋怨，相互残杀，污水横流，白骨遍野，“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高度文明发达”成为废墟古遗迹。……而这时我们的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少数民族仍会哼着悠扬的长调，跳着粗犷的舞步，或传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筑成一个新的长城……”，过着“落后而贫困”生活。也许这时“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摇摇欲坠没有消亡，其考古学家们挖掘和研究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高度文明发达”的历史。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万年文明发展史。所谓的“文明发达”都建立在两极分化的社会状态下建立起来的。古老的埃及文明、巴比伦奇迹、玛雅文化都是自生自灭，最后“野蛮民族”占领“文明古国”而终。
让暴风雨快快到来吧！严寒之后必然是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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