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中的清代内札萨克蒙古驿站

清代设于漠南蒙古的六盟四十九个札萨克旗，是为内札萨克。在这广袤数千里的草原上，为便于传递朝廷谕旨与地方奏呈文书，运输国防物资与军队，满足使臣公差与蒙古王公的往来之需，清朝统治阶级对前朝驿路沿袭利用，并逐渐完备了驿站的设置与管理。

据清代档案和历史资料记载，在康熙九年（1670年），清廷即规定“凡奏旨特遣及本院（指理藩院，下同）差往送诏，或往各旗遍传紧要事务，巡察边卡等事，自内地驰驿外，仍给信牌，许乘边外驿马。如所经之旗地方遥远，亦经信牌，乘边外驿马”。可见当时漠南蒙古之地已设置了拥有“边外驿马”的驿站，但这些驿站还是归蒙古各旗直接管理的。

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廷认为“各蒙古地方，皆应安设驿站，以便公务”，由此开始在内札萨克设置正式的固定台站。当时所定第一路“自喜峰口至札赉特十九旗为一路，计程千六百余里”，“应安设十四驿”。第二路“自古北口至乌珠穆沁七旗为一路，计程九百余里”，“应安设六驿”。第三路“自独石口至浩齐特七旗为一路，计程六百余里，应安设六驿”。第四路“自张家口至四子部落五旗为一路，计程五百余里，应安设五驿”；“又自张家口至归化城六旗，计程六百余里，应安设六驿，仍为张家口一路”。第五路“自杀虎口至乌喇特三旗为一路，计程九百余里”，“应安设七驿”；“又自归化城至鄂尔多斯七旗，计程八百余里，应安设八驿，仍为杀虎口一路”。要求“各路驿站均于水泉形势之处安设”。并规定管驿官员，“每路设管驿蒙古员外郎一人，令各掌关防”。“每路设笔帖式二人，八年期满更代”。“每驿设领催一人”。五路各置驿丁，数目不等。喜峰口一路六百名，古北口一路三百名，独石口一路四百五十名，张家口两路并为一路五百五十名，杀虎口两路并为一路七百五十名。所置驿丁“均于各路穷户内择其强健者选补。每丁各给乳牛五头，羊三十只，以资养赡”。每驿站“置驿马五十匹，每马各给价银五两，每驿给马价银二百五十两”。另为防止因驿马倒毙死亡而缺额，“每年惟给予倒毙马价银一百二十五两，视原额以一半为度”，用于买补驿马。

此后，遍布于内札萨克各旗的驿站，伴随着清代驿传制度的逐渐完善亦有所调整。到清代中后期，这些驿站统称为蒙古站，出边之五口驿路所属各站均有变化。第一路出“喜峰口一道，除喜峰口、宽城内地所设二站外，设蒙古站十六”，“达喀喇沁右翼旗、中旗、左翼旗，土默特右翼旗、左翼旗，喀尔喀左翼旗，敖汉旗，奈曼旗，札鲁特左翼旗、右翼旗，科尔沁左翼后旗、左翼中旗、左翼前旗、右翼中旗，郭尔罗斯后旗、前旗，科尔沁右翼前旗、右翼后旗，札赉特旗，杜尔伯特旗。凡二十旗”。第二路出“古北口一道，除古北口至坡赖村内地所设六站外，设蒙古站十”，“达翁牛特右翼旗、左翼旗，札鲁特旗左翼旗、右翼旗，巴林右翼旗、左翼旗，阿鲁科尔沁旗，乌珠穆沁右翼旗、左翼旗。凡九旗”。第三路出“独石口一道，除独石口内地所设一站外 ，设蒙古站”，“入内蒙古境内者五站”，“达克什克腾旗，阿巴噶右翼旗、左翼旗，阿巴哈纳尔右翼旗、左翼旗，浩齐特右翼旗、左翼旗。凡七旗”。第四路出“张家口一道，除张家口内地所设一站外，设蒙古站，是为阿尔泰军台”。阿尔泰军台路，是由张家口，经察哈尔，过苏尼特，穿越戈壁大漠，达漠北喀尔喀蒙古赛尔乌苏，再分达漠北蒙古的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沟通内外蒙古地区的重要驿路。此路“在内蒙古境者九站”，为第十站乌兰哈达至第十八站吉斯洪伙尔，“达四子部落旗，苏尼特右翼旗、左翼旗，喀尔喀右翼旗，茂明安旗。凡五旗。”第五路出“杀虎口一道，除杀虎口内地所设一站外，设蒙古站十一”，分西北两路，“北路四站……皆在土默特境内，其乌拉特三旗，即由归化城达之；西路七站……达鄂尔多斯左翼前旗、左翼后旗、左翼中旗、右翼后旗、右翼前旗、右翼前末旗、右翼中旗。凡七旗”。

对于这些连接内札萨克草原交通网络的枢纽，清廷极为重视，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机构。在中央的理藩院，设有旗籍清吏司，其职掌即有“主蒙古邮驿政令”。下委“张家、喜峰、独石、杀虎、古北诸口管理驿站员外郎、笔帖式各一人”，“均定为三年一换”，在驿站内，“每站各设蒙古章京、骁骑校、兵丁，以司接递”。

对驿站的日常管理使用，清廷规定了比较严格的措施和制度。

各驿站均务备有数量不等的驿马和驿驼，是为驿站的主要交通工具。清廷规定，“驿站马匹不得缺额疲瘦，违者查参”。“凡驿马每年倒毙之数，……其直隶所属之张家、独石、喜峰等口，十分不得过四分”。“其准销马价银，每马一匹，直隶九两，古北口外各站七两，张家口、独石口、喜峰口各站六两五钱”。“如有缺少马匹，损伤牲畜，将管站官所领倒毙马价银，交与札萨克速为买补”，以保驿站之需。

清代驿传邮符，“官驰驿者给以勘合”，“兵役驰驿者给以火牌”。驿站须对“凡差给驿者，皆验以邮符”，“凡差过境护以兵者，则验以兵牌”，“凡驿递，验以火票”。这些乘驿凭信之上，均填明奉差人的官职品级与应享的供役标准，或是公文送达迟速之限。驿站据此“凡给驿，各以其等”。而理藩院在此之上又规定“凡派往蒙古地方出差巡察致祭之大臣、官员、领催……均应领乌拉票。请领时先由院行文兵部，给予勘合、兵牌、火票，本院按照牌票，填写马匹数目给予”。驿站司员验过牌票后，“行则给马，宿则给羊，皆按例应付，不给马不给羊者论罚”。如果“奉差人员藉端需索，及纵容家人骚扰者，驿站官吏分析揭报参处”。“若冒称公差，勒索马匹财帛者，交刑部从重治罪”。还规定驻札口外将军大臣，除奏折公务照例乘用驿站夫马，如有私用者，照兵部例议处”。“奉差人所乘马匹，差还之日，按数交还，如有倒毙遗失，著落赔偿”。“差员赉递奏章，不得擅自越站行走”，“枉道骚扰驿站者，职官降二级调用，无职人等鞭一百，首先滥应驿站官员降一级调用”。

蒙古驿站散布在草原深处，与各札萨克旗来往甚多。理藩院规定“蒙古部落照本院所发印文，供应差马饩羊，不许规避。如不供应差马者，罚牲畜三九，不供应饩羊者，罚牛一头”。“若令牧群徙避者，罚三九牲畜”。“各盟帮台牲畜，藉灾推诿者，罚俸六月”。而对于“各札萨克一应公务，皆准驰驿，私事毋得擅用”。“管旗王公台吉等因公住宿，准食廪羊，不准支食牛只；不管旗者，非奉差并不得擅食廪羊”。

为管束驿站司员兵丁，理藩院规定“凡管驿各官，若有侵欺怠玩，以及驿马损伤者，题参治罪”。“蒙古驿站管兵，遗失公文、兵牌者，兵丁鞭革，官员罚钱粮一年”。驿站官员对于各旗“如有浮敛勒索，令该札萨克举报到院。官员、笔帖式革职，领催拿送刑部。如笔帖式、领催等私行骚扰，官员察举者免议，失察一并议处”。“驿丁为盗，除照例治罪外，管驿官罚牲畜一九，骁骑校罚一五，领催鞭八十”。

这些规章与措施的制定执行，使清代二百余年间内札萨克蒙古驿站维持着较正常的运转。在五路驿站之前，公使差员、王公马队、征战军伍、旅蒙商贾，都来往不绝。这些驿站将遥远的北疆与发达的内地联结起来，对于巩固清王朝在蒙古地区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内札萨克各旗经济的发展，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说明：写作此文依据的是《光绪会典》、《光绪会典事例》、《清史稿》、《清代满汉六部成语》等档案和历史资料。引文中的标点为写作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