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面面观 - 钱跃君

（“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11月21日至22日在德国勒沃库森举行。本文为德国《欧华导报》主编钱跃君博士向会议提交的论文。）

民族狂热

任何社会的自然分布是多元的，从左到右，中间多，两头少。共产党在当政之前是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即极左，是超越国界的国际共产主义；共产党当政后，马上蜕变成极右，相当于纳粹党，以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来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成为专制者统治人民的工具。这点从两德统一后的状况就能看到：极右组织和排外事件恰恰频频发生在经历四十多年共产主义教育的东德。我们从小就喝着共产党的狼奶长大，血液中充满了民族主义毒素。在世界政治中，只有宗教狂热与民族主义情绪是非理性的，它们可以为了实现自己的情绪发泄而不计利益得失，甚至不顾自己与他人的生命，以摧毁一切。当国人听到西藏、新疆、蒙古等民族问题时，双方马上就会血压增高，进入非理性。在非理性之下，就没有道理可以讨论。为此，如何对待民族问题，这从根本上就取决于这个民族的理性程度。而那些政客们，正是利用民众在民族问题上的非理性状况，在专制社会，专制者就以此煽动来抵御西方所谓的“文化侵略”，例如伊拉克的撒丹•胡塞因和利比亚的卡扎菲在众叛亲离之下，还在号召民众抵御西方侵略，把民族主义看作他们的最后救命稻草。而在民主社会，政客们就以此作为争取选票的手段，如十年前在科索沃问题上，一个民主产生的政权照样会对本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大规模屠杀。所以，没有民主就谈不上和平地解决民族问题；而实现民主后，并不意味着就自然解决了民族问题。

人权问题

我来德之初也是充满民族主义情绪、或曰“爱国主义”精神，听到德国民众讨论到西藏问题就怒火中烧。是八九学运改变了我的“民族观”：当我知道北京被“戒严”的背后其实是一场屠杀时，我才想到，以前经常听到拉萨被“戒严”，其实背后也是一场场大屠杀，我对西藏民众的同情之心陡然上升，他们与北京的死难学生一样都是这个专制政权的牺牲品。90年代在海外的华人媒体、甚至有民运背景的华文媒体上进行了激烈争议，争议双方都在各自引经据典讨论西藏是否属于中国领土。当时刚好德国议会也在讨论西藏问题，所以我特地赶到波恩、坐在观众席上仔细聆听了整个议会讨论。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德国政治家——无论左中右哪个党派——没有一个议员在讨论西藏的政治归属问题，而仅仅讨论，西藏的文化、宗教被大规模破坏，所以西方政界要充分关注，要呼吁中共立即终止摧残西藏文化，释放因宗教而被捕系狱的僧侣——德国政界与海外华人同样讨论西藏问题，但讨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海外华人，无论是哪一方，其实从根本上就没有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阴影。西方政治家仅关心“人”，而中国人更多关心的是版图。任何人不得干涉它国内政（即内部政治），但任何人都有权利与义务关心它国的基本人权，对“人”的关怀是超越国界的，这就是二次大战后现代国际法的基本精神。

民族感情

中国人在日本侵华时被屠杀，中国人迄今还耿耿于怀；而中国人这半个世纪来被中共以不同的形式屠杀，其量远超过日本人，但中国人居然还在唱红歌。这就是民族感情问题。同样状况，中共几十年来对中国文化、生灵的催残，不仅在西藏、新疆、蒙古等民族中，也在汉民族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对其它民族的摧残所造成的心灵伤害，却要远高于汉民族。由此引起两个领域的反思：对少数民族而言，因为中共是以汉民族为主体，所以对中共的仇恨，结果发泄到同样受到中共摧残的汉人身上。有一次笔者应邀参加德国国际特赦组织的新疆问题讨论会，结果来自新疆的流亡者却对笔者（唯一的汉人）语言不逊，笔者成了中共的象征，气得笔者再不愿参加这类讨论。另一方面，汉人确实有承担中共对少数民族群体摧残的罪责，就像二次大战对犹太民族的屠杀是纳粹政权所为，勃朗特曾在二战期间因为反抗纳粹而流亡北欧，二战后他担任德国总理时却在华沙公墓前下跪，代表德意志民族（而不是代表纳粹）向被屠杀的死难者请罪——纳粹政权是以德意志民族为主体，纳粹的罪恶就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罪恶，德意志民族因为勇于承担历史罪责而赢得世界各民族的尊敬。

民族主义

欧洲本来没有民族主义文化。到查理大帝的孙子三分（德、法、意）法兰克帝国时，人们首次感觉不同的语言确实有不同的归属感。新教运动中以民族为主体的世俗政权抗议梵蒂冈欧洲大一统的宗教政权，由宗教民族化转成国家民族化，即民族国家的提出，这就成为今日最理想的国家划分：以文化（语言、宗教）区域组成国家。拿破仑时期产生法国式的国家民族主义，即军事势力所到之处都归属于一个国家，不管该区域是否是法国语言或宗教。由法国式的国家民族主义转化到德国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即只有同样语言地区才接纳为德国，原来德国在斯拉夫民族地区的属国（如捷克、匈牙利）都被排除在德国之外（小德意志方案）。由此推论，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国家民族主义，包括辛亥革命及共产党当政后，都是延续国家民族主义，新疆是清末左宗棠收复，蒙古是北洋政府时收复，后来外蒙独立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了乞求斯大林支援而导致。一个多民族国家应当统一还是分离，不能一概而论，关键只是看哪个方案更有利于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欧洲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都在谋求欧洲统一，设立统一的欧洲议会，发行统一的欧洲货币，可见统一有利于欧洲各民族的发展。但这些都是建立在民主与人权的基本政体基础上。两德分裂时，根据西德宪法规定的“同质原则”，西德不得谋求两德统一，因为一个民主政体不可能与一个专制政体统一。维持中国的各民族统一，本来从扩大市场、资本流动、人才交流等方面而言，应当有利于各民族的发展。但在一个没有民主、践踏人权的国度，这样的统一只能更方便以汉民族为主体的贪官污吏疯狂敛财，从而更加剧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并由本来就趋于激烈化的社会矛盾而引发更为非理性的民族矛盾，这就是发生暴力抗议甚至恐怖事件的温床。

民主问题

民主制度并不能最终解决民族问题，但可以减缓民族矛盾。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即谋求中国宪法所赋予中国五大自治区的民族自治。其实，在一个民主政体，国家的所有层面本来就是自治的，国、省、市、县、乡……所有层面都由所在区域的人民选举产生。省长本来就由本省人民选举产生，省政府制定的政策只能首先考虑本省的区域特点和区域利益，而不用听命于一个党、一个人的指手画脚——这就是自治。今日中国因为专制，上海市长只是北京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政府的所有政策必须首先考虑北京专制者的利益，而不是上海人民的利益，所以上海不是自治的，上海更不是上海人民的上海。但专制社会有一个重要特点：专制必须是铁板一块的专制，不能在铁板上留有一丝民主的缝隙，否则会导致全面崩溃。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太石村一个小小村庄想搞民主选举村长，那在整个中国的版图上小得忽略不计，居然会遭到军队镇压。中国今日腐败最严重、也是引起民愤最直接的是基层，到处是恶霸土皇帝，这也是中央政府所不愿看到的。中央政府只要实施基层民主，这些恶霸全都自然清除。但中共不会采用这样根本有效的方法，因为基层一旦民主，人民尝到了民主之利，不久后从地方到中央的整个专制体系就崩溃了，这就立即影响到这批中央级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所以必须姑息养奸，以基层人民深受恶霸之苦来保障上层的利益。从这点来说，要获得西藏、新疆或内蒙等“自治区”的自治，那等于认可这块专制铁板上的一大片率先民主，然后引导全中国人民走向民主，中共会有这样的德性吗？但民主不是一个理念，更不是恩赐，民主是各方政治力量平衡的结果，而这种政治力量是靠民众的自我维护、自我抗争而来。所以，自我抗争是获得自我保护的唯一途径，民主与法制是在一次次抗争中获得诞生，也是在一次次抗争中获得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