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恰失守后北京政府对外蒙古问题的态度

1921年2月3日，旧俄恩琴匪帮攻陷外蒙古首府库伦，北京政府任命的外蒙古最高军政长官陈毅率领残军逃往恰克图。3月18日，恰克图又被苏俄红军所支持的外蒙古人民党武装夺占，北京政府在外蒙古的统治就此土崩瓦解。库伦、恰克图失守后北京政府就外蒙古问题有哪些考虑？它曾采取了什么行动试图解决此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吕秋文先生在《中俄外蒙交涉始末》（台北成文出版社1984年版）中有过片段的论述，只有四五百字。大陆学者中尚无人对这些问题作过研究。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库伦失陷的消息传来，中国社会各界十分震惊，纷纷要求北京政府收复失地。全国和平联合会3月13日致电北京政府领导人和报界公会称：“果南北本息争御侮之初心，统一告成，力图振作，则不惟库不至失，区区俄匪亦何敢横行。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今我各省当局，邦人君子，倘乘此速谋统一，近者出兵，远者出饷，全国一心，共谋复库，以雪国耻，而扬国威。则今之失库，正天之所以警我，而玉我也。”①湖南长沙人王隆中4月1日发出一则通电，致电的对象从大总统到全国各部队的营长、从各省议会到各报馆，电报中慷慨激昂地说：“万里河山，泱旬变色，政府竟坐以待毙，日断断于文电告援，腾笑全球，何颜立国。目今南北虽分，疆土与共，削北即所以侵南，息内宜先事御外。苟非天良丧尽。罔不怒发冲冠，公等或膺重寄，或总戎行，望一德一心，共歼丑类，人心不死，中国不亡，我百万同袍，其速剑及履及以从事，隆中当立马燕支，作闯阵拔旗之急先锋矣，午夜枕戈，伫候明教。②江苏武进商人徐冠军呈文北京政府，请求任命他为商界代表，“前赴库伦，陈述中央之威信，劝伊速改前非。”③

当时中国统治集团一些人也要求北京政府重视外蒙问题，尽快采取措施收复库伦。新疆督军杨增新4月3日致电北京政府说：“此次库伦之役，应请政府视为重大问题，力图恢复，否则后患无穷，恐有不可收

拾之日。” ①北京政府外交部附设的俄事委员会在一份“说帖”中说：“溯自库伦告警，已经数月，……今乱势延蔓，牵动边局，各国亦咸为注目，若不速筹平定之策，日本或以满蒙利益问题，有所举动，则以后外交之困难，更在意中。” ②

中国此时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直系、奉系两大军阀集团各控制几个省区，其他各省分别有较大或较小的军阀。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各霸一方，争权夺利。另外，孙中山于1921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再度揭起护法的旗帜。北京政府是直奉两大军阀集团的傀儡，权威甚小。

北京政府也认识到外蒙问题的严重性，也想采取有力手段尽快解决问题，但是力不从心。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东北近接外蒙，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任命张作霖的心腹、察哈尔都统张景惠为援库部队司令官。1921年2月中旬，中国驻法、驻英公使致电外交部，请求电示库伦失守详情。英、法、日、美等国驻华公使纷纷来中国外交部探问库伦失陷情形，北京政府向中国驻外使节和外国驻华公使说明：库伦确已失陷，中国政府已决定派张景惠为援军总司令，“前往规复”。③但在此后的两个月里，张作霖、张景惠的部队没有一点儿动静。直系将领曹锟、吴佩孚、冯玉祥都曾声明愿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而战，但都口惠而实不至。无论奉系、直系将领，都说兵力不成问题，只是缺乏军费军械，只要中央政府拨给大笔军费，他们一定能够收复库伦，底定蒙疆。财政竭蹶的北京政府哪里去筹这笔款项？军阀们也就继续装聋作哑。5月，直系首领曹锟、奉系首领张作霖、两湖巡阅使王占元都来到北京。北京政府连日开会，想乘此机会解决出兵外蒙问题，但仍无结果。当5月28日英国驻华公使询问“何日可以出师”时，外交总长颜惠庆只能作出如下答复：“须以天时是否合宜，准备是否充实为定。”④ 1921年4月9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的评论文章说：“当库伦陷落警报到达之时，无论奉之张作霖，或河南之吴佩孚，虽皆声明出兵之旨，昨今以来竟寂无声息，其理由谓不在兵力之不足，而在粮食军械之缺乏，殊为难信。据吾人之所想像，无论张氏、吴氏，不过以今日如遽舍其根据地而去，或致其部下兵力单薄，则将因蒙古问题，而危及自己地位耳。”⑤日本报刊文章的分析基本正确。以奉系、直系军队的实力，对付丧家之犬恩琴匪帮，可谓胜券在握，如果把国家利益摆在首位，军费问题也有解决之法。军阀们不愿因用兵外蒙古削弱了自己集团的实力，不

愿为国家整体利益牺牲自己团体的利益，这才是症结所在。

统治新疆的军阀杨增新拒绝出兵外蒙古则另当别论。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失守以后，北京政府在请求奉直将领出兵库伦的同时，要求杨增新负责科布多、阿尔泰两处防务，出兵外蒙西部。杨增新于4月23日复电北京政府说：“自古用兵不外饷械两途，……合计全疆岁入，以纸币折合现金，不及百万之数，若入内地伟人之手，不足养一旅之师，而全疆政费、军费，皆取给于此。幸增新对于蒙哈回疆，向无苛政，联络感情，不至发生内变，故能维持以至于今，非新疆之兵力，足以压制人民使之畏威，而不敢叛也。现虽民心固结，而外蒙乱事，俄国党争，以及伊塔逃来之俄旧党败兵，皆为新疆外患，此实意料之所不及，其饷械两绌之新疆，支持今日之危局，已为困难。至若乌里雅苏台，向隶外蒙 ，远在数千里之外，增新度德量力，实属万难兼顾。总之，政府若有恢复库伦之能力，虽乌里雅苏台不驻一兵，亦完全为中国之领土，

若库伦无恢复之望，仅由新疆派少数之兵，冒险深入，置之死地，而不能复生，置之危地，而不能复存，实为兵家大忌。” ① 4月28日，杨增新就北京政府要他负责科布多防务一事复电说：“新省地阔防多，只屯军队一万数千人，在平时尚苦不敷分布，当此俄乱影响于我边界，……计沿边七八千里，无一处不戒严，即无一处不添兵。今又加以蒙防，……计沿边四五千里，又无一处不戒严，即无一处不添兵。……以新省防务而论，纵如何竭尽心力，求能保境安民，尚无十分把握，断难以全力担任科布多军务，此种艰难处，蒙政府鉴谅。”电报末尾附了一笔：数月前北京政府承诺拨给新疆增援科布多军费5万元，至今分厘未发。②杨增新所言确属实情。当时新疆财政入不敷出，全疆军队只一万余人；1920年到1921年，相继窜入新疆的旧俄败兵数以万计，四处滋扰；几年间相继逃入新疆的俄国难民达二三十万。杨增新于艰难之中妥当应付，保全了领土，维护了新疆的稳定，十分不易。再要他出兵遥远的外蒙古西部，真是强人所难。北京政府是万般无奈才出此策，杨增新拒绝也是理所当然。

为了削弱恩琴匪帮的力量，北京政府要求邻接外蒙古的东北地区防止军械粮食输入外蒙古，黑龙江省当局会同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遵照指示于4月份制定了中东铁路检查货车办法，派遣专人在满洲里等车站查扣违禁品。③

北京政府对和平解决的机会紧抓不放。恩琴匪帮扶持哲布尊丹巴重登“大汗”之位宣布“自治”后，希望北京政府予以承认。4月，哲布尊丹巴派遣使者来到北京，送给北京政府一件呈文，内称“仍望恢复外蒙前有之情形”，“恢复自治，决不过存奢望”。北京政府打算与库伦当局谈判，要求库伦当局“对于所表示之

和平志愿，给与切实凭证。” ④

对于苏俄红党援助蒙古人民党攻夺恰克图的行为，北京政府向远东共和国进行了交涉。1921年春，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前来北京谈判与中国订约之事，北京政府外交部俄事委员会会长刘镜人于4月30日会见了优林。刘镜人对苏俄和远东共和国军队援助蒙古人民党攻占恰克图一事提出质问：“两国之间，正图亲善，乃竟有此意外之举动，未知执事看法以为如何。”优林称：“此事绝无所闻，且与本国迭次宣言本旨不符，色楞格河旁为劳农政府驻军之地，阁下所谓红军，或系劳农政府之军队。”刘镜人要求优林查明示复，优林答应照办，同时强调旧俄白党在中国边境活动频繁，且有种种阴谋，责备中国驻外蒙官吏对旧俄白党未切实取缔，“至有今日之结果。”刘镜人说明中国对旧俄白党是尽力取缔的，并举新疆解除旧俄败兵武装之事为证。刘镜人再次要求远东共和国政府切实查明恰克图之事，并指出“双方办事须有诚意。” ①

1921年5月初，苏俄驻英国代表致函中国驻英国公使顾维均称：日本现正煽动恩琴匪帮和哲布尊丹巴搞外蒙古独立，要把外蒙从中国分裂出去；蒙古人民党的宗旨“在使蒙自治，不受日本拘束，仍为中华民国一部分，受治 中国主权之下。”该代表继称：苏俄同情蒙古人民党，中国如不欲放弃外蒙古，应立即与蒙古人民党接洽，并与蒙古人民党共同反对哲布尊丹巴集团。苏俄代表要求与顾维均讨论此项问题，以便将中国政府的意见转达苏俄政府。②

北京政府接到顾维均的请示报告，在内部商讨了应付之策。外交部所属俄事委员会于5月12日提出一份《说帖》，认为“蒙人内部虽分新旧两派，然其实则皆为外人所利用，是以此次蒙乱，于事实上已不能视同匪党内乱，其得失盈虚，动关外交地位，影响国土主权。惟在我总以认为国内事件，不容外界公然之干预为上策。”俄事委员会诸人仍想保持中国对外蒙的有效管辖，恐怕通过苏俄与蒙古人民党联系，重蹈从前《中俄蒙协约》的覆辙，主张拒绝苏俄出面干预外蒙事务，同时向苏俄声明，中国将派官员到恰克图查明情况，然后酌情处理。③国务会议采纳了俄事委员会的建议。外交部于5月18日指示顾维均：“俄蒙合谋袭恰情事益显。若更与俄接洽蒙事，非特蒙人听其播弄，易蹈从前覆辙。此辈民党究系少数，难操胜算。且虑传播赤化，政府对蒙只认为国内事件，不欲外界公然干预。对该代表可告以蒙事正力图平定，对恰蒙人当派员前往抚辑，并办理善后事宜。所请接洽之处，应俟华员到恰查核办理。希本此意酌复，俟派定人员，再电达。” 顾维均于5月21日将北京政府的答复当面告知了苏俄驻英国代表。④

北京政府对苏俄扶植外蒙古人民党控制外蒙的前景缺乏正确的估计，不能采取武力手段迅速消灭恩琴

匪帮，又拒绝与苏俄及外蒙古人民党正面接触，通过谈判解决恰克图被占问题。在外蒙局势面临巨大转折的关键时刻，北京政府仍无明确方针和有力措施，这使苏俄获得了按照它的意愿主导外蒙古政治发展方向的良机。

①《收全国和平联合会电》，民国10年3月15日，《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外蒙古》，民国10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75年台北出版。按：下文凡只标档案件名而未注其他出处者，均引自该书。

②《收长沙王隆中电》，民国10年4月1日（4月1日发）。

③《收商人徐冠军呈》，民国10年5月6日。

①《收院交抄府秘书厅函》，民国10年4月12日

②《外交部说帖》，民国10年4月2日。

③《收驻法公使陈 电》，民国10年2月18日，《收驻英顾［维均］公使电》，民国10年2月19日，《收

英馆问答》，民国10年2月19日，《收法馆问答》，民国10年2月19日，《收日本馆问答》，民国10年2月19日，《发驻法陈［］公使电》，民国10年2月19日，《发驻英顾［维均］公使电》，民国10年2月21日，《收美馆问答》，民国10年2月28日。

④《收总长［颜惠庆］会晤英使问答》，民国10年5月28日。

⑤《收驻日本使馆函》，民国10年4月16日；《收驻日本大使馆函》，民国10年4月20日。

①《收院抄交杨增新来电》，民国10年4月23日。

②《收新疆省长［杨增新］电》，民国10年4月28日。

③《收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咨》，民国10年4月27日。

④《收总长［颜惠庆］会晤英克参议问答》，民国10年4月16日;《收院抄交致迪化杨［增新］督军电》，民国10年4月22日。

①《收优林会晤刘［镜人］会长问答》，民国10年4月30日。

②《收驻英顾［维均］公使电》，民国10年5月8日

③《俄事委员会说帖》，民国10年5月12日。

④《收国务院函》，民国10年5月17日；《发驻英顾［维均］公使电》，民国10年5月18日；《收驻英顾［维均］公使电》，民国10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