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蒙古问题的论点

[俄]Е. А. 别洛夫 С. Г. 卢加宁 著， 陈春华* 译
《蒙古史研究》9（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页352－362。
陈春华先生惠允放在《欧亚学研究》网上《蒙古人民共和国史》是苏联和蒙古历史学家共同撰写的一部专著，其蒙古文和俄文第一版于1954 年分别在乌兰巴托和莫斯科出版，1967 年出版了第二版（修订补充版），1983 年出版了第三版（修订补充版）。我们不打算对苏联和蒙古学者阐述从古至今（1981
年）蒙古历史的这部主要著作发表评论，我们只想着重研究1911 年蒙古人发动反华解放运动时产生的，到1945 年一直存在的所谓蒙古问题。

蒙古问题的论点主要是苏联著名的蒙古学学者И.Я.兹拉特金（Златкин）提出的。苏联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和一系列重要档案史料的不开放，使И.Я.兹拉特金及其同行们无法对蒙古问题作深入的揭示和应有的阐述。我们对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指出关于这一问题论点的不足之处，并试图在当今俄罗斯蒙古学的背景下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请同行们交换意见。

1911 年至1919年期间是蒙古争取脱离中国政权的重要阶段。当时情况是，俄国参与了这一斗争并站在了蒙古人一边。在蒙古人与中国对抗中，俄国给予了蒙古人外交、军事和财政方面的援助。这种援助是以俄国在北蒙（喀尔喀）和西蒙（科布多和阿尔泰）地方取得战略和经济利益为条件的。当1911 年12 月喀尔喀王公和上层喇嘛宣布蒙古独立时，沙皇政府便确定了在北蒙和西蒙建立缓冲国的方针。在缓冲国内中国不得驻军，汉人不得移居蒙古土地。沙皇政府实现了这一任务。根据1915 年在恰克图签订的俄中蒙协约，外蒙古（即喀尔喀和科布多地方）获得了广泛的自治，正式留在了中国的版图。俄国内战时期俄国对外蒙古的影响急剧下降，而中国的影响大大加强。1919 年北京政府出兵库伦，撤销了外蒙古自治，一笔勾销了恰克图协约。

从整体看《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对如此重大的问题研究得很不够，有不少“空白”。比如，1911 年至1915 年期间俄蒙中关系中的呼伦贝尔问题、1912 年至1915 年期间俄中两国对西蒙古的政策、1911年至1915年期间的泛蒙古运动、与此相关的由喀尔喀引发的内蒙古哲里木盟乌泰王的反华起事、1913 年外蒙古军队进犯内蒙古、因1912 年签订俄蒙协约而引发的中国反俄运动、1915 年至1916 年期间巴布扎布的反华起事等1。该书对俄蒙中关系中的乌梁海（图瓦）问题、1919 年的泛蒙古运动、外蒙古撤治的原因，也研究得很薄弱，没有充分揭示俄蒙间的矛盾，对蒙中关系的阐述过于不完整，夸大了1905 年俄国革命对1911 年蒙古人解放运动的兴起，夸大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1918年至
1919 年期间蒙古的影响。照我们的看法，对1912 年的俄蒙协约、1915 的俄中蒙恰克图协约做出了不准确的，甚至错误的评价，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关于蒙古问题论点中最大的缺陷。

关于1912 年的俄蒙协约，《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莫斯科，1983 年）谈及：“（俄蒙）谈判过程中十分激烈的争论险些导致谈判破裂。最后双方达成了协约，在协约的两种文本中蒙古国政治独立用不同的文词表述，在蒙古文本中用“完全独立”表述，在俄文本中用“自治”表述（见第268—269 页）。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载有外蒙古获得“完全独立”字样的协约蒙古文本。1912 年11 月3 日，俄方的И.Я.廓索维慈（Коростовец）和蒙方的蒙古政府全体大臣在库伦签订了俄蒙协约，其俄文本和蒙古文本原件现存放在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两种文本是“一致的”，即完全相同的。上述协约第四条也证明两
种文本是完全相同的2。兹援引如下：“……双方代表对业已拟定的本协约俄文和蒙古文两份同等的文本作了比较，认为两份文件是一致的，于是在每份文本上签了字，盖了印，互换了文本。”3与1912 年签订俄蒙协约相关的已公布和未公布的俄国档案文件,并未提供任何一点证据证明：И.Я.廓索维慈可能同意将关于外蒙古完全独立的条款列入蒙古文本中。

在操纵1912 年俄蒙谈判的外交大臣以及廓索维慈的电报中甚至也未暗示,他们准备在外蒙古地位这种原则问题上向蒙古人让步。沙皇政府和沙皇外交认真地遵循早在1911年底制定的让外蒙古在中国版图内获得广泛的自治而不是独立的方针。

在俄国外交的环境下,于1912 年11 月3 日签订了（俄蒙）协约,让外蒙古自治,而不是独立。据廓索维慈说,有权威的蒙古政治家库伦政府内务大臣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对不承认蒙古独立的俄蒙协约不满。”他甚至认为，此项协约“只不过是便于奴役蒙古和建立俄国保护国的工具”1。俄蒙协约签订后，库伦政府不止一次向沙皇政府提出蒙古独立的问题。不过每一次库伦政府都遭到了拒绝。

令人奇怪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的作者们甚至不想援引什么证据来充实俄方于1912 年似乎已承认外蒙古“完全独立”的论点。这种疏忽大意在史学界中是不能容许的。作者们不仅在该问题上犯了错误，而且对使外蒙古获得在中国宗主权下广泛自治的1915 年恰克图条约也做出了错误的评价。他们认为该协约没有任何值得肯定的方面，因为从他们的观点看来，俄国签署该协约似乎放弃了据说容许蒙古独立，而不是自治的1912俄蒙协约。

不过沙皇俄国在蒙古问题上根本没有放弃自己的方针。沙皇俄国于1911 年确定了建立自治外蒙古的方针，以后直到签订对外蒙古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1915 年恰克图协约时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方针。因为签订了这个协约，不准许中国军队和中国移民进入外蒙古境内，外蒙古有权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自己民族管理机构。这样一来，外蒙古就免除了汉化的威胁，保持了自己的独特性、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民族风俗习惯。

在外蒙古争取独立和建立自己的国家的道路上，恰克图协约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夸大了牧民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照作者们的看法，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是受了俄国1905 年革命的影响。尚未公布和业已公布的俄国档案文件证明，俄国1905 年革命其实对蒙古人并无影响。这是完全可以解释清楚的。在没有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国家是不可能接受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蒙古王公、喇嘛和官员是坚定的帝制派，他们与1905年革命的思想格格不入。因为俄国1905 年革命的思想与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点是抵触的。牧民不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发起者，他们是参加了以博克多格根为首的世俗和宗教封建主所领导的运动，后者是争取蒙古脱离中国的发起者。

实际上《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的作者们回避了俄军进驻北蒙和西蒙的问题。诚然书中提到了“1913 年夏沙俄政府派俄军进驻科布多地方”（见第271 页）。然而俄军不只进驻了科布多，而且还进驻了库伦、乌里雅苏台和阿尔泰的行政中心沙拉苏默，以防中国军队进犯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写道，1914 年春俄军撤离了外蒙古。

然而这是不真实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认为，俄军驻扎蒙古是俄蒙中三方谈判期间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手段2。只是在1915 年6 月恰克图三方谈判顺利结束后，即在当年秋天，沙皇政府才撤离驻在库伦和乌里雅苏台的俄军，而在科布多和沙拉苏默的俄军一直驻到1917年2 月革命时。

没有俄国的帮助，外蒙古就不能获得自治。可以尽情地说牧民是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略去像俄军进驻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沙拉苏默这样重要的“情节”就可以了，于是对这一运动的描述就是不完全的、片面的。库伦政府在宣布蒙古独立时期并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库伦政府的武装力量是俄国军事教官在晚些时候才组建的。若不是俄军驻扎在外蒙古领土上，北京政府只要派一个镇的兵力就足以取消蒙古人的独立。

《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没有详细介绍中国人对蒙古问题的立场，忽略了中国人认为蒙古是自己国家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中国政府当然主张自己国家领土完整，不愿意蒙古被分离出去，或变成俄国的保护国。书中实际上并未谈及漫长而复杂的，有时很紧张的俄中两国谈判蒙古问题的经过，对沙俄与蒙古封建主间的矛盾、蒙古封建主的摇摆不定、他们企图就外蒙古回归中国同北京进行秘密谈判，也讲得不充分。
《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指出，由于在1912 年签订了俄蒙协约，俄国“实际上已承认蒙古国的存在”，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在蒙古奉行的政策“给予了尖锐的批评”（第269—270 页）。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准确的。沙皇政府从未在形式上承认和在事实上承认外蒙古独立。早在1911 年沙皇政府就明确确定了其对蒙古问题的立场：蒙古人应在中国版图内在广泛自治的范围内维持“自己的独特性（самобытность）”。而蒙古人却想获得独立。

因此，蒙古人与沙皇外交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一直持续到1915 年在恰克图签订俄中蒙协约的时候。至于列强对俄国的“尖锐批评”，那是没有的事。英、法、美、日、德政府对沙俄在蒙古问题上奉行的政策甚至连微不足道的批评也未曾做过。

从我们的观点出发，对俄中关系、蒙中关系、俄蒙关系中的其他一系列问题也要作更准确、更清楚的阐述。比如，《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援引了外蒙古的分离只在中国反动营垒中引起了不满和愤怒的观点。实际上以孙中山和黄兴为首的中国革命党人及其政党国民党反对外蒙古分离最坚决。俄蒙协约签订后中国爆发了相当广泛的反对沙俄的人民运动，我们的蒙古学学者和汉学家却未作论述。城市居民各阶层代表——官员、军人、商人、手工业者、学生，甚至妇女都参加了这一运动。1

关于谈判缔结1913 年俄中两国关于蒙古的声明文件，《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们写道：“沙皇俄国和中华民国竭力达到互利之目的，竭力背着蒙古人解决蒙古问题。”（第272 页）。照我们的看法，不能说俄中两国在蒙古问题上力求达到互利之目的。对俄国有利的，对中国就不利。俄国在外蒙古获得声望和影响，将外蒙古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中国就失去对外蒙古的权力。这是怎样的“互利条件”！中国并不愿背着蒙古人解决蒙古问题，中国随时准备同库伦进行谈判，但沙皇外交并不容许中国同库伦谈判。苏联的历史学家——蒙古学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对外蒙古和西藏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影响。不过应注意到辛亥革命仅对当时中国在外蒙古和西藏的驻军产生了影响。他们支持革命，拒绝保护满清政权。这只是促使蒙古人在1911 年11 月底12 月初在库伦迅速取得胜利的因素之一。但不能说革命、革命思想对蒙古人和西藏人产生了影响。蒙古人和西藏人不可能接受，也接受不了中国革命的共和等思想。孙逸仙呼吁蒙古王公派代表前往南京，他们拒绝了。库伦封建主曾批评中国的共和制度。然而，蒙古人也好，西藏人也好，却利用革命、中国内战和北京政府的困境，在对他们有利的条件下实现外蒙古和西藏实际独立之目的。

其实，《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并未揭示1919 年外蒙古撤治的原因。书中写道，“可怜的蒙古封建主上层”害怕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外蒙古的影响，于1919 年同意取消外蒙古自治（见第299—300 页）。然而实际上一切情况要复杂得多。蒙古封建主害怕十月革命的影响，决不是外蒙古撤治的主要原因。

外蒙古自治是1915 年恰克图三方协约规定的。恰克图条约是在沙俄对中国施加相当强大压力的情况下签订的。当时俄国是强国，恰克图协约被严格执行着。1918 年俄国爆发了内战，中国和蒙古的北方邻国大大削弱了。北京政府借此机会违背恰克图协约，于1919 年夏派军队进驻了库伦。此前外蒙古局势已发生重大改变。蒙古上层统治集团发生了分裂。多数王公不满意喇嘛教神职人员的恶势力，投向了中国，拥护外蒙古撤治。

1920 年至1921 年期间，受蒙古的邻国苏俄和中国发生的事件的影响，新的蒙古国诞生了。1921 年蒙古革命吸取了许多世纪以来争取主权、独立以及联合蒙古各部落的经验。

蒙古革命实际上把下述彼此矛盾的两方面结合了起来：
一、传统的泛蒙古主义及其将蒙古各部分土地联合起来的思想（所联合的土地仅限于从“旧的”神权政治领导下转向新的蒙古革命政府领导下的蒙古各部分土地）；
二、在蒙古已感受到苏俄和共产国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强烈影响，把蒙古视为革命政策的合适的目标，包括通过蒙古使整个远东走向革命道路。1921 年11 月5 日苏俄与蒙古签订的协定是建立苏蒙同盟的第一个国际文件。

《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的作者们，避而不谈20 年代苏蒙中关系史，特别是1924年5 月31 日苏中协定（即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译者）中出现了第五条这样关键性的问题，根据该条外蒙古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苏俄还允诺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全部主权。

20 年代初，蒙古问题与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实际上是由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所决定的。实际上莫斯科已把蒙古革命者（1920 年、1921 年）最初几次访问莫斯科、1921 年蒙古革命、1921 年11 月5日苏蒙协定，视为中国革命运动未来的前景。在莫斯科起草苏蒙协定期间，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赞同协定和反对协定的人爆发了激烈的斗争。而反对者的理由与中国问题（事务）密切相关——莫斯科所奉行的积极对蒙政策会不会疏远革命的中国和官方的中国。

苏维埃政府对华外交策略，既与蒙古问题密切相关，也服从于帮助中国革命这一主要战略任务，《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却避而不谈此事。在И.А.优林（Юрин）代表远东共和国（1920 年7 月至1921 年3 月，1921 年7—8月），А.К.巴伊开斯（Пайкес）代表苏维埃政府（1921 年12 月至1922 年6 月）出使北京期间，苏维埃外交企图同中国官方解决蒙古问题，其原则是在中国版图内恢复外蒙古的自治地位。中国拒绝了。在А.А.越飞（Иоффе）（1922 年6 月至1923 年8月）和Л.М.加拉罕（Карахан)）出使中国期间，苏联的立场发生了改变，莫斯科无条件同意承认外蒙古为中国的组成部分。1924 年5 月31 日签订了苏中协定，在法律上确定了这一点。

苏联领导人在与北京官方保持正常关系的同时，想加快中国革命进程，并且也不想疏远坚决反对外蒙古自治，尤其是反对外蒙古独立的中国革命者，苏联领导人的这一愿望为解决蒙古问题奠定了基础。可以进一步说，在中国大革命这场赌博中，对莫斯科来说，蒙古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张重要的“可兑换的牌”。为了证明这一论点，可以援引说服莫斯科放弃蒙古的А.А.越飞的意见。他在1922 年写道：“放弃蒙古对中国革命运动有利，中国把苏联支持蒙古自治理解为支持反革命反对孙中山。”

苏联政府使蒙古的地位完成国际法程序的另一个动机，与中国革命胜利后可能修订，或取消苏中协定的第五条有关，当时莫斯科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已为时不远了。不过，革命失败了会使外蒙古的地位“保持”很长一段时间。另一方面，1924 年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事实上的独立发展造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地位的两重性和自相矛盾：一方面，蒙古人民共和国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依附于苏联，却是作为主权国家而存在的；另一方面，在形式上又是中国的“一部分”。

20—40 年代蒙古的民族区域政策，《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并没有反映。蒙古领导人独自来到比邻的民族地区图瓦、布里亚特、阿尔泰地方、内蒙古和呼伦贝尔的过程和在那里推行披上新的革命外衣的积极的泛蒙古主义政策是这里的关键所在。20 年代初，蒙古政府出现了至少将蒙古土地的某一部分与讲蒙语的一些部落（呼伦贝尔、内蒙古、图瓦）统一在乌兰巴托周围的现实可能性。1925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了独自行动的可能，成了蒙古领导人另一个动因。

1925 年夏，蒙古政府大部分成员主张将蒙古各部落统一起来，并将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扩展到内蒙古。对此，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并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片山潜（Сэн Катаяма）认为，蒙古的全部土地应该联合成“联邦共和国，最近应奉行苏维埃化的方针……前景是加入苏联”4。相反，前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蒙古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Э.Д.林启诺（Ринчино）坚持建立包括统一的蒙古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联邦共和国的思想。

在这种争论背景下，在内蒙古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亲国民党的白云梯派（Церен Донров）和以郭道甫（Мерсэ）为领导的呼伦贝尔派之间的斗争加剧了。到1927 年呼伦贝尔派处于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共产国际的控制之下。苏联蒙古学家实际上并不了解所有这些情节，只是近来俄国新发表的文章和文件阐述了这些问题1。因此，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共产国际实际策划（подготовить）的1928年呼伦贝尔起义的历史特别引人关注。在呼伦贝尔人发动起义反对中国军阀的过程中，由于中国大革命运动已全面受挫，莫斯科和乌兰巴托拒绝支持郭道甫和他的同志们，并宣布他们是“日本间谍”，实际上未予他们丝毫帮助。起义遭到残酷的镇压，郭道甫的悲惨命运是共产国际“随机应变的”政策的突出例证，共产国际把昔日的盟友冷漠地交给了敌人。

对20 至40年代蒙古的民族区域政策进行了研究，图瓦问题就变得更清晰了，该问题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也没有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关注的是图瓦在苏蒙关系中的地位。图瓦问题的发展可划分为几个相对的阶段。

20 年代初期，图瓦在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之间的政治“平衡”时期。当时图瓦的国际法地位尚未确定。中国表示有权得到图瓦。蒙古政府也把图瓦视为自己领土的一部分，并就把图瓦的土地正式纳入蒙古版图同莫斯科进行过谈判[1921 年10 月末到11月初，С.丹赞（Данзан）率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3]。然而，蒙古人提出的图瓦问题既未载入1921 年苏蒙协定，也未载入随后的20年代前半期的苏蒙古文件。

30—40 年代，（苏联）准备把图瓦纳入苏联版图。很遗憾，关于把图瓦并入苏联的真正原因和动机问题，《蒙古人民共和国史》没有做出回答。照我们的看法，除原来国内的实用主义（即新的原料和人力资源）的打算，苏联领导人的动机与外部的，即蒙古和中国的因素，确切地说，与40 年代在国际法解决蒙古问题方面蒙古问题的发展逻辑有更密切的关系。在盟国的雅尔塔会议上或者别的会议上，公开讨论图瓦问题，对苏联，首先对И.В.斯大林不利。（他们）尤其不愿意把图瓦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相提并论。图瓦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均不为其他国家所承认（苏联除外），均处在莫斯科严厉的庇护之下，中国有
权得到他们。苏联领导人有十分充分的理由认为，如果雅尔塔会议前，图瓦成了苏联的一部分，那么，作为对莫斯科参加对日作战的让步和补偿，西方盟国就不能从图瓦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中间做出选择了。另一方面，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和作用，可保证西方国家对改变图瓦的地位和将图瓦纳入苏联版图持平静的心态。худон 对30—40 年代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三角关系形成的问题，特别是苏联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及中国战略的演化问题，《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根本未作研究。

众所周知，斯大林对国际政策，包括对东方政策的立场是：以民族国家的安全取代世界革命的意义，对20 年代初期和中期（特别是作为布尔什维克燃起世界“大火”最后希望的1925 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时期）的苏联领导人来说，世界革命的意义是重要的。
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30—40 年代意识形态方面唯一的同盟者，不由自主地纳入了斯大林政策总的轨道，在远东起着自己的作用。这种作用仅限于两个主要方面：一、特别是1928年以后[在1928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10月全会和随后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代表团强行解除了作风民主的领导人Ц.丹巴多尔济（Дамбадорж）的权力，组建了由所谓“胡东反对派”（худон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组成的政府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亲苏的领导班子，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了东方其他国家从封建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典范”；二、由于中国和日本的威胁在增强，对苏联远东来说，蒙古人民共和国起着缓冲作用。从国际角度观察，这种作用完全符合蒙古领导人的愿望，因为这种作用使（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可能在苏联支持下保持自己的政治和国家的重要性（значимость）。

20 年代末日本公布了侵略计划（1927 年7 月25 日田中备忘录）。日本的活动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不安的因素。然而《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对该问题的研究有些简单化。

应该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周边的情况作更广泛、更系统的研究。首先，蒙古人民共和国面临日本和中国两方面的威胁。只是到1937年日本开始公开侵略中国后，中国的威胁才消失。

其次，应当研究日本对蒙古的威胁，因为与那个时期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1932 年日本建立的）满洲国—中国所形成的国家间的地区结构的各个部分密切相关。

照我们的看法，这种结构是由两个矛盾的基本集团所组成。这两种矛盾是：一、无意中引起蒙满关系紧张的苏日矛盾；二、日中矛盾。前一种矛盾自古以来就有两种发展形式：即和平的发展形式，随之而来的是苏日两国（按照类似于1907—1917 年俄日同盟条约）在蒙满地区划分“势力范围”，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国间的关系有可能正常化和彼此在外交上予以承认；军事的发展形式，苏日两“大”盟国发生冲突。和平的发展形式完全符合现实情况，主要大国和苏联在外交上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业已解决（苏联建议美国率先承认）。不过，众所周知，当时采用了第二种历史“形式”，哈勒欣河之战以日本及其盟国满洲国的失败而告终是必然的。1941 年4 月13 日苏日中立条约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国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互不侵犯的声明只不过确立了地区的某种政治均势，并未解决全部矛盾。

泛蒙古主义问题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实际上没有被谈及。照我们的看法，泛蒙古主义是历史上讲蒙古语的各族人民于20 世纪初形成的并非偶然的运动，目的是联合内蒙古、外蒙古、呼伦贝尔、阿尔泰地方、图瓦和布里亚特，建立统一、独立的蒙古国。

鉴于历史情况或别的原因，联合的蒙古国成员可能不同，但联合，首先是内蒙古与外蒙古的联合这一主要思想是始终存在的。历史上的这种思想常常具有反华（或反满）的性质。

首先泛蒙古主义作为现实的政治运动，在1911—1912年事件进程中已有所表现。实际上这是蒙古的杰出人物充分实现泛蒙古主义口号的第一次尝试。1919 年采取了这一方针的第二步骤，但当时联合的主动权掌握在日本和谢苗诺夫的手里1。在1921 年革命进程中和革命以后，在1925—1927 年中国大革命时期，蒙古革命者进行了新的尝试。
在这些年代里具有神权政治基础和反满倾向的传统的泛蒙古思想体系奇怪地同革命口号结合了起来，变成了独特的“革命的泛蒙古主义”（以某种方式将两个蒙古联合起来）。中国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失败，共产国际在中国和中国讲蒙古语地区的优先地位被取代，是蒙古领导人这一尝试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

《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对1945 年从国际法方面解决蒙古问题也作了概括的、肤浅的阐述。第448 页写道，1945 年国民党中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对既成事实迟到的确认”。对这种评价须作极重要的修正和补充，因为使蒙古人民共和国完成必要的国际法程序是很复杂的，要经过很多阶段，谈不到1945年7—8 月“迟到的确认”。

为了说明这一论点，我们要对这一问题作更详细地阐述。1943 年底，中国新疆当局对蒙古西部边界采取了一系列侵略行动。哈萨克难民滞留，中国边防军袭击蒙古领土。1943 年12 月21日，正在莫斯科的蒙古大使桑布（Санбу）把一份谈及中国军队侵犯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边界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致中国政府照会交给了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长Г.拉特舍夫（Латышев），请他转交中国使节，并声明说，他奉本国政府之命请求外交人民委员部采取必要措施制止新疆方面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

苏联领导人对这种请求有不同的理解。苏联政府应当支持自己的盟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然而由于建立了反希特勒联盟和打算实现保持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中国也是苏联的盟国。因此，苏联政府并未向中国发表正式声明，只限于向新疆省长递交了一份公文。

Г.拉特舍夫致函莫洛托夫，阐述了采取这一步骤的动机：“我认为，像乔巴山（Чойбалсан）所请求的那样，以蒙古政府之名义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未必适当……根据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可以同中国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进行交涉”。

1944 年3 月，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苏联政府在类似的情势下，即在新疆军队再次袭击和中国军队袭击哈萨克难民之后，向中国提出了正式抗议。1944年3月31 日，苏联驻华大使А.潘友新（Панюшкин）通知中国外交部称：“倘若今后再发生新疆军队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这类事情，根据1936年3 月12日议定书，苏联政府只好给予蒙古人民共和国必要的帮助。4”对此中国外交部于1944 年4 月3 日向苏联大使发表声明说：“外蒙古是中国之一部分，1936 年3 月12日议定书对中国不能有效力。”

苏联就最近发生的事件提出抗议是个征兆。此前莫斯科实际上仅对日本使用过1936年苏蒙议定书（哈勒欣河），在同中国接触中只限于表面上确认1924 年苏中协定。威胁对中国使用武力以保卫蒙古人民共和国，这说明苏中关系中关于蒙古问题的新时期已经到来。苏联领导人坚信，蒙古人民共和国周边情势根本改变的时间已经到来，必须解决作为主权国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一部分”的法律地位之间的矛盾。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苏联的威信和力量的增强为这种演化奠定了基础。

解决蒙古问题的主要阶段在1945 年2 月，即1945年2 月4 日—11 日苏美英三国领导人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筹备和进行期间。1944 年7 月，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Генри Уоллес）抵达乌兰巴托，访问了6天，同蒙古领导人和苏联代表讨论了蒙中关系和国际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1945 年2 月8 日，雅尔塔会议进行过程中，斯大林在一次会见时询问Ф.罗斯福（Рузвельт）：“对维持外蒙古现状有何想法？”罗斯福回答说：“他尚未同蒋介石谈过这一问题，不过他认为应当维持外蒙古现状。”11945 年2 月11 日，苏美英三国领导人签署了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的协定，其首要条件是“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为了阐明雅尔塔协定，1945年6 月30 日，以行政院长前外交部长宋子文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了莫斯科。蒙古问题是谈判时的中心问题之一。对中方而言，这是解决蒙古问题使之有利于自己，进而对雅尔塔协定作局部修改的最后一次机会。然而中国人提出将蒙古人民共和国列入中国版图的全部尝试被斯大林的声明摧毁了。斯大林声明说：“如果不讨论外蒙古独立宣言，我们就不讨论其他问题。那我们就中止谈判吧。”3斯大林暗示中国代表，中国不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苏联就不参加对日作战。

斯大林与代表团成员蒋经国的会谈是谈判的最高潮。俄罗斯汉学家Ю.鲁道仙（Гарушянц）在《为蒙古独立而斗争》一文中援引了关于苏中莫斯科谈判，特别是斯大林与蒋经国对话的新的详细资料4。他公布的文件强调指出当时形势极度紧张以及斯大林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苏联与国民党中国或复兴的日本之间的“缓冲国”这一纯地缘政治的考虑5。结果中方只好让步，谈判才有了进展。

在苏中谈判过程中苏联政府曾邀请Х.乔巴山来莫斯科。1945年7月4日乔巴山抵达，7 月5 日，他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会见时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苏中谈判和苏蒙参加对日作战。从档案文件看，斯大林极为坦率，当时向乔巴山宣读了苏中条约草案，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为独立国的条款等文件。乔巴山听完所有这些文件之后，说：“是的，这是我们所期望的，不过我们不会同中国人友好和友好合作。中国人很坏……他们继续在欺压内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的蒙古人。我十分理解声明的意义。作为独立国，我们要向中国人提出自己的要求。”

7月6日，乔巴山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别墅里会见了苏联大使А.И.伊万诺夫（Иванов）。在交换会见斯大林的印象时，乔巴山再次谈及“中国人在内蒙古欺辱……” 2从乔巴山的行动中清楚地看出，他期望在解决内蒙古问题上，即在日后或从日本手中解放内蒙古以后立即将其并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上，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1945 年7 月7 日，在大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厅宴请乔巴山元帅，苏联主要领导人出席了宴会。宴会上斯大林举杯致词说：“一段时间内蒙古人对与哪个国家，是与日本，还是与苏联，保持友谊的问题有严重分歧。许多蒙古人，比如德王，主张与日本友好。我举杯要向蒙古领导人表示祝贺。他们明白，并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蒙古需要同苏联保持友谊。现在这些人领导着独立的蒙古，而那些主张与日本结盟的人，则处于满洲人和日本人的统治之下。为蒙古领导人干杯，为蒙古独立干杯！”

在乔巴山离去和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于8 月8 日）对日宣战后，苏中谈判顺利结束。1945年8 月14 日签署了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中苏两国外交部就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独立问题互换了照会。中国外交部照会内开：“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苏联照会称，苏联政府“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4。中国照会以公民投票为推托，与中国期望“保全面子”，把此事作为中国的一个礼物送给蒙古人民，体面地摆脱微妙的局势有关。实际上斯大林强硬的、不妥协的立场决定了一切，如果另一位比较温和的、忠实于中国的领导人处于他的地位，毫无疑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将重新踏上内蒙古的道路。

1945 年11 月12 日，小呼拉尔主席团确认了公民投票委员会的纪录，就投票结果向苏中两国政府发出了相关的照会。1946 年1月5 日，中华民国政府获悉公民投票结果后，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由于执行了雅尔塔协定，苏中进行了紧张的谈判，1945年8 月14 日签署了条约，举行了公民投票，1945年1 月5 日中国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获得了主权国家名副其实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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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 原文载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所刊《东方》（Восток）2000 年第4 期，由该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蒙古问题专家Е.А.别洛夫（Белов）教授和他的学生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蒙古问题专家Е.А.卢加宁（Лузянин）共同撰写的。苏联解体后，他们利用解密的俄国档案文献，对清末民初的俄中关系和20 世纪的蒙古问题作过深入的研究，发表过许多论著。他们在本文中对前苏联学者关于蒙古问题的一些传统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中俄关系中的蒙古问题是中国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之一，特将本文译出，以供参考。

2、 近年来Е.А.别洛夫和С.Г 卢加宁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见Е.А.别洛夫：《俄国档案史料中的呼伦贝尔问题（1911—1915）》，载俄国《东方》杂志，1993 年第1 期；《中国对1912 年俄蒙协约的反应》，载《远东问题》杂志，1994 年第4 期；《俄中关系中的乌梁海问题（1911—1914）》，载《东方》杂志，1995 年第1 期；《俄国与1911—1919 年期间的泛蒙古运动》，载《俄国与东方：相互关系问题第三届国际会议》上册，克里雅宾斯克，1995 年；《1915—1916 年期间巴布扎布在内蒙古领导的反华起事》，载《年鉴》，第1 分册，莫斯科，1995 年；《谢苗诺夫的冒险事业（1919 年的泛蒙古运动）》，载《年鉴》第二分册，莫斯科，1995 年；《1912—1915 年的沙俄与西蒙古》，载《远东问题》杂志，1996年第1 期；《乌泰公在内蒙古的反华运动（1912）》，载《东方》杂志，1996 年第3 期；《最后一位蒙古人的“活佛”》，载《今日亚非》杂志，1996 年第3 期。С.Г.卢加宁：《俄中关系中的蒙古——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载“中国、中国文明与世界”第五届国际学术讨论会报告提要上册，莫斯科，1994 年；《1915—1919 年期间国际关系体系中的自治蒙古》，载第三届符拉基米尔佐夫报告会——全俄学术讨论会的报告和提要，莫斯科，1995 年；《20 世纪第一个三十年的俄国、蒙古、中国：某些推断与结论》，载21 世纪中俄两国稳定发展的问题与潜力，“中国、中国文明与世界”第六届国际学术讨论会报告提要，上册，莫斯科，1996 年。

3、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条约全宗，目录：第3号，案卷：第963号，第1—2张。
4、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条约全宗，目录：第3号，案卷：第963号，第1张；《俄中关系官方文件集》，莫斯科，1958年版，第127页。
5、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驻北京公使馆全宗，案卷：第319号，第498张。
6、 俄罗斯国家军事史档案馆，第2000号全宗，案卷：第3975号，第146张。
7、 详见Е.А.别洛夫：《中国对1912年俄蒙协约的反应》，载《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4期。
8、 详见Е.А.卢加宁：《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蒙古（1920—1924）》，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5 年第2 期。
9、 《俄中关系文件汇编（1917—1957）》，莫斯科，1958年，第83页。
10、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第5号全宗，目录：第1号，案卷：第2145号，第17张。
11、 详见Е.А.卢加宁：《共产国际、蒙古与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载俄罗斯《东方》杂志，1996年，第1期。
12、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第495号全宗，目录：第152号，案卷：第45号，第31张。
13、 详见Е.А.卢加宁：《共产国际、蒙古与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载俄罗斯《东方》杂志，1996年，第2期。
14、 详见Е.А.卢加宁：《共产国际的东方档案：苏中关系中鲜为人知的一页》，载《年鉴》第1 分册；《共产国际在蒙古与中国（1925年）》，载《年鉴》，第2 分册；《共产国际，蒙古与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载俄罗斯《东方》杂志，1996年，第1期。
15、 详见Е.А.卢加宁：《1928呼伦贝尔起事史略》（据俄国档案撰写），载第七次蒙古学学者国际会议，俄罗斯代表团报告，莫斯科，1997年。
16、 详见Е.А.卢加宁：《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蒙古（1920—1924）》，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5 年第2期。
18、 详见E.A.别洛夫：《俄国与1911—1919年期间的泛蒙古运动》，载《俄国与东方：相互关系问题第三届国际会议》上册，克里雅宾斯克，1995年。
19、 详见Е.А.卢加宁：《共产国际、蒙古与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载俄罗斯《东方》杂志，1996年，第2期。
20、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莫洛托夫秘书处全宗，目录：第25号，文件夹：第1号，夹：第184号，案卷：第2号，第54张。
21、 同上。
22、 同上。目录：第7号，文件夹：557，夹：第38号，案卷：蒙古人民共和国—020，第14张。
23、 同上，第14—15张。
24、 《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国际会议上的苏联——1945年2月4—11日苏美英三国领导人克里米亚会议文件汇编》第4卷，莫斯科，1984年，第130页。
25、 关于雅尔塔谈判的更详细的情况，见Е.А.卢加宁：《雅尔塔与蒙古问题——伟大胜利50周年与东方》，莫斯科，1996年，第9章；《雅尔塔会议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蒙古人民共和国完成国际法程序问题》，载《远东问题》杂志，1995年第6期。
26、 援引Т.勒哈格瓦（Лхагва）的文章《斯大林对蒙古人有什么考虑？》，载《远东问题》杂志，1991 年第3 期。
27、 Ю.鲁道仙：《为蒙古独立而斗争》，载《远东问题》杂志，1997年第2期，第112—123页。
28、 同上第119页。
29、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莫洛托夫秘书处全宗，目录：7，第560号，第38页。案卷：第110号，第7张。
30、 同上，第8张。
31、 同上，第10张。
32、 М.С.卡皮察（Капица） В.И.伊万年科（Иваненко）：《在斗争中获得的友谊（苏蒙关系）》，莫斯科，1965年，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