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幸福与民族存亡

在现代社会里，作为一个“个体”，所谓追求幸福，已经不能只以银行存折里的数额与汽车洋房来衡量了。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简单道理。有位汉族网友劝说我们：民族平等应该强调的是“个体”的对等而不是抽象到“族”的对等。 还有人说“大家还是多想想民生的问题吧”。如果他所说的“民生问题”是指所有个体的经济生活质量的提高，这倒让我想起英国著名经济学家Colin Grant Clark对幸福的定义。他是第一个启用GNP(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概念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质量的。在解释所谓“个体幸福”的时候，他首先认为“必须能够持续获得足够的货币收入以购买生活必需品”。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吧。接下来，他认为“必须保持足够的财产来满足并发展其兴趣爱好的欲望”。暂且可理解为读书看报，上网交流等娱乐文化活动吧。但是，Colin Grant Clark还强调：“必须满足其传承并延续传统的欲望，即承接并使用祖先之传统的欲望，以及将这些传统传授给子孙后代的欲望”。他认为这是“个体幸福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边这一段，是以前一个帖子里的一节。那么，我们该怎么理解那些劝说我们放弃民族主义而去专心追求“个人幸福”的汉人的心理呢？如果他是一个“非民族主义者”，也就是说，他自己也放弃了汉民族主义，那么至少他还是有资格来劝说我们的。相反，如果他自己并没有放弃汉民族主义，而只是找了个中华国家主义（其实这种中华主义仅仅是汉民族主义的翻版而已）来作为最高的群体价值，要求我们放弃他认为是下位的蒙古民族主义，那么这种“己所不欲，却施与人”的做法本身就在逻辑上和道义上是讲不通的。

退一步说，即使他真是个世界大同主义者，他的主张也未必站得住脚。英国著名政治学家Isaiah Berlin曾经批判“世界公民主义”(cosmopolitanism)，承认并且尊重个人的民族、社群、文化、传统和语言的归属感，从而使其以价值（文化）多元论为基础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成为90年代兴盛起来的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重要精神资源。

Berlin在这一点上基本秉承了德国哲学家Herde的观点。Herde拒绝把功利的标准作为衡量每一个社会的惟一标准，他要求根据每个社会“自身的内部标准”对该社会作出判断。在Herde看来，“文化的多样性”表明，通过共同的语言，通过历史的记忆、习惯、传统、情感等纽带而归属于某个社群，是人类的根本需要，并构成相互理解的保障。Herde和Berlin认为，抽象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基于抽象个人观念的世界公民主义是空洞的。群体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对Berlin来说，个人的幸福不能与所属的共同文化形式分离开来，因为他们所选择的目标、追求的幸福均由这些文化形式提供和构成，这些文化形式破损的程度也是与个人幸福降低的程度相对应的。

社会是要向理性的公正的方向发展的，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无论中国还是世界，任何大民族企图以国家利益来压抑小民族的做法，越来越无法在道义上和理性上自圆其说。过不了几年，我们会有机会与汉族坐下来认真谈谈，该怎么把蒙古民族的语言文化的永久生存和繁荣昌盛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吻合起来，找到一条双赢的方法。而不是每天在那里把中华的利益凌驾于我们蒙古民族利益之上。

当然，其他民族也是一样的，中国必须走向文化多元，这是维持中国长久稳定与和谐的唯一道路。从而做到你满意，我满意，他也满意，大家都满意。而决不是你满意，却对我说，你就忍着点吧，你要不忍着点，小心我动用政府力量收拾你。

那么，这种运用政府力量的强制压服，是否能继续维持下去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看看世界与中国的发展趋势，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我们不妨做个换位思考，站在中国官方角度看一下民族问题。曾经，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先生把民族问题的主要特性描述为以下五点的连锁：“积累性，突发性，扩大性，变异性，沉淀性的相互连锁”。

1.积累性：量的不满如果不及时得到解决和疏导，会慢慢积累后最终发生质的变异；

2.突发性：偶发事件如果处理不当，会迅速发展为骚乱；

3.扩大性：民族意识与文化宗教的保护心理如不能够得到满足和引导，会蔓延扩大为难以调和的族群对抗；

4.变异性：民族关系如果处理不好，人民内部矛盾会变异为敌我矛盾；

5.沉淀性：民族问题一旦发展到扩大性•变异性阶段，就不得不用行政手段强力解决。但这种手段只会在表面上暂时把问题压下去，反而在民族心理上形成厚重的沉淀，一旦条件成熟极有可能再次发生新的连锁，从而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体制。

中国的民族问题已经接近临界点，必须设法找到一条新的出路，以便把各民族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技巧性地结合起来，让大家都满意，从而消除国家与社会的隐患。具体政策与方法，还有待于专家学者进一步探讨。总而言之，我们将面对一个不争的事实：暴力压服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