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那木吉拉回忆

一、199号文件事件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大力宣传拨乱反正的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恢复的内蒙古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抓住这个机遇，试图办几件有影响力的成就。经过近一年的调查和争求意见的基础上，我们起草了《关于深入贯彻民族语文政策，加强蒙古语文工作的意见》和向党委全面汇报蒙古语文工作的“汇报提纲”。 1980年7月，经过语委主任会议、委员会议，部分盟市语委主任座谈会等形式征求意见，于11月中旬由党委副书记、政府副主席兼语委党组书记、主任杰尔格勒同志主持，又一次召开语委委员会议讨论。在会议结束时杰尔格勒主席指出：“文件大体可以，但一些目前难办的不要提了，要从实际出发，再斟酌、修改，听取有关部门意见后才定稿。”

1981年2月底，我去中央党校学习，8月中旬返回。上班那天，副主任额尔很巴雅尔同志说：“我们呈报政府批转的文件，政府以内政发（1981）199号文件，近几天正式批转各地了。”我当时很高兴，马上让秘书取来文件，大致看了一遍，觉得原文没什么改动，特别是有争议的几个问题。于是我问：“这个文件是否向有关单位征求过意见？”额尔很巴雅尔说：“没有。委员中各单位的负责人都有，他们都发表了意见，麻烦它干什么？” 我脱口说了一句：“这个文件，如有人挑剔，又牵扯一批蒙古族领导呀！”

1981年9月中旬，呼和浩特市各大专院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提出“保卫民族自治权利！”、“反对外来移民！”、“争取民族生存权！”……等等口号，掀起反 “28号文件”运动。
1982年初的学潮趋向尾声，大约是1月下旬的一天，语委办公室副主任甘珠尔来到我办公室说：“我有事去政府印刷厂，看到对政府批转的199号文件，政府又下通知要‘就地销毁’呢！”
政府名义批转，下发几个月的文件，未征求起草单位意见，突然下令销毁，无疑是件大事。我立即拿起电话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门德同志询问。门德说：“孔主席接到周惠书记‘就地销毁’的指示后，就告诉我们下通知。”我问：“是什么问题呀？”门德说：“这，我们不清楚，哈秘书长传达后我们办理的。”

哈斯是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又是语委的兼职副主任之一，应该清楚。我又挂了哈斯秘书长的电话，他也与门德说的一样。我说：“哈秘书长，这样处理问题太简单了吧！应该找我们一起研究，弄清是什么问题，怎样纠正更有利于稳定干部情绪、有利于工作不更好吗？”哈说：“人家指示立即下通知销毁，哪有时间再研究？”我觉得这事实在太突然，因此又挂了孔飞主席的电话问个究竟。孔主席说：“周书记说有问题销毁，我就告诉办公厅下通知就地销毁。我也不清楚是什么问题，我们只是照办。”孔飞主席是多年从事军队工作，又是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时代，因而无疑是照办。

这个通知一旦下达，各地语委系统和相关部门中肯定会引起强烈反响。因此，必须紧紧研究，撤销的理由和应对对策。我找来有关同志开了会。
我传达此事的时候，大家也很惊奇，总觉得有点“小题大作”。

额尔敦陶克陶副主任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大、在语文战线上工作时间最长、又是“文革”前和“文革”中多次挨整而身心致残的老同志。起草199号文件初期他就主张《目前难办的事项暂时不要提》的意见。这次一听，他就有些紧张地说：“又麻烦了，刚有这个文件，正在贯彻中，却遇到销毁。势头又很大，事情不知怎么往下发展！”

副主任额尔很巴雅尔是该文件形成过程中的具体操作者，他负责组织办公室、语政处反复修改，最后签发呈报政府的。他不把这当回事，说：“有什么问题？文件是好的，是政府审批的，有问题由政府去解决。”

拿木四来副主任说：“不能这么看，文件虽然是政府批转下达的，但是我们是起草和呈报单位，不能说没责任，销毁是直接冲着语委的。”

我说：“文件有毛病。但它是在中央近来下发的有关西藏、新疆民族工作问题的31号、34号文件精神指导下写的。即便有问题，政府不向我们打招呼，不和我们研究文件中的错处，就下通知‘就地销毁’，这不免过于简单，如果弄不好会引起连锁反应的。事情发展到此地步，我们必须有所思想准备”。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党委和政府会向我们说明撤销的原因，我们不好替领导解释问题。
撤销文件的通知下达后，果然预料那样反响强烈，各盟市纷纷打来电话，向语委询问“文件出了什么问题”。社会上也传出议论：“语委有问题了，他们的文件领导下令就地销毁。”实际上文件内容在各旗县是符合实际，有必要贯彻执行的问题。有些部门负责人给我们打来电话：“我们认为199号文件很好，正在积极贯彻执行。不说明什么理由就突然地销毁，这不合适吧？”有的问：《你们语委出了什么事？》……于是，我召集机关办公会议宣布：“任何人接电话，不要随便答复文件中的问题，我们不能，也不敢说什么问题。但可以明确地表达政府下通知销毁，说明文件肯定有错，错在什么地方，我们请示以后，统一口径再答复。”特别强调了“肯定有错”这句话。

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必须与上级有个统一说法。当时，主管我们的杰尔格勒副书记去北京中央党校学习。因此，我去找了“文办”主任、兼语委副主任的特古斯同志，说明需要开个主任或委员会议，研究199号文件的错处和如何应对下边反映的问题。特说：“我同意，但我正在忙，先由你们几位专职主任开会研究。”

2月17日，专职主任和处室负责人开会。与前些天相比，此时多数同志接受了“文件有错”的观点。只有负责修改、签发上报政府的额尔很巴雅尔同志仍坚持“文件没什么问题，一没脱离实际，二没脱离四项基本原则。”他将文件中的九条内容逐条解释，予以肯定。阿日亚同志的发言集中了大部分同志的看法，他说：“现在社会上以及我们队伍内部，对撤销199号文件有4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是好文件；第二种，认为总的可以，但有些条款提法不现实，主要有三点，一是对内大的要求，二是建立蒙民区，三是人民出版社的出版方针；第三种，认为是上边有人准备向我们打棍子，最低把我们某个人打成什么“分子”，“立案”审查；第四种，也认为是好文件，内容没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内蒙古主要领导下令撤销，不能不认真检查问题。在文件形成的程序有3个欠妥：政府批转时未经其他领导审阅；王铎同志是分管文教工作的，但我们没让他审阅就报政府；语委没向有关单位征求意见”。他的分析和看法比较全面，与多数人意见一致。

过了几天，“文办”主任特古斯安排召开专、兼职主任（扩大）会议。这次会除兼职副主任哈斯有事没能参加外，特古斯、宝祥（宣传部副部长）和我们4位专职主任，以及有关处室负责人参加。首先由我介绍前些天专职主任会议的讨论情况，着重谈对于199号文件的认识、社会上的反映以及我们拟采取的措施。我说：“199号文件总的精神是好的，它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最近中央31号、34号文件精神，主要目的是深入清理“左”的影响，贯彻民族语文政策。但经过检查，发现有问题，主要是有些地方要求过高、过急，脱离实际；有的提法不准确。为此，我们应该召开盟市语委主任会议，说清199号文件的问题，同时起草以贯彻中央28号文件为内容，加强语文工作的文件，代替199号文件。”

特古斯发言：“对199文件的问题，回避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一书记说话提出销毁的。其实199号文件该提的不一定都提到，已经提的有些不确切。根据内蒙古地区特点（指人口比例的不断变化，汉族人口剧增的特点）和蒙古语文工作上‘左’的影响时间长的情况，不采取特殊的政策是不行的。但有些目前难办的事，暂不提为好。”他赞成“再草拟一份文件，召开盟市语委主任会议征求意见。”他接着说：“先请示杰尔格勒同志酌定。”宝祥同志的发言也大致相同。
会议决定：一，必须先请示杰书记；二，各盟市语委主任会议前应开语委委员会议，听取意见；三，对199号文件问题，请示自治区党委周书记，询问怎样认识错误才好。

对199号文件的错误，语委虽然有了一定的共识，但必须与周惠书记的本意对上号，否则一切都不好办。学潮开始后，周惠在11月7日的自治区常委扩大会议上大谈：“学生背后有庞大的民族分裂集团，有组织、宣传、理论和情报班子”，“1947年自治区成立时的斗争就是这样的”。为此要找证据，他在各地搜集学潮中发现的所谓的“反动传单”。周惠如果把199号文件与学潮联系起来，上纲上线，必然会成为坑害部分蒙古族干部、群众的理由。后来的经过证实了这一点。

这件事很纠结我的心思。我一听到杰尔格勒书记回来在家治病，我就把电话直接打到他家，由杰书记夫人萨仁接电话，她说杰书记病情较重，在家输液。我说想看望杰书记。杰书记可能在旁边输液，他接过电话对我说：“舍那同志，你先别来，过两天我好一点叫你来。关于那个文件的问题，你别着急，责任不在你们，有什么问题我负责。”我忙说：“杰书记，请您放心，即便有问题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研究这文件，认为总的是好的，只是有些问题要求不确切，脱离实际，请您安心治病。”

没有想到，这就成为我与尊敬的老领导的最后一次交谈。过了几天，2月26日，我参加旗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突然听到杰书记逝世的噩耗。我们在遗体前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静立默哀。

我和杰书记是在呼伦贝尔盟工作期间认识的。他是平易近人，工作认真，一点没有领导架子，群众威望很高的人。担任自治区副书记、政府副主席后分管文教，兼任语委党组书记、主任，成为我们的直接领导和最信赖的依托。很多人心里都很清楚，他的不幸辞世，疾病是主因，但是“就地销毁199号文件事件”和怀疑他与学潮有联系，无疑成为他逝世的加速剂。过早地失去这样的好领导，对我们是重大打击。

由于杰书记逝世，准备向他汇报定夺的事也自然中止，请示有关语委方面的重要事情，只能找党委管文教工作、又兼任“八协”小组组长的王铎书记和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同志（此时文办被周下令撤销，特任此职）。

前两天我从宣传部副部长宝祥那里才得知王铎书记对199号文件草稿有个批复，我们没有找到，于是从王书记秘书那里才见到了底稿。

我和秘书电话预约，于3月9日上午到王铎同志办公室汇报“八协”工作和对199号文件的处理问题。

王书记说：“周惠同志问过我，杰尔格勒同志签发的一个文件提出‘内大要以蒙古文授课为主’，这怎么能行呢，他问我知道不？我说，正式文件我没看见，文件下达前他们送来讨论稿，我看后提出，有些难办的事不要提了，有些问题应同有关部门商量。你知道这个文件是怎么产生的吗？”我简要介绍了起草文件的背景和文件产生的过程。王书记问：“你是否知道我的批语？杰书记、特古斯是否知道？”我回答：“我不知道。我从去年2月底去中央党校学习，8月份才回来。最近宝祥同志告诉我您有过批示，我从那仁朝克图秘书那里看到留存件才知道。我让机关有关人员找您的批示，他们说弄丢了，我让他们继续找呢！”我又补充道：“据查，在家的同志也没送杰书记和特部长阅，他们俩自然没看见这个批示。”王铎书记又问：“谁看过我的批语，看过后又为什么不给我回话？”我说：“经查，您的批语机要室同志收到后送办公室主任塔木，塔木又送额尔很巴雅尔同志。据额尔很巴雅尔说，我们已经开了委员会议，委员中有各方代表，报政府后也会听取各方意见。所以他就签发，上报政府了。现在额尔很巴雅尔深感办错了，作了检查。”

接着王书记问：“对199号文件人家有反映，你们怎么看？”我汇报几次会议经过，说：“认为文件精神总的是好的，但有错误，初步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有些事提法不准确；二是有些要求过急”。我列举了讨论中提出的几个问题。

王铎书记又问：“对内大的要求是提法不当呢，还是原来就那样想的？”我说，经查原稿的初衷是多数系设蒙古文教学专业，而把它写成多数系均以蒙古文教学了。这是谁加的，怎么加的，起草文件和签发文件的都不清楚。

王铎书记说：“这么多方针、政策性问题，你们语委管它干什么？”此时，我不得不说：“语委的职权范围值得研究，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领导小组和‘八协’第一次会议产生的两个《八条》（指1975年5月由王铎同志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八协’小组会议上通过，又报请国务院批转各协作省区执行的两个文件）均写清语委要管这些事，而且我们是党委和政府的参谋部，是自治区党政制定和执行政策法律的参谋部，所以民族教育中的授课用语问题，语委过问是对的，文件中的提法只是同教育厅没商量过。今后，对这类问题，语委怎么管理，应该明确。”我对其它几个方面的过错也作了检讨。

最后，王书记说：“你们向党委写个检查报告，弄清199号文件中的错误之后，再召开盟市语委主任会议。”

3月11日上午我主持召开主任办公会议，传达了王铎书记指示，并作检查准备。我从王铎书记的谈话中意识到，下令“就地销毁”199号文件，似乎有将此文件同蒙古族“学生闹事”联系起来的含意。讨论中其他几位主任、处长也提到，内大个别汉族教师说：《如果执行这个文件，我们只好卷铺盖回家》；而蒙族教师则说：《不这么执行不是内蒙古大学，和河北大学有什么区别？》等议论。我怎么考虑，也考虑不出199号文件牵涉到“学生闹事”和民族问题。
4月17日，特古斯同志转告周惠书记的两点指示：语委应写一份对199号文件问题的检查，提出处理意见；并拟一份以贯彻中发28号文件为指导思想，加强蒙古语文工作的意见（简称“4•17指示”）。

从此进入新一轮的讨论检查阶段。其中对文件错误的定性问题的检查，花费了大量时间。实事求是地写，怕达不到周惠书记的要求，过不了关；写的过重，无疑往自己头上乱扣帽。
按我们党的习惯，第一书记的指示就是党的指示。在我的笔记中，我们接到“4•17指示”后至7月17日，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语委党组会议、语委主任会议、全体语委委员会议等大小会议共召开过9次，其中还不算临时碰头会。究竟认错什么程度才能达到周惠同志的高度呢？简直是到了废寝忘食地步。

“五•一”劳动节法定假日休息一天。我无心休息，没经过预约，5月1日下午直接闯进王书记家。他正在书房看文件。我主要谈了反复检查对199号文件错误的认识情况，说：“我们有个报告，已送到您处，王书记是否看过？是否达到上级党委领导的要求，还拿不准，请示领导。”他说：“你们的报告我还没看呢。”他正要针对我谈的问题谈意见，恰逢周惠前来看望他。王铎书记把我向周惠书记作了介绍：“舍那同志谈199号文件的问题，正好周书记你来了。”并让我直接向周书记谈谈。

我先说明来找王书记的目的，接着当我谈到对文件中错误的认识时，周惠插话：“撤销是孔飞提出的，我同意撤销的（实际是周提出，孔飞下令撤的——笔者注）。你们的文件可能是去年8月发的，我第一次听到反映是今年初，内大反映的（没提谁反映的——笔者注），第二次是哲盟阿拉坦敖其尔反映的（这里却指名道姓了）。我引起注意之后，从政府了解，文件是特古斯审稿，杰尔格勒签发。杰尔格勒工作热情，我问他，他说他签发的。这个文件涉及面广，听到这些反映，也带出一些问题。”他又对我说：“你们不要慌，不要急，主要问题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我说：“我们慌的是弄不好又产生麻烦，因为我们准备召开盟市语委主任会议，解释撤销文件的原因，如果同党委看法不一致，又怕产生新的麻烦。所以，应统一口径为好。”
周书记说：“我看过政府送来起草的通知，我删掉了一些词，没说什么理由，就是撤销。你们可以将明显的问题可以向下说嘛，至于有些问题怎么认识才正确，还得调查研究。”又补充说：“你们写个材料，党委可以讨论，这个问题花点时间是必要的。”

周书记又问我：“蒙专是不是你们管？”
我回答：“是的，是1980年5月归我们语委管的。”
“过去谁管？”
“教育厅。”
“蒙专有多少职工？”
“教职工共有50来人，学生200多人。”
他说：“你们可要加强管理呀！”又说了几句别的事，就告辞了。

周惠走之后，王铎书记说：“很好！今天巧合，这件事就按周书记说的处理吧！我先看看你们的报告，如果可以，就向党委报告。199号文件撤销，主要是针对一些错误，不能说文件中所有的提法、要求，都错了。你们另拟文件，这样才能澄清是非。”
我很高兴，认为这个“五一”节过得很有价值，太好了！悬在心头上的一块石头，总算到了该落地的时候。

5月2日一上班，我就召开党组成员会议，传达周、王二位书记关于处理199号文件的意见。听了传达，大家都很兴奋，认为问题总算快解决。但对周书记说的“你们可以将明显的问题向下说嘛！至于有些问题怎样认识才正确，还得调查研究”这句话，我们还应深入研究领会，究竟其中还具有什么含意。

这样，我们一方面等待王铎同志对我们检查报告的批示；另一方面全力准备召开盟市语委主任会议，抓紧充实已起草的，以中发（1981）28号文件精神为指导思想，加强蒙古语文工作的意见。

这期间，我们向政府常务副主席郝秀山和王铎副书记汇报工作时，都得到了大致相同的：“有错误，检查检查就行了。你们可以按你们的检查向下面同志讲，党委不会再纠缠这件事”的指示。”

但问题还没有结束。6月2日，党委办公厅来电话说：王铎、千奋勇（蒙古族，副书记）二位领导指示，要语委检查199号文件形成过程中的错误，要查清“实质”问题。这显然又是周惠书记的意图。

从此，我们又进入一个查“实质”阶段。
“实质”问题是指什么？众说纷纭……
“是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
“民族分裂肯定够不上，是民族主义情绪？”
“实质问题，是否指的是不重视王铎同志的批示，组织纪律性问题？”
……
总的来说，就是继续检查。
办公室主任塔木说：“这个文件开始起草和以后多次修改，我是执笔者和参与者，这个过程中转手、呈送程序很乱，我有责任。尤其对王铎书记批示没有很好重视和保存，以至弄丢，这是我的错误，负主要责任。”

额尔很巴雅尔最初对199号文件中的九条内容逐条解释，认为没有原则错误；现在却逐条否定，又增加一条，承认10条错误，给自己扣了许多政治帽子，说什么：“文件不该批‘左’，而只批‘右’；不该批大民族主义思想，而只批地方民族主义……”等等。这显然不是他的真实认识，是赌气话。
拿木四来说：“实质问题是什么，我还搞不清，但我们检查问题也应该实事求是。”
……
问题将要平息，现在又重新提起。我上边有主任和好几位兼职主任，但最终还是我这个常务副主任应该主要应付这些麻烦。怎样处理才能内部不造成思想混乱，对外减少负面影响呢？我的思想压力又增加了。

6月16日，召开一次党组扩大会议。我将多日讨论的各种意见归纳综合，发表自己的看法。我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地方民族主义思想’的提法有些过重。我认为主要有两条：一是对领导的批示、意见不尊重，这是严重的组织纪律性差的问题；二是，机关文件产生、保管制度极为混乱，极不健全。因而，王铎书记的批示丢失，没给其他领导传阅；杰尔格勒书记明明在语委会上指示：‘当前办不到的不要提了，要从实际出发’，然而还是没当回事；起草和修改文件过程中，谁加了什么词，谁删了什么词，谁看后签字，或没签字，都不清楚；……这些都是重大责任错误。文件中的不准确提法和过急要求，不能由起草人负责，应由定稿人负责。因此，这些错误要由党组负责，我在党组中负责常务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过了几天，又召开专、兼职主任会议。兼职主任特古斯、哈斯、宝祥也都来参加，7名专、兼职主任到齐。在这次会上，我又一次发言，具体谈了那些条款不符合实际，那些条款要求过高，文件形成过程中的错误和原因等。对于我的发言，其他兼、专职主任都表示同意，同时各自还作了自我批评。会后，以此精神向党委写了检查报告。

经请示，我们要向党委作检查汇报时，周惠书记却忘掉了 “在这个问题上花点时间是必要的”话，说抽不出时间，让宣传部听取汇报。此时，布赫同志已升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主管宣传部。7月2日，布赫同志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听取了检查汇报。特古斯主持会议，让我先汇报。布赫副书记作了重要讲话。他特别强调：“原来党委听到内大有人反映199号文件有问题后，质疑这个文件是否对学潮起了作用。但经过调查，这文件与学潮无关，请同志们再不要想与学潮的关系问题。请同志们克服缺点，肯定正确，大胆工作”

这次汇报会，解除了我们半年多的紧张、压抑心情。一开始我们还认为是“小题大作”，这个“小题”却成了震动全区蒙古语文工作的“大作”。今天终于有了一个结论：文件与学潮无关，克服缺点，肯定正确。

于是我们于7月17日召开了全区盟市语委主任会议，有的盟也派来主管蒙古语文工作的副书记、副盟长，区直有关部门和部分高等院校领导也应邀参加。我作了题为《总结经验，振奋精神，将我区蒙古语文工作不断推向前进》的主旨报告。我自然谈到存在问题：“……在我们工作中也出现过偏激思想，要求过急，不视客观条件，提出不现实的一些要求。199号文件中反映了这个思想”。布赫副书记重申了上次讲话内容：“……原以为199号文件与学潮有关系，经调查没有这回事，请同志们不要再顾虑了，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振奋精神，努力工作。”这成了199号文件事件的终结语。

199号文件，从1980年7月起草，1981年6月26日以自治区政府名义颁布，1982年初被销毁，至1982年7月中旬一直被追查，整整经过了730天。说实话，这个文件在民族区域自治区来说一点错误都没有。只是在特殊年代，有些内容成了“不切实际”、“当前难办”的事，但提出是合理而必要的。可惜，胡耀邦总书记遭批评，政治风向有了变；周惠又利用自治区书记职权挥舞棍棒，使得利用拨乱反正的极佳时机为民族和区域兴旺事业做点贡献的努力成为了终生憾事。

二、鼓掌惹出的惊恐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鼓掌也能惹出乱子。学生事件之后，尤其1983年全面机构改革之际，自治区直属机关人事大变动。我们语委原四名专职主任中，额尔敦陶克陶因年事已高离休，额尔很、拿木四来当顾问，委员制和原兼职主任全部取消，实行专职主任制，由我和特木尔巴根、那仁朝克图三人担任副主任。为什么没有任命正职，原因不清，至到1986年布赫主席才扶正了我的职务。

1984年夏，以自治区政府名义召开了“内蒙古自治区首届学习和使用蒙古语文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也许为了挽回镇压学生事件而失去蒙古族干部群众中的威信，周惠表现出“重视民族工作”的姿态，主动提议，积极支持了这次会议。

大会设在呼和浩特铁路工人俱乐部，国家民委也派来以副主任文正一（朝鲜族）为团长，李洪范、诺日布、贾××为副团长的代表团莅临指导和祝贺，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军区领导都来参加。周惠书记按时到会，情绪很高，与国家民委代表团打招呼后就座。会议由政府秘书长主持，政府副主席赵志宏致开幕词，国家民委代表团团长文正一致贺词，周惠书记讲话。会议各项议程均以蒙汉两种语言翻译，在热烈掌声中顺利进行着。

接着巴图巴根主任作主题报告时，他先以蒙古语讲了一段，台下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宣传部长乌恩（党委常委）很惊奇地转身对我说：“怎么搞的，这不是帮倒忙吗！”我不以为然地对他说“不会帮倒忙的！蒙古语文表彰大会嘛……”

乌恩部长猜对了，真是帮了“倒忙”。这一鼓掌，惹周惠书记满脸不高兴，会未散起身生气而去。他的忠实谋士、从秘书提升为秘书长（新任党委常委）的田聪明也跟随着扬长而去。
会后代表们合影。负责会务的乌恩、赵志宏二位看见写周惠、田聪明名字的座席空着，就要我打电话找。我与田聪明秘书长通了话，他说：“周书记有事，参加不了合影，请你们不要等。”我按原话转告了乌、赵。

晚上在巴彦塔拉饭店餐厅举行了宴席。周惠书记、布赫主席、巴图巴根主任都没赴宴，千奋勇副书记、乌恩部长、赵志宏副主席、白俊卿副主席等出席。
宴席上有一次出现了“鼓掌事件”。

宴席进行中国家民委代表团副团长李洪范（蒙古族，民族出版社常务副社长）起身用蒙语发了言。语文工作会议，所以与会者蒙族较多，他的发言内容又吸引了听众，引起阵阵掌声，不少人离开自己的坐位，拥到他前面去听。乌恩部长见此情景，怕白天的事件重演，叫我：“代表团团长已经讲话了，劝其他成员不要讲了。” 我也不好意思中断李老发言，只好去找另一个副团长诺日布，转告了乌部长的意见，请求他去劝劝。诺日布也不好意思，到了跟前劝李老：“时间不够了，不要讲了”。但革命老资格的李洪范推他，说：“等等，等等，马上讲完了……”足足讲了半个来小时，使宴席达到了高潮。

这时千奋勇副书记、赵志宏副主席也不辞而别，又出现了一次尴尬。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两天后，这件事传到周惠耳朵。乌恩部长派宣传部秘书长巴图仓到语委，转告周惠书记的指示：“语委党组调查一下李洪范在宴席上的讲话，都讲了什么，为什么吸引那么多人?”当时宴席上没用麦克风，也没有录音，噪音又大，语委领导和干部为客人服务，根本没有顾上仔细听李洪范副团长发言。

自治区第一把手的命令不执行行吗？语委组织几个人，花费几天时间，找当时同桌的人和听众了解情况，写出一个报告：《……大体内容是，讲述旧社会蒙古族如何受歧视和压迫；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人畜两旺，当家作主；“文革”中如何受迫害，蒙古语言濒临废弃地步；现在进入了好时期……等等。也许高兴，讲话用时较长，另一副团长诺日布劝阻未成。李洪范同志虽然不必讲话，更不必讲那么多让人伤心的往事，但讲话没有原则过错。作为在内蒙古出生、在内蒙古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回到家乡谈了反映他情感的一些话，也是可以理解的。》乌恩部长看完报告后：“你们还些什么‘可以理解’的话，是谁的主张？”我说：“原报告没有，是我加的。”乌恩说：“咳！行了，到此结束吧，今后在这类事上注意一些。”

掌声竟惹出这么大的麻烦，这说明：一、民族地区工作着实复杂、难办，稍不留神就会引起矛盾，干部之间产生猜疑，影响工作；二、从中可以看出自治区第一书记权力之大，周惠的心胸之窄，武断专横；三、这次会议是在周惠书记倡导下召开的，对此语文界很满意。可是，他的这些不理智行为，使他的初衷立刻变得黯然失色。

由于周惠书记没有处理好由他片面汇报而引发的呼和浩特地区学生游行事件，在各族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在蒙古族干部群众中威信大大降低，增加了他的工作难度。1986初他调离，由张曙光接任。但他不到三年就被调走，由王群接替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一把手。
王群一来内蒙古，就强调“稳定局势”。但他在如何“稳定”的问题上，把眼光首先盯在了“民族分裂实力”上。按照滕、郑、尤、周的惯性思维，他认为影响内蒙古形势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民族分裂活动”，公开向全区党员干部提出：“要与民族分裂分子进行斗争”口号。

一、“开诚布公”的理论探讨
我与王群书记直接接触是1988年4月。当时，我去内蒙古东部地区，在返回途中路过北京，住在内蒙古宾馆。此时，正值召开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我请宾馆经理拉布哈同志给我解决车辆，去代表团住地找巴图巴根主任请示工作。拉说他也要去办事，于是我们一起前往。我们到了京西宾馆，办完事准备离开时，拉布哈说：“新来的王群书记也在这里，我们去见见面好不好？”我很高兴，因为，新书记来内蒙古半年多，我虽听过他的讲话，但还没见过面。我们去他房间，见王群书记正在看电视。拉布哈把我介绍给王群书记后，他忙于别事就出去了。

王书记对我很热情，握手让座，询问一些情况之后提出：“舍那同志，我们都是党员，你是语委主任，要开诚布公地谈一些问题。我有个想法，提出来听听你的看法。”当时我也很高兴，书记要和我开诚布公地谈问题，这是同志式的探讨。所以我回答说：“好啊，书记您尽管说吧，我也实实在在地谈谈自己的看法。”

王群书记问：“你说蒙古族学习使用汉语汉文进步快呀，还是学习使用蒙语蒙文进步快呀？”我没感到这是新问题，因为我步入这一行列工作，此类问题，遇到过多次，只是说法不同罢了。所以，我也以一贯之地回答：“蒙古族还是学习使用民族语言文字为主兼学汉语言文字进步快。”王群书记说：“你说说道理。”我说：“这个道理，主要从蒙古族当前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状况说起，如果都像土左、土右旗的蒙古族那样，丢掉了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汉语成为他们的第一语言，当然学习使用汉语言文字进步快。可是牧区的蒙古族，东部多数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的蒙古族，如果不学习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一下子过渡到汉语言文字，那就会走大弯路，那里的蒙古民族，素质的提高不会快的，与汉族的差距会拉得更大。”我将这些观点从蒙古民族使用民族语言状况，居住环境，语言特点，文字与语言相一致，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等方面，加以阐述和论证。王群书记听后，不以为然地说：“我国汉族有10亿多，蒙古族人口不多，这种情况下，蒙古族积极学习掌握汉语言文字，学习汉族的先进科学技术，蒙古民族的进步不是更快吗?”我说：“语言文字是人们思想交流的工具，本身不存在进步与落后区别。像我国这样汉族人口占90%以上，汉语言文字是汪洋大海，各少数民族学习汉语言文字，他们由民族语言文字向汉语言文字过渡是一种趋势。但是这需要一个漫长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按国家法律法规办事，要按照少数民族的要求，尊重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经过相当一段发展阶段，少数民族从单一的语言文字走向双语，再从双语向新的通用语言文字过渡。这个新的通用语言文字，在我国可能是汉语言文字，也可能是各民族语言融合的新形式。但是，这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应顺其自然，要讲阶段论，不要人为地推行超越阶段的做法。人为地、强制性地让少数民族学习汉语言文字，会适得其反。“文革”中的做法就是一个严重教训。正如共产主义是美好的理想，但是不能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就能实现；各民族的融合、各民族语言实现统一，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以共产党人的观点，不能也不可能人为地在短期内实现。”

王群书记听了我的论述，仍是坚持他的惯性思维，继续说：“阶段论要讲，但阶段长了，就会影响进步。”他说：“我认为一个民族丢掉原来的民族语言，不等于这个民族就没有了。比如说我国的满族、回族，虽然原来的民族语言文字没有了，可是他们也有民族语言，汉语已成为他们的民族语言文字了。他们的进步，也不会因丢掉原来的民族语言文字而受影响。满族文化水平，总的来说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还在前列吧？”我说：“满族、回族丢掉民族语言，是在特定的政治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而且也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的。就满族语言被同化而言，是少数民族长期统治多数民族的必然结果。”我又补充说：“据我所知，蒙古民族的文化水平也不低，大中专毕业生，在校人数以及扫盲程度，在50多个少数民族中，除朝鲜、满族、锡伯等为数不多的民族之外，可能就是蒙古族居最高比例。如果不是长期坚持蒙语文为主兼学汉语文的路子，这个比例不会保持这么高的。”

王群书记想了想，又说：“我想，一个民族丢掉了原来的民族语言，仍然会走在先进民族行列。”他引证犹太人的情况说：“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已经用英语了，原来的民族语言恐怕不用，可是犹太人在世界上还是处于科学文化水平先进的民族啊！”听到这里，我说：“以色列犹太人的情况，我知道得不多。但据我所知，以色列犹太人除使用英语外，还用他们的希伯来语。他们在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近2000年，民族语言基本丢失的情况下，新的国家成立后，又把希伯来语恢复为国语。”接此话题，我又从语言与人的感情关系方面，谈了自己的观点。我说：“谈语言时，还要特别考虑语言与人的感情、地域的关系问题。任何一个民族对其民族语言都有深厚感情的。这种感情受到伤害之后，反而产生排他思想、逆反心理，别的民族语言很难被他们接受，而且会因此产生不满情绪和民族之间的摩擦。”

在我们热烈探讨过程中，拉布哈同志进来过两次，催促我快走，都被王群书记阻止了。谈讨近1个小时，拉布哈和王书记的秘书再次走进来，才中止了我们的谈话。临出来时王书记热情地把我们送出门，对我说：“今天谈得挺好，一些问题继续考虑探讨。”我说：“以后书记有时间，我们向您详细地汇报我们的工作情况，请书记给予支持。”书记点头答应。

离开京西宾馆，回到住处，回忆起与王群书记的交谈，一方面高兴，一方面又心生忧虑。因为我们的交谈没有定论，谁也没能说服谁。关于使用什么语言文字蒙古族才能进步快的问题，我虽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但是书记始终固执己见。特别是王书记几次列举满族、回族和犹太人的例子论证他的观点，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如果王群书记将来以此观点对待蒙古语文工作，那么我们的工作难度可就非同一般，我们不就成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队伍中的“消防队”了吗？不去强调学习和使用蒙古语言文字，而去强调学习和使用汉语言文字，那么要我们语委和“八协办”干什么呢？

王群书记谈话的基调是，不论是失掉民族语言，还是没有丢掉民族语言的蒙古族，学习和使用汉语言文字才能进步快。而我却认为，没有丢掉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族群中，主要学习和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兼学汉语文才能进步快，这既符合少数民族使用语言文字的实际，适应民族感情，又适应我国国情。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

二、迷惑不解的信息和指示
我与王群书记谈话后的忧虑，以后的几年中果然陆续灵验了。王群在任期间一直坚持他的大汉族主义惯性思维，阻挠蒙古语文工作和“八协”活动，给我们施加了很大压力。

第一个信号是赵志宏副主席的态度转变。自从新书记来内蒙古不久，政府主管副主席、“八协”小组副组长赵志宏同志不同以往，曾几次提醒我：“今后，协作工作项目和协作任务不要再增加，内蒙古穷，协作多了承担不起。”并暗示这是王群书记的看法。我看出他在“八协”工作方面很为难的样子。然而，党委副书记、人大主任、“八协”小组组长巴图巴根却一再强调：“各协作省区提出的要求，作为老大哥的内蒙古尽量给予满足。”两位领导两种态度、两股劲。所以，我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预感到我这位走钢丝的“演员”又走到难度最大的阶段了。

1988年7月，在新疆召开的第七次“八协”小组会议刚结束不久，即9月29日，“八协办”副主任那仁朝克图去找赵副主席汇报有关传达新疆会议精神事项，请求他主持会议并讲话。出乎预料，赵副主席拒绝主持会议和讲话，还发了一通“无名肝火”，说了许多莫名其妙、令人难以置信的话语。他说：“我是‘八协’小组副组长，又是自治区副主席，去参加新疆会议，还不是正式代表，给我们（指赵副主席和他的随员）发的是列席证。”他申明：“今后我不全面管‘八协’工作，只管教育协作，其他协作的事，你们去找文精副主席（刚由党委宣传部长调任自治区副主席）。”那仁朝克图未参加新疆会议，不明白赵副主席为何发无名肝火，怎么请求也不成。这是我刚回机关上班不几天发生的事情。事关大局，我立即同那仁朝克图、吉木彦（吉参加了新疆会议）一起去找赵副主席，想澄清问题，请他主持会议。但是我们的一切努力，无济于事，赵副主席仍坚持他的观点，并且又说了些令我们伤心的话语。我们对他说的列席证问题给予解释：佩戴的都是“代表证”，人家宾馆有规定，不管什么会都一样，没有“正式”、“列席”之别。但赵仍认为是“列席”。我们回到机关反复研究，找不出赵的“无名肝火”起因何处。我们一致认为，这样下去工作更难做。于是我想再过一个时期，等赵副主席消消气再说。同时让吉木彦同志同新疆语委联系，再次证实代表证的问题。然而等了两个月，赵仍无任何表示。

我觉得以前同赵副主席配合得很好，怎么王群一来他就转变态度了呢？
第二件事是，1988年12月上旬的一天，国家民委副主任洛布桑同志（洛也兼任“八协”小组副组长）从北京打来电话问我：“你知道吗？自治区党委有人准备撤销‘八协’？”突然听此消息，我感到很震惊，回答：“不知道啊！还有这回事？”洛说：“民委文化司的同志接到统战部二司司长的电话，询问‘八协’情况，说在一次汇报会议上，内蒙古党委两位副书记提出，‘八协’机构没有存在的必要，可以撤销。闫明复部长认为事关大局，让二司司长打电话向民委了解情况。”洛又说：“民委文化司同志答复说，在几个语文工作协作机构中，蒙古语文‘八协’是工作很有成就的一个。建立‘八协’又是国务院批准的，内蒙古如果想撤销，就由内蒙古党委和政府写报告，呈送国务院审批。国家民委无权决定。”

我听到这一消息，觉得以前预感到的灾祸可能即将来临。第二天就去找巴图巴根（主任兼“八协小组”组长）询问。巴说：“不知道。”我从他的说话语气中听得出，他很生气。过了几天，我又去找文精副主席（此时文已主管“八协”工作），他也感到很震惊，问我：“两位副书记都是谁？他们有这个意见，为什么不在党委会上提?”我说：“都是谁，不清楚，这件事不是小事，是关系到‘八协’命运的大事。”我想，当时自治区党委正副书记共5位，其中的哪两位我也大概能猜出，但如果未经新来的王群书记同意，他们是决不可能谈及此事。后来又找巴图巴根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巴说：“你别管它，有人提，这是他们个人意见，党委从来没研究过此事，‘八协’受到协作省区蒙古族群众的拥护，对其他少数民族的语文工作也有很大影响，今后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文精副主席也持这种意见。

三、突然调整语委和“八协办”领导班子
自从王群书记上任后，为了得到党委的共识和支持，我一方面组织力量着手写语委和“八协”工作汇报提纲，另一方面向党委申请安排听取汇报的时间。过了一段时间，已写出洋洋6600多字的汇报提纲，口头和书面，分别向我们“八协办”领导请示，党委副书记、“八协”小组组长巴图巴根也多次向党委摧促安排讨论时间，但得到的答复，总是说：“等等，现在太忙，以后考虑”。这样，耐心地等待了两年多，汇报始终未能实现。

1990年2月6日，我有事电话请示文精副主席。文精听完问我：“你知道吗？2月4日党委开会，免了你的党组书记和主任职务，说你已经到了年龄线，让教育厅韦弦接替你的工作。”这个突如其来的话，使我感到很震惊。我说：“我不知道，春节前我还找过周荣昌部长，要求谈谈我离休之后的领导班子问题。周说别忙，等春节过后他一定找我。可是他还没找我，前天见到组织部韩副部长，他也没说呀！”文精说：“我以为组织部已经找你谈了。好了，你做个交接工作的准备吧！”我当时忍不住有点火了，我说：“周荣昌的这个做法真不对呀！过去的一年内我找过他多次，要求谈我下来以后的班子问题。他始终说不忙，又说‘八协’领导班子工作很好，是个团结、工作的班子，说我不要忙于下来。春节前他又保证说，肯定找我，听我的意见。他是说话不算数。我在此岗位上工作这么长时间，任党组书记，他不该没听取我的意见之前，就这么玄而又玄地做出决定。”我又加重口气说：“我去找周部长，问问究竟为什么这么办?”文精听完以后说：“你找周没有用了，要找就去找布主席（布赫当时在党委副书记中分管干部工作），布主席明天就去阿盟。”我放下文精同志的电话，又拨通了巴图巴根主任的电话询问此事（巴刚卸任党委副书记，只任人大主任）。巴也惊奇地说：“怎么？这些事我一概不知道。”他又说：“我问组织部，他们的做法不对！”晚上我直接去布赫家，我概括起来谈了三点：一是说明，党委事先不与我谈换班问题是不妥的，周荣昌多次表示要找我谈，而没谈是不信任我的表示；二是，我多次找组织部谈，改革“八协”、语委机构，暂时建成一个党组，两个并行的机构，既设“八协办”主任，又设语委主任，由一个党组领导。具体人员安排上，让那仁朝克图任党组书记、“八协办”主任，让其他一位同志任语委主任、党组副书记。三是，我到1990年元月满60周岁，1990年还有两件涉及协作工作的事没完成，原打算继续办完，并向各协作省区交待。布主席耐心地听完我的陈述后说：“我以为组织部事先已与你谈了，没同你谈是欠妥的，但是党委决定了，改变是不可能了。不过党委决定免去你的党组书记、语委主任，‘八协办’主任没免呀，这件事还得与有关省区同志商量呀！”布主席又安慰我说：“组织部事多，有时忙不过来做得不那么细致、周到，你也谅解他们。”又说：“至于你考虑由谁来接你的班，党委已经定了，不好再变。”

在返回的路上，我反复思考今天发生的事，觉得这不是孤立的。自王群书记来内蒙后的两年多时间，在我的工作上出现了接二连三的麻烦事，领导层中对语委、“八协”工作所持的态度迥然不同了。对于领导班子换届问题，我找组织部谈过，也找过巴图巴根和政府主管“八协”工作的文精副主席（党委常委）谈过。他们都说：“别忙，你暂时不要有卸任的想法。组织上会妥善处理。”到头来，谁也没和我谈，而且也没征求巴图巴根主任和文精副主席的意见就决定了；还有两位副书记向中央统战部反映，要求撤销“八协”机构，主持领导“八协”的巴图巴根主任又不知道。这些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党内的民主制度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想到这里，我还是想找周荣昌部长当面问个究竟，为什么事先不与我谈。

第二天，我打去电话，周不在，是他秘书接电话。又过两天，组织部副部长韩殿卿来电话说：“周部长现在实在太忙，他让我转告你，过些天要找你谈，他请你对他的难处要谅解。”他又说：“党委领导通知我们，要继续保留你的‘八协’办主任职务。”我说：“我不是不愿意卸任，对卸任早有准备。找你们谈的，主要是关于班子问题。虽然最后决定由组织定，但你们也得走走过程吧！”

快过一个半月，于3月26日，周荣昌找我谈话。这是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实行任免手续的前一天。周一见面就说：“对不起，请你谅解。”事到如今，我的心情基本平静，我也知道这件事主要不是周之所为，但是见到周之后，还是想把压在心底的话倒出来。我说：“中央一再说组织部是党员之家，你把我这个具有40多年党龄的党员也没当成家人。关于换班问题，自去年年初就开始想找你谈，你始终说等等，保证事先听听我的想法。现在已经结束，你说的话成了谎言，你也太不诚实了吧。你即使把我当作内控对象，也得摆摆样子，告诉我一句罢免的话吧！”周荣昌听完我这些尖刻的言语，表现得很平静，仍和颜悦色地说：“老舍你别发火，刚才我说过，你应谅解我的难处，有些事不好向你说。我确实事先想找你谈谈，但在常委会大家一讨论，就出现了变化。原来我们的打算，有的就行不通了。”他又向我说了不少作出决定的经过。最后，他告诉我：“明天人大常委会通过你们二位的任免手续，由韦弦同志接任你的语委主任职务，‘八协办’主任你还任一段，你与韦弦同志共同工作。”

2月初，听到韦弦同志来语委的消息，我只对组织部不征求我的意见表示不满意，而对韦弦本人没有什么不满意的。根据来自各方面的反映，特别是韦弦也向我说过，他一不懂蒙文，二不愿做“民字号”工作，要求另行安排其他工作。根据这些情况，我向周荣昌同志提出：“将韦弦同志放在语委不合适，语委全称是‘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全区蒙汉兼通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很多，偏偏选择一位不懂蒙文的蒙古人领导这项工作。这样做，韦弦本人有难处，社会上的反映也不会好。现在人们议论，‘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来了一位不懂蒙文的主任’。改革开放后，与国际交往会更加频繁，外国学者常来内蒙古，韦弦工作起来也不方便，同时对我们的民族政策也带来负面影响。”我又把我刚来这机关时用蒙语表达困难等情况叙述一遍。周听完这番话之后说：“我们原来不了解韦弦不懂蒙文，有一位老同志介绍说，他是蒙汉兼通，我们就相信了。”我说，你学过外语，“兼通”二字含意你该了解。什么叫兼通？简单的“兼懂”，不等于“兼通”。希望今后选用人才应该考虑扬长避短，不该用其所短，避其所长啊！”他说：“韦弦同志已经任命，目前不好改任，以后再说。”我说：“木已成舟，我没别的意见，只有两点请你考虑：一是我原打算让那仁朝克图接任我，现在已不可能，请组织上考虑如何解决他的扶正问题；二是我的‘八协办’主任半年内办完两件事，就交班。”周部长对此两点表示可以考虑。过后，韩殿卿同志和干部处处长占布拉又来我办公室说：“党委研究决定将韦弦另行安排，请你提供两个机构主要领导人的人选，由谁担任合适。”当时，我还是提出那仁同志任党组书记，另一位任主任（两个正职）的方案。事后没动静，我问韩得到的答复是：“太麻烦了，请你找找布主席谈谈如何！”经反复考虑，此事我再不能管了。

四、接受党委两次调查
调整“八协”、语委领导班子的风波告一段落，但使我不愉快的事仍然接踵而至。
到年底我办完了两件事，一是召开第四次“八协”小组组长会议，将“八协”服务中心楼的问题向各省区交待，做出原则决议；二是拟好第七次“八协”小组会议文件和解决有关问题。办完两件事后我向布赫主席、巴图巴根主任交了辞呈。巴推迟没同意，也没转呈布赫主席。于是我找布赫主席，口头请求辞职。布赫表示考虑，但暂时无结果。正在这个过程中，我受到两次调查。

1990年3月，我进京同洛布桑等同志商量组织编写《蒙古文百科全书》（后改为《蒙古学百科全书》）一事。正当此时，党委派来党风党建工作组，调查在1989年发生学生游行、罢课事件中原党组（指我主持工作期间）的表现。我回到机关不久，于4月18日，以自治区纪委副书记谭博文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又来机关调查此事。这次调查组一到，就找我谈话，着重谈在1989年6月14日学生游行、罢课事件和3、4月份内蒙古有关学校民族学生书写传单事件中，党组所持的态度和措施。由于这两次“事件”刚过半年多，对当时情景我还记忆犹新，依他们所提调查提纲，详细介绍情况。谭博文与我谈话中，反复问“5•19”蒙专学生上街游行的每个细节。我下班回家后，回味同谭博文的谈话情景，越想越感到这里有文章。当天下午到机关，我向机关党委书记道布敦同志询问此事。道说：“你还不知道？上月来的工作组，走时写的调查报告上说，那次蒙专学生游行是你指使的，这件事那主任没对你说？当时那主任证明，没有这回事，他要求把这段话删掉。”我一听这话，才弄明白考核组的来意，于是去找谭博文，当时谭正和蒙专两位领导谈话。和他们谈完后找我，我刚要说“5•19”蒙专学生上街一事时，他打断我的话说：“不要说了，已经搞清楚了，刚才蒙专的乌恩奇（党委书记）、阿迪雅（校长）说明了学生上街的经过。你领导的语委党组，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措施得当，做了大量工作。可以说，在去年学生闹事中，你的工作成绩是突出的。”我问：“这本来是我们做得正确的事，上级为什么还再三调查呢？”谭博文同志说：“有人反映你支持蒙专学生上街。这次搞清楚了，把是非完全颠倒了。”

蒙专学生上街游行的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在这里不得不再费一些笔墨，把事情说个明白。

1989年的全国性学生风潮之前，呼市地区几所高校的蒙族学生中也掀起一股小风波。这股小风波刚结束，就接上了由北京学生掀起的大风波。我们语委党组根据自治区党委部署，在这两次“事件”中，旗帜鲜明地做了大量工作，采取许多有效措施，使许多问题都解决在萌芽状态之中。当5月18日呼市高等院校学生上街游行时，我们同蒙专领导和教员一道，积极进行说服，没让学生上街游行，平稳地度过这一天。然而，这天晚上全市的电台和电视台，受到中央媒体舆论导向的影响，也转播了学生上街游行的消息。当天晚上，蒙专学生从电视屏幕上见到全市其他各高校学生上街，他们认为学校领导和教师欺骗了他们。于是连夜写大标语，组织动员全校学生，计划于5月19日上街游行，以弥补5月18号的落伍。对此，蒙专党委书记乌恩奇夜里打来电话问我怎么办？我答复他们：对上街问题竭尽全力阻止，但要做两手准备，一是找些在学生中威信高、能说上话的教师到各系和班级做工作，劝阻他们不要上街，有什么意见和要求，通过学校领导，或派代表直接向自治区政府和党委反映；二是如果第一方案不行，明天让学生在校园内游行，让老师们做工作，尽量删掉过激的标语口号。并强调指出：要耐心做工作，防止激化矛盾。同时我还告诉他们：“把我的这些意见报告自治区政府指挥部（平息学生闹事的指挥机构）文精和赵志宏同志办公室，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如有不同意见，就按他们的指示办。”放下电话，我又拨了指挥部电话，是文精同志接的，我讲了上述做法。文精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加重口气说：“要耐心做工作，防止粗暴对待学生，不要激化矛盾！”

第二天7点多钟，乌恩奇同志又来电话说：“不好办了，我们锁上铁门让他们在校园内游行，学生绝对不干，扬言要砸烂大门，上街游行。”我问：“你们打算怎么办？”乌答：“不让出去恐怕不行了。”根据这种情况，我说：“如果这样，可以让他们出去，但要注意两点：一是你们两位领导中一人跟学生走，注意动态，回来之后好做工作；二是学生喝水的问题要认真解决，不要什么都不管，为以后做工作创造条件。”乌恩奇同意我的看法，另外他又加了一句：“让学生游行的路线，尽量不通过党委和政府门口，减少社会影响。”我说：“好。”我和乌恩奇又分别将此决定报告指挥部，并通报了语委的其他领导。

这就是“5•19”蒙专学生游行事件的前后经过。这个经过完全说明，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细致的，认真的，无可挑剔的。更何况，这又是全国大风潮的冰山一角。但是，有人却状告我“指使蒙专学生上街游行”，在自治区领导层中也有人利用这个“诬告”，反复调查我。我们当时的表现，王群同志应该是清楚的。他当时让其秘书转告他的指示，让我亲自抓蒙专学生事件，说：“出问题，拿你是问！”当时的指挥部领导也是清楚的。事件过去后，蒙专被表扬过，蒙专的两位领导也分别受到表彰，党委书记乌恩奇又荣获全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称号。我却成了“嫌疑分子”。

我对谭博文等人的调查结果是满意的。谭博文同志不带任何框框，完全是为“求是”而来，经过调查，澄清了事实真相。这时我更悟出，原来自治区党委事先不与我打招呼，免去我的职务的由来，总算找到了解释的理由。我从事这项工作就注意防备迎面而来的抓辫子、打棍子的打压，也要提防背后射来的暗箭。但我不可理解的是，1989年由北京地区引起的学生风波中，我们的工作做得如何，王群同志和其他主管上层的领导最清楚。然而，别有用心的个别人射来的暗箭，王群同志却利用它打压我。于是在4月27日我向王群同志写信，说明：学生风波期间我是如何工作的，自治区党委、尤其您应该清楚，为什么您轻易听信诬告。我提出：“王书记为我洗冤，查清坏人，伸张正义”。将此信又抄报布赫主席、张丁华和千奋勇副书记，但是没见回音。我也料到，写这封信只是出出我的气而已。

五、党委领导的“批复”
1990年7月27日，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根据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意见”，以厅发（1990）84号文件形式，对我们“八协办”呈报的《关于八省区蒙古语文协作工作情况的简要汇报》作了批复（以下简称“党委领导同志的批复”）。

《关于八省区蒙古语文协作工作情况的简要汇报》产生的背景：我们自1988年开始请求给新任书记王群为首的自治区党委汇报语文和“八协”工作，拖了二年多没有实现。到1990年初，王群书记向“八协办”作了一个口头指示，这个指示既由他的秘书电话告知“八协办”，又由巴图巴根和赵志宏同志转达给我，其内容是：“要‘八协办’注意加强交换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自治区送到外省区学习的交换生，在给学友的来信中，有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言论。”其实，“八协办”对交换生的有关资料从来不掌握，我们只掌握交换数字、各专业对口学校。而对学生的具体情况，是由教育行政部门和各个考生学校掌握，选拔输送。对于这些情况，巴图巴根主任和政府主管副主席赵志宏都很清楚。但是，既然自治区党委书记下达指示，我们还是要认真对待的。除立即转告自治区教育厅外，我们还写了一份“简要汇报”，报告了交换生的由来及其这项工作运行情况，附带又汇报了“八协”的一些情况。党委办公厅的84号文件是对这一《简要汇报》的回应，是根据党委领导同志（不是党委）意见作出的批复。这个文件成为我离休之后，在1996年的第九次“八协”小组会议上反复强调的两个文件之一（另一份是国务院国发（1977）138号文件）。然而该“批复”许多地方违背了国发（1977）138号文件精神和“八协”工作实际情况。

该《批复》对“八协办”作了四点指示：“第一条简单地评价了“八协”工作。第二条指出，“怎样利用语文工具才能够取得最快、最佳的效果，这要从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进行长期艰苦的奋斗和广泛的探索”。第三条指出协作工作今后应坚持的指导方针，强调了“要特别注意提高这项工作的政治思想水平”的问题。第四条在招生协作工作中要注意两点：“一是要量力而行。我区是教育文化不发达地区，较多地为区外义务培养人才，一方面增加我区财力负担，另一方面要相应地挤掉我区学生升学机会，引起群众意见。当前，进行对等交换是适宜的……二是注意把好政治关。近几年，有的学生送到外地，没有成才，反而走入歧途，有的多次由外省区向我区邮寄煽动民族分裂的传单。这虽然是少数学生所为，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如果是局外人，看了这一“批复”，我想看不出太多太大的问题。但是对我来说，见了这一“批复”之后，感到弦外之音很强，有的是和我们的实际太不符合。对于“八协”工作评价不高，特别是“八协”自建立到80年代中期的工作评价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没必要争辩。第三条要我们提高这项工作的政治思想水平，总的精神也是对的，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今后还要努力，这是肯定无疑的；但第二条和第四条指示就与实际很不符合了。

批复第二条指出：“怎样利用语文工具才能够取得最快、最佳的效果”。我们的《简要汇报》以及过去所有涉及这类问题的文件和报告中的提法是：以母语是蒙古语的蒙古民族聚居区，要以学习民族语言文字为主兼学汉语文，这是蒙古民族开发民族智力，提高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最佳途径。然而，“批复”却提出，对这个问题“要从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进行长期艰苦的奋斗和广泛的探索”，这分明是不赞成我们的观点和提法，要我们“艰苦奋斗”和“广泛探索”，要改变观点嘛！我一见到这一条就想起1988年春与王群书记那次开诚布公的探讨，认为这个谈话延续到今天，形成了以党委领导同志名义发出的党的文件，仍强调以什么语言文字为主学习文化，蒙古民族才能进步快的问题，他要我们按他的观点做蒙古语文工作。

在内蒙古建立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八省区建立蒙古语文工作“八协”机构，这是党和国家根据蒙古民族学习和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普遍要求，依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各民族具有学习、使用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而建立的。其目的是保障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如果以学习蒙古语文为主兼学汉语文不是蒙古民族进步快的“最佳途径”，那么，以什么语言文字为主才是“最佳途径”、才能得到“最快、最佳”效果呢？王群书记 1988年春开诚布公谈话的用意，现在已经显露出来，就是要我们以学习汉语文为主的目的。如果依照他的这条思路开展工作，那么建立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和“八协”机构，进行省区之间协作，不就变成“瞎子点灯——白费蜡”了吗？国家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上规定的那些有关民族语言文字平等的政策和法规，不就成了“纸上谈兵”了吗？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违背国家的法律法规吗？所以，“批复”中的这一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是违反《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

“批复”中第四条所说的在招生协作中要量力而行的指示，总的精神是对的，“八协”小组一直坚持这一精神。但是，“八协”这个机构建立时期，就有内蒙古对其他协作省区要发扬奉献精神这项内容。因为内蒙古在中国是蒙古族聚居最多的省份，应在蒙古族聚居的省份中位居“老大哥”的地位。因此在第三次“八协”小组会议上，提出大中专学生协作培养问题时，根据西三省区的实际，王铎同志在工作报告中提出，给这三省区40名大专指标（新疆30名、青海7名、甘肃3名），从内蒙古总指标中解决。会后，我们同教育厅研究，经王铎同志同意，从教育部规定的可超招2%的指标中挤占解决。但后来这个办法不知因何故，改成从蒙语授课生招生指标中挤占的办法。

对这40名指标问题，第三次“八协”小组会议之后，“八协办”又写报告，又派专人，我自己也多次去过国家教委、国家民委，要求给内蒙古多拨一些招生指标，解决内蒙古负担过重的问题。其中有一次还是赵志宏副主席带我去国家教委交涉的。国家教委和民委原则上都表示同意，但一直没有落实。在1986年由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赵志宏主持召开的八省区民族教育专业协作会议上（当时我因病入院未参加），教育厅、“八协办”同西三省区代表反复协商，将40名指标中的30名也改成平等对换的办法，只有新疆10名学生仍挤占内蒙古指标。新疆代表回去之后，新疆教委只同意10名对换生，仍有20名挤占内蒙古指标。对此，新疆的巴岱同志（区政协主席、“八协”小组副组长）向巴图巴根主任提出请求，巴图巴根主任又与赵副主席商量，暂时还是实行挤占内蒙古指标的办法。就这么一个问题，在党委办公厅转发的党委领导同志的“批复”中提了出来，这不能不给人一种小题大作的感觉。新疆民族成分多，如果将蒙古族大学生指标增多，在那个计划经济时期，就会影响他们地区、其他民族学生的升学率，新疆教委也有难处是可以理解。其次，就内蒙古而言，外省区蒙古族少量挤占内蒙古指标，也不一定涉及到那么严重的内蒙古财力负担，形成“打肿脸装胖子”，不一定“引起群众意见”。上世纪50年代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向内蒙古提出送30名学生来内蒙古的高级中学学习，当时乌兰夫同志同意无偿给予培养。后来这30名，不仅高中三年，其中多数又在内蒙古大专学校学习几年。这是内蒙古的奉献精神，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体现。

今天，我对这个“批复”说出了多年积压在心底的看法，想说明真实情况，指出“批复”不符合实际的矛头指向。同时，这个以党委领导同志意见形式“批复”，应该批给“八协”小组主管的正、副组长，不应该批给“八协办”，因为这件事不是“八协办”解决得了的。我见到这一“批复”后，按程序向赵志宏（此时文精已调走）、巴图巴根同志汇报如何对待的问题。赵说：“你们写个报告吧！”巴则说：“我不看，因为那个‘批复’是给‘八协办’的，党委下文时没和我打招呼。”对此我有什么办法呢？于是我找党组书记韦弦同志，韦说：“这件事是‘八协办’的事，是你管的，党委下文时把我找去说过，要给党组批，我没同意，我提出要下达给‘八协办’。”我对韦弦说：“党组是既管语委、又管‘八协’的，党组管是理所当然的。”韦说：“反正我说不管。”此时，我这个已成为在“三不管”当中跑腿的有职无权的“八协办”主任。无可奈何，只好召集当时还在任的那仁、吉木彦二位副主任和协作处同志研究，决定写个报告反馈。报告由协作处处长齐达拉图同志起草，我们三位领导几经研究、修改，由我签字定稿，呈送党组书记韦弦和政府副主席赵志宏。韦弦看过后送给赵副主席。等待一段时间，韦弦对我说：“你们写的太长了，同时所问非所答，赵副主席看完之后说：‘放下吧！不好向党委呈送。’”对“批复”的反馈意见，最后到底送没送到党委领导手里，我全不清楚。反正我也有气，我是无法工作下去，决定不再去管此事。并声明：从此以后，“八协”的事由那仁、吉木彦两位副主任负责；他们认为有必要找我的事，可以找我。

六、兴师动众，调查“八协办”，审计“服务中心”
在王群书记的眼里，建立“八协办”、语委这些机构纯属是多余的，而且会影响民族团结的。这种想法是他的大民族主义惯性思维促成的。正如上面所说，他来内蒙古之后不久，就想把“八协”机构撤销或上交国家民委的打算受阻之后，就借1992年开始的内蒙古机构改革的机会采取措施。到1993年初，政府主管民族工作的副主席又换人，由云布龙副主席分管。他同时分管人事、劳动、编办等工作。机构改革工作启动不久，社会上就传出有的领导主张将“八协办”、语委并到民委的消息。机关和社会上的许多同志表示不赞成，他们说，有个专门机构抓民族语文工作还不被重视，如果合并了，工作更难以开展。当时，我虽然等待领导批准辞职，但我毕竟在这两个机构任职将近20年，对其社会作用、蒙古族群众的需求是清楚的。所以，还是从“不管”到管了，决定向云布龙副主席作个详细汇报，以得到他的全面了解，但始终未能如愿。这时，已经传出种种说法，有的说，已经呈报国务院待批。我反复思考，要将语委、“八协办”全部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恐怕已经办不到。加上我原来也有个将“八协”机构从语委分出去，单独建制，以有利于同各省区协作的打算。并把这个打算于1985年曾向巴图巴根主任谈过，巴当时说待到机构改革时再说。

1993年10月13日，我写了题为《关于“八协”机构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呈送政府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同时抄报云副主席和巴图巴根主任。该报告比较具体地回顾了“八协”的由来及其概况，主要阐述了从语委分出来单独建制的建议。巴看后赞成将“八协”机构分出来，建立一个人数少、办事精干的机构。我在呈送这一《报告》的同时，向云副主席提出和他面谈一次，云答应安排时间听汇报，他说“等一等再说”。等到11月20日，云的秘书通知，要在21日上午8时到政府办公厅会议室作汇报。当我向他了解都有哪些人参加时，他说，参加会议的有语委、“八协办”的领导人和办公厅的同志。我高兴地按时到会，却看到参加会的除云副主席、语委、“八协办”领导外，还有其他单位的20多人在座。我为难了，原想将我的苦衷和今后的设想向云副主席谈谈，但是在这种场合，许多问题就不好谈了。我只按上述报告的主要内容和今后“八协”机构如何设置等问题作了汇报。我的汇报结束后，韦弦拿出《党委领导同志的批复》念了一遍，强调“这是‘八协’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之后，云副主席对我的汇报，没表示任何意见，而从文件包里拿出事先拟好的稿子，宣布政府决定：组成由政府副秘书长安扶、民委主任巴音德力海二同志为首的调查组，对八协机构的职能问题进行调查；对“八协办”所属服务中心的基建、经营财务进行审计。当谈到对服务中心财务进行审计时，云布龙强调指出：“对审计结果，如果是合理亏损，政府要拨款解决；如果是非合理亏损，那就不是我们这个范围内解决的事了，要交给监察部门去处理。”并宣布调查组成员单位名单，共20余人。并向我宣布：“‘八协办’要积极配合。”我感到很突然。这么大的事，我作为“八协办”主任，竟毫无察觉。等我冷静下来，却感到既喜又气。喜的是对于服务中心的财务审计我非常赞成，我原来也曾想过卸任之前要进行审计，好向各省区交待。气的是对“八协”职能问题，组织这么大规模的调查，我觉得没必要。这个机构建立至今已经18年，它的性质、任务、方针及其机构的设置，都是在内蒙古党委和政府直接领导下确定，又经过国务院三次下文同意的。那些当年参与组建机构，制定工作方针和政策的领导人，都还健在。如果只从机构改革需要出发，就用不着这么多人，从组织和人事部门调来几位同志调查，找当年组建“八协”机构的王铎、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的洛布桑和仍在领导“八协”小组工作的巴图巴根、赵志宏等领导了解，就可以了，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同时，“八协办”与语委是合署办公，要调查机构职能，为什么不同语委的职能一起调查，而偏偏调查“八协办”的职能呢？因此，我很自然地联想到王群书记对我个人的偏见，想到王群书记在政治上找我的“劣迹”未成，又从经济问题上找我的“腐败”，并想通过调查，给“八协”机构罗织种种“无足轻重”的罪名，否定“八协”机构的作用，借机构改革，达到撤销或削弱“八协”机构的目的。

会后我很不理智、很生气地问巴图巴根主任是否知道派调查组一事。巴说，听汇报的事他知道，他也向云布龙提出要听听“八协办”的汇报，而派调查组一事根本不知道。我对巴图巴根说：“对于服务中心的审计我非常赞成，而对‘八协’职能的调查，我认为是不正常的。”巴此时只任人大主任，副书记职务免去了。第二天他来电话告知我：“昨晚云副主席来找我，说了调查的事，就让他们调查去吧！”

七、将“八协”和语委并到民委
调查组一进“八协办”机关，顿时舆论迭起，人们都来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八协办’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社会上议论纷纷，有些是按自己多年的经验，评头论足：“民族工作总体上‘左’一点好，这些年语委、‘八协’批‘左’多了，有人有看法，要找茬儿了”，“这次调查的矛头指向舍那和巴图巴根”，“对‘八协’政治上搞不出问题，想从经济上抓问题”，等等。还有一些老同志说：“这样派庞大的工作组，进驻政府所属职能机关，在自治区政府历史上也是罕见的。”鉴于上述种种猜测，我和那仁、吉木彦对机关同志违心地说，调查组是为配合全区机构改革工作而来的，大家要积极地配合调查组开展工作。要求“八协”服务中心的领导，将基建、经营的一切收支情况，如实地提供给审计组。

调查组分两摊进行。对职能问题的调查，大约20多天就结束。在调查期间，分别找我们语委和“八协办”领导、处室负责人谈话，查阅相关文献、档案，分头召开几个座谈会，如“八协办”所属几个单位负责人座谈会、内蒙古直属机关，包括大专院校学者、专家座谈会，等等。据传出来的消息看，在这些座谈会上，与会者高度评价“八协办”、语委的工作，一致要求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内大教授陈乃雄（汉族、蒙古语言学家）提出：“语委、‘八协’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斐然。但是1990年（他是指调整领导班子）以来，蒙古语文工作有所削弱、滑坡。希望党政领导对‘八协’、语委加强领导，不能削弱。”事后，社会上传出一位调查组组长说的话：“咳！我们是找撤销“八协”证据的，结果证据没找到，反而听到一致要求加强，不能削弱的呼声。”

对“八协”职能问题的调查，于12月下旬结束。当时调查组答应回去研究，写出报告，向上级汇报之后，要向我们反馈。然而，直到我离休为止，没见任何反馈意见。没有任何一位领导明确告诉我，“八协”工作哪些是做得对的，哪些做得不对，怎么做才能改进，一切都毫无结果。在这期间，我先找两位调查组组长，他们都说：“我们无法回答”，我又找云布龙副主席。起初云副主席对我说：“等研究以后，一定把结果反馈你们。”后来他调离政府，要到党委任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我又向他询问调查结果，我说：“听说您要调到东院（指党委）去，秋菊打官司还有个说法，对‘八协办’这样兴师动众调查，没有个说法，我不好向各协作省区交待呀！”云副主席很诚恳地对我说：“这个结论，不仅我做不了，政府大院也做不了，还需要得到东院（指党委）同意才能定。”我听了他的这番话，冷静地想了又想，不好再催云副主席。在此期间，我听王铎同志说过：“他们（指调查组）来找我说，对“八协”一要撤销，二要上交国家民委。我说一不能撤销，二不能上交。我们是内蒙古自治区，由我们负责管理是对的。”到了1994年3月底传出消息说：党委要正式下通知，将“八协办“、语委并到自治区民委，对外还挂“八协办”、语委的牌子，对内是由民委管理。至此，经过六年折腾，被王群书记认为不利于蒙古民族进步、甚至阻碍蒙古民族进步的语委和“八协办”机构，在各级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下虽未被撤消，但终于归属到民委，职能得到削弱，以他的较为满意的“胜利”而告终。

对“八协”服务中心的审计工作，经过认真的内查外调，反复审计，两个多月后才宣告结束。负责审计的全体工作人员，同“八协办”、语委领导交换意见，宣布审计结果，指出财务管理上有些混乱，也有些铺张浪费的问题，并提出需要注意改进的意见。与此同时，按审计原则提出，由政府负责补助合理超支的95.1万元资金。这次审计，澄清了问题，支持了“八协办”向政府申请拨付补助基建经费和一定数额开办费的要求。但是，我们找云副主席要求解决这笔合理超支资金时，得到的答复却是：“现在财政困难，要等一等。”云布龙在副主席位置上始终未能解决这笔资金。待到换届后，新上任的主管副主席批给50万元，解决了服务中心的燃眉之急。

王群书记由于观念上的分歧，对我个人由热情到冷淡，乃至采取施压，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小事，我不去计较。做人就要尊重自己人格，对于自己认准的事实不能歪曲，正确的观点不能放弃。这样做，当然会招来烦恼和挫折，甚至会牺牲自己，这完全是可能的。然而由这种观点上的分歧，导致王群书记对于蒙古民族从事的事业采取限制和发难，甚至要撤消，这就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带来极为不良的后果。“八协”机构产生过程中，曾遇到过“四人帮”的直接干预，张春桥扣压批复，姚文元派人调查“八协”第一次专业会议的经过，险些被扼杀在摇篮里。“四人帮”垮台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她才正式“落户”，开始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做出历史性的贡献。然而，时隔20年之后，在王群大民族主义惯性思维的干扰下，她又遭逢厄运，险些被撤消和扼杀。这不能不说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蒙古民族文化发展史上出现的又一幕惨剧。但我相信，在广大各民族语文工作者的支持下，特别是在党和国家的正确政策法规指引下，肯定会扭转局势，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八、王群留下的“业绩”
王群是1987年8月派任自治区书记至1994年8月离职的。以上仅是我与王群书记交往中体会到的，他对蒙古语文工作所施加的干扰和阻挠。在这七年中他在其它方面也作出过不少“业绩”。

王群刚来不久，于1988年初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署名文章《内蒙古要甘为沿海当“配角”》，大谈“内蒙古如何如何资源丰富，要为沿海地区的发展做贡献”……等等。当时经济学家们早已经分析出，“沿海地区商品的销售重点在中西部地区。资金、资源倾斜来发展沿海地区是，以中西部地区的牺牲换取沿海地区发展。这种发展必然导致和加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涉及到政治、社会稳定……”。党中央也及时发现这个问题，不久制定了西部开发战略决策。而王群的这个表态无疑是攫取和“贡献”内蒙古资源来换取“表忠”、“表功”的心态。他的前任张曙光上任内蒙古书记后还到各旗县做半年多调查，提出了“念草木经，兴畜牧业”口号，注重生态环境建设。但刚上任不久的他牵涉到胡耀邦总书记的关系，被调离。而王群继任后，大谈什么“近期奋斗目标”、“超常规发展”，在呼盟岭北地区和锡盟地区大面积开荒。国家民委副主任赵延年考察呼盟后，劝谏王群千万不要搞开荒农业。用免征农业税来鼓励开荒，会引起大面积掠夺性游农开荒。王群不听，坚决开下去，给内蒙古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他卸任之后，当地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治理生态环境，仅一个呼盟就以每年100万亩的速度退耕还草。但草原沙化和植被退化的现象，留下了短期内难以恢复的后遗症。

王群惯性思维的另一次暴露是，时任党委秘书长的韩茂华在直属机关党员作的报告中。
1994年3月3日，党委秘书长韩茂华在直属机关党员大会上发表讲话，说什么“内蒙古当前民族分裂活动在加剧……内蒙古地区历来是汉族居住地区；历史上不能说匈奴是个独立国家，何况蒙古！……蒙古人反对国家开发资源……”等等。他的这些撅词，无疑是虚张声势，制造紧张，刚被内人党劫难中恢复元气的蒙古人头上又悬挂了恐吓利剑。他的所谓“内蒙古当前民族分裂活动在加剧”的依据是“蒙专学生向人大提了二十条意见”。向民意机关表达意见怎么就成了“敌情动态”呢？他的“蒙古人反对国家开发资源”的依据是，伊克昭盟准格尔煤矿重点项目开发时，与当地农民集资贷款建成的“富民之路”遭到破坏，多次交涉无果而引起的纠纷。而“炸路、刨坑”的四个农民却都是汉族。

韩茂华的这个讲话当然引起各族干部、群众的强烈反感，不少人冒着风险，写出《一评》、《二评》的文章，批判韩茂华的报告。当时我虽然退居二线，也向内蒙古党委和中央写过《同韩茂华同志商榷》的文章（参见附录4）进行批判。

报告是韩茂华作的，但始作俑者是王群。事后有位自治区副书记透露：“报告是王群授意，宣传部副部长等几个人讨论起草，还征求了几位汉族副书记意见”。这个报告虽然在众多干部和自治区其他领导的抵制下，未形成正式文件发往全区范围，但韩茂华这种人却因此得到王群和继任者的信任，不久提升为自治区党委常委，接着又升任到其它区当了副书记。

北方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