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乌兰巴托，正午阳光下一个历史的影子

乌兰巴托市中心的广场北边（即正面）的人民大会堂（或者说，国会大厅）前，苏赫巴托一百米处，安放了一座巨大的成吉思汗雕像。

一临近蒙古乌兰巴托市区，就会看到红色、蓝色错落的小小屋顶，在草原的辽阔怀抱中，这些色彩十分可爱。然而接近这些屋顶却花掉很长时间，因为车流停滞，寸步难行。

1990年以来，这个城市一定经历了可怕的膨胀。它容纳了蒙古一半的人口，道路未经扩建，就不加节制地引进汽车。蒙古沿用苏俄的右行道路，车也来自苏联。1990年代之后，日本车大受欢迎，问题是，方向盘不加改装，仍在右边。马路上靠右并行着两种规则的车，司机有时在左，有时在右，乘客也常常弄错上车的方向。对我的疑问，蒙古人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手一挥，把这并入游牧民族的自由天性。可是，长久以来，他们却遵从草原的古老契约：上马一定要从左边。我想，也许是城市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太年轻的事物。

像所有（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城市一样，乌兰巴托市中心也有一个广大荒凉的广场，中间的纪念碑/雕塑标识着近代共产主义国家的建立。在这里，苏赫巴托(Sukhbaatar)——蒙古共产党的创建者，在苏联的支持下独立建国。苏联希望蒙古人忘记成吉思汗，忘记他们曾有过骇人的霸业（昔日俄罗斯也是被征服者之一），帮助他们树立近代政治偶像、共产主义信仰和全新的政治经济体制。1991年苏联解体，蒙古全线崩溃。蒙古人重回历史，建立自己的国家/民族认同。他们在广场北边（也就是正面）的人民大会堂（或者说，国会大厅）前，苏赫巴托一百米处，安放了一座巨大的成吉思汗雕像。

广场南边，是一座崭新而丑陋的蓝色玻璃大厦，旁边另一座大厦，写着大大的LOUIS VUITTON。从这边看去，成吉思汗只是正午阳光下一个历史的影子。黄铜色的他越过苏赫巴托，看着路易·威登。他没有坐在蒙古包之中，不是在乱石堆起的敖包之前，他坐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权力机关前，面对着国家转型中的物质欲望，这就是蒙古的今天。

在蒙古的最后一晚，我去拜访了美国人类学家、作家杰克·威泽弗德(Jack Weatherford)。冷战时他无法进入蒙古，1990年代，他到达蒙古，寻访成吉思汗出生、称汗的地方，以此写成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女儿们》，成为许多人了解蒙古的入门读物。他带我们到公寓的阳台上，关了灯，窗外像世界上任何城市一样，灯火辉煌，电视塔兀自高耸在一角。多美的夜色啊！他说。

导游Munya惊叹：好像纽约啊！同行朋友这时唱起路上学会的歌：乌兰巴托，夜色多么宁静，乌兰巴托，约会的人儿多么美好。导游说，这首歌是她从贾樟柯的电影《世界》当中听到。北京有一座世界公园，微缩了全世界的着名景观。一个负责讲解乌兰巴托的女孩，从未去过中国，她会唱这首歌。

在肯特省的长路上，躁狂症患者Munya一刻也消停不下来。我们请她教我们唱这首《乌兰巴托》。她说，以前的乌兰巴托真美啊，小小的，很安静，到处都是图书馆，现在呢，到处都是夜店，喝醉的，吸毒的，没有人看书了，都想着怎么赚钱。然后她捅一下我，指着前座众人鬼祟地说，都怪资本主义。

我和Munya都来自前共产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记忆中的敌人，也是后来的胜利者。Munya从小在乌兰巴托长大，是这个牧民国度的城市女孩。父母也是知识份子，让她从小受很好的教育。她对游牧生活一无所知，成长过程都是社会主义经验，比如说，她可以讲非常好的俄文，“绝对超过一般俄国人，”她说。1991年苏联解体时，她27岁，是一名年轻的地质学家。曾经在苏联留学，和捷克波兰的科学家共同勘测地质。当时，她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出身高级将领，却不喜欢出门工作。失去了苏联的资金，蒙古经济立刻崩溃。Munya的收入无法养活孩子，她离开研究领域，开始做翻译——既然她的俄文那么好，英文学得也很快。现在，48岁的她每天做两份工作，供养孩子读书，女儿在美国，儿子在俄罗斯，分别攻占了两个世界超级大国。

像很多经历社会主义转型的人们一样，她很怀念那个时代，“人人都平等”，“当然，是平等地穷”。她心情很矛盾：“那时候大家都偷懒，不好好工作，反正收入都一样。现在如果努力一点，确实收入比别人高。”除此之外，她想不出现在还有什么好了。

在我的成长中，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否定就像青春期的逆反一样，激烈而不容置否，近几年才开始慢慢反省红色时期留给我们的遗产。所谓转型，似乎真可以背弃过去，到达敌方的阵营，现实却是卡在一个集中了所有恶的混乱地带。无论如何，简单扬弃过去，是不可能的。
对于蒙古的历史和传统，Munya近些年才习得。她进入旅游公司工作，发现外国人（多半是西方人）那么喜欢蒙古风景，为草原和游牧生活惊叹，在这些赞叹声中，Munya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国家，确立了作为蒙古人的自豪感。自然，再次发现、尊崇成吉思汗，也帮助蒙古人萌生“祖上也曾经阔过”的心情。“我要让客户都了解蒙古文化，爱上蒙古。”Munya这样表述自己的工作职责。

Munya声称自己热爱艺术，但是当我请她唱一首蒙古民歌，她张皇失措，用幽默感打发我们：蒙古传统是下午三点之后不唱歌，你们看，都三点五十了！这一天，台湾朋友们因为昨天唱了《中华民国国歌》而生闷气，于是排练了《美丽岛》今天合唱，之后又唱起《亚细亚的孤儿》，车里有点悲情起来，似乎在诉说一些故事，而外人无力回应。我问Munya，不如来唱俄罗斯歌曲吧？她说好啊，这个我会很多。于是我用中文、她用俄文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还唱了意大利歌曲《啊朋友再见》。我们高唱，车内的另外一半在沉默，这是世界的另一个故事。她说，你还会什么？可惜没了，我生于中国转型之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残留。沉默了一会儿，她开始唱《Hey Jude》，这下所有人都加入了。我想起1980年代，东欧青年听到摇滚乐，中国青年听到邓丽君，到底是怎样的心情。Munya一首接一首，唱起英文歌，当她唱到《我心依旧》(My heart will go on)，全车爆笑。嗯，不管过去大家分享着怎样不同的故事，现在英文、披头士和好莱坞已经征服了世界。
2012年0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