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尽迫害的蒙古国内蒙古人

作者：科尔沁哥哥
苏义勒走到教学大楼前，看到副校长站在门口。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布里亚特人，从乌兰乌德来到乌兰巴托已经好几年了。和许多布里亚特人一样，他的名字前半部是蒙语，后半部是俄语----达瓦耶夫。其实，达瓦这个蒙古人很常用的名字，词源也不是蒙语，而是藏语，随着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大量的藏语借词也就同时进入蒙语了。但是达瓦耶夫可不是佛教徒，而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甚至曾经积极参与过肃清宗教势力的运动。在那场运动中，大量僧侣被枪毙，因为他们蛊惑民众，动摇共产主义信仰。在那个时代，任何胆敢与共产主义者争夺民众的势力，必然会遭到清洗。达瓦耶夫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卓越贡献并不仅限于意识形态领域，他还曾积极参与清洗那些有亲日情节的布里亚特人。他是典型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正由于他的坚定和忠诚，苏联派他到蒙古进一步宣传共产主义。于是，他现在的职务便是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党校的副校长，负责为蒙古培养青年干部。当时正值二战刚刚结束。

苏义勒走到门口，很有礼貌地向副校长打招呼问好，然后想走进教学楼去上课。他是内蒙古派来的留学生，来这里学习蒙古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共产主义理论。

达瓦耶夫突然问：“你在满洲国的大学毕业，对吗？”
苏义勒立即紧张地回答：“是的。”
“那你一定会日语啦？”
“是，我会日语。”
“好，你问问这个人，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顺着达瓦耶夫手指的方向，苏义勒看到一个日本战俘站在几步之外的墙边，破旧不堪的日本军服，满身灰尘，战斗帽也脏兮兮的。他脸色灰黑，两手粗糙，虽然身材比较瘦小，但是一看就是干体力活的男人。苏义勒心理很不是滋味，即使是战俘，也不能这样侮辱他。你对一个军人说“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这不是奇耻大辱吗？

达瓦耶夫看到苏义勒犹豫不决的样子，大声催促道：“你快问，照我说的问，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苏义勒只能从命，用敬语对战俘说：“副校长问你，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战俘马上一脸惊奇，沉默片刻，然后清晰地回答：“对不起，我是女的。”

这下轮到苏义勒惊奇了，因为他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粗糙这么脏兮兮的日本女人，但是她的声音确实是女人的声音。他回过头对达瓦耶夫翻译：“她说她是女的。”

达瓦耶夫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我早就看她不对劲，看来真是被我识破了。日本女法西斯！”

日本女人突然插嘴对苏义勒说：“这不是我丈夫的错，他刚开始什么都不知道，都是我自己的决定和行为。是我女扮男装混入战俘里的，我只想和丈夫在一起，他去哪儿我去哪儿，就算死也要死在他身边。都是我一个人的决定，是我欺骗了你们，我女扮男装和我丈夫没关系。对不起。” 她一边焦急地说着，一边下意识地鞠躬。鞠躬，在日本也许只是一种普通礼节，但在蒙古，这意味着屈服认罪。

苏义勒马上翻译给达瓦耶夫，并看到达瓦耶夫的表情从得意转为惊奇，盯着这个女法西斯看。苏义勒觉察到，达瓦耶夫的眼圈有些微红了。但这个魁梧的布里亚特人依然故作镇定，清了清嗓子，对苏义勒说：“你今天别去上课了，给我做翻译。领着这个日本女人跟我来！”

苏义勒领着日本女人跟在达瓦耶夫后边，一直走进学校食堂。一看副校长进来了，食堂里的工作人员都有点吃惊和紧张。达瓦耶夫吩咐他们马上弄点吃的来，并命令日本女人在一张餐桌旁坐下。服务员端来了面包片，沙拉，奶茶，和一些肉。得到达瓦耶夫指示后，日本女人大口大口吃起来。她一边尽量保持着日本式礼节，努力避免露出一副狼狈不堪的吃相，但她却无法掩饰自己的食量，让苏义勒大吃一惊，她居然在不到十分钟内吃掉了三个男人的饭量。不难看出，她一直处于饥饿状态。

苏义勒觉察到，达瓦耶夫的眼圈似乎又红了。这次他也不去故作镇定了，对着苏义勒说：“这个日本女人真了不起。为了自己喜欢的男人，居然女扮男装混入战俘群，被拉到西伯利亚砍伐木材，然后又被转运到乌兰巴托的建筑工地。你问问她，她的丈夫是不是留在西伯利亚了。”

经过交谈后才知道，她丈夫也被一同转运到了乌兰巴托，只是不在同一个工地。她和20几名其他日本战俘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建筑工地，而他丈夫被分配到市内其他工地，具体在哪儿，她也不清楚。在西伯利亚采伐森林时，有百分之十的战俘因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而死亡。然后他们两万战俘被抽调到蒙古，路上又有几十人死亡。

苏义勒每天去教学楼上课时，都能看到校园工地上那些日本战俘在干活，但他一次也没有和他们接触过，也不敢擅自和他们聊天。在社会主义时代，而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刚刚胜利，亲日的蒙古人刚刚被大批逮捕并强制劳动，他怎么敢去和这些法西斯聊天，那不是引火烧身吗？

苏义勒想，也许这些人理应为他们的国家犯过的滔天罪孽做出某种偿还-----付出劳动甚至付出生命来赎罪。当时，无论在苏联还是在蒙古，基本上很少有人同情他们。但是，今天面对着这个日本女人，无论是苏义勒还是达瓦耶夫，都动了同情心。原因大概有两点吧：第一，她是女的；第二，她对自己所爱的人甘愿冒死相随。

人，真是一种奇异的动物。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法西斯主义者，无论古今，无论东西，大家总是很容易被爱情故事所打动。这到底是人性的弱点，还是人性的优点？

但是，苏义勒没有预料到的是，仅仅两年之后，他因崇拜日本法西斯和诋毁社会主义蒙古的言论而被捕，和日本犯人关押在一起，干着同样的重体力劳动。

1981年8月，坐落在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劳改局招待所的一间客房内，苏义勒坐在床上，手里拿着今天上午刚刚接到的平反通知书，此时他已经56岁了。从22岁时在乌兰巴托突然被蒙古内务部逮捕算起，他度过了34年的囚犯与劳改生涯。此时，苏义勒终于变成一个普通人了，再也不是罪犯了。不，应该说他从来就不是罪犯，而是一起典型的冤案。平反与刑满释放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从根本上否定了罪名本身。34年来，他一直坚决主张无罪，渴望洗清冤枉，但是现在，苏义勒似乎没有任何喜悦的感觉。这起冤案，让他付出的太多太多了。他心里，依然充满抱怨，对蒙古内务部的抱怨。

苏义勒把平反通知书放到小桌上，仰面躺到床上，思绪又回到34年前。

中央党校副校长达瓦耶夫把日本女人从建筑工地调出来，在党校学生宿舍给她临时安排了一个房间。然后分赴管理员把宿舍里的所有女生都召集起来，他开始一如既往地训话，但是这次训话，与以往例行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内容毫无瓜葛。他居然号召女生们向这个日本女人学习。从此，苏义勒就忙起来了，因为他几乎成了这个日本女人的专职翻译。女生们与日本女人打得火热，她们几乎都喜欢她的那段传奇般的爱情故事。但是这些女生不懂日语，每次都要找苏义勒来当翻译。一个星期之后，苏义勒终于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女人，她脱掉了那身又脏又破的日本军装，换上了蒙古女生们争相赠送的裙子，长靴，干净的西式女上衣，简直判若两人。女生们还给她送了很多化妆品，经过这一个星期的雕琢，她已经完全脱变为一个端庄秀气的女子。但是，她毕竟是战俘之一，她必须劳动。达瓦耶夫把她调配到战俘诊所当护士，也好与她的同胞们在一起。

日本女人的故事，成了党校内不大不小的一个新闻。等到新闻渐渐平息的时候，苏义勒也该毕业了。考完最后一科，苏义勒自觉很满意。成绩出来以后，果然不出所料，他在内蒙古来的9名派遣留学生中成绩最好。毕业以后，蒙古政府马上把这9名留学生转到另外一处宾馆，办理回国手续。搬到新住处第二天，从内务部来了两个人，说首长要和苏义勒谈谈话。苏义勒根本没料到，这次谈话，会给他带来长达三十多年的牢狱之灾。

苏义勒静静回忆着34年前在乌兰巴托发生的事情，就像过电影一样清晰，他甚至还能清楚地记起内务部长尼玛苏隆的和蔼微笑。

9名内蒙古留学生中，只有苏义勒被带到内务部，在小会客厅等着。没过多久，内务部长尼玛苏隆便走了进来。部长中等个头，却长得很结实，有一副厚实的肩膀。他走进门之后，首先向苏义勒以优异成绩毕业表示祝贺，并希望他们9个人回去以后能够成为内蒙古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发挥骨干作用。整个交谈过程中，尼玛苏隆几乎一直面带和蔼的微笑，语气也平稳。简单的寒暄过后，尼玛苏隆开始转换话题，脸上的微笑仍然时断时续。

“在你回内蒙古之前，特意把你请来，是想了解一下你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一些看法。也想听听你对苏联，中国，日本等周边国家的分析。听说你经常在学生中发表一些惊人的独到见解，让同学们受益匪浅。”

听过部长这几句话，任何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会马上意识到这是一种政治考验。你的回答必须是颂扬社会主义，必须是彻底否定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法西斯的一切。但苏义勒没有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过，他听部长这么一说，反而心里异常喜悦。因为，在平时的闲谈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的观点，甚至有些学生与他发生过多次争论，有时候很激烈，也很不愉快。但苏义勒总能让对方哑口无言，无法反驳。今天，终于有人特意请他来，让他述说分析，而且对方居然是内务部长，这可是平时想见都见不到的大人物。苏义勒终于得到一次尽情述说自己意见和想法的机会，也想通过这次机会把他看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反映给蒙古政府，以便得到及时纠正。

苏义勒哪里知道，正是由于他平时的那些言论引起了蒙古内务部的关注，在意识形态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他表露出的那些想法是非常危险和敏感的，在蒙古和苏联，已经有大量像他这样的人遭到清洗，甚至枪毙，坐牢。苏义勒一直生活在日本占领下的东蒙呼伦贝尔，受日式教育，也没有接触过东蒙的地下党，他仅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毕业生，并在政府机关当公务员。日本战败后，他既感到从重压下解放出来的轻松，也迷恋日本人严谨治学和勤奋工作的环境。虽然他满怀希望地来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受共产主义再教育，但两年的留学生活让他看到好多他认为不合理的东西。苏义勒万万没想到，他的这种双重情感和对政治气候的无知，将给他的一生带来巨大的悲剧。

“首先，我觉得应该马上释放那些内蒙古人。” 苏义勒觉得终于得到了反映正确意见的机会，“我在乌兰巴托街上看到过强制劳动的很多日本战俘，甚至也有中国人。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那样对待我们自己的同胞呢？他们也和你我一样，都是蒙古人。”

部长又开始微笑，并和蔼地说：“那些内蒙古战俘，一部分是德王的手下，另一部分是满洲国军队里的蒙古士兵，他们是投靠日本法西斯的罪人，理应受到惩罚。你不这么认为吗？”

苏义勒马上反驳说：“这不是他们的错，当时的环境，他们是无法选择的，很多人并不是自愿协助日本的。”

部长还在微笑，耐心地解释：“他们有过选择的机会，那就是苏蒙联军攻入内蒙古的时候。我们认为，日本法西斯统治下为日本服务的内蒙古人有三种，一种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他们是反日的共产主义者，比如说哈丰阿，伯颜满都领到的那一部分内蒙古人，他们在苏军攻入满洲后马上起义，杀死控制他们的日本军官。这些人是我们的同志，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将协助他们建立自治政权，并说服中国共产党接受他们。”

苏义勒已经听说，他在乌兰巴托留学的这两年，内蒙古已经有一批共产主义者与中共合作建立了自治政府。

部长接着说：“第二种人，虽然不是地下反日分子，但长期不满日本法西斯的统治，苏蒙联军攻入满洲后，这些人拒绝作战，并马上起义，杀死日本军官，向苏军投降。这些人，士兵我们一律释放，并编入哈丰阿等人建立的自治政府手下。但是上层军官，比如说正朱尔扎布等人，将作为战犯等待处理，不过，苏联和中共都将对他们采取宽大政策。毕竟他们的起义减少了苏军的伤亡，加快了苏军的推进速度。”

苏义勒不假思索地反驳到：“平时服从，危难时刻背叛，这种人居然要受到奖赏吗？”

部长脸上的微笑突然消失了，甚至流露出不易察觉的惊奇和愤怒，但他马上清了清嗓子，恢复了微笑：“这是你的想法吗？ 你认为背叛日本法西斯是不道德的行为吗？”

苏义勒有点不置可否，他在做公务员期间，也有很多日本人同事，当苏军即将攻入呼伦贝尔时，他还到处奔波，安排车辆帮助这些日本人及其家属逃往哈尔滨。他的反驳，听起来似乎是在为自己曾经的行为辩护。否则，他自己不也成了罪人了吗？就算他没有趁苏军攻入之机杀死日本同事，至少他可以袖手旁观，但他却帮日本人逃跑。按部长的逻辑，他也该被强制劳动才对。

苏义勒没有回答部长的问题，而是反问道：“第三种人呢？”

“第三种人就是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行动的人，他们既没有趁日本法西斯混乱之机起义哗变，也没有杀死监控他们的日本军官，甚至给日本人逃跑网开一面。比如说，德王和他的手下就是这种人。这种人将受到严惩。也许你已经听说了，我们已经枪毙了德王的长子。你在乌兰巴托看到的那些内蒙古战俘，就是这第三类。你应该设法理解，分清敌我。”

苏义勒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因为他一直非常敬重德王，而蒙古政府却下令逮捕了德王，这让他感到既愤怒又悲伤。因为这个问题，他和许多蒙古学生争论过。现在，轮到他跟部长争论了。

苏义勒由于激动而提高嗓门：“你们为什么那么听斯大林的？ 不就是因为斯大林不喜欢德王吗？斯大林也太霸道了。他搞的那些个人崇拜，不觉得很可笑很过分吗？”

部长这次似乎并没有惊奇，依然镇静地盯着苏义勒，虽然什么也没说，但却在心里做出一个愤怒的决断：这家伙该枪毙！

内务部长尼玛苏隆一边听着苏义勒如此露骨地批判蒙古政府和斯大林，一边在心里暗暗确认：看来一些党员学生们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仅凭这两项罪名，就完全可以枪毙他。同时，部长也隐约意识到了苏义勒的无知，对共产主义国家政治斗争尖锐性的无知，否则他不会如此胆大包天。想到这里，部长心里泛起一阵淡淡的同情，毕竟这个年轻人只有22岁，他的幼稚看起来或多或少有点可爱。其实，部长心里很清楚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也很清楚斯大林都作了些什么。在某些方面，尼玛苏隆几乎和苏义勒一样厌恶斯大林，只是永远不会说出口而已。但是，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尼玛苏隆也非常感谢斯大林，正是他在雅尔塔力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际承认，并在中苏谈判中寸步不让，最终压服蒋介石。唯一的遗憾是，斯大林没有同意他们趁苏蒙联军打败日本之机一鼓作气合并内蒙古。当时，以乔巴山为首的蒙古政界首脑们，都在暗中周密而巧妙地推行内外蒙合并的进程。可惜，斯大林不赞成这项计划，因为他太顾及西方国际社会舆论了。至于德王，斯大林在莫斯科给乔巴山设宴，庆祝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被中国承认时，就曾经明确点名：“蒙古人中间一直存在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究竟是与俄国还是与日本作朋友。今天，我为正确选择与俄国合作的蒙古领导人敬酒，你们成了一个独立国家的领袖。而那些选择与日本合作的蒙古人，比如说德王，现在已经身败名裂了。为蒙古的领导人，为蒙古的独立，干杯！” 斯大林这几句话，已经给德王定了性。因此，一个稍具外交常识的蒙古人都会明白，必须牺牲德王，以保障蒙苏互信关系。因为，坚如磐石的蒙苏互信关系，才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最大利益。斯大林恨日本人，还因为日俄战争，更因为日军曾经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因此，任何亲日的蒙古人，必须彻底清除。

部长脸上又恢复了微笑，看着面前这个无知但却不乏诚实的青年，有一种可以原谅他的感觉。他既无政治经验，也无外交常识，更没有足够的信息。唉，不知者不为怪。但是，既然有人报告了他的反动思想，我们就必须调查核实，否则，我们会因为失职而自身难保。

部长和蔼地问苏义勒：“听说你曾经说过，蒙古人民共和国是斯大林的傀儡，真有这事儿吗？”

苏义勒马上回答：“说过，但那不是我的本意。当时争论很激烈，我一下子就说出来了。我的本意是想说，斯大林对蒙古指手画脚太多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主权国家，应该完全自主，不该听他的。”

尼玛苏隆有点讨厌这个年轻人了。因为，正是他自己在对蒙古指手画脚，却全然不知，蒙古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双边问题，不需要第三者“指教”。难道你要我们听你的，而不是听斯大林的吗？斯大林手上有百万雄兵，且有能力通过《雅尔塔协定》逼迫英美和中国承认蒙古独立。而你能为我们做什么？如果你的本事超过斯大林，我们当然可以听你的。人不能太贪婪，虽然蒙古在事实上和东欧各国一样，只拥有有限主权，但这并不影响其法理上的独立地位。况且，直到今年（1947）为止，在亚洲只有4个独立国家----蒙古，中国，泰国，日本。

当然，部长不会去和苏义勒争论这些，他今天找苏义勒谈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争论或者说服对方，而是确认一下人们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

部长接着问：“你怎么看待中国国民党？”

苏义勒正想向部长反映一下中国战俘的问题呢，没想到部长主动问了，正好可以顺便说说：“那些在日军阵地上被俘的国民党战俘，他们本来就是抗日的军队，只是在山西战败被俘，被日军强制拉到满洲国挖战壕。你们抓到他们，怎么不马上释放呢？怎么可以把他们拉到这里强制劳动呢？听说他们的伙食比日军战俘还差，死亡率比日军战俘还高。……”

“我们释放了所有被日军俘虏的中共战俘，但国民党反动派另当别论。难道你要我们放他们回去打中国共产党吗？” 部长终于有点不耐烦了，他打断了苏义勒的话，“至于他们的伙食比日军战俘差，那是因为他们干活不如日本人好，你应该知道，中国人总是喜欢偷奸取巧，而日本人却在老老实实地干活。”

部长更加讨厌苏义勒了，因为部长讨厌国民党。记得在中学课本里，1919年许树铮率军攻入蒙古时，曾经挂起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像，逼迫所有蒙古官员鞠躬作揖，而且还说这是你们的父亲（国父）。几乎每个受过教育的蒙古人都了解这段耻辱，尼玛苏隆也不例外。还有一个原因，中国正在打内战，蒙古人民共和国当然会支持中国共产党，而这个苏义勒居然又一次不分敌我。看来，他是在劫难逃了，必须清洗掉。

内务部长尼玛苏隆已经失去了耐心，他决定结束与苏义勒的谈话，虽然还有一部分内容需要确认。打给内务部的报告中，也包括苏义勒美化日本和满洲国的言论，说日本在满洲国搞教育普及搞得很好等等。但是部长已经失去了和苏义勒继续交谈的耐心，他已经决定，剩下那部分有待确认的内容，在逮捕他之后，在审讯的时候再说吧。

但是，尼玛苏隆依然满脸微笑，为的是稳住苏义勒，避免万一。他站起来说：“好吧，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明天如果有时间我们接着聊。你的观点与众不同，很有意思。”

苏义勒走后，尼玛苏隆马上给外交部打电话。新任外交部长扎木斯莱在上任之前曾经负责政治宣传工作。两年前，他负责审核选定内蒙古留学生，当时他首选苏义勒，并对苏义勒充满信心。尼玛苏隆很清楚，在逮捕苏义勒之前，必须与扎木斯莱通通气。而且，苏义勒一旦被逮捕，几乎肯定会被判处死刑。因此，必须事先征得扎木斯莱的同意。这不仅仅是因为苏义勒是他亲自选定的，更因为扎木斯莱是乔巴山的红人，也深得斯大林赏识。这位年轻的外交部长，曾经作为政治宣传员随苏军进入中国东北，而且成绩卓著，深得苏联将军们的好评。

苏义勒回到住处，与其他8名留学生寒暄之后，值班人上楼来通知他，外交部长今晚准备叫他一块吃晚饭。苏义勒喜出望外，他在呼伦贝尔就认识扎木斯莱，那时他还不是外交部长。苏义勒喜欢他的机敏和成熟，那些只会打仗的俄罗斯将领，在政治宣传工作上都得征求扎木斯莱的意见。而且，他在莫斯科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杜鲁门真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一点都没有罗斯福的诚信”，在向餐厅服务员点过酒菜之后，扎木斯莱把菜单不轻不重地甩在餐桌上，愤愤不平地说。他想在转入正题之前聊些别的，免得一开始就弄得俩人都特紧张。

“杜鲁门怎么了？他又在造谣苏联将把内蒙古建立成卫星国吗？” 苏义勒好奇地问。

“不，苏联早已明确声明不会帮助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独立运动，而且已经劝说他们与中共合作，在中国境内寻求自治了。所以，这件事已经不是问题了。那些西方媒体居然为这事儿好一阵吵闹，现在他们安静点了。” 扎木斯莱从烟盒里抽出一支捷克香烟，眼里似乎闪烁着遗憾。他曾经在呼伦贝尔暗中推动过内外蒙合并运动，最后不得不作罢，想必他的心里一定留有遗憾，只是他从来不说出口而已。

“这次他们在协助蒋介石打内战，我早就知道杜鲁门是个十足的骗子。”， 扎木斯莱用火柴点燃了香烟，接着说，“你还记得那个女扮男装的日本战俘吗？我把她送回了满洲，现在她已经回到日本了。麦克阿瑟派运输船把留在满洲的一百万日本侨民运回日本，他的动作这么快，肯定有鬼。”

凭着苏义勒的直觉，扎木斯莱肯定不会这么轻易就释放任何日本人回国。突然，苏义勒心里一惊，猜到扎木斯莱释放日本女人肯定是有条件的：“你派这个日本女人去刺探有关运输船的情报？”

扎木斯莱微笑了一下，心里想，你这小子还算聪明，但你为什么管不住自己的嘴，总在学生中大放厥词，给我惹来这么大的麻烦呢？

“你猜对了，我们保障她丈夫的健康，给与其特别关照和足够的食物。以此为交换条件，让她通知我们那些船到底是不是空船。结果，我们的猜测被应验了。那些到达满洲的美国运输船，装满了国民党的军队，没有一艘是空船。这个杜鲁门，假借运送日本难民，实际上却在给国民党运兵。他们能把一百万日本难民运回日本，就能把一百万国民党军队运到满洲。唉，这下林彪同志可要吃苦头了。我早就知道，美国人是不能相信的，他们一向就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传统敌人。”

苏义勒大吃一惊，首先他吃惊扎木斯莱居然趁人之危，利用那个可怜的日本女人做密探，并把她丈夫作为人质来要挟。当时在蒙古，几乎天天都有日本战俘因劳累和饥饿而死，只要给她丈夫足够的食物，已经能够让这个女人感激不尽了。苏移了暗想，利用一个女人对自己丈夫的痴情，迫使她做暗探，这和逼良为娼已经相差不远了。更让他吃惊的是，苏美都宣布不参与国共内战，杜鲁门怎么可以两面三刀呢？

“当然，并不只是那个日本女人给我们发来消息，苏联和蒙古已经从多重渠道得到了同样的情报”，扎木斯莱把烟头熄灭在烟灰缸里，“不过，斯大林同志早有远见，已经把缴获日军武器全部留给林彪同志了。否则，连野战炮都没有，仅凭小米加步枪，他们怎么能打过国民党呢？我估计，日军的野战炮，至少有好几千门，当然，步枪和机关枪的数量就不用说了。而且，林彪同志也不是好惹的，凭他的军事才能，定会让国民党反动派在满洲横尸遍野。”

服务员端来了酒菜，扎木斯莱开始摆放自己的刀叉。苏义勒还没有完全熟练刀叉的用法，他还是更喜欢用筷子，但是，在乌兰巴托的餐厅里，他根本找不到筷子。

苏义勒给扎木斯莱斟满酒，然后给自己也倒满，用开玩笑的口气说：“斯大林也是骗子吧，和杜鲁门没两样。他给了中共武器。”

扎木斯莱诧异地抬起头直盯着苏义勒，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愤怒和厌恶情绪，但却用威严的口气说：“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说话？你不得罪人心里就不爽吗？”

苏义勒马上意识到，扎木斯莱与斯大林关系很好，他这样说斯大林，也许不够礼貌。但是，他还是不甘心，因为他觉得自己说的是事实。苏义勒接着想到，虽然那个日本女人发来的情报不是关于麦克阿瑟为国民党运兵的唯一情报，但是，扎木斯莱无疑又为斯大林立了一大功，也为乔巴山争了光。甚至，用他们的口头禅来说，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苏义勒再一次默默佩服扎木斯莱的精明，同时也为他不择手段利用那个可怜的日本女人而感到不愉快。尽管如此，为了缓解气氛，苏义勒还是笑起来举杯，“对不起，我不该当着你的面这么说，呵呵。对了，谢谢你点名选我来留学。现在我已经毕业了，回去以后一定做出点成绩来，不辜负你的期待。” 苏义勒心里觉得好笑，自己怎么也学会奉承了呢？大概这不算奉承吧，算是对扎木斯莱长期以来给与自己关照的感谢吧。

扎木斯莱也举起杯，俩人共同喝了一口。

“怎么样？这伏特加还不错吧？”，扎木斯莱放下酒杯，心里盘算着，怎么才能改变苏义勒的偏激反动想法。

“还是不敢恭维，这不和酒精兑水一个味道吗？比起中国的酒差远了，醇香。我不理解你们怎么就不会喝中国酒呢？两年前我特意拿来两瓶，结果这里的人都说受不了那种怪味儿。”，苏义勒总是时刻不忘发表独到见解。

扎木斯莱不想和苏义勒在酒的嗜好问题上争论，虽然他也很不习惯中国酒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怪味儿。他还是喜欢纯正的味道，像伏特加，或者威士忌，没有杂味儿。扎木斯莱想到，看来他们和苏义勒之间，不光是政见的不同，还有许多兴趣爱好上的差异。这也难怪，外蒙古与中国分开已经三十多年了，而内蒙古却一直浸泡在汉文化里，后来又是日本文化。看来，要想拯救苏义勒，得给他点时间。

“你没见过斯大林同志，最好不要妄加评论。”，扎木斯莱终于转入正题，“我有幸与斯大林同志接触过多次，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伟人，而且对蒙古就像对苏联一样热爱。”，扎木斯莱意识到自己想要说服苏义勒，这样做现在还不是时候，于是他马上停下来了。凭他的经验，苏义勒思想的改变，需要两方面的力量：恐惧和诱导。现得让他见识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然后再诱导他弃暗投明。

扎木斯莱最后一次见到斯大林，是在1945年7月。当时，苏联正与国民党中国进行秘密谈判。7月初，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向乔巴山发出紧急邀请，乔巴山一行立即飞往莫斯科，当时扎木斯莱也在随行人员之中。到达莫斯科后，他们一行受到了贵宾式的接待，也许是为了二战中蒙古对苏联的倾国支持而表示感谢吧。乔巴山悄悄向扎木斯莱透露了中苏秘密谈判事宜，并告诫扎木斯莱严守秘密，因为此次谈判涉及苏军对日作战。当时苏联与日本之间签有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对日参战之事必须保密，继续麻痹日本，打他个措手不及，毫无准备。
乔巴山一行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便于克里姆林宫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要进行了秘密会谈。斯大林向蒙古政要透露了谈判进程----与中国的谈判仍然在艰难地进行着，中国人还是不肯轻易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但是，斯大林说，无论交涉多么艰难，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最终肯定会被中国承认。与乔巴山一样，扎木斯莱心里踏实多了，因为他们相信，如果斯大林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肯定不会在谈判结束前就这么断然下定论。不过，扎木斯莱依然在猜测这次苏蒙秘密会谈的目的。如果仅仅是为了透露一点中苏谈判的进程内容，大可不必把乔巴山从蒙古叫来，打个电报就可以了。果然，斯大林马上就提出了这次苏蒙会谈的第二项内容，苏军进攻满洲时，要求蒙古出兵八万，协同苏军作战，攻打并占领满洲国的蒙古人地区及其辖外的内蒙古西部地区。

“天！八万？”，扎木斯莱心里盘算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总人口还不到八十万，出动八万军队？

乔巴山不假思索地欣然答应了。乔巴山在心里快速地概算了一下，当时蒙古国大概有五万军队，可以作为作战主力。另外，临时征调三万新兵，充当运输通讯后勤等兵种。征兵年龄可以扩大到15岁以上50岁以下，这样大概就可以征集到三万人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能力凭自己的军力针对日本和中国打赢一场独立战争，因此需要苏军为捍卫蒙古的独立而流血，就像八年前的哈拉哈河之战（诺门坎战争）一样。但是，蒙古人也不能呆在家里坐享其成，八万蒙古军将协同苏军浴血奋战。乔巴山心里暗暗感谢斯大林给他的面子，也是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面子，胜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蒙古人也应该付出代价，这将成为蒙古人的历史荣誉。

后来，苏联对日宣战仅两天之后，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宣战，八万蒙古军如约攻入满洲和内蒙古。

就在那次跟随乔巴山访苏，使得扎木斯莱有机会与斯大林交谈，并深得斯大林赏识，当场要求扎木斯莱随苏军进入满洲，负责解放满洲之后的政治宣传工作。也正是因为他到了呼伦贝尔，才有机会结识苏义勒。

“我明确告诉你，如果没有斯大林，你我就不会相识，也不可能坐在一起喝酒。”，扎木斯莱以开玩笑的口吻对苏义勒说。

为了照顾扎木斯莱的面子，苏义勒没有继续攻击斯大林，他把涌到嘴边的话强忍着吞回去了，尽管这样做让他很不舒服。对一向心直口快的苏义勒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有话不说更让他难受的了。苏义勒一边思考该怎么评价苏蒙联军出兵中国攻打日本，一边拿起酒瓶给扎木斯莱和自己填满酒杯。

“我听说，苏军在满洲也做过一些坏事。当然，不是我亲眼所见，很难判断那些传闻是否属实。”，苏义勒感觉自己好像第一次学会婉转地表达，以便顾及到对方的面子。

“你是指发生了一些抢劫和强奸事件吗？”，扎木斯莱依然感到很不愉快，尽管苏义勒如此婉转，“那些违纪的苏军士兵已经遭到处罚，但那些国民党的报纸上还是抓住不放。苏军替他们打败了日本，为他们解放了整个满洲，他们不去感谢也就罢了，却总用放大镜盯着别人的毛病不放，一群忘恩负义的家伙。”

扎木斯莱举杯示意，苏义勒也举起杯，俩人又喝了一口。扎木斯莱接着说，“一个腐败独裁，军纪涣散的政党，他们应该很清楚自己的军队都做了些什么。整个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几乎每次行军途中都有中国女人被国民党军队强奸。当然，他们总是说那些违纪军队不是正规王牌军，但是在满洲做坏事的那些也不是正规苏军，都是一些临时征调的囚犯部队，日本投降后，有些罪大恶极的已经被军事法庭枪决了，剩下的正在和日本战俘一起被强制劳动。”

好嘛，打仗的时候用立功赎罪来欺骗征调囚犯上战场送死，日本投降后却以违纪为名收拾他们，这不是斯大林的又一场骗局吗？ 苏义勒干脆不说话了，他知道，只要他一说话，就会和扎木斯莱发生冲突。

扎木斯莱这次没有管苏义勒，自己拿起酒杯喝了一口，然后把酒杯放到桌上推到苏义勒面前，“你看这酒杯，乐观向上的人会欣喜地说里边还有半杯美酒，而一个悲观的人却会抱怨说，这酒杯的一半都空了。但是，你的有些观点不仅仅是悲观主义情绪的影响，还受到国民党反动派以及西方反共势力的误导和欺骗。对于共产主义事业，他们一向是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总是到处找我们的毛病。而我们，应该提高思想觉悟，不要受他们的挑拨和欺骗。苏蒙联军打败了关东军，导致日本最终无条件投降，不但解放了中国人民，还利用对日作战的契机，推动并实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际承认。你好好想想，这杯酒该如何正确评价？”

苏义勒心里觉得可笑，扎木斯莱居然举这种小儿科的例子，关于“半杯空的还是半杯满着”这种说教，他从少年时期就已经听腻了。不过，苏义勒再一次忍让，“嗯，你说的也有道理。”

扎木斯莱已经察觉出苏义勒并没有心服口服，于是决定向苏义勒透露点新内容，“你可能在报纸上看到了，乔巴山同志在日本投降后再次率领蒙古代表团访问苏联，把《蒙苏友好互助条约》继续延长十年，并签订新的经济文化合作协定。我告诉你报纸上没有登的内容，斯大林在宴会上亲口说，蒙古已经在法理上实现了完全的独立，再加上这次我们签订的条约，今后，如果有任何第三国胆敢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那就意味着直接向苏联拥有的所有武装力量宣战。”，扎木斯莱停顿了一下，再一次举起杯，“你是个蒙古人，你说，这杯酒，对蒙古人来说，是空的还是满的。”

苏义勒也举起杯，但却没有正面回答，“我明白你的意思。”

晚饭结束后，扎木斯莱派人把苏义勒送回住处，回到家里思考着这个棘手的问题。说实话，他不希望逮捕苏义勒，因为他觉得苏义勒很有用，毕竟他是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而且精通蒙俄日汉四种语言，如果把他放在合适的岗位，应该是一个很有用的人才。但是，扎木斯莱也有担忧，如果今后苏义勒继续口无遮拦，再被周围报告到上边，他自己也将担负间接责任。

扎木斯莱看看墙上的挂钟，已经快11点了，他还有很多工作需要考虑，不能在苏义勒问题上花去太多时间。扎木斯莱清了清嗓子，似乎已经下了决心，他拿起话筒，拨通了内务部长尼玛苏隆家的电话，这些革命干部，工作都很繁忙，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在一点之前睡觉。“好吧，我找他谈过了，你的意见非常正确，是我看错了人。”

尼玛苏隆笑了笑，“好的，我们明天就逮捕他。从审讯到枪决，程序上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木斯莱放下话筒，深深叹了一口气，他已经记不清了，离他们经过商讨后决定枪毙德王的长子过了几个月，他也记不清这是今年他们决定枪毙的第几个人。共产主义的敌人，一旦得逞，一旦共产主义政权被颠覆，他们这些革命者肯定会被枪毙，阶级斗争是残酷无情的。

第二天，两名内务部干部来到宾馆，向苏义勒传达一项重要决定-----新近成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决定苏义勒留在乌兰巴托，担任自治政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的特派联络员。九名留学生都为这一突如其来的新消息吃惊。苏义勒先是推辞了一番，主张他还是希望回到家乡工作。不过，在内务部干部和其他八名内蒙古留学生的劝说下，苏义勒还是决定留下来担任特派联络员。内务部干部让苏义勒立即收拾好物品，跟他们到另一处特意为他准备的新住处。虽然觉得有些唐突，但是苏义勒本身就没带多少行李物品，收拾起来也很容易。八名同学带着羡慕的眼神一一向苏义勒告别，毕竟苏义勒成绩优秀，委以如此重任也可以理解。他们哪里知道，这就是当时非常出名的秘密逮捕，也就是说，逮捕苏义勒之事，要向其他八名留学生保密。

苏义勒跟着这两个人进入一幢大楼，站在门口看着他们打开一间房门的锁头，不禁有些纳闷，为什么要上这么大的锁？ 走进房间之后，才发现这个房间大的像一个狭长的走廊，走廊尽头还有一道门。三人接着向里边那扇门走去，苏义勒感觉到这两个人从左右两边把手轻轻放在自己肩上，虽然有点不太习惯这种莫名其妙的身体接触，但出于礼貌，苏义勒没有把他们的手推开，也没有说什么。到了门口，左边那人用钥匙打开又一把大锁，苏义勒心里觉得好笑，难道俄罗斯人总是喜欢制造大体积的东西吗？门被打开之后，苏义勒才看到这门是双层的，里边还有一扇铁门，正在苏义勒惊奇不已的时候，铁门也被打开了。两个人突然从两边把苏义勒的肩膀架起来，用力把他推了进去。

“这是干什么？” 苏义勒又气又怒地抱怨，因为他几乎差点被推倒在地板上。但是，那两个人什么都不说，苏义勒这才注意到那俩人脸色铁青，眼神犀利，好像自己是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似的。不等苏义勒反应过来，铁门已经咣当一声被关上了，看到他们俩在给铁门上锁，苏义勒开始大叫：“嗨！你们做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苏义勒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只从铁门的隔窗里看到，另一层木板门也关上了，然后又是上锁的声音。苏义勒开始用手掌拍打铁门，并大声喊叫着：“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说话呀！”

除了自己不停的喊叫声和那两个人渐渐远去的脚步声之外，苏义勒听不到任何声音。脚步声渐渐消失，然后苏义勒隐约听到了关门和锁门的声音，套间外那扇门也被锁上了。苏义勒停止了喊叫，因为他知道，隔着三道门和长长的走廊，外边不会有任何人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他回头环顾了一下房间，空空荡荡，连一张椅子或者一张床都没有。由于这突如其来的愤怒和沮丧，苏义勒靠墙坐在冰冷的地板上，苦思冥想也不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他来说，蒙古人民共和国一直是个谜，尽管在这里已经两年了，但还是有那么多的东西让他无法理解。这里既有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所拥有的自豪的人民，也有飞扬跋扈却也秩序井然的革命党组织；既有飞速发展的国民教育普及和医疗卫生事业，也有随处可见的强制劳动战俘营和从战俘营里不断被抬出的尸体。仅仅两年中，光日本战俘就死亡了近两千人。这里既有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建筑，也有斯大林与乔巴山的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两年时间，对苏义勒来说，还不能完全接受和理解这里的一切。这里既有他的梦想，也有他的失望。

“不行，我得尽快设法与扎姆斯莱取得联系，这一定是一场误会”，盯着被扔到地板上的提包，苏义勒想到。这是他的全部行李，里边主要是一些换洗的衣服和书籍。苏义勒想，只有扎姆斯莱能把他救出来，他是苏义勒最信任也最崇拜的人。尽管扎姆斯莱的有些做法让他不敢苟同，但是苏义勒还是很佩服他的精干和聪明，还有他的勇气和宽容。两年前在呼伦贝尔第一次听扎姆斯莱演讲，苏义勒就被迷住了。而且，与他相识之后，扎姆斯莱也很赏识自己，甚至力举自己到蒙古留学。要知道，当时想来留学的人很多，那可是百里挑一的竞争率。现在，在这突如其来的危难时刻，苏义勒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扎姆斯莱，只有他才是自己的救命稻草。

“我一定要想办法联系到他”，苏义勒依然满怀希望。

整整一夜过去了，没有任何人来打开房间，苏义勒坐在地板上，一直没睡着。这一夜，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担忧未来，也有足够的时间回忆过去。回忆起他第一次遇到扎木斯莱的那片草原，回忆起呼啸而过的苏军飞机，回忆起草丛中肿胀腐烂的日军尸体。

1945年8月，呼伦贝尔草原正值盛夏，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草场，不但草质好，也长得高。八月的草原，阳光灿烂，白云朵朵，微风习习。但是，草原上却出现了一幅奇观，近两千人赶着牛马羊，集中在一块很狭窄的地方，而且马不停蹄地向南方移动着。这么多牧群和这么多的人集中在一片草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在放牧。这是一次大逃亡，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战争难民。由于苏军的突然袭击，日军顷刻之间一溃千里，不明真相的当地牧民，也开始慌慌张张举家南逃，于是便聚集成了现在这副景象。

苏义勒在海拉尔安排车辆，送走了日本同事和家属，然后回到乡下，看到牧民们都在收拾东西逃跑，他也跟随着一块走了。这群人赶着牲畜，走走停停，已经远离了战场。苏义勒骑着马走在草丛中，突然看到前边草丛里好像有人躺着。待他策马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几百具日军的尸体。看来这里曾经发生过战斗，从尸体的状态来看，至少大概是一个星期之前。几乎所有的尸体都肿胀冲水，那些脸都变形胀大，看起来像妖怪。激战过后的战场居然死一般寂静，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似的，只有苍蝇的嗡嗡声在尸体周围隐约回荡。

苏义勒被这副景象惊呆了，恐惧，厌恶，恶心，悲伤，各种复杂的感觉在他胸中掺和在一起翻江倒海。终于，他想到了逃跑，策马回头，苏义勒一溜烟跑回去了。他还没来得及告诉人们他看到了什么，人群骚动起来了，从东北方向，有几辆军车向这里驶来。苏义勒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五辆军车一直开到人群的正中央，蒙古士兵们从车上跳下来，招呼人们聚集靠近。然后，有个年轻军官站在高处开始讲话，这个人就是扎木斯莱，苏义勒也就是在那一天才认识他的。

“大家不要再跑了，都回到自己家安心生活，苏蒙联军是来打击日本法西斯的，是来解放大家的。”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扎木斯莱那纯正的喀尔喀蒙古语，就像磁铁一样一下子就把人们的心吸过去了。 但是，与他的口音相比，他讲话的内容更让大家觉得新鲜。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所有的蒙古人该统一起来了，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人国家。”

他的讲话持续了十几分钟，他谈到了哈丰阿领导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也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号召人们支持这两个政党。接着他便开始攻击国民党的反动腐败和大汉族主义，并告诉大家千万别上国民党的当。讲完话以后，蒙古士兵开始分头给人们发宣传品，并告诉他们，正珠尔扎布中将已经率部起义。苏义勒大吃一惊，在他的印象里，正珠尔扎布一直是关东军的大红人。

就在那天，通过与扎木斯莱交谈，扎木斯莱了解到苏义勒是大学本科毕业，而且精通四种语言，于是便向苏义勒介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和共产主义思想。最吸引苏义勒的是，扎木斯莱断言内外蒙将合并成一个国家。但是，当苏义勒到达乌兰巴托后，扎木斯莱再也不提内外蒙合并的事情了。每次苏义勒追问，他总是模棱两可地转换话题。终于有一次，经不住苏义勒软磨硬缠，扎木斯莱居然说，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我们需要顾全大局，斯大林和毛泽东都不支持内蒙古并入蒙古人民共和国。

苏义勒对扎木斯莱所说的“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还是无法理解，在他眼里，扎木斯莱是个出尔反尔，是个骗子。在苏义勒看来，也许他只是为了安抚人心，临时编出那一套“内外蒙统一”的花言巧语。否则，他怎么就不去落实呢？

1945年9月中旬，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满洲的日本军人和官僚们大都成了俘虏或战犯而失去了自由，等待着他们的将是艰苦的劳役或监禁以及开庭审判。原满洲国兴安北省的蒙古人官员，在苏蒙联军的默认支持下成立了新政府----呼伦贝尔自治政府。其中，扎木斯莱作为占领军宣传部长，主要负责政治宣传和政权指导，而苏军的卡尔洛夫将军作为占领军统帅维持当地治安。扎木斯莱按部就班地指导新政府的工作和安抚民众，短短一个月时间，呼伦贝尔就变得秩序井然了。原兴安北省省长巴图出任自治政府主席不久，从王爷庙（乌兰浩特）来了几个蒙古人，并开始在呼伦贝尔发展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党团基层组织，他们是哈丰阿派来的。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精力派人到呼伦贝尔这么边远的地方，但是，国民党的行动却非常迅速，蒋介石派来一位大员----李祖州。

巴图已经接到通知，李祖州作为国民政府特派员，将率领一支小部队乘火车到达海拉尔。巴图带着他的新政府官员们亲赴火车站迎接李祖州，他旁边站着一个穿当地蒙古袍的年轻人，巴图一边听年轻人嘱咐，一边不停地点头。这个年轻人便是扎木斯莱，今天他特意换上了便服，完全像一个当地的内蒙古人。火车到站后，人们看到李祖州坐在火车头里，后边几节车厢里拉着二三百手持武器的国民党士兵。巴图带着扎木斯莱登上车头，通过李祖州带来的翻译开始交涉，扎木斯莱坐在旁边仔细听着，他不会漏掉一句话。

“现在呼伦贝尔的治安非常混乱，这里既有苏军，也有外蒙军，如果国民党军队进入呼伦贝尔，我们很担忧会发生军事冲突和摩擦。而且，这里盗匪猖獗，到处发生杀人越货的事情。如果盗匪们听说李先生这样的大人物来了，极有可能为了抢夺钱财而袭击李先生，甚至有可能图财害命，杀害李先生。我们的自治政府刚刚成立，大概只有几十人的武装，实在无法担当保护李先生的重任。李先生远道而来，我们非常欢迎，但是考虑到李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能否先请李先生回去，等过些时日，治安状况完全改善之后，我们再请李先生来。”

翻译把巴图的话译成汉语之后，李祖州说要和部下商讨一下。扎木斯莱看到李祖州和几个手下交头接耳，便和翻译用蒙语闲聊起来。

“你是蒙古人吗？”
“是”
“听说王爷庙也成立了自治政府，是哈丰阿领导的共产主义政党，你该找他们去。或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也开进了满洲，你去找他们也行。我奉劝你尽早离开国民党，否则会给你的将来带来灾难。”

翻译早就听出了扎木斯莱的喀尔喀口音，也看到他一直紧跟在巴图身边。

“我回去考虑一下。”
“不用考虑，你该相信我的判断，也该相信我对你的好意，我们都是蒙古人。”

火车开走了。李祖州甚至都没有下车，带着他的小股人马原路退回去了。看着火车渐渐远去，一名穿便装的蒙古特工走到扎木斯莱身边，悄悄地问，“怎么办？要不要消灭他们？便装特工部队已经埋伏好了。”

扎木斯莱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不，放他们回去。”

几天以后，扎木斯莱在驻军指挥部里与卡尔洛夫喝酒。“你让巴图对他说了什么？他怎么没下车就走了？”，卡尔洛夫好奇地问。

扎木斯莱借着酒劲开玩笑说，“我让巴图说，如果他不走，我们就枪毙他。”

“哈哈哈”，俩人同时大笑起来。笑声还没有停，随车送李祖州的自治政府干事走进来报告，“那个给李祖州当翻译的蒙古人叫富灵啊，他在中途下车了，说是顺路回家看看。”

“辛苦了，你的监视任务完成得很成功，谢谢。估计他再也不会回去找李祖州了。”，扎木斯莱站起身，然后回头对卡尔洛夫说，“等我一下，过十几分钟就回来。”

看着扎木斯莱领着年轻干事走出房间，卡尔洛夫心里想，“不愧为是斯大林和乔巴山的红人，他真能干。”

1946年1月，海拉尔
占领军指挥部里，扎木斯莱显得很没精神，他来向卡尔洛夫告别。卡尔洛夫也得到消息，苏蒙联军将在几个月之内全部撤出中国东北和内蒙古。

“算了，哈丰阿等人不是成立了东蒙自治政府吗？内蒙古人至少会得到自治权。” 卡尔洛夫的口气，听起来似乎是在安慰扎木斯莱。去年八月份，扎木斯莱还振振有词地向卡尔洛夫分析远东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辉前景。他断言，就像苏联在东欧建立了许多社会主义卫星国一样，内蒙古将成为东方的社会主义卫星国，这符合苏联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更符合蒙古人的利益。但是，就像哈丰阿等人垂头丧气地从乌兰巴托回来一样，扎木斯莱在听到斯大林反对这一计划时，他的沮丧是可以想象的。虽然卡尔洛夫也曾经为扎木斯莱的计划所打动，但他毕竟是个军人，凯旋而归对他来说也不是很坏的事情，况且他对这片陌生的东方土地并没有多大兴趣。

“美国佬总是到处插手，远东的事情他们也不放过。也许斯大林是在考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压力吧。还有那该死的《雅尔塔协定》，它明确限制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现有的领土，把内蒙古排出在外。” 扎木斯莱愤然抱怨着。在他回国之际，当初进入海拉尔时的兴高采烈已经荡然无存。

卡尔洛夫点燃一支烟，“算了，知足吧，政治与外交有时候本来就是努力与妥协的连锁，没有哪一方会完全满意。《雅尔塔协定》在中国公布之后，居然引发了一场反苏浪潮，承认外蒙古独立，对他们来说也是一颗难以下咽的苦果。当然，我们也有苦果，我们流血牺牲给他们解放了满洲，最后竟然要在他们的叫骂声中撤军。如果我是斯大林，肯定会按兵不动，在满洲培植一批共产主义青年，建立一个满洲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只要苏军驻扎在满洲，没有人敢碰，包括美国。”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外交也不只是凭借军事力量，它需要达成一种共识，形成一种各方都能接受的国际法秩序。看来，内蒙古只能在中国境内寻求出路了。” 扎木斯莱开始找理由安慰自己。

“我相信，如果中国共产党取胜，内蒙古的命运定会发生变化，至少可以保证获得民族自治权。毕竟他们不会承袭国民党式的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政策” 卡尔洛夫开始预测中国和内蒙古未来。

“这一点我的预测和你一样，但我的根据却与你不同。我不相信中国人会有自发式的善心。” 扎木斯莱叹了口气，“如果中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执政党和我们就是同志，况且我们不但为他们解放过一大片领土，也在暗中支持过他们打击国民党。他们会看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面子上而尽量不苛待内蒙古人的。”

卡尔洛夫表示赞同，“到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从东欧到东亚连成一片，我们阵营内的协作和团结将是史无前例的。”

扎木斯莱沉默片刻，“你相信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绝对不会互相敌对吗？”

卡尔洛夫大笑起来，“怎么会敌对？这不可能。我们有着共同的政治信仰----共产主义，我们有着共同敌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互相敌对。”

扎木斯莱微笑了一下，然后马上恢复严肃的表情，“但愿你说的对，否则，一旦中苏中蒙敌对，那将是内蒙古的灾难。一个在外边受了气的人，很有可能回家把气撒到老婆孩子头上。凭实力来看，中国不敢挑衅苏联和蒙古，但他们有可能会把气撒在内蒙古人的头上。到时候，新仇旧怨内忧外患加在一起，他们出手一定最为狠毒。毕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曾经听命于共产国际，而且，内蒙古的自治，也是在苏蒙说服下被中国所接受的。一旦中苏中蒙关系破裂，他们定会复仇的。”

卡尔罗斯一个劲儿摇头，“不会的，你多虑了。再说了，就算中苏中蒙关系破裂，他们也不会对自己的手无寸铁的国民下毒手的，要知道，任何政权都会把维持团作为最高国家利益，只有傻瓜才会亲手播下不和的种子。那种回家拿老婆孩子出气的，都是懦弱的傻瓜。再说了，虽然苏蒙曾经说服中共接受内蒙古的自治，但也同时说服哈丰阿等人放弃独立主张。他们会理性地判断历史的。”

扎木斯莱站起身，“好吧，就算我多虑了吧。”
扎木斯莱终于带着挥不尽的遗憾离开了呼伦贝尔。苏蒙联军进军满洲和内蒙古，名副其实地成为从日本法西斯铁蹄解放中国的一次军事行动，无论是苏军还是蒙军，最终都把这片他们曾经浴血奋战的土地拱手送给了中国。这次对日作战，是缘于著名的《雅尔塔协定》，缘于美苏两大国对战后远东政治格局的妥协和约定。几乎东亚的所有国家都遵守了这一格局的设定。当然，从《雅尔塔协定》到苏蒙联军对日宣战以及最终撤军这一系列过程中，对蒙古人来说也不是毫无收获。首先，蒙古人在中俄之间建立起的独立国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这一国际法地位，使得蒙古民族成为战后初期亚洲仅有的四个拥有独立国家的民族之一。当然，随着日本的败北，朝鲜民族终于摆脱日本法西斯殖民统治，于1948年独立建国。之后，亚洲各地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接连出现了众多的独立国家。相比之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早在1924年就独立建国，1946年得到国际广泛承认，可以说，蒙古民族在20世纪初是走在亚洲各民族前列的。一个人口如此稀少的民族，能够有如此壮举，完全可以说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迹。

要说第二项收获，便是在中国境内建立了民族自治区。清末以来，历届政府都在积极奉行“改土归流”和“废藩置县”的所谓新政。清朝原藩部纷纷被改为省，各民族权益遭到彻底否定。但是，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却意味着对辛亥革命以来的大汉族主义政策的一次有力反击。也许有人说自治区只是个框架而已，但是盖房子先得搭架子，然后再添砖加瓦。中国有五十几个民族，蒙古族在其中人口总是只占第九位，但这个民族却在这个泱泱大国倔强地建立起“民族区域自治”的框架，虽然他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文革内人党事件）。但这个框架已经无法拆除了，它就在那里立着，等待后人来添砖加瓦，等待下一代或者几代蒙古人来把它建设成一座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住宅。

一个人口如此少的民族，居然能在东亚做出如此巨大的成就，显然是由于上一代蒙古政治家们卓越的智慧和非凡的勇气。一个曾经创造过人类历史上最大帝国的民族，在热兵器时代突然降临而失去武力优势的时候，他们曾经的政治与外交智慧却不减当年。他们几乎没有放过一次机会，每一次国际风雨突变的时候，他们的行动总是那么迅速，判断总是那么精确，努力总是那么执著，妥协总是那么理性。

蒙古史-----蒙古人的历程，无论古代还是近代，无论强大还是弱小，这个民族的故事总是充满传奇色彩。蒙古人的历史，就像一首诗，无论激昂的高潮，还是婉转的低回，总会让你体验到浪漫的情调。正如史家所说，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民族。

那么，近代史上，蒙古人是如何在国际强权的夹缝中书写自己的诗篇的呢？美国政治学家斯派克曼把近代以来的美俄对峙比作棋局：
上图棋盘上，我们只能看到两个棋子，它们不是马头，也不是骆驼。这两颗棋子是----白宫与克里姆林宫。然而，谁都知道，在这个棋盘上，还有其他众多棋子星罗棋布于各种不同的位置，互相制衡，共同构成世界政治与外交的地理格局。面对这错综复杂的布局，该做出什么样的判断，该怎么走这第一步棋？
美国政治学家·地缘政治学家·耶鲁大学教授Nicholas J Spykman（尼古拉斯·斯派克曼）对棋局作了如下分析。首先，他把纷繁众多的棋子分成三类，但是为了更加通俗易懂地介绍他的理论，不妨做一下小小篡改，以便突出两大强国：Land-Power(陆地强国俄罗斯)与Sea-Power（海洋强国美国）的对峙构图。
1．（陆地强国）强固心脏地带----Heart Land
2．边缘地带----Rimland(被称为Spykman’s Rimland)
3．海岛地带----the Offshore Islands
4．（海洋强国）----美国（New World）

Spykman所说的海岛地带，不但包括英国和日本，也包括印尼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但是，由于印尼，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与蒙古人没有太大的地缘政治关系，我们不妨再做一下篡改，以便使构图更加明晰。我们可以把英国和日本放入到第二类----边缘地带（Rimland或称为Spykman’s Rimland)。于是，就得到了如下结果：
1．（陆地强国）强固心脏地带----Heart Land
2．边缘地带----Rimland(被称为Spykman’s Rimland)
3．（海洋强国）----美国（New World）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边缘地带”，在地理位置上却是夹在“陆地强国”与“海洋强国”之间的中间地带。之所以成其为“边缘地带”，也许是指它的性质，是居于两大力量之间的某种边缘性力量吧。

蒙古民族正好位于边缘地带附近，便成了“海洋强国”与“陆地强国”这两股力量的边界与缓冲，问题是，从“边缘地带”里有时候会突然冒出一两个不甘寂寞的冒失鬼，比如说日本和德国。它们会打破原有秩序，企图跻身于强国之列。如果他们与“海洋强国”或“陆地强国”中任何一方结成同盟，将大大改变世界政治格局。但是，日本人和德国人，这两个在经济建设上勤奋严谨的民族，在政治和外交上却非常愚笨，他们都选择了同时与两强为敌。

我们再看看Spykman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分析：
1．与位于“边缘地带”的主要强国结成同盟。同时阻止“边缘地带”出现拥有与美国进行单独抗衡能力的强国（比如说希特勒德国与军国主义日本）。
2．尽量阻止“边缘地带”国家之间结成没有美国参加的同盟。同时阻止“陆地强国”间接或直接控制“边缘地带”之国家。
3．欧亚力量平衡会直接影响美国，美国不可采用隔岸观火的孤立主义外交。
4．国家领导人对于道德价值的考量不能干扰国家的外交目标。领导人可以用道德作为追求外交力量的辩护，但在道德带来弱点时就要放弃道德。国家并不是为达成道德价值来追求外交力量，而道德价值是国家用来获取外交力量的。
看看以上观点，我们就会知道，当初蒙古的独立诉求，在地缘政治利益上，必将遭到美国的反对。因为，一个新型的亲俄国家的诞生，不符合美国利益。而中国的弱化，将刺激日本过分强大，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至于“民族自决权”等道德价值，有时候是可以放弃的。
至于二战即将结束之际，美国与苏联在雅尔塔达成协议，逼迫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那是因为“陆地强国”与“海洋强国”偶然而暂时性地携手，共同灭掉“边缘地带”上冒出来的两个过分自大也非常愚蠢的冒失鬼：德国和日本。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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