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甫（墨尔色）领导的呼伦贝尔独立运动

郭道甫(1894～?)，本名墨尔森泰，又称墨尔色，号浚黄，字道甫，达斡尔蒙古族，郭博勒哈拉，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内蒙古鄂温克旗巴彦嵯岗苏木莫和尔图嘎查人。祖父成善，民国初年任呼伦贝尔副都统署左厅正堂，谥副都统；父亲荣禄，任索伦左翼镶黄旗总管。

郭道甫幼年在家学习满文，稍长入海拉尔满蒙学校，拜呼伦直隶厅同知翟文选为师学习汉文。1910年，入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4年后毕业；1915年，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由于他勤奋好学，很快掌握了满、蒙、汉和俄语基础知识，从而为他日后发挥演说才能和接受先进思想、著书立说打下了坚定的基础。1917年夏，正值郭道甫在京学习期间，呼伦贝尔地区发生巴布扎布残部色布精额匪乱，家乡遭到严重摧残，郭家亦遭劫。不得已，郭道甫与其他在京求学的学生陆续返回家乡。

面对一片废墟的家乡，郭道甫在内心产生了拯救社会、振兴民族的愿望。特别是他在内地求学期间耳闻目睹要求社会变革的呼声――与当时呼伦贝尔当局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情况时，他的这种愿望变得更加强烈。他“联合同志敖民泰等30余人研究教育”，利用自家房舍，于1918在海拉尔办私立学校，自任校长，“以初等国文教科书课旗人子弟”。呼伦贝尔现代民族教育由此开始。郭道甫还与上述人等组织呼伦贝尔学生会，并于当年冬季以蒙古族代表的身份和学生会的名义，参加在俄罗斯上乌金斯克城召开的布里亚特蒙古民族大会。

1920年春，郭道甫创办的私立学校由呼伦贝尔副都统署改为蒙旗官立学校，郭仍任校长。同年夏末秋初，海拉尔地区发生鼠疫，学校停课，郭回到莫和尔图。当年冬季，在父亲的资助下(1000块大洋和10头牛)，他与同回到村里的福明泰(敖民泰)建立学校，招收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子弟入校学习。次年，为了恢复在海拉尔的官立学校，他亲赴京津地区筹款；秋季，学校复课，郭任校长，福明泰任副校长；学校设中学部、小学部，所学课程是辛亥革命后新编的教材。与此同时，他们还从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聘请女教师索尼到校任教，传授俄文和科学技术知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

1922年，由于在办学方针上与当局发生分歧，加之蒙古平民革命的成功，郭道甫深感“旧势力的黑暗”，亦感到教育毕竟不能达到改革政治的目的，迫于压力，辞去校长职务。次年初，赴北平，经时任蒙藏学校校长金永昌推荐，任学校教员、学监和北京政府中俄交涉公署署长王正廷的秘书、咨议处俄文翻译。

1923年6月，王正廷派郭道甫前往乌兰巴托，考察“外蒙古独立”情况。其间，郭道甫撰写了《新蒙古》一书，介绍革命成功之后的蒙古情况；去莫斯科会见苏联共产党负责人，要求他们支持内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他的上述活动遭致王正廷的不满，未等考察结束，即以“赤化”之名革掉他的职务。郭道甫回到家乡，被黑龙江军务督理朱庆澜任用，旋即因王正廷函告郭是“赤化分子”而再次被解除职务。虽然如此，郭道甫仍在家乡宣传蒙古平民革命，并在呼伦贝尔学生会基础上，于1923年底、1924年初组建“呼伦贝尔青年党”，接受“外蒙平民革命党”的主张。

1924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年会，郭道甫代表蒙古地区出席会议，并就蒙古教育问题发表演讲(后以此为基础，作《蒙古与教育》一书)。随后，南下广州，会见孙中山先生，同他交谈蒙古民族的解放问题，使郭道甫深受三民主义的影响与鼓舞。同年，郭道甫作《蒙古问题》、《蒙古民族自决运动》等文，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与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白云梯和福明泰等人筹划组建这一组织的工作。

1925年10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召开，正式宣告这一组织的成立。大会选举白云梯、郭道甫、福明泰等21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白任委员长，郭任秘书长。大会通过了由郭道甫等人主持起草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纲》、《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大会宣言》等一系列文件。这一年，郭道甫还以冯玉祥秘书和西北督办署咨议的身份活动于内蒙古西部地区，后赴乌兰巴托，并于次年返回家乡。

1926年初夏，根据共产第三国际的指示，郭道甫到阿拉善旗一带宣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主张，开展组织工作，派人发动武装暴动(次年4月举行，失利)。这一期间，由于政治信仰不同，郭道甫与白云梯发生严重分歧，遂去乌兰巴托，向第三国际揭发白的错误。次年，郭道甫在蒙古被选为全国职工总工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并代表蒙古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工联会议，当选为工联委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的斗争亦日趋激烈。有鉴于此，在第三国际的指导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于同年8月在乌兰巴托召开特别大会，并以郭道甫在指导阿拉善旗革命运动上的严重错误为由，决定暂停他的中央秘书长、中央执行委员职务。此后，在第三国际的指示下，以留苏、留蒙的内蒙古革命青年为主体，创建新的组织― ―内蒙古革命青年党，并断绝与白云梯为首的“三民主义派”的一切关系。郭道甫、福明泰加入了这一组织，并成为主要负责人。

1928年7月，在第三国际和“外蒙古”的指示与协助下，郭道甫、福明泰等人在新左旗秘密召集呼伦贝尔青年党会议，决定“以武装革命，恢复呼伦贝尔的完全自治”。他们提出：“我们运动的目标，是要蒙古人民来治理蒙古，我们不再要腐败的王公制度，我们不愿再受贵族阶级的宰割，我们是要近代的民治主义”。同时，由郭、福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组织千余人的呼伦贝尔骑兵团，“向海拉尔、兴安岭、满洲里三路进攻”。由于计划的失误和力量的悬殊，加之苏、蒙军未予配合，青年党及其武装未能攻下海拉尔，并在东北军的镇压下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这一期间，郭道甫与福明泰又因军事上的失利而发生分歧，并导致双方支持者的冲突。郭以“争持日久，则必酿成外交上的纠纷。不但地方上的事情不堪收拾，就是权利上的损失，也必致没法儿补偿”，遂在有关人员的调停下，以“政治问题”解决呼伦贝尔为条件，郭去奉天(沈阳)接受议和，福明泰则带领部分人员退往乌兰巴托。

呼伦贝尔青年党的暴动虽未成功，但其以争取“呼伦贝尔自治”而在内蒙古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大革命失败后少数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重要尝试。新巴尔虎蒙古族的人民至今还念念不忘这位当年曾领导他们暴动的墨尔色先生。

“奉天议和”之后，郭道甫任东北长官公署咨议。同年冬，郭在奉天组建蒙古文化促进会，并以该会名义创建东北蒙旗师范学校，自任校长。从此，“解去戎衣，恢复书生”，致力于为蒙古民族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上，“欲以造就为蒙古民族奋斗之人才”。他所创办的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是蒙古民族近代科学文化人才成长的一个重要摇篮，亦造就了为争取蒙古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大批有识之士，它在内蒙古的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郭道甫在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同时，对政治问题仍予以关注。1929年，他出席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三次预备会议，演讲蒙古问题，阐述了经自己10余年观察和实践而总结出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观点，为后人留下了《蒙古问题讲演录》一书。“中东路事件”发生后，海拉尔成立以福明泰为首的呼伦贝尔青年党“苏维埃政府”。郭道甫发表演说和出专著《呼伦贝尔问题》，详尽介绍了呼伦贝尔的历史和现状，主张在不脱离中国的前提下，“准许他们自治民治”。同年，郭道甫辞去蒙旗师范学校校长职务，成为张学良的秘书。

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郭道甫带领呼伦贝尔学生回到海拉尔。途中，他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声明：誓死不做日本人的奴隶，要和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同年12月，郭道甫在去苏联驻满洲里领事馆以后失踪。此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有关郭道甫的下落一直众说纷纭。

1989年5月，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传来平反昭雪通知：当年郭道甫进入苏联领事馆以后，即被他们有关机关秘密逮捕，以在内蒙古地区煽动民族主义、从事间谍活动、企图挑起武装冲突等罪名被判处死刑，后于1934年改判10年徒刑，送劳动营改造。同时称，有关档案中没有逮捕和诉讼等文件。而最后的下落，亦无交待。

郭道甫是呼伦贝尔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80年代，由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少数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达斡尔族简史》称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活动家和教育家，也是内蒙古早期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之一。

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东北局势发生动荡。当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郭道甫和福明泰遂返回呼伦贝尔，决定以呼伦贝尔青年党的名义发动武装革命夺取呼伦贝尔政权并实现完全自治(郭道甫《呼伦贝尔问题》，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

同年7月，郭道甫策动新巴尔虎左翼正蓝旗保卫团起义，建立了呼伦贝尔平民军。然后派人向呼伦贝尔副都统送交了宣布统一内蒙古，蒙古人自治的通告；同时致书呼伦贝尔道尹赵仲仁，提出撤换副都统贵福，左右厅长等重要官吏由呼伦贝尔人民选举产生呼伦贝尔的租税中除关税以外一切由蒙旗方面征收"，一切地方行政由蒙古人行使，并应将中国军队撤退等要求。贵福和赵仲仁立即与当地驻军商定，派部分军队进驻新巴尔虎左翼地区；同时派人与郭道甫交涉，提出可以改善行政，但决不允许变更制度，要求青年派立即解散军队，并派代表前来谈判(田中文一郎《呼伦贝尔事件的经过》,1928年9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
　　
8月中旬，平民军骑兵切断了海拉尔至满洲里间的铁路运输和通讯，袭击了黑龙江督军万福麟的专列。万福麟从黑龙江增调两个步兵旅、一个炮兵团和一个骑兵团及空军，开始向青年党、平民军控制区推进。同时，赵仲仁与海满警备司令梁忠甲联名发布满汉文通告，宣称青年党是"土匪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活动，若有不同政见可以和平商量。并指派呼伦贝尔左厅厅长成德和左右厅会办凌升前去交涉（同上）。
　　
经过多方交涉、疏通，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决定将呼伦贝尔青年党事件视为政治问题，以和平方式谈判解决，并请郭道甫的启蒙老师、奉天省长翟文选致函规劝。郭道甫等人鉴于继续对峙下去必将引起更大纠纷，地方秩序不堪收拾原有权利亦会损失，遂决定让步（郭道甫《呼伦贝尔问题》）。
　　
9月，青年党方面仅以（副）都统衙内添设参议厅，容纳青年党人物，并以增加常年行政经费、教育经费，及增编蒙旗守备队等"作为条件，与东北当局达成协议，使事件和平解决。之后，郭道甫只身前往沈阳，被张学良聘为秘书，后来又在沈阳创办了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拒不妥协的福明泰等人，则撤往蒙古人民共和国。而东北当局的种种许诺，事后并未付诸兑现。